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别名： 冯钟璞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928年7月
职业： 作家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
编辑本段经历与创作
宗璞(pú)[1]的祖籍是河南省南阳唐河县，原名冯钟璞，笔名任小哲、丰非
宗璞
等。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人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曾在中国文联、文艺报等单位工作。1960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
“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红豆》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后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
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 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铁箫人语》，《紫藤萝瀑布》被收入初中课本，其作品大多反映中华知识分子的生活。作品《A.K.C》、《寻月集》、《红豆》、《宗璞散文小说选》、《丁香结》、《南渡记》、《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
宗璞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
宗璞精选集
宗璞在病中苦耕，历时7年，《南渡记》的第二部《东藏记》终于面世，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西征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曾在《收获》上部分发表，计划中尚有《北归记》。这是总书名为《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
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那种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读《东藏记》和《紫藤萝瀑布》这样隽永而精致的小说，真是受益又享受。
宗璞对创作情有独钟，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编辑本段宗璞家人
父亲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国学大师、哲学家。
叔叔
冯景兰：（1898.3.9——1976.9.29）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者。
姑姑
冯沅君：文学史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一级教授。
女儿
冯珏：TOM在线执行董事兼销售与市场推广部行政副总裁。
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弦上的梦》、《三生石》、《宗璞小说散文选》、《野葫芦引》、《东藏记》、《南渡记》、《西征记》、《北归记》、《总鳍鱼的故事》、《蜗居》、《我是谁》、《紫藤萝瀑布》、《泥沼中的头颅》 《花的话》
编辑本段《野葫芦引》——四卷长篇小说
《南渡记》内容提要
《南渡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并可独立成篇。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深刻细腻的表现。作品的结构严谨合度、语优雅蕴藉、情节暗设玄机、人物丰满真切，具有臻于完美的思想和艺术品格。《南渡记》以“七七事变”后明仑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亡国之际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也揭示了一些人懦弱苟且的灵魂。小说富于生活气息，营造出纯净真挚的艺术氛围，令人回味不已。
《东藏记》内容提要
《东藏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并可独立成篇。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描写孟樾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对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在阅读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红楼梦》的语境之中。生活情境和细节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
