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１１ 一死易，不死难
李陵投降了。这里面自然有很多原因。
如果将李陵投降的原因尽归于其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让人信服。作为从小熟知“虽忠不烈，视死如归”之道理的名将李广之后，作为临十倍于己之敌苦战近十日而毫无惧色的一代名将，生死似乎不应当是特别重大的问题。而况李陵在最后关头，确实是想一死了之的。之所以不死而要受降，却让兵士们尽可能杀出重围向汉武帝报信，似乎别有考虑。诚如李陵在《答苏武书》所说：“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因为他毕竟还年轻气盛，欲图来日争贰师援兵不至这口气？他想暗敛机锋，以待来日？
自古以来战无必胜之理，战败则就有被降的可能。但在中国传统之“不成功便成仁”的伦理和道德框架里，投降是很难被认同的。尤其在汉朝这个重气节的朝代，也人们普遍认为人格尊严已经超过了生命本身。所以“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李陵是降了。但降者的表现又各有不同，有默默无言、心灰意冷者，如三国的徐庶、明末的祖大寿；有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者，如汉朝的卫律、明末吴三桂；更有稳忍不发、待机反正者，如淝水之战中的朱序。人之品性、价值观不同，投降后的作为自然也就因人而异。观之李陵为人，自幼“尚射、爱士卒”，能以数千孤军面对数倍之强敌，且歼敌近万，可谓勇武非凡，有名将之风；在决战前夜犹想独身闯入敌营，意欲擒斩单于，可谓胆识过人，有豪侠之风；其父祖皆为国死难之士，其自小接受的教育也必然是忠君报国。就是这么一个人，其投降后会有何作为，实在很难预料。
如果李陵战死或自尽而死，他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作人奴才，为人驱使，如明末的洪承畴，那倒也简单。然而李陵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似乎是为了使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出来的路。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至为难行，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良心的煎熬。
然而他确是被他那不甘之心所驱使，沿着那条路向前走去了。黄河东流流九折，沙场埋恨何时绝。
汉朝自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对待功臣一直相当刻薄。从汉高祖的诛杀韩信等，到景帝时为应付七王之乱而无辜诛杀晁错，到武帝时的腰斩公孙敖等，一路下来血光不断，正应了“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古训。
汉武帝雄才大略，但在用兵上，他其实是很不得法的。举例来说，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军队纪律既不严明，且不爱惜军需，导致汉兵死伤很多，物质也极度浪费。比如霍去病，《史记》称其“少而传中，贵不省士”。他用兵，“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蹋鞠，事多类此”。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战中，大致统计汉马死伤约十余万匹，所以从此以后，汉军马少，骑兵不济，无力再继续对匈奴发动大的战争。
再举李广利的例子，李广利再征大宛的时候，出敦煌的正规军大约有六万人，马三万匹。但到西域转了一圈回来，活着走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只剩下了一千多匹。根据史料记载，这次出塞实现准备充分，粮草充足，因为汉朝与西域力量对比悬殊，也没有发生激烈的战役，所以战死的也不多。但却有如此死亡的数目，都是因为将领不爱惜士兵的缘故。这是史家认为武帝用人不守成法之害。不过，当时的汉朝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汉朝在人力和物力有巨大的优势，且有当时天下无可比拟的兵器冶炼优势，所以最终在与匈奴的对抗中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汉朝国力的胜利，并非武帝战略的胜利。
武帝在位后期，朝中为恐怖政治所笼罩，亲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败的只能以身死解脱。李陵的祖父飞将军李广，也大抵应算是被当朝给逼死的。而今李陵一败军之将，战虽至勇矣，失利之责却无可推诿；李广利路博德之不救援虽或有意如此，可人家是皇亲国戚，权高位重。以汉武帝之刚愎暴躁，再加自己临行前所立下的一番豪言壮语及汉武对自己所寄予的厚望，如今纵有百口，又如何能给自己辨个清白？此所以李陵要哀叹“无面目报陛下”的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计，而功业不成，如此赴死于国事无补，自己也死难瞑目。毕竟，“陵自不难刺七寸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颈以见志，顾国家於我已矣”（《答苏武书》）；一死易，不死难。不如让兵士们回去先告当朝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自己且暂留此有用之身，待来日寻的时机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杀单于，到时既报家国，还朝或还能还我清白。
但李陵错了。他以为“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但那是要看对象的。他想跟汉武帝这个人“相知心”，则实在有些过高要求了。
后来李陵被亲人的血擦亮眼睛后，在《答苏武书》中也提到汉朝如何对待功臣：“昔萧樊囚絷，韩彭葅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父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并且指出了他爷爷李广也是这样的牺牲品，先将军（指李广），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城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
“一死易，不死难”，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为李陵辩护而遭刑的司马迁身上。
