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 孙国峰
安倍经济学涵盖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刺激和经济改革“三支箭”。从日本当局的意图看，第一支箭是核心，旨在以超宽松货币政策压低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刺激私人投资和企业盈利预期，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增强财富效应，以财富效应和通胀预期刺激消费，通过投资和消费联动提振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财政刺激和经济改革提供助力，加快经济复苏的正向循环。
市场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应
由于4月4日公布的第一支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规模远超市场预期，加上日本出口改善、今年第一季度GDP增幅达到3.5%，日股上涨与日元贬值相互联动，日经225指数曾上涨了29%，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贬值了10.3%至103.74日元，而受央行通胀目标影响，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0.33%的历史低点迅速攀升，5月23日一度突破1%，出乎日本当局意料。由于6月5日公布的第三支箭回避劳动力市场改革(据估计日本企业冗员多达460万人)，也未涉及商业团体企盼的全面下调税率，市场对安倍经济学的信心由强转弱，日本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至6月21日日经225指数回调17%，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弹5.9%至97.9日元，日元贬值利好和股市上涨的财富效应迅速缩水，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徘徊在0.9%左右，是第一支箭公布前的两倍多，这也是日本当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安倍经济学存在内在矛盾
安倍经济学一度增强市场信心，日本出口和实体经济也确实受益于去年9月以来开始的日元新一轮贬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大幅波动，安倍经济学的内在矛盾也逐渐暴露。
一是第一支箭存在内部矛盾，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预期与压低市场利率之间的矛盾。日本央行提出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如果市场确信如此，则名义利率将随通胀预期升温而上升，这与央行购债试图压低国债收益率存在内在矛盾，一旦投资者担忧利率上升而抛售日本国债，国债收益率就会逆央行之意上升，此时如果央行出手干预，国债收益率就会大幅震荡，短期内利率上升和大幅波动均不利于稳定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事实上，日本主要银行4月份已抛售所持国债的11%。
二是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之间的矛盾，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高通胀和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市场普遍认为，如果2%通胀是在实际经济增长的伴生下实现的，那么利率上涨是好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税收增加有望覆盖因利率上升而增大的国债利息支出，财政状况总体是趋于改善的。但如果由于货币因素迅速推高通胀预期，使得利率上涨先于经济复苏，抑制消费和投资，反而会恶化财政状况。日本国内抵押贷款利率已连续两个月上涨，很明显，这些不受欢迎的利率上涨受到了市场对通胀担忧的推动，而不是由实体经济复苏和逐步实现全面就业驱动的受欢迎的利率上涨。
美国等推行QE的高负债国家也面临类似矛盾，但日本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一，日本债务负担沉重，对利率上升的容忍度较低。日本政府负债高达GDP的230%，庞大的利息支出使日本财政对利率上升的容忍度较低。国债收益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每年政府利息支出将增加10万亿日元，相当于年预算收入45万亿日元的22%，在此情况下，日本第二支箭财政刺激还要加大举债力度。投资者担心长期收益率上升对财政支出造成冲击，导致债市遭遇循环抛售，加快利率上升。对比而言，美国政府负债率低于日本，财政状况也在趋于好转，因为这方面问题不突出。第二，日元尚不具备美元的最主要储备货币地位。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在美联储接连加码QE的同时，欧债危机发酵等风险因素驱使全球资金流入美国避险，客观上抑制了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虽然日元也是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也有类似美元的避险需求，但资金流入日本的动机更多是套利而非避险，因此外国资金流入对压低日元国债收益率的作用不如美国明显。
三是第一支箭和第三支箭的矛盾，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日本经济结构问题。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第一，人口老龄化严重。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高达25%，预计2030年老龄人口比重将提高至35%。老龄化问题抑制消费和社会创新，降低政府税收收入的同时，也在加剧财政支出压力。第二，社会投资需求不足。日本缺乏新的技术变革，国内缺乏投资机会，“广场协议”后经济崩溃形成的负债恐惧症和历史形成的财团经济垄断社会资源，也抑制了社会创新和企业投资，2000年以来日本私营部门非住宅投资年均增幅仅为0.8%。第三，私人部门融资需求不足。经过近十年来持续去杠杆化，目前约一半上市公司基本零负债。从好的方面看，这说明日本企业资产负债表已经变得非常健康，但从另外方面看，即使宽松货币政策压低利率，并通过日元贬值增加出口企业利润，可能也难以有效刺激企业增加融资需求，扩大国内投资。这同时也表明了当前日本利率上升更大程度是受到通胀预期的推动。
总体而言，安倍经济学这三支箭，关键在于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能否成功还取决于第三支箭能否切实增强日本经济的火力和弹性。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 管涛
2013年4月初，日本央行决定实施“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用两年左右时间将基础货币投放规模扩大一倍并达成2%的通胀目标。日本大胆的货币政策将全球QE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QE不断加码对中国形成负溢出效应
