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芮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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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是CCTV著名主持人芮成钢的新作。
作为一个曾经两次在G20峰会上提问奥巴马、连续11年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国记者，芮成钢也引起过不少争议。他因以“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世界”等作为提问的开头，被人戏称为“代表哥”。而芮成钢并不介意自己的言行被大众误读，认为这只是信息不对称所致，并借用基辛格的一句话幽默解释：“如果你掌握我所掌握的所有信息，你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本报今起连载《虚实之间》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与“新来的小石柱”同名
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那是一个8亿人民只看8个样板戏的荒唐年代。一部儿童文学《新来的小石柱》的诞生，令多少渴望精神食粮的中国孩子为之雀跃。小石柱大名石成钢，是一位来自深山里的农村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省体操队教练发现他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把他接到省城进行专业训练。一次训练中，小石柱意外从单杠上脱手摔下，腿部骨折。而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病痛，攻下了当时世界水平的体操高难度动作——直体后空翻接转体1080度，获得了全国少年体操冠军。
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次年被改编成连环画，并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小石柱”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和朋友。1977年，这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故事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看中，改编摄制成80分钟的大型动画片《小石柱》，在全国公映。为了纪念这部意义非同寻常的作品，小说作者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乡土味十足的名字——芮成钢。这就是我。
父亲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小时候，我们家最多的就是书，几排书架顶天立地，里面有他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也有专为我和姐姐准备的名著改编的连环画。每天一做完功课，我们就从够得着的地方拽一本出来看，对文字和图画构成的世界心驰神往。早晨去跑步，父亲和我一起背诵“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傍晚，阳台上，父亲为我们朗读《三国演义》《二刻拍案惊奇》《莎士比亚故事集》。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过。
如果说，我的知识结构更多受益于父亲，母亲则在生活和做人方面对我影响甚深。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当我遇到大事、难事，她会首先给我讲清利害，告诉我她的观点，然后便不再干涉。“这要由你自己决定，对你自己负责。”
小时候父母让我学钢琴，弹了两天我觉得不好玩，于是就不学了。后来他们又想让我学声乐，因为父亲自身有基础，我的嗓音条件也不错。声乐老师就是我们的邻居，他教我发声的时候，总把手放在我腰上，我觉得很痒，老笑场，实在学不了，又放弃了。当然，因为对体操少年石成钢的特殊情结，父亲也曾希望我练体操，同样不了了之。最后，父亲问我喜欢什么，我想了想告诉他，我最想学游泳。他说那就学游泳好了。所以今天，我不会弹钢琴，不会唱歌，也不会体操，只会游泳。
有一句英文说得好：“Charity begins at home.”(一切美德源于家庭)家庭是塑造个性和人格的最重要环境。我要感谢父亲母亲，为我营造了宽松的、彼此尊重的成长氛围，让我健康自信。
（二）达沃斯11年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是2001年，那个机会很特别。之前我采访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他问我：“你今年多大？”我含糊作答：“不到30岁。”施瓦布先生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到底是二十几呢？”我只好实话实说：“24岁。”没想到他很高兴地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想做事的年轻人！我会亲自提名你竞争‘全球明日精英’（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于是那年冬天，我来到冰雪小镇达沃斯，开始了11年的达沃斯生涯。
电视里的达沃斯，是一个美丽素净的冰雪王国，天地洁白的童话小镇，所以这个地方在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传说中的色彩”。事实却没有这么美好浪漫，每到年会，正是达沃斯最冷的时节，雪大路滑，每年都有人摔倒受伤，但第二年仍然乐此不疲。
对于重要的国际会议，location（地点）的选择很重要。达沃斯地处山区，与世隔绝，进去一趟不容易，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人们一旦进去了就不想再挪窝，踏踏实实住上3天，把各种会议开完了再走。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论坛转战巴黎或纽约，得有多少人中途开溜啊。正因来亦难，走亦难，达沃斯的硬件设施也就不那么讲究，反正你别无选择。
小镇上星级酒店只有寥寥数家，早已被各国政要包下来，像比尔·盖茨这样不可或缺的角色，据说已经向酒店预交了未来十年的订金。所以我们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能订上一家与“如家”档次相当的，已实属万幸。
记得有一年和同事一起去达沃斯，我们花大价钱订下一个房间，进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两个柜子什么也没有。我想这大概是客厅，随意感慨道：“不错啊，还是个套间！”可是继续往里走，并没有发现卧室的存在。睡在哪儿呢？难道是打地铺？我打开柜子寻找被褥，却惊喜地发现科技以人为本，柜子里竟有一张折叠床，稍微用力一压就可以放下来，不需要的时候拉一下，它又自动弹回柜子里。