《东藏记》刚开始写作，宗璞的视网膜脱落，手术后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加之近年来头晕顽疾使她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已经无法阅读和写作。 不能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放大到一号字体再打印出来给她看。难以想象宗璞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历时7年，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
《西征记》内容提要
《西征记》是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三卷，并可独立成篇。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和朋友的大善、对祖国和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了深刻细腻的表现。作品的结构严谨合度、语言优雅蕴藉、情节暗设玄机、人物丰满真切，具有臻于完美的思想和艺术品格。
《西征记》紧接《东藏记》，写的是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在滇西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在硝烟炮火的战争里，青年学子丰富而又纯真的内心世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更见其可敬可贵。宗璞笔下的远征军和滇西之战别有境界，气韵非常。
《北归记》即将创作
完成《西征记》之后，81岁的宗璞两次因头晕住院。“等到身体调整好，她要开始写《野葫芦引》的最后一卷《北归记》。这部小说从抗战胜利写起，直到建国初期。四卷中涉及的主要人物的人生故事，将在这部小说中得到圆满收尾”。
编辑本段《紫藤萝瀑布》
紫藤萝瀑布原文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
“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 。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就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放似的。那里装的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
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淡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种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982年5月6日
词语解释
终极：最后，最终 。
迸溅：向四外溅 。
繁密（fán mì) ：繁多，密集。
伫立（zhù lì）：长时间地站着。
凝望：目不转睛地看，注目远望。
伶仃：孤单，没有依靠 。
稀零：稀稀疏疏，出现得少 。
忍俊不禁：忍不住笑。
仙露琼浆：仙人饮用的美酒，比喻美酒。 形容传说中的美酒。
蜂围蝶阵 ：这里形容蝴蝶蜜蜂成群飞舞。
盘虬卧龙（pán qiú wò lóng）： 同“卧虎藏龙”，比喻非常厉害的人等。但在《紫藤萝瀑布》一文里比喻枝干盘曲嶙峋。盘绕横卧着的虬龙。形容树木枝干盘旋的样子，弯弯曲曲。虬，传说中的一种龙。 回旋的盘绕像卧着的龙。
写作背景
作者深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虽已过去多年，但心灵上的创伤仍无法愈合。作者的弟弟当时处于癌症晚期，命在旦夕，作者面对弟弟的英年不幸，雄才未展深感受悲痛。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作者写了这篇文章，因而心情是异常焦虑不安。
作者家门口曾经也有过1棵树，但是后来上面的紫藤萝都凋谢了。后来又经过文革。作者有个亲弟弟，在文革中为国家付出了很多汗水和心血，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后来弟弟却身患绝症。这时可正是弟弟展示自己才华的年龄，但是却没有机会了。作者一想到这件事就感到伤心，但当她看到那像瀑布一样的紫藤萝时，她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开心向上的心情。
关于“生死谜、手足情”(宗璞)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50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像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像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雨，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像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物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而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30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吗?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啊! 1982年10月28日上午7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惟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哭小弟》，《铁箫人语》，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紫藤萝瀑布》赏析(海岗)
