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央大学之所以成为全国最高学府，除了师资、学科、设备等硬件支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精神之大，即对于大学使命和精神的重视。
在任职中央大学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上，时任校长罗家伦发表长篇演说《中央大学之使命》，提出：“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使命，然后办理大学才有意义。这种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罗家伦认为办理大学绝对不只处理大学的行政事务，还要认清一个大学的使命，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学风，以达成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对于中央大学而言，罗家伦认为其使命即是以“建立民族有机文化”来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而所谓民族有机文化，“有两重含义：第一、必须大家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我们今天面临生死存亡的歧路路口，若是甘于从此灭亡，自然界无话可说，不然就要努力奋斗，死里求生，复兴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当在此意识下共同努力。第二、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成为互相协调的。如果各个部分不能协调，则必至散漫无系统，各个部分互相冲突，将所有力量抵消。所以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
在罗家伦心目中，中央大学的榜样是德国的柏林大学，他希望中央大学能像柏林大学一样建立民族的有机文化，以凝聚、引领民族精神，振兴民族和国家，“本人办中大之理想在效法当日柏林大学之精神，以建设中华民族之文化，使国人有此共同意识，努力奋斗，以复兴我民族。”罗家伦赋予了中央大学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一宏大使命，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以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这一理念也具体反映在他办理大学校务等教育实践中，如中央大学在抗战时期既为适应国家抗战建国需要，重点发展了与工程技术、国防建设相关的学科和项目，同时也保留了完整的大学建制，依然强调基础研究和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要性。罗家伦对中央大学使命的这一“崇高”定位，表现了国难当头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展现了罗家伦自己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政治意识、民族责任的高扬。
除了强调对于民族复兴的使命外，罗家伦认为大学还有一重要使命，便是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教育本来不是专指知识的灌输。人格的修养，在教育的意义上实在太重要了……培养青年良好的习惯，鼓励青年人格的修养，是在无论哪种社会，哪个民族里所必要的。这就是建立国家的基础”，并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的确，教育，教育，顾名思义，教书育人。教书，教授知识；育人，培育人才。教书育人、培养人才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和最重要功能。教育，既要教授学生知识、技能，又要丰富心灵、培养品德、健全人格，不只要把学生塑造成社会栋梁，更要把学生培育成完整的人。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领头羊，理应对此做出表率。为此，被学生戏称为“罗大鼻子”（罗家伦鼻子特别大，因此有同学写打油诗道：“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沙坪打喷嚏，磐溪雨蒙蒙。”）的罗家伦不惜亲自上阵，经常对学生发表演讲，鼓舞士气。这些演讲后来集成《新人生观》一书，“献给有肩膀，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此书当时即印刷27次，长期高居畅销书之首，成为民族精神和人格修养的重要养料，影响了几代学子，许多青年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而立志从军报国，此书也是现任台湾总统马英九最喜欢读的一本书。
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学生人格的培养，罗家伦提出了“诚、朴、雄、伟”四字校风。“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坚定地朝着认定的目标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力避纤巧浮华，反对拿学问做门面；“雄”，就是大雄无畏、雄厚的气魄，改变中国民族的柔弱萎靡的颓风；“伟”，就是伟大崇高，力避门户之见，敢做大事，能成大器。罗家伦希望通过发扬“诚朴雄伟”的新校训，来使学生安心求学，并建立首都最高学府“涣映大风”的气度，“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树立崇实而用笨功的朴厚学术气象，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纤细文弱的颓风，以造成一种伟大崇高的意境。如此这般，中大便可以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自任”。
“诚朴雄伟”四字对中央大学乃至其后的南京大学影响极为深远，该校师生在其熏陶下多气质诚朴而气势雄伟，朴实而有光辉，并多一心向学。实际上，早在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学堂监督李瑞清就提出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以“俭朴、勤奋、诚笃”为校风。南高师首任校长江谦以“诚”字为校训，希望全校师生为人、为学都要以诚为本，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校风是“民族、民主、科学的精神，诚朴、勤奋、求实的态 度。”郭秉文上任后，提出了学校第三个校训“诚朴、勤奋、求实”。可以说，“诚朴”是该校学风传统的核心内涵。
“东大学者，慕真务实，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究义利之别，明诚伪之分，浸身于学问之中，不恋权势，不苟流俗，洁身自好，外人曾可惜以东大不出显要为憾。唯东大师生，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于抗日期间读书中大的校友王作荣在《沙坪之恋》一文中对此校风有过详细描绘：“中大的教授团，一如中大的校风——朴实而有光辉。实际上，他们正是养成这种校风的原动力。他们平均起来说，不像其他学校教授在社会上有赫赫之名，他们也从不不安于位的满天飞。他们从不今天北上，举行一个表演性的讲学；明天南下，发表一个政治性的谈话。有时主张科学救国，有时又要民主兴邦，什么都做，就是不肯安静下来教学生读书。中大教授们只知道守住自己的岗位，每天带着智慧的微笑，默默的传道授业解惑，散发师道的尊严与光辉。中大教授穷而不滥，连兼课都不愿意多兼；困而知耻，曾经有一位教授因夫人不知规定多领了一份津贴而引咎自杀，现在到哪里去找这种廉介之士，他不杀别人就已经够好了。中大教授们对学生负责，对学术良知负责，因此当别人出书像印报纸那样轻松时，中大教授惜墨如金，不肯轻著一字。中大教授团多的是饱学之士，但愈是饱学，便愈知立言之不易，其实他们是过于谦逊了。他们一生的智慧学问的结晶，已随或将随他们的逝世而归诸尘土，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损失，自然更是我们学生的损失。”
当时即有一说：“要当官去北京，要发财去上海，要读书去南京”，该校是中国培养科学家最多的大学，自南高、东大至中央大学，师生中共有90多人成为学部委员，约占全国学部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李四光、童第周等5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截止到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中，有230多位南大校友；SCI论文90年代初曾连续八年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如此佳绩不能不说和“诚朴雄伟”四字校训无关。鉴于此，南京大学后来将“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列为校训。后面四字出自罗家伦亲自为中央大学所写的校歌——“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时今，人们提起抗战时期的大学，多首推西南大联合大学，这其实是对历史的无知或偏见，实际上当时学界真正的龙头老大应是中央大学。从硬件上讲，中央大学师资、学科、设备等诸方面都超过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据统计，1945 中央大学有7个学院、40多个系科，教学人员60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共290人，为同期西南联大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倍；学生共4719名，超过西南联大一倍多。从软件上讲，西南联合大学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诚然珍贵，但中央大学“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注重对学生人格培养的大学使命以及“诚朴雄伟”的大学精神其价值丝毫也不逊色，对于今天只注重就业率、考研率、出国率而毫无其他使命和精神的大学更是意义甚大。
（本文选自《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著名学者厦门大学谢泳、南京大学冒荣教授作序推荐，当当、亚马逊正在热销，作者为南京青年新锐作家张守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