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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邹艺湘 发表日期：2011-1-9 20:12:00 |
研究管仲的思想必须研究他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做到了什么，不能只研究他写了什么。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管子》这书完全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管仲年轻时忙于赚钱养家，中年时忙于政事，功成名就之后又沉迷于声色犬马，可能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写文章。
管仲的思想就是要让齐国称霸，据说是齐桓公答应让齐国崛起他才答应当宰相的，如果齐桓公不答应的话，管仲说谁都可以当宰相用不着他来做。他还说，如果不能为国尽力的话还不如死了好，追随先主人公子纠去了至少落个忠义之名。纵观管仲相齐四十余年，不论个人生活是简朴还是奢侈，让齐国称霸这个目标是坚定不移的。
要称霸就得先富起来，就是要民富，国富，皇家富，自己家也要富。金钱虽然不是万能，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商人出身的管仲对此有深刻理解。要做到大家都富就需要大家齐努力，就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所以，不论是官山海还是开妓院或者搞国际贸易，或者玩金融技巧，都要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综合平衡。
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要点就是不偏激不教条，审势度势随机应变。相比之下，我们五十年前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慢一点都不行，割慢了天就塌下来了似的；现在又要割社会主义尾巴，晚割一天都不行，晚割一天的话中国经济明天就会崩溃了。
那边厢，凯恩斯说“长远来说，我们都死了”，但忘了他的子孙还得活着；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货币现象”，但他不知道中国有出口退税和小产权房，还有很多很多的钱藏在地窖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地在长茅草。当然，这不能怪两位先生，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没想到还有中国，更没想到这么多中国人会把他们的话当作金科玉律。
相比之下，管仲的经济思想确实是最完善而适用的，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如此。
管仲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既要讲礼义廉耻，更要讲利。而“圣人”是不能讲“利”的，所以，管仲不是圣人，不能与圣人同列。不“讲”利当然是不难的，但不“重”利却是很难的，也是不符合动物本性的。结果就产生了“伪君子”、“假道学”、“衣冠禽兽”，等等。
李宗吾先生把它加以理论化之后，便形成了“厚黑学”这门学问。自“独尊儒术”的那一天开始，“厚黑学”便产生了。
其实，早在独尊儒术之前，韩非子对儒家的治国思想已经批得一塌糊涂。秦始皇基本上是采用韩非的思想治理国家的，当然具体的政策由李斯制定，而大的框架已有商鞅建立。中国的统一和国家体制的建立，可以说是法家的功劳。两千多年来，中国这家“公司”的管理体制其实没有多大变化，“百代皆行秦政”，改变的只是公司规模和管理人员队伍。但是，法家有两个致命的弱点，这两个弱点给中国人带来无数的灾难，一直延续到今天。
法家学说中最大的问题有两点：第一不把人当人看。法家只看到了人在争权夺利的时候的残酷，忽略了血源关系对人的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其实，任何动物都有两重性，既有残酷争夺的一面，也有舔犊之情。前者让现存的个体能够生存下去，并且是强势基因的个体能够生存下去，后者让种群的强势基因能够持续遗传。事实上，不具备这两种素质的动物种群要么已经灭绝，要么正在衰退。没有舔犊之情，最强势的动物也会灭种的。
而儒家正好与法家相反，过分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刻意忽视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法家在治国方面成功，而儒家在治理家庭方面比较成功。
当国家事务与家庭事务不可分时，最典型的是皇帝更替的时候，法家一筹莫展，既不能保证国家的和平过渡，也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更保证不了治国理念的延续。吴起、商鞅、李斯等法家的代表人物都死于皇帝的更替，惨绝人寰。
法家学说中第二个大问题是不把物质当商品看，只重生产不重交换，重农轻商。第二点与第一点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法家把百姓看作“耕战”的机器，而商品交换给人带来太多自由，培养油滑之风气。法家的这种思想与两千多年之后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无关系，因为领袖是法家，最喜欢的书据说就是《商君书》。直到今天，中国人住的房子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能买卖的。所以，能买卖的那一小部分当然要贵得离谱了。
儒家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当然不会对生产和交换感兴趣。在儒家眼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然除了皇帝和贵族以外。
道家要么是住在高山之上跟猴子一样采野果的哲学家，要么是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都是不从事生产的，当然也不考虑交换。
佛家都是出家之人，不是在庙里等着香火钱就是出外讨饭（化缘），跟生产活动完全无关。
只有法家是推崇“耕战”的，所以，在法家治理之下，国家一般都会强大。但因为法家反对商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许多不能得到价值实现，只能用于军事，所以，法家治理之下人民是否富裕是一个未知数。
自管仲以后，或者说自齐国被秦国吞并以后，中国的文化中就缺乏商业文化，对商业的轻视甚至仇视是儒法道释的共性，也是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却不是让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程朱理学才是让中国不强大的原因。而外族的占领更强化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更加没有管子学说的地位，也没有了法家和道家的地位，只剩下一个被异化了的儒家了。
程朱理学统治宋元明清近一千年，这是一个中华文明不断衰退的过程，虽然在各行各业也都有不同的建树，但总体而言是日渐僵化和没落。并不是说程朱理学没有可取之处，就学问本身的精致而言，程朱理学不仅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也参考了法家和道家的思想。程朱的“天理”与道家的“道”就有些形似，程朱的“三纲五常”与法家的“法”也有些瓜葛。
问题在于把理学变成了八股，把八股变成了科举，用八股+科举统治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来的八个“样板戏”是否与此有关？现在流行的货币数量论是不是“洋八股”？
一种思想要得到广泛流传，第一是要简单，第二是要夸张，第三是要成为教条。麦当劳符合这三点， 简单的食品，夸张的颜色，标准化管理，所以能广泛流传。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深谙此理，所以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
孔子本人的思想并不符合这三点，孔子的思想是中庸之道，孔子对管仲评价也很高，因此，他在世时并没有那么大名气，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提炼，使之简单化，夸张化和标准化之后，才广为流传的。孔子什么时候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孔子虽然看不起农人和商人，但并不妨碍他的弟子端木赐（子贡）与陶朱公（范蠡）和白圭并称三大商家代表人物。
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要点就是不偏激不教条，审势度势随机应变。这样的思想本来就不容易得到广泛流传，两千多年下来也就那么几个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诸葛亮，还没出道的时候便每自比管仲乐毅。而诸葛亮之所以比管仲师傅更有名，并不是他的业绩比师傅好，而是因为被罗贯中先生给简单化夸张化和标准化了。
本来就不容易流传的《管子》在碰到外表装潢华丽，内容简单夸张标准化了的《朱子》之后，渐渐被人有意无意遗忘也就不奇怪了。从理论本身来说，程朱理学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因为“人欲”就是最基本的“天理”。
对人性的准确把握是管仲最伟大的地方，也恰恰是他的思想之所以被埋没千年的根源，因为它跟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是针锋相对的。如果没有梁启超先生对管仲的研究和推崇，我们是否今天还知道历史上有管仲和《管子》？
《管子》四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让老百姓有机会挣钱娱乐生儿育女---不是天天背四书五经，存天理灭人欲。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 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
当中国渐渐遗忘管仲和诸子百家而沉迷于程朱理学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正好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中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以天朝自居的时候，英国和欧洲正好开始了工业革命开放了国际贸易。思想的开放和贸易的开放是英国和欧洲后来居上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而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在英国和欧洲的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管仲在齐国的崛起和随后中国的几个盛世中所起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跟管仲一样，亚当斯密也看到了人性的两重性，既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也有道德情操的一面。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观点，关于经济人的观点，关于道德情操的观点，在管仲那里都能找到清晰的影子。如果不是因为管仲比斯密早了两千多年，许多人会认定管仲抄袭了亚当斯密。最近，也看到有人在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来自老子的“无为而治”，至少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启发。
我认为，这更可能是来自英雄所见略同。因为，管仲和亚当斯密都是以实体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并且研究经济的目的都是为了找到走向富强的道路。而实体经济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人”。创造价值的也是人。从人的本性来说，两千年之前和两千年之后没有太多差别，齐人和苏格兰人也没有太多区别，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也都有情感的一面。
亚当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此之高，除了在理论上有建树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是适应了英国扩张国际贸易的的需要。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英国毕竟是一个小岛国，既需要进口原料又需要出口制造业产品，还需要进口生活奢侈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国际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比对当时其它任何国家都重要，这对中国这样的内陆大国来说是难以理解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爆发的，东印度公司的目的从头到尾都是要以贸易为中心的，卖鸦片是他们的手段，不是目的，因为他们发觉在中国没什么好卖，只有卖鸦片非常赚钱。
第二个原因是，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在福特汽车的流水线上得到了验证。福特汽车能用相当于市价两倍的工资雇佣工人，同时能以比市价低一半多的车价卖汽车，可见其劳动生产率革命性的提高。自此之后，“流水线”进入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也把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
可见，亚当斯密的思想确实对英国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以英国和美国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从英国和美国扩大到欧洲、日本、东南亚、中国、印度、东欧、南美。如果说，亚当斯密的思想是管仲经济思想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延伸和发展，是不算过分的。亚当斯密理论的任何一方面在《管子》中都可找到相应的观点，而亚当斯密没有涉及的部分《管子》中也有许多叙述。
然而，管仲与亚当斯密的不同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管仲既相信市场的作用也相信政府的作用，是混合经济体制的创始人，而亚当斯密则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干预主义的祖师。这种差别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由于齐国是一个农业国，而英国是一个工业国。
管仲对于经济的干预主要在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方面，“官山海”也是为控制盐铁等自然资源，没有管仲干预制造业生产和手工业品价格的记载。而在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英国在内都受到政府的关照和控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是自由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农业的研究，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农业不重视，而是因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发展农业。斯密理论的核心是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创造财富，所以，《国富论》的开篇第一章就“论分工”。而农业的业务流程使其不具备专业分工的先天条件。
斯密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象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象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不能象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各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人兼任。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亚当斯密因为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所以，他的建议是英国应当发展工业而进口农产品，因为这是英国的比较优势。事实上，英国确实是按亚当斯密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靠发展工业或商业致富的，靠发展农业致富的国家，似乎还没有出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也是按亚当斯密的路径走过来的，靠发展工商业和国际贸易。问题在于，这条路能继续走下去吗？
对于英国来说，是可以这么走下去的，但是，对中国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中国还有一半的人口在农村，可是农产品的供应已经开始紧张了，随着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只会更突出。然而，如果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不能提高，那么，进城是别无选择的事。结果是农村土地荒芜，农村房屋闲置，而城市则楼价暴涨外加农产品价格暴涨。以中国的人口规模，想完全通过进口粮食来解决问题是有困难的，虽然增加进口是必由之路。
理论上来说，我国是非常重视农业的，连续几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各种各样的补贴也不少。但是，具体怎么样才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仍然缺乏解决的方法。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清楚的，但既缺乏理论研究也缺乏微观的案例。确切地说，中国在农业领域既需要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阐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也需要如泰勒和福特的流水线那样的实际操作案例。当然，事实是两者都还没有。
农业的本质决定了它很难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是通过机械化和规模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请注意, 通过“流水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与通过“机械化和规模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是不同的模式. 前者是用同样多的人生产更多的产品, 后者是用较少的人(更多的机器)生产同样多的产品. 所以, 农业的发展往往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所以美国的农业劳动力现在只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了.
这是过去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 也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因为我们有几亿农民, 我们需要增加几亿农民的收入, 而不是增加几千万农民的收入同时让几亿农民失业. 应当看到, 我国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有助于土地的集中和机械化, 有助于土地的有效利用和保障农产品供应, 但对于增加农民就业, 我们不能对此寄予太高期望.
