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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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人大博导跳楼身亡
人民网2007-12-06 14: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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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一博士生导师在家中坠楼身亡。警方经现场勘察，排除他杀的可能，属于高空坠亡。按照死者遗嘱，其个人藏书将全部捐赠给人大文学院。
昨天，记者经过多方打探，证实了死讯。死者名叫余虹，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据了解，余虹教授年方50岁，是2002年作为人才引进到人民大学中文系的，生前为该校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昨晚8时50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余虹教授辞世的消息挂在了网站首页，并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余虹教授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通知公告：“2007年12月5日中午1点左右，我院余虹教授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在余虹教授留给我们的遗言中，他将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据人大宣传部负责人说，现在，文学院的领导和许多老师都在帮余教授家属料理后事。自12月8日起，人大文学院将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121室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并将于近期举行余虹教授追思会。“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是从BBS上得知噩耗的，大家都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感到悲痛和震惊。”
个人博客摘录
“自杀不易 活着更难”
余虹曾于9月13日更新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其中写道：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死者资料：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虹：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longxiang(游客)发表评论于2007-12-8 18:53:13
余虹：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 余虹
我们都会死去，因此有无数的理由宽慰面对死亡的心灵，但总有一些人的死让你的心无以宽慰，难以承受。这些人死了你还活着，这是一件荒诞的事情。你们曾一起活着，一起呼吸一起穿过陌生的人群和陌生的石头，在众人与万物离你很远的地方他或她总会出现在你的近处，不用呼唤，他们总与你同在。他们的死带走了你熟悉的呼吸和生命的跳动，分离了你的血肉之躯也分离了你的灵。 ( http://www.tecn.cn )
一个名叫萌萌的人死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进修，常去旁听研究生的一些课。有一次正上课期间，一位姑娘悄然而至，不一会又悄然而去，一件宽大的黑色外衣与一条红色的围巾在我眼前飘过，优美而急速，好几次以后才算看清了她的面容却始终没看到她的目光，她的目光似乎始终不在此地，她的整个身体悲剧性地混合着不幸的知青气息与安娜式的贵族气质。这位姑娘就是我最初认识的萌萌，那时的她正在华中师范大学师从王忠祥教授攻读外国文学的硕士学位，王教授称她为“一阵风”，说她总是来无影去无踪。我第一次看清她的目光是在友人唐有伯家里，那次她受张志杨之托向我转达北大张世英教授的意愿，希望我去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工作。在我谈及刚出版的那本有关海德格尔诗学的书时，她的目光不知从什么地方收回到我们的话题上，从此我不再感到她的目光在别处。那以后，我们走近了，后来又觉得她远了，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远，这样绝望的远。 ( http://www.tecn.cn )
萌萌很美，而美总是很远也很短暂。这是当我走近萌萌时的伤痛。在海南大学工作期间，有一次我找萌萌有点急事，事先未给她电话就去了她家里，她家的保姆刚好开了门，我也就径直走了进去，当时萌萌正在书房的电脑上打字，见我到来，感到非常不安，不断对我解释说她早上起来后因忙于发一些急件而没有收拾，一切都太乱，她的目光转向了远处，但她的面容却没法转出我的视线，那是一张疲惫、松弛、暗然而有些陌生的面孔。这是萌萌吗？那从来就光彩照人、美不胜收的萌萌吗？我不断对她说没关系没关系，但实际上我能接受这个萌萌吗？那时萌萌大概已四十有八了，我忘了这个事实，不，是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萌萌本人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美是她的生命。记得有一次萌萌因治疗颈椎病吃药时间太长而导致了全身发胖，我见面便冲口而出：“你怎么这个样子？我不想见到你这个样子。”我当然是开玩笑，但也是无意识的表达。我要美的萌萌，而萌萌也要美的萌萌，后来她竟然停药了。 ( http://www.tecn.cn )
萌萌很美，萌萌自己最清楚。她因美而幸福、骄傲。美是她的一切，也是她给朋友的赠礼。凡有萌萌的地方总有一个散了又聚的朋友圈子，萌萌说那是“天堂幼儿园”，那里只有美，只有聚集在美周围的爱与友情，在这个天堂幼儿园里朋友们都分享了萌萌的美。没有美的萌萌是不可思议而难以存在的。萌萌的一生，特别是中年以后的萌萌一直在为守护自己的美而顽强地与残酷的力量做斗争，她坚持要以美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要以美的面貌出现在朋友面前。在长期的病痛中她坚持精心化装和打扮，以至于她的去世让所有的朋友都感到特别突然。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萌萌拒绝朋友们的探望，我想那就是萌萌，那是深知没有美就没有萌萌的萌萌。 ( http://www.tecn.cn )
在我见过的人中，没有人像萌萌那样是一个彻底的唯美主义者了。萌萌的唯美不仅表现在对自己外表之美的呵护上，也体现在对自己写作之完美的苛求上。我知道萌萌有复杂的个人经历，有敏感奇异的神经，有广泛的阅读与丰厚的学养，也有致命的写作爱好和一系列写作计划，但萌萌没有著作等身。每一次写作对萌萌来说都是一次死去活来的难产，因为她要完美，她要最好的文字。 ( http://www.tecn.cn )
唉！一个人要美可以到如此地步！而美的毁灭也可以到如此地步！
（2006年）
余虹：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位凶手开枪打死了32个人，凶手本人也饮弹自尽。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有些震动，毕竟死了那么多人，但震动很快过去了，因为这种事听多了见多了；当风闻凶手是中国人时有些不安，毕竟自己是中国人，仿佛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但不安很快消失了，因不久便有更正，凶手不是中国人；再听说美国人在悼念活动中连凶手一起悼念我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 ( http://www.tecn.cn )
