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后海龙囤时代
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降，海龙囤上又发生了哪些事？曾经壮丽的宫殿是如何渐渐埋于黄土下的？我曾尝试着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记忆，在脑海里一遍遍勾勒这400年光阴的轮廓，以期对囤之现状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建立起考古学在阐释海龙囤过往中不可取代的话语体系。现在，也许已到把这些不成熟的想法写下来的时候。
近400年来，僧人是海龙囤绝对的主人。
囤上有海潮寺，道光《遵义府志·古迹》：海龙囤，“播平后，兵备道傅光宅即其上建海潮寺。”同书“职官”又记：傅光宅，万历“三十年（1602）以兵备道副使任，三十一年（1603）四月升本省（四川省）提学道。”如果海潮寺系傅光宅在兵备道任上所建，则其建造年代应在万历三十至三十一年间。民间传说海潮寺的修建，是为超度阵亡将士的亡灵。这种说法可在《大清一统志》中找到依据，是书卷296载：傅光宅万历中“出知重庆府时，播贼方猖獗，总制李化龙莅郡，光宅督理戎马军饷皆有方略。播平，吊忠义、瘗遗骨、辑流亡、抚疮痍、修学宫······适遵义守缺，当事者委任之，遂星驰去，安抚夷汉大着功绩，寻擢遵义兵廵道副使，复迁提学副使。”其中“吊忠义、瘗遗骨”可能便与建寺有关，而此举明显在其出任兵备道之前，似在播平之后便立即着手。两相结合，海潮寺的始建年代只能笼统定在万历二十八至三十一年间。此后又至少在弘光元年（1645）、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民国十八年（1929）进行过重修，解放后拆除其两厢及下殿，今仅存上殿延续香火。前两次的修庙碑记均立在今海潮寺前，表明寺庙的位置应无变化，即镇于原新王宫中轴线上。海潮寺因此成为海龙囤时空完整性的一个重要补充。
根据碑刻，弘光元年（1645）的重修有两项内容颇引人注目：第一，扩大了海潮寺的规模。碑文称：“神宗朝，狐鼠盗弄干戈，此间遂为腥血之野。削平后，僧人建茅椽于其上，终草弗堪也。主宾相待炤月始来，遂举故迹昌大 颜，其寺曰龙崖”。知寺初为茅庵，40余年后方昌大其颜，而称龙崖寺。第二，扩充了海潮寺的庙产。碑文称：施主刘继文等“发愿上助城银三十八两六钱八分，得买正法叛逆喻志贤没官田三十六亩五分，以 五亩捨给本寺，乃立僧户耕种输差”。此时，主事的僧人为炤月。此后，海潮寺的庙产不断扩充。据当地老人回忆，民国时期，海龙囤城墙以内的山林土地几乎全为庙上所有，并有喻、向、吴、王、袁、祝、陈等七八家佃户租种其土。大约在七、八十年前，龙位坪、姚家凼、校场坝一带已是耕地。
龙位坪砖瓦废墟以上的堆积可分4层，底层堆积中发现崇祯通宝等遗物，表明大火后渐渐颓圮的新王宫大约在明末清初开始被黄土掩埋，而掩埋的原因可能与耕种有关。这与碑文所载囤上僧人的活动可大致吻合。
大约与此同时，曾经的土司禁地也逐渐变成坟山。囤上尚存明墓二座，均有墓碑，一为崇祯乙亥年（1635）罗斈茂墓，一为明福建晋江黄氏墓。二人事迹均无考。罗墓前不远处，有黄土一抔，民间传为“骡子坟”，内葬杨应龙坐骑。又传为“万人坟”，大集体时曾有好事者掘开坟之一角，发现累累白骨。“骡子坟”一名或与“罗斈茂”墓有关，“斈”（音“学”）字不常见，可能被念为“子”，而称其坟为“罗子坟”，久则讹为“骡子坟”，并移指此墓。因此，其为所谓“万人坟”的可能性更大。播平后，傅光宅曾“吊忠义、瘗遗骨”，其为当时所遗亦未可知。还有一种可能性不可排除，与下面一段往事有关。
