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纵横 消费社会与小妞电影 社会时政新闻
2013年,《小时代》在北美上映,《洛杉矶时报》称之为“一部发生在上海的、无性的《欲望都市》”。看看他们的相似性:同样由畅销小说改编,同样发生在四个单身女性之间,同样讲述她们在一个大都市里的日常生活——最常见的形式是“姐妹们的聚会”,在没完没了的谈话中,她们讨论着现代女性的永恒问题,男人、工作、闺密等,以及怎么也不够穿的衣服:随处可见的曳地礼服、无穷无尽的高跟鞋、只有在遥远的北国才派得上用场的华丽皮草……凡此种种,无怪西方媒体将其称之为“中国的小妞电影”。
在谈论“小妞电影”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另一种流行文化,也是许多“小妞电影”的发源之处:“小妞文学”。在过去十几年间,此类小说横扫了图书排行榜。从表面上看,这些小说都是“女性主义”的,且多以第一人称讲述。小说的作者多为年轻的女性职业作家,小说主角是和她们相似的单身工作女性,故事讲述“年轻姑娘如何在大都市追逐梦想”,内容覆盖从约会到死亡的全过程——对于这其中的多数人,梦想只是“找到真爱”。此类小说中广为人知的有:《欲望都市》、《穿Prada的女王》、《口红丛林》、《BJ单身日记》、《绯闻女郎》等。
在一本名为《人人都能成为简·奥斯汀——女性小说畅销秘笈》的书里,作者莎拉·米诺基与法琳·雅各布教授读者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小妞文学”作家。此类小说有固定的模式公式:一个(N)岁的女人(某某),拥有一个有抱负的(工作),从没想到自己会陷入(某种情况)——(更不用说某种状况)了。但自从她(做了些什么)之后,她的生活变得(与以前不一样了),她不能自已(做某件事),只能求助于(某某)——她的(好友/男闺密……),来帮她脱离这种(状况)。他们将在一起(做点儿什么),但当(某人/某事)来临,一切发生了改变……通过对括号中的留白进行自由填空,你可以拼出许多类型故事:《保姆日记》、《欲望都市》、《一个购物狂的自白》——或者,《小时代》。
这些发生在大都会里的丽人故事,翻拍成电影后,成为光鲜亮丽的“视觉糖果”,流金溢彩,如梦似幻。而与时尚产业的交互关系,也成为“小妞影片”的常见元素。在这些电影中,总有一个或多个的角色被置身于时尚产业中:她可能是阴差阳错进入了时尚杂志编辑部(《穿Prada的魔头》),或一个时尚圈里颇为有名的专栏作家(《欲望都市》),或来自时尚人士终极向往的“上流社会”(《绯闻女郎》),最不济的,是一个生来愿意被名牌淹死的购物狂(《一个购物狂的自白》)……有时,电影与现实的交互虚实难分。在电影版《欲望都市》里,凯莉给《Vogue》杂志拍了一组新娘大片,此后切实地出现在了美国版的《Vogue》上——尽管在电影中,凯莉与“大先生”的婚礼最终化为了泡影。
就像时装精品店的经营者一样,电影拍摄者相信“环境美是生活幸福的首要条件”。在这样的哲学下,“衣橱”在此类影片中担当了“影子主角”。实际上,许多人走进电影院,为的正是这位“看不见的主角”——而打造它的幕后功臣是时尚圈的中坚力量:造型师、品牌、设计师、美容师与摄影师。一部成功的“小妞电影”,可能会影响人们日常的衣着打扮,并就此成为时尚史上的经典。而“一个事先张扬的衣橱”,也会给票房带来积极的作用。随着前两部票房的成功,在本周上映的《小时代3》中,四个姑娘的衣橱也随之升级:它被打造成了高达三层的“梦剧场”,进出其间的服装多达7000件,其中包括不少难得一见的服装——女主角林萧穿着奔跑的一条红色长裙,来自BottegaVeneta的T台走秀款,“全世界只有一件”。
“女性主义”是“小妞电影”的另一个关键词。实际上,由于主角是女性,她们从一开始就或多或少是“女性主义”的,但在“如何做出女性宣言上”,他们选择的方式则多种多样。相较于早期的女性电影,“小妞电影”对“男女平等”的追求,从社会或职业领域转移到了两性关系上——《欲望都市》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而在《小时代》中,姑娘们从不衣裳不整,获取眼球的工作交给了围绕在她们身边的“都市花美男”——即使每日出门喷一把古龙水,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褪去上衣,露出精心打磨的腹肌,让人误以为进了香水广告拍摄现场。在对待“男色”的态度上,《小时代》展现出了《欲望都市》相似的态度,即在此种“传统男性领域”中,女性与男性亦平等。