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我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这让我惊讶。她向我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它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我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之后我又看了一些相关报道，这些报道继续让我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赵承熙的悼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这样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 http://www.tecn.cn )
后来，我在网上和报上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做法感到惊讶和意外，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就在我听到那位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守夜仪式的转述之后，我便打电话问了国内的几位研究生和朋友。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为这次事件举行一个悼念仪式，我们会烧几柱香？”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32柱。当我告诉他们美国人的做法时，他们也惊讶了。于是，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平静：“33”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们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33”的地方缺少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32”的悲伤经验，而没有“33”的悲伤经验？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我们的悲伤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什么凶手理应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 ( http://www.tecn.cn )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我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何以不恨而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 http://www.tecn.cn )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我们至少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反应：第一种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这是最为通常的悲伤经验，它的前提是善恶区分，特点是爱憎分明；第二种反应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这里没有悲伤只有快乐，没有爱只有恨，它的前提是敌我区分；第三种反应是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或者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般的善恶敌我区分的价值。我们熟悉第一、第二种，而惊讶陌生于第三种。那第三种感受与反应中就有我们不熟悉的爱。于是我想问：我们熟悉的爱是什么？它与我们不熟悉的爱有什么不同？我们熟悉的爱乃有分别的世俗之爱，不熟悉的爱乃无分别的神圣之爱。 ( http://www.tecn.cn )
一般来说，世俗之爱主要有两种形式：1、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2、以善恶是非区分为基础的爱。第一种爱是最原始本能的爱，是本能的自我之爱或自爱，它的基础是利害关系，即对我有利者爱，对我无利者不爱，对我有害者恨；对我有大利者大爱，对我有小利者小爱；对我有小害者小恨，对我有大害者大恨。由于血缘关系是最原始本能的利害关系，所以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决定了爱的等差或爱与不爱，而当亲疏关系恶化为敌我关系时，等差之爱便转换成了恨与爱的对立。通常的自私自利、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中深藏的就是这种爱，而所谓阶级斗争中也活跃着这种爱。在这种爱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对他国、他族、他乡、他人、别的阶级的疏离、冷漠、甚至仇恨。这种爱是我们最熟悉的爱，也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在无意识中践行的爱。在那种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的感受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爱的极端样式。第二种爱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爱，它的根据是社会正义和道德善恶，即对义者爱，对不义者不爱，对大不义者恨；对善者爱，对小恶者不爱，对大恶者恨。这种爱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为受害者悲伤而怨恨凶手的悲伤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爱，在狭隘的道德主义情感和律法主义情感中我们看到的也是这种爱。 ( http://www.tecn.cn )
显然，让我们惊讶的爱是另一种爱。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它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33”这个数字就是这种爱的见证。这种爱只有爱而没有恨，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 http://www.tecn.cn )
一种“爱敌人”、“爱恶人”的爱的确让我们惊讶，一种“与恨彻底割断了牵连”的爱的确让我们意外。尽管在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宽恕、大度、以德报冤、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德，但却是一些太过脆弱的美德，它不仅缺乏强大的文化观念支持和信仰实践的支撑，更是在以牙还牙、爱憎分明的腥风血雨中不堪一击。 ( http://www.tecn.cn )
