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缘起
无论我们醒时或睡时，都有不可见的千百万灵物在地上行走……
——《失乐园》（英John Milton著，宋维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下同）155页
40多岁写回忆录，似乎早了点。可这念头一动，便如洪水猛兽般不可收拾。
去年，一位台湾朋友送我一本署名“老琼”的漫画集。因海峡两岸曾经隔绝，我又孤陋寡闻，根本不知道“老琼”何许人也。我曾翻前翻后地想找点介绍的文字，大概因为作者在台湾很有名，用不着介绍，所以，书后只附了一篇不得要领的记者采访。
有两点大致不错，第一老琼是女人，因漫画集叫《她们》，完全妇女题材。第二老琼是医疗业内人十，间接证据是画中的人物、情节和医务活动紧密关联。
画极好，满是大胸大臀的亲切女人。尤其四幅一组：一副担架抬人急诊室。两青年女子路过。一个说:“听说都38岁了……”另一个说:“她那么老了，为什么还要自杀?”
我看了，一身冷汗。余时年四十有三，几年前还闹过类似的事，幸亏未有成绩，否则，按这画里的意思，不也要叫天下人耻笑?暗自心惊之余，知道自杀一般是年轻人的浪漫专利，过了年龄，就不再有自杀的正当理由。岁数过了，再寻死觅活，故做天真，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如此，动了写回忆录的念头。这个营生名正言顺，总不会有人说这人都40多岁了这么老了还写回忆录。
如此，就尴尴尬尬写起回忆录来。
1.名叫点点，以及丢魂
我时常记起那一天，我先从睡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浓荫之下。百花茵上，很奇怪。我是什么?从哪儿来的？怎样来的？
——《失乐园》146页
很多大哲人都说过，人不必为童年的幼稚蒙昧而羞愧。可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允满疑惑就羞愧。
我不是说我的出身可疑。我生在很好的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年，我生在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公安部长的家里。我是父亲罗瑞卿和母亲郝治平的七个子女中的倒数第二个。这一点不容置疑，有相貌、身材及以下出生故事为证。
1951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也只有两岁。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保卫新生政权，当年2月份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在春季形成高潮①。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爸爸自然国事繁忙，而公安部政治处处长的妈妈则国事家事都繁忙。于是，本应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我，在妈妈一次急忙忙的热水浴之后，只经七月孕育就匆匆闯入人世。
我冒失荒唐地来到20世纪中叶的中国北京，使母亲和接生的医生们都大吃一惊。因我不仅小，难看，哭声像病猫，要命的是根本不会吃奶。幸亏妈妈是开国元勋的妻子，又是革命队伍中的重要一员，应该享受最周到的医疗服务。那时候年轻的人民政府对于部实行供给制:，干部的工资是用小米折算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属于革命队伍的孩子的降生都可以使他的家庭从供给制里得到更多的小米。不过我的出生和妈妈生我时受到的医疗照顾应该折算成多少小米，因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了。总之，在当时最高级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指挥下。我被放在协和医院产科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之一——暖箱里。这个箱子是专为生下来不会吃奶的孩子预备的。它里面风景优美，生活安逸。我一丝不挂，不愁冷暖，还有一根特制的管子把牛奶适时适量地滴到我嘴里。如果世上真有伊甸园，我相信夏娃的日子也不过如此。
也许人类贪爱舒适的天性使然。事实证明，不管岁月怎样流失，我始终不能忘记这段出生后在暖箱中度过的，养尊处优的日子。我在以后的烦恼人生中时刻怀想这个温柔之乡，更没想到，这种情怀日积月累，竟然渐渐幻化成我价值观念中的中坚部分。
按照时间推算，爸爸应该是在第三次公安会议②期间，开完某一次会议后来看的我们。当然是先去看劳苦功高的妈妈，然后看我见我睡在一个怪模怪样的箱子里，他很诧异，就说：“怎么这么小?”然后就走出房间。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本来想抱抱我的，大概这时候我做了鬼脸或是像做鬼脸一样难看地笑了，使他改变了主意，或者是暖箱里的孩子根本不许抱，或者他见我活得如此狼狈而失望，或者是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由于局部的过激行为出现了一些偏差，使他心中烦闷，反正爸爸没抱我就走出房间，很匆忙地结束了我们父女之间的第一次会见。
不过爸爸还是强忍失望和烦闷给我取了名字，叫点点。长大后，爸爸曾特意时我说，点点这个名字好，水远不膨胀，水远虚怀若谷。但我疑心，实际上是那几天大家提到我的时候不好意思不表示一点怜爱，都说“个小小点儿……”爸爸只是不愿拂了众人美意，随口命名。
但我乐天知命，从此名叫点点。
由于点点的难看、孱弱、不会吃奶以及只能在睦箱里苟且度日，爸妈开始担心：女儿长得不体面固然要紧，可要因为早产是个白痴就简直要命。他们心急火燎问到林巧稚。慈悲为怀的林大夫安慰他们说事情一定不会那么糟。还说一些有名有姓的大人物，例如某国的总理，某时期的大艺术家都是早产儿云云。我想，林大夫当年之所以苦日婆心，并不一定有太大把握，不过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意思。幸亏点点的爸妈是天下最不计较得失的慈爱双亲，他们决定冒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风险把点点养大。
平心而论，点点并不比其他兄弟姊妹更让他们费心就长大成人了，而且基本上没有辜负他们的养育之恩，也就是说不是白痴，且具备自食其力的诚意和能力。至于在以后的时光里，点点为人做事经常不合时宜，包括前面提到的在几年前还荒唐地寻死觅活，只能自己负主要责任。但是，点点不反对别人偶然想起，这种因国事家事繁忙引起的焦虑，以及它导致的早产和先天不足，是我日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根子。
妈妈对我先早产，后终于长大成人的事实，有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高屋建瓴、透彻精辟的历史分析。她说：如果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胜利，如果解放军进不了北京城，如果她没有住进当时设备最先进的协和医院，如果由美国人建立和资助的协和医院没有在当年一月份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没碰上这么仁慈的林巧稚大夫……点点就根本活不成。点点当然非常赞同。而且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种复杂的因素：历史机缘、革命特权、先进科学技术、人类爱心……由于它们在点点出生这一时刻神秘矛盾地纠集在一起，由于它们共同造就的，点点的舒适优裕的早年生活，使她的人格从童年起就充满疑惑，并使她的人生观在以后漫长岁月中，始终矛盾百出，纠缠不清，摇摆不定。
五岁那年春天。点点走在北京郊区青龙桥附近的乡间小路上。这是“六一”幼儿园小班的春日午后散步。“六一”幼儿园像后来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一样是在供给制度下专门为革命干部的子女开办的，由苏联专家设计和管理。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大陆人对苏联人和苏联文化充满了崇拜和羡慕，多少有点像改革开放后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态度。
有经验的老年人往往称这种莫名其妙的孩子是丢了魂。话说五岁的点点在春日午后按照苏联专家的育儿方法，和所有孩子一起，在中国阿姨的带领下，走过青龙桥附近田野里的，条大沟。大沟内暖融融，古老太阳一如既往普照众生。绿草如茵，一坡桃花开得蜂乱蝶迷。不知名的虫叫，急躁、忧伤。点点年幼，不谙赏春惜春之道，一味左顾右盼，无所用心。阴暗处一只死猫忽然映人眼帘。猫已死多日，半腐。点点初时大惊，待渐镇定后陷人深思。宇宙万物中一切终极问题被一只死猫激发，天地人神瞬间齐集心头。就像有异人暗里使了障眼法隐身术似的，点点一时间物我两忘，阿姨小朋友离去多时，竟毫无察觉。后被一王姓阿姨颇费周折地找到，王阿姨此时虽然怒火万丈，但仍能宽大为怀，表现出50年代人的朴实和不计得失。她只淡淡地说:“这孩子!真是的!”
不想，点点从此有些异样，眉宇间平白无故地添了许多深明大义和洞察秋毫。天地人神齐集心头，忘人忘我的奇异状态，在她身上屡有发生。
注 释
①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第l版。
②5月10日至16日，中公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这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但一些地方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因此，这次会议规定：自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包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月第1版。
2.我们的家
一块小小地区。展现出全部自然界的丰富宝藏。比天上地下一切的幸福还多。
——《失乐园》134页
1949年，刚刚解放了山西太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正在准备向西北进军。身为兵团政委的父亲被周恩来从部队驻地平遥叫到当时的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周恩来说，新中国建立后，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需要干部，要父亲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当天晚上，父亲又受到当时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的召见，也是点将要父亲去公安部工作的意思。所以，父亲就在1949年的6月下旬正式离开了部队。我们家（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跟着入城的解放军进了北京城。
刚进城住在西城大红罗厂北京军区招待所。后来，公安部在东城区的锡拉胡同找到一所被日本人炸坏的房子，以为是无主的，就整修好让我们搬进去。不久房主来要，原一来并不是无主的，我们就又搬出来。房子的主人叫费璐璐，是个儿童教育家，后来做过全国政协委.员。这所房子后来被她捐做一了幼儿园。
不久又住进了南池子的家。在我们家搬进去之前，这房子是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办公的地方，是他们没收的一处房产。据说。这回是问清楚的，房子的主人确是权奸和特务，确已在解故军进城之前跑到海外去了，这个人后来果然一直没有音讯。使我们在这所房了里得以往到1966年文革以前。
南池子在北京最老的城区，天安门东侧。那些先于我们家而早已存在的占老的胡同内，保有着几百年不变的朴素和安宁。一扇扇经风历雨的木门，郑重地雕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字样。默默无言的千年古训正是这些青砖的院墙后面，那份安分守已生活的精确注释。院子里高大的槐树或者枣树都是祖先们手植的吧，已们的姿势像饱经沧桑的老人，荫庇着树下的儿孙。谁家的石榴花开了，那伸出墙外的一支就映红了整个夏大。无论晨昏，胡同里永远有和善的老人和顽皮的孩子。梁实秋先生笔下此起彼伏的小贩叫卖，萦绕在老舍先生耳际的凌云鸽哨，是这种和平场景的精彩画外音。这些世代在天子脚下繁衍生息的北京人，不知靠了什么东西的涵养，成就了这旷世的优越和宁静。
我们的院子和房子既大又美丽，房子里到处有原来主人买的讲究的家具和摆设。我们踏实平静地在这里安排生活，一点儿不在乎我们的到来是否打破了别人的平静。我们更少想到这里原来是别人的家，这些家具和摆设里多有一些别人的故事。家里大大小小每一个人很快都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们的家。
整个院落阳光明媚。我怀疑自己前世就属于这里，因为它每一个清风荡漾的角落都是我记忆的源头，每一株花草植物都是我灵犀相通的童年朋友。
春季里鲜艳热闹的花忙着开:海棠、丁香、牡丹、芍药……。夏季的花则是另一样，它们通常外表不起眼，但香气袭人。玉替棒、夜来香、晚香玉……夜深人静时总会有一个奇妙的时刻，这些花的香气会从白天里混合不能区分的一个气味，变成单独只属于每个花的，好儿股不同的幽香。我的童年欢乐和生而为人的幸福像一条小船，在这芬芳的海洋里荡漾。秋天，院子里引人注目的不是花了。通体变成金黄的白果树，像一把大火炬，把整个院子都照亮，我会如醉如痴地躺在树下，看那些扇形叶片带若秋日骄阳的光亮。恋恋不舍地离开母枝。等第一场冬雪过后，缺乏色彩的庭院里，又是一派鲜艳风最:弯弯枝头上，火红的磨盘柿个个带上一顶俏皮的白绒栩。
我在这个院落里懂得了风花雪夜和四季晨昏之美，体会到自然造化的伟大神奇。但我日后审美情趣中的重大缺陷也与这里紧密相联。它使我在童年和非童年的很长时间里对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都深信不疑:“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树上结满成熟的果实，河里流着牛奶和蜂蜜……”我一直以为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和这个园子差不多的地方。
无论猜天或雨天，远远近近地看过去，我们的房子总包裹在一派温柔典雅的气氛中。想想都奇怪，建造了这美丽房子的人竟会是逃往海外的特务。
房子的设计朴素端庄。外表看上去不对称，有西式建筑的优美变化感。但它的内部结构却整齐匀称，易于安排。前厅的大理石地面上有一个美丽的图案，像一种星星或者罗盘的符号。线条有力、明确，构图充满智慧。看到它，会使人想起夜空的神秘和大海的广袤。这个厅原来大概用做聚会。但我们在这里玩溜冰和马拉车。光滑的地面使这种游戏玩起来格外舒畅。这些原来都是乡下孩子的游戏，由我们这些胜利者的子女带进首都，并在达官贵人曾经聚会的地方大加演绎。前厅里还有一个落地的大穿衣镜。我后来才知道，这面镜子一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最精良的镜子之一，大多数镜子都不能像它那样清晰光亮。关于它，我们一也有特殊的把戏，就是在这面镜子的两边，一个人把一侧的腿和胳膊同时举起来，放下去。另一个人在对面，把他一侧上下肢的活动，通过镜面的反射看成是整个人在空气里手舞足蹈。虽然做的人和看的人都知道制造这景象的机关所在，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至今，我们还兴致勃勃地把这把戏做给我们已经被电子游戏弄得眼花缭乱的子侄们看。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穿衣镜。
二层的房间数目相等，细细想来是面积相当的两套起居室、卧房和盥洗问。这些房子都有开关无声的门。密实的双层玻璃窗，厚厚的窗帘和地毯。卧室里挂着大幅西洋油画，不知作画者为谁，也不知是真迹还是赝品，只觉得这些风景画中幽远的山峦和树林带来淡淡的忧郁，使室内气氛温暖、静谧，与尘世隔绝。对于这种铺排，大人们说是因为房主人有两个女人的缘故，一个女人住一套，不会有争执。我不以为然，问：那主人自己住在哪儿?大人们笑，很朦胧地说：他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嘛。我仍大惑不解，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不懂得，他既是主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房间，而是“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
通向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异常优雅。这优雅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还来自妈妈。爸爸曾经说，女儿四个，没有一个比得上妈妈漂亮。我们都服气，因为妈妈年轻时确实明丽照人。她穿好晚装准备和爸爸一起出去的时候，总是从那个楼梯的拐角处出现。她施了淡淡的脂粉，一与平日比较竟又美丽十分。她总是衣着得体，使我们看着她款款从楼梯拐角处向下走来，裹着一团好闻的香水气，就像看着天女下凡。爸爸走在她身边，姿态比往日也挺拔几分。我们一群傻头傻脑的小鬼就以为我们见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和女人。
三楼是顶楼，用做储藏室，摆着一人高的大木箱，木箱的角包着铜皮。这里常年弥漫着重重的樟脑味，是家里我最不喜欢的地方。低矮的木梯连着一扇不祥的小窗，通到房顶平台。因为终口不见阳光，阴沉和陈旧充满每个角落。每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我们会爬上屋顶平台看天安门广场上的焰火，不得不经过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加快脚步。1966年3月18日的早晨，身陷大祸的父亲在自己办公桌土留下绝命书后，就是从这里坠楼自戮的。这使我越发认为我童年对这个地方的厌恶很有道理。
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我们家所有重要的故事。这个地方先是盛载了太多的欢乐，而后又是太多的痛苦。
“文革”开始后，爸爸像原来的房主人一样被决定成为人民和革命的敌人。这个院子里天堂般的生活永远失去了。
爸爸出事后，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只是感觉到身边一切已不同以往。先是家里的工作人员都造了反。每天清晨，扫院子的警卫班战士故意把拖垃圾的车子弄得震天响，不让我们再睡，后来就干脆不再扫院子。炊事员也不再给我们做饭，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动手。这个院子的供暖和热水是由东郊热力厂利用工业余热解决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需要特别的人来照顾。但是造反的人们却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特意地关上阀门。在冬季来临的日子里，我们拥着厚厚的棉大衣，无言地蜷缩在太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我们的家忽然变得陌生，并不再温暖。
回想起来，对于这种变故，我有过预感。
春天里，太阳高照。童年的我摘下院子里最早开放的榆叶梅。这种花，叶子像榆树是不错的，但它的花更像桃，而不像梅，是北方庭院里常见的品种。我迎着太阳，把手里的花辩扔上天空，仰着脸，等待着花瓣掉下来，我眯着眼睛，阳光透过睫毛变幻成彩，我怀着莫名其妙的激动等待，太阳把脸晒热了，可是花瓣不知哪里去了，风把它吹跑了。这个像神秘的咒语一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使我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在我童年真正发生过，抑或始终只是梦。但我现在相信它就是失去天堂的征兆。
在我出生以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了大约3500年。直到本世纪初，中国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一直是由历代开国皇帝或皇室成员来统治。前者往往是经过激烈的流血争斗后上台，而后者则一定是由于腐败和无能丢失了祖宗的基业。19世纪以来，中国皇朝最后的一批统治者使中国几乎和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完全隔绝。在中国本土起源和发展至使全世界震惊的中国文化，也在这种隔绝中日渐式微。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痛苦不堪。西方的英、法、德、意、俄和中国的东邻日本强大起来。他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与他们通商，并允许他们的公民不遵守中国的法律。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反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成立了共和国。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但是，他的权威受到来自传统社会中的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出生在1893年的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在以后变革中国、改造中国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周游各地，观察穷人的生活。他逐渐认为共产主义是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制度。1921年，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领导的共产党和在孙中山去世后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直到1949年，即我出生前两年，在一场全面的内战之后，共产党以革命的暴力夺取了全中国的政权，并允诺给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带来和平、民主、统一和现代化。
父亲是1906年出生在四川南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他只有16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追求社会公正，渴望成就事业，反感旧式家庭，新婚失意等等，使他在自己母亲去世后离开了不愁温饱的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朋友，成为那种四海为家的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的职业革命家，直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高级成员。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原大地的漳河之滨，日本侵略者使她放弃了成为一名洁身自好的中学教员的理想，毅然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战争。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使我的双亲相识、相爱，建立家庭。也许，这种以革命为契机建立起来的家庭，虽然都像革命一样曾经血肉丰润，但也注定像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地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便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它会像阳光和春风里的榆叶梅花瓣一样，虽然美丽娇艳，却有随时被风吹走的危险。
奇怪的是，在离开这个家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始终忘不了这个庭院，忘不了这个由于革命造成，又由于革命失去的天堂，仍然把它当成我们唯一的精神家园，而把别的地方只当做住过的地方。提起它，我们仍然说，咱们的院子、房子，咱们的柿子树、白果树，咱们的海棠花、玉簪棒。妈妈在提到那些典雅的仿明式的硬木家具的时候，也说我们的柜子、月牙桌，我们的樟木箱。那神态和语气绝不亚于一个真的亲手买了它们，布置了它们的主妇。甚至在“文革”后发还被查抄的物品的时候，我们还理直气壮地要回了本来并不属于我们，只属于那座老房子的一些东西。
“文革”后的1977年8月，历尽磨难，终于复出的父亲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一职。我们曾想在这个时候搬
回我们的家。但由于房子到底属于军队，还是属于公安部的问题搞不清楚而遇到障碍。后来不久爸爸去世，这个事就不再提了。
现在，这个院子已经面目全非，老建筑已经全部拆掉。军委机关里有太多的干部没有房子住，维修老房子要花好多钱，修好了也只有一家能住。所以索性拆掉盖上宿舍楼，解决干部的住房问题。那里现在更加热闹非凡，出出入入是一些脸色红润的机关干部和他们不愁衣食的妻小。不过，这里上演的完全是另外一些故事了。
但是，至少在我从协和医院的暖箱里回到南池子的家的时候，这个院子里还嗅不到任何阴谋和动荡的气息。
相反，革命和家庭都正年轻，美丽的大院子里满是美丽的人物。
3.老杨
上帝为要把他的道路.离开人的感觉远些，把天和地放得这么远。……
——《失乐园》282页
妈妈说再找不到50年代那么好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肯干而不计较得失的工作人员。
花匠老曹，不仅侍候花草，还养一缸一缸的肥硕金鱼。夏天养花，扫院子，冬天烧锅炉扫院子。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女人。两个有大学学历的是秘书。三个役有学历的是保育员和奶妈，管我们七个兄弟姊妹。还有一大堆和这些女人年龄相仿的男性公务员、警卫员和秘书。上述人物个个朝气蓬勃、心地纯洁，革命意志坚定。不难想象，这个充满花草气、孩子气、女人气和男人气的大院子，会是怎样一个气象万干、热闹非凡的所在。
但满院子里点点最爱的去处是厨房。因厨房里有厨子老杨，一个温和健壮的中年人。
老杨原是农民，我已记不清他的家在京东的哪个郊县。因为年成不好，十几岁就进京学手艺。全国解放时，他在一家山东馆子做到掌勺师傅。老杨苦出身，人老实，手艺不错，公私合营①后被公安部千方百计地想法调到罗部长家。
老杨的女人原来和他在城甲住，后来乡下搞上地改革，老杨让她回家去分地，女人不愿意和老杨分开，可分地的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就只好回去，老杨的家安在郊区了，天打不了来回。罗部长呢，工作忙，吃饭没准点，家里人日又多，逢年过节的也走不开。所以老杨好像一年到头不回家，不看老婆。老杨有三男一女，大儿子守根本，在家种土改分的地，可以自食其力。剩卜的都山老杨供着读书，女儿考人学检查身体时发现先天性心脏病，哭一场，不上学了，两个哥哥正正经经受了高等教育。妈妈说是新中国使老杨的儿女能受教育，旧社会一个厨子的儿子不可能上大学。老杨说，他辛苦，死做，省吃俭用，儿女才可以上大学，也许他们说得都对，可一提到这事，妈妈就说新中国、新社会，老杨就说辛苦、省吃俭用，说得不一样。
老杨真的勤快极了，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厨房里样样东西井井有条，锃光瓦亮。实在没有事情干，他就拿块磨刀石，把几把菜刀磨得寒光闪闪。有一回勤快得过了劲儿，、把妈妈买来的不锈钢水果刀也开了刃。妈妈非常生气，因为那时候这种刀子挺贵的，开了刃，就开始长锈，根本不能用了。老杨自己也干净利落，头发永远长仅够寸，鬓角和下巴永远刮成青萝卜皮的颜色。白围裙、白帽子洗了还要浆过。灶台上永远有一盆热气腾腾的碱水，顶备着把一切油腻不洁的东西放进去煮。
老杨也喜欢点点。他说，他和点点投缘。点点大哭大闹不讲理的时候，奶娘把乳房（他把这个念成“顺儿”）塞嘴里都不干，只要他抱过来就破涕为笑。不知道是不是他杜撰，反正点点不吃奶了，有了记忆以后，和老杨确实亲密。
一晚，爸妈请客，请的好像是当时驻苏联大使刘晓夫妇。
点点小，只许早睡觉。舍不得热闹，不敢说，委屈，想到哥姐们许上桌，一定快乐无比，又嫉妒。入夜，间壁觥筹交错，客人们谈笑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刘晓夫人的开怀大笑声僚亮无比，睡不着，没事做，只好半真半假躺在床上矫情地哭。又想让人听见，又不想让人听见，那声音就不大不小。.老杨许是端菜路过，许是做完菜出来转转，听见了，蹑手摄脚走进来。
“晦!不点儿，哭啥?”