过去很多年间，中国人在达沃斯论坛上总感觉自己是个打酱油的围观者。第一，这种西方人主导的游戏规则会令很多人不舒服；第二，达沃斯论坛不允许带太多随行人员，突然没有了前呼后拥的风光，还要忍受简陋的食宿条件，很多人不习惯；第三，英语是达沃斯的通用语言，而且重要的私人会晤不可能带翻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对面直接交流，如果你的英文不够好，也会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但达沃斯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
2010年，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议题首次进入达沃斯论坛的官方议程，中国主动参与议程设置、议题选择，在嘉宾的取舍方面有一半的发言权，这意味着中国的软实力也在日益提升。为了争取这一块自己的阵地，我们奋斗了10年。
一次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施瓦布主席握着我的手说：“成钢，10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论坛在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和你的贡献分不开。”他的这些话，是对我10年达沃斯生涯最好的鼓励和肯定。
（三）南非副总统谈钻石
我对钻石并无特殊兴趣，只当它是一种珍稀矿物，但也时常听到业内人士说到钻石的本质和“保值”的虚妄。那天专访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先生，他的几句话把事儿说清楚了。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有着“钻石王国”之称，世界上70%的原钻都产自这里。尽管如此，世界上四个主要的钻石加工中心却都在欧洲，这使得在整个钻石加工贸易产业链中，作为上游的南非获利却远远不如其下游的加工环节。我对副总统的访谈，便涉及南非针对这一现象将采取的举措。
南非总统祖马为人爽朗，但谈到钻石问题却有些含糊其辞欲言又止。副总统莫特兰蒂和祖马风格不同，他是经济学者出身，在经济方面有着深刻的专业见解，并且担任过代总统，所以敢说敢言，讲话有底气。
在交谈中聊到，金融危机期间，钻石和黄金一样，价格曾飞速上涨，莫特兰蒂先生却立刻打破了人们在钻石与黄金之间画上的等号，说：“钻石跟黄金不一样，钻石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这个说法似曾相识，但当它出自钻石王国的副总统口中，意义却非同一般。
“钻石不过是碳。伦敦的中心销售机构（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严格管控着全球的钻石市场，他们首先进行存货，只向市场上释放一小部分，人为的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上涨并不是因为钻石会枯竭，而是他们控制了钻石的市场供应。”
相信“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全世界大多数的钻石都被一家叫做戴比尔斯（De Beers）的公司垄断着，有关钻石的各种美好象征，当然也是他们的发明创造。戴比尔斯由英国人赛西尔·罗兹（Cecil John Rhodes）于1887年在南非创立，其初衷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钻石原石市场体系”，它控制着全球60%的钻石矿，因而有能力“调节钻石的需求走向”。其余那40%的生产商也必须将自己家的原石以指定价格卖给戴比尔斯，否则戴比尔斯可以通过释放库存来压低市场价，令你血本无归。据说戴比尔斯的高管一进入美国国境就会面临被起诉，罪名便是垄断。
有一部黛咪·摩尔和迈克尔·凯恩主演的电影《完美无瑕》（Flawless），讲的是一个面临解雇的钻石公司女员工和即将退休的清洁工联手盗窃钻石保险库的故事。电影里钻石堆积如山的写实画面令我印象颇深。钻石并不是我们这个地球真正意义上的稀缺资源，听说地下还有无尽的钻石矿未被开采，它的价值只是垄断的结果，它的意义也只是人为的赋予。
钻石不过是碳，这并非秘密，但“戴比尔斯公司花了20年时间终于让中国女人相信：钻石的克拉数是爱情的象征。”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纯属营销作祟，钻石除了观念中的价值外，毫无用处。中国人被戴比尔斯说服，以为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这其实毫无逻辑。中国人比我们欧美人更把钻石当宝贝。”
2011年5月，戴比尔斯扩张的脚步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其“精品旗舰店”在北京“新光天地”闪亮登场，据说只接待固定的客人，只定制最昂贵的梦想。此言既出，不知又有多少人的心被搅得蠢蠢欲动。
（四）欧式古典家具与大金牙
近两年，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原因很多。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境外采购变得相当划算；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等说法，也令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在西方媒体及民众意识中大为提升，国“财大”则民“气粗”。于是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种种过去可远瞻而不可亵玩焉的物件，飞入寻常百姓家。奢侈品，仿佛正在向着“必需品”的角色转化，装点着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
此举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在欧洲的很多奢侈品店，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对欧洲经济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然而作为众多奢侈品的发源地，欧洲人是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德·古赫特说：“这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欧洲的小众趣味到了中国，竟成了大众流行，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名牌纸袋”也随着奢侈品的行情一路看涨。买不起名牌包？没问题。拎一个印有名牌LOGO的纸袋一样能招来路人的羡慕嫉妒恨，以为你刚从某名牌店扫货归来。因此正版的名牌纸袋售价近百元也依然大行其道，哪怕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足1元。“A货”名牌纸袋更是供不应求，看上去和正版没有任何区别，售价却只在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曾有一些向往奢侈品的人和我探讨“有钱人”的生活，我的回答让他们有些失望。已故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和她的先生陈文琦，是我认识多年的一对夫妇。2011年，由她执掌的宏达电（HTC）市值一度高达319亿美元，使她成为新一代所谓“台湾首富”。然而过去十年，每年冬天我看到陈文琦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磨破了也不愿意换。开的是同一辆丰田汽车，因为“还没坏”。在王雪红身上，很少看到“名牌”，但是衣服都很得体，有自己的风格。我没见过她拎爱马仕包，也没见过她戴镶钻手表，更没见过什么“私人飞机”、名车接送，非常低调普通。