《紫藤萝瀑布》是一幅极为精细的工笔画，就是高明的丹青国手，也未必能够穷尽它所包含的意蕴。在这里，不但那片紫藤萝的大致轮廓你可以从画中加以把握，而且那花的色泽，那花的神采，那花的气味，你也尽可以从画中领略到。也许，在大自然中，当你面对这样一片紫藤萝，你也未必能够如此真切地认识它、感觉它。读着宗璞的这篇文章，仿佛在你眼前，就展现出一条紫色的瀑布，绚丽的色彩曳动你的目光，郁郁的幽香缭绕在你鼻前……这样一幅卓绝的“图画”，除了得力于作者卓越的笔力，亦与作者认真、细致的观察是分不开的。 《紫藤萝瀑布》又是一首深沉的歌。当作者把一幅精致的“工笔画”呈现给读者的时候，也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暖的色调，是一种明快的情绪与生活的欢欣。但是，当随着作者的思绪，回首那不堪的十年动乱，把眼前的美好与过去的黑暗联系到一起，你就会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正如作者所言，那是一种压在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对往昔被毁坏的幸福生活的追忆。可以说，当作者细致地观察这素朴的紫藤萝时，当作者一笔一笔勾画着这紫藤萝的神态时，在她心中一定翻涌回荡着一曲深沉的歌。因为，只有经历过黑暗的人，才会在璀璨的生活面前目眩神摇，只有遭受过苦痛的人，才会如此珍视这生活的浪花。因此，尽管在这幅精致的图画之中，作者没有大力张扬、肆意宣泄感情的心曲，但是，当人们观察着《紫藤萝瀑布》的
一个细部时，必然会体味到作者倾注其间的一种深沉而欢乐的旋律自天而降，弥漫于《紫藤萝瀑布》的整个框架之中。 从直观上说，《紫藤萝瀑布》形象鲜明，如在目前，而不肤浅；从情境上说，《紫藤萝瀑布》文意含蓄，意境深远，不尽于句中。但是，当你阅读过《紫藤萝瀑布》，会感到，在它的字句之外，包含着更深刻、更令人神往的意蕴，而对《紫藤萝瀑布》反复阅读，不可能不对下述见解有会于心：美好的事物(紫藤萝瀑布就是一种象征)是遏止不了，也戮杀不灭的，生活的河流必将冲决各种障碍，日复日、年复年地涓涓流动……“在这闪光的河流上航行”的人们，“加快了脚步”吧，前边就是更加美好的彼岸…… 由此，《紫藤萝瀑布》达到了“韵外之致”的极高的意境。 (选自《中国现代散文鉴赏文库》，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紫藤萝瀑布》赏析(张梅)
同样的花草面对不同的人，可能会唤起不同的审美感受。女作家宗璞更多注意的，常常是丁香、二月兰、玉簪、木槿、紫藤萝这样的花，它们虽平凡而柔弱，却有着生命的尊严与蓬勃。她往往会从这些小小的生命中发掘出许多美好的品性，并藉此表达对于美好人性的追求。《紫藤萝瀑布》这篇散文便传达了这样的一种追求。 这篇散文写的是作者重见紫藤萝盛开，而引发的对生命的感慨。文章从紫藤萝引人驻足、炫人眼目的美丽写起。盛开的藤萝花像辉煌的淡紫色的瀑布，色调的错落有致，阳光下的跳跃闪烁，使它仿佛有了生命，给人一种“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的感觉。 藤萝不与群芳争胜，它们静静开在春花已谢的时节，踏春的人无意流连，蜂蝶亦不来眷顾。然而，它们仍然盛开着，尽情绽放着它们自己的生命。虽然是静静的，但那挨挨挤挤的繁盛让人觉得它们在骄傲坦荡地为自己美丽的存在而欢腾笑闹。 在描述了藤萝带给自己的强烈的瀑布般的整体印象后，作者的笔触沿自己的视线所及，从细处落墨，描写了组成那神奇瀑布的每一朵小花。原来那迸溅着的浅色水花，是已经盛开了的；那流动的、仿佛沉淀了的紫色瀑水，便是那正含苞待放的。而每一朵盛开的花又像是在那紫色河流上轻泛的一叶扁舟，这张满了帆的小舟有着鼓鼓的舱，“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这些小生命盛着怎样的仙露琼浆，才会有这神话样的美丽啊!作者几乎感到有点疑惑了，忍不住想摘一朵来看看。 但是作者没有摘花的习惯。在这一犹疑的驻足中，她陷入了凝思。这美丽的紫色瀑布不再只是眼前的景致，它也缓缓流过作者的心，使她一点一点从连日来对小弟的病痛的焦虑、悲痛中平静下来。这架盛开的藤萝几乎有一种魔力，不惟光彩，它的芳香似乎也是浅紫色的，将作者笼罩在宁静与喜悦中。她忽然记起从前的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的紫藤萝。在那个年代，由于“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连这稀零的藤萝后来也没有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终于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 文章至此点明了主题：“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原来那使紫藤萝花如此美丽与繁盛的仙露琼浆，就是“生命的酒酿”啊!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人亦如花，时代的洪流总会冲走种种令人不快的过往。只要你也加快脚步，张起生命的风帆，在这闪光的时代中航行，你也会再次盛开，你也会是组成那灿烂瀑布的一朵浪花，不是吗? 宗璞的写景散文，一向重在对客观景物作精细、真切的描摹。