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毛泽东对程世清在赣鄱大地上的一曲创建新秩序、新世界的狂想，更不该有什么指责了。对待“新生事物”，他历来强调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区别；对待“群众运动”，他从来持反“反冒进”的鲜明立场。即便是“文革”这样天崩地坼的举世大乱，他也认为是损失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
程世清日后政治上的折戟沉沙，似乎只怪他在中共“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觉悟不高，或者说在与林彪的关系上拿捏不当。
有两件事影响很大。一件是196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亲切的关怀，光辉的榜样——记程世清同志到林副主席家里作客》一文。该文让世人在知晓林彪统率三军、力拔山河云飞扬一面外，又了解了林彪在生活上的另一面——其朴素淡定，几近一名古井无波、怀抱静气的清教徒。此文发表后，在国内有相当多的报刊转载。
再一件事是，程世清花大力气抓了井冈山形象的打造。
1968年春，根据他的指示“位置不能一个个去摆，不能平分秋色，历史得为现实服务”，由福州、长沙、南昌、洛阳等地的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们搞出了井冈山博物馆新的陈列方案。在新方案里，“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更名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统帅；陈列的内容由过去的以历史为线索，改为以专题来组合：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贯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于是，“八七会议”的转折意义不提了；
南昌起义的巨大功勋抹煞了；
有关红五军的内容全部撤销了……
在1929年1月红四军的一张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如何处理掉“军长朱德”这四个字，被列为几个重大疑难问题之一，提交纪念馆领导小组会上商议。有人提出将这四个字折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
领导小组决定采用此种“技术处理”后，向程世清汇报，他当即表态：“这样处理好！”
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身为军长的朱德，常常和红军战士们一起从宁冈挑粮上山。战士们见他军务繁忙，不要他挑粮，两次拿走他的扁担，他就在第三根扁担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字，示意不准战士们再拿走。这是一个建国后便写进了小学课本、在一代代孩子们耳朵里起了茧的故事。然而，这样一条扁担，也被进行了“技术处理”，作为实物，它被撤走了，在一幅油画里，却成为另一个人手上的道具——黄洋界的那棵槲树下，挑粮在此小憩的毛委员、林彪，与随行的军民们热汗洒云天，谈笑落寰宇。由此，坊间有了“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的一个笑谈。
油画《井冈会师》，是纪念馆陈列的十余幅大型油画之一，由于其现实意义，更被摆放在异常突出的位置：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一面闪动阳光的红四军军旗下，走着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几张这幅印制好的油画。老帅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着，像看一幅华君武或是丁聪的漫画，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
陈毅则突然站了起来，将画往地板上一掼，“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
井冈山群众中又有传说，说是朱老总逝世前几年，被迫赋闲，郁闷不过，又战地重游，再度上了井冈山。看了这幅《井冈会师》图，拿起手中的拐杖，戳向林彪的脑袋，愤愤然说：“这小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哟？！”
1968年冬天，程世清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1962年3月朱德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十一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老总题写的。
与此同时，山上、山下发动干部、群众进行“献忠”劳动。在林彪上山前的八个月里，整个井冈山成了一块举袂成幕的大工地，开山声，引擎声，搅拌机声，敲石子声，不绝于耳，通宵达旦……
茨坪纪念馆大门两边改装成火炬灯。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二十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数万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在“九一三事件”后作罢），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四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它们与其他地方的火炬一起，形成了井冈山上的一片触天火海，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革命人民最大的真理。
1969年9月，林彪偕同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来到井冈山。
在茨坪费去半个小时参观完纪念馆后，林彪对程世清说：“这个馆里的陈列是全国第一流的。”
来到黄洋界上，林彪先在火炬亭外面徜徉良久，又在里面仔细地看了一遍，仿佛在追忆着往日的烽火硝烟。他一连说着“好，好，好！”不知是旧地生情，还是称道这个造形别致的建筑物。
当林彪走进火炬亭的休息室，程世清忙趋身上前，躬身说：“请林副主席为黄洋界题字。”
林彪颔首而笑，走到早已铺好宣纸的桌前，提笔写下了“黄洋界”三个字。