点点当然不理，还哭。
“你听……”
点点一愣，先是不哭了，然后竖耳朵听，墙外传来吃喝声：
“萝卜赛梨哟……”
老杨说：“吃吗?”
点点干脆涎着脸;“吃。”
“你等着。”
一会儿，他举个青皮水萝卜回来。
萝卜已经削好，青皮像绿粤，红瓤像红花。
点点和老杨你一块，我一块，所下花瓣往嘴里送。吃完了，老杨说，没的说了，睡觉。
点点心满意足，乐嘻嘻倒头便睡。
从此记住了那萝卜，那吆喝。
那晚，对无端寂寞的点点来说，那萝卜岂止赛梨。
又一次，点点从幼儿园回来。
妈妈问：“洗澡了吗?”
点点说：“洗了。”
妈妈又问带点点的阿姨，阿姨说：“没洗啊。”
妈妈是问回家以后洗澡了没有，点点是说在幼儿园已经洗过了，阿姨是说在家里还没洗过。妈妈以为点点不喜欢洗澡，没洗也说洗过了，就对点点说:“妈妈最恨小孩子说假话。”
点点小，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一会儿，点点撅着嘴进了厨房，没想到老杨蔫蔫地说，他刚才在一边全听明白了，仨人的话两岔着呐。
点点一下子热泪盈眶，从此把老杨引为天下第一知已。
老杨的一只手，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像鸭掌一样有一层膜联着。这是大秘密。相信别的兄弟姐妹一定没见过。因为点点只在特别听话的时候才能看。点点考了五分，回家告诉了爸妈之后，又去向老杨献宝，老杨一听，乐了，伸出大手说：得，没的说，这回得看看。点点就像得了大奖赏，把那层奇怪的膜凑在眼前看个够。
点点有事没事的老往厨房跑，老杨做活，点点看。红案、白案，切菜、和面，有趣得像游戏。
老杨抻面。
先把案上面粉堆成小山，然后从容加水，山陷处流水潺潺，一时间山水俱消溶。老杨便腰膊轻展，掌间生风，一团面随他手臂翻动，像个活物一般跑遍巨大案板的每处角落。待揉按再三，最后置案板中央时，面团晶莹润滑、生动新鲜如薄壳巨卵。
老杨说这叫三净：面净，案净，手净。
老杨有一副典型北方汉一子的高大身材，当他拉开架子准备抻面的时候，头发尖上都放射出肌肉一般的弹性和张力，他两眼放光，鼻翼微微张开，活像匹健壮激动的马。面团随
他双手起飞，则像一条嬉戏的游龙。一匹马一条龙，生动之至。老杨则如舞蹈一般:拉、拽、神、引，兴起时以面击案，咚咚有声。点点则屏气凝神，快乐非凡。正眼花缭乱，乐不可支的当儿，一条面龙早已被老杨拿捏得俯首贴耳，渐渐如丝如缕，成百上千。待抻抻拽拽，颤微微下在滚水里，以二尺长竹筷挑散时，面已熟。
一屋子的热气中，影影绰绰地只见老杨叮叮当当把蓝花白地儿细磁碗，八个、十个，依次排开。面捞入碗中后，配鸡汤色清如水。每碗面和汤的分量相当，面静卧汤中，白优雅如浴中美妇，碗碗看过去，那精美绝伦的姿势绝不走样。而且，席上有多少客，这白汤龙须面就有多少碗。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就像从和面起就严格计算，丝丝入扣，分毫不差。
后来，点点也看过不少抻面表演，却总觉表演者不像马，他们手中的面不像龙。看客们又过于大惊小怪，不像点点当年那样朴素、虔诚。于是就难免感双：一龙一马，把个小孩子乐得前仰后合，得见这美妙场景者，一世上可有第几人?
老杨杀鸡。
先磨刀：霍、霍、霍，极有气势。一般的鸡，听此声已骨酥筋软，摇晃而不能站立。大胆些的，待老杨挟鸡头人两翅间，另一手在弯曲的鸡颈最突出部，噌地拽下一把鸡毛的时候，也就魂飞魄散了。此时，老杨一改平日的忠厚善良，恶狠狠手起刀落，寒光闪烁处，碧血飞溅。此时，地下早放好二青瓷大碗，鸡血汩汩流人碗中，少许粗盐在鸡血冲击下慢慢溶化。加盐是让鸡血凝后鲜艳柔嫩，好看，好吃。点点每每看得胆怯而激动。血腥得紧了少不得双手掩面。尤其是那只被放了血的鸡，苍白着脸在墙角挣扎的最后关头。不过，逢年过节才有杀鸡宰鱼的事，所以，但有机会，点点绝不放过。
童年乐趣，智慧者在自然，识实务者在知识，有大志者在做帝王游戏。愚钝浅薄如点点者，说来惭愧，在厨房。
后来念书时才知道亚圣③认为凡君子先要有菩萨心肠，不忍看杀生，故曰：君子远庖厨。这种不入君子流的行径很使点点自卑过一大阵。
点点渐大，喜欢上厨房的陋习仍不能改。尽管从大人们的眼神和脸色中越来越知道往厨房里跑的不应该，但就是无法抵御厨房的诱惑。时间长厂，老杨也开始不自在。有一回他挺没来由地说：“点点，你是大姑娘了，别老往厨房跑。”
嘻皮笑脸地不理他。他就越发严重地叹口气：“你是学生，要有个学生的样子，又是个姑娘，不能没正形儿。我一个厨子……我怕什么?”
老杨的话一向好懂，这回却让人费思量。还不光是话，他神情怪兮兮的让人难受：点点再问，老杨却不再说。点点去问别人，别人也怪兮兮的样子，说：“老杨是怕人说闲话呗”
点点如堕五里雾中。
以后点点去厨房少了，一是功课渐渐忙起来，另一个是不耐烦猜老杨话里那些越来越曲折难懂的意思。比如偶然去厨房，老杨又会说：点点真成大姑娘了，把老杨忘喽。
再后来，老杨走了，调到别处工作去了。招呼也没打一声。
点点大吃一惊。先是以为老杨生了气，嫌点点忘了他。后来又以为是爸妈生了点点的气，嫌点点老往厨房跑，耽误了功课，就把老杨调走了。
生平第一次觉得惆怅莫名。
再后来，知道两者都不是，老杨调走的原因是军委服务处从四川找了一批厨师。因为当时中央和军委的首长里四川人很多。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爸爸
那时已经从公安部到了军队，所以就有了一个四川厨师老张接替了老杨的工作。加上点点后来真的大了，就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可老杨还是逢年过节的来看看。爸妈会问他现在的工作累不累，家里人都好不好。他也问爸妈工作忙不忙，身体好不好。再就是问点点在不在，点点长成大姑娘了吧。不在就算了，在就看看。她要忙就不用叫了，看耽误了功课，带好儿吧……
有时候不免遇上了，点点便摆出知书达理的样子问候他。他也没有多的话，只说看见了就放心了，放心了。
有一回，一个不知深浅的毛头小子在旁边大咧咧地说：“吓，首长的女儿，在这个大院子里住着，我们一个警卫班呐，你有啥不放心的嘛。”
老杨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
另一个知道点原委的说:“你知道个屁。老杨在这儿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档裤呢。”
老杨的脸上就更红一阵，白一阵。
“文革”开始，再没见到老杨。
一晃十多年!
1978年，我好不容易大学毕了业，在军队的门诊部当了一名军医。一个姓杨的老护士说，有个人打听你呐，说是你们家原来的炊事员。跑去一看，是老杨。
老杨忠厚整洁的样子如前，但神情优郁。他说马上要退休，组织上说他是党员，要带头退，他同意了，可心里不高兴。他说自己身体还好，技术没人可比，除了下肢静脉曲张引起的一点皮肤溃疡……，辛苦了一辈子，离开工作好像什么都没有了。说着说着，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转。点点赶紧打岔，问他现在的情况，老伴、儿女们都好不好，有了几个孙儿孙女了。还问他现在在哪个首长驻地，要是真不想退，就跟那个首长说说。
老杨说:“咳，还说呢。早知道你爸出来了，恢复工作了。也知道你们都回北京了，思来想去的没敢去看你们。我们现在这个首长，‘文革’中整过你爸，现在不吃香了，听说也得写检查。我怎么好去看你们?听说你在这里才想着看你。”
听他说得煞有介事的，便不再多问。
老杨说：我其实常来这里换药，这个溃疡老不好，别人都烦我，杨护士心好，不烦我，我每星期来一次。
他走了，杨护士说，他腿上的溃疡其实很难好。
后来他果然常来。他家不远，就在和门诊部的同一个院子，我也去过。见到他老伴、儿子还有上小学的孙女。他的一个女婿是北海仿膳饭庄的厨师，是他喜欢的徒弟，所以把女儿都嫁给他。我每次去，老杨都拿出一些精致的点心，是只有仿膳才造得出来的宫廷点心：豌豆黄、芸豆卷、栗子面窝头、凤爪酥什么的。是他女婿孝敬他的，他总留着。我让他自己吃，他就说：“你能吃着什么?这是正宗.儿，真材实料。你上仿膳正经花钱也未必见得着。”
如果我实在不吃，他就说：“你小时候好，一个豆沙包就糊弄了。现在人大心大，学的挑嘴。”
后来怕吃他的点心，怕到不敢再去他家。但他还是每星期来门诊部换药，见不到我就托人带话让我去他家吃点心。
后来，他还是退休了。不久，老伴去世。这以后，他的脾气越来越坏，抱怨越来越多，腿上的溃疡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老。
有一次他神情诡秘地对我说，他现在反党，因为党组织动员他退的休。退下来，工资少了，房子也不给调了。儿子一家三口和他挤一间房，儿子光听媳妇的，孙子也不懂事，和他不一条心。
他托我给他想办法，调房子，长工资，帮他把儿子调到近一点的地方上班。说了几次，没结果，也就不再提。还说，虽然你爸出来了，这样的事多了，你们也未必管得过来。为这话，我感激万分。
不久他的儿子单位分了房子，搬走厂。老杨剩了孤身人，没人照顾，就在儿子女儿家轮着住。终于可以不常常见他。但总听说他的日子过得不开心，嫌儿女不孝，孙儿女不听话。他托任何一个他认为可能见得着我的人带话：去看他，去他那里吃点心。我也就是答应着。
有一年夏大，他女儿来门诊部找我，说他因为腿上的溃疡感染住了院，说他心情很坏，一提点点就掉泪，说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他，只有点点好。点点说那就一起去看看吧。他
女儿说你自己去吧，我还上班，不陪了。
果然见了我就掉泪。果然骂遍了所有的人，包括让他退休的共产党、这一次他已满头白发，神情不再忧郁，但眼睛里有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刻毒，让我看了心惊。
老杨对着满病房的人说：“看见没，她爸原来是总参谋长，后来是军委秘书长。她照样来看我，她比我闺女亲，我们爷儿俩起根儿有缘，她小时候哭，奶妈拿‘顺儿’都哄不住，我一抱，她就笑。不信你们问问她……”
病房里又脏又乱，气味难闻，老杨的话也让我坐不住。因为我知道他的儿女们实际上还是很孝顺的，只是老杨的脾气越来越大，没人敢惹。我说回去了。这一次老杨仍然拿出仿膳的点心，已经留了很长时间，又干又硬。我收下，答应回去吃。
感染控制后，医院让老杨回家去。他不走，说他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公家的医院应该何候他。又说儿女的家不是他的家，让他回哪里去。医院生气了，医生护士对他渐渐没了好脸，床单被子有时一也不给换，他不管，仍然住下去。
这期间又去看过他一两次，好像都是过年过节以前，他女儿来叫，我就去，也觉得应该去看他。每次去，心头就像压着一块石头，总觉得欠他什么，但思来想去，又不知道除了去看看他，还能帮上什么忙。
有一次，是他儿子来找。他一说：我是杨万升的儿子……，我心里一震，马上明白：老杨不在了。
追悼会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他的儿女们一定费了不少心血和气力。因为老杨的追悼会确实很像样子，追悼室很宽敞，摆满了花圈，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死者是个不小的干部。我被很认真地引到签到处，工作人员帮我佩带上了白色纸花，我在签到本上写：老杨叔叔，点点想念你。那支笔沉重万分。身后有人痛哭失声，回过头，通过几张相像又悲伤的脸，认出是老杨的儿女们。
告别仪式还未开始，我被优待，先走进去与死者告别。
老杨安卧，面容还算安详，体态也还丰满。
我的心惶惑不安，没着没落，我左顾右盼……
一眼看到老杨被刮得青白的像萝卜皮的鬓角和下巴，点点一下泪如泉涌!如梦方醒!所有往事在这一瞬间被唤醒，拥拥挤挤堵在嗓子眼儿。
我忽然明白，我失去了一个终生爱护我的，天下最痴心的人!失去了人生中最难得的童年知己!
老杨!老杨!你的爱护耐心而艰难，甚至有点执迷、执迷到完全不求回报，甚至不求平等。世界上哪里还有比你的爱护更仁慈的东西!
点点现在失去你了!在失去很多之后，又一次痛失你这爱心常在的痴情长辈!
