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零修辞写作”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刘良华
其实，论文是否有文采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矫情”、“做作”、“媚俗”。为了保持学术论文的“零修辞写作”状态，为了防止学术论文写作中的“矫情”、“做作”、“媚俗”，这里特别提示学术论文写作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
（一）“零修辞写作”
学术论文的陈述不可避免地隐含作者的价值倾向，这使论文的写作总是不同程度地染上作者的感情色彩。但是，学术论文在表达自己的价值倾向时，需要尽可能保持克制、节制，尽可能少用“修辞”，更不能“口诛笔伐”。就“价值中立”而言，写作最好保持“零修辞写作”。[2]
比如，学术论文最好“少用”类似“一针见血地指出”、“正确地指出”、“深刻地指出”或者“蓬勃发展”、“茅塞顿开”、“独具匠心”、“匠心独运”、“别出心裁”、“高瞻远瞩”等修辞。不是完全不可以使用这些修辞，而是最好“少用”此类修辞。
比如，学术论文中最好“不用”类似“无耻”、“反动”、“叫嚣”、“狂吠”、“暴露”、“揭露”。[3]此类修辞使学术研究不再显示为学术论文而迅速滑向“仇恨文学”。最好少用或不用类似“鼓吹”、“宣扬”、“散布”等词语。
（二）三个禁忌
学术研究中的“三个禁忌”是：
第一，避免简单的对策研究。尽可能少用“应该……”、“必须……”、“要……”、“让……”等“情态”话语。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对策研究”，但在提出对策之前，必须以真实的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为根据。否则，对策研究就是没有根据的想象、幻想。
学者的本分是用证据说话而不是成为知识的命令者、立法者。学者没资格对人指手画脚、指点江山、作威作福。学者既没资格为他人“规划人生”更没实力为国家“规划教育”。一旦学者说“应该……”、“必须……”、“要……”，学者就摇身一变，自诩、自任为哲学家、思想者、政治家、改革家、先知先觉者甚至政客。“应该……”、“必须……”、“要……”、“让……”是“先知”、“哲学家”或“政客”常用的句式。学术界有一种现象：某个学者一旦“少年得志”或“德高望重”，就满篇“应该……”、“必须……”、“要……”，为他人规划人生或为学术指示方向。这容易误导年轻的初学者。殊不知，那些“少年得志”或“德高望重”的人当年在提交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论文时，他们并非满篇“应该……”、“必须……”、“要……”。那时他依然是一个只叙述、陈述事实而不是发号施令者、指点江山者。马克思提倡“改造世界”而不赞成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典型的实证研究的套路。
第二，避免简单的本质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本质研究”，但在做“本质研究”时，需要采用有说服力的演绎或者归纳、类比推理，否则，所谓的本质研究，不过是零碎的个人意见和无谓的纷争。
谨慎使用或尽可能少用“论……的本质”、“……与……的本质差别在于”、“……的本质特征是”以及类似的话语。某事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原本是一个难题，不可轻飘飘地、口无遮拦地把“本质”说出来。如果研究者执意要做“本质研究”，则最好将“论……的本质”转换为“……与……的比较”、“……与……的差别”、“……与……的异同”。[4]除了比较研究，也可以通过追寻“起源”的方式来显示事物的本质，比如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
第三，避免简单的价值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价值研究”，但在提出价值批判或重新评估价值之前，需要“摆事实”或者显示某种“雄辩”。
若既无“事实”，又无“雄辩”，最好谨慎使用或尽可能少用“论……的价值”、“论……的地位和作用”、“论……的意义”。事物是否有价值，取决于该事物是否对他人或他物造成了影响或满足了某种需要。因此，如果研究者执意要做“价值研究”，则最好将“论……的价值”、“论……的地位和作用”、“论……的意义”的“散论”语气转换为“……对……的影响”，或者，将“……对……的影响”以“……与……”的语法格式表达出来。比较经典的标题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标题所隐含的研究思路就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三）“八项注意”
第一，在研究历史人物和经典名著时，在没有理解他人之前，不要轻易对他人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初学者对经典名著尤其要有敬畏感。对于初学者而言，理解比批评更重要。
第二，避免“过度引用”，尽可能少用“朱熹说”、“马克思说”，“杜威所”，“孙中山说”等排列的句式作为论述。论证一个观点是否成立，需要提出证据或证词，列举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为证词，但不必过度引证。论证一个观点是否成立，即便千万人说了相关的话，也不能说明该观点是正确的。把千万人的口水化的意见聚集起来，依然还是口水化的意见，而不是有根据的知识。无论某个名人说出了什么名言，他的名言都不能用来论证某个结论是否成立。论证是否有效，只能有两个路径：要么采用经验的归纳的路子，要么采用先验的演绎的路子。只有那些尚未入门的初学者才不断用名人名言来为自己做辩护。这样的话语方式不是论证，而是先把某个人“神化”，然后把自己的论文写成“神话”。一条假设是否成立，与马克思说了什么、杜威或孙中山、朱熹说了什么没关系。他们所说的话只是有待验证的假设。不必把某人“抬”出来压制读者。
第三，尽可能少用“无庸质疑”、“毋庸讳言”、“不用怀疑”、“不可否认”、“无疑”、“应该说”、“显而易见”、“显然”、“众所周知”、“不言而喻”以及类似的口水话语。在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什么结论是不能怀疑、质疑的。动辄使用“无庸质疑”、“毋庸讳言”、“显而易见”这些词语，显得装腔作势、少年老成或倚老卖老。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很少有家喻户晓或不言语就可以容易看明白的知识，因此，最好少用“众所周知”、“显而易见”、“显然”、“不言而喻”这类词语。
第四，尽可能少用或不用“我们认为”、“人们普遍认为”、“大家认为”（若不注明出处也不可以使用“有人认为”）。当研究者说“我们认为”时，究竟谁跟他一起认为呢？除非有多个作者，否则就明确地说“笔者认为”、“我个人认为”。