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QE不断加码已对中国形成了负溢出效应。
外汇储备增长居高不下。2009-2011年，在经常项目顺差逐年回落的情况下，剔除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影响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下同)年均达4121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同期资本项目保持了大量顺差，其中，非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流入对外汇储备增加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年均为19%，而此前连续三年负贡献。2012年，受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新格局，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增加，而外汇储备增长显著放缓。2013年一季度，随着美欧日纷纷启动无限度QE，国内经济触底回升，中国国际收支再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1571亿美元，同比多增1.1倍。
境内企业无风险套利增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持续低利率、宽松流动性的外部环境下，境内外利率差异明显、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境内企业在大部分时期采取“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财务运作，尤其是在贸易项下。主要表现方式，一是境内外汇存款增势放缓、外汇贷款上升加快，使得银行调整外汇资金摆布，减少对外资产运用、增加对外负债规模。二是企业跨境贸易融资上升，即进口延付、出口预收行为增多，据调查，2009年以来，企业通过银行开展的境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进口贸易融资余额迅速上升。2013年初，部分企业甚至通过循环进出口的方式，利用境内银行远期信用证从境外融资、并调回境内运用，在无实际贸易需求的情况下单纯套取境内外汇差、利差。目前，上述操作在有关部门加强监管下已明显收敛。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复杂性增加。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截至2013年5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4%、24%和20%。其中，2009年以来对美欧日货币分别升值11%和24%和20%，反映了全球QE的重要影响。近期中国经济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2013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与之对应，跨境资本净流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却有增无减。如果顺应外汇供求关系，让市场自主调节，则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对中国出口及相关的涉外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如果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又会提高央行的市场干预程度，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也不利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逐步开放、自由可兑换的资本账户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既定方向；另一方面，近年来面对宽松货币环境下的国际资本大进大出，许多新兴经济体又开始采取各种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包括已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发达国家(如瑞士干预本币升值，欧盟拟征收金融交易税)。
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全球QE背景下，中国套利资本流入压力加大，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形成输入性流动性过剩。2013年一季度末央行外汇储备资产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达82%。大量流动性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令中国一直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但受制于全球低利率环境，人民币利率无法正常化，导致国内实际利率长期为负，这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负利率降低居民实际收入水平，限制其扩大消费，尤其是中低收入者受到的影响更大，这还将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其次，负利率压低资金使用成本，催生过度的投资行为，继而引发产能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加重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再次，负利率还容易刺激资产泡沫，使得过多的资本由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最后，负利率加剧金融监管博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滋生蔓延，积聚财政金融脆弱性。
日本QE从贸易和金融渠道对中国产生影响
人民币兑日元升值直接冲击中国对日进出口。1996年以来，人民币兑日元经历了四次较明显的持续升值。每次人民币兑日元升值都导致中国对日出口增速下滑。2013年前4个月，中国对日出口同比下降3.1%，而同期对欧出口仅下降1.0%，对美出口增长4.9%。但不同时期，进口的表现不尽相同。1990年代中后期和2000-2001年人民币升值期间，进口增速也随出口增速回落，中日之间的加工贸易特征较明显。但2005-2006年，人民币兑日元升值推动了进口增长，体现了近几年中日贸易方式的调整。本轮人民币升值尚未明显提升对日进口，说明国内需求变化等因素对进口的影响较大。此外，中国和日本在欧盟、美国以及东盟主要国家进口中的占比还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出口产品结构存在差异，日本的出口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较高，但日元贬值也会削弱未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向高端转型和升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境外进口商调整采购地也需要时间。