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爱心体贴物情，品味景物的最积极的内在精神，比如这藤萝花的充盈蓬勃的生命力，与既灿烂奔放又耐得寂寞的纯朴本性。同时，她避免作主观的渲染抒发，避免直接的说教，而是以客观、精微、从容的笔调来叙写自己所体味到的，力图使读者能够自己去领略这景物的精神与意义。这与宗璞本人醇厚自然的天性，重视内敛的个人修养，与直面人生的勇气是分不开的。 比如在这篇《紫藤萝瀑布》中，假使作者真的摘了一朵花来仔细欣赏，那么她的注意力就会一直在这花的美丽上了；惟其惜花驻足，作者与如水的繁花才有了内在的沟通，它抚慰了作者的郁痛，作者才能在宁静与喜悦中，把对这美丽的感触升华为对生命的感触。而假使作者直接盛赞这花的生命力，读者也不过是感叹藤萝之热烈美盛；惟其回想与展望交织，内在精神与外在情态并举，读者才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今日的丰茂曾经经过怎样长久而执著的期待，在倍加珍惜的同时，更会鼓舞起你拥抱生活的热情。 本文有着宗璞写景散文的一贯风格：积极又含蓄的主题追求，婉曲有致的感情流露，精美的景物描写，简洁精练的文字表达。由于文章的写作是在创乱初定，热情复炽的年代，这篇优美的散文便有着更普遍的时代意义，在当代散文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编辑本段报 秋
似乎刚过完春节，什么都还来不及干呢，已是长夏天气，让人懒洋洋的像只猫。一家人夏衣尚未打点好，猛然却见玉簪花那雪白的圆鼓鼓的棒槌，从拥挤着的宽大的绿叶中探出头来。我先是一惊，随即怅然。这花一开，没几天便是立秋。以后便是处暑便是白露便是秋分便是寒露，过了霜降，便立冬了。真真的怎么得了！ 这花的生命力极强，随便种种，总会活的。不挑地方，不拣土壤，而且特别喜欢背阴处，把阳光让给别人，很是谦让。据说花瓣可以入药。还有人来讨那叶子，要捣烂了治脚气。我说它是生活上向下比，工作上向上比，算得一种簪花精神罢。 我喜欢花，却没有侍弄花的闲情。因有自知之明，不改邀名花居留，只有时要点草花种种。有一种太阳花又名死不了，开时五色缤纷，杂在草间很好看。种了几次，都不成功。“连死不了都种死了。”我们常这样自嘲。 玉簪花却不同，从不要人照料，只管自己蓬勃生长。住后院月洞门小径的两旁，随便移栽了几个嫩芽，次年便是绿叶白花，点缀着夏末秋初的景致。我的房门外有一小块地，原有两行花，现已形成一片，绿油油的，完全遮住了地面。在晨光熹微或暮色朦胧中，一柄柄白花擎起，隐约如绿波上的白帆，不知驶向何方。有些植物的繁茂枝叶中，会藏着一些小活物，吓人一跳。玉簪花下却总是干净的。可能因气味的原故，不容虫豸近身。 花开有十几朵，满院便飘着芳香。不是丁香的幽香，不是桂花的甜香，也不是荷花的那种清香。它的香比较强，似乎有点醒脑的作用。采几朵放在养石子的水盆中，房间里便也飘散着香气，让人减少几分懒洋洋，让人心里警惕着：秋来了。 秋是收获的季节，我却是两手空空。一年、两年过去了，总是在不安和焦虑中。怪谁呢，很难回答。 久居异乡的兄长，业余喜好诗词。前天寄来南宋词人朱敦儒的西江月：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消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我把“领取而今现在”一句反复吟哦，觉得这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其实不必深杯酒满，不必小圃花开，只在心中领取，便得逍遥。 领取自己那一份，也有品味把玩、获得的意思。那么，领取秋，领取冬，领取四季，领取生活罢。
编辑本段人物故事
“父亲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和谐’，他曾说：‘一个人，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达到恰当的限度，他的内部就达到和谐，在精神上很健康。一个社会也同样，其中各式各样的人的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现到恰当的限度，这个社会的内部就达到和谐，安定而有秩序。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
9月20日，在南阳理工学院举办的冯友兰哲学思想高层论坛，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的发言引来阵阵掌声。她，就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次女、著名作家宗璞。
冯友兰晚年的得力助手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小说《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已届81岁的她如今仍在坚持长篇创作。