“恨”是一种原始的非理性情结，也是一种传统的道德理性情结，它们都寄生于世俗之爱。爱亲友与恨敌人二位一体，于是有“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于是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之说。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亘古不移。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另一种爱，一种与恨分离的爱。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耶稣一生的讲道与践行都在向人们启示这种无条件、无分别、化恨为爱的爱。这种爱经过两千多年的基督信仰传播，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并铸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和实践态度，于是才有了“33”那个令我们惊讶的数字。 ( http://www.tecn.cn )
一种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与社会正义冲突的爱，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也会主张惩罚凶手，因为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这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这种惩罚，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他会因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惜，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这种爱对己是一种悲剧性的告诫，因为自己也可能犯罪；对罪犯是一种同情式的惋惜，它会撼动罪犯内心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如果我们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泻恨的方式，恨就不仅会中断我们对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还会强化我们由正义要求而滋生的恨。至于对罪犯，这种恨会让他更为凄凉地走上不归路，并与自己的恨纠缠不清。 ( http://www.tecn.cn )
其实无论是民众对凶手的恨，还是凶手对被害者的恨，都可能是一种出于正义要求的恨。赵承熙杀人的直接心理意向是恨。在遗书中他说：“你们要什么有什么。光有宾士轿车还不够，你们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有了金项链还嫌不够，有了伏特加酒和干邑白兰地酒还嫌不够，你们放浪形骸还嫌不够。”在录像带上他充满怨恨地说：“你们原本有1000亿个机会可以避免今天这种下场，却把我逼到墙角，让我只剩下一个选择，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显然赵承熙的恨出于他对社会公义和道德之善的坚持，这种恨的积累使他失去了以恰当的态度来对待不公与不善的理性，最后致使他疯狂地走向犯罪，并将这种犯罪看作是伸张正义的壮举，为此他才说：“我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悲壮，得以启发后世的弱者和弱势族群。”赵承熙的凶杀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杀死四位同学的马加爵。在执行死刑前记者问他：“你是想通过杀人发泄什么？”马加爵回答：“恨，反正那段时间真的是很恨他们。┅┅他们不光说我打牌作弊，而且说我平时为人怎么怎么样。他们说的与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自己很不同，我恨他们。”记者又问：“有没有想过去和他们谈谈，交换一下看法呢？” 马加爵回答：“没想过，不可能的，当时只想到恨。┅┅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恨。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1]在遗书中他说：“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显然，马加爵的恨也有道德正义的理由：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他也把杀人看作伸张正义的方式。 ( http://www.tecn.cn )
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不管它来自何处，都可能导致罪，尤其是来自正义要求的恨。历史上形形色色以“正义之剑”杀人的罪实在是太多了，马、赵只不过是其中的小巫而已。以伸张正义之名而产生的恨可能导致十分邪恶的罪，于是，爱的问题最终将我们引向恨的难题。恨是一种非常隐蔽而顽固的罪恶之因，尤其是在正义的名义之下，因此，重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是心理上的爱恨。也许，如何消除恨？才是杜绝罪恶的首要问题。显然，只有爱可以否定恨并战胜恨，而恨不仅不能否定恨和战胜恨，还是滋生恨的土壤，所谓“因恨生恨”。世俗的爱恨情仇之所以轮回不已，其主要根源就是它们之间割不断的纠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 ( http://www.tecn.cn )
与33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被枪决后的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地在那里没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马加爵的父亲说：“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马父真的不想要儿子的骨灰吗？马加爵所在村子的村主任马建伦对三年后来采访马家的记者说：“马建夫一家老实本份，善良处世，但马加爵这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再被人指脊梁骨啊！”[2]不单有普通人指脊梁骨，还有社会机构的歧视，甚至执行死刑也不通知家属。种种不光彩的压力都让这个父亲难以坦然地处理儿子的后事，以至于马加爵的姐姐在听到弟弟被枪决后绝望地恳求社会和人们：“我们会接受事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 ( http://www.tecn.cn )
与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比，赵承熙的家人就幸运多了。因为在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公众眼里，他们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更大的受害者。当赵的姐姐代表家人公开道歉后，马上有人在网上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波士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一位美国教授谈起这次凶杀事件，脱口而出说这次凶杀让32个家庭失去了亲人，这个教授马上纠正她说：“不，是33个家庭失去了亲人”。对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1991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5名教师和同学，最后自尽。事后第3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长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上说：“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 http://www.tecn.cn )