很多时候，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方式的有钱人的生活”，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些中国富人装修自己的别墅，拱门穹顶罗马柱，恨不得把古希腊神话从头到尾演一遍，殊不知真正有品位的设计师们，都将形如所谓“达芬奇风格”的“欧式古典家具”称为“大金牙”。
比尔·盖茨，乔布斯，小布什，陆克文……我所接触过的国际政商领袖，没有一个人的家里是这种雕梁画栋的风格，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奢侈品怀有浓厚兴趣，当我提到那些中国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时，他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不知所云的茫然表情，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选择的手表，卡西欧多过百达翡丽，Swatch多过江诗丹顿。
更可悲的是，中国人拯救了全世界的奢侈品，但几乎没有一件奢侈品是根据中国人的身材比例、肤色面孔设计的。比如万千年轻女性心仪的爱马仕Birkin包，在国外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专用。
中国买主也并没有给奢侈品店留下什么好印象。我问过一个国外奢侈品店的雇员，她说很多中国阔太太到店里选购丝巾都是自己动手，把抽屉里叠得规规整整的昂贵丝巾抽出来拎在手上，比划完了就随便丢回去。还有人与店员发生争执，大吵大闹：“你们整个店我都买得起！整条街我都买得起！”
难道咱们真成了传说中的“人傻，钱多”？
（五）我们把老外惯坏了
“外事无小事。”但今天的很多时候，这五个字被演绎成了对外国人的无原则纵容。上大学，普通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留学生住的却是两人一套的标准间。中国酒店比外国的豪华，还有24小时免费送餐服务。可是在达沃斯，食宿条件再差也没人抱怨，到了博鳌论坛，却常听到怨声载道。我们并非真的做得那么不好，而是他们习惯了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笑脸，我们的仰视，稍有怠慢就很不适应。
在北京郊区的滑雪场陪几个朋友练滑雪，在初级道上看到雪场工作人员和一个带着孩子的西方人发生了争执。起因是他让孩子在初级道上“滑滑梯”，这很危险，因为初学者技术不过关，容易对孩子造成意外伤害。几位工作人员好心相劝，这个白皮肤的父亲竟用蹩脚的中文大喊大叫，言辞粗鲁，还继续带着孩子往上爬。
我们在一旁看不下去，决定要管管“闲事”，连雪也不滑了，专门站在雪道终点等这对父子下来。
我试着用中文和他交流，发现他水平太差，就问他是否会说英文，他说是。但是没聊几句，就发现他的英文也比我们差得多，估计是西北欧某个国家的。
我用礼貌的英文告诉他，请遵守雪场的规定，这也是为他的孩子安全考虑。他一听我说的是这件事，又嚷嚷起来：“我不知道什么规定，我是付了钱的！”我又对他说：“雪场的工作人员可以带您去看告示牌。”这时他竟然大放厥词，喊道：“中国的规定？我就是来帮你们中国人搞开发，制定规则的，你们懂什么？”
旁边一位拍照的游客无意中将我们争吵的场面拍了下来，这个没教养的父亲吆喝着要冲过去看照片，还威胁说如果不让看就动手把相机砸了。真没想到，他当着孩子的面也可以这样嚣张无礼。
我真的怒了，毫不客气地把他挡了回去，开始用最严肃的语言教训这个侮辱中国人的西方人。告诉他：我们绝不允许他用这样粗鲁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人。这时，雪场的工作人员也围了上来，我们一起配合，把他轰出了初级道练习区。
就这样，他还回头骂骂咧咧的没完没了。我怒不可遏，指着他狠狠地大声用英语说道：“我会动用所有能量让你学会遵守中国的规则。一个不尊重中国的外国人也得不到中国人的尊重！”
后来，坐在缆车上，我们依然在四处张望，如果他敢再回来，我们会毫不犹豫从中级道杀回去。
最近一次在北京某酒店咖啡厅，明明是禁烟场所，却有一个老外在我们旁边抽雪茄，气味十分呛鼻。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法律规定，这里不能吸烟。”这个美国人是个横主儿，打量了我一眼，说：“Show me your badge .”（给我看你的警徽。）我说我不是警察。他反问：“不是警察，凭什么管我呢？”我告诉他我就是这里的一个普通消费者，你吸烟影响了别人，你应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一番争执不下，我找来酒店保安和经理，才解决此事。
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当然有很多是优秀的，尊重而且热爱中国的朋友。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本国的垃圾和losers。没工作，找不到对象，才到中国来凭一张洋脸混口饭吃。对他们的学历、品性、受教育程度，国人通常很难判断，对他们过于友好，把他们惯得越发无法无天，习惯了在中国享受特殊待遇。有时候，我们对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的确太客气了。
（六）美国官员的排场与待遇
有个朋友送我两张故宫午门广场的“三高”演唱会门票，告诉我是VIP，我很兴奋地带着母亲去了，自认为很有面子。但是我的位置其实离舞台很远很远，只能从大屏幕上看看。我抱怨说这是哪门子VIP，位置太差，朋友说那些更好的位置叫做VVIP。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叫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ople）。
每当我到首都机场，就感觉中国的VIP特别多，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VIP休息室，高规格银行卡持有者也有专门的休憩场所，一些不便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人士还有隐秘性极佳的贵宾通道，安检、登机都是独立体系。
顺便说说，VIP的弟弟 VP（Vice President）在中国也很牛，它的原意所指甚为广泛，可以是副总统、集团副总裁，也可以只是个小小的中层干部。但是译为中文，就成了“全球副总裁”，不知“全球”二字从何而来。而多了这两个字，确实便于忽悠，可有效被误解为某大公司全球二把手或全球管理层成员。事实上，VP并非行政职务，只代表此人在公司里的级别，大型跨国公司常有好几百个VP，有些没有实权的VP，连秘书都要几人共用，或者本人干的就是高级秘书的活儿。所以我的一位好朋友——德意志银行某VP曾经自嘲：“我就是个‘微屁’，连‘屁’都不是。”
相比之下美国人不那么迷信VP，也没有那么多VIP。我有两次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邂逅基辛格，都是在常客休息室里。穿西装配运动鞋的老头儿带着一名保镖坐在里面等候航班，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当他抵达首都机场，我敢打赌，中方工作人员一定会安排他走“要客通道”。
