爱华网《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四十回，题“燕北闲人著”，有光绪四年（1878）聚珍堂活字本和勤裕草堂托上海著易堂书局代印的铅印本。
《儿女英雄传》中有两回提到《红楼梦》里的内容。
第二十六回中写道：“这却合那薛宝钗心里的‘通灵宝玉’，史湘云手里的‘金麒麟’，小红口里的‘相思帕’，甚至袭人的‘茜香罗’，尤二姐的‘九龙珮’，司棋的‘绣春囊’，并那椿龄笔下的‘蔷’字，茗烟身边的‘万儿’，迥乎是两桩事。”
第三十四回中写道：“就拿这《儿女英雄传》里的安龙媒讲，比起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虽说一样的两个翩翩公子，论阀阅勋华，安龙媒是个七品琴堂的弱息，贾宝玉是个累代国公的文孙，天之所赋，自然该于贾宝玉独厚才是。何以贾宝玉那番乡试那等难堪，后来直弄到死别生离？”
《儿女英雄传》中出现《红楼梦》里的人物和故事，表明《儿女英雄传》的成书时间在《红楼梦》之后，对此大家应该没有异议。问题在于《儿女英雄传》卷首载的三篇序文的落款时间与目前红学界对《红楼梦》的成书时间的判断产生了矛盾。
《儿女英雄传》的三篇序文：其一、首题“《儿女英雄传》评话原载序文”，末署“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其二、首题一个“序”字，末署“时光绪戊寅阳月古辽阆圃马从善偶述”；其三、首题“弁言”二字，末署“时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识”。阏逢摄提格为甲寅，“雍正阏逢摄提格”，是指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乾隆甲寅是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
观鉴我斋在雍正十二年就给《儿女英雄传》作了序，表明《儿女英雄传》的成书时间在雍正十二年之前。其中提到《红楼梦》里的人物和故事，自然表明《红楼梦》也成书于雍正十二年之前。如此一来，《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就不是胡适、周汝昌等先生所说的在清乾隆年间，至少要提前到雍正年间。土默热先生和欧阳健先生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试图以此证明《红楼梦》成书于康熙、雍正年间。
乍看起来土默热先生和欧阳健先生的观点似乎“有理有据”，然而二位先生所依据的观鉴我斋序和东海吾了翁弁言的可信度则存在很大疑问。因为观鉴我斋序的落款时间和东海吾了翁弁言的落款时间与《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在世时间以及《儿女英雄传》中所反映道光时期问世的小说内容之间存在较大矛盾。
早在1924年，大白先生就指出所谓的观鉴我斋序和东海吾了翁弁言是后人的伪作，理由有二：一是《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铁仙为清道光以后的人，著书时代当在清同治年间。二是《儿女英雄传》中出现道光末年常州知府旗人挂竹孙所刻《品花宝鉴》里的人物，表明其成书时代当然在道光季年以后。（见大白《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底成书时代》，资料来源：艺苑论坛网站）。胡适先生也指出观鉴我斋序系后人伪托。（见《胡适文存三集》卷六）。
我认为大白先生和胡适先生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儿女英雄传》署为“燕北闲人”著，作者真名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之次孙。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在世，生卒年不详。
马从善在光绪戊寅阳月为《儿女英雄传》所写的序中说：“余馆于先生家最久，宦游南北，遂不相闻。昨来都门，知先生已归道山。访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无从收拾，仅于友人处得此一编，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马从善在文康家居馆最久，与文康交往密切，对文康的情况比较熟悉，其关于《儿女英雄传》为文康著作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
文康在世时间为道光至光绪年间，在乾隆五十九年前还没有出生，就更不用说在雍正十二年之前了。其著作的完成时间也应该在道光至光绪年间。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在乾隆五十九年之前还没有写出，自然不可能有人在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为其作序。
从《儿女英雄传》原著里的内容看，也应该是晚清的作品。
《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一回、第三十二回、第三十九回等章回中提到《施公案》及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如第三十二回邓九公道：“何尝不要回来？也是不空和尚闹的，他说明日有好戏。果然昨日换了一个‘和’甚么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对我的劲儿。”
《施公案》，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晚清小说。8卷，97回，未著撰人。大约由于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文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现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庆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现尚存多种道光年间的刻本。小说的中心人物施仕纶，实即康熙年间施世纶，字文贤，清汉军镶黄旗人，曾任扬州、江宁知府、漕运总督等官，著有《南堂集》。《清史稿》有传。