据吴必伦之子吴久刚讲述：太平天国年间，桐梓久坝有个叫杨龙喜的，在黔桂交界一带做工，碰上广西农民起义，遂返回家乡，与芝麻人舒光富揭竿而起，一个称皇帝，一个称元帅，这就是黔北黄号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绥阳、仁怀、桐梓等地，久坝战役后，改久坝为新寨。围攻遵义城时则遇上了麻烦，久攻未下。时朝廷派敖宗光为钦差，沈从文之曾祖父沈宏富率湘军协同作战，大败号军，杨喜龙战死务川。舒光富率残部退踞海龙囤。朝廷以地方武装为主力，围剿号军。内有一大地主叫肖光远，是茅台人，其家曾被舒光富抢，怀恨在心，亲自领军围攻海龙囤。战争打得很激烈，舒部最终战败，逃离海龙囤。囤破时，一个怀有身孕的起义军家属在逃跑中被当地一个姓郑的男子收留，并向官军谎称系其妻子，逃过一劫。所以，当地郑家实际上是起义军的后人。起义军在海龙囤上驻了很久，当地留有很多传说，也留下很多遗迹。海龙囤北坡今水家屋基一带还有很多灶头，可能就是当时驻军留下的。杀人沟里，二三十年前，每逢发大水，都会冲出一些人骨，不一定是平播时的遗骸，倒可能是这次战役的遗迹。
因为一直住在囤上，手边资料有限，我没能查找到吴久刚所讲旧事的出处，但从传说的流行程度及其与今人的关联来看，这应是一段信史。因此，囤上部分遗迹应确如久刚先生所言，不能骤断为万历遗存，还需具体来看，其中便包括“万人坟”。
仿佛是历史的重演，为战事而建的古囤，宿命般再度成为血腥的战场。起义军溃败后，海龙囤重归寂静，海潮寺的僧众又回到幽谷一灯的桃源世界。囤之周边，人烟渐密。刘元光说，当地住的最久的是郑家，有两三百年了，葛家从四川迁来不过一百多年。绣花楼下有大量梯田，用石头砌的田坎，不知何时开垦的。对面的大河坝，现在仍能看到四五十户人家的房基，而人早不知去向。这些都表明，平播后海龙囤一度人烟灭绝，后来又再度繁荣。村民尚能记忆的租种庙土的喻、向、吴、王、袁、祝、陈等几家佃户，大约便是在此时逐渐迁入囤上的。71岁的杜金友说，其中王之友家住的最早，陈立举家是从黄钟山搬来的，他妈再嫁到王家，带来10多岁的陈立举。向家没人了，我奶奶就是向家的姑娘。喻家在喻清河死后，就无后了，一个儿子抱给杜家抚养。后关有喻家坟，但附近已经没有姓喻的人家。吴家没解放就搬下山了，现在还有后人。袁家死归一了。吴家是苗子，住在王武志屋背后，也死了。我家是在我父亲一辈从黄泥坝搬到囤上住的，“四清”时房子起火才搬下囤来到城门洞住。王武志家饿饭年间才搬来囤上。这样一去一来，现在囤上就只剩陈立举和王武志两家了。
如今，囤巅仅有陈、王两户，囤下白沙水两岸尚有几十户人家，有葛、张、刘、王、夏、杜诸姓。海潮寺前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修庙碑上，则还能依稀辨出吴、张、黄、何、岳、王、刘、赵等姓的捐款人，他们应该是当时周边的住户，许多早已不知去向。我怀疑，民国时尚住在囤上的喻家，可能与弘光元年（1645）“海龙山为天开胜地”碑上的“喻志贤”存有某种关联。海潮寺在耐得住清贫的和尚逐渐辞世后，也不复有人居住。
人来了，又走了，如潮起潮落，一切在时间的流里改变了容颜，而囤仍在那里，静静等待了412年。我们今天的来访，带着历史的使命，就是要唤醒这座埋藏文明的神奇山峰，令她开口讲述曾经在这里上演的或血雨腥风或缠绵悱恻的过往。
（ 2012年7月30日，写于囤下海龙坝，一处传说中杨氏曾筑堰于此的肥沃之野，一处曾令郑珍魂萦梦牵的温柔之乡。）
——刊于《贵州都市报》2012年8月7日“副刊”版。（李飞）
海龙囤：未消解的意义
最近几日，我常常被媒体追问：海龙囤的发掘有什么意义？对习惯从细微之处盲人摸象般观察历史的考古者而言，这不是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生而有涯，总该使生命在有意义的志业中完成，而非在无聊中消亡。对意义和价值的不断追问，能唤起我们激昂的心。在海龙囤，对意义的追寻，是从废墟中开始的。
我试图用下面的表述来说服自己，说服他人。
海龙囤是中国西南山地生态文化的杰出典范。文化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人对自然不断适应与改造的结果。特殊的环境造就特殊的人文景观。山是西南大地的统治者，而人是山的征服者，这里的人们从来与山相伴，这里的文化因此有着山骨的印记。从山腰的洞穴，到险峻的山巅，都留下征服者的足迹。至迟从距今30万年以降，连绵不绝。最新的文物普查表明，贵州有被称作“囤”、“屯”或“营盘”的遗迹近千处，是名符其实的“千屯之省”。其中，海龙囤是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也最为完整的古囤。