既然，亚当斯密对农业束手无策，我们就转向其他人吧！
西方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他的名著《改造传统农业》在农业经济领域就相当于工业和贸易领域的《国富论》。舒尔茨的的研究表明，传统农业并不是因为缺乏投资而停滞不前的，而是因为投资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投资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生产方式的改变，更多的投资并不能得到市场所要求的回报，反而会浪费社会资源。
那么，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哪里呢？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必须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新的农作物品种，新的机器，新的耕作方法，等等，而要让农民接受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并且得到良好的应用，必须提高农民的水平，或者说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要改造传统农业，先要改造传统农民。所以，舒尔茨同时也是人力资本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
既要提供新的生产要素，还要改造传统农民，这些工作应当由谁来做呢？舒尔茨认为，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都可以提供新的生产要素，政府应当提供支持降低新的生产要素的成本，使之变得便宜以利于全面推广普及。而在为农民提供培训方面，舒尔茨认为这是政府最应当做的。舒尔茨乐观地指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政府必须向农业投资，还要对农民给予指导和鼓励。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
显然，在农业经济领域，管仲的混合经济理念与舒尔茨的思想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都认为发展农业既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也不能由政府包办，更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但是，在农业经济领域，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比管仲更厉害，这个人叫李悝，也叫李克或里克，是战国时魏文侯的承相。李悝被列为法家的先期代表人物，著有《法经》一书，据说，商鞅入秦时带着的唯一一本书就是《法经》。在农业领域，李悝的成就主要有两方面：“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
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业增产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但是怎么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呢？他认为第一是要人勤快，他举例说：“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第二是“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就是说要种植各种粮食作物，以防种植单一作物容易遭受灾害。第三要“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抓果碗，殖于疆场”，即农舍周围要栽树种桑，菜园里要多种各种瓜果蔬莱，以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李悝是生态农业的祖师爷。
李悝提出了平籴思想，他认为粮食价高伤民，价低伤农。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一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一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间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钱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乘至于甚贵者也”。因此，李悝主张“平籴”，即平抑粮食价格，使粮价既不太贵，又不太贱。既要使购买粮食的市民能承受得了，又要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李悝的平籴思想与管仲的“轻重”理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主张政府干预农产品价格，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为了农民和居民的利益着想，后者则主要是利用市场的价格波动为政府挣钱。虽然，在管仲那里，利用农产品价格波动为政府挣钱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赋税，而不是为了自家子弟捞钱，也不是为皇帝捞私房钱。所以，在具体的做法上管仲和李悝的差别并不大，都是低买高卖平抑物价，但是，从农业政策研究的角度来说，平籴思想比管仲的轻重理论要厚道得多，比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要适用得多。
李悝的平籴思想与舒尔茨的研究是相通的，都认为农业的投资回报低是阻碍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更有意思的是，舒尔茨关于“新生产要素”和“提高农民水平”的理论，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是如此的神似，都是要教导农民怎么种田，怎么种好田。比这还有意思的是，与李悝差不多同时代的时候，有一位罗马帝国的八十岁老头也写了一本书《论农业》。这本书是老头写给他年轻的妻子的，教她怎么经营和管理一家农庄，因为它担心自己死后老婆的生计成问题。这本书的内容与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完全吻合，基本上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尽地力之教”是中国农业的精华，也是中国农业精工细作的源泉。但是，两千多年来大家只把它看作一种耕作方式，没有仔细分析它的经济学涵义。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话，“尽地力之教”则是通过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农产品要么是从地理长出来的，要么是吃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总是跟土地离不开的。而土地并不能像流水线一样围着人转，相反，农业生产中人要围着土地转，而一个人在地里走来走去是要费时费力的。如果能够让单位面积土地上长出或养出更多的农产品来，这是节约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
良种的采用非常重要，机器的使用也非常重要，但如何使用良种和机器让农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更重要。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回避了，李悝提出了一条思路，他的思路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农业。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就是生态农业，而它的祖师爷就是李悝。生态农业很可能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最佳方法，它的现代版是大规模生态农场。
现代生态农场的建设要点在于，既要保持传统农业种养结合的内部循环，又要引入现代非生态农业的规模效益；既要保持生产基地的生态平衡，又要能生产价廉物美的农产品供应市场；既要让当地的农民提高收入水平，又能让投资者得到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总而言之，一个成功的现代生态农场，必须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并且这三种效益都具有可复制性。
所以，一个现代化生态农场如果成功，就相当于福特汽车流水线的面世。工业流水线的推广和普及带来了工业革命，它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分工理论。而生态农场的推广和普及也必将带来一次农业革命，它的理论基础叫“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是由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牵头，与一批杰出的学者共同创立的，其中包括生态学家马世骏和侯学煜，系统科学家钱学森，农业经济学家王耕今，经济思想史学家陈岱孙等等。1984年正式成立了生态经济学会。
就当前最现实的农产品涨价问题而言，其产生的原因是城市化带来的需求增加与耕地减少，这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不可能因此放慢城市化的步伐，也不可能让老百姓减少猪肉和蔬菜消费，关键在于找到价廉物美地生产猪肉和蔬菜的方法，并且以最安全可靠的方式送到百姓餐桌上。加息是加不出猪肉来的，物价管制也不会增加蔬菜供应，三十年之前沉迷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三十年之后沉迷于“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之争同样不会有什么出路。
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是勿容置疑的，但是，他们对西方经济的贡献与亚当斯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中国来说，他们的思想也远远比不上管仲的思想系统完整和实用。
凯恩斯发明的“宏观调控”无非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已，与管仲的“综合治理”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中国根本没必要也不适合采用赤字财政，尤其在中央政府层面。美国可以搞赤字财政而中国不可以，其中的原因要从两国不同的历史中去找，想了解其中缘由的读者可参看许涤新先生1946年著的《中国经济的道路》。
弗里德曼的思想在货币理论上有许多建树，对于美国这样资产完全市场化而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国家来说，也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可以起到警钟的作用。但是，如果生搬硬套到中国经济政策中来，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公式中没有考虑到资产价格问题，更没有考虑到大量非市场化资产的存在。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市场化过程还只走了一半，还有大量的资产根本没有进入市场之中，还有大量的土地是荒地，在这种情况下把大量的货币藏到地窖里，不只会减慢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会扭曲中国经济的结构。
在中国，“货币政策”必须与“资产政策”相配合，这其实是管仲“轻重”理论的核心，货币多了资产少了物品自然会涨价，反之亦然。在管仲那里，资产与物品是不分的，只区分“钱”和“钱能买到的东西”，而不管这“东西”是今年生产的还是一百年前生产的。但在西方经济学里，今年生产的就记入GDP，去年生产的就不算。所以，西方经济学中这一套GDP和CPI的核算体系是有问题的，与之相对应的货币理论也是有问题的。
包括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在内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有致命的缺陷，陷入“否定之否定”的怪圈中而不能自拔，离现实经济越来越远。所以，索罗斯要成立基金支持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而像克格鲁曼这些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已经完全抛开理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谈经济学了。所以，很多学院派经济学家认为他不是经济学家，尽管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有一天索罗斯和克格鲁曼读到《管子》，一定会有相见恨晚之感。
可以说，齐国的富强主要得益于管仲的思想和管治，而管仲的思想通过李克、吴起、商鞅、李斯、萧何、陈平、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等等的传播和应用，使得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很长的时期之内都是领先世界的。而在中国衰落的最近几百年之内，亚当斯密的思想使得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富强。亚当斯密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国富论》中他提到康熙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所描绘的中国完全没有长进。这是符合历史的，就经济思想而言，中国在这五百年可能只有退步，没有进步。
美国的富强与亚当斯密有关系，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可能也有关系。但真正对美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福特、卡内基、爱迪生、J.P。摩根、巴菲特、比尔盖兹、等等企业科技金融精英，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美国的富强得益于“看不见的手”，也得益于“看得见的手”，但他更得益于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美国经济体系的核心，美国经济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资本市场中反应出来，而美国的企业发展和美国人的财富积累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也是美国财富分配的中心。自1930年以后，因为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避免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美国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是因为房地产信贷杠杆过高所产生的资产市场泡沫破裂，并不是生产相对过剩所产生的经济危机。假如投资者不借钱炒房炒股，只是用自己的储蓄买指数基金，是不会产生金融危机的。构成指数的都是最赚钱的公司，而指数基金所带来的投资回报是大众可以共享的，与年龄、学历、血统、职位、等等无关。
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资产政策”一说，西方金融学中对“资产”或“资本”的研究是很发达的，但局限于个体和局部。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资本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显学，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不知从何说起”，因为现有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很难直接应用来研究资本市场。比如说，你很难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来说明资本市场的变化，哪怕是抽象的理论说明也办不到。
就像亚当斯密回避了农业问题一样，理论经济学们面对资本市场也选择知难而退，而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们关心的是经济状况对股市的影响，并不是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不是如何发展资本市场以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公平分配。然而，农业问题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是当前中国不可回避两大难题，因为他们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和财富。
一个解决方案是培养100家大型生态农场在A股上市，因为生态农场可以利用闲置的荒地生产价廉物美的农产品，可以为农村和城镇创造就业机会，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也可让城市的发展不再受制于土地供应的短缺。如果有一亿亩荒地转化成生态农场，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至少有十亿以上的人将会因此受益，如果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食品质量的改善对人体健康和子孙后代的影响，受益的远远不止是十亿人！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许多思想都有它的道理和价值，都是值得研究的。宋徽宗的瘦金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理学也培养了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等等杰出人物。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舍身取义的杰出人物都出自岳麓书院，而建于北宋的岳麓书院正是理学重镇，“唯楚有材于斯为甚”的美誉是名符其实的。
然而，从有利于中国发展和崛起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应该多研究管仲、李克、亚当斯密、福特、J.P。摩根、巴菲特、索罗斯，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其历史轨迹，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然对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公式（比如说货币数量公式或农业机械化模式）可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通过“综合治理”，让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发展之道，这也是是管仲经济思想的精髓。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果不其然，在程朱理学打着孔子的幌子淹没《管子》的时代，我们不止被发左衽，而且被强迫留着辫子。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抛弃（土和洋）程朱理学，（有意无意）重新拥抱管仲的结果。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交换=市场=效率，可以看作管仲思想的发展和延伸。直到今天，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市场化不充分，大量的资产不能自由买卖，大量的产品不能进入市场。而这些问题在两千七百年前，管仲就处理得相当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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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现在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管仲通过这个阶段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你如果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
齐桓公听后又问：“我现在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将来见机行事吧!”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说完，管仲就想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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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吗?”
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
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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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
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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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人善任，举荐了大批的贤能之士；
他改革内政，稳定了齐国的社会秩序；
他发展经济的富民政策，使齐国国力大增，民富国强；
他修治甲兵，壮大了军事力量；
他“尊王攘夷”，扩大了齐国的政治影响；
他礼法并用，确立齐国的霸主地位。
管仲辅佐齐桓公近40年，把一个原来“地舄卤、人民寡”的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功高当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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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个世纪后，孔子曾赞叹管仲的功绩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现在。若是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反映出管仲相齐的功绩在华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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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与鲍叔牙等大臣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呕心沥血。而当管仲病重时，桓公担心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相位，便来到管仲病床前，问政于管仲，当时大夫宁戚、宾须无已先后去世，桓公问“鲍叔牙如何？”，管仲答“鲍子是个正人君子，他善恶过于分明，如果仅仅是好善尚可，但他记人一恶，终身不忘，没有人能容忍得了”；桓公问“隰朋如何？”，管仲答“隰朋不耻下问，过家门而不忘国事，是很好的人选。只可惜他与我形同喉舌，我一死，他恐怕也活不了多久的”；桓公问“易牙如何？”，管仲答“易牙为了迎合君王的口味，不惜杀掉亲生的爱子，做成美食给你尝鲜。但，人情莫爱于子，他对儿子如此，何况于君呢”；桓公问“竖貂如何？”，管子答“竖貂不惜阉割自己的身子，来尽心侍候君王。但，人情莫重于身，他对自己的身体如此，何况于君呢”；桓公问“卫公子开方如何？”，管仲答“开方舍弃卫国的侯爵，前来投奔齐国，其父母去世，也不回去奔丧。但，人情莫亲于父母，他舍弃千乘之国，其势必有超越千乘国的贪婪”。桓公不解地说“平日里，没见过他们有什么贪图呀”，管仲说“平日里，他们之所以不会张狂，是因为我等老臣在，而我等一旦去了，他们就会专权的”。
管仲去世，桓公拜隰朋为相，果然，不到一年，隰朋也去世了。桓公任用鲍叔牙为相，可是，桓公离开了易牙等三人，竟然饭不香、睡不安，不久，就又重用起易牙三人。鲍叔牙愤愤不平，从政不到二年，就忧愤而死。由此，易牙三人专权自高，各树其党，争权夺利，全不把桓公放在眼里。以致，桓公孤零零地死在深宫，其死尸在床67日无人搭理。齐国也因此陷入动荡、战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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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倒见过楼主对此观点的一些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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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我都想写一篇经济思想史的文章，理清头绪。最近看到据说是贾志刚先生写的一篇关于管仲和孔子的文章，对其中的观点很赞同。
但是，问题却不在乎孔子，儒法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尤其早期的孔孟是充满理想的。
问题在于程朱理学假借孔孟的旗号，利用八股+科举窒息了整个中国文化，尤其是抹杀了管仲经济思想的生存空间。