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唉，十九世纪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 http://www.tecn.cn )
既不了知痛苦
亦不懂得爱
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
还深深地藏匿。
这，还是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吗？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 ( http
余虹：我与中国
余虹：我与中国
近日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一次题为“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学术研讨会，该会的议题意味深长，它以简洁明了的方式点明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焦虑与理想。近年来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理论原创的冲动也越来越强。但何为“中国问题”？何为“理论原创”？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却是一些看似明白实则晦暗的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我谈到三点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 http://www.tecn.cn )
一、中国问题在什么关系中询问？
我以为询问中国问题的关系域至少有四：1、中国与太空关系中的中国问题；2、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问题；3、中国与别国关系中的中国问题；4、中国与我（个体中国人）关系中的中国问题。近年来王岳川先生多次从中国与太空的关系立论谈及“中国文化身份”的问题，这代表着第一种思路。而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别国的关系入手讨论中国问题者（比如全球化与地方性、中国身份、文化战略、文化输出、文化殖民、流散文化等等）则是近年来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与时尚（也是本次会议的热点），这显然是第二、三种思路。令人惊异的是第四种思路几乎阙如。这是怎么回事？它意味着什么？ ( http://www.tecn.cn )
是“中国与我”的关系不重要吗？显然不是。那为何思想在此一关系域里沉默呢？如此之沉默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与太空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别国的关系中思考中国问题固然必要，但如此之思想主流与时尚是否掩盖着某种逃避？是在逃避思想者（作为一个中国人）与切已之生活世界（中国）的思性关系吗？是在逃避那不愿或不敢正视的“我”与“中国”的问题吗？ ( http://www.tecn.cn )
思考中国问题的问题域空缺“我与中国”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来自“我与中国”关系的中国问题。因为不管多么热闹地讨论中国与太空关系中的中国或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那个中国离“我”都非常遥远而飘渺，因为“我”是“中国”的肉体与灵魂，没有“我”在的中国，“中国”只是一个空壳。其实，逃避“我与中国”的关系，仅在几乎与我无关的领域中讨论中国问题不但是一种当代现象，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古代文人操心“天下”大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操心呢？那是就“民与天下”的关系而操心。“民”不是“我”，那里无“我”，更无与我相关的“天下”。中国与作为个体的我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中国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几乎是文人们不思考的问题。第一个明确思考这个问题的是鲁迅，他让狂人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两个字：“吃人”，那个被吃的人就是“我”。此外，鲁迅还让看出这两个字的“我”惊异，这惊异的神情显露出一种意识，即首次意识到我有拒绝被吃的天然权利。可惜的是，鲁迅式的思考很快夭折，被吃的我又沉默了，思想又逃逸到太空与世界中去了。 ( http://www.tecn.cn )
二、我与中国之间发生了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我”与“中国”发生着某种非此不可的关系。我生活在中国，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吃我的地方吗（如鲁迅所说）？我与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细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个体中国人）与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关系几乎全然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 ( http://www.tecn.cn )
“中国”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就其基本结构而言，中国主要是由五大空间构成的生活世界，即政治空间、道德空间、信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考察我与这五大空间的关系，便可看出“我与中国”的基本关系。 ( http://www.tecn.cn )
就我与政治中国的关系而言，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个体的政治权利从来就没有在国家体制的框架内真正建立起来，即使是天子皇帝也没有纯个体的、非身份（血统）的政治权利，因此，一旦建立在他的血统与武力基础上的权力消失，他便成为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在单纯的“权力政治”中，个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人”，后者是有政治参与权利和政治自卫权利的人，即具有政治自由权利的人。因此，只有当国家成为一个自由的“权利政治”空间时，个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的人”就出现于希腊民主政治而消失于罗马专制政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政治中国作为单纯的权力政治空间在剥夺了个体的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切断了个体对它的真切依恋与操心，政治问题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以天下为已任”的“天下”只要求匹夫担当关心它的责任，而从来没有给匹夫真正介入它的权利；至于匹夫也只知道铁肩担道义而不知道他有质疑天道的权利。 ( http://www.tecn.cn )