囤上所有的关隘、台基和踏道都是用加工规整的大石营建而成的，石之大者，重达数吨。如今石砌的雄关、古墙仍傲然屹立，残缺而美丽。这些坚固的石头，经历战火和岁月的洗礼，穿越时空传递着别样的讯息。没有人统计过她一共耗费了多少石材，只知其数颇巨。观者常常望石兴叹，追问石之来路及其被垒砌在十余米高空的技艺。或因难以想象，遂有美丽传说。传说杨应龙有一条赶山鞭，常在鸡不鸣犬不吠时赶石上山，石如猪奔，雄关遂成。调查表明，所有石材均就近开采，并以人工搬移、垒砌，而非出自神力，它们凝聚着山地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山的险峻，供给的近便以及取材之利，均应是海龙囤选址的重要条件。如今，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遵义老城至海龙囤下，仅需半小时时间。停车再步行约半小时，即可抵达囤巅。遥想当年，奉命行事的选址者逆水而来，筚路蓝缕，该是怎样的艰辛？而当其在万山丛中与龙岩山猛然邂逅，再以职业的眼光反复打量这雄奇的山峰时，心头该是怎样的兴奋？三面环水，一面衔山的海龙囤，被群山簇拥，当地导游形象地将之描述为一朵莲花，群山为瓣，龙岩为蕊。我曾在一个月夜里，在飞龙关内听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聊海龙囤的风水。他说关隘上的每道门，都与远处的一座主峰相互呼应，形成四面来朝之势，仅此一端即可窥见海龙囤所蕴藏的深厚风水理念。经其指引，我们察看了飞龙、朝天诸关，确有此象，像西南山地的坟丘多有向山一般。我知道黔北的宋墓是讲求风水的，但居址如何却所知甚少，不敢骤断。风水是否也在海龙囤当初选址者的考量范畴，从学理的层面还需慎重考察；但在感情上，我愿意相信这是山地生态文化的必然选择。
海龙囤是中央与地方互动，家与国关系转换的重要场域。海龙囤是在1257年蒙军从云南逼近，播州告急的形势下，由南宋朝廷派出钦差，拨给银两并征调人力，与播州杨氏一道营建而成的。因此，她一出现，便代表着国家的意志，是一种国家行为。只是，这里自始至终都未成为抗蒙的前线，却在343年后成为杨氏土司对抗明朝廷的主战场。“抗蒙”与“平播”均是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海龙囤因此成为这两桩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发生地。同样是由播州人营建的重庆钓鱼城，却折断了上帝的鞭子，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是万历一朝的三大战役之一，数十万人参战，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方面，统治播州755年的杨氏土司被剿灭，结束了其长期在中国西南以国为家的历史，加速了国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战争的消耗也加速了已经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覆灭的步伐，44年后，握有中国276年的朱氏拱手让出天下。谁又曾想到，偏处西南一隅万山丛中的小小一囤，竟与几个朝代的更迭和一个家族的兴衰有着如此不可割舍的关联。