这时，叶群在亭子外照完相，走了进来。程世清不失时机地说：“林副主席题了字，请叶主任也题个词。”
叶群一听，眉开眼笑，吩咐工作人员拿来一本《毛泽东诗词》翻了翻，想了一下，提笔抄了半阕《西江月&S226;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此时，属于自己的一首诗在林彪心头涌动：
四十年前故地，
万千往事涌怀；
无数先烈没蒿莱……
林彪一行下井冈山不久，黄洋界上树起了新的纪念碑，正面即是林彪题写的“黄洋界”三字，背面则是叶群书写的半阕《西江月&S226;井冈山》。
从此，坊间又有议论：“林彪偷了朱德的扁担，又偷了黄洋界。”
对于坊间的传说、议论，十有八九，程世清听不到，即使听到了，也不一定会引起他的警觉。
他此前的命运走向，有两处与林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他还没有资格说自己出自于林总的麾下，自己在林总的眼里也不是一个可以记得住的人物。“文革”乍起，风云际会，他摇身成一方诸侯，才使得林彪有可能正眼瞧他。无疑，他盼林彪看他的视线越来越热，自然他会想到由此带来的巨大好处——在自己身上打下“四野”的金印，这在讲究“出身”的军队系统里，历来是十分重要的。他肯定期望在未来的政局中，自己能背靠林彪这棵大树。
估计程世清不觉得他这么想有什么见不得阳光，如同在做这两件事上他有什么不对。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在全场极其热烈的长时间掌声中，通过了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的“接班人”和“副统帅”的地位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他紧跟林彪，就是紧跟毛主席，如同在井冈山的形象打造上，他突出林彪就是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虽然他心里也明镜似地清楚，为了“突出”得涂改些历史事实，但历史在权力驱动的现实需要前，本来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样做，他决不是共产党里的第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而不管是不是他一手炮制的《亲切的关怀，光辉的榜样——记程世清同志到林副主席家里作客》一文，也不过是他的客观观察，再加上一个老部下积压了许多年的对老首长的真情流露……
程世清自认毛泽东不会以为他有什么猫腻。多少次在与红卫兵、造反派们的讲话中，他总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个“红小鬼”，打11岁乳臭未干起，就投身革命，跟着毛主席如何一步一步越过高山大川，克服艰难险阻，终于走到了今天。在忠于毛泽东的这一根本原则与根本利益上，他的心光明通透，可鉴日月。
毛泽东身边有一个人，在打量起程世清时，脸上却似乎总有一股狐疑之色。
此人“中高个儿，腰直胸挺，仪表轩昂，尤其那两道卧蚕眉和一对熠熠闪光的眼睛，端端正正地长在白皙的脸膛上，很有一种聪明练达、儒雅大方的气度。可惜他的这种招人敬重的一品相貌往往被他那种一窍不通的文化知识所扭曲，使得有人说：‘汪东兴嘛，不过是一个政治掮客而已，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足虑之。’”（师东兵《汪东兴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日后的际遇表明，恰恰让程世清虑之而且是大虑的，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主任，“九大”升迁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东兴。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
在这之前，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权力已臻顶峰。至1968年９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这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当中，有21人是军队干部，占总数的72%。如北京的谢富治，广东的黄永胜，四川的张国华，湖南的卜占亚，浙江的南萍，云南的谭甫仁，广西的韦国清，新疆的龙书金……成立之初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军管，这充分表露了毛泽东企图利用军队恢复全国稳定的心态。在次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他们所有的人均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在中央政治局里，将军们加上不是将军却属于军队系统的叶群，也占了大半。
庐山上，将会是将军如云，新贵如雨。可以想见，同是将军与新贵的程世清在自己的辖地上，该会为这次会议进行得顺利与安全，揉碎何其多的心血。
仅在交通上，程世清就一一布置——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时，一般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45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上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上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一线全长20多公里，定了350个哨位，布上406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100个哨位，布上200名战士。此外，为加强上山车辆和人员的控制，上山汽车一律由交通组发放统一通行证。山下人员确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宾馆由九江地区保卫部开具证明，方可到车站购票上山。由南昌运往大会的物资，指定运到威家，然后由物资组派生活专用车到威家转运上山。凡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的人员，统统举家迁往山下安置，牯岭东谷机关单位和居民全部搬迁到西谷，定点、定时、定人设立哨卡，确保大会绝对安全。
对于程世清这一亲自设计并监工、几乎一只野兔也溜不过去的无形巨网，汪东兴却看出了一个比天大的窟窿——
