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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 耗羡归公的雍正皇帝胤祯
胤[yin印]禛[zhen贞]（1678——1735年）即雍正皇帝，清圣祖康熙皇帝第四子，圣祖死后，在年羹尧等人的帮助下夺得帝位。1724年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
大清帝国，雍正皇帝在位时，对前朝的税制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摊丁入亩；二是火耗归公；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赋税制度的改革。
田赋和丁役，是百姓对政府所尽的义务，历代分别征派。田赋按田亩征收，丁役按丁口征调，各有其征派标准。康熙年间（1662——1722年），农民反对以丁派役，提出“随地派丁”的主张，遭到官府和富豪的反对，双方僵持不下，斗争持续不断。问题的严重性引起康熙皇帝的注意。1712年康熙发布诏令，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的丁银为准，以后加增的人口不再加征赋银，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永不加赋”政策，这一政策从法律上将丁役（一种人口税）固定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因此随着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行，就必须寻找落实丁银的具体办法。
雍正元年（1723年），山东巡抚黄炳行摊丁入亩，即按照土地的多少摊派丁役，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使贫富负担均平，用以拯救农民的痛苦。不久又接到直隶巡抚李维钧上书，要求在直隶等地将丁银并入田亩中征收，雍正将李维钧奏疏交给户部讨论，提出意见。在广泛听取朝中大臣意见的基础上，雍正批准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全部摊入田赋中，造册征收。山东、河南、浙江、安徽等省看到这一措施简便易行、富有成效，也先后纷纷推行。摊丁入亩在实行过程中，中央政府没有统一规定的实施办法，各省都本着简便、效能的原则，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基本做法是以州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该州县的丁银作为应征的数额，平均摊入田亩中随土地税一并征收。
摊丁入亩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一改革，而拥有大批田产的地主豪绅却用种种办法反对、阻挠和破坏，雍正皇帝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保证了这项改革的稳步进行。从而统一了全国赋税制度，大大松弛了封建的人口依附关系，加快了人口的迁移流动。改变了过去丁、地分征带来的赋役不均状况。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据统计，雍正二年（1742年），全国耕地为6.28亿亩，税银2630万两，税粮470万石，实行摊丁入亩后，至乾隆十八年耕地为7.08亿亩，税银增为2911万两，税粮增为840万石，耕地亩数增加3.7%，税银增10.4%，税粮增79%。更为可贵的是这项税制改革还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
与此同时的另一项税收改革就是耗羡归公,亦称火耗归公。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诺敏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州县官员滥征火耗问题，向雍正皇帝提出书面建议，要求将山西各州县全年所征的火耗，统统上缴省里，一部分抵补国库亏空，一部分作为奉禄发给各级官员，以革除地方官员利用职权多征火耗，而形成的贪污恶习。雍正皇帝斟酌后，同意诺敏在山西搞试点。第二年，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向雍正皇帝详细说明了火耗归公的功利，请求皇帝下令各省按照山西的办法，将一省所征收的税外火耗总额上报中央，年终再将发给各官奉禄、支付公费、留补亏空的数目上报中央审核。杜绝官吏窍占挪用，中饱私囊。雍正皇帝对高成龄的建议非常重视，在广泛征求大臣意见后指出：历来火耗都是州县加派横征，侵蚀国税不下几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意为容这种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高成龄的建议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不让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于是他果断决定，各省将征收的火耗提解归公，用于发放养廉银作为对官员的财政补贴。在雍正的亲自催促下，经过六年的努力，全国各省都推行了火耗归公，以至成为“万世不易之法”。
从火耗私征到火耗归公，从低奉致贪到高薪养廉，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改革的成效，首先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财力，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其次是减轻了百姓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据统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国库的财政结余就由康熙末年（1722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皇帝末年（1735年）的6000多万两。这与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