既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海龙囤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宋廷筑城理念。庆历四年（1044）奉敕编纂的《武经总要》，向被视为宋代筑城的指导性典籍。《武经总要·守城》：“加之得太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侍，兼此刑势，守则有余。”海龙囤筑于两溪交汇处的龙岩山巅，正合此守城之道，且她完全符合城池的结构，而与纯粹的军事城堡似还有一些区别。同书又记，“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瓮城（敌团城角也）有战棚，棚楼之上有曰露屋。城门重门、闸版、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台。自敌棚至城门”。海龙囤尚存的铁柱、飞虎、万安、西关诸关均设钓桥。囤后万安关外的月城、土城，实际形成两重瓮城。囤前飞龙关亦状如一小瓮城。自飞龙关逶迤而下一道外城墙，一端连囤巅主墙，一端接囤南山险，使囤之城墙整体略呈“9”字形，其在形状和功能上，均与宋元之际的“一字城”相近。虽然现在很难将宋代建筑和明代遗存截然区隔，但有理由相信杨应龙之重修海龙囤，应是在固有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换言之，现存海龙囤的整体格局可能在南宋末年始建时便已奠定，且她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城池在筑城理念上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因此，从一座古囤，可以窥见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及家国关系的转化。
海龙囤是“土司制度”的重要实物遗存，她完整见证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策从唐宋时期的“羁縻之制”，到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从兴建到废弃，杨氏“土司”一直是她实际的主人。这在新、老“王宫”的称呼中已经显露无遗。文献中多有杨氏衙宇僭越的记载，如《平播全书·献俘疏》称明军攻破海龙囤后，“录其关门之联曰：养马城中，百万雄兵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所居之门匾曰：半朝天子”。又称“应龙益横，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令州人称己为千岁，子朝栋为后主。”这在发掘中的“新王宫”上是否有所反映？发掘显示，“新王宫”是一组有环“宫”城墙，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的宏大建筑，占地约1.9万平方米，她大致遵循了“前朝后寝”的整体格局，与明紫禁城存有某些相近之处。屋顶脊兽，多带有遒劲的三爪。“宫”内出土的大量来自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碎片上确有许多龙凤图案，其中相当部分为五爪龙。但这是“王宫”在规制和装饰上确有僭越之嫌的证据，抑或只是强势土司的应有之物，尚难骤定。
平播之后，这处曾经的土司禁地慢慢颓圮，壮丽的“王宫”渐渐埋于黄土之下，她的原貌逐渐不为人知。考古于是成为今人重新认知海龙囤的不可取代的途径，这也正是发掘海龙囤的意义所在。
在海龙囤巅度过的104个没有麻将、没有电视剧的日夜里，若无意义的指引，生活必将陷入巨大的空虚和迷茫中。然而我们并未迷失，因为意义就埋藏在那里，在黄土下，在废墟里，在我们心中，她从未消解，却在文明碎片的缀合中，被重新发现、诠释与建构。
（2012年8月4日凌晨1时，写于海龙囤巅。）
——刊于《贵州都市报》2012年8月20日“副刊”版。(李飞)
火烧新王宫
新王宫毁于大火，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民间甚至传说，412年前的这把火，烧了数十天之久，滚滚浓烟遮天蔽日。我以为，这是对海龙囤壮丽恢弘的另一种表述。