老杨的儿女们走上来，说：“爸爸辛苦了一辈子，他的晚年不幸福。”
点点更如万箭攒心，造成老杨一辈子辛苦和晚年不幸福的人中，不正有一个罗点点在内?自问自责，痛苦万状之下，只好夺门而去。
夜深人静，往事历历在目。
老杨一晚上在和我说话，还是那个温和健壮的中年人。
他笑嘻嘻地把大手伸过来，说:“得，这回得看看。”
我就像得了宝似的，把上面那层奇怪的膜看个够……
后来，别人告诉我，老杨的遗体火化前，他的儿女大大发泄了一顿：痛骂了让老杨提前退休的“组织上”，提到房子、工资和级别，提到至今不能报销的医药费，也提到“没良心”的罗家。说老杨把一生中最好的光阴留在罗家，当牛做马。除了“文革”中受牵连，再没沾过别的好处。人死了，只来个小女儿，连追悼会也没开完……
这当然是些在情急时说的话，人家告诉我别太认真。
现在，人家请客要问上哪儿，我准说：仿膳。朋友们都知道我酷爱仿膳的宫廷点心。到了仿膳，会想起老杨。想起老杨，就能温习到许多温柔而复杂的情感。会告诫自己活在这世界上要自重，要珍惜和理解爱心。有时候也会特殊地感觉到伤感和寂寞。但无论如何，我会觉得自己更有人情味。
注释
①指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春开始的，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具体做法是向这些企业派公方代表，代表国家实行领导权，并占有相当股权。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资方红利不许超过四分之一。据统计至1955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3193户。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328页。
②1950年6月，中央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总则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283页。
③指孟子。
4.秀芳
她穿戴着美德，无须面罩，也没有思想上的缺点使她脸红。
——《失乐园》189页
50年代人人想入党。
我们院子里当时一定有一场入党运动。那时候入党不是可以多挣钱，或者有别的好处。但凡和共产党沾了边的，人人着了魔似的要人党。
参谋、秘书、管理员是干部，大多是入了党的，没入党的是保姆、司机、厨子类勤杂人等。这些人按革命队伍里的规矩分别叫做保育员、驾驶员和炊事员。
一开始老杨很有希望。他的出身好，工作积极，技术又没人可比；但强中自有强中手，保姆秀芳很快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秀芳原来是旗人。父亲是清朝的蓝带四品官，是在宫廷里伺候皇上打猎的小官吏。和一般老百姓比，家境当然不错。后来，清朝倒台，改了民国。秀芳的父亲进了民国政府的印刷局，做印钞票的工人。秀芳说她父亲告诉过她，朝廷倒台的时候还给所有在旗的人发了亡国粮，那意思是从此各奔东西，谁也管不了谁了。但这亡国粮救不了末路人。没有了朝廷的俸禄，秀芳家的生活先是大不如从前。后来她父亲年老退休，家里的事情就由大哥主持。偏这大哥十足末世王孙，挣钱的本事没有，花钱的本事武大，还抽大烟。没几年，大哥很快将家产败光，很自然地将老爸老妈气死，然后妻子病死，儿子不气不病自动而死。唯一没死的妹妹秀芳，让他丧心病狂地卖作童养媳。最后自卖自身当了兵。再往后就不知去向。比红楼梦里的一片自茫茫大地还干净利索。1949年解放的时候，秀芳在婆家正水深火热地活不成人，
正好大姑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她帮助下，秀芳走出来参加了解放军南下工作队。秀芳虽然饱受折磨，但聪慧秀丽。她本来已经准备进人南下部队文工团，在进一步审查的时候因为被发现没有文化，才又经人介绍到公安部罗部长家。干的虽然是保姆活，却是正式计算工龄的革命工作。她之所以成为老杨的竟争对手，是因为她除了有和人人一样迫切的人党要求，和老杨一样忘我的工作精神之外，和人人不一样的是，她的文化课成绩好。有人说这全是文化教员喜欢年轻漂亮女人的缘故。因为这实际上是秘书的教员同时是支部组织委员。不过秀芳并不应该为自己的年轻漂亮负责，而秘书似乎也不应该为自己喜欢这样的女人负责，尽管这对老杨有点不公平。
很快事情有进展，打破了不公平状态。老杨被人想起土改时候让老婆回家分地的事，而且他还在聊天的时候说他很羡慕他们饭馆以前的老板。公私合营以前，这老板手上有一块金灿灿的表，老杨说他这辈子如有相同的一块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前者是小农意识的话，后者就要算资产阶级意识了。这个话一传出来，老杨就有些灰。不久，老杨在厨房里打了一只偷嘴的猫儿，不想在文化课上被个个刚学了两天文化就舞文弄墨的公务员发挥成一篇作文。文章洋洋洒洒，题为《杨先生怒打大花猫》。写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怒”字，着实让有心人费了猜疑：怒从何起，又向谁来。不能因为入不了党就对组织不满嘛……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虽然并无下文。也足以使老杨心灰意冷了。
秀芳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她从未对老杨怀有恶意。她不喜欢的是另一个年轻的保姆。这保姆是志愿军的家属，丈夫不在的时候却和别人相好，生了孩子。私生子一生下来就送人，鼓胀的乳房迫着她出来给罗部长的小儿子当了奶娘，这秘密很快让别人知道了，她的日子自然不好过。秀芳虽然绝对是个善良本分的人，但毕竟事关重大，有碍革命及革命女性之尊严。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使秀芳多少有些委屈。尤其是这女人还享受着志愿军家属的待遇和好名声，又有文化，工作之余，她总是眼泪汪汪地写着一封又一封的长信。人以为是给丈夫写，唯有秀芳知道她是给相好的人写。这一切使秀芳心乱如麻。好在这女人像有自知之明似的不争着入党，这使秀芳还高兴些。
但事情忽然急转直下了。老杨被支部谈了话，很快填表入党，秀芳这里却毫无动静。后来就隐隐约约地听说是因为秀芳的出身有了问题。她参加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个童养媳，
还有地下党员的介绍，但她家庭的清朝官吏的背景很让人不放心。
对于这件事，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只不过因我太小，无法深刻理解其中所有的复杂关系。比如有人说是因为管理员在账日上有说不清的事，想让老杨担待。知道老杨想入党，就给某支委送了礼，替老杨通融。也有说是因那个写《杨先生怒打大花猫》的公务员对年轻漂亮的秀芳心怀不轨，动手动脚，让秀芳不客气地教训了一顿。公务员怀恨在心，不仅抖出了秀芳家庭出身的问题，还把秀芳当时的恋爱对象在“三反”“五反”运动①中犯的错误嚷嚷开来。
后来，秀芳一直没人成党，事隔40年后的今天，老杨和当年大院里的好多人都已作古，70多岁仍然健旺的老太太秀芳，提起此事竟仍然愤愤不平。“文革”后，秀芳的丈夫和老杨的女人先后去世，老杨很想和秀芳搭伙过口子。我们觉得挺好，都是“老人儿”，互相知根知底的。但秀芳坚决不答应，我怀疑，仍和当年的那场人党风波有关。
至于那个志愿军的妻子，后来一直和丈夫好好过着日子。当年给了别人的私生子长大以后正赶上改革开放，自己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更难得的是，这从小没有被母亲照顾过的人，现在对亲生母亲十分孝顺。
注释
①指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甲开展的‘反行贿、反偷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l版292页。
5.普通人和普通的小学
如果不求更大的幸福和更多的知识，这就是至离无上的幸福了。
——《失乐园》160页
为了让我们知道普通人的生活，爸爸妈妈把我们送进了普通的小学。
东华门小学确实普通，校园简陋而陈旧。各年级的教室均是老式瓦房。夏大雨水多了，房上就长出许多草，秋天变黄。冬天刮西北风的日子，这些枯了的草就在房上跳舞，使我们这些在冬季的教室里常常感到寂寞和寒冷的小学生们多了代份注视的欢乐。
普通学校里最普通的人是工友陈婶。
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反正学校里不分长幼一律叫她陈婶。她常年穿布的大襟衣服和抿档裤。她有三件式样完全相同的衣服，一件白单褂、一件蓝夹袄和一件黑棉袄。所以她夏天穿白，春秋穿蓝，冬天三件都穿上最外边是黑。她脸上有几粒麻子，梳旧式发髻，一双脚缠过。由于有做不完的工作，她的神情永远疲倦。
教室里取暖的大铁炉有一人高，上面铸着看不懂的外国字，据说确实是外国造的。陈婶称它们“洋炉子”。每天早上，她一手提着装满煤球的铁捅，一手拿着铿锵作响的通条、铁铲，一间一间地将这些教室的洋炉子点着笼旺。除了生炉子，上课或下课时她还要摇铃。铃是铜的。比较而言，上课的铃声摇得比较认真。从门房开始，“当啷、当啷……”从前院摇到中院、操场，最后是个只有三间教室的小跨院。到这里时学生老师们都已进了教室，铃声便戛然而止。大铜铃被反过来，陈婶紧紧握住铜铃里的铜疙瘩，不让它再发出任何声响，然后静悄悄回到她的门房里去。此外，陈婶还要给教工们所有的办公室灌暖瓶，给他们热饭盒。她的门房里，永远有开水壶在炉子上磁滋作响，永远弥漫着非常复杂的饭味。陈婶自己的饭常是烤窝头片和水疙瘩。后者是北京人爱吃又最便宜的一种咸菜。所以在她屋里那些复杂饭味中，以上两种东西的气味不可或缺并总最浓厚。陈婶扭着一双小脚，做以上所有的事情，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觉得她的工作很辛苦。
我们升人高年级部以后，搬进了新盖的教室，房子再也没有跳舞的枯草，屋内的洋炉子也换了中国造的。学校里装了电铃，修了锅炉房，并添了一位男上友专司其职。陈婶除了看守门房，只剩下在冬天给我们点炉子笼火的活儿。但她的抱怨越来越多。抱怨自己老了，拎不动那么重的煤球桶了。抱怨北京冬天骤冷骤热的没个冬天样。抱怨最多的是这些个新炉子比洋炉子难烧得多，又小又费煤，大早点着，到了第三节课，教室里也没个暖和劲儿。
后来我升人中学，不久“文革”开始了，听人说爱抱怨的陈婶是个漏网地主，抱怨就是她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她被造反的红卫兵遣送回乡。我才想到，原来孤零零的普通人陈婶也是有家乡的。
小学二年级，正是大跃进的1958年。东华门小学的操场上砌上了小高炉，夜里红光闪闪，煞是好看。我们被要求从家里找出炼钢的原料来。同学们拿来了五花八门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我是第一次见，香炉、佛像、蜡烛台，甚至还有几个精致的首饰盒子。老师用一块磁铁来试验它们是不是铁。结.果有许多东西被认为不是铁，而是铜、锡或者是银，甚至还有一尊长不及寸的佛像是金的。这些不寻常的东西后面，一定有一个个关于普通人家的故事。不过，那时在我们眼里，铁是最可爱的东西，它比金银或者任何的家族故事都要珍贵。记得我从家里拿去的一个不太破的脸盆被认为是铜而不是铁的时候，我难过得哭了。
大炼钢铁之后，是“除四害”运动。“四害”起先是苍蝇、蚊一子、老鼠和麻雀。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最高兴的是参加一种全城总动员的消灭麻雀的活动。大家都在公家规定的某一天，一般是星期天，跑到房上或树上去，敲响一切可以敲响的东西，把麻雀吓得无处停歇，最后惊恐疲累而死。我亲眼看见过精疲力尽的麻雀飞着飞着就像被枪打中一样地从天空中倒栽下来。
后来科学家们说，麻雀一年里吃掉的害虫比它吃掉的粮食多，就把麻雀的名字从“黑名单”里去掉。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除四害”的说法，仍然这么说。再后来，又有科学家很科学地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赫然是《为麻雀平反》，并把“四害”里的这一害改成蝗虫还是嶂螂什么的，但人们记不住，说起“四害”来还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学校的学生都是北京东城区普通市民的孩子。我们按着爸妈的意愿尽量做到和别人一样普通。我们走着和同学们一起上学，和大家用一样的手缝的碎花布拼的书包。我们的衣着也和大家一般无二。50年代的日子，即使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是很朴素的。由于我们家子女多，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不得不更俭朴一些。我记得，我们班上衣着最惹人注目的是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儿子，这是一个总是面带羞涩的漂亮而优郁的男孩。我一直羡慕他有，一件玻璃（实际上是塑料）雨衣。而我，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最高理想只是有一双像样的雨鞋和一把不破的油布雨伞。爸妈基本不给我们零花钱，我们的学习用品也是最普通的。为了让妈妈给我买一盒班上几乎人人有的12色图画笔，我费尽心机在妈妈心情愉快地会见客人时，当着客人的面提出我的要求。不过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光荣，爸妈除了要我们在学习和品德土超过别人之外不许我们有丝毫的“特殊化”。这是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干部对自己子女的基本要求。而无论多么高级的干部，如毛泽东、刘少奇的子.女们，对此也真诚地身体力行并引以为荣。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是那个时代各种神话中的一个真实的部分。
但我们仍然和别的孩了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自己觉得，别人更不忘记。
那时下课后要上课外小组，就是几个孩子一起到某个同学家一起做作业。同学的家长会用异样的目光注视我，会问我许多我不大懂的何题。比如问我爸爸妈妈挣多少钱，我们家门口的警卫带不带枪。现在想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一种好奇，但当时我却真实地感受到了歧视，这些提问总让我如坐针毡。
还有一次我在西城区少年宫朗诵比赛中得了奖，到同学家做功课的时候她妈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这个奖应该是她女儿的。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为什么会给了你，是因为你爸爸，你知道吗?我说不出任何话，而且非常吃惊和伤心。从此我还失去了这个和我一样喜欢朗诵的好朋友。
有一个时期，班里一些男孩子流行说几句恶作剧的黄色笑话，他们来跟我说，我不懂，就回去问妈妈，妈妈一下子变了脸，说：“你们学校怎么有这么坏的孩子。”几天以后，其中一个最调皮的男孩子被记了大过。她妈妈来接他回家的时候指着我对他说：“我告诉你多少遍，惹谁不好，偏偏来惹她。”这个母亲的目光，使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无地自容。
八年之后，“文革”开始了，在这个小学男同学面前我竟然又一次无地自容。
“文革”中，由于我爸爸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②”。这种身份的人一般是不被信任，所以也就不能参加红卫兵③。红卫兵是“文革”中出现的学生组织。是在“文革”初期的扮66年5至6月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学生秘密发起的。他们在7月底写信给中共党的主席毛泽东，宣称“造反有理”。毛则在8月1日回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使得红卫兵运动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以“破四旧’④为宗旨的红卫兵运功虽然在后来造成对中国社会文明空前残酷的摧残，但一开始，能够加入红卫兵对所有我的同龄人来说是革命和幸福的象征，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大约1966年秋季的某一天傍晚，北京的红卫兵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一次集会。我太羡慕那些整天戴着红袖章、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了，禁不住想同样装扮一下的欲望，就找了一身军装，把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臂上，趁着暮色，走进古柏参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会场外面早已人山人海。随着人流，我觉得自己有几分把握不被别人认出来。离会场大门还有十几米的时候，我一眼看到了那个记大过的小学男同学。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他酷像他妈妈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看他忙碌的样子，我猜想他是在负责看守会场大门的工作。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像做了贼似的心虚。糟糕的是他也认出了我，甚至脱口叫出我的名字。他一脸笑容，但我想他一定是幸灾乐祸，所以没等他说出第二句话，我就转身狼狈逃窜了。
在这所普通人的小学里，我读到了三年级。因为家里修缮房屋，我们搬到东交民巷8号住，就先转学到东交民巷小学。后来大概是因为父母实在忙，没有时间管我们，就把我
和姐姐送到北京西郊的“十一”小学。
这所学校是专为干部子弟开办的。由军队出钱，主要接收军队的干部子女。和东华门小学、东交民巷小学比较起来，这里漂亮得多。院子宽大，遍植花草。教室明亮通敞，桌椅不仅配套，而且随着孩子的身高而大小不同。学生们住校，食宿全由学校管理。听说原来衣服也是学校发的，后来，部队的干部不实行供给制，实行工资制了，衣服才改由家长提供。但是我们班里还有一些同学的衣服是由公家发给的，他们是一些烈士或者在执行特殊任务的人的子女。我们只知道，后者的父母是一些需要隐姓埋名的人。
哦，看来还是有人关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第一，我只能每星期回一次家，这对有一个愉快的家的我来说，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不幸。我总是幻想着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那个美丽温暖的大房子里
一定发生了数不清的美好故事。第二，这所子弟学校里弥漫着一种彪悍的气氛，使我非常的吃惊和不习惯。这里好像人人都是某种“战士”，时刻在进行着“战斗”。从早上起来，洗漱和叠被子都要竞赛。从早操、上课、一日三餐到晚自习要列队行进和唱歌。队伍要比准排得齐，唱歌要比谁唱得响。第一次到饭厅吃饭的时候，我奇怪何以人人面对热腾腾的饭菜正襟危坐，忽听一声刺耳的哨子，有个老师大喝：开动!于是全体动作。杀叮时杯盘狼藉，人走屋空。原来吃饭也是竞赛。
在日常生活中，男孩子们个个是欺负弱小的好手，女孩子们则工于心计，讲究的是不动声色而达到目的。所以，这里经常有或悲壮，或离奇的嘈杂闹剧上演。
在一个时期里，好像有一场旷日持久的针对老师的恶作剧比赛。比如把老师的鞋尿湿，或者往他们的茶杯里放进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还记得一些男孩子把一位瘦小男老师
的椅子腿弄断，这位老师由于体弱多病，上课经常要坐着。他突然跌下去，又惊又气，竟然放声大哭。看到老师被这些精力过剩的学生们折磨得精疲力竭、哭笑不得的样子，我曾
以为小学老师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最可怕的是每个班的孩子中都有一个“王”，或男或女，性别不限。这个“王”走上宝座的道路想必是相当艰苦卓绝的。一旦大权在握，马上成为所有孩子的精神和行动的领袖。我们班里的“王”是个女孩，中等个，短头发，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我亲眼见她扯着一个男生的头发往墙上撞，那个孩子不敢叫也不敢哭。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理解，为什么在这所子弟小学里，十岁左右的孩子中间就存在这样明显的暴力行为。
一年以后，爸妈大发慈悲，把我又转回城里的东华门小学。我不仅可以天天回家，不错过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也可以在普通人的小学里享受一份平庸的生活了。
注释
①“文革”中对中国共产党内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的一种称谓，据认为，毛泽东在1964年12月12日对一份党内报告的批示中首先使用这一概念。1965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修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说：“这次运动的
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里对这种人有思下描写：“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兽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
（下划线是著者加的）
②指上述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子女。毛泽东在“文革”中对红卫兵的某次讲话中说这些人是可以（被无产阶级造反派）教育好的。从此形成对这些人特殊的称谓。
③ 1966年8月1口，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人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18日到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
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约许多人，被当做“黑帮分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429一430页。
④从1966年8月19日起，北京发生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北京的红卫兵首先走上街头，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宣传，修改原有的地名、店名、校名，干预衣着、发型等生活方式，甚至连姓名也要革命化。……这样“破四旧”的运动被引向全国，并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为，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一、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打人致残、致死……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社1989年9月第1版223页。
6.冰雪女王
没想到，她自己也是一朵最鲜艳的不支之花……
——(失乐园》322-323页
转回东华门小学后，最使我高兴的是我的班主任是一位美丽女人。她有一张漂亮细腻的脸，高傲平滑的额头，完全希腊式的鼻子。她的脸总是苍白无血，使她整个人更像大理石雕成。我在她的家里看到她穿着娇纱的结婚照片，更怀疑她就是断臂维娜斯的中国翻：班主任永远整齐于净，不苟言笑。一双美丽的眼睛中闪着冷静圣洁的光芒。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过一些动画幻灯片，其中有冰雪女王的故事、，我看过后，就在暗地里叫她冰雪女王。冰雪女王教我们语文和算术，她每天走进教室时优雅高贵的姿态，使我们觉得能够天天看到她，实在是一种幸运。没想到，有一天，我竟惹她生了大气。
一次作文课后，她把我叫到预备室（不知道为什么东华门小学的老师办公室都叫预备室）。我胆战心惊地看到，冰雪女王的形容大变。她把我的作文本啪地一声扔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说:‘“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我明白，又啪地一声扔过来一本书，还是那句话：“这是怎么回事?”那次作文课是冰雪女王让大家写暑假里的生活。我写的是和爸爸妈妈去北戴河海边度假的事。我挺喜欢作文课，而且不放过每一次舞文弄墨的机会。但是当我把冰雪女王扔过来的书看完后，自己也不禁冷汗涔涔，无地自容。那本书是一位名作家的散文集，其中写大海日出的章节无疑与我的有关章节（当然更正确的说法是我和他的）如出一辙。我站着，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因为我白己也确实是一头雾水。沉吟良久，还是说不出是怎么回事。冰雪女王在一旁早己气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她说：“就算天下文章一大抄吧，也没有抄成这样的，幸亏我……”
压抑不住舞文弄墨的恶习，我设想那删节号后面的成语应该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或者是学富五车?……可是我仍然想不出自己该说什么好。
说实话，一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名家的书我肯定是读过的，这篇写海边日出的散文我好像也是读过的，但是天地良心，我在写自己的作文时却真的什么也没抄袭，甚至连这位作家的大名都没想到。但是，作文是我带同家写的，现在名作家的文章和我的作文又白纸黑字摆着，虽不是逐字逐句，但实在是太像了。对于“抄袭”这个罪名，作案时间和证据现在俱全，至于动机当然也不难设想：
冰雪女王最后板上钉钉子地、痛心疾首地说：“抄袭和作弊是最可僧恶的。”
那以后，好长时间我情绪低落。一是事关自己的清白，不仅有口难辩，而且连自己也怀疑这个清自是否靠得住。二是使得美丽的冰雪女王勃然大怒。她气得喘吁吁的样子实在让我心如刀绞。更伤心的是我以前至少以为她是喜欢我的，因为我在她任教的课日里，成绩很好。可现在，她一定把我当成个抄袭和作弊的专家了。
不久，进人毕业考试了。我有点紧张。爸妈对我们的要求严格，考不上好的中学，好像很对不起爸妈。加上我平时总不如几个哥姐用功，可又自认为成绩不比他们差。我的理
论是：不用功未必成绩差。如果升学考试考不好，自然会影响这个理论的说服力。