[2] 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是从南阳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代国学大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中国哲学界旗帜性人物。自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至1990年去世，从事哲学活动长达75年。冯友兰一生曲折、动荡，充满传奇色彩，被称作20世纪中国名声、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很多学者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是“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而“自成一家”的，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历史上经过几次文化融合，第一次是汉代董仲舒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第二次是宋代程颐、程灏和朱熹等对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和印度佛教的大融合，第三次就是冯友兰等学者们所做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冯友兰晚年一直是和宗璞一家生活在一起。冯友兰曾说自己早年赖慈母，中年仗贤妻，晚年靠孝女。80岁以后，冯友兰逐渐失明，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也越来越差，但对学术研究乐此不疲。花了15年时间，双目失明的冯友兰以95岁的高龄完成了150万字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奇迹。这奇迹有宗璞很大的功劳。
作为数十年都生活在冯友兰身边的女儿，宗璞是“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从1977年母亲去世到1990年冯友兰去世，宗璞尽心尽力，支持父亲完成了巨著。
在协助父亲的过程中，宗璞对父亲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有学者称“冯友兰‘和’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对世界未来哲学的最大贡献，是冯友兰最后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哲学遗产”，宗璞对此深表赞同。她同样认为，“和”的哲学是父亲冯友兰的一贯思想。早在1924年撰写的《人生哲学》一文中，冯友兰就指出“‘和’之目的，就是要叫可能的最多数之欲，皆得满足”，冯友兰及其哲学的最大理想是追求“大和”。到了晚年，冯友兰更加突出了这种“和”的哲学，把“和”归结为中国哲学最优秀的传统和中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核心，“和”是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哲学的最大贡献，也是建立世界永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最宝贵的哲学。
宗璞就目前的冯学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均发展才是健康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父亲冯友兰一生孜孜不倦，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而不懈地追求、奋争、思考、创作，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永恒的怀念。父亲的哲学精神、思想视野以及学术方法、学术意识等，值得当今中国学术界深入研究并认真汲取。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冯先生的书，相信会有所收获，特别是《新世训》，读后会让人心胸开阔、心神宁静。
难忘故乡之行
冯友兰自离开故乡唐河后只回过一次，就是1945年母亲去世。当时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冯友兰和弟弟冯景兰辗转一个多月回到故乡为母亲奔丧。此后，冯友兰虽没有回过家乡，但心牵故乡。每有家乡人到北京看望，他都关切地问家乡的方方面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给镇第一初级中学捐资上万元，盖一栋以母亲吴太夫人的名字命名的“清芝楼”教学楼。
宗璞虽生于北京，但对故乡一直有深深的感情，多次表示希望能走上故土，一睹家乡的风采。直到1992年，64岁的宗璞才来到唐河县祁仪镇冯友兰的故居，圆了思乡之情。首回家乡，宗璞对家乡充满了新奇和好感，对家乡的落后也深有感受。捐资、赠书，宗璞也一直为家乡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南阳市及唐河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在国内外都越来越受到关注，家乡也掀起了一个怀念冯友兰、学习冯友兰、研究冯友兰的热潮。南阳理工学院成立了冯友兰研究会，同时还是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委员会南阳分会。南阳师范学院成立了冯友兰研究所。经常性地开展冯学的研究、宣传、普及和学术交流活动，并决定在今年举行“2007年冯友兰哲学思想高层论坛”。
宗璞自然成为重点邀请的对象，也得以有机会第二次回故乡。今年8月份，南阳理工学院副院长兼冯友兰研究会会长刘振山专程到北京，期望宗璞回家乡看看。宗璞欣然同意，并说家乡的文化滋养了父亲，自己十分想念家乡，想念冯家故宅的腊梅和银杏，也一直企盼着家乡发生新的变化。