程朱理学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而管仲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坚持“人性”就是“天理”，所以，为政之道在于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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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不只是为政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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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农业光靠生态经济学也不能完全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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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历史强项，现在成了死结。
如果农业问题解决不了，城市化、楼价、小产权房、股市、等等，都解决不了。纠结的后果就是滞胀。
最近几百年，西方经济的发展几乎完全在于工业化，农业的全部成就也几乎在于“农业的工业化”。
问题是中国这条路走不通，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农村人口，有太少的可用于机械化耕种的土地。
好在中国并不缺乏土地，只是缺乏像美国那样成片的可大规模机械化耕种的土地，所以，我们要另辟蹊径。
生态经济学可看作中国古代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就是生态农业，中国农业发达的地方土地都不需要休耕的，土壤也不会退化，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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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农场的建设要点在于，既要保持传统农业种养结合的内部循环，又要引入现代非生态农业的规模效益，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才有商业竞争力。
这相当于一场农业革命，与福特流水线带来的工业革命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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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00F 回复日期：2011-01-11 13:15:41
不错，但楼主对管子思想多内容写得还不够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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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绍一本书。先声明一下，我不认识作者。
《管子的经济智慧》
书 名: 管子的经济智慧
作 者：徐明天
出版社： 海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7-1 ISBN: 9787807475613
开本： 16开 定价: 30.00元
编辑本段内容简介
今天，我们正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热衷于申报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申报人类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人类第一所大学等这些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呢？在今天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时，我们还认识到，管仲所处的年代正是一个深重危机的时代，他在危机中受命，并发挥聪明才智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措施，化危为机，让齐国由弱变强，成为春秋首霸，称雄先秦。他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治国之道，就是处理危机之道，对人类应对和处理危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遗产。“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对管仲的评价。就让我们借鉴管仲的智慧，以当前的经济危机为契机转危为机吧！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徐明天：深圳商报首席记者，2003年第一个发表文章报道美国APEX公司对长虹巨额应收账款新闻，并因此引来索赔3000万元的媒体官司。自此开始了对长虹的长期追踪和深刻思考。1959年生于山东济南，研究生学历，当过兵，做过中学教师，在乡镇做过基层干部，干过乡镇企业，曾任中共淄博市委研究室副主任。1997年南下深圳。著有《齐文化大观》、《企业家宝鉴——经营管理300信条》、《菲薄的思维》等上百万字著述。2005年5月与本书同步推出新作《博弈危机——创维16年实战案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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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端宏斌
很多人在看新闻的时候最讨厌看数字，特别是对那些所谓的天文数字毫无概念，因此一遇到文章中的数据就直接掠过，但是在看似枯燥冰冷的数据背后，同样隐藏着很多有趣的信息，下面我们就随便拿起一份报纸，一起来做一番品读。
近期国税局公布了去年全国税收情况报告，去年总共完成税收7.7万亿，同比增加1.4万亿，增幅达到了22.6%。另据社科院的预测，2010年我国全年GDP增长速度将达到9.9％。税收增幅超过了GDP增幅一倍有余，中国已连续数十年税收收入大幅领先GDP。如果你认为政府的收入只是税收，那就错了，卖地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最大的摇钱树。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七成，卖地的钱相当于全部税收的35%。
一般工薪阶层收入增幅想要跟上GDP增幅已经很难，更何况要赶上税收增幅。这清楚的告诉我们，享受经济增长成果的主要就是政府，因为政府有权力优先切蛋糕，剩下来的才轮到其他人分配。由于卖地的收入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随着地价的日渐上涨，地方政府的财力已经可以同中央分庭抗礼了。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中央出台房地产打压政策一到下面就会走样，那是因为中央基本吃不到土地的蛋糕，因此他就可以站在老百姓这边抨击高房价，但房价走低势必要压低地价，这直接动了地方政府的蛋糕，所以地方政府次次都是口号喊得响，脚下不挪步。
据人社部公布的信息，去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大约是1.4万亿，总收入大约是1.7万亿，实现了约3000亿的盈余。中国的社保支出可以说是惊人的低，全国社保的支出仅仅只有卖地收入的一半，事实上去年新增的税收收入正好可以完全覆盖全国的社保开支，但现在负责抚养那些老年人的可不是政府，而是工作中的年轻人所支付的社保金。假如把新增的税款全部用来支付社保，全民就可以立刻享受到免费社保，然后年轻人缴纳的社保金全归自己所有，那么你的收入大约可以瞬间增加五成，中国的内需也就这样被带动了，但是政府对内向来就是吝啬的，对外就毫不吝啬了。
2010年中国的全部出口退税达到了7328亿元，恰好是社保支出的一半。出口退税是什么东西呢？简单的说就是针对国外消费者的补贴。笔者曾经走访过一家出口企业，其商品售价出人意料的低，我问老板：你定价这么低，除去成本开支你还能赚到钱吗？老板倒也坦然，直言道：如果不是出口退税，事实上我是在做亏本买卖。我说：那你其实是在赚出口退税的钱么？对方点头。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大量的出口退税政策，使得那些本该倒闭破产的企业仍然在继续生产，这些企业对于中国人而言并无价值，因为其产品国人根本享受不到，而其占有的土地、人工、生产资料本可以用来给国人服务。有人把在国外买的ipad带回国，结果被海关抓住罚了不少钱，可是这些产品本就是made in china啊，为什么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自己的产出反而不行了呢？
现在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政策非常古怪，首先，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卖地以及大量腐败收入）非常高，但这和老百姓的社保无关，这些钱要用来吃喝、养车，以及搞政绩工程；其次，中国人养老的负担全落在了目前工作中的年轻人头上，可这些年轻人还不能少缴税，这相当于交两份税，一份给国家，一份给老年人；最后，政府动用了相当于全国社保开支一半的税收去补贴国外的消费者，如果这些钱用在国内，那么你父母的养老金可以立刻增加50%，但这种好事轮不到咱们，这是因为你不是洋人。
我们都知道，清朝末年慈禧太后说过一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后人把这句话换成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现在我们终于见识到了真正的现实版。如此奇怪的政策，后世的历史学家会如何来评论呢？他们大约会这样写：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劫贫济富”，从来没有一个穷国如此热心的去救济一个富国，就为了得到一些花不掉的绿票子，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你懂的……
最后讲一则在美国经济学界流传很久的笑话。
话说美国要破产了，于是派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来中国要钱。希拉里对中国领导人说：“我有个双赢的好主意要告诉你，但首先请你再买我们1万亿美元的国债……”
中国人说：“可是我们不想买那么多美国国债。”
希拉里说：“但我这是为了帮你们解决困难呀。你们中国人反正不喜欢花钱，只喜欢存钱，那不如把这些钱给美国人，用来买你们生产的商品，这样一来中国人就有工作了，美国人也能维持高生活水平，这就是双赢呀，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经济学家，看他们怎么说。”
中国领导人回头问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目前看来，美国国债仍然是最安全稳妥的投资。”于是中国领导人点头同意了
回家的路上，希拉里对身边的人说：“你知道么？能够令中国人屈服的，不是海军陆战队，不是航空母舰，更不是原子弹，而是被我们洗脑之后的经济学家呀。”
转载请注明文章出自《老端的观点》，媒体联系wavow.duan[A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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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管仲不会干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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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的意思是“盐铁”专营，由国营企业控制盐和铁的生产和流通，还控制价格。问题是管仲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目的：
1。政府有垄断利润
2。政府有收入就可减少征税
3，可以保证市场基本供应，不至于影响民生
除了上述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这是一个让经济学家们很难理解的问题，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却很容易理解---想想山西的煤老板们，看看两千七百年之后山西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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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03日 14:52学习时报
管仲（约公元前730年-前645年），我国春秋前期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和理财家。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君，任命管仲为“上卿”，使之“任政相齐”，委以综理国家重任。管仲执政40年，系统地实施了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齐国崛起于当时其他诸侯国之上，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
管仲执政创行了多项新的国家政策与制度，其中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创新实践尤为出色，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官山海”政策是管仲当时创行的重要的国家工商业政策。“官山海”中的“山海”，意是“山海之藏”、“山海之业”、“山泽之利”，主要指藏于大海中的食盐和藏于山岭中的铁矿两项重要资源。“官山海”则是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国家垄断性经营，实施食盐和铁器的国家专卖。食盐和铁器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所必需，却又不能随地生产随时取用，而非依靠市场供给不可的特殊商品。所谓“无盐则肿”，“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说的就是食盐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及其巨大需求量消费量，经营食盐产销的利润十分丰厚。当时，冶铁业水平已较高，能够铸造各种农具和砍伐工具，广受市场欢迎，需求量大，冶铁铸器也已成为很赢利的行业。在管仲执政以前，齐国允许私人经营盐铁业，由国家征收部分税收，盐铁业利润大部分由私人业主所得，政府所得并不多。
管仲曾长期经商，对食盐和铁器两种商品的特殊性及其销量大、利润高的特点有着清楚准确的认识。管仲执政后，站在国家立场上，为大力充实国家财政，增强齐国的经济实力，决定将利润丰厚的盐铁行业控制在政府手中，废止先前允许私人经营盐铁业而由国家征收部分税收的政策，转而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国家垄断性经营，实施食盐和铁器两种商品的国家专卖，此即所谓“官山海”，既“官山”又“官海”。
据学界研究，当时“官海”即制盐业的国家垄断性经营和食盐专卖的具体做法是，准许平民采伐枯柴，煮海水生产食盐。所产食盐，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由政府征收，余下的统统由政府收购。以征税和统购方式积存起来的食盐，全部由政府掌握控制，再由政府具体组织食盐的运输和销售。当时齐国已经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户籍制度，食盐销售实行“计口售盐”的办法。《管子·海王》载:“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大男、大女，指成年男女；吾子，指小男小女；少半，为三分之一。食盐的具体销售就依据户籍册，按照户内人口的实际情况定量分配销售。食盐的销售价格，与政府从煮盐平民手中收购的食盐的价格，有一个较大的价格差。通过这个价格差的获得，政府从中取得丰厚的财政收入（煮盐平民将一部分产盐作为赋税无偿交给政府，政府对这一部分食盐的销售，所得则为纯收入）。在这里，食盐的销售价格显然是一种政府垄断价格，价格差的获取显然是一种政府垄断利润。概要而言，“官海”的具体运营方式是平民煮海水生产食盐——所产食盐由政府征税和统购——全部食盐再由政府运输并“计口售盐”。
“官山”即冶铁业的国家垄断性经营和铁器专卖的具体做法是，私人开矿冶炼进行生产，由政府和私人分成:“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即“铁作为原料，按重量给官府白拿三成，以充赋税。铁的制成品由官府统一收购，计算其所得利润，也以三成归官府。铁器全由官府通过所属的官贾销售，按户籍编制，供应给农家。售铁器时，销价适当增加，以代征税。如1根针加1钱，1把剪刀加6钱，1个铁耜加10钱，卖30根针或5把剪刀、3个铁耜，就等于收一个人的人头税。”“官山”的具体运营方式与“官海”相似，显然也是一种政府垄断性经营，政府所得也是一种垄断性利润。
这种“官山海”的政策及其实施，表面看来国家没有另外增加税种或提高税率，不致引起社会民众的骤然反对，实际上通过盐铁业产运销的政府垄断性控制和运营，对社会民众（盐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进行了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掠夺，很隐蔽很巧妙地获取了巨额财政收入。从国家统治利益着眼，“官山海”政策确实是一种很高明的增加国家财政的有效方式，是处理国家与民众“取予关系”即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上佳模式，即所谓“民不益赋而国用饶”。“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垄断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官山海”政策，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营国有垄断盐铁业运营，其运作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垄断行业提供了初步成熟的理论指导和模式借鉴，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成为多数王朝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一项法宝，如西汉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唐朝刘晏推行“榷盐法”等，就都借鉴了管仲的经验。
在看到“官山海”政策对国家财政的积极成效及其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运作实质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与以前允许私人经营盐铁业，国家只征收部分税收，盐铁业利润大多归于私人业主的政策相比，“官山海”政策显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革，政府不再允许私人自主地经营盐铁业的生产与运销。“官山海”政策下，私人不能再从事盐铁产品的运销，只能从事盐铁产品的生产，但这时的生产已经变为政府控制下的生产，所产盐铁由政府以赋税、统购和分成的方式，全部收归政府掌握控制，再由政府进行盐铁产品的运输与销售。这样，政府就全面掌握了盐铁产品的控制权、生产权和运销权。显而易见，“官山海”政策废止了原先的政策，强制性地改变为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铁业，从而改变了盐铁业的所有权归属和产运销方式，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本质上是一场盐铁业的国有化改造。结果，政府大大增强了其经济职能和财政汲取能力，获得了巨额财政利益，支持了国家统治，而原先的民间私人盐铁业由于生产权、运销权的被控制和被剥夺，丧失了运营自主权和利润空间，其发展势必遭受严重损害。管仲之后，“官山海”政策对国家财政有利、对民间私营经济不利的双重效果，成为许多王朝国家实施“盐铁官营”的明确目标，发挥了突出的“抑商”成效，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影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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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因为明白“自私自利”的人不会照顾公共利益，所以，要把自然资源国营，这样才能照顾公共利益。
不相信的人可以读读下面的文章---“专其利以病民” 明清两淮盐商的暴利之路 “专其利以病民” 明清两淮盐商的暴利之路
2009年12月30日 16:53 凤凰网历史综合
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是麇集扬州的两淮盐商。而在盐商中，人数最多、势力最雄的又是徽商，他们几乎垄断了两淮所产食盐的全部流通过程，挥金如土，富埒王侯。维持其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无疑是其攫取的巨额垄断利润。其主要手段之一是用不等价交换和放高利贷剥削食盐生产者。
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盐商》中说:“两淮(盐)额引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注:应为169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计之，场价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以此推算，购价与销价相距三、四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这一巨额利润，一方面攫取于食盐生产者(即盐场灶户)，一方面则攫取于食盐消费者(即广大劳动人民)。对于食盐生产者来说，两淮盐商的牟利手段主要是大桶中盐、压低收价，此外则是以重利收债的办法来加以剥削。
(一)所谓大桶中盐。据乾隆三十一年两淮盐政普福奏称，两淮盐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艰”，以自制大桶量收灶户食盐，与盐场通用之桶相较，“每桶实多一、二十斤不等”。通过这种手段，两淮盐商一年就可获得纯利润数百万两白银。
(二)所谓压低收价。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奏称:“(两淮)灶户所卖之盐、腌盐计二百五十斤为一桶，一桶可得大制钱七百文，而盐商买每桶只给银五钱，或乘其急需而给四钱，仅敷工本，其戥头银水更多克扣。”按当时大制钱七百文合白银一两计算，盐商向灶户收购食盐，最多只给一半价格。
(三)所谓重利收其债。清人王鼎在《两淮盐法志稿》中说:盐商唯利是图，“称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就是说，盐商还通过高利贷形式来剥削食盐生产者。按宋应星《野议·盐政议》中所说明末盐商资本“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九百万两”计算，盐商放高利贷的利息率超过33％。
明清两淮盐商不仅在流通领域的购买阶段(G—w)采取大桶中盐、压低收价、克扣戥头银水等手段剥削食盐生产者，而且在流通领域的售卖阶段(w—G)采取克扣斤两，囤积居奇、任意涨价和掺假等手段来剥削食盐消费者和小商小贩，以攫取大量的货币财富。
如同马克思所指出，“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对这条规律，两淮盐商是很精通的。他们在盐场收购食盐，千方百计压低价格，而在行销时则囤积居奇，随意提高出售价格，以牟取暴利。道光中叶，百姓以稻谷一石，坯换不到一包食盐，当时兼管盐政的两江总督陶澍也提出:“计算场价，每盐一斤，不及十文，而转销各处，竟至数十倍之价。”有人甚至直接指出:盐商“服食奢靡，积惯成习，身家所费，已无限量……皆增加于盐价之上耳。”
两淮盐商还采取掺假等奸诈行为来增加利润。关于这一点，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在上给清廷的一份奏呈中，就作过揭露。他说:两淮盐商在销售食盐时，“多方罔利，或盐船故令迟到，使盐价腾贵；或诡称盐将缺乏，致百姓抢买，顿收数倍之利。且复每包缺少分两，掺和泥沙”。清人郑祖琛也指出:把持两淮盐政的大盐商们“专其利以病民，百弊为之丛集”，他列数了盐商的好几条弊端，其中一条是:“(食盐)售之于小贩，则搀和有弊，轻称有弊”。
总之，两淮盐商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是他们凭借食盐运销的垄断权和手中的雄厚资本所攫取到的巨额垄断利润。而这巨额垄断利润，主要是通过剥削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而得来的。他们攫取利润、穷奢极欲的过程，也就是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遭受剥削而日趋贫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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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老板
蓝田玉
翡翠
大蒜
姜
楼市、A股、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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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简历极为重要，管仲之所以跟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及其后几乎所有的人物不一样，跟他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他很早就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虽然经历这么多磨折，但管仲的思想并不变态，并不偏激，这与鲍叔牙自始至终的友情也有极大的关系，他有幸体会到人与人之间不只是利益关系。