再看我与道德中国的关系。在今天，国人愈来愈感到过一种善意的、道德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传统信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在传统中国，不管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多么虚伪和脆弱，那庇护多少还有，而在今天，这种庇护基本上被一扫而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应该是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者或道德秩序的现实维护者，一旦国家失去这种职能，甚至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的象征，它与国民的道德关联就会疏远并恶化。 ( http://www.tecn.cn )
在个体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方面，冲突与紧张从来没有像在今天的中国那样突出。现代国家当然应该为个体信仰的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而当代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可谓举步维艰。至于个体命运与经济改革的残酷冲突有目共睹，发展的硬道理将无数的个体变成了牺牲。而文化中国在几经劫难后，已满目虚无，人们在失去价值归依与意义指向后不知何往。当代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郁闷”，该词最为准确地表达了“我与中国”的关系。郁闷是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发泄与倾诉的情绪，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显然是国人当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症候。 ( http://www.tecn.cn )
三、我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何在？
郁闷的情绪掩盖着厌恶、恐惧、愤怒与无奈，它导致与郁闷之源的疏远和逃离。在有关中国问题的太空关注、世界关注和国际关注中，我们也可辨认出如此这般的逃离，即对“我与中国”关系的逃离，以及对来自这一关系的“中国问题”的逃离。 ( http://www.tecn.cn )
所谓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依我之见，不是花样翻新地寻找什么奇思异想和横空出世的概念术语，而是面对“我与中国”之现实关系的勇气与驻足于郁闷中的决心；不是在相关到太空、全球的“宏大中国经验”中沉溺于不关自身痛痒的高谈阔论，而是要在我与中国之“切身的小经验”中进入中国问题的理论疼痛与难产。在“小经验”与“大问题”之间建立理论原创的基本关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传统文人习气的根本任务，非此，无论是中国问题还是理论原创都还是文人的闲谈。往深里说，相对于当代现实和个体的生存郁闷，任何蹈空高远的理论都有一种罪责。阿伦特在谈及黑暗时代的思想时认为理论的责任在于照亮黑暗，尤其是照亮那掩盖在寻常之光亮所照亮的事物背后的黑暗，因为公开人们的生存状态乃是改善这一状态的必要前提。所谓郁闷，乃是国人对切己之生存状态茫然不明的情绪反应，在此即有白夜般的晦暗。我理解的中国学者之理论原创必须面对这一晦暗并照亮这一晦暗。 ( http://www.tecn.cn )
为此，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基本关联不在思者或学者的己外而在己内，即在“我”的郁闷之中，或在切己的现实关联之中。由此发问和入思，我们迎面便碰到了政治中国中我的政治权利问题、道德中国中我的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问题、信仰中国中的我的信仰自由的体制保障问题、经济中国中我的经济利益如何正当获取并守护的问题、文化中国中我的文化教养与文化虚无缘何而来的问题┅┅。一旦进入“我与中国”的关系域，中国问题才有了它的肉体、灵魂、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理论原创也才由太空人和世界人的冲动返回中国人的现实郁闷。 ( http://www.tecn.cn )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在中国与太空、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别的国家关系中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取代中国与我的关系中的中国问题，并强调后者在所有中国问题中的优先性。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学者都逃离我与中国的关系而从事“我”不在场的理论游戏或宏论天下中，恰恰显露了中国与我的关系的严峻性和相关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生活在切肤之中国，而“我”却好谈与我关系遥远的那个中国，这个“我”怎么啦？这个“中国”怎么啦？ ( http://www.tecn.cn )
（2006）
他的人生也是他的作品,让我们记住他的名篇:一个人的百年!
yndk(游客)发表评论于2007-12-8 20:47:48
一个文人,坦然面对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无数其人,远有屈原,近有陈布雷,田家英,而文革中不堪屈辱,自杀者催人泪下,我特举陈布雷是因为他是蒋介石的秘书,在风雨交加的内战后期,自杀身亡.因此自杀者,在不同的革命阵营中,都曾经发生过.
今天,一个人大教授,跳楼自杀,我们不知道自杀原因,但一个50岁的男人,丰富多彩的人生之段,却过早离开这个时代.50岁,我很惊讶这个年龄,我读了他的一个人的百年,才恍然大悟,他出身的年代,就是反右开始的年代,他用五十年岁,来证明他活着比死痛苦,其实他是清醒的,他用死来证明自己的经历,或许这是巧合,或许这就是他的死因.
他很羡慕美国95岁老太太的人生观,生有国家,死有上帝,完美无缺的人生,生前死后,肉体上的尊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人生.他也举例他的老师,一个百年中国老太太,经历过太多磨难和困苦,依然心态积极,善良而无求,在言语中,他充满矛盾和彷徨.可惜最后他没有释怀,因为他做不到他老师的坦然,他无法等到美国老太太的环境,在最后的岁月中,他肯定已经煎熬和忏悔过,但他没有过自己这一关,灵魂深处难以面对自己50岁的人生,用坦然面对死亡来回答他的50岁人生,从他的举动,从他的一个人的百年,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肉体的痛苦不是痛苦,而精神的死亡才是最大的痛苦,因为他是文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那么他不就是当代屈原!
我们不想指责任何人,生死由命,但是我们震撼他的一个人的百年,在里面吐露的苦闷和忧患,本没有如此强烈的感触,但是因为他的死亡,触及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
如果有上帝,请收留他吧,尽管他是自杀的,他的一个人的百年,已经交出一份出色的人生答卷,尽管沉重和冷淡,毕竟这是他对50岁人生真切的感悟.
50岁,应该是为纪念50年而作的,他的人生也是他的作品,让我们记住他的名篇:一个人的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