升学考试的最后一场是考算术。我挺得意地很早就做完了。想起冰雪女工事前千叮呼万瞩咐地说有时间要检查!检查!我就从头开始检查。真是检查出了几个错误，赶快改过来，要不可太划不来了。这以后，我就轻松偷快地看着人家，不知道再做什么好。监考的冰雪女王不知为什么开始烦躁不安，好像要暗示什么给我，甚至是要跟我说什么。但我绝不敢相信这一点。她说的“抄袭和作弊是最可憎恶的”，仍如暮鼓晨钟轰响在我耳边。我有点慌乱地把眼睛转向窗外，心里疑疑惑惑的。
冰雪女土慢慢走到我身边，先用身子严严地挡住了别人的视线，然后用一个很难觉察到的动作，把她纤细洁白的手指轻轻点在我做的一道题上。我大吃一惊!因为生怕理会错了她的意思，就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她竟然像上次对我生气时一样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我不再犹豫，赶紧看那道题的演算结果，果然是一个错误，而目又是一个不该有的笔误!我刚刚来得及改过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交卷时我仍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我想再看看冰雪女王的眼睛，但她没有抬起来。我猜她一定知道我在她面前，而故意不肯抬头的。我只看见，她的脸仍然因为心情激功而微微涨红着。
这次升学考试，我得了198分：语文98分，算术一点错误都没有是100分。我报考的师大女附中的录取线就是198分。很明显，没有冰雪女土的忘我相助，我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为了帮我，天知道她怎样冲破了她对最可憎恶行为的概念，越过了她原本认为根本不可能逾越的界限。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冰雪女王。后来听说，她出身一个基督教家庭。她之所以常常面色苍白，激动的时候就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是因为她有肺结核。在我们这一届学生离开东华门小学后不久，她也因病辞职离开了。
冰雪女王如果现在还活着，已经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她天性中的柔弱、真诚和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美丽，不仅使我当时就受益匪浅，考上了喜欢的学校。而且我一直觉得，她是命运带给我的一个恩惠，使我从此懂得，人类天性显现，且与某种信念冲突激烈的当儿，真善美就像熟透的苹果，滚进我们的篮子。这种并不高明但平和的审美情感，真让我终生受用不尽。
7.夏日旅程，往事1959
看见了这些光辉的表面，谁不想进一步去窥探一下地下深处的落藏呢？
——《失乐园》229页
北戴河原是渤海边一个小渔村，在北京东300公里处。这里蓝天白云，海平沙软。一到夏季，海风习习，凉爽宜人。清末民初，先是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到了这里。三四十年代，一些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人在海边的松林里建起一两幢别墅，后来房子造得越来越多，逐渐变成有名的避暑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干毛泽东酷爱游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这里稍加整顿和修缮，就成了中共中央，尤其是书记处一班人夏季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的决定在这里做出。我们这些孩子来这里，则在大人们为国家大事焦心操劳争论不休的时候，无忧无虑地享受美好的青少年时光。
每年夏季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些家庭里也有像我们家一样的要为国家大事操劳的爸爸，温柔美丽的妈妈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儿女们。这个季节就成了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50年代没有那么多汽车和公路，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火车要走八九个钟头，于是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在火车上，不同的家庭友好共处一隅，那气氛多少与平常不同。大人们之间会说许多我们平时听不到的有趣的话，让我们这些孩子体会到我们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亲密融洽的气氛。
罗荣桓①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弃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②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身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很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深一切的同情。
妈妈说，去北戴河，和朱老总③同行是最舒服的。爹爹（我们所有的小辈都依照四川方言把朱德总司令叫爹爹）德高望重，出行可以坐专车。晚上从北京出发，第二大凌晨到北戴河站。爹爹总是交待人让把专车甩在铁路的备线上，让我们这些睡不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睡到日上三竿，再接着往北戴河进发。
不知人生乐趣是否在等待某种恍然大悟的时刻。也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有这种固执的念头，而且这种欲望在坐火车的时候会特别强烈，也许是移动的列车使时空交错的体验异常生动鲜明。反正，每年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我会固执地守望在车窗边，不放过眼前的任何事物。直到今天，我眼前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梳着妹妹头④的我坐在车窗边，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晴、鼻子和嘴巴里。我在打了一个大喷嚏的同时，如痴如狂地感受着穿行在窗外那些陌生的农村风景中的快乐。我会因感受到时间正在窗外移动的树梢上流逝而焦虑，我也会忽然有了百代过客的凄凉，进而像个大哲人似的严肃自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平去?我还会把夏日田野上的各种概念:植物、动物、人、粮食、阳光、四季和生命等等一大堆东西，杂乱无章地搅在一起，然后亨受这种深陷在混乱中的惬意。一年又一年，恍然大悟一直没有来临，但我至今醉心于那个坐在车窗边，梳着妹妹头的小姑娘，她在失魂落魄的等待中体验到的愉快。
有一年，又是坐火车去北戴河。记得火车上有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彭真的妻子张洁清，他们两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孩子和其他几家记不清了的人家的孩子，反正是除了两位夫人，就是一大帮孩子。中央警卫局的李树槐带队。
走到河北省滦县，离北戴河已经很近了，也就是在我不着边际的冥想接近尾卢的时候，火车忽然停下来，就停在荒郊野外，不能再走。李树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那时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停了，车窗外没有风吹进来，车加里闷热难当。好一会儿，才说是滦河发了大水，把铁路桥冲断了，正在抢修。车箱热热得不能呆，桥一也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李树槐当机立断，把一车人拉到县城里去等。
临下车的时候，不知准家带孩子的阿姨发牢骚说:家里大人都不在，碰上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卓琳阿姨听到了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跟着我们还不放心吗?”这话很对，那时候，这些人家之间的关系朴素而牢靠。这种情况下，虽只有两家的大人在，但保险谁家的孩子也不会吃亏。
滦县那时候是个小县城，因为在铁路边上，也还热闹，街上很挤，满足人和东西:道路上的泥泞被太阳晒得像石头那么硬。我们一行人在这些被车辆、雨水和太阳共同制造的矮小而坚硬的泥塑上而歪歪倒倒地前进。成小山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在如火的太阳下曝。因为道路被大水冲断，这些运不出去的东西只好在市场上廉价出售。空气里允满了尘土和垃圾的腐败气味。每一堆货物的后面，都是货主们愁苦的脸。一个出卖鸡雏的人一动不动地守着他的摊子，几乎让人家白拿走他的小鸡。李树槐非常在行地说，因为找不到喂它们的水和食物，这些鸡卖不出去也是死。还说要是在家里就好了，可以让老婆炒一大翻辣子子鸡了。
我们这一行人的到来，无疑惊动了县城上下。我们到县委的招待所落脚，接待我们的不知是县委的什么领导，只记得他一叠声儿地说着四个字:喝水、吃饭，喝水、吃饭。我想他无疑抓到关键，因为大家确实又饥又渴。饭在招待所食堂吃，猪肉大葱包子加大米粥，其香无比；只是食堂里用来引诱和消灭苍蝇的铁丝笼里，摆着一碗一碗的臭鱼头，臭气熏天。我们在香臭夹攻中进餐。后来听说这法子其实很奏效，因为苍蝇香臭兼喜。食堂凭着这法子，每次火苍蝇比赛能拿第一。饭后，两位夫人休息，我们一帮孩子在李树槐的带领下，上滦河河堤上去看水。
滦河的水并不大，起码不像我想象的大，但是稠得像浆糊。我们议论，说是这样的水怎么就把铁路桥冲毁了呢?旁边的人说，大水已经过去了。今天早上的水才大，水里啥都有，死猪死羊，还有死人呢。我们听得头皮发麻，就说上桥上去看看。那边人声鼎沸，说是动员了部队在抢修。李树槐大概是怕有危脸，也许是怕麻烦，板着脸说:不许去。几个大孩子不敢说什么，我们几个小的就更唯李树槐之命是从了。
被水阻住不能走，大人们都很着急,我听见儿次一琳阿姨问和“家里”联系上没有，县里的电话线路被火水冲断，李树槐最后跑到车站，用铁路的专用电话线路才和“家里”联系上。张洁清妈妈也把李树槐数次叫来问:人家喝的水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就白己想法子消毒，都是些小孩子，拉肚子可不行。
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很高兴，人人都有一种快乐的冒险感觉。晚上所有的孩子共处一室,逼着李树槐给我们讲故事，否则就不睡觉。李树槐撇着他的陕西腔都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次经历和从找吃喝到讲故事无所不能的李树槐却清楚地留在记忆里。
问题是那年为什么只有两位夫人带着一大帮孩子，各家的爸爸都到哪里去了。经我们一再回忆，原来，这正是1959年，所有人家的爸爸都没去北戴河，而在庐山开会。
1959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事的一年。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紧密相关，并代表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两件事: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及后来揪出彭(德怀)、黄⑤(克诚)、张⑥(闻天)、周⑦(晓舟)反党集团。
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夺取了抗美援朝、镇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斗争的一系列胜利。美帝主义、反革命分子、党内异己分子、资本家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在革命的铁拳面前纷纷落马。党的主席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的能力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吸引力有了进一步的信心。十是，他在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这一年的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的粮食产量，要比1957年3700亿斤增长近一倍，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1959年要达到8000亿到10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到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计划指标比三个月前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刚刚通过的各项指标翻了一番。会议还作出厂在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⑧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说:“看来，共产上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那时候，从毛泽东到全党，竟然相信，一穷二白的中国，会在一两年内，凭着由于强迫命令而丢掉土地的9000万农民在上百万个小土高炉中大炼钢铁，凭着一个“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模糊口号，凭着各行各业“放卫星”和社会主义制度“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总而言之是凭着一种超级革命意志，就能创造“超英赶美”的经济大奇迹。
195年5月，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关国的日号。当年6月份，国家建委上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题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中说:经过三年苦战，中国可以在钢铁及其其他上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看完报告后，高兴地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以后，超过英国的时间就被提前到了两年⑨。
这种异想天开的举动，实行不到一年，也就是到了1959年。已经露出不可收拾的景象。工业生产由于强调大炼钢铁而比例严重失调，农业播种面积下降，工农业生产指标一降再降，甚至降到了北戴河会议制订的指标的一半，仍然完不成⑩。面对这种困境，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这一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陈述自己对于大跃进的不同观点。结果不仅自己丢了官，毛泽东更抓住这件事，揪出了‘澎、黄、张、周”反党集团，在全党全国大反“右倾”，打击不同意见，使大跃进的恶果进一步扩大。1960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据正式公布的数字，1960年全国的总人口比上年明显减少。而实际上，加上以后两年的持续饥荒，有专家估计，全国被饿死的人会更多。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如河南信阳等地，有整村人饿死的事发生。现在四五十岁的人提起那次全国性的大饥谨，仍然谈虎色变。
说到彭德怀元帅，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确实与众不同。比如说，他好像从不到北戴河来，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吧，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记起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过哪一栋。彭元帅不苟言笑，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浦安修也总是严肃有加，所以我们小孩子都有点怕他们夫妇。
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受到更加惨烈的迫害，没能活到党给他恢复名誉的一天。
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一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被重新允许到北戴河度假，军委的招待所电大兴土木，以浦安修、林月琴、汪荣华(刘伯承元帅的夫人)、薛
明和我妈妈的名义先后翻盖起五幢别墅。浦安修只来住过一次，那时她已经患了癌症，不久就去世了。
注释
①罗荣桓( 1902-1963)湖南衡山人。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当时是中火政治局委员。 （有关中共党内人物的资料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下同。)
②贺龙(1896一1969），湖南桑植人。1955年授子元帅军衔。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③朱德( 1886-1976） ,四川仪陇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
④一种小女孩梳的，鼓简单的齐耳短发式。
⑤黄克诚(1902-1985)，出生于湖南永兴县下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份小组成员。撰写过《黄克诚回忆录》。
⑥张闻天（1900-1976），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是新文化运动战士。解放后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时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⑦周小舟（1912-1966）,原名周怀求，字元诚。湖南湘潭人。当时为中共胡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⑧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农村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公社化。到年底，全国七十四万个合作社合井为二万四千个人民公社，农户的99%参加了人民公社。所谓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就是把几十址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一切财产，包括自留地、家畜、果树上缴公社，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调用农民的房屋和家具。致使惊恐不安的农民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造成农村生产力极大的破坏。人民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对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动辄日以继夜，突击作战:社员吃饭在食堂，有些地方甚至宣布对社员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农村原有的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加以取缔。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⑨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778-780页。
⑩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8.金色的记忆
在群星中,金色的太阳最近似天庭的灿烂,吸引他的眼睛。
——《失乐园》116页
有一大早晨我醒来，面对灿烂阳光，忽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已是中年人，记忆中发生过的事情，无论如何填不上四十五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往事像一本被蛀食的书 。这书中的某些章节完全失掉了，不是模糊漫簿，而是像被虫子吃了一样的完全没有了。对于自己竟然在世界上活了这么多年和如此大量的生命过程归于虚无这两件事，如果碰巧只想起前一件，我就很奇怪，百思不解。如果不幸前后两件一起想起来，我就会整日的沮丧和惊悸。
但我的记忆里有些章节却历久常新。它们被北戴河的海风吹拂过，被它的阳光照耀过，所以，它们永远像晴朗天空下波光鳞鳞的海面，色彩分明，括泼生动，永远闪着金色的光芒。
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局属下的别墅区里，毛泽东的大房子靠近山腰，在一片松林中。林彪的房子在更高处的山洼洼里，因为他既怕风又怕听到和看到海。我们家孩子多，住两所房子，两个哥哥同住的房子离毛主席的很近，记得妈妈总是嘱咐他们不许吵闹。以免打扰主席。董(必武)老的家和我们家隔着一条大沟，平时沟里没有多少水，要是夜里下了雨，早上就涨成一条小河，流水哗哗的.沟那边那个门窗都漆成绿色的自房子是我日夜想念的地方，因为那里住着我暗恋的梦中情人，董老的大儿子良羽哥哥。他体魄健壮,笑容明朗，笑起来好像还有酒涡儿。我为什么会迷上他早已忘记了，反正在一段时间里人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董良羽是我大哥的朋友，比我大十儿岁，并且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秘密情感。每次我傻呼呼地缠他时，他就跳过这条人沟逃跑。最近我又有机会见到这位大哥，提起童年往事，他抚着已经斑白的鬓角大摇其头，说:“是个甩不掉的跟屁虫哇。”
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人的家几乎住在海边上。我真羡慕他们家的孩子们能从窗户里就看见大海。
每天早饭后，我们心急火燎地做完功课，就准备到海边去了。我们不喜欢走大路，在我们自己开辟的小路上，一条关丽的小溪天天伴我们同行。我们不知疲倦地在小溪两侧跳来跳去，头上密密匝匝的树叶编织成一把伞。太阳透过树叶，将一个个跳跃的圆形.光斑投过来。我们想不透，树叶的缝隙个个不一样，光斑为什么却个个都是圆的呢?我们之中知识最渊博的小青大哥说，因为它们是太阳的影子，太阳是正圆的嘛。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路边最多的是槐树叶和狗尾草，我们一路上在它们身上下功夫，弄出一些小把戏把自己乐得前仰后合。比如把槐树的叶子拿在手里，做分解动作四:一，将整片叶子以优美的姿势示人示己(同时念:“春天长叶”)。二，将复形叶的所有小叶片从底掳到头，叶一片聚在手里像一朵花(念:“夏天开花”)。三，将手松开，叶落满地(“秋天落叶”)。四，将剩下的光杆以同前一样优美的姿势再次示人示己(“冬天光杆儿)。还有一种叫算命，任什么命都可以算。比如说想知道某人来不来，或者什么东西得到得不到，就从槐树复形叶的任何一
片小叶于开始，一边滴掉，一边说:“来，不来……”，或者“有，没有……”。最后一片叶子摘掉时落在哪一句，“命”就是什么。被预测来不来的人也许是老师(最好不来，因为来了要告状)，也许是爸爸(最好来，因为他忙老不来)，得到得不到的东西可能是好分数，也可能是明天的好太阳，好天气。最了不得是妈妈带我们上北戴河镇上天津的起士林分号吃一顿冰淇淋。
去海边的路走到一半会经过王稼祥②的家。王伯伯戴眼镜，给人文弱的感觉、，他的房子里总静悄悄的。我们走过时不知不觉地放轻脚步。他和朱仲丽阿姨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儿，叫莺莺，也是文静得不得了的女孩儿。如果他们的窗户里传出弹钢琴的声音，那是莺莺在练琴了。莺莺总是穿得很漂亮，连衣裙千净平整，头上结着比脸还大的蝴蝶结。我们这帮穿着裤权背心，浑身晒得黑炭似的“罗家班儿”和人家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莺莺总是弹钢琴，很少见她到海边去玩。我们都很奇怪，到海边来，为什么要天天弹钢琴，不下海?钢琴可以从北京带来，可海是带不回北京去的。我们就恶作剧地猜人家有病，什么病?妇女病!想起来，我们真是混账得可以。
我们全家酷爱大海。
我虔诚地相信:海是人类的家乡。生命是从海里甸甸着爬上陆地的。否则，天地间小小的我怎么会如此眷恋它。
我尽量和海呆在一起。
站在海边的沙滩上，海浪拥上来，亲亲你的赤脚，退回去，又亲亲，又退回去。站久了，脚慢慢陷下去，海浪不停地拥上来，退回去，和你比赛谁更有耐心。当然是人输。你耐不住性子，走了，海浪仍然拥上来，退回去。而月，它大度地竹你掩盖掉没有耐心的证据，只三两次，就把你留在沙滩上难看的脚迹抹平了。
走进去，海无比温柔，起伏的海浪摇你，让你替全人类想起童年和故乡。你想起属于白己的那个摇篮，你想起母亲的模样，尽管你也许从未睡过摇篮，尽管你也许是个孤儿，从来记不得母亲的模样。反正你会觉得你在故乡，正睡在自己的摇篮里，母亲的于推着摇篮，你自己则在最无优尤虑的心境中，走向温暖的未来。