庐山会议前几天，汪东兴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一看，他吓了一跳。在安排给毛主席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汪东兴当即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程回答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解释道，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汪东兴又问：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紧追不舍：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他告诉程世清，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程问：那怎么办?汪东兴当时却没有答复。
回到杭州，汪东兴将修机场的事报告了在此暂住的毛泽东。毛泽东马上问道：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恩来也不知道。汪东兴在这头电话上感叹：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恩来马上询问已由广东调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黄永胜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黄回答，他报告了林副主席。
于是，周恩来给汪东兴回电话，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程世清没有料到，这个直升机场本是由中央首长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两位一起勘察地形后定下的，江西方面不过是组织施工而已，但经汪东兴这一报告，却在毛泽东心里刻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作为全会文件，印发与会人员和高级干部。文章指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因此，“欺骗了不少同志”。批评陈伯达和他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而且这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9月6日全会的闭幕式上，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毛泽东又提到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借助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次年毛泽东“南巡”，在长沙时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等人谈话，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时，又再度点到：有几位大将，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同上）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炸平庐山”，其“心结”就出自本打算修建好后由几架伊尔—14和云雀直升机来值班的庐山小机场。
汪东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程世清的看法，宫阙深沉，且世事凋零，现无从考察。但程世清此后日益愈深地卷进“林彪反党集团”的嫌疑里，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总如影相随的嫌疑，很长一段时间里，程世清为之压抑，乃至痛苦。为了彻底摆脱这个嫌疑，当然也为了表明一个受林彪的“蒙蔽”者在觉醒后对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立场与态度，程抓住了毛泽东“南巡”时停驻南昌的机会。
十年后，程世清亲笔在回忆录中写到——
1971年8月30日上午，汪东兴从湖南飞到了南昌。在这之前，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也接到了主席的指示，要他们到南昌来，他们二人差不多先后到达南昌，住在“八&S226;二八”住宅（笔者注：南昌市南郊专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来赣修建的秘密住处，有铁路专线，专列可直接驶入）。是日下午，汪东兴简要地传达了主席在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重要讲话，并把他自己简要的一份记录稿给我们每人抄了一份。他还传达了主席要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的指示。汪还说主席很关心福建和江西的关系问题，要我和韩先楚同志好好谈谈。当日下午，我同汪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这之后，我向他谈了一阵子，他说这些问题，还是由你直接报告主席好，明天再说吧。晚上九时许，毛主席来南昌，主席在车上同我们谈了一阵子话，就决定要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明天也来南昌。
程世清在这段文字后注明“（此处接我给主席、总理的信全文）”，但回忆录中未见原信。程接着写道：
这之后，我单独两次向主席报告了我所怀疑及我所知道的一切，并说出了我自己的见解。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1981年3、4月间程世清写于秦城监狱的回忆录原稿》转引自余汝信《这一段历史的“程世清说”》）
据毛泽东“南巡”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回忆：
“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
写到这里，张耀祠还用了一点职业军人写作中很少使用的文学笔法：“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4-1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对毛泽东当时的神情都有具体入微的观察，张耀祠在现场当是确凿无疑的了。
