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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1957年的劳教制度，是为了配合当时“镇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改革开放后，为了处置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并实现了劳教对象向普通违法行为的转型和延伸。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劳教制度一方面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度化。劳教制度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处罚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是中国独有的制度。按照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所谓“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首先是“劳动”，即强制劳动，组织他们“劳动生产，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其次是“教育”，即教育改造，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再次是“培养”，使他们“逐渐成为国家的真正有用的人”。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布，劳动教养正式成为经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批准实施的一项法律制度。
六类人员实行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适用人员包括六类：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阻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劳教人员在体操训练
劳教人员劳动锻炼
列宁时代的“契卡”——肃反委员会，是出于对维护苏维埃政权、镇压敌人的需要而建立的组织，由睫尔任斯基负责领导。“契卡”即以后的克格勃——安全委员会的前身。普京任总统后，曾重新树立起睫尔任斯基的塑像。从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革命理论而言，对反革命敌人的镇压是理所当然而比较简单的，但对于党内外、干部队伍中种种其他的异己分子，即不拿枪的敌人应该如何处理却是一个难题。于是，苏共（布）捡起了俄罗斯时代及国际对一般的流浪者、盗窃行骗者、破坏社会治安等不劳而获者收容教养的办法，在劳动改造营中另建“劳动教养”单位。除收容一般社会不容的人员外，在具体实践中，把各类不宜公开镇压的反党集团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类似于流放地进行长期的劳动改造。
2010年04月13日，网络上流传一则题为《触目惊心!唐山某劳教所在押人员“骷髅死”》的文章，称一名叫董雄波的男子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离奇死亡，死亡时“跟骷髅一样”，仅35公斤。13日下午，唐山荷花坑劳教所证实，董雄波确实是该所劳教学员且已经死亡。
董雄波是在2009年5月因倒卖演出门票被送往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的，劳教期限为一年。09年10月，董雄波致电家中称生病发烧，看守所不管，请家里寄药。唐山荷花坑劳教所办公室一名科员称，董雄波确实在该所劳教过，并证实董雄波确已死亡，其死亡地点是在医院。至于董如何死亡、死亡的详情，该科员拒绝透露。
轰动一时的“湖南永州11岁幼女被逼卖淫案”终审判决之后，受害幼女母投诉警察，被湖南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劳教一年半。
唐慧被劳动教养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8月10日，唐慧被劳动教养的决定被撤销，唐慧被释放。
【1971.3.10章乃器致周恩来书：论劳教】劳动教养的成绩就很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这就不能不有所拒抗。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的自由的教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这难道应该忘记吗？
【思想犯】任XX，1987年生，大学毕业，彭水县人。“经本委审理查明...在其QQ空间，腾讯微博上关注、浏览、复制、粘贴、转帖、发帖等方式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100多条……劳教二年。”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除了沙皇时代的监狱，苏维埃政权没有修建正规监狱，契卡在1918-1920年间修建一定数量的劳动营，这个时期没有系统的对在押犯进行区分，小偷、强盗、少数被俘的白卫军、反对苏维埃的地主富农 ....
到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开始实行“集体化政策”，政治犯的人数急剧增多。这时政治犯被单独登记，不再与其他犯人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全部政治犯被关押在由最高苏维埃安全部门控制下的监狱 ....
随着斗争的升级，早期修建的内务部监狱已经人满为患，苏联当局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修建了规模更大的劳动营，大批犯人被转移到劳动营，参加矿业开采、伐木、养护道路、修建大型建筑等等劳动。科雷马河的一处矿场，这里开采铀矿石，因为得不到相应的劳动保护，总共有3万8千名犯人死在这个矿场，这仅仅是整个科雷马河矿区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这里成了死亡谷。
甘肃夹边沟农场50年：3千“右派”在饥荒中求生
随着风沙的吹蚀，当年掩埋的遇难者衣物被曝露在酒泉戈壁上。 摄影_刘浚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线上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周惠南说，每天劳动之后回来就休息，互相之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问别人问题，只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烦。“遇到一个人都会在想：他会不会出卖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往上爬？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劳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体力，但此时“右派”们多幻想认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灭时，他们又已经吃不饱，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几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两天，又自己回来了。因为他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走回来，晕倒在场部附近，被人发现后捆起来送到场部。场长反倒开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两天里刮一场风没了脚印，你就报销了，也省了我的麻烦。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里、北京“反映问题”：我没有反党，我冤枉嘛。周惠南听说有人这样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来了，但回来后并无进一步惩罚，周惠南解释原因—因为“奔向党的怀抱，你没有抛弃党”。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后，甘肃省西固区工商管理科科长俞兆远，就没想着自己能活着出来。
他什么都吃，到处偷着吃。在荒滩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窝里的存粮。运气好时，他能从一个耗子洞里挖出四五升粮食。
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劳动停止了，所有人在夹边沟存在的惟一意义，只在于活下去。人们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记载，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员申请司法救济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判定劳教的过程很不严肃，草率的做法威胁着公民的人身权利。”茅于轼说。
劳教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的等上位法明显冲突。
法学者指出，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并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至3年。 “犯了罪判刑，被判一年的，有时还可以缓刑一年。但没犯罪的，却可以因为劳教制度的存在被限制人身自由一年甚至三年。这完全是对法律权威性的嘲弄。”贺卫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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