海在身边，像个前世就一认识的朋友。它轻轻地摇着我，耐心地呼唤我。当我身心舒展，神智静谧，胸怀博大到终于可以和海合二为一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开始变轻。它拍击着空气和海水，发出奇异和谐的声响，渐渐露出婆婴起舞的姿势。我真担心人人都看见我灵魂出壳，因为它分明在澄明的空气，在阳光照耀的浪花泡沫之中，上下翻性，俯仰歌吟。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可以随时去游泳。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大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要到中午前后才会出现。毛泽东则出现得更晚，他总是下午三四点钟才来。在那个朴素的年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在很多人看来是很神圣的。人们充满崇敬地互相会意:主席夜里办公，只到下午才起身。我对这种习惯自然也景仰得很。可我一是不明自，主席难道不和大家的爸爸样早上要去开会?二是觉得下午才起床，耽误了好太阳，好天气，实在有些可惜。
海不总是风平浪静，风雨过后，天上的大动荡虽然已经过去，但海上却正是最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往日平缓的海面上此刻高潮迭起。海浪有时会有不四个人高，要是刮过大风，每个高高的浪头上都拖着一条尾巴，它是由风吹起的水雾造成，这尾巴有点像慧星的尾巴，山于带着邪恶的意味而让人心倩亢奋。空气里满是风雨的腥气。目光所及处，翻卷搅动，灰重如铅的，非云即水。我们喜欢这样的天气，这种时候跳到海里，在大浪的拍击下，会有极其强烈的快感。我们兄妹数人尖声大笑着与海浪嬉戏，有时竟会忘记了时间。这种天气里来五浴场游泳的人很少，但除了我们，还会有毛主席。
记得有一天，正是这样的大气。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已经不知在海里玩了几个小时，忽然岸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定睛着去，原来是毛主席来了。他穿着条白布大裤钗，在几个战士的簇拥下走到海里来。为了保护首长们的安全，五浴场里有一个游泳排，由游泳技术非常好的解放军战士组成，专门陪同首长游泳并保护他们的安全。毛主席的水性好是人人知道的。他平时来游泳是最不需要帮助的一位首长。但是今天显然不同，大概因为大气不好，风浪大的缘故，他身边比往口又增加了许多人。
这种天气，海上的浪虽然大，但也有一定之规。通常说来，近海岸处有两个浪大的地方。一是岸边，海水翻卷着达到自己的尽头，这是无风也要起浪的地方。另外是距岸边三四十米处。这里由于海浪冲刷倒流，流动的沙子在这里形成浅滩（因为这种浅滩呈长条状，像一道矮矮的沙端。有人称这现象为“沙墙作用”。平时这沙墙在水下，不易觉察。浪大时，海水通过这道矮墙时受到阻碍，就翻卷形成更大的浪。这些白花花的喧嚣滚动的大浪，看上去挺吓人。不知根底的人视为畏途。但是只要越过这个地方，往深水里去，浪再大也不翻不卷。只要顺着风势水势，游起来就比较自如了。
那天毛主席一下海，就像往常一样向深水处游去。毛最喜欢的游泳姿势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侧仰泳。即身体像仰泳一样平躺着，手脚划动时却偏向一侧。这种姿势由于“文革”时放映的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纪录电影，已经闻名世界。那天，当他们一行人游到“沙墙作用”造成的浅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因为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浅滩处追着那些白色的卷浪玩，所以看得十分清楚。毛主席显然是想冲过这些卷浪，但他的姿势这时候成了大问题。这种不正规的姿势虽然省力潇洒，但是速度较慢。一个卷浪打过来，毛要被冲出去很远，他的姿势使他不能抓住自浪翻卷的问隙，快速冲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是绝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的。几个卷浪打过来，毛这一行人就被打到岸边。我们从小就被大人告诉，毛主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可以被打扰的，所以，我们没有走过去，也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只在远处看，但从远处一电可以看到，毛在激动地说着话，伴着他特有的倔张的昂首挺胸的姿势。他周围人的都在气急败坏地围着他团团转，显然，和海浪搏斗的几个回合下来，毛泽东已经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现在一定是在别人劝他不要再试的时候大发脾气了。一会儿，显然是作出了新的决定，这一行人又跌跌撞撞走回海里。这在找们是预料到的事，因为毛泽东当然是不能被人说服，他是一定安游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心情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收场。
后来，毛泽东当然还是游过了这个浅滩。是别人帮了忙，还是自己改变了姿势游过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他游过去以后我们人家的愉快心情。我相信，那个下午在五浴场，目赌了这一幕的所有人一定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当毛泽东凯旋上岸后，我们也兴高采烈地收兵上岸了。毛泽东显然注意到我们在风浪里嬉戏的样开，他指着我们问身边的人：这是准家的娃娃?有人告诉他之后，他挺高兴地冲我们笑笑，准确地说是冲正在走过他身边的我笑笑，笑里充满赞许和喜悦，似乎颇引我为同道。这个笑容令我难忘。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人们现在怎样评价这个人物，我却常常怀念它，怀念这个属于我的笑容。后来，在卫士李银桥写的回忆文章.里，读到过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向风浪冲锋，并向卫士们大发脾气的事。只是不知道，毛的类似经历有几次，李银桥写的和我经历的是否是同一次。
五浴场里最轻松愉快的是爹爹(即朱德总司令)。他老穿一身舒适的布或者麻的衣服。说也奇怪，毛泽东也穿宽袍人袖的布衣服，但那些衣服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符号感，好像有深奥的哲学含义。可穿在爹爹身上却只有朴素自然。连他手里的一根拐杖，虽然提着的时候居多，也让人觉得那么好看。爹爹下海，完全听其自然。套一个大大的救生圈，任凭游泳排的人把他拖到哪里。有时想上东，水或者风把他推到西，他也就去西。反正泡的时间差不多了，他就上来。天气不好，他就和他的卫士长在浴场里下象棋。古铜色的木棋子握在他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大手里，慢慢举起来，静静放下去，满棋盘的沉稳之气，逼得观棋的人大气也不敢出。姓葛的卫士长未必下得过爹爹的，但是他常常摆出他是故意输给爹爹的样子。爹爹当然并不计较，只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罢了。
爹爹的这种心境，在每周未为务位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上更显独树一帜。他一手拥着舞伴（临时请来的文工团员，或者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拐杖挂在另一只手上，自乐曲开始时起步走，他向前，舞伴退后，走到头，向左或右转，再走下去，仍然他向前，舞伴退后，舒展自然，自得其乐，直到乐曲终了。我们都认为，爹爹这样子一定会长寿。
要是沙滩上出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大家子人，那就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带着他们的儿女来了，兴致勃勃、亲亲热热是这个家庭的特点。他们能够在海里形成不小的一个方阵。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家的做派，这么说吧：五浴场里的家庭，在海面上形成方阵的能力方面，也就是人数多和相处和睦的家庭气氛方面，没有人可以和我们两家相比。我们家的方阵和少奇同志（那时爸妈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大人们之间的称呼在我们看来很没有一定之规，他们称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朱德为总司令，刘少奋为少奇同志，而陈云、林彪和邓小平则一般被称为五组、六组和七组)家的方阵在海工几相遇，是五浴场整个夏季里最热闹好看的场面。
五浴场的沙滩上，有几位女性经常吸引我的日光。
王光美很年轻，高个子，皮肤白哲但略显粗糙。听大人们说她是4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但她坚决地参加厂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前夕成为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1964年，爸爸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参某长。中共委员是叶剑英，同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副参谋长耿飙，顾问饶漱石③及李克农④、荣高棠等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是黄华、董越千、康黛沙和王光美四人。那时我妈妈带养刚会说话的大姐峪田，王光美那时候才20岁出头，妈妈让大姐叫光美姐姐。进了城。光美姐姐嫁给了少奇伯伯，成了光关阿姨。姐姐很快改了口，在我看来，光美阿姨确实和许多阿姨不一样，她除了举手投足总有一种谨慎之外，恐怕正由于她是刘少奇的妻子。她在许多时候显得比别人更检朴、谦虚和亲切。我喜欢她得体的样子和笑容，她和刘少奇前妻的几个孩相处得一也还融洽。看着一大家人高高兴兴一块儿过日子，真是件挺好的事情。
另一位是毛泽尔的儿子毛岸英的寡妻刘松林。她梳着一条黑黑的大辫子，总是穿索净的连衣裙，常常安静地出现在沙滩上，有时她和毛泽东一起来，只交换很少的几句话。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来，一个人游泳。没有人防她，或者是她不喜欢有人陪，她不大和别人打招呼。她一来，沙滩上就比往日安静一点。提到她，大人们总是很怜惜的表情、她的优郁和孤独。赢得了多人的满意和同情。来她又嫁了人，北戴河的海滩上再也没有了她的孤独的身影。
毛泽东的亲人们似乎都是单个地和他在一起，如果李讷在，李敏就不一定在，如果女儿在，媳妇就不在。江青更是不和女儿、媳妇甚至毛泽东在一起，她总是单独地出现，更是不和别人打招呼。从来不下海，只一个人在海边坐坐就走。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她的身体非常不好，到哪里都有医生和护士陪着。
还有一个瘦小薰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他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人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囚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门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惋的故事，使我猜了那么多年的谜有了谜底。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负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却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
注释
①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中国共产党内有名的四元老之一。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党的政治局委员。其他三老老是徐(特立)老，林(伯渠)老和谢(觉哉)老。
② 王稼祥（1906一1974），安徽泾县人。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③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人。曾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1953年因“高饶反党集团”问题被开除出党。后病故。
④李克农（1899-1962）,曾用名李泽田、李震中、峡公。安徽槽县人。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参与朝鲜停战谈判。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常务委员。
9.跟苏联人踢足球
天地之子呀，你听着，你现在的幸福是由于神，……
一一《失乐园》 194页
50年代，世界上两个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从好到坏的过程。
由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列宁去世后，这个党由斯大林领导。50年代初，刚刚建立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把苏共作为自己的老大哥，把来自强大苏联的援助当做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托。
1953年5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性订由苏联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协定:由苏联人在到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150余项大中型工程项目。此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享受着当时高于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一平的特殊待遇。那时候到北戴河夏季度假的人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就是这些苏联专家了。
他们住在专为他们修建的别墅区，在北戴河镇的东侧，靠近鸽子窝风景区的地方。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别墅区更漂亮。设施更齐全，更有异国情调。比如说他们浴场的沙滩上有像苏联电影里一样的彩色阳伞、白色沙滩椅，他们别墅的小卖部经常有外国酒和冰淇淋卖，他们还有一个气派的标准足球场。这使我家大哥和他的一帮年龄相当的，爱踢足球的朋友们羡慕不已。
大约是1955年的夏天，苏联专家的孩子们约我们这区的孩子们进行足球友谊比赛。这些苏联孩子是在夏令营中被专职的足球教练训练了一个夏天的。迎战的是我家大哥、良羽、叶挺的儿子叶正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等，都是一些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的半大小伙子。
比赛从开始到结束，共踢了90分钟，双方末进一球。踢平后，苏联教练叫加时，还没等中国孩子反应过来，他的队员已经开球，冷不防的就把球踢进进大门。踢进了一个球，教练马上就吹比赛结束。苏联孩子心领神会，一哄而散。把中国孩子晾在操场上，气得七窍生烟。
小青哥哥他们气不过，回去跟贺龙元帅告状。贺龙伯伯莞尔一笑，只说四个字：“来年再战。”
第二年暑假，中国孩子早早来到北戴河，开始为比赛做准备。龙元帅为他们请来了北京队的队员方韧秋做教练。还从景山少年官少年足球队请来了三个队员，分别担任后卫、中场和前卫。业余球员的老班底里又加上了粟裕②大将的儿子粟戊生，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张间天的儿子张宏生等人。记得为了踢球方便，戍生一放暑假就住到我们家来。使我们原本热闹的家这年夏天更热闹了。
这此人每天到那个足球场上去练球。那股励精图治、誓死胜利的虎虎声气把苏联人震住了，觉得中国孩子不可小视。他们沉不住气。从青岛、大连请来三个苏联水手参加他们的的足球队，也开始天天练。苏联人本来就高，加上这三个人都是大人了，跑在球场上比中国孩子高出二个头。
定好的比赛日期很快就到了，和苏联人踢足球成了那年夏天北戴河的重人事件。那天，除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外，很多叔叔伯伯都去了。其中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
渠③、彭真、郭沫若，还有贺龙和爸爸。大家都去给小青哥哥他们助威，一是这几个小后生去年确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另一个隐隐约约的原因则是上面说过的，两党关系问题。
1956年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在这年2月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兽晓夫背着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作了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国共户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对此人为不满，认为他的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4月5日发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力维护斯大林形象和“十月节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苏论战，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自此拉开了大幕。所以这场孩子们之间的足球胜负有意无意地被大人们赋一子了一层特殊的意义，成了这场社会主义阵营内两党斗争大背景下的一个小事件。
中国孩子这面是张宏生守门，上场的有选宁、正光、戎生、良羽和我大哥等人。张教练站在大门边。苏联队除了孩子们之外，三个大人也在场上，特别显眼。开球后，张宏生看苏联队员人高马大，来势凶猛，不由有些慌乱。他对张教练说：他们大人都上，咱们也上，你来守门。说了几次，张教练不耐烦了，说：你真罗嗦。你下去。张教练让我大哥去守门。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赛了一阵，中回孩子踢进一球。苏联教练急了，叫原来的守门员下，他自己跑上去守大门。这样加上他，苏联队一共四个大人在场上、这个教练守门的技术并不高明，他上场把事情弄得更糟。选宁在苏联队门前大脚高调，球飞起后摇摇晃晃进网，苏联教练一时拿不定主意怎样去接，笨头笨脑地跳起来，双手伸向天空去挡，球从更高处掉下来，在他的两手之间直落网底，中国队再得一分，全场哗然。不久，正光又用头顶进大门一个球，苏联教练的反应仍然很慢，动作仍然惨不忍睹。中国队连得三分，苏联人情绪激动起来，加强全场反击。在中国队的球门前，苏联队的大人球员一记劲射，我大哥拼命扑上去，球扑
出去厂，一全场欢呼。但是他下巴上几不知为什么挨了一脚。球赛结束后，小青哥才觉得下巴痛，后来人家分析可能是他太性急，把射进的练和射门的脚一起扑出去了。总之不是苏联
人的脚踢了我大哥的下巴，就是大哥的下巴扑了苏联人的脚。
中国队最后以四比二胜了这场球。所有的叔叔伯伯那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周总理提出大家照个相留念，中国孩子和观众都围上来。周总理颇有风度地向挤在一边的苏联人连连招手，说：人家一起来，一起来，友谊比赛嘛。
晚上，在五浴场旁边的西浴场看电影，周总理看到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士们，又特意走过来握手，把大哥他们一帮男孩子乐得不知怎么好。
这张相片现在还在，看到它时，我会重温一种恍若隔世的宁静和欢乐。它们在遥远的过去向我微笑，提醒我生命中有过这么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的这种童年幸福是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些伟人事业的上升期，在这些伟人的庇护下，我们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安全感。
注释：
①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著名将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强行扣押。度过了五年多的监狱生活。抗战胜利后被营救出狱。1946年4月8日，在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②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新四军著名将领，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
③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1921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0.把金纳姐姐领回家
从那时起，我觉得男性的恩情和智慧胜过美，只有这才是真的美。
——《失乐园》 148页
金纳姐姐是烈上邓发的女儿，是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我们家。
关于邓发，我知道的只限于党史资料：他是广东云浮人，原名邓元钊。1922年至1925年他在苏兆征的启发和引导下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领袖。在中央苏区他担任过中央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延安时期他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1945年他作为中共工委书记代表解放区80万职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8日，邓发乘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大事遇难。和他同机遇难的还有当时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刚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王若飞的舅舅、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党史上称为“四八烈上”。他遇难时金纳姐姐大约八岁。父亲牺牲后，金纳曾和许多烈上的子弟一起被送到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开办的国际儿童院，解放后才回中国来。
我大姐峪田说，她上育英小学的时候，每到星期六，各家的父母来接孩子，金纳总是和她一起被接回我们家。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奇怪，也没有问过为什么，她觉得和金纳共同享有一个家庭是件挺自然挺愉快的事。那个年代革命队伍里的孩子完全没有私有概念。
原来，爸爸当公安部长不久，有一次到广东出差。大约是想减轻一点妈妈带孩子的辛苦，下作之余，他还带着大哥小青和大姐峪田。在广州，爸爸碰到金纳的母亲。也许是爸爸百忙当中还带着孩子的事使金纳的妈妈心有所动，她对爸爸说，她的女儿金纳刚从莫斯科的国际几童院回来，很不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气候，托爸爸将金纳带到凉爽一些的北京上学。爸爸和邓发以及金纳的妈妈都不相熟，但金纳是烈士的遗孤，爸爸自然觉得义不容辞，就一口答应了。
答应了金纳的妈妈之后，爸爸却忽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他和妈妈的一个约定。
我有七个兄弟姊妹，我是第六个。妈妈不知为什么每怀一个孩子，妊娠反应都特别重，加上她生性要强，总想多做工作。还有早几年打仗，环境艰苦，所以妈妈总是不想多生孩子。但是爸爸喜欢孩子，每次都跟妈妈说：“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好，一个比一个漂亮，越生越好。你生吧，生下来，我来养。”妈妈虽然知道“我来养”只不过是一句甜言蜜语，但是她每次都过不了这甜言蜜语的关。所以我们家加上大哥小青，不知不觉就有了七个孩子。二哥猛猛是在延安生的，本来妈妈已经给组织上打了报告，李富春同志也批准了可以不要的。但在爸爸的有意拖延下，猛猛还是来到革命圣地。进了城，有了第三个女，妈妈起名叫多多，是多了的意思。爸爸跟妈妈商量，别叫多多，孩子长大了知道爸妈嫌她多怎么行，再说根本也不多。结果，多多没叫成，改了朵朵，花朵一样地让人疼让人爱。我生下来早产，虽然有惊无险，却着实让妈受了一回罪，让爸担了一回心。两年后有了弟弟，妈妈说什么也.不想再要了，又给组织上打了报告。又是在爸爸一再阻挠下，世界上有了弟弟。事后，爸爸得意
洋洋地说：“看看，幸亏都生下来了，打了报告的两个可都是男孩子呀。”但是这回妈妈和爸爸商量好了，这是最后个。所以弟弟起名叫了了，是结束，了结的意思。
现在该怎么办呢？约好了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都“了了”了，又添了一个别人的。况且根本没和妈妈商觉，妈妈能同意吗?爸爸还是很有智慧，他先给妈妈写了一封信，然后再打发孩子上路。信上说：
治平：遵照你的意见，将四儿、小青等先送回读书。内有金纳，乃邓发的孩子，其母托我们代管。请送她去学校，每礼拜同我们的孩子一块接回。我们的孩子已经够多了，再添一个麻烦，没有办法，也应该照顾。盼你不要怪我好管闲事。……
爸爸把日升算得挺准，这封信到了，孩广们也已经到了。他根本没有给妈妈留下讨价还价的时间。
在妈妈的精心安排下，金纳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妈妈非常细心地照顾着金纳，让这个敏感的孩子得到尽量多的温暖、，我的姐姐们有的，金纳都有。不仅如此，金纳妈妈或者别人送她的漂亮衣服啦、鞋啦、扎头发的缎带子啦，姐姐们可就没有了。妈妈告诫她们要对金纳特别谦让，说金纳得到比她们多的照顾是完全应该的。为此，我的姐姐们还产生过小女孩特有的嫉妒，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如全纳处处讨人喜欢。