而贵族出身的韩非子就死在同学李斯手里，历尽贫寒的主父偃最终走向“倒行逆施”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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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问题不是最难的，房价更难了，小产权房和宅基地就更难了，税制改革就更难了，三农问题已是老生常谈了。
而这些问题如果要同时考虑呢？（难道可以不同时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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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4 16:34:17 来自: 刘海波
公元前81年，也就是司马迁身后不到十年时间，汉昭帝下令由民间推举贤良文学人士到京城议政，讨论民间疾苦。
当时的制度是将盐铁，酒类等物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由此演化成了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经济政策，可效果并不如人意，招致民怨沸腾。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执政者促成了这次震动朝野影响后世的盐铁大辩论。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一方主张盐铁酒类等经济政策继续以国家垄断经营为主，而来自民间的代表——60多位贤良文学人士——则一致认为应该废除盐铁酒类官营政策。双方围绕该不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记录后来被整理成册，就是《盐铁论》一书。
当时辩论双方各执己见，如桑弘羊认为工商业对国家的发展很重要。盐铁官营可以充实国库增强实力，而国家经营工商业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打击垄断。但是，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清流知识分子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根据事实指出，盐铁类官营产业不但效率低下质量低劣，而且国家工作人员对工作不负责任，国家经营工商业不过是与民争利罢了——而这本身就是垄断。清流知识分子同时认为立国之本应该是农业而不是工商业。双方的辩论给后人感觉各有各的道理却又各有各的不足，但到底对在哪错在哪却鲜有人说的清楚。
“盐铁论”的经济思想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丞相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如果我们追溯“盐铁论”的思想源流，会发现辩论双方实际上已经背离管仲的经济思想太远太远了，“盐铁论”之于“官山海”不过是似是而非罢了。
盐铁大辩论之前六百年，据《管子》记载，管仲担任齐国丞相时，国君问计于管仲：该如何治理国家？管仲对曰：唯官山海可耳。盐铁等物产均出自山海，这里的"官”通常被理解成国家所有国家经营——这就是盐铁论思想的最早出处。据历史记录，管仲的一系列政策使齐国走向了富强并成为春秋霸主。齐国的富强是可信的历史，不过“官山海”是否是使齐国走向富强的政策之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将“官山海”理解成国家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话就经验而言是乏善可陈的。那么如何理解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呢？
首先我们要对“官山海”的含义作深入了解。
山海的物产需要深加工及异地销售。这意味着山海的物产多和工商业有关，这是说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意味着国家要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可使国民收入增加，政府通过发展工商业也可增加财政收入（今天中国的改革也支持这个观点）——这应该是管仲的本意。
其次，工商业及任何产业的发展与自由竞争是分不开的。
我们研究“官山海”政策实施的制度背景会发现，当时“山海”这些资源被利益集团垄断着，缺乏公平竞争的垄断环境首先制约了“山海”种物品的产出效率，而这些收益又全部为垄断集团所有，国家财政大量流失——这正是齐国国君为之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管仲推出“官山海”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垄断促进自由竞争，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由国家垄断经营——这是后人对“官山海”政策最为严重的误解。按照现在的观点理解当时“官”的含义有两点：一，就是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权由国家或政府所有，而生产经营权对市场开放，从而打击了垄断促进了竞争，进而提高了生产水平。二，“官”意味着公平的制度环境却有保障——“官山海”政策能够成功与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分不开的。
最后，“官山海”还有轻赋税的含义。
管仲认为发展工商业可以富民，而轻取盐铁之利不但不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还能充实国库——在“山海”产出中只取盐铁之利来充实财政就会有“利出一孔其国无敌”之效。在此，管仲利用自由市场的力量来使国家强盛的意愿毕露无疑，而历史的记载也证明他的“官山海”政策是富有成效的。
对照对“官山海”所做的分析，盐铁大辩论双方显然没能理解管仲的本意，而“盐铁论”也早已和“官山海”背道而驰了。
在管仲那里，“官山海”的本意是为了打击特权垄断开放市场而不是制造垄断，桑弘羊在“盐铁论”里的观点却是以重视工商业的名义来促成特权垄断经营。这种观点影响至今，今天我们依然不难发现以国家的名义促成垄断的种种政策。可以说人们从来都没有理解管仲“官山海”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本意。同时人们也没有理解“官山海”轻赋税的含义，反而使工商业完全成了政府或特权垄断部门牟利的产业，令人民不堪重负。
再来看贤良文学人士对盐铁政策的理解。他们认为应该取消盐铁酒类官营的政策。认为这些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贤良文学这些观点不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们反对的理由却是依据儒家“耻于言利”的教条。他们认为自私的人性对社会有害无益的观点看似明智实则缺乏理性认识。经济学上的自私是指通过付出劳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私，而不是通过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私。显然靠特权垄断来限制他人竞争的自私属于后者，但以耻于言利的形式道德口号来反对垄断则是是非不分纠缠不清了，更甚者贤良文学以此来作为反对工商业的理由。如果说桑弘羊之属是打着国家利益的名义行垄断特权之实背弃了“官山海”的本意，那么贤良文学就是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随后他们又提出了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的主张。这种重视农业贬斥工商业的思想后来成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制度基础。重视农业的观点演变成了让农民伏地而生的制度，中国由此变成了一个农业人口大国。人民自由择业的权利受到了了限制，工商业被打压的同时农业的产业水平也没有得到发展，因为分工的自然演化停止了，两千年来中的职业角色也就那么几种。所以说在传统上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农业大国的特点是分工的演化促成的生产效率可以使不多的农业人口养活全体国民还能有粮食的出口。
这次盐铁大辩论因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盐铁论”的思想源流“官山海”的本意，所以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废除了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保留了盐类官营，今天我们还能发现这个制度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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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房产税，是其中一个改良土地财政的方法。
把卖地收入的一部分用于保障性住房，另一部分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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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凯恩斯或弗里德曼的理论对解决上述问题有什么帮助。
同样，道家的无为，儒家的仁义与法家的严刑峻法似乎作用也有限。
但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反而是有价值的，政策实施中的交易成本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觉得，管仲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时是把交易成本考虑在内的，这是他商人出身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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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融危机虽然发生才美国，但因为出问题的是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对美国的大企业打击不大，也不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所以，美国到最后还会成为赢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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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管子像重商主义者，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希望楼主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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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史学家通常把管仲归入“齐法家”，以别人“晋法家”。但是，儒、法、道、墨诸子百家都是管仲以后的事，把管仲归入诸子百家，就好比说某人像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女儿、孙子、外孙。。。。。也许是对的，但倒过来说会更符合实际。
至于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那更是很晚很晚的事情了。
研究管仲应该从姜子牙开始，可惜找不到资料，所以只能从东周列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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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这句讲得非常好,我们那个地方有个习惯,小孩刚生下来穿的衣服是左衽的,这是因为北方蛮夷的生命力比较强,所以刚生婴儿学蛮夷,等到12天的时候亲朋好友来祝贺,此时再改成右衽,称为小孩改衽.
另外想请教楼主,中国封建时代一直是轻商的商人地位低下是否根商人会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地主阶级有关,还是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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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提供的资料，很有意思！
在中国社会，成功的商人实际地位从来不低的。管仲是因为经商不成功才从政的。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就是大商家，范蠡和白圭都是宰相退休之后经商。甚至于在周朝之前的商朝，据说也与经商有关，周朝时农业文明才真正发展起来。
但是，商家在政治上确实是从来被压制的，史称“节制资本”。“节制资本”，与“均分地权”是中国历代有为君主采取的两种主要手段，直到今天还在用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这个故事比“官山海”更复杂了，但是，直观地说，假如任志强先生是中国首富，中国人里边赞成“节制资本”的有多少？
赞成的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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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是儒家+厚黑学的典范，他也想学管仲这一套，但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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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五十年前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我现在也赞成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任志强拉出来游街批斗最给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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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先生其实不是妖怪，他当然也不是唐僧，他其实只是不甘心当沙僧或白龙马，但又不愿明说自己是猪八戒而已。
可是，我们其实都是猪八戒，贪财好色怕死，碰到麻烦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分国企外汇储备移民等等）
管仲的伟大恰好就在这里，从一开始就了解人性，少走弯路。
金庸的小说人物从陈嘉洛开始，到韦小宝结束，越来越“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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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山海”相当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很多业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私营。
“垦荒”相当于美国西部开发，或张作霖时代的“走西口”，先到先得，自己拥有。
| 作者：邹艺湘 发表日期：2011-1-12 16:04:00 |
我们现在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看，管仲到底想干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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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小史
妓女问题不只是一个现代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通过对中国妓女的起源做些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妓女的复杂涵义。
中国妓女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说起源于殷商的女巫的传说，人们把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但无确凿资料。凤凰网上田雨的《中国妓女的起源》一文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解释。
一说在虞尧夏禹之时，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尚书·虞夏书·益稷》有这样的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整天玩乐，不干正事，不分黑天白夜，“朋淫于家”。“朋淫”就是“群交”。那么，什么样的女子可以昼夜不归，在外面与人群聚****呢？显然是妓女无疑。依此说，中国的妓女应该是在尧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的。
一说在夏桀之时，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西汉的刘向在他的《列女传》中就有过“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的记载。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君主，也是夏朝最荒淫残暴的君主，但他不是唯一的。夏朝的腐败淫乱是从第三代开始的，“太康失国”就是因为“娱以自纵”所致。“孔甲乱夏”，也是因为“淫乱德衰”。君主如此，臣子自不待言，性买卖兴起于此时，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说在春秋时的齐国，大约在公元前680年左右。《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齐桓公和管仲置女闾的目的是为了“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论语·微子》也有记载：“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清人褚人获在《坚瓠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是官办的、以国家赢利为目的的妓院的开始。显然，管仲是见到社会上，有了以买淫为乐的男人、以卖淫为业的女人这样一个****易市场的存在，才产生了“国营妓院”的想法。这个时代还产生了“营妓”，《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为了稳定军心，组建了“营妓”，为前方将士提供性服务。连年发动扩边战争，以武功传于后世的汉武帝，也建立营妓制度，用随军妓女来安定自己的军队，《万物原始》上就有记载：“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中国人在2600多年前就有了随军妓女，这也许是世界之最。
正如田雨所说，以上的说法都不足信，因为这些都是就妓女的规模化而言。事实上，只要有了私有制和商品的出现，妓女的出现就有可能。管仲的国营妓院完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所谓“夜合之资”说白了就是卖×的钱。因为有了买淫的男人，才有了卖淫的女人；有了买淫卖淫的市场，才有了管仲开设的职业化、市场化的营业性妓院。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妓女的起源推溯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虞尧夏禹时代，或更早些。
妓女的出现，是与统治阶级或贵权们剥削、压迫、玩弄女性分不开的，和一夫一妻制分不开的。它应该是男权私有经济的孪生姐妹，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女权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帝王的宫殿就是历朝历代最大的妓院，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地方官吏、文人骚客就是卖淫的最大买主。
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先是有了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随着奴隶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妓女行业逐步兴起，如宫妓，官妓、市妓、私妓。夏朝，有了歌妓，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用管仲为相设立了女闾，于是最早的妓院出现。
所以妓女在封建社会一直存在，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名家”辈出。汉末的赵飞燕，南朝的苏小小，唐朝的薛涛，都是千古流芳的大卖家。宋元时代，以肉体换取金钱的市妓大盛，妓女文化更是进一步得以发展。“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凄美的《鱼霖铃》就是写给他热爱的妓女的。元朝末代元顺帝是个十分好色，不理朝政的昏君，所以，太祖铁木真辛苦创下的江山，断送在他的手里。清代，妓女问题依然。清朝的好多皇帝常常悄悄溜出皇宫去嫖娼，这里面并不排除有作为的皇帝，乾隆皇帝就是一个很****的皇帝，但是他好色却不昏聩，所以当时的江山，依旧治理的很好，是世界上第一大强国。同治皇帝就不行了，他同样是嫖，最后却得花柳病死了。
清末是中国性产业大兴其道之时。这时不但本土化，更是国际化。出使西欧的赛金花，风光无限。上海名妓陆兰芬以及林黛玉、张书玉、金小宝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四大金刚”。“自五口通商，海禁大开，殖民势力入主内地以来，淫风蔚然，洋妓亦艳帜高扬，成行成市。”史载，1921年左右，上海四川路、南京路、同孚路一带出现过“洋妓院”。这些由洋人开办的中等西式饭店、茶楼、旧式小洋房，多招揽白俄、西班牙籍“西妓”和“日妓”接客卖淫，来者洋人国人皆有，可谓盛极一时。这些女人，我们从以往的电影、文学中都能找见影子。
1937年日军侵华后在中国大量争夺中国女子做军妓亦即慰安妇。尤其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的增加，他们更加残暴地抢夺中国女子。在中国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使用肉体暴力、绑架、强迫、欺骗等手段和途径来征集中国慰安妇。据史料载，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他们当众“剥掉(这些女性的)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让充他们的兽欲”。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然后强令210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备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所。日军掳掠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方式很多，其一就是征用妓女。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慰安妇的行列。这时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就不那么重要了。