虽然张耀祠没有写明那位“江西负责人”是谁，但据汪东兴的回忆，毛泽东在南昌接见的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中，“江西负责人”唯有程世清。张耀祠的回忆录不仅印证了程世清向毛泽东的密告，而且还把这一密告视为毛泽东察觉林彪阴谋的一个重要情节。他在写了毛泽东听“江西负责人告密”之后，紧接着就写道：“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5页）
在程世清、张耀祠的各自说法里，唯一不同的只是这次毛泽东和程世清单独谈话的时间，前者说是8月31日晚，后者则记得是9月2日。
与以上两人说法南辕北辙的是汪东兴的回忆——
8月31日晚9点，毛主席抵达南昌。到住地安顿下来后，已是晚上10多钟，毛主席开始了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及汪东兴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9月1日，毛主席患了感冒，全天休息。
9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昌已打算走了，决定再接见一下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汪东兴马上通知，可这三个人近一小时后才赶到，原来他们打猎去了。“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9—150页）
汪东兴在书中也回忆了毛泽东在杭州下令将专列转移的事，“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于是毛“当机立断”，提出把专列转移。（同上184页）
在汪东兴笔下，不管是在8月31日晚，还是在9月2日上午，毛泽东没有任何一点时间与程世清单独分享，所谓程的“密告”当然是空穴来风，而当天晚上，程卸去心中大石头般的轻松、快活，更是水泥地上长出的一片怒放的牡丹了……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是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研究人员帮助整理、审校的，作者在《后记》中称：“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为此书题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亦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编辑帮助整理完成，作者在《后记》中说：“我们一块去粗取精，将本书删改了11次之多。”面对这两本均自称是很严肃、很真实，决非时下常见的对历史的“虚构”或“戏说”的回忆录，读者有权发问——“汪东兴与张耀祠：你们叫人相信谁？”
或者说，如同程世清戏弄了朱德的扁担，在汪、张之间必定有一个人在播弄程世清的命运。
在程世清看来，肯定是汪东兴心怀叵测，翻云覆雨。在1981年3、4月间写于秦城监狱的那份回忆录里，程世清还写到，在与毛泽东单独谈话之后，他轻松与快活之余——
也使我增加了另一份心事。当30日下午这一天，汪对我和韩在还没有传达主席的几次讲话之前，汪当着我两人的面说：“程世清应当福州大军区政委。”我一听他这么说，心里觉得怪不好笑，心想，他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当着我们的面说这样的事情呢？这完全是把程世清当小孩子看，这恐怕不是无知吧。可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另有目的。果然不错，当主席９月２日离开南昌，９月３日文道宏（笔者注：1967年7月前任归陆军第26军指挥的济南军区守备25师政委，随程到江西“支左”后擢升江西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对我说：“汪东兴对他说，程世清跟主席讲的那些话，讲得太多了，乱讲，以后要少讲，不要讲了。”汪叫文道宏转告我的那些话，他不讲我也自明了。当时我对文的一番好心，没有回一句话。到了晚上，我对秋萍谈到此事，（即刘秋萍，程世清夫人）这算是我第一次认识了汪东兴了。让你当政委堵死嘴，不要再多嘴，如若死心眼，切莫说后悔。这之后的事态发展，已经给程世清上了死牢簿了。谁敢不佩服这一位迫害专家的手段呢？——（转引自余汝信《这一段历史的“程世清说”》）
2004年7月，程世清又向一位来访者谈起，在1971年8月庐山会议的准备工作阶段，“为了在会议期间工作方便，汪东兴把尽地主之谊的江西省军区副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21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文道宏在22日一清早就去告诉了程世清”。（《程世清访谈记录》，《华夏文摘》增刊第453期）
这番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那就是会议期间任中南片区组组长的他，之所以会在分组开会时积极主张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其原因是轻信了汪东兴的招呼。
关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表现，以及毛泽东对身边这位“大内”的态度，毛的“南巡”讲话中多有提及——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那时，毛主席对我的情况是做了调查的。他曾经问他身边的服务人员：汪东兴怎么样了？他还抓不抓我这里的工作了？我看他每天还到这里来呀……”（《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按照汪东兴本人的描述，毛泽东显然将其朝秦暮楚之变，看成是头脑简单，给林彪当了炮灰，但仍不失是对党国、更对他老人家有赤子之心的忠臣干将。今后多读点书，不要再上那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政治骗子的当就行了。谁要再追究下去，便有“幸灾乐祸”之嫌。
或许你会感觉汪的描述里有几分粉饰、乃至孩子般有个大人在身后好撒娇的意味，但事情的结果真是汪东兴像一只下了水的鸭子，上得岸来，摇摇羽翅，一身水珠霍然而去，什么事也没有。程世清也下了水，那水却是汤汤黄河，他怎么洗也洗不清了……
（本文摘自作者未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军管年代——程世清在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