中国人喜欢将人将事分出个三六九等，仿佛不这么做不足以求证人生的意义。所以中国人讲究“待遇”，外界给予的待遇高低与否，直接决定了个人的自我认知。VIP就是一种待遇，一种催生自我崇拜和自我欣赏的迷魂药。再清醒的人，在中国“潜文化”的熏陶下，也难免会在意这些细节。
美国也讲究待遇，但未必都是出于面子的考虑。
美国政府部级以上官员出勤常常是政府公务机随行。就连不那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女士到央视接受我的专访，也要带上浩浩荡荡的车队，众保镖持微型冲锋枪严阵以待，排场比中国部长大得多。
更不用说美国总统。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声名赫赫的“空军一号”其实是两架一模一样的波音747，尾号SAM 28000和SAM 29000，每次同时或先后起飞，其中一架备用。奥巴马带家人度假，花掉纳税人500万美金。相关外交人员对我透露，2011年拜登出访中国，动用了120多架次政府专机运送物资，包括卫生纸、矿泉水，以及和他本人血型匹配的血浆。
夸张吗？非常夸张。但是一旦他们不再担任总统、副总统、部长，这些待遇就都没有了，他们又做回普通人。卸任后的总统可终身享受政府出资配备的几名保镖，当过战时总统的保镖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在任时为了国家的安全与“恐怖分子”结了梁子，其余，多数费用自理。
在中国，到达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所享受的“终身制”待遇，却是很大一笔隐性收入。假如卸任前后的待遇如此天壤之别，恐怕人们想当官的热情要大打折扣。
（七）骆大使坐的经济舱，从餐饮到毛毯到座椅到微笑，无不“VVIP”
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我也有不少粉丝。粉丝并不完全等于拥趸，“关注你的人”而已。粉丝多，是非也多，躺着中枪是常有的事。比如有人说我2006年就已经拿到美国绿卡，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事实上，每次去美国出差，我都得和同事们一起去大使馆排长队办签证，一次一签很麻烦。某些人为了获得更多关注，编故事逗你玩儿，信的人还真不少，未免太低估央视这个大型国有事业单位对员工的监管能力。
还有那场衍生出各种解读版本的骆家辉经济舱事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美国官员廉洁俭省，与中国官员的铺张浪费形成鲜明对比，“芮成钢却拿人家开涮”。这就应了基辛格当年说的那句话：“如果你掌握我所掌握的所有信息，你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美国政府内阁成员按照重要程度排座次，应是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国务卿（相当于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财长……国不可一日无君，万一总统先生有何闪失，后面几位就要依次接棒。
我认识的白宫人士告诉我，部长出行都配有专机。重要程度高的，比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都拥有专属飞机（国务卿的飞机是一架改装后的波音757，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保持不间断通信。国防部长专机则不只一架，至少有一架C-17和一架高度改装的波音747-200）。其他内阁部长也有权使用随时调配的政府公务机，位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第89空运联队”为他们提供服务。专机并非一定意味着排场，而是安全和效率所需。“9·11”事件之后，美国加强安保防御，费用支出庞大。
我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问骆家辉，坐经济舱来是否是在提醒美国欠中国的钱，不过是事先商量好的一句论坛开场的调侃，用来引入美债危机和美元贬值话题。在我看来，曾经竞选过州长的骆家辉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因此也很乐意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多说美国的好，少提美国的差。他可能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愿意展示自己，也最善于展示自己的人。从背包喝咖啡，到坐旅行车，坐经济舱，都精准地得到拍摄传播议论。更何况，据内部消息称，骆大使坐的经济舱，由航空公司全程提供“高端服务”，从餐饮到毛毯到座椅到微笑，无不“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ople）。
骆家辉选择经济舱，应该是在传递奥巴马10年减1万亿美元开支的决心，承诺减赤，方得以提高债务上限。对于我的提问，他所谓的“坐经济舱是美国政府内阁成员的一般规则”，其实并不完全严谨。很多人并不去调查了解，只凭这一句话就相信了，人云亦云，衍生出无数对美国政府的褒扬和对本国政府的批评来。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朋友其实明白，只是借题发挥，拿美国官员说自家的事儿。
再以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为例，美国共出动120多架次专机运送物资人员，从专车纸巾到矿泉水卫生设备都自带，花了纳税人不知多少钱，但因为在北京吃了碗炸酱面就被认为是朴实无华！美国领导人铺张浪费有时比其他国家多得多。专机在美国也不算什么大事儿，有时候押解囚犯也得动用专机。打击腐败固然很重要，只是不见得要拿美国作对比，仅仅通过眼睛和耳朵接收到的信息，有时未必充分。
（八）第一次提问奥巴马
第一次直接与奥巴马对话是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这也是他就任以来首次接受中国媒体提问。前方记者组共有三人，带队的李勇是财经频道副总监，毕业于人大国政系，是央视最优秀的国际政经类节目制作人之一。他坐在我身边，不断和我讨论，他对新闻现场敏锐而准确的判断对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我们听到很多外国记者发言谈论中国问题，决定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为了不挡住举手的我，他还一直努力地收着腹。
我首先提问了英国首相布朗。布朗的记者会结束后，我准备打道回府，毕竟前一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李勇拍拍我说：“成钢，我先回去吃面了，下一场奥巴马，你再坚持一会儿。”
坚持其实是挺累的一件事。几千名记者排队等候进场就要耗半天工夫，而且只有800个座位，我还得想方设法“走后门”。
走进那个巨大的发布会大厅，突然感觉“气场很对”。前几排是白宫为“自己人”预留的座位，上面甚至贴有写着记者名字的纸条——话语霸权体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第4排正对主席台的位置。我想，当前形势下，记者会应该考虑亚洲的话语权，总不能搞成欧美专场，那么我这张“中国脸”应该好使。何况我还提前做了外围的工作。