共产党进城不久，就对中国的妓女问题进行了政治上的绝对清理。毛泽东在根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性产业时，就曾指着北京的紫禁城，对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说：这皇宫大内和大大小小的各级衙门，就是封建社会买淫卖淫的最大市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就是买淫卖淫的总根子。所以，他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扫黄打黑”运动，那是一次真正的、标本兼治的运动，使性产业和“黑蝴蝶”在中国大陆绝迹了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自由”资本市场的横行、“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裕、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传统观念的死灰复燃以及西方性自由性解放文化思潮的偷渡和进口，“富贵思****”带来的妓女现象又出现了。80年代所谓的“舞女”，90年代“明目张胆”的妓女；虽然政府一再明确取缔卖淫嫖娼，但官僚资本的中国社会却无法使问题得到相对合理的解决。一个庞大的妓女集团像雨后春笋般在全国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买淫市场的技术化和国际化，中国妓女早已抛弃或被剥夺了古老传统的“卖艺不卖身”等等的陈规陋习和琴棋书画——这些不够技术——的良好修养，而从事直接的卖淫活动以及投入非本质的技术高消费的社会中去。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嵌入”的市场和技术不再是神话而是现实，性产业也迅速地与国际技术卖淫市场接轨。于是就要引进，像引进外资那样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当然也包括性观念、性道德等文化资本在内。在这一过程中，国外A片、黄色书刊特别是互联网上大量的色情图片、电影都发挥了主要作用，传统的房中术、春宫图以及更超前的性知识性技术得以重见天日。“性是好的，钱是好的”，这样我们才知道，妓女的工作场所可以不必仿照古人，叫什么“怡春院”、“藏花阁”等等，可以叫“洗头房”、“夜总会”、“洗浴中心”、“美容院”、“××发屋”……总而言之，都是男人泄欲的“天堂”，女人赚钱的市场，是时代这个无耻的娼妓狂奔向前的一个小小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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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上，齐桓公曾问到过管仲，如何根据时代不同、形势变化而改变政策，管仲的观点是：发展奢侈消费，要求有条件的人们“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渝之，雕撩然后爨之”。（《奢靡》 就是要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要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林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这是古代极为罕见的经济学说，深刻地说明了消费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胡耀帮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说：“即使是美国、澳门的赌场都不会侈靡到这种程度，但这一观点对那些不知消费也能刺激生产的人，倒是一例很好的历史教材。”[1]
《管子》主张富人奢靡消费的本意是拉动就业、发散资财、刺激生产和赈灾救荒。
只有富者奢侈消费，穷人才能劳动就业，只有积财者拿出余粮大量消费、美饰车马尽情驰乐，多置酒尽情享用，老百姓才不会讨饭，维持和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奢靡》主张的“不侈，本事不得立”，“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
只有富人奢靡消费，让他们修坟造墓、买大棺材，陪葬好的衣服和物品，这样瓦工、木工和女工就可以有活干，富人的资财就可以发散到民间，不至于集聚在少数人手里。这就是《奢靡》主张的“美垄墓，所以使文萌者；巨棺淳，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裳，所以起女工也”。
只有富者奢侈消费，让那些诸侯之子、臣子大夫都穿上皮裘衣服，他们才能出卖余粮，购买虎豹之皮，百姓就会卖力去扑杀猛兽，从而使富人散材购物，刺激生产。这就是《奢靡》主张的“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蟾，大夫散其邑票与其财务，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大夫已散其财务，万人得受其流”。
只有富者奢侈消费，如果遇上大旱大涝的灾年，百姓无法生活，富人可以雇佣穷人修建豪华的官室台村，其目的不是为了观赏行乐，而是起到了赈救灾荒的作用，这就是《奢靡》主张的“岁若凶旱水决，民本失，则修宫史台榭，以前无狗后无故者为佣，故修宫史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的侈靡论实际上是一种扩大消费促进生产的理论。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2]“这一做法兼有限制富人财富集聚和救济穷人的双重作用，使贫苦人都不会流离失所。现在有人据此认为《管子》主张高消费，是不对的。……那时生产水平很低，一般人民生活极为艰苦，根本没有高消费的条件”。[3]
王恩泽 《管子》的消费观及其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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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消费与开妓院这两件事，后来为管仲的名声蒙上了五点。管仲不能升到“圣人”之列，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当然，管仲当初不可能去想这些，所有“圣人”的出现都是在他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由后人“造”出来。
对于管仲来说，他的目标就是让齐国富强。
我们要问的是，齐国富强与高消费和开妓院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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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仲要解放奴隶，让农民成为自由民
2。管仲不想让贵族豪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政府必须主导
3。管仲不想剥夺贵族豪强富翁的财产，而是让他们多花钱
4。管仲想要轻赋税，更不想用税收的方式来“均贫富”
5。管仲要让市场活跃，商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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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管仲不在了呢？果然是人亡政息，最后连国家也亡了。
不仅如此，管仲的后继者们如诸葛亮、王猛、张居正等，也是人亡政息，最后连国家也亡了。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离开经济思想史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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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管仲的思想，小产权房和宅基地一定会流通，但升值部分政府会收税。
如果按管仲的思想，出口退税一定会全部取消，为什么要补贴外国人呢？
如果按管仲的思想，政府要卖地，也要收房产税，但不怕房价高。
如果按管仲的思想，银行还是要政府控制，并且降低存款利率加贷款利率。
如果按管仲的思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收入税要降一半以上。
如果按管仲的思想，每年上万亿的农业补贴不如直接投资生态农场
如果按管仲的思想，应该有十个股票交易所，一万家上市公司
| 作者：D00F 回复日期：2011-01-13 09:0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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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分化不仅社会不稳，生产力、消费力都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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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社会几千年，自从有了金银作为货币之后，经济活动加速的同时，贫富分化也在加速。
市场经的效率是毋容置疑的，但市场经济会产生两极分化也是众所周知的。我想对于每一个中国成年人来说，都不需要更多解释。
问题在于怎么处理效率与公平(或平均)这个古老而新鲜的问题。
为什么三千年之后研究管仲还有价值，因为“人性”并没有多少改变，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再过三千年仍然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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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论，历代王朝开始都是先民富再国富，最后豪强富，社会崩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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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管仲要“官山海”，要轻赋税，要提倡高消费，要开垦荒地的耕本原因。
这也是马克思花了四十年写《资本论》的原因。
这也是凯恩斯要政府搞财政赤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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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钱人第一官商勾结，第二不给社会捐钱，第三上市圈钱，第四写文章告诉大众说北京公馆不是穷人住的（这是事实），那么，两极分化的后果很严重，因为很多人会很生气。
在管仲的时代，巴菲特和比尔盖兹这样的人可能不多，后一种情况可能更多一些。现实的情况似乎改变也不多。
所以，管仲的思想仍然适用，直到中国的富人大量变成巴菲特和比尔盖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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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只是希望穷人有田种有工作有饭吃，
所以管仲鼓励富人花钱消费而不是用钱屯地囤粮。
管仲既不想向穷人征税也不想向富人征税，而是让国家垄断资源赚钱。
管仲很喜欢赚外国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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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老马、凯恩师的思想值得鉴借，但都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官商海”取决于怎么官，管子能作好，别人不定能做好。老马的剩余价值已经过时，凯恩师的财政赤字、宏观调控也只能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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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的太对了，所以，三千年经济思想史其实写起来并不那么费劲。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全世界至今还没有人超过管仲。
在中国开车水平最高的人，在全世界一定也是最高的，中国的驾照最难拿，
原因是。。。你懂的。。。
| 作者：邹艺湘 回复日期：2011-01-13 10:25:17 |
希望继续更新管子的经济思想！我对于他的经济战争特别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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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既不想在国内搞阶级斗争，也不想在国外搞军事斗争，除非万不得已。
因为管子认为，所谓斗争，无非是为了一个“利字”，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许多问题就解决了。国家武装力量的作用为为了防备别人抢劫，而不是为了抢钱或资源。
不过，经济战的问题晚点再谈，刚才说到两极分化的问题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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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税收来劫富济贫是一个非常无效率的方法，因为富人总有更多的办法逃税，最后的压力全落在中产阶级打工仔身上。
另外，收税和转移支付的交易成本太高，潜规则太多，在中国尤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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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主要是靠官山海+轻赋税，这是非常成功的经验。
中国如果能把管仲处理公共财政的经验和美国在资本市场的经验结合起来，中国崛起就有望了。
中国如果学习美国的公共财政政策，不学习美国的资本市场经验，那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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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任大概是习先生，习先生是“法学博士”，而且，去年的一则报道，说习先生下基层视事，说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话，这话是硬伤，因为基层实是“枝层”，基础是“根基”，是根系——最核心阶层，当初政党成立，亦是先有中央后才有基层的支部。这个道理，管子亦早就说了。说明习先生没去读管子，至少没认真读。
也许楼主想帮下任补这一课么？
| 作者：D00F 回复日期：2011-01-13 12:53:48 |
美国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主要是靠资本市场，美国的公共财政政策是有很多问题的。
管仲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主要是靠官山海+轻赋税，这是非常成功的经验。
中国如果能把管仲处理公共财政的经验和美国在资本市场的经验结合起来，中国崛起就有望了。
中国如果学习美国的公共财政政策，不学习美国的资本市场经验，那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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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官山海必须管子这样的人，所以没有可复制性，后来历朝历代都有官山海，后果也看到了！
美国公共管理是不错，但从启动医疗改革来看，效率也不高！资本市场是独霸全球，但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也有系统问题！况且资本市场是最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的地方，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也解决不了两极分化！总的说，美国注重效率，公平性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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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邹艺湘 回复日期：2011-01-13 10:41:46
美国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主要是靠资本市场，美国的公共财政政策是有很多问题的。
管仲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主要是靠官山海+轻赋税，这是非常成功的经验。
中国如果能把管仲处理公共财政的经验和美国在资本市场的经验结合起来，中国崛起就有望了。
中国如果学习美国的公共财政政策，不学习美国的资本市场经验，那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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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官山海必须管子这样的人，所以没有可复制性，后来历朝历代都有官山海，后果也看到了！
美国公共管理是不错，但从启动医疗改革来看，效率也不高！资本市场是独霸全球，但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也有系统问题！况且资本市场是最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的地方，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也解决不了两极分化！总的说，美国注重效率，公平性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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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是投机，不是不公平。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就是股市，不需要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只要少一点贪婪。
从长期来看买指数基金才是最安全的投资，因为不好的企业会被剔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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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亚当斯密或马克思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几乎都在玩数学游戏，避免谈利益之争，不谈政治经济学。
另一方面，马克思所预言的前景也没有出现。其关键还在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现代上市企业确实成了“公众公司”，不再是私人占有。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资本市场，是一门新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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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300指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让中国“一盘散沙”的经济体系有了一个核心，让亿万百姓的理财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平台。
作为上市公司，国企和私企的差距就要小很多了。
中石油就是典型的“官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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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邹艺湘 回复日期：2011-01-13 17:12:18 |
| 作者：邹艺尚 回复日期：2011-01-13 17:1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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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天天争论“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是没有意义的，让最优秀的公司在国内上市并且靠自己的能力进入沪深300指数才是利国利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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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老百姓一定不是受益者。
有谁从国企私有化或者私企国有化中受益的，请举手。。。
让最优秀的公司在国内上市并且靠自己的能力进入沪深300指数才是利国利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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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是很难的。
就像当初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并不是说工、农、兵就能当大学生的。
如果是管仲来做的话，一定会让亿万家公司上市，谁都不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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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邹艺湘 回复日期：2011-01-13 21:34:29 |
作者： 哥不是巴菲特 发表于 2010年3月25日 07: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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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统计，上半年指数基金占据基金业绩前30名中的16席，达半数以上，上半年基金业绩冠军也是指数基金。
看到这个基金排名，不禁大叫，不听股神言，吃亏在眼前。
大家知道，巴菲特有个戒律，从不推荐任何股票和任何基金。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指数基金。从1993年到2008年，巴菲特竟然八次推荐指数基金。
第一次：1993年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投资者往往能够战胜大部分专业投资者。
第二次：1996年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大部分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早晚会发现，最好的投资股票方法是购买管理费很低的指数基金。
第三次：1999年巴菲特推荐书评
约翰·鲍格尔创立先锋基金公司，通过开发指数基金成为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1999年出版《共同基金必胜法则》，强烈推荐投资指数基金。“令人信服，非常中肯而切中时弊，这是每个投资者必读的书籍。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鲍格尔为美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巴菲特对该书高度评价。
第四次：2003年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那些收费非常低廉的指数基金(比如先锋基金公司旗下的指数基金)在产品设计上是非常适合投资者的，巴菲特认为，对于大多数想要投资股票的人来说，收费很低的指数基金是最理想的选择。
第五次：2004年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通过投资指数基金本来就可以轻松分享美国企业创造的优异业绩。但绝大多数投资者很少投资指数基金，结果他们的投资业绩大多只是平平而已甚至亏得惨不忍睹。
第六次：2007年5月7日CNBC电视采访
巴菲特认为，个人投资者的最佳选择就是买入一只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并在一段时间里持续定期买入。如果你坚持长期持续定期买入指数基金，你可能不会买在最低点，但你同样也不会买在最高点。
第七次：2008年5月3日伯克希尔股东大会
Tim Ferriss问：“巴菲特先生，假设你只有30来岁，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只能靠一份全日制工作谋生，因此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研究投资，但是你已经有笔储蓄，足够维持一年半的生活开支，那么你攒的第一个一百万将会如何投资？请告诉我们具体投资的资产种类和配置比例。”巴菲特回答：“我会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到一个低成本的跟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指数基金，然后继续努力工作。”
第八次：2008年巴菲特百万美元大赌指数基金
美国《财富》杂志2008年6月9日报道，巴菲特个人和普罗蒂杰投资公司打赌，2008年到2017年间长期投资一只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的收益将会跑赢普罗蒂杰公司精心选择的5只对冲基金组合，赌注高达一百万美元。
巴菲特八次推荐指数基金的信心来自于历史统计数据：1968-1978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战胜了83%的基金经理。1979-1999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战胜了79%的基金经理。