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总体上升。宽松货币政策将提升日本金融机构及企业的放贷和投资能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金融项目资产净额，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和对外其他投资等)未降反升。日本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001年以来，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始终保持净流出态势。并且，在2008、2009和2011年日本对外金融投资总体净回流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对中国的净流出。从结构上看，直接投资仍是主要渠道，近几年贷款等其他投资也有所增多。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2012年末，欧、美、日的银行业对中国的债权余额与2011年中期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前相比，欧、美分别下降10%和14%，日本却上升20%；与2012年三季度末相比，日本银行业对中国债权余额增长5.2%，高于美国银行业3.8%的增速，欧洲银行业对中国债权余额环比略降。
中国来自日本的贸易融资净流入增多。2002年以来，中国对日进出口持续呈现逆差，但货物贸易跨境收支差额始终高于进出口差额，反映了中日进出口之间的贸易融资(包括出口预收和延收，进口预付和延付)总体表现为资金净流入中国。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者差距虽有所波动，但保持较高水平，2009-2012年年均276亿美元。这说明在大部分时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中国企业加快出口收汇、延迟进口付汇(有些可能是在中日关联企业之间)，已达到避险套利的目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融资不一定体现为资金流入增多，还会表现为资金流出减少，同样会在一定时期扩大资金净流入规模。如中国企业借用境外日本银行业的资金支付进口，替代自身的跨境支付等。上述差距的变化与日本银行业对华债权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印证了此类贸易融资行为的影响。2012年底起，中国对日的货物贸易跨境收支差额与进出口差额的差距重新扩大，2013年1-4月份累计53亿美元，反映了贸易融资净流入的增加。
日本新QE发展的不确定性将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从日本过去十多年QE的经验看，仅有QE并不能换来经济增长。日本新QE虽然取得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的阶段性成果，但最终能否提振经济也还是个未知数。首先，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目标冲突，如提高通胀预期将会导致国债收益率上升，与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缓解财政压力是一对矛盾。5月份日本股市、债市也出现震荡。其次，“安倍经济学”中结构改革和财政整固两大措施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如果金融运行长期与实体经济脱节，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还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不稳定因素。
安倍经济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主持人：为复兴日本经济，2012年末安倍晋三首相上台后，开始在日本推行“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想达到怎样的预期效果？能否成功？
贝塚正彰：安倍经济学要想获得成功，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如何使设备投资止跌回升？第二，如何提升工资水平？在物价上涨、消费税提升的背景下，工资如果不涨，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中长期需求不断扩大的光明预期，企业既不会增加工资，也不会投资设备。所以，今后如何创造出新的需求，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此就需要第三支箭——经济结构改革。按我们的说法，实施“增长战略”，创造出需求，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金融政策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认为第三支箭才是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的关键。6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实行“增长战略”。有人说，这一“增长战略”就像圣诞树一样，包含着很多东西。作为政府这一方，的确是把能想到的东西都尽量塞进去。此外，这次的“增长战略”并不是终点，而是出发点。在参议院大选结束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追加发布新的“增长战略”。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实施“增长战略”时，必须设定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再具体一点，我们还应设定一个KPI(关键绩效指标)，随时检查“增长战略”的实施进度，激发所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
接下来我讲一下财政的整固，其实第二支箭已经包含了财政整固的问题。金融要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财政上则要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所谓“灵活”是指，一方面要在经济有需要的时候进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要在中长期推进财政的整固。6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的经济财政基本方针提出，“要在2015年之前，将基本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比2010年度减半，在2020年之前实现黑字化，然后稳定地减少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设定这样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而更加重要的是要指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明确的路径。我们今后将把这些路径作为“中期财政计划”进行发布。虽然这些具体路径没有包含在6月14日的基本方针中，但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夏季到来前，我们将会制定、发布“中期财政计划”。
