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博士
1982年7月6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留校任教后，全心全意投入基础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曾带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连续五届夺得总分第一。患病12年坚持在教学一线耕耘，2002年去世。他的事迹曾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校园里的焦裕禄”，“知识界的一面镜子”。
张筑生 了不起的教授(孙献韬 杨连成)
张筑生1940年出生于贵阳市，1983年成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博士。北大百年校庆时，他的编号为001的博士证书被当作珍贵文物展出。
据当年的研究生同学、现任北大数学学院教授赵春来回忆，张筑生本应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博士：“1982年他就在硕士毕业论文里，把著名数学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给干掉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张筑生博士学位，只是由于校长张龙翔过于谨慎，‘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的荣誉才被其他学校的人获得。第二年，张龙翔急了，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场面极其壮观。”
采访张筑生生前的同事、学生，大家都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位面容清瘦、衣着简朴、左手残疾的教授。文兰院士是张筑生的同门师弟，他提醒记者不要刻意提张筑生有什么残疾，其实他的学问、口才、活力，让人根本想象不到他身体上的缺陷。因为罹患鼻咽癌，他整整化疗12年。文兰说：“在78 级53名研究生中，张筑生是学问家。他是我们微分动力系统讨论班上的主讲，一讲就是三个小时，都是学科前沿的东西，黑板写满了擦，擦了又写满，总是一肩膀粉笔末子。他有很好的文学造诣，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奥的数学内涵。后来他写出了《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成为该学科国内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还用这本教材给研究生上课。我们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对该书的评价是：‘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轻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廖先生从不表扬谁，唯独对他例外，说‘张筑生的知识面广博得惊人’。”
留美归来，他接受了编写教材的硬任务。明知这不算成果，他照样呕心沥血
张筑生并非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目前北大数学学院共有62名教授，其中有5名院士、45名博导，张筑生至死都没评上博导。他一生只写了三本书：《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微分拓扑讲义》(《微分拓扑新讲》(《微分拓扑讲义》的修订版))。
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向记者提到张筑生编写的教材《数学分析新讲》。“数学分析”是数学系的基础课，相当于其他系的“高等数学”。1986年初，张筑生刚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归来，领导就给他一个教材改革的硬任务：编写《数学分析新讲》。有朋友劝他：“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编写教材则不算科研成果。”张筑生没有犹豫，放下手头的学术课题，马上进入角色。此后的五年间，张筑生白天教学，晚上根据教学讲义整理书稿。圆珠笔芯写干了一大把，《数学分析新讲》一、二、三册相继面世。
陈天权曾是北大数学系“十大才子”之首，现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十多年来他一直把张筑生的《数学分析新讲》作为首选教材。记者请65岁的陈天权评价一下这套教材，陈先生显得非常谨慎：“数学分析的书多如牛毛，我没有全部见到，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与我所见到的书比较，张筑生的这套《数学分析新讲》，是有特色的。我跟张筑生不是很熟悉，但知道他为了编这套教材花了大量心血。数学分析是数学系最基础的课，讲好了不容易，但讲得再好也不算学术成果。张筑生能这么投入地搞一本基础教材，是非常难得的。”
张筑生本人对这套教材也是钟爱有加，他在书的后记里写道：“从编写教学改革实验讲义到整理成书，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却硬着头皮做了……《红楼梦》里有两句诗：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夫人刘玲玲回忆，就在这套《数学分析新讲》面世不久，张筑生被查出了鼻咽癌，从此开始了12年漫长的放疗过程，直到去世。
张筑生去世时，正有一个“北大教授抄袭案”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外系的学生听说《数学分析新讲》的作者去世了，就在北大校园网上作文悼念：“幸亏北大还有张筑生这样的教授……”
他带领数学奥赛国家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连命都搭进去了，但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
1995年，张筑生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一干就是五年。
