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附：中国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的变迁

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

1931年4月20日，上海，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合影

1922年5月23日，北京，鲁迅（右三）在北京世界语会与爱罗先珂等合影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1996年前后，周令飞客居台湾，父亲周海婴和母亲马新云来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灯泡忽然灭了。周令飞站在高凳上换灯泡，“我就跟太太张纯华开玩笑，说‘不好！我要掉下来了！’黑暗中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你看儿子跟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

“我父亲回了一句，他说，‘我爸爸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他跟我爷爷鲁迅一样，喜欢开玩笑。”

周令飞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虽然他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但祖母极少同他讲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来自课本的。小的时候，我学习到鲁迅那些作品，通过老师的教训，也觉得我的祖父是很凶的，有的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否则回到了家里祖父会骂我、打我的屁股。

“鲁迅太伟大了，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扒着窗子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他，站在远处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称是“一个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义工”。让他在不惑之年从眺望变为追随的，正是父亲黑暗中的那句无心之言。“过去在我心中的鲁迅形象，在那一瞬间被颠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飞扭转鲁迅形象转播中的“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周令飞到学校演讲，这句话一出口，台下马上响起会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过一个统计，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总计约20篇，但孩子们谈论鲁迅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说什么，一些老师 甚至怕教鲁迅，不知道在当下该如何阐释鲁迅，“上海有家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民办学校，校长号召孩子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攻克学习的堡垒’。”

他想改变鲁迅形象传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识形态化”，他在自己的演讲和访谈中，常常要将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们看到的鲁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鲁迅有多高，我父亲是1米78，我是1米80，我两个弟弟一个1米83，一个1米85，我妹妹 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计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实际上鲁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讲时他爱给大家看鲁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实例说明，鲁迅先生并非“过去大家经常看到的，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蹙，面庞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

我和我父亲共同编辑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鲁迅的照片，统计之后发现100多张中有20多张的鲁迅是面带笑容的。

萧红笔下，“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我祖母也说过，说我爷爷的笑声，三间屋子外都可以听见。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 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 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他不喜欢那个刻意被塑造为斗士、革命导师的鲁迅，他乐意同大家谈论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电视台《悦读会》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委婉闪烁地问及鲁迅先生与萧红的关系，他直言快语地接过话茬，“你直接说，他俩是不是好过？是这意思不？”

他的定义是“知己”，“这很正常吧！优秀的男女之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赏，很美好啊！”他给大家讲鲁迅跟猪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声传到三间屋子之外。

1926年鲁迅到厦门教书，思念在广州的祖母，他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想念爱人，一头猪不识相，跑过来，啃地上的相思树叶，我祖父很恼火，撸起袖子就跟 猪搏斗，一个老师跑过来，问他你怎么跟猪打架，他说老兄我不能告诉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她，多浪漫多可爱的一个人！

许广平在周扬的指导下回忆鲁迅

“关于我祖父的各种回忆录，1949年之前的更为信实。”

今年年初，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将许广平1959年写成的《鲁迅回忆录》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婴、马新云夫妇在该书序言中写到，“当时已60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写这本书）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 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

这种回忆常使她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

她的文章平实动人，她眼中的鲁迅绝无后来人工演绎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给一样地穿出来。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 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 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鲁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饰这个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

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 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琐谈”，直言她为程式化的鲁迅回忆文章所苦，“似乎类于八股式的命题了，每有纪念鲁迅特辑 的刊物的时候，就很荣幸地直接间接得到通知，许我也参加一分说几句话。其实这是很窘苦的事，我们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经过，有什么可记述的 呢？”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各行各业都须“献礼”，许广平受命再忆鲁迅，“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她的真实一如从前，说自己记不得鲁迅大段的谈话，也没有什么“猛料”，因为家庭生活中“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在周扬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导之下，许广平“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这个极具时代话语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动。周海婴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十几年，从学生到终生伴侣，她说她死后她的文稿 可以一个字不修改发表。当年，中国发表文稿、书籍是有‘纪律’的，能不受约束的只是极少数人，我母亲没有豁免权。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过的地方，研究中国近 50年历史的学者，可以比对两个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种规定话语模式的挤压，如何变形的。”

