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的起源
“图书馆” 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收藏管理文献的处所。但是作为“图书馆” 一词中的“图书” 就应作广义解释,不能仅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那些装订成册的纸质形态的图书。这也就是说, 各种载体、材质、形式的文献资料都应属于广义的“图书”的范畴,都是图书馆收藏的对象。现代的图书馆除了收藏一般意义的纸质的图书、期刊等文献资料外,其它载体、材质、形态的文献资料如缩微胶片和各种形式的电子文献资料, 磁带、光盘之类也都予以收藏。所以说,图书馆的收藏对象是各种载体、各种材质、各种形态的文献资料。或者说,任何载体、任何材质形态的文献资料都是图书馆收藏的广义的“图书”。
文字的产生和文献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研究人类通过劳动使自己脱离蒙昧野蛮状态而进入文明时代的问题时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当人类意识到需要将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供利用时,最古老的文献便产生了。当人们认识到需要对已产生的文献进行连续不断的收集,并将收集到的、有一定数量的文献有序地存放在一起以便长久保存和利用时,最早的图书馆便诞生了。我国图书的产生和收藏的历史十分悠久,伴随着我国文字而出现的官方典籍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的殷商时期,它与古代巴比伦和古埃及的皇家藏书几乎同时,它比我国的私家藏书早2000年左右。典籍就是皇家或政府藏书。官府藏书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典籍也称档案收藏恰巧适合了当时社会管理、国家统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当时这种典籍收藏活动开始仅局限于王室。在我国商代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有王室祭祀、征战、天时、年成、王事等。它们均是社会政治和自然现象各方面的知识。
据考证, 早在夏朝和商朝时代, 我国便已有了足以用来记事表意的较成熟的文字系统, 有了书写、刻写文字的各种形式和材质的图书文献,并已有了集中收藏图书文献的行为和处所。中国最早的文献载体,是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献和金文文献。早在商代就已经设有史官,史官是掌管和记录统治者的言行及重大事件的图书档案。到了周代除王室设有收藏文献的库室外,各诸侯国也有本国的文献库室, 因为最晚在春秋战国时已流行以竹木和缣帛为载体的文献, 记录文字较前便利得多。在以上这段时期,图书和档案工作是结合在一起的。这说明, 中国的图书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四千年以前的夏、商时代。中国的图书产生于三、四千年以前,而图书产生之后, 很自然地就会有收藏的行为,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图书收藏的历史也已有三、四千年之久。商代藏书最有力的实物证据即是大量殷墟甲骨的集中发现。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出规模宏大的宗庙式宫殿遗址,遗址下发现有一些复穴和窦窖。复穴相当于地下室, 可以居住和工作, 窦窖是室内用以储藏物品的井。甲骨文献大多都存放于穴窖之中,数量大而且集中, 很显然这是有意收藏的行为。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所肯定。在殷人收藏的甲骨文献中,人们还发现有成套甲骨集中收藏的现象并且还发现一些甲骨中间钻有圆孔, 专家断定这是用来穿绳的孔洞,以便将成套的甲骨文献串连在一起收藏甚至还发现记有编号的甲骨, 如董作宾先生曾在一片甲骨的尾尖处发现“册六” 二字,在另一片甲骨尾尖发现“编六”二字。这些都可作为证明殷商时代即有收藏图书文献行为的实物证据。殷商时代收藏图书文献的行为可以用甲骨文献的收藏实例来证明。但实际上殷商时代收藏的图书文献决不仅为甲骨文献,除了甲骨文献外, 必定还有其它形式、材质的图书文献如简书和帛书之类, 只是简书、帛书容易腐烂, 也容易遭受人为的毁坏, 没能留存至今,因而无法看到当时的收藏情况而已。
(情报部 袁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