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太宰治：“斜阳”中窥看“人间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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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
余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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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想死”，太宰治在他28岁那年出的第一部小说集《晚年》开篇中写下的这第一句话，是一种怀想，更像一个预言。这位一生以毁灭生命为志业的日本作家，从20岁起四度自杀未遂，终于在40岁之前留下遗作《再见》后与情人投入玉川上水河，结束了灿烂凄美的一生。如同他对死亡的追随和践履，太宰治毕生的写作都是以自身为蓝本，让自传体式的回忆贯串其中。就是这样一位作家，生前毁誉参半，死去六十年后却被不断追忆，他的代表作《人间失格》每年在日本都卖出10万余部，在名作中销量位居前列，甚至连他的忌日都成为读者争相祭拜的节日。
过去的一年，太宰治诞辰一百周年。日本各地关于他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他的作品《斜阳》等相继重新编印；有CD出版商隆重推出太宰治全15卷本的作品朗诵；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樱之桃与蒲公英》等先后上映，第二次被拍成电影的《人间失格》更是反响热烈……
太宰治的作品为国内读者认知，大约是1981年小说《斜阳》被引进，尽管它似乎被淹没在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川端康成的翻译热浪里，以至于很长时期再也没有中译本出现，但却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一股虽不张扬却持续涌动的“暗流”。显然，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不同，太宰治以更加个体和隐秘的方式闯入读者心中某一片或许是被刻意掩饰的角隅。这不禁令人惊讶，究竟是怎样的魅力，令这位“无赖派”代表作家的精魂时至今日仍一直徘徊，不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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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一语道出了个中缘由。他说，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他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他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道理似乎也并不复杂，因为，谁也不会怀疑，真实是打动人最有力的道路。人们从他的道路上看到了恐惧和死亡，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可能有的其他路径。
本名津岛修治的太宰治，1909年生于日本清森县北津轻郡的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曾为贵族议员，并在本乡兼营银行，为防农民暴动家筑高墙，这让少时的太宰治有种内疚和不安感，加之日本战前的家长制和长子继承制，家中排行第六的他，幼年时举手投足都要看父兄的脸色，这不能不让他自觉是个多余人，并对自己的富户身份本能地感到厌恶。进入大学后，他投身左翼运动，后来因“转向”而背上了背叛同志友好的恶名，在政治上屡受打击，加上生活的放任自流，他无法抵受人间的种种压力，唯有求死寻找生命的出口，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虚无和死亡的气息肆意弥漫。
被称为日本版“樱桃园”的《斜阳》（1947），描写了一个贵族家庭没落的悲剧———忍耐着生活艰辛但仍维持贵族风貌的母亲在困苦中死去，参加战争后却找不到生存之路的弟弟选择自杀。与之相反，作品中的姐姐却向残酷的丑恶现实进行挑战，跟弟弟的朋友———一个颓废的作家发生婚外恋。几个主要登场人物分别被赋予了太宰治理想与现实的分身，从中不难看出他因各种矛盾而动摇、彷徨、苦恼的内心世界。而写于同年的《维庸之妻》，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心灵困境。弗朗索瓦·维庸是法国中世纪的抒情诗人，一生经历了逃亡、入狱、流浪，诗歌中充满了自嘲、悔恨和祈愿。这又何尝不是太宰治的自况。
如果说这两部作品，更多是太宰治心灵激荡的投影，时隔一年写完的遗作《人间失格》，则蕴藏了他一生的遭遇与映射。太宰治于1929年第一次尝试服食安眠药自杀，据说是受芥川龙之介自杀的影响，但因吞服药物的分量太少而活了下来；之后一年，因为学业荒废被耻笑，他和在酒吧认识的女招待同居三天后就跑到海边，双双殉情。然而太宰治被救活，女方却不治而亡。他虽然没有死，却因为教唆少女自杀而被起诉，良心上受到深深谴责，后又因其家族背景免于受到法律制裁。与此相仿，和他本人一样，《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大庭叶藏也自认天生是个“边缘人”，后来因为与女优相携自杀时，女方身亡而他获救，所以被以教唆杀人的罪名短暂入狱；结婚后，纯洁的妻子却因为信任而遭到玷污让他彻底崩溃；最后大庭叶藏完全凭感情行事，一步步由病弱无力走向堕落，直到完全不理解他人，同时恐惧弃绝世界，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
几乎没有例外，太宰治的作品，即使是改编自各国神话或民间传说的《跑吧，美乐斯》、《竹青》等，都是对自我生活的写照，主题也颇多重合，大多一个落魄主人公的毁灭之路。因此，太宰文学又被誉为“弱者的文学”，他似乎是把懦弱作为一种出发点，甚至是一种武器，以退为进地向所谓的“强者”、向伪善的人生和社会公开宣战。然而，他们终因无力反抗而厌倦自我，只得以颓废堕落的“无赖”精神来抵制正统的价值观，但理性思维与非理性行为总是在不断脱节、拉锯，最终生命在自我沉沦与放逐中跌入毁灭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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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太宰治的作品，三岛由纪夫曾批评其“气弱”，人也很讨厌。但他后来却在文章中分析说，讨厌看太宰治的作品，恐怕是因为他暴露了自己所不愿意暴露的心情所致。其实，即使三岛不说，当时也有人注意他们风格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三岛窥见太宰治的不安，或许就如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我。
恰如三岛的感知，太宰治描写了现代社会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自闭者、叛逆者、边缘人或多余人的悲剧，实际上直面的却是人类、特别是现代人共同面对的普遍课题。他不惜用生命作为赌注，将自己置于实验台上以曝露现代人的耻部，追溯着人类最隐秘的真实性和最本源的生存方式。这种“追求”与其说是一种病态，毋宁说是心灵创造过程的必需之物，藉此，我们得以反省自身、重新认识自己生命的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指出，我们总能从太宰治的作品里找到一个主人公，一个保持了纯粹性却长不大的“永远的少年”。即便我们从封闭的自我走向了广阔的社会，而不能不向他挥手作别，这个“少年”的形象也总是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唤起一种深深的战栗，让我们管窥到人性的渊薮。这是因为———就像导演李安所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一样，我们每个人心中也必定潜藏着一个“永远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