《鲁迅回忆录》第十二章，许广平原题为“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滴”，后被改为“党的一名小兵”。

毛泽东将鲁迅神圣化

“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推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的毛泽东。

1934年初，冯雪峰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向毛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毛泽东对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 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 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并不生气，反而开怀大笑。

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便养成常读鲁迅的习惯。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一直伴随着他，从陕北带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逝世后，报纸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翻看的正是为他及其他视力减弱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

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力，毛泽东看得很准。1934年与冯雪峰热议鲁迅时，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和打击，被排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听说中央局有意请鲁迅主持中央苏区教育工作时，他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的作品1923年便开始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民国时期选入教材的多是小说、散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 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为“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南京当局虽未采纳为鲁迅“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的要求，但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10个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紧迫的时局淡化了鲁迅知识分子的独立形象，“战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扬起来。郭沫若以他惯有的充沛激情疾 呼，“鲁迅并没有死！目前在前线上作战的武装同志，可以说个个都是鲁迅，目前在后方献身于救亡活动的人，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鲁迅。鲁迅化为复数了。”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的解读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是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 到“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同年，他的《鲁迅评传》在港出版，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是一本“人化”的鲁迅传记，直至1999年4 月，才在大陆出版。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研究员张梦阳终身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科学化”，“1957年，冯雪峰、陈涌、李长之、许杰等研究鲁迅的学者陆续被打成右派，鲁 迅研究的学理精神完全被扼杀。背离真实性和鲁迅精神的极左倾向，统治了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界，鲁迅研究领域首当其冲，成为了重灾区。”

《鲁迅批判》的作者李长之被批斗，一工宣队队员指着他的鼻子骂，“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两年后，形势发生变化，鲁迅杂文被全面收编，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做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许广平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则令人瞠目，“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 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 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许广平讲那样的话也是迫不得已，人们应该原谅。”张梦阳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学者朱健国反思那个时代，“愈号召学习鲁迅，结果愈没有一个鲁迅。鲁迅著作中，好像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有想到，鲁迅会在伟大者的表彰、宣传之中真正永远消逝。”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给本刊记者展示了一本盖有“鲁博革命纵队”红章的《鲁迅语录》，他曾经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鲁迅语录》做过专题研究。

“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 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的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都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 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这段话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推测起 来，这本鲁迅语录有可能是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黄乔生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4角。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上推出了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15位知识分 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仆、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 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最早由鲁迅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其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出版人朱正在《鲁迅的一世纪》一书中分上下两章展现了诸多历史细节。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政治观”一章中称鲁迅“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他始终坚持鲁迅的一生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

胡适眼中的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揣度鲁迅与共产党之 间的关联，“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 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真正改变鲁迅对革命者认识的人是瞿秋白和冯雪峰。鲁迅将瞿秋白引为“知己”，曾抄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英年早逝，共产党又把冯雪峰派到了鲁迅身边。

除了以笔为匕首投枪外，他还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例如帮助成仿吾找到党组织；通过日本友好人士为共产党搜集情报；方志敏入狱后，他成为方和党中央特科的交通桥梁，在他的建议下，方志敏利用敌人软化他的时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流传后世。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某天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这个美好的愿景并非鲁迅对新中国的惟一假想。左联后期，他同周扬等人分歧日剧，难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联成员，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信 中，他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给曹靖华（留 苏学生，参加过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代鲁迅搜集苏联版画和革命书刊，往来密切）的信中，他将周扬等左联领导比作“手执皮鞭，乱打苦工 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扬等人唱高调，发号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于是写信给胡风，“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我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去找鲁迅，请他签一个文件，他不肯签，很生气地问她，“像（周扬）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当冯雪峰长征后，到上海再见鲁迅，鲁迅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