我喜欢金纳姐姐，觉得她漂亮、亲切并且聪明。她那双好看的黑眼睛看我的时候，我心里会充满浪漫激情。我会幻想她是《一千零一夜》中某位阿拉伯公主，由于通灵，可以和大自然中的一切活物交流。她手巧，会给洋娃娃和米什卡(这是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玩具熊的苏联名字)做衣服穿，还会用手绢在自己头上结式样不同的蝴蝶结。她会送我可爱的礼物，完全是因为她喜欢送礼物给一切人。
金纳渐渐长成大姑娘。不仅越来越漂亮，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了。她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长大，有许多在那里认识的朋友。
这些和金纳年龄相仿的哥哥姐姐们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他们的父亲多是中共最老资格的领导者，有些则是早年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母亲有些是烈士，有些是由于各种原因和他们的领导者父亲离异了，这些哥哥姐姐们生了于战乱，长于贫困，父母由于不得已的原因将他们交给组织上照顾。在二三十年代，党困难的时候，这些革命者的孩子实际上只能流落街头，饥俄和贫病夺去了许多幼小的生命。红军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了。组织上通过各种办法将他们找回，并送到苏联学习。据我知道，王一飞①、瞿秋白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叶挺、博古③(秦邦宪)、任弼时④、林彪、李富春⑤等人都有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被送到莫斯科。这些学校是当时共产国际建立的，专门培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和烈士子女。建国后，这些孩子陆续回到国内，他们或者生活在父亲的老战友的家庭或者生活在父亲后来新组成的家庭里，他们曾经远离祖国，又失去完整家庭，所以他们对社会和家庭都有一种疏离感。在假日，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排遣这份寂寞。他们仿照苏联人的习惯：聚会、唱歌、跳舞，有时候还要喝一点酒、这些在苏联长大的男孩女孩们，相处十分随便。他们见而时拥抱，亲吻，有时很晚不回家，太晚了，干脆大家在客厅里胡乱睡一晚。
妈妈开始不放心了，毕竟是一些不诸世事的少男少女啊。金纳不仅是烈上遗孤，更是她妈妈正式托付，由爸爸领回家的，当然出不得半点问题。但是只要问起来，金纳就不高兴，认为妈妈干涉了她的自由。此外，妈妈还对她有一系列的要求，譬如学习成绩好、尊敬师长、勤俭朴索等等，妈妈觉得这都是自己的责任，不能有丝毫松懈。但是金纳正在多梦的年纪，她准备好为白己的浪漫情怀付出任何代价。
有一天早晨，金纳好晚不起床。头天晚上，妈妈刚就她晚回家的事话问了她。敲了很久的门，金纳既不开，也不响，妈妈慌了，要警卫员垫着椅子爬到高处，从门上的小窗户向里张望，生怕她出了什么事。但就在这时，金纳若无其事地打开门，扬长而去。
妈妈在我们面前从来说一不二，威严有加，惟独到金纳姐姐面前，她完全没有办法。不是自己的孩子，管轻了重了都不合适，她只好求助于金纳的亲生母亲，但是那个同样束手无策的母亲说：金纳更不听我的话，还是你来管教她吧。
时问长了，金纳姐姐和爸妈之间的关系竟开始疏远，只是我们小，不知情。
有一次，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下厂挺大的雪。金纳好长时间没回家了。爸妈和全家人都在饭厅里吃饭，我因为生病躺在自己的房子里。没听到一点声音，我忽然看到金纳姐姐站在床头，身上落满了雪花，面孔红通通的。
“不点儿，产病了?”金纳姐姐的声音永远那么好听，样子永远那么好看。我正百无聊赖，非常高兴她的出现，非常高兴她把义香又凉爽的面颊伸过来让我亲。
“金纳姐姐，大家都吃饭呢，你也快去。”
“你乖乖躺着，我马上就回来。”
我以为她按我说的去了饭厅，但却有点意外地听见楼梯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一会儿，金纳姐姐手里拿着个大包下楼来，又进了我的房间。
“我回来拿东西，外面朋友在等我，我不去饭厅了，点点帮我给爸妈说一声吧。”
金纳临走把一大块巧克力放在我的手上，使我非常愿意帮她的忙，那时候见到这么大的巧克力可不容易。后来，我把看到金纳的事告诉爸妈。妈妈不高兴，也有点伤心地说：“这孩子现在连面都不见一个。”那时我并不懂妈妈为什么会生金纳的气。
后来就再没看见金纳回家来，听说她住到大学里去了。我很想她，当然不仅是因为巧克力，实在是因为她在我眼里是个美丽亲切的人。长大以后我才想到，金纳是故意挑这个大家都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回来拿东西的，对于爸妈的管教，她觉得不如敬而远之的好。
金纳大学毕业以后嫁了个越南人，是越南老共产党人李班的儿子。金纳跟着他回到越南的河内，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还替他生了两个儿子。不知道金纳的出国远嫁有没有负气而去的因素，但是我们家里的人都忘不了她，会常常提起她，但一提起，妈妈又总是有点不高兴。后来，由于越南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越共的党内斗争，金纳一家人流离失所，吃尽了千辛万苦，那时候，中国也在搞“文革”，大家处在水深火热，竟是准也顾不上谁。
“文革”结束不久，金纳的妈妈去世了，金纳写信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廖承志，要求回来给她的母亲奔丧。廖公知道邓发的女儿在越南的情况，就费尽周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把金纳一家人接回中国。廖公说，父母死了要回来奔丧，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习惯。实际上，金纳回到国内和在广州的弟弟团聚时，她的妈妈已经去世好几年，连廖承志都已经去世。金纳姐姐不仅没有见到妈妈，竟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没有见上。
有一大，我拿到一份南方出版的杂志，忽然看到邓金纳署名的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我的罗瑞卿爸爸和郝治平妈妈》，金纳姐姐充满感情地回忆了在我们家度过的日子。
不久，金纳带着儿子来北京看妈妈。除了那双黑黑的大眼睛，她年轻时的光彩已经完全消失。可以想象，去国离家的日子是多么漫长和艰辛。她告诉我们，她回到祖国的时候，她两个儿子第一次吃到糖果并有了自己的玩具。
金纳和妈妈紧紧拥抱。
妈妈说：金纳，你是巧手孩子，你还记得给米什卡做的小衣服吗?它一直穿着，直到“文革”抄家，人家把它也抄
走……
金纳姐姐说：妈妈，我太不知好歹……
30年天各一方，音信杳然，短短两句话，说尽了苦难也说尽了亲情。
40年前，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家，现在，爸爸不在了，但金纳姐姐回来了，还带回了她的儿子，她说：“我是罗瑞卿爸爸的女儿，是罗瑞卿爸爸把我领回家……”
注释
①王一飞（1899—1928)，又名王兆鹏、王亦飞。浙江上虞人。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筹建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的最早负责人。参与策划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1927年底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上由于省委机关被破坏，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28年1月18日英勇就义。
②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共最早的党员和领导者之一。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一卓越贡献。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战争。后不幸被捕，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③博古(1907一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1946年4月b日与邓发等人同机遇难。
④旺弼时（1904一1950）湖南湘阴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制定了党的重大方针决策。1951年10月25 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27日病逝。
⑤李富春（1900—1975），字若愚，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任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
11.姥爷和姥姥
在人方面是可耻的背信弃义、不忠、叛逆和不顺从，在天方面则变疏远、冷淡……，给这世界带来了弥天大祸。
——《失乐园》305页
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所以，我不喜欢地主姥爷、姥姥的到来。当然并没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有尴尬难受，暗自不满。
今天想来，我非常庆幸爸妈当时在这件事情上党性没有那么强，尽管姥姥和姥爷的成份是地主，但他们仍然决定把两个老人留在北京，免得他们饿死。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后来知道，当时有许多干部的父母或亲戚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乡下逃到北京，希望他们在党里、政府里工作的儿女收留他们.。按照严格的党性，这当然是不能准许的。许多人只好按照组织的规定把亲人送回乡下，这些回去的人中，后来确有饿死的。
姥爷中等身材，面容黯淡。我不记得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姥姥却是一个很容易有明朗微笑的富态老太太，她的衣着总是很整洁，面皮白净。比较而言，我觉得姥姥更亲切。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洗脚，她把畸形的缠过的小脚突然露出来的时候我人惊失色。虽然这和她是不是地主没有点关系，但她的亲切形象一下被全部破坏。我从此决定绝不再和她单独相处。
姥爷姥姥一开始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他们住的两间平房在前院，和我们住的后院隔着一排树和一道墙。虽然一想到他们是地主，我心里就有点别扭，但我从爸妈对两位老人的态度上学会了起码尊重他们。总的来说，两个老人十分安分守己，没有特殊的事情从不到我们的楼里来。他们似乎既不特别希望对我们表示慈爱，更不敢期望儿孙们早晚侍奉。当时我有一位表妹，也就是我小姨的女儿放在姥姥这里抚养，因为她，我有时到姥姥姥爷的房子里玩。我的印象里，两位老人都不多话，也不严厉，我们玩，他们在一边静静地看，从不指导或者干涉我们什么。
但是这种脆弱的关系却随时可能受到破坏。
那时在小学生中间，流行用一种塑料的文具尺，我们叫它化学尺子，比木头尺子义轻又漂亮。我很想要，但又不敢和妈妈说。因为这种要求通常是不被批准的。姥姥不知怎样知道了，就对我说：“不点儿，你和我上街，姥姥给你买。”我一高兴，忘记了自己不和姥姥独处的原则，欢天喜地地跟了姥姥去。买了尺子，姥姥说：“累了，咱们坐三轮车回去。”姥姥叫了车，蹬车的汉子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姥姥说：“乖，别动啊。”我坐在姥姥膝盖上，觉得心情都好得不得了。姥姥也高兴。胖胖的她笑起来，身上颤颤的。
离家不远时忽然出了事。我没有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觉得二轮车大概是要避让什么东西，忽然在原地打了一个旋，车头高高翘起来，我和姥姥则被仰面朝天困在车座上。我身子轻，一翻身跳起来，姥姥体重太沉，越急越起不来。蹬车的汉子忙不迭地去扶她，看到姥姥狼狈的样子，脸上不知不觉地带出了一点窃笑。姥姥一下子恼了，冲那汉子大喊起来，威胁着不给他车钱，还说是摔坏了孩子决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下那汉子慌了，脸色苍白，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几乎要给姥姥跪下。姥姥越发不依不饶，还让那汉子赔我摔坏的尺子和她刚买的苹果和柿子。看到姥姥越来越凶狠的样子，还让人家赔我并没有摔坏的尺子和她未必不能吃了的水果，我的心里忽然浮上“地主婆”三个字，而且觉得眼前的这一个，实在是符合凶狠、贪婪等所有标准的，如假包换的一个。
我大喊：“我没摔坏，尺子也没坏……”一边喊，一边莫名其妙哭起来，然后拔腿就跑。姥姥愣了，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拐着小脚来追我。我们跑到家，姥姥拉着我，一个劲儿地问：“好乖，吓着没?吓着没?”我故意沉着脸不理她，使她惊悸不安。好几日，姥姥见了我就一脸的愧疚。
我并不关心这次姥姥是否受了伤，也不知道给没给车钱，我只是又下了一个决心，再不和姥姥上街买东西。
终于，姥姥姥爷不得不搬出了我们家的院子。这是因为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姥爷信耶稣教，是一个耶稣教徒。他到北京以后，仍然参加耶稣教堂举办的宗教活动。有一次，他参加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控。活动结束后，一个公安人员跟踪姥爷。他看到姥爷堂而皇之地进了公安部长的家，不禁大吃一惊，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事，觉得住在一起还是太不方便，就托人在我家附近又找了一个小院子，把两位老人安顿下来。这以后，他们就很少到我们家里来，过年过节，妈妈也是上门去看他们。我的印象里，妈妈没有带我们去过。
“文革”开始，爸妈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红卫兵兴起的“破四旧”运动在1966年8月及以后的日子达到了高潮。秋天原本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却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运动。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①。
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他们不知怎么知道姥姥姥爷的住处。姥爷那时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工作，那天不在家，红卫兵只抓到了姥姥，并把她带到我们家。那天，中央警卫局的人事先听说了红卫兵要到我们家里去，提前把妈妈转移走了。红卫兵找不到妈妈，就把姥姥推在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拷打她，问她我妈妈在哪里。用呼呼作响的皮鞭赶着她在地上爬，一边强迫她叫：“郝治平，你在哪里?你出来吧，……”打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她。
从头到尾，我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都少得可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她很快被红卫兵强制送回了老家临漳，姥爷没有多久也被强制返乡。姥爷一路上受尽欺凌和折磨，回到家里，他只进屋在姥姥床边坐了一会儿，当夜就在老家的堂屋里悬梁自尽，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姥姥的腿被红卫兵打断，在床榻痛苦地挣扎了三年，也在1969年悲惨地去世了。他们二老先后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只有我三姨在。作为地主和走资派的亲属，三姨的处境可想而知。两位老人入土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1986年，妈妈离开家乡50年后重回故里，她将两位老人合葬。挖开坟，由于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姥姥姥爷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姥姥的腿骨还是断的。捡拾这些骨头的，是我前面提到的，由姥姥养大的小表妹。
这几年，妈妈岁数大了，她开始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有时是我们问，有时我们没有问。
她的家乡在现河北临漳县，家住县城西南角。从临漳的地名可以知道这是个临漳河的地方。妈妈出生的时候临漳属河南省，解放后划归河北，又划回河南，最后划归河北。但现在只要有人问起，妈妈总说自己是河南人。妈妈的爷爷，一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排行最小，以开当铺为业。他的家境在几个兄弟中不算富裕。据说是因为太太姥爷死后分家不均，家里人欺负小房的缘故。太姥爷不知道为什么不希望姥爷继承他还不错的当铺生意，早早让自己的独生儿子也就是我姥爷上了学。姥爷念书识字，学业完成后在县里不定期地做过小官吏，不做公家事的时候，就做小学教员、受姥爷的影响，妈妈从小的理想也是做个洁身自好的小学教员。妈妈是家里的长女，很受太姥爷和姥爷的疼爱。她小时经常被我太姥爷扛在肩膀上到临漳县城的街上去玩。太姥爷一手提着一小袋面，另一边的肩膀上扛着我妈妈。到了街上，太姥爷把而放在机房里压面条，然后扛着我妈妈进茶馆，太姥爷喝茶，妈妈吃太姥爷给她买的撒子。喝完茶，太姥爷去机房取压好的面条，一手拿面条，一边的肩膀还是扛着妈妈，祖孙二人有说有笑地走回家去。妈妈说，当年她坐在太姥爷肩膀头上，看到的临漳城内大大小小的房屋和街道至今历历在目。她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会梦见自己是个小女孩，坐在太姥爷的肩膀上，走遍临漳城的大街小巷。
在妈妈的家乡，女子受教育很少见。但在姥爷和太姥爷的精心安排下，12岁的妈妈完成了小学的学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开封的明伦中学和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这正是“芦沟桥事变”爆发的1937年，日军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之后，又把魔爪伸进了华北，小小的临漳城危在旦夕。日军沿途烧杀抢掠的暴行使小城内人人自危。忧心如焚的姥爷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全家人的性命。他和姥姥商量来商量去，决心将两个刚刚成年的姨嫁出去，已婚的女子无论如何会比待嫁的姑娘安全些。他们还决定由姥爷带着未成年的舅舅，也就是郝家三代单传的男孩子，上开封找我妈妈。姥爷的打算是父女三人一起向南逃难，路上他也许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教书挣钱，这样第一可以不做亡国奴，第二可以保存郝家的血脉。姥姥则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还有她年仅五岁的小女儿。
姥爷到了开封，把他的打算和妈妈说了，没想到，妈妈已经下了决心找共产党抗日去，不过为了不让姥爷替她担心，她没有和姥爷明说，只说她要继续读书，不愿意和家里人一起走。没有办法，姥爷知道自己说不过倔强的女儿，只好带上独生儿子，父子二人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妈妈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她和几个进步同学在一个共产党员，绰号“老大哥”的带领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徒步走到延安，进人了抗日军政大学。
姥爷带着舅舅到了武汉，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中和舅舅失散了。姥爷离家千万里。又丢了儿了，直是求生不得，求死术能。因为他总觉得舅舅役有死，还有找到的一天。找不到儿子，姥爷不敢回去见姥姥，在武汉又度日如年，他就在这时候皈依了耶稣教。舅舅一直找不到，一晃三年过去了，姥爷只好打点行较回到家乡。他告诉姥姥独生儿子丢掉了，而姥姥则告诉位大女也不知去向，有人说是投了共产党，但还是生死不明。可以想象，姥姥和姥爷那时是如何伤心欲绝。
1942年，妈妈在杭日前线太行山和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爸爸结了婚。这时候，为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当时任冀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宋任穷知道妈妈是那一带人，就找妈妈介绍家里的关系。妈妈离家多年，当然想知道家里的情况，马上心急火燎地给家里写信。宋任穷派人把信送到姥爷和姥姥手里，他们真像自捡了个女儿一样高兴。这以后，只要组织上找到姥爷，他都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姥爷好几次赶着一群羊到敌占区去，卖了羊，用卖羊的钱给八路军买药。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带现钱怕土匪抢了去，赶羊又有赶羊的难处，怕抢，也怕路上羊死掉，又怕到地方卖不上好价钱，姥爷一个读书人，赶羊卖羊当然都不在行，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可真够难为的。好在姥爷办事稳妥，一直没有出过大差儿。此外，姥爷知道了女儿的下落，心里觉得是在帮女儿做事，这种心情恐怕是他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1943年，我大姐峪田一岁，二姐峪书刚刚出生、加姥姥知道了，就急着要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看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姥爷说，那么远的路，又有日本鬼子，怎么去？姥姥说你不用管，我不会像你，连个儿子也保不住。姥姥这么说，是因为她真的多有计谋，遇事不慌。还是她过门不久的事，小姑被土匪绑了票，一家人急得火上房，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赎人。作为嫂嫂的她给全家出了个主意，四处去散风，说家里没钱赎人，这个姑娘也不准备要了。没几天，土匪竟然放了人，并从此留下郝家没钱的印象，再也不来找麻烦。姥姥执意要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这时知道姥爷在外面的儿年，有一个相好的女人。虽然姥爷后来和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再也没有来往过，但这使一直为郝家含辛茹苦的姥姥受到极大伤害，她越发不能原谅姥爷把舅舅丢掉的事情，气愤伤心之下，她决定只身一人上路。
从临漳到太行山，可以一想象，姥姥怎样拐着一双小脚，千辛万苦地找到妈妈。她最没有想到的是根据地的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的和男人平起平坐。姥姥大开眼界，她对
妈妈说，你这里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吧。妈妈说日本鬼子的扫荡马上要开始了，不仅你不能留在这里，还要把峪书交你带回去，请你替我抚养，这里的环境太恶劣了。姥姥没有办法，大哭一场回家去了。
六年以后，妈妈给姥姥写信，计她把峪书送来，因为孩子要上学了。妈妈希望她在革命部队里受教育。姥姥带着峪书又一次跋山涉水地到了解放区。刚住下不久，妈妈又不得不动员姥姥回去，因为那时候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作为党的干部，妈妈不能留自己地主成份的亲属在部队上，这有逃避上改的嫌疑。姥姥这次又是大哭一场。临走她对妈妈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不通情理?我给你把女儿养到六岁，没指望你谢我，可峪书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也是我的心头肉，一下子不让我带走，连多住几天都不行，让人心里怎么受?后来舅舅写信给妈妈说，姥姥是一路哭着到家的。回到家就大病一场，险些送了命。
一直到解放以后，姥姥姥爷再没提要来的事，妈妈也没回去过。妈妈说。要不是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饿得受不了，他们也不会来投奔我。
这些故事让我感动。姥爷姥姥原来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后来由于生养了一个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会的女儿，又被卷人一堆他们并不理解的事情中去，直到在“文革”中惨死。如果人真有灵魂的话，他们的灵魂一定是无法安宁，夜夜游荡的。
但是连这种想象都无法改变我对他们已经形成的印象，所有关于他们的回忆都打上别、怪异的烙印，总使我重温看到姥姥那双小脚时的难受和恶心、、一般说来，老人的至福是含怡弄孙颐养天年。小儿女们的至乐，则是在夏日的藤萝架下听自己祖父祖母讲牛郎织女之类的故事。对于我和姥爷姥姥来说，至福至乐都无从谈起。文明史中这种最简单的图画，对我们来说都是奢望。不仅如此，联想到我在红卫兵毒打姥姥时的无动于衷，联想到我在今天仍然无意修补我被扭曲的情感，我对自己的冷酷不免心惊：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感情?