小时候，父亲给我看过一本香港导演李翰祥的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里面提到在香港做演员，一定要记住八个字：“旁若无人，死不要脸。”突然想起这个细节，是因为记者和演员有相通之处，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关键时刻，职业精神一定要超越所谓的面子。
奥巴马走上台，台下突然掌声雷动，与布朗出场时的鸦雀无声形成鲜明对比。新闻发布会是不应该鼓掌的，但是大家情不自禁，这位“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的确有种巨大的煽动力。
他看了看手里拿着的一张纸，想必是美国记者的名单，然后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提问了。”
我第一个举起了手。
奥巴马清楚地看到了我，但他依然优先考虑欧美媒体。美国政要和记者关系十分亲近，白宫有自己的记者团（White House Press Corp），常年驻扎于此，有些记者甚至可以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与之随行。从理论上讲，这些“皇家记者”的职责是监督总统，但长期交往下来，总会因熟悉产生默契。对于很多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记者，总统能够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甚至了解他们的私人生活。比如点到一位记者的名字时，不等他提问，首先说：“我的心与你同在，我为你的家事感到难过。”原来是这位记者的父亲当天刚刚去世了。
所以，记者会的前半段，整个会场始终被盎格鲁撒克逊加美利坚的优越感笼罩着。
聆听奥巴马与欧美记者的对话时，我在大脑里不断地判断和调整：问题的设计和语言的组织，是否合乎政治环境、具备时效、符合中国媒体形象。我事先想好的问题，如果被别人提前问到，这时候就要迅速重新考虑。
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争取这个提问的机会？
这是奥巴马上任后第一次面对全球媒体，他也很兴奋，有人评论他是“上任以来最好的一天”。
他环视会场，说：“好。我还有时间再回答几个问题。我来挑一个记者。”
记者纷纷举手，并不时发出喊声。
奥巴马把这个机会给了我，理由是“一直很执著”。
（九）我想问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我想对奥巴马提两个问题，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也应该是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关注的。但是这种新闻发布会又忌讳提两个问题，因为总要留给别人机会，所以我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既然全球的领导人一直在讲要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那么我就想问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潜台词是，您要是不让我问，可太不给发展中国家面子了。
全场都笑了，奥巴马也笑了，他说他可能只选择其中一个问题回答。这当然可以。我其实不仅仅是在提问，而是借着提问的机会，表达中国立场，发表中国观点。有时问题和回答一样重要，甚至比回答更重要。
我的问题是：“首先，您和中国国家主席在此次峰会上进行了成果颇丰的会谈。在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被克林顿概括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小布什时期，形容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利益相关者’——当时的布什政府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关键词来定位中美关系呢？那当然不会是所谓的G2，对吧？”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观点，中方并不认可G2这个说法，它夸大了中国今天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角色。
第二个问题关于贸易保护，我上来先抖了个包袱：“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问的。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全球性的对策，但政治本身却是非常本土化的，正如您刚才一直优先选择美国和英国的记者提问，不过这倒没有什么。”
英国和美国一向关系密切，曾经有人笑言布什和布莱尔是同性恋，网络上盛传一个恶搞视频，将他们两人在各种场合下讲话的画面，配上情歌对唱Endless Love的声音，连口型都对得很像。英国一度被认为是美国的第51个州。此次论坛上，奥巴马和布朗也在相互力捧，他甚至不称“布朗首相”，而是直呼其名“戈登”。
我这样说，实际是暗示他，我了解你们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利坚之间的默契。一语中的，奥巴马情不自禁露出“灿烂”笑容。
随后我才抛出真正想问的核心问题：“问题是，您如何确保糟糕的本土政治不会干扰或消极地影响到正确的国际经贸往来合作？”
他停顿了很久，思考如何作答，然后他说：“你的问题都非常精彩。关于第一个问题，你的美国同行们可以告诉你，我最不善于用关键词或短语对事务进行概括了。所以对于中美关系，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到用什么精辟的短语来概括。不过你要是有什么建议，不妨告诉我。我会很高兴地使用它。”
至于第二个问题，他回答得非常详细，也非常好，直接表明了反对贸易保护的立场。之前，我见过两位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他们都说，奥巴马本人是笃信自由贸易的，反对贸易保护，甚至反对那个“购买美国货”的法案。他说：“至于本土政治，你看，我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中国的主席，也不是日本首相，我不是参加峰会各位的首脑。我最直接的责任是让我们美国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才是他们选举我到这个职位的目的。这也是前面几个问题中所提到的，为什么我来这里（参与20国峰会）能够帮助美国人民就业、购买住房、培养孩子上大学、实现我们所说的‘美国梦’。衡量我的标准，就是要看我是否能有效地满足美国人民的需要和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十）奥巴马看到的“那位先生”就是我