１２ 谁为为之？孰令听之？
１３ 故人长绝
天汉四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领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征匈奴；又派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军为后应；游击将军韩说领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公孙敖领马兵万人、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各将奉命辞行，汉武帝暗中嘱咐公孙敖说：“李陵败没，有人说他有志回来，亦未可知。你能相机深入，迎陵还朝，便算不虚此行了！”
汉武帝要救李陵出匈奴的诚意如何，已不可考。然而他的糊涂却是肯定的，也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他欲救李陵，却派了三员要么是李陵死敌，要么是无能惧死之辈，那又如何能成功呢？公孙敖正是那位跟李广之死有牵连的卫青的亲信。
三路兵陆续出塞。且鞮侯单于率领精骑十万屯驻水南，与李广利军交战数次，互有杀伤。李广利没有占到丝毫便宜，担心师老粮竭，便即班师。匈奴兵却随后追来，幸好路博德引兵接应，匈奴兵退。
游击将军韩说到了塞外，不见匈奴军，也即折回。
因杅将军公孙敖遇到匈奴左贤王，交战不利，慌忙退败。公孙敖自思无可报命，为了推托责任，便捏造谎言，向武帝汇报说：“抓住的匈奴俘虏说李陵正在匈奴受宠，因为李陵教匈奴练兵御汉，所以臣不敢深入，只好还军。”
武帝本来追忆李陵，悔不该轻遣出塞，听了公孙敖的话，信以为真，立即将李陵的全家处死。
实际上给匈奴当教练的，是曾经当过汉塞外都尉后降匈奴的李绪。很难说故意把李绪当成李陵，不是李广利和公孙敖等人为推诿败绩和嫉妒李陵不世的才华而使出的借刀杀人之计。
李陵初降时，“忽忽如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答苏武书》）；“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而今家已不复在，“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自己可谓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至此，李陵的最后一点退路，已经被断绝得干干净净了。
后世诗人徐寅有一首用【恨】字作题目的诗：“事与时违不自由，如烧如剌寸心头。乌江项籍思归去，雁塞李陵长系留。燕国习霜将破夏，汉宫纨扇岂禁秋。须知入骨难消处，莫比人间取次愁。”
可悲！可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的后人被逼做了胡人，这是不是中国的悲哀？
抵抗到底，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理所应当是一贯强调之主旋律；但是，这种强调也有负面作用，这已经在李陵事件中暴露无疑。鲁迅先生说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段政府，事实上人人都以同一种方式（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俘虏，这是汉武轻信谣言的关键，也是李陵悲剧的真实起因。此点虽然由于投降而起，但绝非投降之举动即可替代之。如果罪在投降，则李陵不足悯；然以己之恶意揣测降人，则过不能不说在于汉武帝及其臣僚。由此推广开去，历史上的确曾经有过对于俘虏的宽容（例如，三国），但这种宽容也已越来越受到上述思维倾向的局限——到后来对于俘虏现象之绝对不能容忍（例如，志愿军战俘），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逻辑发展，不过是这一表现的最近一个极端例子而已。
千古艰难惟一死。死对李陵来说并不可怕，他之所以投降活下来，只是为了伺机归汉。但现在，他的心是彻底凉了，远方，一片落叶在飘，“如烧如剌寸心头”，怎一个恨字了得！然而受如此奇辱，犹能存活于世，直面惨淡人生，非真英雄不能为。
对李陵而言，死是喑哑的，能够表述它的语言还在非常遥远的地方。
１４ 何谓汉奸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于汉代。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和秦火及随之的七八年楚汉相争后，人丁凋零，民不聊生，众心思定。经过文景四五十年修生养息后，到武帝时，才渐渐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形体。相随于它而产生的，即所谓的“汉奸”。因此，汉奸实可谓与本民族如影随形，从一终始。
许多人认为李陵是第一个真正的汉奸，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不归汉，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他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
汉奸，顾名思义即背汉之奸人。于汉朝而言，任何的出卖了汉朝天下之利益者，都可以归入汉奸之列。自古以来，中国的封建政治都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专制制度。历代的执政者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把国家的军队建立成一支专门保卫自己的军队，把民族的文化转变为捍卫自己统治正当性的学问。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都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地向皇帝效忠，而且不可以有质疑，有反抗，有抛弃的权力，背叛者谓之“汉奸”、谓之“奸贼”；只要战死，就能冠以忠臣之名名垂千古。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诚如顾炎武所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谓汉奸，首先是一个民族和民族所立根其上之文化的概念，而非与国家有必然关联之概念。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为统一，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汉奸之界定，根本要看他之行为是否背叛、或者葬送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而不是看其是否效忠于某一家一室。是故，蒋氏败居台湾，柄守民族大义，不是汉奸；而汪精卫之流，以出卖中华民族之利益为己任，故天下人同声共愤，人人得而诛之。