这又是一份无法“出学术成果”的苦差，甚至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赵春来教授告诉记者，院里每年核算教学工作量，张筑生都要差一点；虽然每次都由领导“特别照顾”，顺利过关，但对张筑生来说还是有点委屈。“为了搞这个奥赛，他连命都搭进去了。我做过一次教练，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外人根本不了解这份差事的艰苦程度。”
好在那些参加过奥赛的学生是了解的。记者找到当年的数学奥赛世界冠军、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姚健钢，提起张筑生，他唏嘘不已：“数学奥赛搞了几十年，出题是最难的。因为参赛选手都是中学生，所以每道题都要把高等数学初等化，这种倒推的过程非常艰苦，要搞出一个既有新意，又有难度，还能分出学生优劣的题目，至少需要一周时间。而张老师每年都能拿出几十道新题，非常令人佩服。要知道，从1990年查出鼻咽癌起，他又患了严重的结肠炎，癌变也转移到了肝部。2001年夏天，在天津南开大学，他一个人为200名预赛选手办培训班，从出题、判题、讲课到讨论，他唱了七天‘独角戏’。你知道这七天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口腔溃疡、唾腺损坏、严重的结肠炎、全身骨头疼，还有晚期肝癌引起的腰以下严重浮肿，每天只能吃一点牛奶、葡萄糖、豆腐等流食。”
带着半身癌细胞，领着一帮数学尖子，五年间张筑生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中国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金牌。这一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先例。
连续拿了五个世界第一的同时，张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也拿了一个“第一”：他是该院有史以来接受最大量放疗的癌症患者。有一次在课堂上，张筑生对着下面几十张青春的脸说：也许你们所有人经历的痛苦之和，也没有我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多。当时学生们还有些不服气。现在张教授去世了，同学们服气了，深悔没能分担老师的痛苦。
病情加重，为讲课只好禁食禁水。他拒绝全休，要用工作忘掉痛苦，直至最后一息
学校教学、奥赛培训之外，张筑生还为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开办的“数学教师研讨班”授课，一讲就是8年。头几年他分文不取，后来才拿点授课费，但无论有无报酬，他都风雨无阻，单手骑着车穿行在车流人海之中。
在外人看来有些奇怪的是，张筑生在教师进修学校开了8年课，一些年轻教师就跟着他上了8年学。如人大附中的彭建平、20中学的刘运河、101中学的白雪等。进修学校副校长赵大悌说：“大家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这个研讨班都能得到解决，而张先生则是研讨班的出题人和解决方法的归纳者。”白雪说：“国际数学大赛的题，一般答案都有两三页之长，而张老师只用四、五行算式就解决了，简直神了。更主要的是他教会了我用中学生能够接受的方法解决问题。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都很佩服他。”
2001年下半年，张筑生的病情更重了，严重的结肠炎闹得他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为了上好一堂课，他要提前一天节食，上课当天则禁食禁水。院领导劝他全休养病，他不同意。刘玲玲代他向领导解释：“他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与其让他在痛苦中煎熬，不如让他在工作中忘掉痛苦，在思考中享受快乐。”
就这么痛并快乐着，张筑生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2002年1月11日下午2点30分，已经失去方向感的张筑生被几位研究生抬进北大第一教学楼208室，这是他的微分拓扑学考场，他要亲自为38名学生监考。很快学生的成绩和评语都出来了。紧接着张筑生就住进了医院。
2月6日，张筑生与世长辞。
张筑生和刘玲玲没有孩子，他们把一茬接一茬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奥赛金牌得主、北大研究生安金鹏回忆说：“2002年2月1日，张老师病危，我去医院探望。张老师苏醒过来了，拉住我的手，坚持让我坐在他跟前，不准我起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瘦得脱了相的张老师，心绪烦乱。过了好一会儿，张老师又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我还坐在那里，慢慢地露出了安静的微笑。我被震撼了，从这个笑容里面，我看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张筑生去世后，北大校园网的BBS上贴满了悼念文章：
“张老师也许是我一生中再难遇到的顶尖级的老师……当他讲到几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没有学过真正的几何；当他讲到代数，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学过真正的代数。张老师的数学思想深刻但极其清晰，使我这样智力平常的人都能懂。”
“我曾经数次拜访了张老师以前在蔚秀园的家，真的是非常清贫，看过后我一度放弃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打算。2000年的夏天，最后一次拜访，张老师高兴地拿出蓝旗营的结构图，说：用我和刘老师的积蓄，也可以住进去了。我难过得哭了。”
“张老师，是您让我明白了，思考的乐趣比物质的享受更加高贵。张老师，您走好。”
张筑生没能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他一生钟爱教育事业，心里只有工作、学生。他似乎不懂得争成果，争头衔。然而，熟悉他的人们授予了他最高、最响亮的头衔——真正的教授。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2月17日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