连著名明星基金经理彼得·林奇也感叹：只有少数基金经理能够长期持续战胜市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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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指数和指数基金的这种天性，并没有人从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从无法研究这个问题的。
这就造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如果鸡毛和蒜皮涨了20%，那可不得了啦，因为CPI超了啦，流动性多了啦，负利率抢劫啦，天要塌下来了啦，不得了啦。
然后一阵瞎忙，股市跌去几万亿，鸡毛和蒜皮的价格却依然坚挺，最后，在政府的补贴政策下终于不涨了。
于是，我们GDP世界第一，股市倒数第一，经济学家们心满意足，终于没有学非所用，把几万亿资金（几亿打工仔出口换来的）藏到了地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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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研究管仲？想传达给大家什么信息？《管子》是否为伪书？管仲时代还在封建时期，连秦汉后的中央集权与地主阶层都还未建立，经济规模与国家规模不及当下一县城，如果没有超脱于具体操作的内在精神希望传达给大家，这篇文章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就不大了。希望楼主点题。
=============================================================== 题目叫“经济思想史”，所以一定是谈经济思想史的。
讲到经济思想史，管仲是祖师爷，是全世界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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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发现，岳麓书院的教育就是宋明理学，就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的。
为什么岳麓书院培养了这么多人才，而理学大本营白鹿洞书院却没有呢？
因为朱熹本人就是个假道学，一方面把自己的女儿们关在闺房楼上不让下楼，另一方面自己乱搞男女关系。
然而，湖南人却信了理学这一套，真的杀身取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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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岳麓书院弟子还惨的是东林书院的师生们，东林书院是理学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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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程颢，就是“程朱理学”中的“程”，“朱”当然是指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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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时期，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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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事，湖南人的传人变成了江浙人，江浙人的传人变成了湖南人。
如果当初岳麓书院和东林书院讲的是《管子》而不是理学，中国的历史可能会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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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受各方敬仰的曾国藩先生，他的经济思想是什么？
估计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他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派遣出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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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 作者：邹艺湘 回复日期：2011-01-14 10:22:33 |
但是，读者一定要明白，曾国藩的成功，跟他所写的理学教条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是跟他没有说的实用主义有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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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在军事领域的贡献与福特在工业领域的贡献可以相比，都改造了整个业务流程，都是“专业化分工合作”的典范。
如果说白起和韩信是“宏观军事家”，那么，戚继光就是“微观军事家”。
另一个“微观军事家”是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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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载2010年09月29日 17:23 来源：中国经济网
第七章
在纪律与绩效之间
一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戚继光却说，对敌人当然应该使用诡道，但自己的士兵可不是敌人，怎么能够施以诡道呢？士兵们需要的是爱护、指导和帮助。
我在拙著《管理三国志》中说过：“爱是唯一的管理智慧。”很多人对此表示困惑。事实上，戚继光就是很典型的案例。他爱惜自己的士兵，士兵们还没有遭遇到的困难，他已经事先替他们预想到了；士兵们还没有说出口的心愿，他已经事先替他们安排好了。出征打仗时，他身先士卒。缴获了战利品，他让士兵们一起分享。平日里，他更是像父母无私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饮食为之通、疾病为之恤、患难为之处、甘苦为之同。
这种爱显然不是什么诡道，而是出自于戚继光的真心实意。可以想见的是，若是戚继光对自己的士兵施以诡道，士兵们也会上行下效，对他施以诡道。于是，整个团队就会在尔虞我诈的过程中变得四分五裂。像这样危险的事情，只有自作聪明的傻瓜才做得出来。
戚继光不是傻瓜。他深知，管理学的智慧在于以心传心。而他对士兵们的爱，则更多地表现在训练场上。所以，他的爱并不是讨人欢喜的温情脉脉，而是严厉、严格和严肃。他认为，一名士兵在作战时如果能够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十分之一，便能在格斗中取胜；用上五分之一，便能以一敌五；用上一半，便能所向无敌。这些考虑并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基于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作为一位带兵打仗的将领，他不敢心存侥幸，也不敢姑息部下。他近乎残忍地要求士兵们进行一丝不苟的训练，哪怕是训练到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惜。士兵们也有自己的良知，时间一久，自然也能够理解戚继光的良苦用心。
这样，所有的组织成员就被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并且随时都可以爆发出一往无前的力量。
二
戚继光的另一项发明就是激励性薪酬制度。我们所说的工资和奖金，在戚家军则被称为军饷和赏银。
戚家军的士兵，每人每年大约有十两银子的军饷，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位农民打短工的收入。而戚继光这么做也是出于不得已。本朝的工资标准极低，堂堂兵部尚书的年薪收入也只有一百五十二两银子。更何况本朝向来重文轻武，纵使戚继光劳苦功高，也得掂量一下自己有多大的话语权。一旦士兵们的收入过高，就会有人质疑戚家军的军费开支，并且炮制出若干罪名。
可是，当兵毕竟不同于农民打短工。军人是一种高危险性的职业，需要抛头颅、洒热血，就这么一点工资，怎么说也不合情理。于是，戚继光想了一种很好的办法，即我们现在时兴的绩效考评，根据考评的结果给予相应的奖惩。考评的内容包括：一、训练场上的表现；二、日常生活的纪律性；三、实战中消灭敌人的数目等若干部分。按照这样的绩效考评制度，优秀的士兵往往能够得到相当丰厚的赏银，成为战友们敬慕的阔佬。
戚继光把训练场上的考评方法命名为“比校法”。所谓“比校法”，顾名思义，一方面是让士兵们比试自己的武艺，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校正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帮助他们持续地进步。但凡他们有好的表现，便能得到各种形式的嘉奖。
比校的内容，既有个人的武艺展示，也有两人之间的对打，甚至也包括两队之间的军事演习。弓箭、鸟铳、佛狼机等远兵器，则要考核打靶的精准度。此外，是否精心护理兵器，以及是否按照标准操作兵器，亦在考核范围之内。不论军官或是士兵，战斗人员或是勤杂人员，都要考核。若是谁使了中看不中用的花把式，便会遭到大家伙儿的嘲笑。
考核的成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计三等九则。此外，又设超等。如果成绩优秀，便能得到赏银和升职的机会，反之就会遭到惩罚和降级处理。
每一次成绩都会记入士兵们各自的档案。刻苦训练、成绩进步的士兵亦有嘉奖。没有进步的，第一次免于责罚，第二次则会受到责罚，连续五次受罚就会被革退。与此同时，营中所有军事长官也都会以士兵们的成绩作为考核指标，并且为此受到嘉奖或责罚。
除了“比校”士兵们的武艺和他们协同作战的配合度，戚继光治军的另一个重点是，在军队中制定一套令行禁止的纪律。行军有行军的纪律，宿营有宿营的纪律，水战有水战的纪律，守哨有守哨的纪律。但凡有擅离职守、惊扰百姓、奸淫妇女、传播谣言、扰乱军心、欺骗主管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报告敌情与事实不符的，斩；抢夺民财的，斩；掩杀扰民的，斩；违错军令的，斩；临阵退缩的，斩；妄杀无辜的，斩；虚报战功的，斩；虐杀或藏匿俘虏及其子女的，斩。主管人员则视其情节轻重连坐，甚至与正犯同罪。为了让士兵们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纪律，戚继光把纪律条款发给他们，让他们认真记诵，以谙熟于心。平日里随机抽查，偶有小过者，背诵几则纪律条款便可以减免处罚。与此同时，他还经常跟士兵们讲为什么要遵守纪律的道理。
（责任编辑：王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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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与戚继光一文一武，是管仲思想在中国最后的传人，他们合作的十余年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可惜太短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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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衰落的最近几百年之内，亚当斯密的思想使得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富强。亚当斯密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国富论》中他提到康熙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所描绘的中国完全没有长进。这是符合历史的，就经济思想而言，中国在这五百年可能只有退步，没有进步。
张居正和戚继光是管仲的回光返照。
| 作者：邹艺湘 回复日期：2011-01-14 15:29:58 |
戚家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东阳的农民和矿工。戚家军因为戚继光从而得名，是明朝的一支很有名气的军队，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
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比较有名的大战有:嘉靖四十年台州之役,经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十三战十三捷,斩杀真倭三千余,烧杀溺毙无算;福建之役,总兵力六千,经横屿,牛田,林墩三战,斩真倭五千余级,其中横屿之战是一场精彩的步炮协同作战,先以火炮击沉倭寇战船并轰击倭寇大营,再以突击队强行登陆突破倭寇本阵,斩杀倭寇头领.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仙游,王仓坪,蔡丕岭四战,共斩杀真倭两万余，福建倭寇被一扫而空,另于广东剿灭勾结倭寇的海盗吴平,击败吴平手下的海盗三万余人,吴平逃亡海上.
隆庆元年,戚继光及其老部下三千人调往京师,督阵蓟辽,戚家军火枪队易步为骑，成为中国第一支火枪骑兵队。戚继光督阵蓟辽期间编练车步骑营三万.隆庆二年,朵颜部酋长董狐狸帅蒙古铁骑三万入寇,戚继光以车营抵挡,自己率八千铳骑突袭董狐狸牙帐,大破朵颜三万铁骑,俘董狐狸侄子长昂,董狐狸仅以身免,逼董狐狸扣关请罪;万历三年,长秃帅兀良哈铁骑五万入寇,戚继光又率火枪骑兵队出塞包抄,一口气打垮五万蒙古骑兵,活捉长秃.
自嘉靖三十八年戚家军成军到万历十一年戚继光去职,戚家军击败的敌军总数超过十五万余,这在日久承平的万历中兴时期是很恐怖的战绩.
戚家军的威名并没有因为戚继光的去职而低落,以戚家军为种子的浙兵一直是明后期国防力量的主力,万历朝鲜之役,浙兵首登平壤,立下头功,其中许多人还是戚继光的老部下,如攻克牡丹峰的老将吴惟忠。
戚继光的侄子戚金，在戚继光去世后统帅戚家军余部与努尔哈赤的后金军在浑河战役中血战大凌河，以数千火枪兵击毙满清两白旗两黄旗精锐上万人，后满清以重金收买被俘的明军炮手，发炮轰击明军阵地，戚家军余部在汉奸炮队轰击之下苦撑数日，最终弹尽粮绝，全军覆没。
戚家军百战不败的原因在于戚继光的治军思想极为先进,以东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后膛的神威将军炮,佛郎机炮,大口径的加农炮发熕,鸟铳,倭刀,铁甲,戚家军的装备绝对是东亚第一,世界前列.要知道三十年之后的日本最强悍的萨摩兵团,全军有两万只火枪,却只有两门轻炮,全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才开始有大型的火炮出现.而戚家军作为一支地方军队,其火器的先进程度甚至直逼京都神机营.
"戚家军的胜利还建立在严格甚至是严酷的军法上:如果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手下队长斩首,队长战死,而手下士兵没有斩获,十名士兵全部斩首.斩级的赏赐也颇丰,每一级赏银40两!这样每个士兵都会全力作战,一直战斗到获胜或是战死. "经查纪效新书 和 明史，可以断定这段文字为谣言。
戚家军的纪律严明也是闻名天下,但凡出征时有扰民行为的一律斩首示众,所以戚家军无论在哪里作战都能够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就连苗瑶等少数民族都愿意为之誓死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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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要以戚家军为榜样建立湘军是不难理解的。
不过，当他这么做的时候，跟他所标榜的理学已相去甚远，反而是跟管仲甚至商鞅偷师学艺了。
曾国藩是一个很纠结的人物，他自己纠结，也让别人纠结，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挂羊头卖狗肉。
曾国藩所做的事情中，只有一件是毫无疑问毫无争议地利国利民，永垂不朽的。
那就是派遣出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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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与曾国藩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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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2月03日 17:46 光明网-博览群书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前进的坚实基础。中国近代以来，众多的志士仁人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自隋唐以来，中国的教育主要是围绕着科举制展开的。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化，科举制的消极作用也越来越大，发展到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导致了整个教育系统的僵化，僵化的教育体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呼唤着能够突破这种状况的人才。身居清政府要职的曾国藩在无意中担当了这种角色。由于历史的一些原因，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事迹并不为多数人所知。实际上，假如我们不去追求他的主观动机，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
1868年6月1日到5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陪同下，到上海检阅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陪同视察的容闳向曾国藩建议，附设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肄业，学习机器工程理论，自行培育工程师，不必再假手外人，“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容闳后来回忆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121）这所“兵工学校”，开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西方人士制造机器，根据数字推算，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中西方语言不通，尽管中国人士每天都与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懂得制造机器的原理。因此，曾国藩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根本”。1867年，他在江南制造局内特设“翻译馆”。主要译员有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医师玛高温、英国人傅兰雅，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
同治末年，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已翻译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多达170余种，翻译的范围涉及算术、声学、光学、化学、电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农学、矿学、商学、医学、格致等各个领域，这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成为清政府创办时间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传播中心。这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派遣留学生
为培养洋务人才，曾国藩把到西方留学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曾经与江苏巡抚丁日昌多次商量，“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
曾国藩和李鸿章于同治十年七月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子弟出洋学艺。曾国藩陈述道:选聪颖少年送往西方各个国学校学习军政、船政、测量计算、机器制造等学科。学习时间约10余年，学成后归国。目的是使西人擅长的技术，中国人都能够熟练掌握，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他又说:地理、数学、测量、造船、制造机器等事情，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西方人凡去外国游学，学得长技回国，立即聘入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军政、船政，是与国运攸关的学问。现中国要想仿效其意，精通其法，就要走出国门，选择聪颖的子弟，送往国外学习，致力于讲求技术，实现徐图自强的用意。
对于派遣留学生，众说纷纭。当时，不少人认为，京师设立了同文馆，延聘西人授课；上海也开办了广方言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自然科学，用不着再选派幼童远涉重洋去西方留学。
曾国藩批评了这些人的短见，强调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设局制造、设馆教学是用来振兴国家的基本条件，而远去外国学习是集思广益之举，能收取更远大的效果。他认为，西方人讲求实际，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学读书，一起探明道理，熟悉那些器械，亲手操作那些技艺。中国企图在短期内购买外国的机器来取得外国的长处，不但财力达不到，而且那些机器根本性的原理无法明白。古人说，要想学习齐国的语言，必须把学习者安置在齐国的庄、岳之间。古人又说，百闻不如一见。这是事物的规律，要想真正学得西方的技术，非派遣留学生不可。
当时，中国派遣留学获得美国官方支持。根据1868年7月28日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的规定，中国人如果入美国学习，美方给予最优待遇。但是，也有两大障碍:经费和选人问题。于是，洋务派拟定了具体章程12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与美国政府商谈，中国派幼童入美国学校学习，由清政府支付一切经费。
2、在上海设立“留学出洋局”，派员负责，选出幼童在局中培训，准备出国。
3、出洋幼童年龄在12—13岁左右，先派员120名，分四年派出，留学期限15年。
4、留学生学习专业由清政府决定，归国后也由政府具情录用。
5、幼童出洋后听从中国方面的约束，在学习洋文同时兼习中文。
6、拨出留学经费白银120万两，于江海关分拨。（《曾文正公奏稿》，第4卷，P945）
这个奏稿是曾国藩拟定的，李鸿章只是挂名而已。清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1872年2月，曾国藩与李鸿章再次联名上奏，提出派遣幼童出洋的具体措施:任命陈兰斌、容闳为正副委员，长驻美国，管理中国留学生事务；幼童出国前在上海训练，由刘翰清负责；留学生年龄扩至12-20岁。
但找到留学的学员也并非易事。留学幼童的资格是有限制的:
必须聪慧；年龄为12-16岁；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写读，曾入学校学习英文者，须考其英文。只有及格后，才有资格入预备学校学习。当时，一般幼童的父母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遥远的美国去。曾国藩派员到城镇和乡村逐家拜访幼童的家庭，宣传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的好处等。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招生工作之难，从容闳招收第一批留学生中可见一斑。他们大部分是容闳的同乡，再就是有特殊条件者。例如，邝荣光父亲在澳门工作，见过世面，愿意儿子去美国留学；唐廷枢和容闳是香港的同学，本人又从事近代共矿事业，思想比较开放，才送儿子唐国安赴美。同时，也印证出，正是由于曾国藩顽强坚持，才使留学招生取得成就。当容闳忙着招生时，曾国藩不幸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3月12日因病去世。尽管如此，在曾国藩的努力下，终于促成留学。在清政府派遣的120名留学生中，造就了一些人才。“这批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其祖国作出重大的贡献”。（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P20-21）
