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有的劳教制度,还不废除吗? 监狱废除劳教

看图说话第6期:中国独有的劳教制度,还不废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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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1957年的劳教制度,是为了配合当时“镇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改革开放后,为了处置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并实现了劳教对象向普通违法行为的转型和延伸。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劳教制度一方面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度化。劳教制度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处罚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是中国独有的制度。按照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所谓“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首先是“劳动”,即强制劳动,组织他们“劳动生产,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其次是“教育”,即教育改造,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再次是“培养”,使他们“逐渐成为国家的真正有用的人”。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布,劳动教养正式成为经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批准实施的一项法律制度。



六类人员实行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适用人员包括六类: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阻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劳教人员在体操训练



劳教人员劳动锻炼



列宁时代的“契卡”——肃反委员会,是出于对维护苏维埃政权、镇压敌人的需要而建立的组织,由睫尔任斯基负责领导。“契卡”即以后的克格勃——安全委员会的前身。普京任总统后,曾重新树立起睫尔任斯基的塑像。从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革命理论而言,对反革命敌人的镇压是理所当然而比较简单的,但对于党内外、干部队伍中种种其他的异己分子,即不拿枪的敌人应该如何处理却是一个难题。于是,苏共(布)捡起了俄罗斯时代及国际对一般的流浪者、盗窃行骗者、破坏社会治安等不劳而获者收容教养的办法,在劳动改造营中另建“劳动教养”单位。除收容一般社会不容的人员外,在具体实践中,把各类不宜公开镇压的反党集团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类似于流放地进行长期的劳动改造。



2010年04月13日,网络上流传一则题为《触目惊心!唐山某劳教所在押人员“骷髅死”》的文章,称一名叫董雄波的男子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离奇死亡,死亡时“跟骷髅一样”,仅35公斤。13日下午,唐山荷花坑劳教所证实,董雄波确实是该所劳教学员且已经死亡。



董雄波是在2009年5月因倒卖演出门票被送往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的,劳教期限为一年。09年10月,董雄波致电家中称生病发烧,看守所不管,请家里寄药。唐山荷花坑劳教所办公室一名科员称,董雄波确实在该所劳教过,并证实董雄波确已死亡,其死亡地点是在医院。至于董如何死亡、死亡的详情,该科员拒绝透露。



轰动一时的“湖南永州11岁幼女被逼卖淫案”终审判决之后,受害幼女母投诉警察,被湖南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劳教一年半。



唐慧被劳动教养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8月10日,唐慧被劳动教养的决定被撤销,唐慧被释放。



【1971.3.10章乃器致周恩来书:论劳教】劳动教养的成绩就很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这就不能不有所拒抗。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的自由的教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这难道应该忘记吗?



【思想犯】任XX,1987年生,大学毕业,彭水县人。“经本委审理查明...在其QQ空间,腾讯微博上关注、浏览、复制、粘贴、转帖、发帖等方式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100多条……劳教二年。”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除了沙皇时代的监狱,苏维埃政权没有修建正规监狱,契卡在1918-1920年间修建一定数量的劳动营,这个时期没有系统的对在押犯进行区分,小偷、强盗、少数被俘的白卫军、反对苏维埃的地主富农 ....



到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开始实行“集体化政策”,政治犯的人数急剧增多。这时政治犯被单独登记,不再与其他犯人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全部政治犯被关押在由最高苏维埃安全部门控制下的监狱 ....



随着斗争的升级,早期修建的内务部监狱已经人满为患,苏联当局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修建了规模更大的劳动营,大批犯人被转移到劳动营,参加矿业开采、伐木、养护道路、修建大型建筑等等劳动。科雷马河的一处矿场,这里开采铀矿石,因为得不到相应的劳动保护,总共有3万8千名犯人死在这个矿场,这仅仅是整个科雷马河矿区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这里成了死亡谷。



甘肃夹边沟农场50年:3千“右派”在饥荒中求生

随着风沙的吹蚀,当年掩埋的遇难者衣物被曝露在酒泉戈壁上。 摄影_刘浚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线上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周惠南说,每天劳动之后回来就休息,互相之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问别人问题,只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烦。“遇到一个人都会在想:他会不会出卖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往上爬?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劳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体力,但此时“右派”们多幻想认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灭时,他们又已经吃不饱,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几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两天,又自己回来了。因为他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走回来,晕倒在场部附近,被人发现后捆起来送到场部。场长反倒开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两天里刮一场风没了脚印,你就报销了,也省了我的麻烦。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里、北京“反映问题”:我没有反党,我冤枉嘛。周惠南听说有人这样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来了,但回来后并无进一步惩罚,周惠南解释原因—因为“奔向党的怀抱,你没有抛弃党”。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后,甘肃省西固区工商管理科科长俞兆远,就没想着自己能活着出来。

他什么都吃,到处偷着吃。在荒滩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窝里的存粮。运气好时,他能从一个耗子洞里挖出四五升粮食。

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劳动停止了,所有人在夹边沟存在的惟一意义,只在于活下去。人们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记载,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员申请司法救济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判定劳教的过程很不严肃,草率的做法威胁着公民的人身权利。”茅于轼说。
中国独有的劳教制度,还不废除吗? 监狱废除劳教



劳教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的等上位法明显冲突。

法学者指出,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并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至3年。  “犯了罪判刑,被判一年的,有时还可以缓刑一年。但没犯罪的,却可以因为劳教制度的存在被限制人身自由一年甚至三年。这完全是对法律权威性的嘲弄。”贺卫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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