须田美矢子：“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同样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但是，目前日本身处悬崖之上，没有退路。如果希望获得生机，就只能实行增长战略。所以，第三支箭是最关键的。同时，还必须推进财政整固。这两点非常重要。日本处在危机的状况之中，对此，日本国民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或是袖手旁观。在认识到危机的基础上，个人、企业、政府都要齐心协力地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日本国民不能齐心协力，最终日本会被做空，主权债务危机高涨导致利率上升，从而陷入日元大幅贬值的危机之中。
贝塚正彰：我很赞成须田女士的观点。日本的结构改革到底能否实现，我作为政府一方的回答是，“我们坚信可以实现，并且必须实现”。比如，以前有人指出日本的债务状况很差，对此日本政府表示，“日本的消费税税率比较低，有提高的余地。只要提高消费税，债务问题的解决就有了一个开端”。但是，很多海外的有识之士认为，日本缺乏提高消费税的政治决心。关于消费税的提高，上届政府在任期间，三个主要政党取得了共识，最终也制订了相关的法律，我想这应该可以作为表明政治决心的证明。刚才须田女士指出，日本国民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其实国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大部分国民都已经取得了共识。国民整体也积极参与到日本经济问题的解决当中。比如，很多民间有识之士会参加日本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产业竞争力强化会议，并为增长战略和财政整固献计献策。另外，安倍首相还亲自对经济团体提出请求，请他们配合提高工资。当然，现在提升基础工资的企业还不太多，但是民间企业已经开始增加员工的奖金。政府和国民都已经开始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日本经济问题的解决当中，并且今后也要继续强力推进。可以说，日本是把这当作上天赐予我们的“最后的机会”，是以这样决绝的心态进行努力的。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前两支箭射得较好，确实取得了短期的效果，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是第三支箭。前两支箭是短期的经济政策，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而言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第三支箭终于开始接触到结构性问题了，从设备投资来看，这确实与结构性问题相结合。刚才贝塚先生已经提到了眼下的结构性问题其实主要就是增加设备投资问题，安倍提出增加设备投资的具体目标是，从现在的63万亿日元提高到三年后的70万亿日元。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通过投资减税，或者是建立一些投资特区。我觉得现在日本的企业并不缺少投资资金，如果企业打算投资，即使没有减税它还是会投资，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日本国内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支箭中提到的灵活的财政政策，具体的目标是在2015财年前，使基础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2010财年减少一半，在2020财年前实现盈余。这一目标能不能实现？令人怀疑。在2007年的时候，在小泉的结构改革的推动下，日本基础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负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没有2008年秋季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或许在2011年能够实现盈余目标。但是现在的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与当时相比有很大不同，我对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表示怀疑。
另外，日本的职工工资近20年来长期处于负增长或零增长，这将直接影响消费。而个人消费占日本GDP的56%，占比非常大。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也已经提到要提高国民收入，将人均国民收入从现在的380万日元提高到2020年的530万日元。其实，安倍提出的所有目标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到2020年日本的实际GDP要达到年平均2%的增长，名义增长率要达到3%。我对这一增长率能否实现表示怀疑，原因在于：从过去经验来看，2000-2009年日本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0.8%，而名义增长率更低，因为日本的GDP紧缩指数为负。如果再往前追溯10年，自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到2000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只有1.4%左右。而自2010-2012年以来，日本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1.6%，名义GDP增长率不足1%。所以，到2020年怎么能实现3%的名义增长率呢？如果这一前提不能达标，那么这些目标又如何实现呢？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情况，日本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胀率达到了2%的目标，但国民收入没有上升，那么日本经济会出现一个更尴尬的局面。目前日本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
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