“后期的鲁迅，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是事实。……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 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消耗太多宝贵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刘再复为朱正《鲁迅传》（港 版）作序时如是写道。

胡风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呈现了轰隆运转的宣传机器对鲁迅的巨大损耗和吞噬。

“两个口号”的论争，使得陷入内耗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冯雪峰为了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仍要打扰鲁迅的内心安宁。鲁迅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录的。

一次冯雪峰代拟了一个稿子，约胡风一起去鲁迅家。鲁迅病体不支，冯雪峰把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略有不快之色。

两人出门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文，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就行了。”

胡风很震惊，“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鲁迅在思想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

周令飞不喜外界把鲁迅的晚年描述得过于孤独和凄苦，“我理解的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弥留之际是不应该有悲哀痛苦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尽可能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好。”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

《死》是鲁迅最后时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对亲属的嘱托，常被视为先生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他像是预料到自己身后的喧嚣聒噪，特此嘱托。只是一个遗体上空前庄重地覆盖了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的人，如何能轻易得到安息？

鲁迅的研究、出版，乃至纪念，一直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俗称“西鲁”，院内的鲁迅故居，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195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日，故居头一次开放，接待各界群众参观、瞻仰。

1979年5月，周扬牵头成立了社科院鲁迅研究室，因社科院在东长安街，被称为“东鲁”。

“西鲁”、“东鲁”，以及专司鲁迅著作出版发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都在争夺对鲁迅的话语权。1979年5月26日，鲁迅研究会成立，周扬任会长。“西鲁”馆长李何林为人耿介，直言当年处处违逆鲁迅的“四条汉子”之首如何能当此任？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社科院鲁研室受命为周扬写一篇大会发言稿，由鲁研室的刘再复和哲学所的张琢联手操刀，张梦阳那时30出头，“给他俩打打下手”。

“当时两种思潮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发言稿是刘再复负责执笔的，他的主旨是要坚持鲁迅精神，主张思想解放。写完之后，打印出来，送到周扬那里，当时周扬在北京医院住院，已经73岁了。他看了是满意的，可是林默涵跟王任重坚决否定。”

刘再复后来告诉张梦阳，林默涵和王任重一边一个坐在周扬的病床旁，指责那个讲话稿立场有问题。周扬迫于压力，答应让中宣部重新组织人另起炉灶，“刘再复、张琢就退出了，我这个跑腿儿的反倒继续留在封闭写作的宾馆，等着同新来的人衔接。”

最终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新来的人对鲁迅研究不够，9月25日的人民大会堂上，周扬还是宣读了刘再复他们起草的发言稿。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由中央直接抓，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为了排除 干扰，鲁迅编辑室设在社外，在宣武区虎坊桥《诗刊》杂志社找了个空房子，时任编辑部成员陈早春每天挤公交车去上班，一个冬天下来，“大衣扣子全都被挤掉 了”。他们的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1986年，黄乔生自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直到80年代，鲁迅学都是一门显学。”他的毕业论文是《野草》的文本分析，很多同学羡慕他分到鲁博研究室，极少有人预见到鲁迅的官方研究兴盛期已近尾声。

“我刚来就赶上鲁迅逝世60周年，当时在社科院搞了一个纪念大会，钱钟书致开幕辞，他说鲁迅是个伟人，要从多方面研究……那时刘再复还在国内，是社科院鲁研室主任，那个会他也参加了。”

1989年五四青年节，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鲁迅与五四名人与中国传统”的讨论会，黄乔生记得会上许多人慷慨激昂，将鲁迅视为反传统、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不过很快，那些都不让提了。

一段沉寂之后，商业大潮汹涌来袭，鲁迅研究逐渐退潮，“鲁迅学成为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思想史的一个标本，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了。”

2006年，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发表了一篇长文《鲁迅是谁》，这个话题引来学界内外许多争论。

“东鲁”社科院鲁研室自张梦阳退休后就取消了编制，“西鲁”鲁迅博物馆现为司局级公益性事业单位，参观者只要出示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陈列馆和鲁迅故居。然而即便是北京游客云集的暑期，馆内游客也很少。