总的来说，曾国藩的留学计划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更重要的是，他开留学风气之先，为中国走向世界架起了一座桥梁，推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用容闳的话来说:“故文正种其因，虽未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派遣留学生、创办兵工学校的行动，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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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那些这个“经”那个“经”，比《管子》书里面那些阴阳八卦更不可信。研究这些人，更重要的是要看他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不能刚看他写了些什么。
| 作者：邹艺湘 回复日期：2011-01-14 17:34:30 |
然而，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的时代，却正是美国经济和学术开始兴起，成为世界中心的时代。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等美国名校，名副其实成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稷下学宫。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为此，我们必须再次感谢曾国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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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梭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干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程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前有孟子，后有荀子。《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坷；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参见钱穆《先秦诸于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确定的是，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樱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钅开、尹文“气论”的影响(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至于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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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不太熟悉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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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邵阳人（1895-1975），著名经济学家。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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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翌年，以“研究社会经济以促进本国学术的进步”为宗旨，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主张“教学与研究相辅而行”，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同时，领导了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何廉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1936年以后10年，何廉出任了各种政府职务，包括经济部常务次长、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资源委员会代理主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1938年春，国民政府“经济行政机关调整的完成，标志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领导体制的形成”，被称为“一项具有进步性的工作”。这一重大举措，是在何廉接受蒋介石亲自委托所提建议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抗战后期，蒋再次找何，要他就战后经济重建提出原则。1944年夏，何主持编制完成《（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年底，该案“没有困难地经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不久“即在报纸上刊载，并指出这些原则是目前正制订中的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至抗战胜利之初，何又提交了“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纲要。因宋子文搁置以及后来形势变化，不了了之。
何曾反复强调：贯穿于这些原则、纲要和计划之中的基本思想，是“规定采用混合经济体制，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混合经济中的有计划的发展’”；“而在这个体制中，我尽力设法将政府的控制减少到最小限度。在心底里，我是反对流行的赞成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主张的”。（见《何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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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何廉一生作为，最重要者似有两点：一是在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自觉开创了“中国化”方向，并脚踏实地加以付诸实施，且成效卓著。一是将振兴国民经济的原则思路，明确归结为“混合经济体制中有计划的发展”，并首次写入政府文件，且获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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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何廉先生是耶鲁大学正经八百的经济学博士，不是克莱登大学的博士，也不是耶鲁大学政治系或化工系的博士。
所以，三千年经济思想史是相通的，因为三千年来人性的变化并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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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14日17:55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1年1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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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当时“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的状况，特别是美国状况的材料……很少涉及中国的现实生活”。各大学经济学专业，甚至“连一门涉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组织情况，或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的课程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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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何廉明确了南开经济学教学的方向——“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即“将中国的材料与学科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中国的素材来解释原理”。他同时意识到：“因为我受的是国外西洋学派的教育，我本人必须经历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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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邹艺湘 回复日期：2011-01-14 20:12:10 |
但是，他的导师欧文·费雪却是数理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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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1867年2月27日生于纽约州的少格拉斯。1890年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数学教师，189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转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35年、1926年开始在雷明顿、兰德公司任董事等职。1929年，与J.A熊彼特、J.丁伯根等发起并成立计量经济学会，1931～1933年任该学会会长。1947年4月29日卒于纽约市。
费雪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但却是在耶鲁大学数学系获得这个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用定量分析研究效用理论，至今为经济学家称道。这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的地位。费雪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据他的儿子I.N.费雪为他们写的传记所列，他一生共发表论著2000多种，合著400多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并不为过。
| 作者：邹艺湘 回复日期：2011-01-14 20:28:30 |
费雪被公认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他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更精密的科学。他提高了现代对于货币量和总体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认识。他的交换方程大概是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的理论中最成功的。费雪认为可以保持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而价格水平的稳定会使得整个经济保持稳定。1923年，他创办了数量协会，是第一家以数据形式向大众提供系统指数信息的组织。费雪是经济计量学发展的领导者，加大了统计方法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
在经济学中，费雪对一般均衡理论、数理经济学、物价指数编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都有重要贡献。费雪的代表作之一是1922年出版的《指数的编制》，这本书利用时间逆转测验法(time reversal test)和因子逆转测验法(factor reversal test)编制物价指数，对以后物价指数的编制影响颇大。
在今天人们仍然经常提到费雪是由于他对货币数量论和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是《货币的购买力》 (1911)和《利息理论》。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J.B.迪龙(J.B.De Long)在评论货币主义时把费雪称为“第一代货币主义者”。这就是指费雪的货币数量论是最早的货币主义。费雪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是交易总量 (T)乘价格(P)等于货币量(M)乘货币流通速度(V)(T·P=M·V)，当T和V不变时，物价水平(P)取决于货币数量(M)。这也正是弗里德曼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思想。费雪提出，通货膨胀率加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强调了预期通货膨胀对名义利率一对一的影响。这种观点被称为费雪效应，现在仍是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
费雪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在货币理论方面阐明了利率如何决定和物价为何由货币数量来决定，其中尤以贸易方程式（也作费雪方程式）为当代货币主义者所推崇。
费雪方程式是货币数量说的数学形式，即MV=PQ。其中M为货币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水平，Q为交易的商品总量。该方程式说明在V、P比较稳定时，货币流通量M决定物价P。
费雪还对经济计量学、价值和价格理论、资本理论以及统计学等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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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费雪的亲传弟子，何廉先生没有靠贩卖高深的数量经济学理论自抬身价，而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中国发展的道路。
管仲先生泉下有知，一定大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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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4 Sunday 21:28:47
先来一下煮酒论英雄吧。
18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谁？答曰：亚当·斯密。如果今天100个经济学者投票选举，亚当·斯密会以100对0胜出。该世纪其他可以提名的只有三几个，皆不可并论。
19世纪呢？定夺远为困难了。大名鼎鼎的有李嘉图、穆勒、马克思，也有一掌数不下的新古典大师。我选马歇尔，我认识的师友多半选马歇尔，但我认为100票中，马氏拿不到50票。不到一半票数，但马氏胜出不会有困难。这是因为19世纪可以较量的甚众，大家分薄了。有30票足以胜出，而马氏应该超出30票。
20世纪呢？更为困难。100票中拿得20票可胜，而我认为只有费雪一人有此能耐。我选费雪，弗里德曼肯定如是，阿尔钦如是，赫舒拉发、萨谬尔森等也如是。我不肯定阿罗、斯蒂格勒、贝克尔这几位会怎样选，虽然他们曾经盛赞费雪。另一方面，凯恩斯、萨谬尔森、弗里德曼、阿罗、科斯等人不可忽略，每人应该有七八票以上，而其他可获三几票的更是不胜枚举了。
提到这些，是因为费雪的影响力奇怪地远不及20世纪的好些其他经济学者。我又想起作研究生时的一个有趣的争论。费雪的最重要的论著——《利息理论》——起笔只有六个字，跟着是句号，就是第一整段了。这六个字是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书的内文竟然没有直接地解释这句话。费雪以文字清晰知名天下，但这一短句同学们不懂，吵起来了。是大师，是巨著，是起笔，只六个字就分段，费雪当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同学们不知何解！后来他们还是接受了我的阐释，而这阐释过了四十年我才有机会写出来：
“果树会结果，农地有收成，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然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不停地变，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或负收入），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了。”
大师看收入，与政府看统计数字是两回事。
最近周其仁要在香港出版第二本书，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同行业或事项的过程，写细节，变幻忽常。我自己写中国改革，远看庐山，写大略，其变化虽然惊心动魄，但可以看得准。其仁身在庐山，花多眼乱，惊心动魄之余其变幻使他有英雄拜服之慨！然而，中国的经济还是搞起来了。他为这本书起了几个形容这经验的名目，编辑和我都不认可。后来他选《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神来之笔，大家立刻同意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是一连串事件，而以一连串事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增长，正确而又别开生面。二十多年来，数之不尽的漏着，不计其数的波折，使朋友们或什么观察专家认为中国玩完了，走回头路了。我力排众议，从来没有那样看。收入既然是一连串事件，不可能每事件都是好的。果树开花结子，在过程中这天日晒，那天雨淋，一时蜜蜂传播花粉，一时虫蚁蚕食为祸。这一切都影响植树者的收入，每天的收入或上或落，变化不同。
是炎黄子孙之幸。有惊无险，中国改革的果树没有枯萎，虽然虫蚁犹在，但果实毕竟把树枝压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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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想要得到广泛流传，第一是要简单，第二是要夸张，第三是要成为教条。麦当劳符合这三点， 简单的食品，夸张的颜色，标准化管理，所以能广泛流传。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深谙此理，所以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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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伟大的亚当斯密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一样，数理经济学家兼货币理论的创始人费雪解决不了资本市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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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票市场上，我们只见到“贪婪”与“恐惧”，完全见不到理性。
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进化论”，而不是数学逻辑。
资本市场进化的结果是，指数是最后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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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生而言，费雪的女儿玛格丽特在1919年由于精神崩溃而去世。与费雪共同愉快地生活了47年的妻子玛格丽特·哈泽德于1940年去世。费雪本人在1898年感染了当时被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就事业而言，费雪发明了可显示卡片指数系统，并取得专利，办了一个获利颇丰的可显示指数公司。后来该公司与竞争对手合并为斯佩里·兰德 (Sperry Rand)公司。这项事业使他致富，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他借款以优惠权购买兰德公司股份，大危机爆发后，他的股票成为废纸。据他儿子估计，损失为800~1000万美元，连妻子、妹妹和其他亲属的储蓄都赔进去了。他一文不名，耶鲁大学只好把他的房子买下，再租给他住，以免被债主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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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业问题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是当前中国不可回避两大难题，因为他们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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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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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中国在农业领域既需要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阐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也需要如泰勒和福特的流水线那样的实际操作案例。
当然，事实是两者都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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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发布时间：2009-10-31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掌握了改造自然的强大武器，农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农业以无机能的大量投入为标志，并使用上千上万的化学合成物质；生命科学的尖端成果如转基因技术也“入侵”农业。当前，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是现代农业的“六大要素”。然而，人类开发的上述技术在提高了一定的粮食产量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耕地、地下水和空气被污染，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六要素”变成现代农业的“六大害”。更严重的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少量利润被“六要素”瓜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严重受挫，纷纷进城去打工，农业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产业。
农业生产最尊崇生态学原理，古人所说的“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恰说明农业生产不能离开了植物、动物、微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密切配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农业，将上述被“六要素”夺走的利润追回来并还给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升值，情景会怎么样呢？有人肯定说你是痴人说梦，但是，如果我们用足了生态学原理，充分调动了人的主动能动性，并不是不能实现的。实际上，据笔者调查，上世纪80年代山东局部地区的小麦亩产就超过500公斤了，那个时候只有一点氨水而已，“六害”远没有今天这样肆虐。下面，我们就以一个1000人、250户、人均耕地1亩的山东中等农村，来设计一个生态农庄，看看这个农庄能否生态循环起来。
一、初级生长区(粮食安全保障区)。生态农庄的重要光合产物来自大田粮食生产，在这方面，C4植物的玉米最具优势。在山东一带，即使小麦、玉米两熟制，在水、肥、管理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实现吨粮田已不是什么难事。我们用该村500亩地用于粮食生产，可产出500吨粮和600吨秸秆(均为干重)。由于该区域重点是捕获太能光能，并固定碳，同时生产粮食与秸秆，其效益如果去掉人工等成本效益是不明显的。即使如此，该村如获得500吨粮食，也相当于1000亩平均单产500公斤，超过了国家平均值(300公斤)，首先满足了粮食安全。
二、次级生产区(一次升值区)。根据我们的前期试验结果，每7公斤左右秸秆配合2 公斤粮食可转化1 公斤活牛重。这样，大田区产出的600吨秸秆，加上170吨粮食，可转化为85吨活牛重；同时可生产3000多吨鲜牛粪，用于生产能源和有机食物，利用反刍动物实现了秸秆等废弃产物的第一次升值。如将秸秆充分消化，该生态农庄约需200头牛就可成功实现。