奥巴马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在现在这个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时期，我的另一个职责就是带领美国人民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命运和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忽视或者放弃那些遭遇贫穷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将不但放弃了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潜在机遇，而且最终失望会转变为暴力的冲突反过来伤害我们。如果我们只关注美国的下一代，而不是全世界所有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那么我们将不仅仅会失去某一个探索到新能源来拯救地球的伟大科学家，我们会使全世界的人民更易于陷入反美的情绪。“所以，如果我现在作为美国总统是称职的，是有作为的，那么部分的作为就将体现在我帮助美国人去深刻理解：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相连的。这是个持续不断的任务——因为它往往不容易被人理解。”
与奥巴马的对话，长达6分多钟，是当日记者会最长时间的问答之一。采访结束后，全世界的媒体都要采访我。在他们看来，中国记者和美国总统在全球直播中对话尚属首次，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白宫新闻官还特地追上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说：“这回你在中国出名了吧？”话语中带着浓烈的优越感。我也只好带着类似的“优越感”回应道：“拜托，我在中国一直很有名。”
第二次与奥巴马对话，是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奥巴马照例要在峰会期间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全球直播。
这次看到他，与在伦敦时的感觉很不一样。他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状态也略显疲惫，不再有那种“首席明星”的意气风发，他的亮相也没能再度引来掌声。上任近两年来，他与工商界的对立在美国国内产生争议，名声毁誉参半，面对全世界记者的心气儿也大不相同。
在G20伦敦峰会上，他回答完美国媒体的提问后，还主动要求与外国媒体互动。那大概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全世界2000多家媒体，充分显示自己的明星风采很有必要。但在其后的G20匹兹堡、多伦多峰会中，他不再给外国记者提问的机会，而是从兜里掏出一张美国记者名单，互动完就走人，反正能不能坐稳总统位置只取决于本国民众的支持率，没必要在别国媒体身上浪费时间。所以在首尔，我并不认为奥巴马会请外国记者提问，现场情形看上去也的确如此。奥巴马和此前两次峰会一样，点了几个白宫记者中的熟人提问，就准备离开。但是将走未走之时，临时改了主意，决定留给东道主韩国的记者一个提问机会。他说：“由于你们的出色工作，我觉得有必要请韩国的记者提个问题。有人提问吗？那位先生，他举手了。他是唯一一位让我看到的。开始吧。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位翻译，如果你用韩语提问的话，事实上我的确需要一位翻译。”
当然，他看到的“那位先生”就是我。当他问“有人提问吗”的时候，可能是机会来得比较突然，现场一片寂静。这种时候哪怕1秒钟的冷场都让人格外尴尬，更何况无人举手的局面持续了大约5秒。我是做主持人出身，救场是我的天职，我也曾经在大学演讲，知道冷场的滋味儿，对台上的奥巴马深表同情，下意识地想替他解围，于是我就举起了手。
（十一）那次提问，并非失礼
其实我并没有刻意想提问，但我知道只要我举手，至少第二天的报纸不会出现“奥巴马记者会遭冷场”这样的标题了。我一边站起来举手，一边用余光扫身边那些韩国记者，我想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举手，我就坐下来。遗憾的是举手的依然只有我一个人。
奥巴马看到有人举手，如释重负，欣然示意我可以提问。我首先向他解释，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哥们儿是中国人。此言一出，场上笑声一片。
奥巴马对此并无异议，他说：“很高兴见到你。”随后我说：“但我也是亚洲的一员。”总统的回答是：“当然可以。”我继续说：“亚洲人都是一家人。”此时奥巴马不再顺着我说，“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但是……公平起见，这个提问机会要留给韩国，所以……你……”
说这话时他有点儿结巴，可能是既不想得罪韩国记者，又不好驳我的面子。这时我转过身看，韩国记者依然没人举手。
在这种场合下提问难度的确很大。首先它是全球直播，你的每一个细节表现都会被全世界看到，职业记者此时冒着很大的风险履行职责，弄不好就会贻笑大方。其次，要想提好这个问题，需要三个先决条件。其一是语言，英文足够好，能够流畅地表达。其二是心理素质，受过直播训练，敢于直播时在2000多家媒体面前发言。其三是经验，你必须听懂奥巴马在10分钟演讲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此前进行的所有问答，并且了解其背景，否则你问的恰好是别人说过的，显得很傻。这几个先决条件，就已经筛掉了大部分事先全无准备的韩国记者，更何况你还得组织一个靠谱的问题，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得很没水平。
这时候有人用英文喊：“我是美国人，但我在韩国工作，算不算韩国记者？”此人长得金发碧眼，还不如我像韩国人，显然不能算，不过好歹也算给了奥巴马一个台阶，缓解了气氛。
我看奥巴马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便转向韩国记者说：“如果韩国朋友允许我代表他们提一个问题呢？好不好？”
总统仍然不愿轻易让步，“那要看韩国记者是否有问题问，没有，没有人发言吗？”
依然一片寂静，没人举手或表态，令总统情何以堪。他说：“这好像比我预期的复杂。”台下又是一片笑声。
我继续给他台阶下：“请回答来自亚洲人的一个问题，奥巴马总统。”
他点头默许，笑容不太自然，“好，那就请问吧。我只是想确保韩国记者有提问的机会。”
这段不足一分钟的小插曲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成为当年点击率最高的视频之一。
那天的真实情况是，当我和总统一来一往对话时，众韩国记者坐在底下偷偷窃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而且总算有人替他们解了围。我后来问了韩国朋友，这件事有没有被韩国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他说只是一些很客观的报道，没人觉得不妥，但也没人特意表扬你，大概怕说多了反伤自己的面子。
我还用google在英文语境中搜索了一下，大概只有两三条关于此事的评论，在浩瀚的信息世界里，这点反响显然微不足道。一个美国记者跟我说：“成钢，这事儿在美国算不上新闻，但是在中国成了新闻，对我们来说倒是挺新鲜的。”
（十二）在博鳌为小布什主持演讲暨晚宴
2009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我第二次见到小布什，一位“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耐人寻味的美国总统。