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捷克人在临刑前说：“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小学语文课读这篇《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时候，我就为这句结束语热泪盈盈。
可伏契克以为自己是谁?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纪轻轻就被法西斯断送生命的捷克作家。他走上的并不是美丽的十字架，他只会被人用肮脏油腻的绞索绞断脖子。但是他却晓出这样应该由上帝说出的悲天悯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伏契克要告诉人们，要人们警惕的到底是什么?
我曾经以为，那只是法西斯分子和由他们发动的罪恶战争。但是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年轻的共产党人伏契克在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深深理解了人类生存中这种最悲哀、最无望的状态，所以他在一刹那之间升华了自己的信仰，变成为全体人类受难的上帝之子。所以他以最高智慧说出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说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不幸的是，这句箴言一经说出竟变成咒语。因为活着的人总是不够警惕。尽管合理的社会历史形态会抑制这种状态的发生，但更多时候这种状态却像疾病一样传染和蔓延。不管人的尊严是被剥夺，还是自愿失去，不管回归兽性是发生在忽然之间，还是形成于常年累月，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此。看看我们自己和周围，难道还需要更多的例子吗?这种状态发生在我，我曾非我，发生在人，人会非人，发生在时代，时代就血腥。如果不幸传染蔓延开去，那是世界的末日了。
①继(十六条}鼓励红卫兵不要“文质彬彬”、不要“温良恭俭让”之后，（1966年）8月23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一再度为学生“千钧棒”欢呼。随后，红卫兵的暴烈行动骤然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以暴力冲击寺院，捣毁文物，焚烧书画、戏服，勒令民主
党派解散，通令宗教人士还俗。揪斗、批判、抄家、游街示众等“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以及郊区，红卫兵自8月27日至9月1日杀“‘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家属325人。在北京市内，自8月下旬到9月中旬，红卫兵打
死170多人，抄家3. 36万户，揪斗四类分子8.5万多人。
——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89页。
12.哥哥姐姐们的故事
那棵能给你辨别善恶力量的树，就栽在园的中央，挨在那生命树的旁边，作为你的顺从和忠信的标志，要记住我所给你的警告，不要去尝味它，……哪一天你尝味了它，哪一天你就活不了。必须死……
——《失乐园》290页
他们年龄较大，经历坎坷，在我们中间是率先走入生活和社会的，所以我们中最初的人生故事便来自他们。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大女儿，她的母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何宝珍。爱琴小时候当过童养媳，后来被党组织用几块大洋赎回来，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异国他乡，她迎来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和第一次爱情。她和一位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结了婚，这个青年是西研牙共产党领袖，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爱琴万万没有想到，当她回到解放的祖国，准备为祖国效力，更与家人共亨天伦之乐的时候，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一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人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都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爱琴对丈夫的唯一纪念是把他们共
向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
后来，李富春的大女儿特特姐姐以及爱琴的弟弟刘允若等人又遇到了大致相同的问题。他们都爱上了和自己国籍不同的人。尽管他(她)们或者是革命者的后代，或者是来自社会上义制度国家的苏联人，但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婚姻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里是没有希望成功的。所不同的是，这两个人不像爱琴那样顺从，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父母发生了激烈冲突。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受到普遍批评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实在不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更何况这利益其实只是爱情，凌驾于革命之上。大人们教育我们说，这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身不够革命化的缘故。特特姐姐由于坚持和自己的爱人保持关系，她妈妈蔡畅①和父亲李富春宣布和她断绝亲子关系，尽管这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在法律上无法解除，事实上也无法断绝。这只是表示我们严厉的父辈对他们不听话的子女一种决绝的惩罚。特特姐姐好长时间不能和父母联系，不能再住在中南海的家里。
我家大姐姐峪田曾是大家公认的漂亮姑娘。大学三年级那一年，她在公园里碰上了正在独自散步的刘允若，刘的小名叫毛毛。峪田姐知道毛毛爱上一位苏联姑娘的事，他那时因此在朋友们当中很抬不起头。毛毛拿着一本俄文小说，满脸都是生活在梦幻甲的表情，他对峪田说:“我们一起散步好吗?”多半出于对毛毛既往不革命化的名声和现在不革命化的现状的双重厌恶，小半出于少女的高傲，峪田姐像躲瘟疫一样躲开，留毛毛一人更加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这件事，峪田姐到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因为她的年轻幼稚对一个同样年轻幼稚的心灵造成的伤害再也不能补救了：对生活始终充满美好幻想的毛毛，“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遭受了更残酷的迫害，在监狱中悲惨地死去了。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同时最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了。他的天才光辉照耀着历史、文学、戏剧、考古等多种领域。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1924年，这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名扬天下的浪漫诗人，在五四运动退潮后回到他留学的日本。为了养活五口之家，他在一日权当桌子的旧皮箱上，翻译出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没想到是这本书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而在此之前，他“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果然，郭沫若的革命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受毛泽东之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不久，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武昌城下，他竟然冒着枪林弹雨和北伐战士一起冲锋。“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辞激烈，在国内外产生邑大影响。后来，他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部队转战途中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携全家到口本。这期间，他
在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成为举世闻名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回到上海，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国民政府任文化第三厅厅长。这期间，他在从事救亡文化运动的同时，创作了大批历史剧，写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历史学、考古学论文。因家民族的危亡时刻，往往是郭沫若才思奔涌、学术成果最灿烂的时期。他似乎特别善于在学术研究中贯注革命激情和他的人文理想。或者换个说法:郭沫若的那个浪漫、叛逆的灵魂，和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是他火山喷发般创造力的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郭沫若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
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郭老又写了《武则天》，为女皇帝武则天翻案。说实话，我那时不到十岁，根本无法很好理解剧情，更不要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人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桃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风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日气说:“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儿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来忽然振振有辞地背起诗:“从长沙到湘潭，坐汽车或小时半，真方便……”说这是郭老的新诗，随即又摇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说，是郭老二说的。”
后来听说，这句话是郭老自己说的，但是爸爸坚持不许我们这样一议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字、诗，对于这位大文豪所有盖世的成就，我们其实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安，是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只是个“党喇叭”。建国初期，他在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讨。很多人认为这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要人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日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升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时起就以《凤凰涅盘》倾倒过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稻二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J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
实际上，我要讲述的是郭老两个儿子的故事。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解的第三个儿子，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学生、党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英对所学专业十分喜爱。人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个学牛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学真是门危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尤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容易。所以接触得多，谈得也多。X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动教养，其他下个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世英的处理比对其他二个人轻一点，恐怕还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儿子。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练重新做人。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意到中国农业人学学习。
记得我在北戴河海滩卜看到过世英，他被太阳晒得黛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远，上了岸就从沙滩上拣起自己的衣服去冲澡，不和我们这些在沙滩上懒懒晒太阳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一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电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看上去，郭家两兄弟很不幸地碰.卜了有告密嗜好的人。实际上，这两个告密的年轻人，具有革命青年的典型特征，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即革命和革命化是社会生活和生存的唯一标准。毛、周两个伟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说明对全社会、全民族实行革命化管理这件事，在他们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郭家两兄弟是生在大树下的两棵小草，在父亲郭沫若这棵大树的庇护卜，还遭到了如此无情的风雨。可以想象，在那个全社会进行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时代，有多少青春才华受到摧残。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离开音乐学院。再去学什么呢?有世英学哲学的例子在前，文科是万万学不得的，学理工科吧，民英已经学了两年音乐，理.工的基础课又跟不上。思来想去，郭沫若夫妇决定按照儿子的意愿，把他送去当兵。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那时候，部队是最革命化的地方，心乱如麻的父母亲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军营里渐渐适应革命化的社会生活。他们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够助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军队任总参谋长。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危险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杀身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为前一天，民英还在参加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没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样下定决心的。
我翻开这段历史，注意到民英30年前离开这个纷乱世界的时候，毛泽东正把“文革”的人火烧向全国。他已经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并向造反派们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人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在上海“一月风暴”②之后，纷纷开始夺权。所有的政府机构和中共的党组织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像老舍、傅雷这样的文化名人都已惨遭厄运，命归黄泉。尽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表了态，要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甚至要沾一身血迹，要向帝国主义分子甩几个手榴弹③，并且要求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但此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幸存者了。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芳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少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从我懂事起，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父辈们是一群职业业革命家，这些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忠于社会不断进步的理想。他们相信在冥冥中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能导致全社会进步的真理，只要找到这个真理，并为之不懈奋斗，人同世界就一定会到来，在他们眼里，世界更像一个大工地。他们把碰到的问题精心排列，相信通过一个艰苦庞大的社会工程，就不仅可以解决所有这些被排列进去的问题，而且可以在这个大工地上建立起他们的理想大厦。我们出生之日，正是这些革命骄子们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所以，一个十分严密周全的精神世界已经为我们准备得停停当当。
在这个世界里，高悬在一切之上的是父辈们的，后来也是我们的革命理想，那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故。更规范的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法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个理想世界完全是先验的，从来没有人费神向我们证明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但我们这些生于和平，生于安乐的半大孩子，却很容易从身边充满秩序的环境中生发出对它的信任。首先是父辈们为这个理想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其次，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这种说法具有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实在让我们不可抗拒。世界在我们眼里是如此简单明快，人类历史中所有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我们这些被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们的眼里，统统是能够被革命理想战胜，或者被设计周全的社会工程解决的问题。现在想来，民英和世英只不过是我们中间稍微有点浪漫气质和独立
思想习惯的人罢了，他们的道路竟会因此而特别艰难，命运也因此而特别悲惨。
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郭沫若夭真烂漫，追求真理，革命的大时代使他一夜成名。半个世纪之后，世英民英怀着同样的赤子情怀，却走上了毁灭之路。是命运无常，还是历史
擅变?
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们为了实现理想，不借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h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是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撅盖世大行其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注释
①蔡畅（1900 - 1990)，女，湖南湘乡人。蔡和森之胞妹。著名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领袖。解放后曾任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是中共中央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② 1967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由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总司”等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都停止办公。
这个“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夺权运动，又被称为“一月风暴”。——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98页。
③参见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
13.接班人
他把我创造得光辉、桌越，旅恩于我、丝毫没有亏待我……
——《失乐园》127页
我的中学生活开始了。
第一大去师大女附中报到，新同学由于互相不认识而显得群龙无首。我个子高，被老师一眼看中，成了临时整队喊口令的人。当大家听从我的口令站成整齐的一排，而我把这个漂亮的队伍交给老师，自己跑回队列，成为全班的排头时，一道灿烂耀眼的阳光忽然穿透了我原本温柔朦胧的心，使我心里陡然涌起一份欣喜，觉得自己一下子走出了羞涩疑惑的童年，走进成熟自信的新天地。责任、荣誉、功利……，一条条欲望的小虫子在我心巢爬。痒痒地，让我心急气短，急切地希望自己有所作为。
这时候，大饥餓的喧嚣已经远去，人民总算度过了饿肚子的三年，迎来经济全面好转。1963年起粮食产量改变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县粮食、油料、生猪等农业总产量超过了大跃进以前的1957年。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有了明显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四年连续出现大量赤字的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
这种经济复苏和环境逐渐宽松，使执政党领袖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思维进入了新的活跃时期。这时候，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联发起了一场短命的改革：鲁莽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专制上义的全面否定，使一毛泽东暗自惊心。他意识到他在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实践，正日益受到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现在不仅仅来自资本义和帝国主义的敌对势力，也来白共产党内部的新生代。毛汗东不知道这种强大的挑战力量实际上来自工业革命后变化着的整个世界，色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对现代化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像他认为的那样来自共少认党内一两个的变节分子。所以他决定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运动以抵御这种挑战，保证他创建的党和国家的纯洁。
毛泽东咄咄逼人地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他的倡导下，这一时期全社会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是在农村，后来扩展到城市的四清①运动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具是基层干部人人自危。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学雷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更是将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清教徒式的极端生活方式推及整个社会。而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人了青年时代。当我学了医以后才知道，这是人一生中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期。人通常会在生命的这一周期中生发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渴望浪漫柔情，更渴望献身理想和正义。
我的同学们回忆，在女附中的日子里，我在大家的眼里实际上就是革命的化身。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很革命的家庭里，自然有良好的背景和充足的理由追随革命。另一个也是主要的原因是我过盛的精力在那里作祟，同学们说，虽然整体上说我还不是一个一点不通情理的人，但在每一个革命化的活动里，我总令她们心惊胆战，因为我总能充分运用想象力，使这些活动有声有色，别出心裁。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运动.里，我提议全班同学利用星期天徒步走到香山，以模仿部队行军的方式，体现我们不怕苫，不怕累的精神。今天我已经快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我的同学中很多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她们说由于我不肯稍稍松懈，由于我始终走在队伍的前边，由于我帮别人背了背包(我一点不记得我们还打了背包)，她们只好无可奈何，而又痛苦万分地跟着我。她们也许有点佩服我，因为我和她们一样汗流侠背，在行程的后半截一瘸一拐。但更多的是恨我，有一个同学说她跟在我后面一整大，我高个子长腿的身影在她眼前晃，使她从早到晚都在想我会像路边收获的高粱一样被镰刀齐根砍断。但她们对我毫无办法，因为我坚毅的身影确实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每当这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她们都惧怕我的出现，因为我总能成功地把这种场合赋予了庄严的革 遗憾的是这种革命戏剧不是总由我领衔主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个个是热血沸腾的革命好手。班里很快成立了共青团支部，由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组成。我因为不够人团年龄只有眼红的份，但我很快就感受到团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来自它的强大压力。
有一天，我被告诉下课后到团支部书记家去。去了才知道是团支部组织的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这是当年一种命意义，又能够身体力行地向她们证明、她们可以像我一样。很通行的革命教育方式，通过吃用野菜和糠做的最粗糙的饭食，以表示不忘劳苦阶级的根本。一般认为，食物的粗糙程度和参加者革命化的决心成正比。我们这些参加者是团支部经过认真筛选认为可靠的人。所以食物尽管难以下咽，所有的人仍然兴致勃勃，红光满面。但是团支书的姥姥嫌我们做忆苦饭的时候将她的厨房搞得一塌糊涂，坚决不许我们继续活动，后来由团支书的父亲出面批评了姥姥的落后，我们才得以勉强完成所有吃忆苦饭的仪式。这以后，团支部只好不断召集其他方式的会议。每次课上课下，团支部那几个人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时候，全班的人就都紧张起来，不知道谁会被召集，谁会落选。我虽然也会紧张一下，但心里基本上是有把握的，接到日头通知以后，就颇为洋洋得意。这种会议除了进行正面教育外，一开始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经常会听到团支部对一些所谓落后同学的分析和评价，譬如谁的父亲解放前是小商贩，所以她会在与人相处中斤斤计较。谁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也会被怀疑家中有海外关系。还有一个同学因家庭困难中请助学金，但被发现她的父亲实际上是个吃定息的小资本家。尽管她的父亲早死，尽管她的母亲是被父亲遗弃的姨太太，尽管她父亲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给过她半点帮助，但是她的助学金不仅得不到批准，她还在我们这些人中留下了对组织隐瞒问题的恶劣印象。我开始还怀疑，这些朝夕相处年龄相当的普通女孩未必像团支部会议上说的那样面目可憎，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我会在事后真的觉得这些人异样。久而久之，我颇有了一些阶级斗争观念，很能够用一个可靠的，团支部发展对象的全部特征塑造自己，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所有的事情。
这一时期，我和我周围的人对于这样的思想训练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它渐渐在我心里培育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童年的迷茫上面，分明日益长出一个坚毅的完全不同的自我。而且，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力量对比，竟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开始它们还可以相安无事。夜半无论是梦中还是醒来，.我觉着躺在床上的都是童年的那个我，充满疑惑和朦胧，万事可以商量，没有定见的。天一亮，那个坚毅的我就开始行动和讲话，而它则是讲原则，不动摇，万事有主见的。问题是，随着思想训练的不断严格和革命自觉性的不断增强，我终于认识到，白天的这个自我之所以还不够坚毅和顽强，之所以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完全是因为晚上的那个自我在作祟。于是白天的自我决心向晚上的那一个开展坚决斗争。记得第一次读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惊讶，因为我觉得他提倡的修养方法早已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我们成了一群简.单忙碌又愉快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心中都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每天的生活目的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课堂上我们为革命学习，代表无产阶级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课余，我们为革命锻炼身体或者为革命唱歌、读书、娱乐等等，晚上我们大写“雷锋日记”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使这些文章的文风、文体和语言都与报纸上发表的同类文章酷肖，后来又发现原来这种文风是属于毛泽东的，只不过是报纸和全国人民都在有意无意地仿效。夜晚灯下，我们仍然孜孜不倦，目光炯炯地检查一整天来所做所为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和毛主席的教导。这种时候我们唯一的烦恼是没有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法马上检验我们对革命的忠诚和马上为革命作出牺牲，而最痛苦的事情则是发现自己做得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有很远。
我姐如朵朵和她的好朋友，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雁玲同在景山学校读书。她们虔诚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罗惊涛和刘骇浪，表达自己不怕风雨，随时准备迎接革命考验的情怀。中学生杂志上登出了她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迅跑的事迹，使她们成为中学生，尤其是干部了弟学习的榜样。我捧着这本杂志，心里充满了敬佩之情。唯一不满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插图。它把两个人都画成背影，而在我眼里她们是革命青年里非常漂亮的人物，好不容易上了杂志，只画了背影，实在说不过去。