《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中写道：“最奇不过的是这老头儿家里竟会有书，案头还给摆了几套书，老爷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国演义》，一部《水浒》，一部《绿牡丹》，还有新出的《施公案》合《于公案》。”《施公案》大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儿女英雄传》为《施公案》新出不久的作品，其写作时间也应该在乾隆、嘉庆年间。
除了《施公案》外，《儿女英雄传》中还提到道光年间问世的《品花宝鉴》里的人物。
《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中邓九公道：“我只纳闷儿，怎么状元夫人到了北京城，也下戏馆子串座儿呢？问了问不空和尚，才知那个胖子姓徐，号叫作度香，内城还有一个在旗姓华的，这要算北京城城里城外属一属二的两位阔公子。水蛇腰的那个东西，叫作袁宝珠。我瞧他那个大锣锅子，哼哼哼哼的，真也像他妈的个‘元宝猪！’原来他方才说那‘肚香’‘肚香’，就是叫那个胖子呢！我这才知道小旦叫老爷也兴叫号，说这才是雅。我问不空：‘那状元夫人又是怎么件事呢？’他说：‘拱肩缩背的那个姓史，叫作史莲峰，是位状元公，是史虾米的亲侄儿。’我也不知这史虾米是谁。又说：‘那个黑小旦是这位状元公最赏鉴的，所以称作状元夫人。’我只愁他这位夫人，倘然有别人叫他陪酒，他可去不去呢？”
邓九公所说的徐度香、袁宝珠、状元夫人、华公子等，都是陈森《品花宝鉴》里的人物。
陈森（约1797～约1870），字少逸，江苏常州人。他科举不得意，道光中寓居北京，熟悉梨园旧事，遂以清代乾隆、嘉庆中优伶生活为题材，写出《品花宝鉴》前30回。道光二十九年（1849）作者自广西返京，始成全书，共60回。
《儿女英雄传》里提到《品花宝鉴》里的人物名字，表明《儿女英雄传》成书时间晚于《品花宝鉴》，这应该没有异议。《品花宝鉴》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后才完成全书，表明《儿女英雄传》的写作时间至少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之后，即《儿女英雄传》应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后的作品。
《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于道光初年至光绪初年在世，《儿女英雄传》成书又在道光二十九年以后，东海吾了翁怎么可能在乾隆五十九年为其作序？更别说是在雍正十二年观鉴我斋为其作序了。由此可以断定，所谓观鉴我斋序和东海吾了翁弁言都是后人伪托无疑。
欧阳健先生则不承认观鉴我斋序是后人伪托。他在《明义〈题红楼梦〉的真伪之争及由此“逼”出来的“异说”》一文中说：“《儿女英雄传》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雍正十二年（1734）观鉴我斋所见，书名尚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参》，题‘燕北闲人撰’；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东海吾了翁见到时，除署‘燕北闲人撰’外，又添了‘为新安毕公同参，为观鉴我斋序’，他因惜‘原稿半残缺失次’，便‘为之点金以铁，补缀成书，易其名曰《儿女英雄评话》’；至光绪四年（1878），马从善始有‘《儿女英雄传》一书，文铁仙先生康所作’等语。”
按照欧阳健先生的意思，《儿女英雄传》是文康在《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基础上删削改编而成的，而《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早在雍正年间就问世了，观鉴我斋序正是其在雍正十二年为《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所作的序。
欧阳健先生的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却缺乏依据。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是同书异名，这在该书缘起首回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不存在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的问题。
前文已经论述过，观鉴我斋序和东海吾了翁弁言系后人伪托，欧阳健先生则根据这两篇后人伪托的序和弁言来推测《儿女英雄传》的成书过程，遽然认定《儿女英雄传》是在雍正年间问世的《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基础上删削改编而成，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如欧阳健先生所言，《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在雍正十二年前问世，观鉴我斋在雍正十二年为《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写了序，也不等于就是为《儿女英雄传》写序。因为《儿女英雄传》既然是在《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基础上删削改编而成，有删削就有增添，增加一些新内容也是自然的，此时的《儿女英雄传》已经不是《正法眼藏五十三参》了。因此，观鉴我斋为《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所作的序不能算是对《儿女英雄传》所作的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观鉴我斋的序是真的，只能证明《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成书于雍正十二年之前，但却不能证明《儿女英雄传》也成书于雍正十二年之前。
进一步讲，如果《儿女英雄传》是文康在道光年间在《正法眼藏五十三参》的基础上删削改编而成，那么文康在删削改编过程中，能在其中加进道光年间成书的《品花宝鉴》、《施公案》里的人物和故事，自然也能加进乾隆年间成书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和故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所谓观鉴我斋的序都不能证明《儿女英雄传》成书于雍正十二年之前，更不能以此证明《红楼梦》成书于雍正十二年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