他其实很平民，喜欢Informal，“非正式”。他的风格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亲切、可爱、简单、真诚。这种亲切比克林顿们显得更加真实，不像典型的西方政治家为了拉选票而刻意表现出来的“亲民”。他的西装皱皱巴巴，毫不讲究。走进酒店，就嘻嘻哈哈地向服务员招手逗乐子。遇到主动向他打招呼的中国人，也会兴致勃勃地聊上几句。论坛期间，他没有安排公共演讲，基本上足不出户。保镖规模十分可观，共有12个。这是美国的国家规定：凡在位期间发起过战争的总统，卸任后都要多雇几个保镖。
有人说他是农民，因为他在德克萨斯买下一片广阔的农场，并且十分热衷于耕作打理。其实他很贵族，含着金钥匙出生。身为总统之子，生活养尊处优，耶鲁本科，哈佛MBA……也正因如此，他对一切繁文缛节都不感冒。我向他讨教的任何严肃问题，他都用主谓不全的口语来回答，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空洞的敷衍，更没有西方精英们那种标志性的优越感。
在白宫，他穿着一双黑色CROCS——那种北京满大街都是的戳着很多圆孔的塑料大头鞋——招摇过市。从戴着白帽子的警卫身边经过，还恶作剧地摸摸人家，捅上两下，有意让人家难堪。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这就是美国总统？
他的不简单在于，尽管出身“贵族”，连任两届总统，却深得草根阶层的好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克林顿等出身贫寒，公众形象却更接近主流精英，得到的支持也更多地来自知识阶层。做一个普通大众的平民总统，是小布什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任期间，他备受各方指责诟病，但是和他朝夕相处的人都对他非常忠诚，折服于他的个人魅力。
在博鳌，他举办了一场演讲暨晚宴，我原本应邀去蹭饭，到了现场，却客串了一回司仪。这就是主持人的尴尬之处，走到哪儿都可能有人突然塞上一支话筒，要求你出口成章。征得了他的年轻幕僚们同意，我将当日情形通过文字转述给大家。
我用英语说：“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美利坚合众国第43任总统乔治·W.·布什。”掌声响起，几乎是同时，他也精神抖擞地走上台来。
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媒体上，真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放松，肢体语言丰富，配合语气前后左右地晃动身体，不停打着各种手势，膝关节频繁的抖动更是让我这个膝韧带受过伤的人羡慕不已。
别人都问我不当总统生活怎么样，嗯，生活的确变得有点儿不一样。当我卸任之后，回到德克萨斯的家中，往沙发上一坐，对自己说：终于自由了！但是劳拉却告诉我：“你现在自由得可以去洗盘子了。”
“拜托！”我提醒她，你在跟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说话，请注意态度。
“很好，”她随即说道，“你可以把洗盘子作为当前的首要内政（Domesticagenda）。”
Domestic是个双关语，在政治上指国内事务、内政，另一方面也可指“家庭事务”。比如家庭暴力就叫Domestic Violence。台下爆发出一阵大笑。
（十三）他一生的酒都在耶鲁喝完了
布什说，为了当总统，已经多年没遛过狗，对爱犬心存愧疚。卸任后回到老家，每天牵着爱犬Barney一起在农场上散步，看它撒欢疯跑，自己则拿着塑料袋跟在后面捡它留下的不雅物（Take a lot of shit）。“这对我来说有讽刺意味，因为捡起来的正是我躲了8年的东西。”（美式英语很粗，对总统的非议和责难被称作Shit。）
用他自己的话讲，此次博鳌之行是他卸任后首次出访海外。其实此前他曾在加拿大做过演讲，但对美国人而言，加拿大是“海内”而不是Overseas。“这是我卸任后第一次出访海外，到中国来，我带来了爸爸妈妈的问候。”
请注意，他说的不是父亲母亲，而是爸爸妈妈（Dad&Mum）。“我爸爸今年已经85岁了，马上准备再次从飞机上跳下来。爸爸头一次跳伞是20岁。那时他在美国海军服役，参加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天，他驾驶的轰炸机在太平洋上空执行任务时被日本海军击落，被迫跳伞逃生，后来被美军潜艇救起。62年后，我却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田纳西州的猫王纪念馆一同高歌，那首歌十分经典，叫做《想你，要你，爱你》（I want you，I need you，I love you）……”“幽默+深刻”，永远是成功英语演讲的不二法门。台下听众已经笑成一团。而小布什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此日本，非彼日本，自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从昨天的法西斯政权到今天的民主开放，从敌人变成朋友，日本就是例证。
布什出生在耶鲁，又在耶鲁读书，对它感情很深。他用他特有的口语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耶鲁真是个好地方啊！”
当我向他提起格兰·格林伯格（Glenn Greenberg），他万分惊喜。格兰·格林伯格是我在耶鲁的项目赞助人，美国著名的投资家，也是布什中学和大学的同窗死党。我告诉他：“格兰说，读书时你给他起的外号叫Burger（汉堡包）。”他一阵开怀大笑。
从格兰那里听说的还不止这些。布什年轻时有过一段豪放的日子，在耶鲁，经常见他一脚踢开宿舍大门，拎着一大桶啤酒，邀同学一起豪饮。
步入不惑之年后，他痛下决心戒除酒瘾，至今20多年，滴酒不沾。
这一点亦有旁证。我的耶鲁同学——菲律宾前能源部长Vincent Perez就说过，一次在阿罗约总统举办的国宴上，主办方忘记了小布什的酒杯里要以苹果汁代替香槟，当大家举起杯，小布什一口喝下去，差点儿喷出来，脸上的表情极其痛苦。
晚宴开始了，很多中国的工商界领袖按照我们的习惯向布什敬酒，要求他喝红酒，我便主动走过去告诉他们布什是不喝酒的。不过，他对酒的忌讳程度显然比我所了解的更为夸张。和他合影时，我手里拿着一杯红酒，他说：“让我先帮你把这个拿开。”然后从我手中把杯子拿走，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照完相，又从桌上拿起杯子递还给我。原来，他不愿意让红酒杯和自己的形象一同留在照片里。
我问：“你真的是一点儿也不喝酒啊？”
他答：“我这一生的酒都在纽黑文（耶鲁所在地）喝完了。”
（十四）years young的克林顿
专访克林顿那天，他刚好为了什么事而心情不爽，我怕影响到采访效果，便先和他聊起一个私人话题。我刚刚看过希拉里的中文版自传《亲历历史》，其中提到，最先让她爱上克林顿的是他那双充满魅力的修长的手。于是我问：“第一次看到希拉里的时候，是什么打动了你？”
果然，他的情绪一下子好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她的气质。比其他特征更吸引人的是她那种不可思议的、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力量。她是一个坚强而且极具个人魅力的人。她眼中的神情似乎在告诉我眼前的一切尽在她的掌控之中。她现在还是那样，还有那种感觉。在那次见面之前和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有人和她一样。那种很亚洲的，强烈而又冷静、非常神奇的控制力，就像佛学中所提到的。”“对你们两人来说都算是一见钟情吗？”我乘胜追击。“应该很接近了，至少是‘一见着迷’。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依然对彼此很感兴趣。”