参加了各种公务活动后，9月22日，宗璞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冯家大院。“欢迎您回来看看，乡亲们永远想念您”的条幅格外醒目，让宗璞分外感到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冯家大院是宗璞的曾祖父所选地址，院前是水流潺潺的清水河，远眺是群山连绵，是古人所崇尚的风水宝地。经过数十年的变迁，如今冯家大院是祁仪镇政府办公所在地。冯家的老房子虽然不在了，但宗璞曾祖父冯玉文亲手所植的一棵已有160余年树龄的银杏树和父亲冯友兰年少时所植的一株腊梅仍绿意葱茏，长势喜人，而且树前新建有保护设施和立有石碑，碑上详细记载着树的由来。宗璞对此激动不已。
宗璞在故居前的河边驻足。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她惊讶地拉住身边的堂弟冯钟俊问：“这水啥时变清了？”原来，宗璞首次回乡时看到这条河变成了一条污水沟，曾非常感慨。尽管这次她已看不清楚，可空气的味道还是让她感到了变化。堂弟告诉她：“去年开始变清的，和建冯家大院时一样清，‘清水河’成了名副其实的清水河。”宗璞大声笑了，分别在河边和树前照相留念。
南阳文化底蕴深厚，古迹众多。因冯友兰的父亲曾担任过湖北崇阳县县令，冯友兰对衙门接触较多，在书中多次描述衙门和衙门文化，宗璞更想亲身感受中国的衙门文化。9月25日，她到我国唯一保存完整、规制完备的知府衙门——南阳府衙参观。南阳府衙始建于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历经元、明、清共199任知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宗璞对这个秦始皇设置郡县制以来留下的完整郡级实物标本兴致很高，对府衙中的楹联尤感兴趣。她说：“南阳正是因其厚重、博大的历史文化而充满灵气和魅力。”
这次故乡之行，宗璞感受到了家乡人懂文化、懂哲学，爱文化、爱哲学，发展文化运用哲学的浓浓氛围。她说，家乡的耳闻目睹使我坚信：家乡的明天更美好。回北京后，宗璞又接连三次致电刘振山说：“故乡之行令我难忘，南阳所见所闻令我兴奋。我父亲一生追求的和谐社会正在构建。他老人家九泉有知当欣慰。”
冯氏家族声名显赫
在唐河，有这样一个传说：曾有先人预测说，唐河应该建4座塔，预示将有4个杰出人物出现，在中国产生非凡的影响。遗憾的是，唐河只建了泗洲塔和文峰塔2座塔，所以只能出现2个杰出人物。据说，这两个杰出人物就是冯友兰和徐旭生。前者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后者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在中国的文化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次回家乡，宗璞也特意到始建于北宋的泗洲塔以及文峰塔参观。
对这一传说，冯友兰和宗璞都曾当做笑话来讲。其实，他们都清楚，冯友兰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靠的是吃苦耐劳的努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冯友兰1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和弟妹含辛茹苦地支撑住家庭。少年的冯友兰深知生活的艰难，勤奋好学，得以公费留学美国，回国后任教清华大学，30多岁就成为知名的哲学家，独创自己的哲学体系。文化大革命期间，虽历经波折，但对生活、对祖国始终充满信心。改革开放后，虽身体每况愈下，但仍醉心学术，笔耕不止。
冯友兰的精神、品德和成就，既是冯氏家族的最高成就，也是家族的写照。据不完全统计，自冯友兰起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
弟弟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者。妹妹冯沅君是文学史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一级教授。不仅“三冯”享誉学术界，冯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同辈堂兄妹中，培兰、瀛兰、丰兰、让兰、静兰等也都学有所成；下一代中，冯钟芸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冯钟璞（宗璞）是著名作家，钟辽、钟越、钟鲁、钟豫、钟燕、钟广、钟睿等，也都是有成就的专家、教授。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是冯友兰的堂妹夫，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则是冯景兰的女婿。
毫不夸张地说，从山乡祁仪走出来的这个家族，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构筑了中国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勤奋是成才的决定因素