这是一座建立在险峻山巅的城。据《杨文神道碑》，1257年筑“龙岩新城”的目的，是“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既作此打算，则选址必险，建筑必坚。而既称之为城，必是按照宋城的一般范式来营建的。这一点可以从宋代筑城的指导性典籍《武经总要》中得到验证，海龙囤的诸多做法与之契合。此后宋祚移于元，又移于明，播州却一直为杨氏所踞，和平无事，文献中也未见修囤御敌的相关记载。直至万历元年（1573）杨应龙即宣慰使位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他对海龙囤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称：杨应龙曾“于囤前筑九关以拒官军”。如今囤前仅存六关，并囤后三关才得九关。其中，飞龙、朝天、飞虎、万安四关有杨应龙手书的匾额，为其所建无疑。朝天关匾额落款为“万历乙未岁中吕月乙卯日吉旦重建”，即万历二十三年（1595）四月；飞龙关为“万历丙申岁夹钟月未日吉重建”，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二月。这应该是关隘竣工的时间，而其上的“重建”字样表明是在旧址基础上所进行的修建。换言之，海龙囤的整体格局，应在南宋始建时便已奠定。
杨应龙对海龙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平播全书·叙功疏》称杨应龙“彼其数年精力，用之一囤，前后重关，左右深谷，将自谓负隅之虎，莫可谁何”。此番重建，用杨应龙自己的话说，“今重辑之，以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因此，修建时不惜代价。民间传说，建囤工人每日必须穿破三双草鞋，否则性命不保。高峻的城墙、雄伟的关隘、宽大的踏步、厚实的台基，表明杨应龙确实是将海龙囤视为“子孙万代之基”来经营的。从建筑风格及其所用石材判断，现存九关可能均是万历遗存。民间传说，新王宫亦为杨应龙所建。但目前除关隘以及与之相连的城墙年代可考外，其余建筑要准确判定年代尚有难度。新王宫内出土的有年代标识的遗物，最早的是带宣德年款的青花碎片，而大量的则是万历青花。排除“宣德”瓷器是晚期器物落早期年款以及精美瓷器的传世利用等可能，则宣德至万历大约便是新王宫的使用年代。但这一推论尚需更多证据的支撑。换言之，新王宫可以确定为杨应龙最后的官邸，但其到底创自何时仍是未解之谜。
有时候，我宁愿相信新王宫是一组经过严密规划、一气呵成的宏伟建筑，而非几个不同时期拼凑而成的衙署。或者，一开始所制定的完整规划得到了后继者一以贯之的严格执行，所以呈现出严整的布局，残存至今的废墟亦掩盖不住它缜密的规划。我们对它的认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而逐步深化。初步发掘显示，这组占地近2万平米的宏大建筑，有环宫的城墙，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屋宇因地就势，沿山脊层层抬升，器宇轩昂，气象万千。新王宫并未处在海龙囤居中的位置，而偏向西北，靠近后关。雄伟的石砌台基略呈“品”字形展开，中央轴线上的建筑可能为衙署，后端可能为“寝宫”，两侧则可能为府库、庖室、书房及役人之室。中央建筑有墙体与两侧屋宇相区隔，凡两组，一组居前，地势宽敞，被后之海潮寺所据，可能是囤上最高行政建制总管厅旧址；一组居后，为一面阔五间的大型建筑，其明间后部砌一石台，须弥座，传其上原有石雕龙椅，毁于1958年，“龙位坪”因之得名，应为土司议事处。中轴线左后侧建筑尚存五级相连的高峻台基，其中央有踏道贯通，当地人称“三台星”。须弥座风格的基座，便捷的交通，彰显了它非同一般的地位。初步推测这里应为杨应龙的“寝宫”。中轴线右后侧，紧贴西南段宫墙处，另有一组建筑略与“三台星”对称，可惜残破较甚，格局不明，可能营房或另一组“寝宫”。中轴线两侧的建筑或为单栋的屋宇，或为带有天井的成组建筑，曲廊迂回，错落有致。宫内排水设施整齐划一，有暗渠将水顺山势层层引向低处，至今仍在发挥着良好的功能。宫内道路彼此贯通，四通八达。布局的严密，令人相信这是一组一气呵成的建筑群；而规模的宏大，则令人怀疑这应非一人一时之作。我不确定，我们还能不能在大火之后的废墟中找到确凿的证据还历史以真实。