由此我想起2002年在纽约，和克林顿夫妇共进早餐的情景。时任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远比丈夫抢眼，举手投足容光焕发，而克林顿则显得随意许多，也倦怠许多，显然是对自己“放松了要求”。我对此的解释是：一个人48岁就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成就人生最大的满足与荣耀。而刚满56岁，正当精力、阅历、才干处于最佳状态时，却又走到了尽头，不得不永远告别自己最适合、最眷恋的岗位，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也许正是遗憾，让这位充满故事的前美国总统暗淡了许多。
整个早餐过程中，希拉里都是谈话的主角，见解独到、言辞风趣。比如她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需要更多的历史，而你们来自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却要注意别让历史成为包袱和桎梏。我在白宫时，经常有些来访的外国朋友，见面聊了一个多小时，还在谈一千年以前的事。”
克林顿一开始只是在一旁吃面包，喝咖啡，吃完之后才为大家做了一个主题发言。他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真知灼见，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忆清晰。
他特别提到，美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的一个世纪，种种原因让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国，但美国不会永远是第一。50年后，也许是欧洲，也许是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所以美国人民必须时刻记得，今天的行为要经得起后世的评说，当美国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领导力量，也能得到世界的积极肯定。那天专访快结束时，我再次将话题转向私人领域，希望由此培养一个良好的关系。“您今年只有57岁，打算如何有意义地度过余生呢？”
在这里我和他做了个文字游戏。通常人们说57岁，会说“57 years old”，而我用的是“57 years young”。这小小的恭维似乎令他颇为高兴，谈兴大增。
除了完成回忆录和总统图书馆、博物馆，克林顿说他接下来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致力于解决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我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任何一个和我一样幸运的人，在卸任总统之后，如果也和我一样健康，都应该用余生去帮助别人，回馈社会。”
（十五）连个副科级都够不上，凭什么跟外国政要成为朋友
我一直期待有一天能做这样一个访谈，我几乎不用开口，只是往那里一坐，出于对我的信任，或者某种气场的感染，对面的受访者就愿意说出他想说的一切。正如武侠小说中的高手，驭人无形，袭物无声。作为一个对话者，我很向往这种“功夫在诗外”的境界，因为，一个处于新闻事件中心的当事人，就这个事件所说的任何言语，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愿意对你开口。
当然这需要经验的沉淀和时间的积累。刚出道的时候，无论语言本身还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框架体系，对我而言都存在障碍，很难深入核心问题。
细心观察是了解对方的捷径。采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胸口挂着一个胸针，上面写着数字1。按照中国的习惯，很容易联想到这意味着他是马来西亚的1号首长。当时我让摄像给这个胸针特写，然后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不是“马来西亚1号”，而是“一个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的种族文化多元，彼此易生争端，“一个马来西亚”，号召国民团结一致，不要窝里斗。
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女士的交流则更为有趣。那时她还是法国财政部长，准备竞选IMF总裁。在我眼中她是一名魅力十足的女性，我甚至很看好她成为未来的法国总统。于是我对她说，作为记者，我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竞选者，但是作为我个人，我很支持您的选择。这个位置很难做，因为众口难调，所以像您这样优雅的女性十分适合。至少在您开展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不接您的电话吧？
那一番话说得她十分受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她已经如愿以偿地当上了IMF总裁，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一点儿也没变。”我说您可是变了，身边多了两个保镖。她表示她也不喜欢，但是没办法。我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对她讲，她拎的爱马仕铂金包，是中国十大恶俗品牌之一，她也笑着说：“在国外，只有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才会选择这一款。”
我经常跟别人讲，当了十几年政经记者，假如打开电视国际新闻，谁也不认识，这些国际政商领袖也没有一个人把你当成熟人，你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没有一点儿口碑，也挺失败。但等级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总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就他那样儿，连个副科级都够不上，凭什么跟大总理成为朋友？他们恰恰忘记了，小人物也是人，也可以和同样是人的大人物找到交集，平等对话。
我自己倒是一如既往地愿意在工作之外，与受访者建立起某种默契的联系，不必太深，恰到好处就好。对我自己而言，每当我打开电视，常常能在国内外新闻中看到几张熟面孔，回忆起我们之间短暂却精彩的交会，因此感到世界离我很近。
十几年来，这些大人物的身份发生了很多变化，时而是总理，时而是部长，时而是主席，时而也是平民百姓。我则一直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记者。不是因为做了朋友才平等，而是因为平等才能做朋友——如果不相信这一点，不践行这一点，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交流者。如果未来有一天，那些极具价值的新闻人物，冲着我这张“老脸”和积攒了几十年的还算不错的口碑，都愿意对我倾诉，我就可以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上一个80分了。（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