一个偏僻的山乡，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辉煌粲然的世家大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与冯家世代重视教育密不可分的。作为家庭男丁，冯友兰、冯景兰兄弟自小受到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冯友兰1915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时，正赶上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当时的精英人物汇集北大，开阔了冯友兰的眼界，为他日后的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之下，妹妹冯沅君从小缠了小脚，并且在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把她许婚给唐河一户人家。１９１６年夏天，冯友兰回到唐河老家过暑假，兴之所至，就按“黄调”念诗念文章。旁边的小妹冯沅君听得羡慕无比，缠着哥哥要学。冯友兰就选了些诗文，给小妹讲、念。沅君兴趣盎然，一个暑假的时间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还能写， 写出的小品文清新优美，深得六朝小赋神韵。第二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冯友兰等人都主张让沅君去应考，沅君本人更是坚决。在当时的唐河，一个女孩子进京上学，是耸人听闻的大事。平生最喜儿女读书的母亲不顾别人的议论，同意了女儿的要求。于是，沅君跟友兰、景兰一起，离开家乡到北京报考，一考即中。如此，“五四”时期多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中国后来多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女教授。
对于成才，冯友兰自己曾多次说，一个人成功的条件，主要是天赋、勤奋和机遇，其中勤奋是决定因素。
宗璞在回忆父亲时曾说，父亲给我的人格和文学影响都很大，他不是很勤奋的那一类，但有恒心，有韧劲。他引以自豪的是从来不开夜车，不熬夜。他待人很宽容，讲忠恕之道，常常替别人着想。他让我“莫将《新编》代《双城》”，意思是不要因为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耽误了我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宗璞和父亲冯友兰在一起
宗璞在谈到自己的成就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父亲的执著精神给我印象最深，以８５岁高龄开始写作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我现在也要用父亲的这种执著精神把我的小说写完。1985年到2000年，同样在燕南园三松堂冯友兰书房，同样在双目基本失明的情况下，同样用口授的方式，宗璞完成了100万字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二卷。其中第二卷《东藏记》获茅盾文学奖。王蒙认为，能够把童话写成散文诗而不去靠拢民间故事的作家，除了安徒生外，只有宗璞。总之，宗璞的小说、散文、诗歌无不体现出一种“兰气息，玉精神”。
宗璞患有白内障。2000年，由于视网膜脱落，做了三次手术。最终，宗璞告别了阅读。她曾这样描述自己失明后的情景：“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
宗璞最得意的是父亲为她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这副对联写于20世纪80年代。冯友兰在落款里说：是为“苦女”而写的。但宗璞一直以此为乐。
编辑本段宗璞的人生之路和校园情结
宗璞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翻开作家的履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与其作品中那股淡雅韵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书香之气。宗璞的经历，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她不像师陀、田涛等老一辈作家，是从中国的底层社会一步步艰难地爬到了知识的殿堂；她也不像巴金、谢婉莹，从旧的地主家庭中游离出来，流入城市，形成瞿秋白所说的一代“薄海民(bohemian)；她更不像新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在自己的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就离开书本，离开家人，在贫穷、愚昧与困惑中探索人生的价值。甚至生长于“文革”之后的一代年轻人，也很少有像她这样得天独厚的学养根基。她是一株冰清玉洁的兰花，有幸在远离贫困与肮脏的净土中发芽，成长，就象夏洛蒂所言，拥有一个“没有污点的，饮之不尽，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泉”般的纯净记忆。她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限于高等学府和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由于自小在和谐淳厚文雅的学术气氛中得到熏陶，因而奠定了一生的做人与做文准则。她确实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童年时代。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宗璞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大家之气，冲和之态，甚至一种率真洁白的“学生腔”的原因所在吧。
宗璞童年所生活的大学校园中，教授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绝无今日“脑体倒挂”之虞。生活的舒裕与地位的高贵，使得钻研学业的教授们能比较专心于书本的研究(当然抗战开始后又有了不同)，他们的子弟也能