新王宫毁于大火，文献有明确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农历六月初六黎明，明军破囤，五路官军径奔新王宫，合而围之。《平播全书·破囤塘报》援引南川路总兵马孔英报告称：“我兵乘胜战夺二层飞虎关，严谕举火烧毁。我兵愈加精强，先登贼之大囤，举火延烧酋房”，“传令所部汉土官兵，不许一军进应龙衙宇，并不许夹带一物。其应龙见得前门兵已上囤，遂自缢死。应龙妻即领阖家人口尽从后门逃生，方将囤门一开，后兵方拥而入，随将应龙衙舍府库，合兵围之”。贵州右监军张存意的报告与此基本吻合，称破囤时“贼党开门倒戈，奔溃如蚁。我兵直围杨应龙住宅，遵守前禁，不敢径入宅内。官兵中有从宅后掘墙数孔而入者。比刘、李二总兵引兵入宅，则杨应龙已缢死卧房”。这些记录中，新王宫被明军称为“应龙衙宇”、“衙舍府库”或“杨应龙住宅”，它破囤之后，即被官军合围。从“府库”“衙舍”并举看，府库应在新王宫内。因为环宫有墙，加之前有禁令，所以明军不得径入，却有为利而动者“从宅后掘墙数孔而入”。此时，杨应龙已自缢。明军沿袭了凡攻克一处即纵火焚毁的政策，“延烧酋房”，但未言明所烧的是否为新王宫。贵州左监军杨寅秋的报告也提到了明军入囤纵火事，并称新王宫之火是应龙点燃的。他说：“贼倒戈奔溃，各路兵一齐登囤，拥入内城四面纵火。贼酋杨应龙将卧房发火，同爱妾缢死，要将自焚。时五路总兵官齐抵贼衙”。《叙功疏》对此过程的记述最详，称黎明时，应龙“自度不免，因抚膺顿足谓田氏曰：‘我今自焚死，断不落乱兵之手。’田氏牵衣号哭，酋捽去，入卧房将门钉闭，举火烧房，同爱妾周氏、何氏缢死。”吴广督兵入，“至后房，破门寻见酋尸，急出烈焰中。须臾，火烧楼房一空，如稍迟晷刻，酋尸俱成煨烬矣。”据此记载，应龙偕其妾，在“卧房”钉闭房门，纵火后自缢。而吴广在“后房”寻见应龙尸，知“卧房”在新王宫中居后，最有可能即今之“三台星”。而在另一条文献里，火为“左右”所纵。应龙见大势已去，“即同爱妾周氏、何氏悬梁自尽。左右放火焚烧间，总兵吴广、守备陈九经打开楼门，直登其上。吴广为首，陈九经为从，冲火取出全尸”。此“左右”，不详是应龙还是吴广之左右。种种迹象表明，宫内之火确为应龙先纵，而明军攻入后又“锦上添花”，于是须臾之间，“火烧楼房一空”。
考古清理出的满地灰烬、龟裂的石材、半灰半红的砖与瓦都清楚显示，新王宫确实毁于大火。曲房别馆，一炬堪怜！
新王宫焚毁前的诸多细节已经无法想象。万历十四年（1586），以进献良木而获赐飞鱼品服的杨应龙，一定不会放过在新王宫的木作之上大施拳脚的机会，令屋宇的装饰极尽奢华而有僭越之嫌。《平播全书·献俘疏》称：“应龙益横，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疏》记杨氏大水田庄园说：“大水田庄宅制度，台沼亭榭，僭越非常，不惟雕刻彩饰龙凤等物，卧房一样黄色牙床三十六张，欺僭可知。”作为“子孙万代之基”的海龙囤，其装饰之精当不在其下。《献俘疏》中记录了一副已然不可考的对联，来证明海龙囤的超出常规及杨应龙的“目中且无海内”，文曰：“囤破而官军录其关门之联曰：养马城中，百万雄兵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所居之门匾曰：半朝天子。”我很怀疑这副对联的真伪，因为留存至今的杨氏碑刻文献均称海龙囤为“龙岩囤”。但我丝毫不怀疑这座山巅的“宫殿”确因规模的宏大与装饰的精致而有着“半朝天子”的气象。
新王宫并未在大火中死去，而在大火中涅槃。
（2012年8月14日，写于囤巅。居囤第114日。412年前改变历史的114天里，明军“出师才百十四日，辟两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余年所得志于西南夷盛事”。）
——刊于《贵州都市报》2012年8月28日D04版。（李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