假期里，爸妈根据我们的意愿送我们去进行方式不同的锻炼、由于爸妈的工作岗位，我们接触连队的机会较多。我们和连队里普通的解放军战士结下深厚友谊，熟悉和喜爱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们热烈地爱上演出队演出的通俗文艺节日，在全国调演期问，我们夜夜沉浸在普通士兵革命化过程中的喜怒哀乐里。这一年的国庆节，师大女附中初一年级在北海公园游园会上演出的节目是由我主演和组织排练的，名字叫“小王赶车”。这个表演唱完全是从战士演出队的节目中移植的，表现了一个年轻的驭手，在参军后的不长时间里过了生活关、技术关和艰苦关等等，完成了革命化的重要步骤。我们七八个女孩子，一律把头发剪得齐耳根，一律穿解放军的绿军装、扎皮带，一律把袖一子卷到肘关节以上，如果再带上一个红袖章，就完全是一副红卫兵的样子。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红卫兵形象的最早设计者。我这个主演唯一和大家不同的是手里拿了一条赶车的皮鞭子，这个节目除了要边舞边唱之外，最关键的是要在刚出场和临下场的两个规定时间把这鞭子甩得啪啪响。由于我对革命工作的责任心极强，曾经日以继夜地勤学苦练，所以这个动作完成得十分成功。那天我们学校的演出场地被安排在北海前门背对白塔的彩绘牌楼下，是每个进人北海公园的人的必经之路。我的鞭子在所有观众的头上挥舞，最终啪啪响起，观众热烈鼓掌。我心里又有许多欲望的小虫子痒痒地爬。我那时体验到的愉快和成就感，绝不亚于一个奥运会冠军。尽管我下得台来，遇到几个观众疑惑的目光。他们正争论着我们这伙人是男是女，其中有一人看见我摘下帽子就说：“你看，我说她是女的嘛。”这时我才想到，我从排演这个节日开始，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性别问题。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应该处理女学生扮演男战士的矛盾。但是这种由男女莫辨生出的尴尬并没有真正影响我的情绪，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辉惊的时刻。
有一次，总理周恩来为了比一些领导同志的大人配合搞好外交工作，借着中央在北京开会，召集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夫人在人民大会堂聚会。这种聚会实际只是联谊，并不十分正式，所以妈妈也带了我去。记得参加的有全国妇联主席蔡畅、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西南局第一书记李并泉的夫人肖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等。周总理非常高兴，和夫人们谈笑风生。他、张茜还有我妈妈都属狗，他就兴高采烈地称自己为老狗，把张茜和我妈妈称为小狗。这中间不知怎么一来，也许是夫人们都去方便，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
总理走过来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画。”
我没听清他的口音，就问：“看花？”
总理说:“不是花，是画。”
我们走到大厅过道上，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墙上一幅巨大的中国画，告诉我是关山月画的红梅。
我挺矫情地说：“这是画上的花。”
总理笑了，对我的咬文嚼字宽容大度，他和蔼地说：“你是个知识分子啊……”
我也笑了，觉得他的笑容很好看。总理握住我的那只手有力而温暖。我注意到他的指甲是精心修理过的，在红润的甲床上显得格外光洁。我的身心因为这双优雅的手而一下变得安静高贵，连大会堂里的金碧辉煌也不那么刺眼喧闹了（我听说大会堂中所有的装修方案都是由总理亲白过目的)。总理款款地说自己的家乡有梅花，问我见没见过长在野外而不是长在花盆里的梅花。大约就因此谈到年轻人不应该是温室中的花朵，谈到毛主席最近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②，周恩来那双众所周知的服睛此时又大又黑，一双浓眉也遮不住那里面夺人的光亮，说到接班人的活题时他的眼睛则更大更黑，害得我心潮澎湃，晚.上回家把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反复学习，还在我的“雷锋日记”中大书特书关于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决心。
每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上述类型的精神生活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这些职业革命家们确实在全社会建造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为自己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他们自信已经建立了千年帝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包括他们子女在内的下一代人的使命，只是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字典上说，接班人是接替下一班工作的人。恐怕在生活中难找到比这更缺乏个性的角色了吧。但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简单而坚决地划定了我们的职责和人生道路。不能否认，他们确实造就了一批正人君子，一些重要的思想品质：热情、简单、克己奉公、不怕艰苦等等，渐渐在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整整一代人身上成为现实。
我总忘不了在周恩来优雅掌握中的这一刻。我是在他温暖的笑容里，在他好看的黑眼睛的注视下，接受接班人命运的。所以，我比别人，甚至比“惊涛骇浪”还难从这个角色中走出来，直到一部由杰出的共产党创始人出演的好端端的正剧，不知怎么被演成了后来那种样子……
注释
①1963年到l965年中共领导人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的政抬运动。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便不少人受到不应有的错误打击。继而在1965年错误的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初期。
——参见《辞海》1985年版缩印本178页。
② 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国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缺点错误。
——参见《人民日报》1964年8月3日第一版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14.举足轻重①
在蒙恩、被选的精灵中间扩散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未曾有的喜悦感觉。
——《失乐园》96页
一直到1949年建国以前，爸爸在党内都算不上一个特别引人注日的人。虽然他在23岁就当了红军的团参谋长，24岁当师政委，27岁当军政委，27岁任军团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后，他主持过抗日军政大学的工作，他的名字随着千万抗大学生的脚步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后来他到太行山，在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工作。解放战争中爸爸任华北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但总的来说，他的职务是随着资历积累，逐步提升的。
解放后，爸爸逐渐成为独挡一面、成绩卓著的干部。他先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在“镇反”、“肃反”运动中，他以作风凌厉十练著称，不仅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各种意图贯彻及时彻底，并且日益显露出对震荡全社会的政治运动掌握有度、进退有方的机敏。应该说，在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的复杂斗争中他开创了一份特殊的业绩。
1955年军队授衔的时候，爸爸成为十个共和国人将之一。比较而言，他的资历最浅，有人出来说话：罗瑞卿的大将军衔授高了。
爸爸确实是从这时候开始脱颖而出，毫无疑间，这是因为他正日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任用。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8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争论发展成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在这个会议上，连一向德高望重的朱德也受到批评。毛泽东盛怒之下甚至提出了“跟谁走”的问题，到会的人们在慌乱之余，纷纷表态要跟着毛泽东走。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罗瑞卿兼任总参谋长。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土作，罗瑞卿为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爸爸这样从公安部回到军队，颇有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意味。这一系列的任命，无不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甚至林彪，对他特殊的赏识。这以后，他果然成了深得信任的，行走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和各位军委副主席之间的，常常负有特殊使命的人。
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领导，从战争年代起就是通过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来实现。建国以后。这个方法一直沿用下来。
彭匆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整肃，第一个党内举动就是改选中央军委。换届的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共七位老帅：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从主席副主席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军委办公会议的召集人，是一份需要智慧的，不大好十的差事。
6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日益险恶。印度在中印边界对中国领土进行蚕食。中苏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紧张，特别是在苏联策动了新疆伊犁塔城事件②之后。1962年，在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根据我军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蒋介石在台湾组成了以他和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准备对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闽粤、江浙结合部搞一次军事行动，国民党军队还在美军的参与下在台湾南部地区举行了名为“昆阳”的作战演习。这一切都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警惕。他一改自50年代以来东风已经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开始强调世界战争早晚要发生，战争不可避免。
1962年5月，在上海的毛泽东紧急召见爸爸，在上海锦江饭店对面的国际俱乐部开会，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还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以及汪东兴等人。
这个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制订找军战略方针的文件，实际上已经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了两年之久。现在当毛泽东感到战争危险已经迫近的时候，将它拿出来修改。
五月底，《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刚刚修改完，毛泽东再次紧急召见爸爸。在他的住处，爸爸领受了毛泽东针对台湾海峡、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出现的紧张局势，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加强战争准备的指示。5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在北京研究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问题。会后，作战部根据会议内容用保密电话向在上海的爸爸报告会议情况和林彪、陈毅元帅在会上的讲话。电话讲了四五个小时。那时好像是因为通汛技术不发达，设备难以承受这样负荷，反正根据档案材料记载，电话传达这次会议情况的过程中，用坏了两部电话机。爸爸的两位最干练的军事秘书邓汀和郭树元交替做电话记录，手都写麻了，也不敢稍有差迟。当晚，会议的电话记录整理好，爸爸本来准备让总参作战部研究处处长谭族樵去向毛泽东汇报。但凌晨1时，己到杭州的毛泽东打来电话，要爸爸亲自去。爸爸当然感到了事关重大，所以第二天上午10点，他乘专列赶到杭州。下午，就升始向毛泽东汇报。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意犹未尽的毛泽东还惟恐有人对形势的危险估计不足，他目光灼灼地说：“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
毛泽东要爸爸立即回上海，向正在那里召集的华东局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作一次关于备战问题的报告。在会上，爸爸以确定、沉稳的日吻说道:主席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来向大家报告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大家要准备打仗……
6月4日，爸爸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嵘洒要塞区和东海舰队、江苏省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同样的毛泽东的准备打仗的口信。会后，爸爸赶回北京，向在京的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成员汇报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的各种想法和指示。这些党内军内的高层领导都是从爸爸的嘴里，听到他们的领袖，听到国家最高军事统帅毛泽东关于战争危险的警告和国家军事力量要进行重新部署的消息。
5月下旬，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进人紧急战备状态.6月1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各军区人闽部队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为避免暴露，各部队从驻地出发都是在夜间，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人闽部队则保待无线电静默状态。乘火车的部队只准坐闷罐车厢，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严禁任何人开门或下车，部队吃喝拉撒都在车上，战士们很好地执行了纪律。到7月初，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全部按时开进到括定地区并部署完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神不知鬼不觉，风不吹草不动，东南沿海地区的陆海空三军已经严阵以待。
后来，由于其他国际政治原因，其中包括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公开谈话，表示不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台湾当局并未将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功付诸实施，只派造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但很多人从.这次东南沿海备战的部署过程中开始了解，在新形成的军委领导班子里，爸爸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精明十练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怎样成为一个上传下达、有职有权的关键人物，他在协凋各方、组织实施军事大行动的时候是怎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1962年初夏的一大夜晚，毛泽东把爸爸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召唤到中南海他的住地。爸爸知道毛泽东、向在夜里工作，这个时候恐怕是刚刚起床，所以并没有感到奇怪。.但
是他以为毛泽东会和他谈东南沿海备战的事情，所以一路上都在动这个脑筋。
没想到刚见面，毛泽东劈头就问：“你们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
爸爸完全没有准备，一时被问住了，就说：“我们一直在忙着搞东南沿海备战，对这个事没有注意。”
毛泽东说：“这样的事你们都不注意？回去看看7、9、11三天的报纸和《参考消息》。”
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又说：“赫兽晓夫搞修正主义一也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呀，回去查查军队人们的意见怎样。”
爸爸回家就找出这三大的报纸和《参考消息》，这些报纸上登载着全国各地的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的消息。爸爸马上意识到，毛泽东是在以他特有的调查情况的方式向他吹风，党内又存在了严重的不同意见。
1962年9月里的一天，我们被妈妈召集到一起，从晚上8点钟全国新闻联播节目里收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消息。我听到爸爸被选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这时，我才发现，爸爸在1956年当选的八届中央委员的名单里，名字就非常靠前，比许多爸爸一再对我们说要特别尊重和爱戴的伯伯叔叔还要靠前。妈妈说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是依据得票数排定的。我想我是从这天晚上有了爸爸是个重要人物的慨念。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严厉批判了提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和为彭德怀鸣不平的“翻案风”，严厉指责了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出充分估计的人是“黑清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由此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并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上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爸爸的重要性，主要还是表现在他在军队里的，保卫国家安全的工作和任务上。
中印两国的边界是两国政府之间争论很久的一个问题。1959年，周恩来向尼赫鲁提出保持两国边界现状，避免武装接触的建议，但未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响应。到1962年四五月间，印度当局趁着中国军队正在进行东南沿海备战的机会，对我国领土一方进行变本加厉的武装蚕食。刚刚开完八届十中全会，爸爸就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印边界上的紧张情况。10月12日，印度政府扬言，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准备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这时，毛泽东下了和印度人打一仗的决心。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以新疆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组成的西段指挥部奉命进行反击。爸爸起草了军委给边防部队的电报此次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必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这种明确严厉的措辞是爸爸一贯作风的体现。它们是对参战部队的要求，更是他对毛泽东，对中央军委立下的军令状。
那段时间，爸爸为了随时掌握情况，把家里也布置成了一个临时作战指挥部，许多房问都挂满了地图。那一年我11岁，妈妈认为我应该有一问自己的房间，而不应该再和弟弟同住。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作战部使用。
那些军事地图的印刷是多么精美啊!我至今记得挂在我房间的那张1:50000的亚洲地图，我的床摆在像一弯残月的波斯湾下面。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儿大，爸爸的军事会议常常持续到深夜。每晚，我枕着那一湾蓝蓝的波斯湾海水，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杂沓的脚步声，窗户上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它们活动着在墙上描画出许多奇怪的影子。这一天，我在一种难以人睡的苦闷里，忽然很渴望做一个像爸爸那样举足轻重的人，可以在深夜惊功许多人，可以满脸严肃地运筹帷幌，决胜于千里之外。
长时间以来，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两大部门，担负着既要满足战备需要，又要集中力量加强科研，突击尖端技术的艰巨任务。在两大部门的计划和决策的工作中，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领导者们。在由贺龙元帅领导的国防工委和聂荣臻元帅领导的国防科委之旬，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制造与维修，整机与配套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互相矛后的问题。
对于两个老帅之间由于工作产生的不协调，周恩来总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1961年8月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H月8口，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11月29日，中央批转厂爸爸向周恩来并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空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密切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在国务院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直接归日管理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几机部，仁管原子能工业)、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主管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的工作，并作为国防工委、国防科委两委之间联系协作和组织日常工作的日子，在党内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决定，爸爸兼任这个国防工办的主任。
也许是这个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确有成绩，协助两个老帅解决了许多原来不好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办公室加强了毛泽尔和周恩来两人对国防工业和科研领域的领导，使他们的意见史通畅直接地到达这两个重要部门。1962年底，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明确规定国防工办是国务院管理国防工业的办事机构，同时也对中央负责。它对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委，在工作上是指导关系，两委有关的各项工作，应首先经过国防工业办公室研究处理。196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原来的中央军委国防上业委员会，把它的任务并人国防工办，更加重了国防工办的任务。
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艺术。爸爸是个有公心、不讲价钱的人，办事情不仅效率高，而且有分寸，既有尊重上级的习惯，在下级面前又有威信。事实证明他是这一时期各位老帅都能够接受的人。所以，尽管这个职务的设计复杂而且缺乏安全性，周恩来却真是没有选错人，爸爸是主管这个部门冉合适不过的人选。爸爸在1962年12月19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说：“在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维持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各委、部要协调的事情，还是先送到口子(指国防工办这个口子）来，先通过口子上处理，不要事无巨细都直接捅到两位元帅那里去。元帅们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要让他们有时间考虑和掌握大问题、大事情，关于具体工作，在他们的指示下，我们就要多挡一些。如果发生瞎指挥，我们可以承认错误。”不管当时或者后来别人怎样想，爸爸说这番话
是由衷的。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劳苦和忘我工作可以节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各位元帅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大政方针，多考虑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经济困难尚未克服的那些日子里，爸爸觉得这是他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分忧的最好方式。
在这种环境里，尤其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爸爸一共担任了五个方面的13个职务。
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他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上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还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人大，他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爸爸一大之
内要处理的问题，从命令空军打击侵人领空的敌机到同某个犯了腐化错误的高级干部谈话;从处理某一军工厂出的安全事故到调解某一院校因训练场地同当地人民公社发生的纠纷;从修改第几天要见报的社论到研究如何安排亚非留学生在院校的课程；从检查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到处理文工团住房靠木工房太近、噪音太大的问题。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有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人，爸爸得算一个。
爸爸会多。书记处的会，国务院的会他要参加，政治局的会他要列席。军委的会他不仅要参加，还要当军委办公会的主持人。总参和国防工委的办公会、党委会他都是主持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指示、讲话，他不仅要及时向下传达，而且要向未听到这些指示、讲话的各位老帅逐一登门汇报。
爸爸要处理的文件多。秘书们曾在1961年作过一个统计，!960年全年共收文件3.6万份，平均每月3000份，每天100份。当然没有人能看完这么多文件，爸爸的四个秘书帮了大忙，爸爸说：“没有你们我弄不了这么多事……”后来文件逐年增多，秘书们也懒得再作什么统计。
爸爸出差，无论火车飞机轮船，办公室就直接搬上去。好在爸爸身体好，多大的风浪或者气流，他从不晕机晕船,爸爸记忆力极好，任何数字他可以过目不忘，譬如说部队番号、驻地、编制和科研项目中的武器型号、性能他都能脱口而出。这也给他节省了不少时间，而且使他的上下级都对此印象深刻，对他生出许多额外的信任。
爸爸小时候在家乡读小学〕有一次学校组织去春游，至一古庙罗汉堂，见一罗汉于睡乡中恬静安然，爸爸心有所感，一时口占成打油诗四句:一睡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要同你睡，大事没人搞。当时，周围的同学都哄哄大笑，以为诙谐有趣。现在，爸爸是在做大事了，这是他从小就向往，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所以我断定，这是他最无怨无悔，最忙碌但也是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在爸爸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这段时间里，我对他的印象最模糊。不知道哥哥姐姐们怎么想，我觉得在很长时间里，我甚至说不上是和爸爸亲密的。我们好像总在各种各样的时间里等待他，等他从外面开会回来，等他打完一个又一个电话，等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等他下楼来吃饭，等他兑现偶尔答应，带我们出去玩的许诺。
有一次，爸爸大大地得罪了我。那是一个新年即将来临的日子。北京那时候冬大的雪比现在多。下雪和过年都使我们小孩子兴奋无比。我和弟弟决定在我们家的前厅里，在画着那种神秘图案的水磨石地上布置一个玩具方阵，以表达我们小孩子过年的喜悦。我们把所有的玩具，洋娃娃、布狗熊、各种大小的玩具汽车，还有不倒翁、花皮球等等都抱出来。方阵很快摆好，窗外的大雪静悄悄地落满了庭院，和我们一起等待爸爸从外面回来。好容易，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汽车轮子在院子里洁白的积雪上画了几条好看的弧线，车门开时，秘书巳经冒着大雪在门边迎候。爸爸一边和秘书交谈一边快步走进前厅，爸爸对前厅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心不在焉，不仅根本没注意我们美丽的玩具方阵，甚至还在跨越这些方阵的时候微微皱起了眉毛。最不可原谅的是他碰坏了我最心爱的一个白瓷鸽子，这鸽子美丽的一双红眼睛只剩一下一只。我猜爸爸根本没有发觉他做的事，但我却伤心了好几天: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听到大门门响起汽车喇叭，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怨恨、害怕还是陌生，我掉头就跑。爸爸一定是看见我了，他走下汽车的时候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紧张得心悴悴跳，但是却执意躲在藏身的地方不肯出来。我听到爸爸跟妈妈说：“奇怪，刚刚看见点
点在院一子里的，怎么一眨眼不见了?”这时候我心里很满意，因为我叫他失望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成了一个矫情女孩。如果有几天见不着爸妈的面，我就会心里不安，会整天泄气，还会怀疑爸妈是否还爱自己的孩子。一天临睡，我居然突发奇想，跑到别人的床上拿来好几个大枕头，胡乱塞在脖子底下，摆了一个难受无比的姿势睡着了。我想，如果爸妈还关心自己的孩子的话，他们就会来关照我，把我从这种难受的姿势中解救出来。深夜，我在朦胧中觉得房中的灯被打开了，我听见爸爸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子就睡了?随后有人从我身下拿走了那些枕头，我相信那是妈妈。
我曾经把这段经历写在我的另一本书《非凡的年代》里，一个自认为在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的友人看后对我说，那晚的情景也许只是一个梦，只是我这种矫情女孩在心理暗示下产生的幻觉，而我的爸妈根本没有出现过。他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我脖子下的枕头确实被人拿走了。但我知道，即使在我们都更小的时候，爸妈也不是每天都会到我们的房间.卫来查看的，所以那天爸妈来厂我的房间完全是偶然。可木来不‘定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正是这种偶然性让我大大地放了心。这以后，我对爸妈的爱心深信不疑，就算好儿大不见他们的面，我也相信他们是爱我的。
爸妈和我都应该感谢命运，它在这个时期总是顾恋我们，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度过任何感情上的危机。
注释
①本章内容部分引用了《罗瑞卿传》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席不暇暖的总参谋长》(上、中、下)中的文字。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199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②1962年4月22日。新疆维彗尔族自治区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和伊犁的6万余中国居民，在苏联柱新疆机构人员的策动下逃往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