第五，如无注释，最好少用或不用“有人认为”、“有研究显示”、“有学者提出”。
第六，若做实证研究，最好不要急于提出“笔者认为”、“我认为”。实证研究更多地采用“研究结果显示”而不是“我个人认为”、“笔者认为”。真正的实证研究是“让事实说话”、“述而不作”（尽管不必做到“信而好古”）或维特根斯坦式的“不要想，而要看”。相反，如果学术论文中频繁出现“我认为”或“笔者认为”，则可能该研究没什么学术含量或学术精神。
第七，为了避免随意的价值判断，尽可能保持“零修辞写作”状态，最好少用或不用“一针见血地指出”、“正确地指出”、“深刻地指出”等带有强价值倾向的词语。不必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说法不好，太夸张，又太血腥。也不必说，“杜威正确地指出……”，凭什么说杜威的说法是否“正确”的？除非，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某个人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这时才可以使用类似“正确地指出”的词语。比“正确地指出”更恶劣的是“深刻地指出”。常见的所谓“深刻地指出”，后面所引用的观点其实很平庸。即便所引用的观点出自某个权威人士的文章或讲话，也不必恭维说“深刻地指出”，那是哈巴狗的作为，不是学术研究。
第八，为了保持“零修辞写作”状态，尽可能少用“蓬勃发展”、“无独有偶”、“茅塞顿开”、“独具匠心”、“匠心独运”、“别出心裁”、“高瞻远瞩”、“值得说明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及类似的词语。这些词语没什么不好，只是，若使用不当，就显得俗气。还有一些词语不仅俗气，而且低俗、恶俗。比如，在“在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蓬勃发展”就显得低俗。不如淡淡地说，“在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把“蓬勃”去掉之后，话语显得比较节制。节制的语言比夸张的语言更冷静也因此更深刻或更有分量（尚不知“节制语言”为何物的人，就是没学术感的人）。比如，“德国著名教育家本纳先生认为”就不如直接说“德国学者本纳认为”。“他的教育理论是最有魅力的”就不如“他的教育理论是有魅力的”更有分量。“有魅力”已经了不起，不必说“最有魅力”。比如，“杜威是绝对清醒的”就不如冷静地说“杜威是清醒的”。“清醒”比“绝对清醒”更清醒。“这段话道出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真谛”就不如说，“这段话道出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秘密”。“Goodlad高瞻远瞩，为学校教育的未来设计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5]就不如说，“Goodlad为学校教育的未来设计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为了保护文章的语感，最好少说“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值得注意的是”、“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义的，它提醒读者注意后面的补充说明。但是，难道只有后面的说明和解释才是“值得一提的”，而前面的解释就“不值一提”、“不值得注意”？所谓“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只是一个补充说明。而且，即便要补充说明，也没必要频繁使用类似“要补充说明的是”的句式，只需用“此外”、“另外”或“脚注”、“加括弧”的方式做补充说明。
[1]“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有“媚俗”的嫌疑，这里借用这个世俗的概念，主要是为了使这些学术禁忌深入人心。
[2]这里借用朱光潜先生所批评的“零度风格”（zeros tyle）。参见朱光潜.漫谈说理文[C]//王力,等.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0.另参见朱光潜.漫谈说理文[C]//王力,等.怎样写论文.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48.只是，朱光潜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该文写于1962年），对“零度风格”有成见。朱光潜也意识到：说理文有两条路“一条是所谓零度风格的路，例子容易找，用不着我来举；另一条是有立场有对象有情感有形象既准确又鲜明生动的路，这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评白皮书》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系列说理文范例所走的路。”见朱光潜.漫谈说理文[C]//王力,等.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9.
[3]比如，最好不使用类似这样的话语：“巴枯宁甚至狂吠：‘强盗就是英雄、保卫者、人民的复仇者’。”参见罗徽武.试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4).
[4]比较经典的比较研究的标题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02.中国学术界比较影响的标题是邓晓芒的《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参见邓晓芒.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J].中国哲学,2000(7).
[5]这句话出自《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的“译后记”。参见[美]古德莱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M].苏智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479.该书原作者Goodlad在中文版中虽然书名译为古得莱得，但正文中大量地译为古德莱得。这里取古德莱得的译法。这本书的中译本多处出现非“约定俗成”的翻译，比如把R. M. Hutchins翻译为哈庆思而不是赫钦斯，把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EducationalReform翻译为《处在危机中的国家：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