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问天下谁是英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去年的时候，我讲了水浒，今年和大家聊聊三国。
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这首歌其实就是《三国演义》开卷第一首词，写的磅礴大气，充满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一部《三国》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对有史以来哪段历史最清楚？三国。那些人物的生平最了解？还是三国。在民间三国的影响何其大哉！
这几年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风行天下，很多人都为之叫好，易教授从文学、历史的角度讲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我才疏学浅，一些有深度的话题就不讲了，这里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角度，结合《三国志》，讲讲几个演义和史书里面不同的几个人物。
千古谁识曹孟德
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陈寿的《三国志》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千百年来，对曹操褒着多矣，贬者亦不在少数。
我认为曹操这个人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些矛盾却成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代人杰。
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曹操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诗可以反映这个人。曹操戎马一生，“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是一个文学家、诗人的情怀，而诗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曹操也不例外。
他的《短歌行》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陌上桑》写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
《观沧海》又写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却东西门行》则说：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这些诗句勾画出一个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曹操，一个感伤时事，又心忧天下的曹操。
在昔日政敌袁绍墓前，曹操痛哭，郭嘉英年早逝，曹操痛苦流涕，赤壁之战前，曹操在江面大寨之中横槊赋诗，感慨不已……
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本看不出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治理生灵涂炭的乱世，他更象一个“清谈家”，但事实上曹操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曹操二十多岁做济南相时其治下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做汉臣留名竹帛，正如他在《让志县明令》中说的：“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汉朝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条破船到处漏水，曹操想安心做汉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直到董卓弄权，曹操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虽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拥护汉朝，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明白，汉朝难救了。荀彧建议曹操拥立汉献帝，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提议其实与曹操当时的目标和全国局势相适应的。曹操虽然对汉朝失望，但他还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利用”，通过“利用”来实现“辅佐”，就成了“双赢”的第一步棋。
二、狂放不羁和遵守汉律的矛盾。
《曹瞒传》记载：曹操年轻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年轻的时候曾调戏美女。在南皮破袁谭后，曹操为人轻俘，常常和别人开玩笑，喝酒也不知道节制，喝醉了经常拍桌子骂人，甚至将头扎到酒菜盘子里。
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当时简直就为士人不耻。但就是这个曹操，又是一个生活十分相当简朴和自律严格的人。
他规定自己府邸不许用昂贵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朴素，绝对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对于法律更是非常的尊重。在早年的征战生涯中，曹操曾经下军令，在收麦期间，如有踩踏百姓麦田的，一律杀头。可是没想到自己的马惊了，踩了麦田，曹操割发代首，以明军令。这在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年代，作为一个统治者这么对待自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三。珍视生命和数次屠杀无辜的矛盾。
《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短歌行》又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天悯人、珍视生命的曹操。
但是，同样是这个人，先后在徐州、官渡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和投降士兵，简直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这与他前面的诗词颇为矛盾，是不是曹操很虚伪？