副馆长黄乔生眼下最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鲁迅在大众心中的“最后一点影响”抓紧宣传鲁迅。“对于下一代来说，鲁迅是非常陌生的，在这个陌生化到来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作为博物馆的运营者，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普及鲁迅。”

鲁博馆长孙郁曾经邀请莫言、陈丹青来办讲座，莫言说，“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孙郁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鲁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把鲁迅和胡适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胡适的思想和智慧在30岁就 已经停止前进了，而鲁迅在50岁的时候依然在不断发展。因为鲁迅要翻译、要输血、要新鲜的东西，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

黄乔生感叹，“鲁迅还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资源，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鲁迅都有思考，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来读他了。”

学者钱理群指出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是钱先生鲁迅讲座中经常要讲的内容，“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 要意义。”

“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鲁博安静的展厅里，一帧帧照片、一件件实物凝固了逝者的人生。

展览的最后一个主题是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鲁迅逝世前13天和青年木刻家的温馨合影；到去世前3天仍在续写的遗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 事》；再到辞世前一天，病体难支，写给好友内山完造，拜托他请医生的珍贵遗墨；之后是那张令人不忍正视，取掉了全副假牙，脸颊塌陷的遗容照片；最后，是那 面曾经覆盖在鲁迅遗体上，绣着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色大旗。

观众留言簿上，《有声的中国》和《野草题辞》中的两段话常被引用：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南方人物周刊：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的变迁

记者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2010年09月17日

30%的同学认为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有过度阐释之嫌，学生们要想考出好成绩，必须学会“一字一句读书”，“读出作者的潜台词”，“读出每一个副词的意味”，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放过!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揭示了：

A、孔乙己的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

B、站着喝酒说明他经济地位低下，穿长衫说明他放不下读书人的臭架子

C、孔乙己是个思想迂腐的读书人

D、孔乙己没钱，所以只能站着喝酒，当时读书人都穿长衫，所以孔乙己也穿长衫

如果你还记得这道中学语文试题的答案，恭喜你，你真是我国应试教育的优良产物;如果你完全不解此为何意，抱歉，恐怕你不是在伟大祖国接受的语文教育。

鲁迅作品在中国语文教育中的烙印之深，实在无人能敌。

2009年春，北京大学温儒敏老师曾给大一学生布置了一次小论文作业，题目是《我观中学语文中的鲁迅教学》，要求大家回顾中学语文课中鲁迅教学的具体情况，联系各自的阅读体验，从教材、老师、教学方式和考试等方面，谈谈中学时学鲁迅学到了什么，如何学的，是否存在问题，在各自的设想中应该怎样学鲁迅。

30%的同学认为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有过度阐释之嫌，学生们要想考出好成绩，必须学会“一字一句读书”，“读出作者的潜台词”，“读出每一个副词的意味”，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放过!

比如《祝福》这篇，有这样一个形容词后置的句子，“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要能体会出这个形容词后置是要起强调作用”。

更令人崩溃的是鲁四老爷在祥林嫂被婆家抢走之后陆续说了三个“可恶，然而……”，各自都有着确定的深刻含义。

破折号和省略号的用法也让人抓狂：“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中起的作用是解释原因;“后来?——起来了”中的作用是说明结果;“——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这句中的作用则是总结性话语!

难怪有同学慨叹：“我们不是不喜欢鲁迅，我们是被逼着不喜欢鲁迅。”

日前一则关于各地教材换血，“鲁迅大撤退”的微博引发震荡，经过媒体的几轮热炒及辨析后，事实渐渐浮出水面：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近20年来确实在逐步“撤退”，但至少最近一次课改，鲁迅没“撤”。

教育专家认为相较于“撤还是没撤”、“撤了多少”这些争论，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中学语文的教学方式。

语文课本里的鲁迅

鲁迅作品已经在中学课本中躺了将近一个世纪，数量最多时达到31篇。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刚刚蜚声文坛时，国内各个书局、各省教育厅和一些著名学校就开始在他们自行编写的《国文》或《国语》课本中选用鲁迅的作品。