大家宗璞
在一个相对单纯、明净的天地中获得比同龄孩子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文化滋养。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得他们过分地单纯，书卷气过于浓厚，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则免不了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与挫折。我手头正好有一本1990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不妨拿来，随便撷取几段，为宗璞笔下的清远世界作一个更详尽的注脚。宗璞的同辈人，著名文史专家虞振镛的女儿，西南联大1943年学生虞佩曹在《水木清华——童年的回忆》中曾饱含深情地描写了清华校园在自己童年眼中的平静与清雅，以及清华人文景观的优越与独特。她说“那时清华只有附小(即冯友兰提到的宗璞就读的成志小学)及附设的幼稚园。马约翰是我们的校长。……后来由蔡顺理夫人教，她本人也是留美学生。”在这样条件下成长的孩子，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而当时孩子们生活的环境又是怎样的呢?“水木清华的工字厅……里面典雅、阴凉，有一股楠木香味，单身教授吴宓、叶企孙先生曾在里面有过住所。”“我们住的南院是一个四周由房屋围绕着的大院……西式住宅一号是赵元任先生家……”。这种耳濡目染的文化气韵，在一点一滴中已深深地渗入了孩子们的灵魂之中。宗璞《南渡记》中所写的方壶小院，不就是这种充满清远文化气息的精英荟萃之地吗?法国现代派女作家纳塔丽·萨马特说：“文学所描写的，永远只能是某种看不见的，每个作家所向往的——他独自一人感觉的现实。”作品中的生活、人物可以虚构，然而意境却总是忠诚地反映出一个具有敏感禀赋的作者童年时对周围景物的特殊感觉以及这种感受对其终生造成的影响。宗璞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意境之美，正如同一缕轻烟，又好似一丝馨香，着意体会时捉摸不出，只有亲身体会过这种生活的人，才能从那似乎非常平淡的描写中领略到作家实际极其浓厚的感情，那种对童年精神生活的无限追忆与留恋。这种非过来人不能写出亦不能读出的爱，正是宗璞“校园情结”的真谛所在。
(《这方园地中的冯家山水》--《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编辑本段八十宗璞无法阅读后学会倾听
[3]从1990年起，宗璞就患上白内障。虽然几经手术，但情况一直不好，“视网膜多次脱落，因做了修复手术才勉强维持到现在，但总是提心吊胆，就害怕感冒咳嗽。手也不能写字了，只能口述请秘书代劳。”
最终，她无奈地告别了阅读。“对于从小躲在被子里看小说的我来说，不能阅读真是残酷的事。”宗璞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孤零零地悬在空中，少了许多联系，变得迟钝了，干瘪了，奇怪的是我没有一点烦躁。既然我在健康上是这样贫穷，就只能安心地过一种清贫的生活。我的箪食瓢饮就是报刊上的大字标题，或书籍封面上的名字。” 告别了阅读，是什么让她敢于面对黑暗并远离了那些来自内心的恐惧呢？对此宗璞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 做了手术，出院回家的那天，宗璞在屋中走来走去，想倾听原来的父亲卧房里发出的咳声，但是只有寂静。“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父亲曾坐了33年。无论是否成为盲人，我也都会这样坐下去。”
编辑本段宗璞的书房
永远的大家闺秀。凡是见过著名女作家宗璞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无论初识还是熟知。
[4]4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院三松堂。如想象中，房间高阔，虽无奢华，却更古雅。
77岁的女作家一头华发益显慈心睿智，一身便装不掩满腹诗书。记者随女作家走木地板，穿细走廊，墙边书橱中装满各类书籍。书房不大，北面书柜中，多是女作家自己写的书；西面放电脑桌；南窗微微开着，可见窗外的丁香已绿，写字台上的传真机，不时响起；东面墙上挂着先父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为爱女录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
宗璞老师落坐在电脑桌旁平时写作的转椅上。“虽然现在身体不好，但我很努力。”女作家平静地说。原来老人几次手术后视力下降，每天上午写作都是口述，要靠别人帮忙打字，现在帮忙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四年级女生。
记者得知，宗璞老师正在抓紧《野葫芦引》4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三部《西征记》的写作，前两部《南渡记》《东藏记》已分别于1988年、2001年出版。《野葫芦引》是写抗日战争期间北校南迁全过程中前辈学人的风貌，尤其是写在民族危亡的大关节上知识分子的操守。“我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地留下来。”女作家平静的语调透出一种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