三、有机食物生产区(二次升值区)。将剩余的500亩地，利用其中的400亩生产有机蔬菜(洋葱、胡萝卜、马铃薯等适合长距离运输的蔬菜)、100亩用于生产有机水果。因为生态农庄有大量的有机肥，按照国家或者欧盟的标准生产有机食品，优质优价，可实现亩收入过万元。这是重要的升值区域，所需要的大量有机肥来自动物生产。剩余的有机肥，再加上人粪尿、农家肥、沼渣、沼液，大量回到粮食生产区，以保障持续的初级生产。粮食生产区不足的营养元素，还可以通过作物倒茬、休茬、种植豆科牧草等实现“用地养地”。
四、庭院经济区(三次升值区)。山东一带农户，每家约有250-260平方米的农家院，这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居住区。可充分利用其空间发展庭院经济：种植5-8株葡萄或樱桃；利用平房屋顶空间养殖50-100平方米左右的蝗虫，将农田里令人头疼的“杂草”转化为昆虫蛋白；再将牲口圈改造，发展2-3头肉牛；利用地下空间搞沼气池，生产能源；结合太阳能，基本杜绝外界化石能源输入。其余少量空间可养殖鸡、鸭、鹅、狗等动物。户均庭院设计毛收入1万元。
五、乡村经济开发区(四次升值区)。由于该生态农庄杜绝了上述“六害”；并通过严格的生态措施杜绝了苍蝇、蚊子、蟑螂等传统“三害”(麻雀为该村生态成员)骚扰；在所有的空间种植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恢复河流、沟渠、池塘湿地，缓解旱情；严格保护大树与古树，实现空气新鲜、水源清洁、食物飘香、鸟语花香；整村生产不含“六害”成分的有机产品，这样的农庄对城里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可以围绕餐饮、住宿、交通、银行、保险、娱乐、修理、加油站、理发、服装、农业观光等，分离出20-30户搞第三产业，实现从事三产的农户年均10万元。
六、能源生产区(五次升值区)。利用农户庭院发展沼气池，实现厨房革命和厕所革命，彻底结束农村几千年没有厕所的历史，同时将生活污水、废弃物处理在沼气池中实现，既生产能源又生产有机肥。待生态农庄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后，发展大型沼气，除满足农户日常需求外，夏秋季大量过剩的沼气可以搞罐装沼气，出售给城镇或直接驱动汽车。农村是巨大的“能源矿”，这点鲜为人知，有关部门应当看好这一能源产业。
七、教育、文化、医疗、娱乐与休闲区。农民负担中，教育是大头，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毕业，家长为学生投入的费用高达7-8万元之多。而农村大学生就业又是大问题，许多人半途而废，教育造成的浪费巨大。如果从小学开始，就高薪聘请高素质的教师任教，恢复过去的“村村有小学”，那么农家可节省大量的教育费用。除此之外，农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负担也很重，生态农庄可利用公共财富以及国家投资解决农民的上述负担，将过去被医院、交通和城市剥削走的钱财留在农村，青壮劳动力返乡，逐步将农村建设为最适合人类居住，有就业、有消费、有欢乐、有尊严的理想之地。
现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生态农庄告别“六要素”后，经过生态循环，效益提高了多少呢？由于远离了危害食品安全的“六要素”，并减少了化石能源使用，其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价格方面，我们就按翻一倍计算，上述产业中(毛收入)，初级生产为105万元，次级生产238万元，有机果蔬500万元，庭院经济125万元，第三产业300万元，这样全生态农庄的毛收入就可愈千万元。因为生产资料基本依靠农业生态系统自身提供，投入的仅为劳动力和部分机械能，生产成本大大下降，我们就按投入占毛收入的三分之一计算，该生态农庄也可实现年均700万元的纯利润。
那么，目前这1000亩地能够挣多少钱呢？在现代农业模式下，山东农民种植三季(小麦或大蒜、西瓜、玉米)，辛辛苦苦不说，纯收入不足1000元/亩，全部1000亩耕地也就收入百万元左右。这还是年景好的时候，遇到市场行情不好，入不敷出。生态学的办法实现了“一大于六”(一个生态技术大于六个现代技术)，且六七倍地提高效益，试想什么样的单一技术能有生态学这样的威力呢？全国农业哪怕仅5%的农庄实现了有机种养，仅仅依靠城里人的自觉消费，就可为国家解决诸如环境污染、乡村能源、粮食安全、农民就业等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建设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态农庄，为什么还不快行动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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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19日出生于山东平邑县，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1993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博士学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生物分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多伦恢复生态学试验示范定位研究站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草地定位研究站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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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需要成立生态农业发展基金，专门投资管理经营生态农场，并且帮他们上市。
天涯论坛里边有好几个人是做农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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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是从事生态经济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相结合的学术性社会团体，于1984年2月9日在北京成立。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目前下设九个专业委员会，作为开展学术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包括: 理论与发展专业委员会，林业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城市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区域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青年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生态经济教育专业委员会，资源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等。现在全国范围有中等专业职称以上的会员达三千余人。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出版的刊物有《生态经济》（双月刊，在昆明出版）；《生态农业研究》为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共同创办，在石家庄出版；《生态经济通讯》为学会内部通讯。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虽然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会，但是发展很快。持续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前进的方向，生态经济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前与长远大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资源供给和良好的环境作基础, 生态与经济协调是发展国民经济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同时生态经济研究也适应了世界环境与发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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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14日 09:30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李海强 上海报道
在2005年创办多利农庄之前，“庄主”张同贵已经拥有了一项利润颇为丰厚的事业：多利川菜馆，当时在上海已经开了三十多家分店。
和蔬菜供应商的接触中，张同贵被一个“真相”触动了：大多数菜农都有两块地，一块地里的产出主要卖给市场，另一块地自己吃间或送亲戚朋友。前一块地为了产量和卖相，会大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和催生剂等，连种植户自己也不愿意食用；而后一块则相对清洁。
事实上，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城市居民生活富足程度的提升，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曝光，公众对于那些打“环保、健康”概念的食品的热衷程度也与日俱增。在诸如沃尔玛、家乐福、乐购等这样的大卖场里，专门出售“有机蔬菜”的柜台开始蔚然成风，那些被用小包装塑封起来的蔬菜售价常常是普通蔬菜的数倍，但购买者仍趋之若鹜，愿意为之支付差价。
“中欧世贸项目”联合“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COFCC）”共同发布的《中国的有机农业：现状与挑战》报告显示：1999年之前为中国有机生产发展初期，产品几乎尽数都通过有机贸易商出口到日本、欧盟及北美等地；及至 2006年，中国国内有机食品市场的销售额便达到了56亿元人民币，是当时出口值的2倍；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预估已经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且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超过30%的年增长率。
“人们会越来越关注怎么吃得好，怎么吃得健康。”张同贵说。彼时正在中欧商学院进行EMBA学习的张同贵，也把自己的主攻方向锁定在了“都市农庄”上，并将一本厚厚的商业计划书当做了毕业论文。通过对发达国家有机食品市场的研究，张同贵发现，即便在香港、台湾和日本这些邻近市场，有机农产品[16.31 -2.04%]的消耗量占整个农产品的比例一般是8%到10%，而在大陆，就连在上海这个最注重健康意识的城市，也还不到1%。
“仅就蔬菜而言，整个上海市场的1%就意味着10亿的规模，如果可以做到5%呢？”农民出身、毕业于四川农大，同时又在餐饮行业里打拼张同贵，清楚其中蕴含的巨大市场机会。
2005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计划打造5到10个100公顷的蔬菜基地，并面向社会招标。于是，张同贵就把自己的EMBA毕业论文补充后拿去招标，并成功地获得了位于浦东新区大团镇上的一块1750亩土地的经营权。在聘请诸如温铁军这样的农业问题专家担任发展顾问，经过3个多月的策划与构思之后，张同贵为多利农庄确立了“有机种植加都市农业”的战略定位。
农庄上路
对农庄而言，制约规模要的因素便是“没地、没钱”，上游土地资源的集中利用便不可或缺。对于这些，多利一直在投入与摸索。
事实上，看到并试图抓住“有机食品”这个市场机会的人并非少数。根据中欧世贸项目的报告显示，仅在2006年底，国内获得有机食品认证（含转换期）的企业便已超过了2000家。
虽然这一领域玩家众多，但大多数企业种植面积不过百亩，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缺乏较有规模的企业。在青云创投合伙人陈晓平看来，制约规模首当其冲的因素便是“没地、没钱”，而要发展对生产过程和生产环境要求颇为严格的有机农业，上游土地资源的集中利用便不可或缺。
然而，在诸如北上广深这些常受蔬菜供应短缺之扰的一线城市，近郊土地资源本身相对稀缺，而且近郊蔬菜的生产一直被视为“关乎民生、稳定菜价和供应”的大问题，因此便面临着更多的关注和制约。
“和政府政策的协同非常重要”，张同贵说。在他看来，多利农庄的起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上海市政府的“思维开放”。曾经有官员向他感叹，在欧美国家参观考察时，那里的农庄“很有看头”，而上海周边缺少一个“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同时能反映中国农业水准的农庄”。在张同贵当时提交给政府的竞标方案里，提出了“强调高品质，打造强势品牌，培育特色品种”的“三品”经营理念，也与政府对该块土地的定位不谋而合。
有了地，对于有机蔬菜生产而言，只不过意味着拿到了“入门证”，而要实现符合标准的持续产出，则还需要大把大把地“烧钱”。
根据多利农庄总经理郭海的介绍，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规定的最高级别安全食品，“有机食品”目前需按联合国粮农组织CIF的统一标准认证，认证许可有效期为一年，需按年年检。有机食品的生产标准可被概括为“三无两改造”，即无化学农药，无化学肥料，无转基因，同时还要改造水以及改造土壤。也就是说，除了生产过程中的强制标准以外，种植区域的土壤和水域也必须达标。
“要达到相关的标准，一般的土地则需要三到四年‘改良期’，其间没有任何产出，属纯投入期。”郭海说。
仅水系改良一项，为达到有机农业的种植标准，多利农庄便投资了6000多万元来治理河道，解决水质问题，使其达到三级水质即居民饮用水的标准，用来灌溉蔬菜。而且还通过水务治理与外界形成20米宽的水道隔离带，以避免虫病交叉感染。
而除了改良土壤所必须的设备和投入，多利农庄在上海浦东大团镇目前有1750亩菜地，以承包征用形式从农户手中租赁，每亩每年补产费约为2500元。仅土地承包费一项，便需每年支出将近五百万，四年便达两千万。
按照张同贵介绍，多利农庄的前期投入大约在2.2亿。持续的重金投入，也使得多利农庄成为了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诸如国环有机认证、IFOAM国际有机认证、HACCP关键风险点控制认证、GAP优质农业认证的农庄。
“我们拥有的成规模且符合标准的自有有机种植基地，这是短期内很难被其他同行超越的优势”，在张同贵看来，有机蔬菜的市场需求目前已足够大，而要在这个行业立足最重要的便是“供给”。目前，多利农庄的1750亩菜地已全部完成有机改良，其中超过一半的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获得了有机认证，剩下的部分正在认证过程当中，预计2011年能够完成全部认证。2009年是其成规模产出的第一年，首批改良完成的300亩土地实现营收约为3000万，而2010年，全年营收预计超过5000万，并实现盈利。
绕过沃尔玛
多利农庄之所以被投资者相中，重要的是其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从田间到餐桌”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帮其跨过传统的“渠道”门槛。
“有机种植行业有前期投入大、回报慢的特点，这也是之前这一领域不受资本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陈晓平说。2010年11月底，青云创投向多利农庄进行了首期1000万美元的投资。
根据陈晓平的介绍，青云创投自三年前开始关注有机种植行业，也辗转观察过许多企业，但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对象“出手”，而相中多利农庄，除了其既有的规模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从田间到餐桌”的运营模式，在他看来，这种模式能够帮助多利农庄跨过同样制约有机种植企业做大的“渠道”门槛。
事实上，有机蔬菜种植出来后，如何将产品卖到消费者手中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内通常的做法有两种。
最为“省心”的做法，则是蔬菜自田间收获后，交给所谓的蔬菜经纪人，经由一级代理、二级代理、零售商等四五个环节，然后到达消费者的餐桌。
但这种常规模式存在的问题并不少。按照郭海的介绍，首要的问题是，在这种层层传递下，物流环节存在高损耗，这个数字一般在30%~40%；其次，产业链条上的大量利润被渠道商占据了。比方说某种蔬菜，菜农以5角/斤的价格卖给经纪人，那么该蔬菜到终端的价格一般会在5元/斤，这就意味着这条价值链上至少90%的利润被渠道占据了；而且，终端混售的方式，使得消费者很难将多利的产品从一堆堆蔬菜中区隔出来，也不知道购买的有机蔬菜产自哪里，不仅不利于农庄品牌的树立，而且由于市场良莠不齐，这项生意也有可能因之受累。
而另一种惯常的做法，则是和区域内的大型商超，诸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合作，进入超市专柜销售。青云创投负责农业项目的投资经理王轩曾接触过一些与大型商超合作的有机种植企业，发现它们虽然也能赚钱，但规模一直很难做上去。“这些渠道商都相对比较强势”，王轩说，譬如，在商超的专柜上销售需要进场费、返点，销售过程中同样也会产生损耗，而且卖不出去的一般也都会退货处理，销售完成后付款还有账期等。
因此，多利农庄几乎在创业之初，就定下了自己经营渠道的目标。
“首先，中间环节一定要压缩”，按张同贵的介绍，在初期产量较少时，多利农庄自己组织了车队进行“田间到餐桌”的配送，而随着产量的增加，便引入了以冷链配送见长的日本黑猫雅玛多宅急便物流进行合作，配送半径已可覆盖整个上海市范围内。一般而言，多利农庄的蔬菜从采摘到包装到最后配送至会员家中，中间过程不超过24小时。
这样一来，随之而来的便是配送环节的高成本，目前而言占多利农庄蔬菜最终价格的20%左右。不过，在张同贵看来，虽然配送费用变高了，但中间环节的零损耗，以及整体流通环节利润的减少，仍能使多利蔬菜的总体价格比其他渠道的产品更低；而且“和消费者面对面，用户体验也更好，消费者知道吃谁种的菜，知道出了问题找谁，品牌黏度会增强”。
除了“田间到餐桌”的一站式配送，多利农庄也采取了会员预售的模式。其目前的销售渠道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一是大型的团购会员单位，比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上海证交所、国家会计学院大型企事业单位客户；二是以礼品卡或者礼券的方式面向普通市民，通过在高端小区举办互动活动等形式来吸纳新的个体和家庭客户；除此之外，则利用官网的电子商务渠道直接进行销售而其销售总额中，以上三类渠道分别占据了4∶4∶2的比例。
目前，多利农庄拥有超过20个企业会员，约5000个家庭会员。
“我们现在供不应求，下一步得琢磨如何进一步提升供应量”，据张同贵的介绍，多利农庄现在的策略是“分品类跨区域布局”，即不易保存的绿叶类蔬菜生产集中在城市近郊，而耐储存和运输的块茎类蔬菜则分散到全国其他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2010年开始，多利农庄又分别在诸如崇明、云南以及武夷山复制建设了数万亩的有机农业种植基地。
“这样的思路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扩充蔬菜品类，提升我们的总体盈利能力。”张同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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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楼主准备出书了。顶一下。苟富贵，莫相望哦！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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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就是作为《中国崛起的金融战略》第三版的序言而写的。
就是在写书的过程中，我才发现管仲思想的伟大，并不是因为读《管子》。
不过，写文章写书只是给思想做记录而已，富贵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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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0-10-01 08:27:31]
第二版包括第一版中的全部八篇文章，对原文没有做任何修改，只是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六篇文章。
第一版的最后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需要建立经济与股市的良性循环，美国需要打破银行与地产的恶性循环”，显然，中国还没有做到，美国也还没有做到。结果，中国有通胀压力，美国有通缩压力。于是，人民币升值成为焦点：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出口”通缩，中国实际上也需要通过人民币升值“出口”通胀，人民币升值成为可以缓解内外压力的“缓冲带”。
从短期来说，让人民币升值比加息的效果要好，因为加息既加不出蔬菜和猪肉来，也加不出苹果和玉米来，只会强化人民币升值压力。而采取升值不加息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食品和原材料进口价格的升幅，也可能有助于美国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但是，汇率的变化，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的。解决中美两国各自的根本问题，仍然在于“中国需要建立经济与股市的良性循环，美国需要打破银行与地产的恶性循环”。
新增加的六篇文章主要是围绕“中国如何建立经济与股市的良性循环”这一主题而写的，着重讲述了高速铁路、生态农场和指数基金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独特而重大的意义，这些因素对于其他国家可能也有参考价值，但我觉得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至于在第一版中重点关注的货币政策，在新增的文章中则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信贷方面。在金融危机中，最需要关注的是流动性不足；而在货币升值的过程中，最需要关注房地产信贷风险。
经济研究的复杂性在于现实中各种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然对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公式（比如说货币数量公式）可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不能陷入“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俗套之中作茧自缚。任何的数学公式都有其假设条件，而任何企业群体的形成都有其历史轨迹。经济的转型和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理论探讨的目的是为了少走弯路.
一个好消息是中国足够大,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企业发展；一个坏消息是中国太大,很容易产生内部不平衡成为一盘散沙. 中国几千年的兴衰，就在这两端之中摇摆。所以,高速铁路系统的建设和指数基金的普及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意义重大,同舟才会共济. 当然,要让“神舟”里的十三亿人和他们的子孙吃得好住得好,我们有必要把几亿亩荒地改造成生态农场,也有必要预防发达国家在房地产方面所走的弯路.
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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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现在民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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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拜读了文章。有点疑惑，管子的高消费促进生产。
是：1民众的高消费促进经济整体的繁荣2富人阶层的高消费促进整体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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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费拉动内需可能是一个想法，但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因为消费不足而导致生产过剩的情况很少发生，反而是粮食不足的情况经常发生。
我认为，管仲提倡高消费，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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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有钱人干什么呢？
管仲的意思就是让他们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这是他们喜欢干的事，对国家无害，对经济和民众就业有利。
管仲的这些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起到了正面作用的，但是在道学家看来，就成了大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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