“最开始选用鲁迅，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间自发的。”北大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说。

在目前能看到的语文课本中，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是《初中国文选读》，入选的6篇是《故乡》、《风波》、《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和《论雷峰塔的倒掉》。

1924年叶绍钧主编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1930年代傅东华主编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八百课》，1940年代叶绍钧、朱自清合编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等，都选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

对此，鲁迅曾明确表态他不愿意。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上曾刊载曾秋士(孙伏园)的文章《关于鲁迅先生》：“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无论鲁迅是否愿意，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已是不争的事实。

解放后的头17年，语文课堂成了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阵地。由于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极高评价，鲁迅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负载新体制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与过去相比，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共31篇被选入，数量比解放前的24篇有大幅增加，其中包括《“友邦惊诧”论》、《〈呐喊〉自序》等11篇杂文，战斗性极强。

也正是这一时期新选入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灯下漫笔》等篇目，奠定了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鲁迅作品选目的基础。即便是今天这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渐趋多元的时代，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的大多数仍然不出这个范畴。

“文革”中语文课成了政治课。“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1969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但也仅限于政治性极强的杂文;1970年，文学作品的解禁范围进一步扩大;“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作品成了中学语文课堂上惟一的文学教材。

“文革”结束后，中学语文教学缓慢恢复，一些更温和的作品被选入中学课本。如今广为人知的《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等篇目就是在那之后第一次出现在中学生面前。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杂文则逐步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上册入选的《风筝》一文，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过。有趣的是，这篇描写兄弟之情的文章，也是台湾新版国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惟一入选者。

有关鲁迅作品的教学圣经

新中国第一部中学文学教材《文学》，教参中言辞铿锵：

《一件小事》，“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积极向劳动人民学习，时时认识并纠正自己的缺点”。

《孔乙己》，“作品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批判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迂腐无能和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加深学生对封建制度的憎恨”。

1961年12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的社论，文中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

“十七年”间各个版本的教参加剧了对鲁迅作品的政治图解。

在《祥林嫂》的“教学建议”中建议略过《祝福》开头和结尾——即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追问”和“全鲁镇祝福的热闹气氛”，“使学生认识清楚祥林嫂是怎样的人。要着重引导学生从同情祥林嫂到仇恨旧社会，启发他们的革命斗志”。

《我们不再受骗了》，“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帝国主义欺骗人民和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阴谋和反动本质，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加深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药》中夏瑜坟上的那一圈红白的花，被解读为“革命者永远杀不尽，也表示后死者会接受先烈的教训，为革命另辟一条光明、胜利的路”。

跌入政治语境的鲁迅作品令老师们战战兢兢，死死抱着教参授课，惟恐说多错多。“文革”期间，针对一线教师教学中遇到的难题，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研室主任李何林写了一本《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中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尽管个别地方仍然存在泛政治的阐释，但多数解答实事求是，有一说一：

问：《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美女蛇有什么寓意?

答：我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这就是个迷信故事，吓唬孩子的。也可以说鲁迅在批判这个迷信故事。

问：《藤野先生》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主要写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赞扬藤野先生的优秀品质?

答：主要是后者，前者是次要的。

问：《一件小事》的主要人物是“我”还是“车夫”?

答：是车夫。

这些现在读来引人发笑的无厘头对答，当年却是中学语文老师的教学圣经。

荒谬的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虽然很多教参已经开始逐渐提供关于鲁迅更多的、更客观的解读，仍然有部分中学教参延续上世纪的“鲁迅观”，“如果按照这些早就被学术界清理过的观点向学生教授，必然会造成学生对鲁迅的普遍的隔膜和误解。”钱理群说。

(本文参考了薄景昕《“十七年”时期鲁迅作品的教参解读》、《圣化的背后》、袁夏平《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和现状反思》、孙芳《北大学生看中学语文中的鲁迅教学》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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