较之原创剧本,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有一些天然优势:小说的畅销不仅给电影提供了前期观众积累,也让投资方更易了解目标观影群体,进而有的放矢——如果作者本人具有明星效应或所涉题材具有真实影射性,则更为加分。出版于2003年的《穿Prada的女王》,是颇具代表性的一部。这部讲述名校毕业生在时尚大刊实习经历的小说,在2006年被20世纪福克斯公司改编成电影,收获了3.25亿美元的票房,并获得了两项奥斯卡提名。主演梅丽尔·斯特里普所扮演的角色,影射的正是美国版《Vogue》主编安娜·温图尔。在此类电影的改编上,主角的选择显得成败攸关,同样改编自2003年畅销小说的《保姆日记》,主角选择了“女神”斯佳丽·约翰逊,因为“过分漂亮,无法将其当作小保姆”而让许多人拒绝买账,票房惨淡,不足2600万美元。
在某些方面,拍摄于1961年的《蒂凡尼的早餐》被看成是“小妞电影”的“早期文本”。其中可见如今“小妞电影”的许多经典元素,如名牌崇拜、情感困扰、大都市逐梦以及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奥黛丽·赫本在其中饰演的荷莉·格莱特利是一个从外地来纽约的年轻姑娘,热爱派对和热闹生活,其人生理想是钓到金龟婿,然后实现与兄弟弗莱德“买个农场并永远在一起”的生活。与传统的“拜金女郎”不同,荷莉身上有着“女权主义者”的影子存在:为了实现新生活,她从前夫身边逃走——这一举动颇似娜拉的出走。然而,这名每天早上要在蒂凡尼橱窗前吃早餐的时髦女郎,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主义者绝非同一个物种,她更像是当下的摩登女性——实际上,她也非常为今天的摩登姑娘认可,在许多“小妞电影”中,都可以看到荷莉·格莱特利的小黑裙形象,两者之间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
作为一种“产品化”的类型电影,“小妞电影”很少令观影者怀抱艺术期待,但在过去一些年间,依然诞生了一些著名作品。然而,知名度与票房并不意味着精神价值——2010年,ABC在一档节目中,称《欲望都市》中的凯莉为“浮躁、自以为是的曼哈顿势利眼”,将其评为“过去20年流行文化中最糟糕的10个角色之一”。颇有意味的是,此类电影获得肯定的地方,往往来自其“消费主义”的部分,比如服装。不可否认的是,其所制造的流行文化,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此处,“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了一个故事:美拉尼西亚土著人曾经被天上飞行的飞机搅得心醉神迷,但是,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在他们那里降落过。于是,土著人用树枝与藤条建造了一架模拟飞机,并精心划出一块夜间照亮的地面——他们耐心地等待着真飞机前来着陆。
“人们能够在这里看出消费社会的寓言。”鲍德里亚写道,“消费中受过圣迹显示的人也布置了一套模拟物、一套具有幸福特征的标志,然后期待着幸福的降临。”——这种模拟的、具有幸福特征的幻象,也正是消费社会中,产品化的“小妞电影”所具有的“致命吸引力”。
在电影《欲望都市》中,莎拉·杰西卡·派克借主角凯莉的嘴说,二十几岁的姑娘们来到纽约寻梦,为的是两个“L”,“品牌(Label)”和“爱情(Love)”。实际上,这两个“L”所指代的,是“小妞电影”的两大核心:“物质”与“情感”。多数“小妞电影”,会将这些时髦姑娘对“品牌”的追求作为影片的开端——这保证了影片开场的观赏性,并最终以“情感”作为其结尾——这可以看成是一种“从物质到精神”的价值观的回归。当然,这样的公式也可能依旧是“产品化”的。几乎所有成功品牌都懂得这个规律:在产品销售中,最昂贵也最为核心的部分,正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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