李陵就是因为没有死，所以成了汉奸。但李陵并不是汉朝唯一一个投降的人，甚至汉武帝极为信任的李广利后来也投降了匈奴。李陵却是投降的将军中最著名的一个，这不仅仅因为他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不仅仅因为他自身极高的军事才能，更多地是因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他遭了宫刑，所以李陵才被冠上了“第一汉奸”的恶名，不是第一大汉奸，而是第一个汉奸。
历史上批判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中，对李陵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然而，从李陵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实在是不配戴上“汉奸”这顶“高帽子”，因为他对匈奴没有丝毫贡献，相反却能以德抱怨，在他唯一的一次与汉军的作战中暗中帮助汉军。比起那位“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来，李陵实在可以说得上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了，哪里是什么汉奸呢？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为满清打下了半壁江山，后来又亲授绞死了南明永历皇帝。就连吴三桂，后来都有人为他平反，认为称吴三桂“汉奸”“卖国”，实在太苛，他投降清军是没有选择。我们历史上的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答复说：“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
（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缺乏军事才能，却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来更是担负起扬州督师。扬州城破后，清兵恼怒史可法顽强抵抗，大肆屠城，大约有八十万人被杀死，史称“扬州十日”，那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史可法守卫扬州时，天下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后来有人将扬州八十万人被杀归咎于史可法的无谓抵抗。）
史可法的这一段话是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最佳辩辞。言下之意是，如果我史可法是吴三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做的对。史可法的态度是和南明一致的，也就是说，明朝的继承人包括朝廷、大臣都理解并且赞同吴三桂的引清兵入关。这一点从战略上讲并没有错误。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兵入关，死守山海关，则必死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之手，一旦李自成部队把守住山海关，挡住满清入侵，甚至是和满清谈和，休养生息，积蓄实力，南明便岌岌可危了。
封建时代的特征，就是一切行为不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而是以家族利益为判断标准。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成王家族的代表而已，《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不过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却不考虑利益的代表人──皇帝不称职或者干脆渎职的情况，道德根本对皇帝没有约束，只是简单粗暴的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的忠诚，直到事情恶化到无可救药。这样永远导致的是暴政取代暴政，是王朝一代代的衰弱。
另外一点，秦统一天下后，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四百年而有汉族。后来又不断融进北方各族的血缘，才有今日的“大汉族”。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分都融入了汉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皇室刘氏子孙自居，口口声声“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奸”，又有何意义呢？
１５ 安知我心悲
太始元年（前96年），李陵全家被诛后不久，匈奴且鞮侯单于病死。且鞮侯有两子，长子为左贤王，次子为左大将。左贤王还没赶到，匈奴贵人听说左贤王病重，就改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听说后，不敢再来。左大将派人召左贤王让位。左贤王以多病辞，左大将不听，于是左贤王继立，为狐鹿姑单于。
汉朝派使者前去吊唁且鞮侯单于，李陵心中忿忿不平，忍不住诘问汉使说：“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汉使将公孙敖所说的话说了一遍。李陵变色道：“这是李绪所为，与我何干。”言下恨恨不已。
李绪曾经是汉塞外都尉，守奚侯城，匈奴攻城时，李绪出降。匈奴待遇李绪颇厚，位居李陵之上。李陵恨李绪教匈奴练兵，累及老母娇妻，便乘李绪不备时将他刺死。单于的母亲大阏氏因为李陵擅杀李绪，下令处死李陵。单于爱李陵骁勇，派人将李陵送到北方躲藏。直到大阏氏死，单于才派人将李陵接回，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匈奴公主嫁给了李陵，立为右校王。
依照常理，李陵和汉武帝集团可谓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参照当今一些先进的民运人士之做法：如只因自己曾受了共产党的一些苦——不管是因为争民主自由，还是因为偷鸡摸狗打砸抢，或其他——譬如住了几天牢、于是自己就可以理直气壮心不亏地跑到美国国会去鼓捣洋太君制裁中国、最好用导弹把中国从里到外轰上几遍；对比之下，李陵如果“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则实在有千万条理由可以带上匈奴兵马，杀回中原了。然而李陵却终于没有这么作，反而先是冒着生命危险刺杀了李绪，为自己复仇、也为汉家清除了一大隐患；此后更带着被单于要求而娶之的匈奴公主，住到偏远的地方，基本上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只有在遇到单于要决大事时，才“入与决”。因此，和现在的一些公报私仇翻脸不认祖宗的“民运斗士”相比，则李陵纵然算是汉奸，也是十分不够聪明而且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汉奸了。