主持人：日本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在短期内引起日元的快速贬值，也让日本经济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是，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能够解决国内需求和经济增长势头疲软，长短期资源配置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结构等问题呢？它的效果究竟如何？
刘瑞：日本银行新任总裁黑田东彦
是“通货再膨胀派”即“通货复胀派”的政策执行者，他与很多日本经济学家一起批判日本央行对货币宽松政策持消极态度，并称之为“日银理论派”。但是事实上日本央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此次量化宽松政策实践中，“通货复胀派”强调“预期”的政策效果。那么，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预期即通货膨胀预期会给日本的通缩困境带来多大的作用呢？实际上我觉得解决通缩困境最主要还是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设备投资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增加无法由预期决定。
宽松的货币政策究竟对日本的实体经济能起多大的作用？虽然日本长期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日本企业的贷款额并没有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企业内部留存资金增加，但它们没有转化为投资的意愿，没有形成最优的资本结构，不能推动企业增长。所以，在此背景下，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经济能起多大作用，还要看第三支箭的进展情况。
深尾光洋：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遇上了好的时机。首先，日本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度下降，而核电站停运后进口燃料的需求却大幅度上升，这形成了日元贬值的市场环境。其次，企业的收益率在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但是并没有充分体现在股票价格上。所以以本次量化宽松政策为契机，股票价格大幅度回升。现在日经指数已经回调到一万三千点，从企业利润等因素来看，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可以持续的水平。再次，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日元贬值。在黑田行长就任之前1美元兑换80日元，现在1美元兑换90多接近100日元。我觉得这样的汇率水平也是可以维持的。最后，由于日本财政处于困境之中，上一任野田首相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出提升5个百分点的消费税税率。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最终达成了一致，决定分两个阶段实行消费税税率提升政策。
如果要让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维持在目前的水平，政府支出与GDP的比例就必须维持现状，并且消费税税率需提高到25%以上。目前日本的消费税税率为5%，提高到25%只能分阶段完成。但是，消费税税率的提升又会使经济增长受到冲击。如果日本政府不能下决心实行分阶段提升消费税税率，或者延迟获得公共年金的年龄等政策，日本财政就不能获得收支平衡，日本财政破产的风险也会不断增加。那么，日本政治家能做到这一点吗？很多在野党指出不增税也能平衡财政收支，但是等他们当选之后，会发现只有增税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然后他们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出台增税计划，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循环。
黑田行长上任后，日本银行进行了大幅的政策变更，包括量化宽松等。根据日银所发布的信息，日本未来两年会把基础货币从130万亿扩大到260万亿。目前日本央行所持有的长期国债是100万亿日元，两年后会是200万亿日元，要增加到相当于GDP的40%的水平。此外，还要在两年之内把日本银行持有的国债的平均剩余期限从现在的三年左右延长到七年。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则有可能带来将近30万亿日元的损失。日银的损失数额取决于国债购买速度和利率上升速度这两个因素。国债的购买速度越快，利率上升速度越慢，日银的损失也就越大。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日本银行发生巨额的损失，其独立性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中国所受影响及应对之策
主持人：日本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大量的日元流入到中国境内，究竟这些资金是为了获取短期套利还是为了长期投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监控和应对呢？
福本智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去年日本对华的资金流入有大幅度增加。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趋势。因为即便欧美各国对华直接投资下降，但日本对华投资却仍然在增长，包括直接投资或者与直接投资相关的日本金融机构对华的授信都有所增加，这也显示出日中关系更加紧密。对于这种资金的增长，我觉得中方应该持欢迎态度，它并不是以套利为目的而流入中国。
管涛：我很赞成福本先生的第一个观点，这些年日本对华资金流入增加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有关。关于中国在设置利率政策的时候是否要考虑跨境资本流动，虽然我国的外汇管制对调节跨境资本流动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资本项目已经越来越开放，管制效果已经受限。
所以，央行在设定利率政策的时候会考虑套利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央行可以通过短债指标的制定来控制银行借款，但是无法控制企业之间的借贷。
刘瑞：关于流动性溢出对中国的影响。在2005-2007年，当时日元贬值，利率很低，因此日元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套利工具，也为全球流动性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除了日本之外，欧美国家也都大幅降低短期利率，实行宽松政策，中国则面临推高汇率和资产价格的风险，而目前中国处于产能过剩和经济转型的累加效应之中。所以在此背景下，中国目前应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不应该急于放开资本项目。我们应该遵循IMF提示的审慎策略，进行审慎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