从先秦以来屠城先例屡见不鲜，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刘项战争时也有屠城记载、汉与匈奴的民族战争更是视屠城为儿戏，所以说屠城其实成了一个“惯例”，一旦遇到顽强抵抗的城市，那么该城城破之日也就是老百姓遭殃之时。同时，屠城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否则历代军队也不会乐此不疲。首先，它可以打击后来抵抗者的信心；其次，可以最大程度的破坏敌军的生产力。
具体到曹操身上，我们会发现，他只是千百年来“屠城”中的一个继承者，。
四。拥汉与废汉的矛盾。
这里说“废汉”可能不太准确，毕竟曹操有生之年没有这个行为，但稍微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曹操已经为自己的后代“废汉”铺好了路，所以说“曹操废汉”也并不为过。
早年曹操对汉朝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但是随着自己实力和地位的提到，他渐渐对汉朝的感情淡泊了。
曹操与西汉霍光有相似之处，更有很大不同之处，曹操稳定后汉的过程要比霍光艰难的多，可以说汉献帝的江山是曹操一手打下来的，从感情上讲，曹操并不亏欠汉献帝。。
身居高位的曹操行起“废汉”之事其实是易如反掌，他之所以不这样做，最主要的是自己的身份和早年的理想，刘备与孙权的压力也是重要原因。
在对汉朝上他功大过少，虽然他曾杀皇后并威逼汉帝。但在“尺寸之地不为汉家所有”的情况下，正如曹操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所以说，曹操“废汉”其实是大势所驱。早年的“拥汉”对曹操和汉朝而言是双赢，早在董卓弄权时汉朝就已经名存实亡，当风雨飘摇的残汉再没有存在意义的时候，后代人取代它也是必然的。
五、爱才与害才的矛盾
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屡次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对人才的渴望。
王沈的《魏书》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曹魏人才的鼎盛与曹操这种“海纳百川”式的用人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正是这样一个爱才惜才的人，却屡次的迫害当时的名士和文人。
如果说杀崔炎，迫害杨彪、逼死荀彧是政治需要，那么他杀边让、杀杨修则或多或少的都有受到社会的影响。
魏晋尚“清谈”，与政治黑暗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深究起来是起源于汉末的大动乱。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政治抱负没有施展空间，稍有不慎就有杀头之祸，所以士族往往选择归隐和不谈国是。
曹操虽然是统治者，但并不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局面，相反，他曾经也是这个风尚的受害者。只是在他当政之后也有了这个“嗜杀”的毛病，让这种不良风气更浓了。
曹操爱才求才是事实，但身居高位的他同时又残酷的杀掉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才，至于政治需要的杀戮他更是毫不犹豫的实行。
六、长于战术短于战略
这一点其实不是单纯的矛盾，只算是对曹操矛盾本身的一个延伸。
曹操在战术上的造诣在整个建安年间无人能出其右，从破兖州黄巾到官渡之战，奔袭乌桓，再到平西凉，曹操在战术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曹操在战略上却有着很多为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官渡之战时他曾想放弃官渡，结果被荀彧制止；在赤壁之战时他否定贾诩的正确建议，结果失去统一良机；平定汉中后没有趁势进兵巴蜀；关羽威镇华夏，他又想要迁都避其锋芒，幸亏刘晔等人提醒他。
在这几次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战略决策上，曹操都犯了错误，只是有两次他采纳谋臣建议才避免一败涂地。
曹操“短于战略”只是相对于他“长于战术”而言，其实他在战略上的建树还是不少的。
曹操放荡不羁豪迈奔放，同时又十分敏感悲天悯人，这两种矛盾前者决定他敢于实施常人难以想象的战术，后者决定他对于事物的变化十分敏感，所以他可以及时的捕捉战机，这就造成他在战术层面上可以游刃有余。但是，也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难以在战略构思上冷静和客观的分析问题，因为这类人前者决定他往往“想起来什么就是什么”，十分随性，后者又决定他十分“善变”，所以在战略这个严肃的问题上体现出缺陷。
也许曹操也对自己这个性格有所认识，所以他对自己的部署很亲近，或许是希望通过“众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吧。
风度翩翩周公瑾
《三国演义》把周瑜描绘成心胸狭窄、妒贤忌能的典型，当他一发现诸葛亮的才智超过自己，便想方设法谋害，必欲除掉孔明而后快，结果他的计谋被诸葛亮一一识破，自己反中了诸葛亮的计策，一而再、再而三，最终被气得吐血身亡，绝命之时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是相当成功的，但从历史的真实性讲，则全属子虚乌有，纯粹是小说家的文艺创造。
历史上的周瑜，当然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也根本不存在“三气周瑜”的任何蛛丝马迹。若从周瑜与诸葛亮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俩在赤壁之战前后的政治地位、历史作用看，真正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周瑜而不是孔明。才华横溢、精明老到的周瑜，其风采实际上远远盖过了初出茅芦的诸葛亮。
周瑜助孙吴创业江东之时孔明尚在隆中隐居。《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县(今安徽舒城)人。他长得高大健壮，容貌俊秀，一表人才。他出生于公元175年，比诸葛亮要年长六岁，他步入政治生涯的时间也比诸葛亮早得多。诸葛亮26岁才出山，周瑜20岁刚出头就踏入戎马行列了。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借故脱离表术归取江东之时，周瑜即由丹杨(今安徽宣城)其叔父处率兵迎策，帮助孙策渡江东下，击败当时的杨州刺史刘繇，为孙策平定江东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周瑜年方21岁。周瑜跟孙策同年，两人从小相识，交情深厚。周瑜前往相助，孙策对此非常高兴，说能得到你的帮助，事业一定能成功了。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被授予建威中郎将的官职。当时孙策本身也只是个将军身份，这个中郎将是孙策私自署置的，其地位次于自己。当时周瑜为24岁。