李陵真正为匈奴“效劳”，是在征和三年（前90年），在匈奴和汉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单于安排协从一匈奴大将军围攻汉军。而他将和汉军会战的初战地点，竟正是最终导致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与匈奴最后一战的战地：浚稽山。这是否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
“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艺文类聚卷二十九·汉李陵赠苏武别诗》）；不管怎样，他真是一点选择也没有了，而他从来似乎也很少能有自己作出选择的机会。草茫茫，土苍苍。苍苍茫茫在何处？
这实在是李陵巨大的莫名的悲哀。![[转载]（87）《李陵答苏武书》李陵（三）--古文观止 李陵答苏武书赏析](http://img.413yy.cn/images/31101031/31053246t01c7a95793b715f483.jpg)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陵作为汉朝的降将，第一次参加了匈奴和汉之间大规模会战。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於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叁万馀人出西河（《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馀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军至追斜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
李陵所带的匈奴军，和汉御史大夫商丘成所领之汉兵，会战于浚稽山。浚稽山正是数年前李陵最后一次与匈奴决战之地点。那时，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叁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因此，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无疑是十分熟悉的。
李陵自幼“有广之风”，乃一代名将，精通兵法；同时，熟悉地形要略，对于带兵打战之将而言，极为重要；因此，李陵可谓占尽地利。
反观商丘成，“（征和二年）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御史大夫之职责，不是来带兵打战的。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同时，商丘成带兵迎击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换言之，从他新官上任当御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后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要想熟悉兵权军事、上下沟通，是相当困难的。又，汉军之与匈奴兵会于浚稽山，乃是被其骑兵穷追而至的，而非如当初李陵先在彼处安营扎寨，勘探地形。对此处之地形，商丘成纵是绝代军事天才，恐怕慌乱之中也断难熟悉。如此，汉军之地利有大亏之处。
又，以兵力计，商丘成所带兵不过三万余，与李陵所带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锐骑兵，战斗力十分强劲。
同时，汉兵乃以远兵来袭，疲惫已极。面对的是以逸待劳之匈奴军，并被穷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战斗力实在大可值得商榷。于此点上看，则汉军实力上又有大亏之处。
再，当年李陵“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那五千兵马还个个效命，以一当十。面对匈奴八万之兵，相持亦不过十日左右，最终是以大部战死，自己被俘，“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馀人”作为收场。商丘成之兵虽众，大概很难和李陵之兵相提并论，在中人埋伏仓皇逃奔进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后，却反能“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一个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穷卒，最终反能把由名将所带的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之精锐骑兵打败，这难道不要让人奇怪的么？
如果李陵真为了报一己之仇，全心全意为匈奴服务，卖起命来不遗余力，如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一般，那商丘成恐怕永远不可能再返回中国。
历史就是历史，更多的诠释已全然无益。虽然说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并非难事，然而这大抵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无论怎么论道，都难免有以今人之胸释先人之怀之意在。短短的“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这数十字，更也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言陵无功以报汉为孤恩，汉戮陵母为负德。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言陵忠诚能安於死事。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答苏武书》）。
这是两千年前无奈的李陵所发出的悲凉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