年纪轻轻的周瑜，一到东吴便被封为中郎将，吴郡的人都称呼他为周郎。此后连续担任了东吴许多重要的官职。江东乔国老的两个女儿国色天香、容貌出众，孙策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成为连襟。
孙策被刺身亡之前，周瑜在汉末军阀割据混战之初即崭露头角，成为帮助孙策奠定江东基业的第一功臣。孙策其时已据有丹阳、吴、会稽、庐江、豫章、庐陵六郡，除攻取吴郡、会稽两郡周瑜没有参加，其他四郡战役主要都是由周瑜领导的。
当周瑜名震江东成为孙氏政权开国元勋之时，诸葛亮还远远没有出道。当周瑜协助孙策开创江东基业之时，诸葛亮还在流寓和躬耕吟读之中。此时的瑜、亮自然无法相比，也不好去比。瑜、亮的真正相比要从公元207年冬诸葛亮出山之后才能谈起。
对于赤壁之战，首先可以这样说，主角的是周瑜，诸葛亮只是参与战事的配角。
208年，曹操南取荆州，曹、刘、孙三方围绕荆州归属展开全面争夺，随后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
当时，曹操取得荆州后由江陵沿江东下，水陆并进，声势浩大。曹操致信孙权，扬言“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意思是劝孙权早早归顺。孙权得书让郡臣传阅，东吴群臣莫不震惊失色，张昭等都主张迎降，独鲁肃悄悄跟孙权说，主张迎降的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该听从，建议孙权迅即召回周瑜。周瑜从鄱阳归还后，严辞驳斥投降派，力主抗曹，并向孙权分析曹军实际兵力和弊端，促使孙权最后作出了联刘抗曹的决定。这就是说，在促成孙、刘联合抗曹方面，鲁肃、诸葛亮、周瑜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促使孙权下决心抗曹起关键作用的是周瑜。也只有周瑜出来鲜明表态，才压得住以张昭为首的投降派。周瑜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他的政治头脑非一般人所比。
在军事行动方面，周瑜既是吴军都督，又是联军统帅，是赤壁之战的指挥者，而诸葛亮只是参与者。孙刘联军所以能取胜，固然有多种原因，功劳不是哪一个人能独享的，但作为主帅的周瑜，无疑是赤壁破曹的第一功臣。要说第二功臣，应是黄盖。因为诈降、火攻是他提出的，并在周瑜指挥下，由他具体实施的。诸葛亮在这次战役中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史无所载。诸葛亮本传只是记述他与吴军一起出发，到刘备处后与东吴方面“并力拒曹公”。《演义》里，孔明在赤壁之战中非常活跃，神计妙算莫出其右，又是用奇谋草船借箭，又是七星坛祭天借东风，连用火攻也有了他的份，好象成了破曹的关键人物，只是所有这些描述仅是文学创造而已。
在《演义》通行之前，文人学士们对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表现评价是很高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盛赞“三国周郎”：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唐宋诗人墨客赞美周瑜，把赤壁破曹主要功劳归之于周瑜，是合情合理合乎史实的。
历史上的周瑜，其本传专门讲到他“性度恢廊，大率为得人”，心胸一点不狭窄，人缘也挺好。老将程普自恃年长，原先常欺侮周瑜，周瑜总不计较，后来程普终于从内心佩服，对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美酒)，不觉自醉。”曹操使蒋干游说周瑜，蒋干见周瑜心坚志高，无法开口，回去也说周瑜“雅量高致”，甘拜下风。作为东吴开国元勋，且周瑜与孙策情同手足，又是连襟，吴老夫人并嘱咐孙权“以兄奉之”，在东吴的声望很高，但他始终以辅吴事业为重，虚怀若谷，不摆架子，带头执行臣节，敬重孙权。他精通音乐，吴人有“曲有误，周郎顾”的赞语，说明他日常作风也是平易近人的。
为什么演义中的周瑜会和历史有这么大的差异？既有文艺创作上人物塑造的需要，更有政治倾向上拥刘的因素。
从文艺创作上讲，贬瑜是为了褒亮，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才能。按照史实，诸葛亮出山前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表露出他的不凡智慧，出山后只是在智激孙权这件事上亮了一下相，充分展示其才能要到刘备去世之后治蜀、南征及北伐之时。而整个《三国演义》的创作脉络是以刘备集团为主线的，诸葛亮又是小说着力塑造的重点人物，诸葛亮出山之后就逢到赤壁之战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如果不突出显露他的才能，就不符合小说的创作意图。而要显示他的才能又史无所据，于是就大加虚构，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创造力，把周瑜作为对立面，作为表现诸葛亮智慧才能的陪衬。因为只有把周瑜压下去，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形象才能树起来。
而南宋之后的三国故事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拥刘反曹贬吴，这在宋、元三国平话中已反映得十分明显，大概南宋时期，江北被异族统治，南宋偏安一隅，和蜀国局势很像。而元朝为蒙古族建立的国家，作为汉帝之后的正统继承人刘备当然更容易被广大汉族百姓接受。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正是拥刘贬曹贬吴的时代。
总之，无论从政治抱负还是从才能看，周瑜是三国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孙权曾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裴引《江表传》)。他评论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见《吕蒙传》)。陈寿认为：“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这些评论都是确切的，只可惜周瑜英年早逝，不然的话，刘备难以在荆州立足，诸葛亮日后可能也不会那样出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