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经被洗脑。一说起农民起义就是官逼民反，一提起北洋政府就是民不聊生，一说起汉奸都是没心没肺，死心塌地。其实呢，梁山好汉上梁山多半被同伙所“赚”而非被官府所逼，北洋政府好歹还裹着一件现代宪政的遮羞布，而汉奸呢，也懂礼义廉耻，并非打娘胎里出来就是后生反骨，附逆如流。
合肥历史人物谱中，位列第一好号反派人物的王揖唐清光绪三年(1877年9月11日)出生于合肥。此时，李鸿章54岁，刘铭传和聂士成都是41岁。王揖唐先是考中秀才，27岁的时候搭上了清王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末班车中，高中进士，被分派去兵部主事。从此踏上了波谲云诡，跌宕起伏的宦海仕途。
王揖唐的进士头衔绝非浪得其名，著有《今传是楼诗话》并因补辑《童蒙养正诗选》而留名于《国学宝典》，后又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被当时誉为“学贯中西”的“双料进士”。其父是一位前清秀才，以教书为业。王揖唐幼承庭训，长而学，壮而仕，比起他的合肥同乡李鸿章，刘铭传和聂士成的人生起点都高，相比年长他12岁的段祺瑞更是顺风顺水，省略了许多少年磨难。
在讲究民族气节，崇尚忠孝节义，被儒家文化深深浸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宋元易代，明清鼎革，每当天下鼎沸，华夷逐鹿，都是儒家士人砥砺士节，高唱正气歌，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生际遇。后人将王揖唐的一生简化风干为“汉奸”二字，显然忽略了一个儒家读书人在世态浇漓，人欲纠结的复杂环境下的挣扎过程。
王揖唐的一生可以抗战爆发为时间之刀，划为前后两块。日本留学，袁世凯秘书，洪宪男爵，北洋上将，安福系主将，几个关键词基本上就描绘出王揖唐的人生轨迹和平步青云的志得意满。王揖唐精准把握住了历史的脉搏，几乎没有浪费一个时代大潮提供的人生际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侵华。权力版图在流变在塑性。王揖唐觊觎在等待。在60岁的王揖唐完全可以息影林泉，含饴弄孙，在儒家士人的精神世界中愉快地享受人生的夕阳美景。但是，从27岁开始，已经在权力的道路上攀登了三十多年的王揖唐不可能不再显身手，就像一个执着的登山者看到了新的高峰不可能不去攀登一样。
趁宋哲元不在北平之机取代其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亲自与日本人谈判。王揖唐打算由自己独掌华北政权，为免过于孤单，他还企图拉其安福系同事、时任四明银行董事的李思浩下水。不过，李推说说自己虽然对蒋介石没什么好感，但若弄顶汉奸的帽子压在头上，自己及整个家族也是承受不起的。无论王揖唐怎样劝说，李思浩就是不愿做出头鸟。李思浩话语婉转，但还是点到了熟读儒家经典的王揖唐的痛处。
羞愧与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去张罗了。面对日本刺刀下的高官厚禄，王揖唐既渴望，又谨慎。但矛盾与纠结中王揖唐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自以为是地选择了一条鼠首两段的权宜手段。这样，不放弃从伪组织中攫取实权，汉奸的帽子又要敬而远之，要少负卖国的责任。
1937年12月14日，伪临时政府在北京怀仁堂成立。本拟由王揖唐但仍内政部部长，但王揖唐出于谨小慎微的态度，乃强调灾区需要救济，提议设置赈济部。所以，伪政府成立时，王得职务是伪临时政府委员、常务委员，赈济部总长。赈济部，听起来就是一个类似红十字会的一个公益组织，毕竟和政治保持了一段羞涩的距离。
在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梁鸿志在日本海军党军的支持下成立了南京维新政府，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相抗衡。后经过协商，于1938年9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双方各派委员会三人组成。王揖唐同王克敏，朱深为临时政府的代表，自此，拉拉扯扯的王揖唐才公开地做了汉奸，虽然有些低调。
作为北洋时代的老牌政客，代表皖系的王揖唐和代表直系的王克敏曾是死对头，两人互相攻击，水火不容。后来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直系崛起，善于见风使舵的王揖唐为摆脱困境，缓和直皖关系，利用王克敏好色的秉性，将小老婆顾红珠在妓院中收养的“义女”小阿凤嫁给王克敏为妾。这样,比王克敏小四岁的王揖唐摇身一变，就成了王克敏的“老丈人”,二人从冤家对头变成了“翁婿”关系，成为民国的一大奇闻。但王克敏是政坛老手，这一层关系并没有使他与王揖唐的关系真正缓和。
到了1938年10月，王克敏的地位已经稳定，遂对王揖唐施加压力，请王改任内政部长，并把原赈济部主管的赈济、卫生事务分设赈务、防疫两个委员会，统由王揖唐兼任委员长，归伪行政委员会直辖，使王揖唐在政治上避重就轻的企图难以得逞。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之，王揖唐的骑墙路线走到了尽头，没有第三条中间道路了。他意识到这时王克敏在政治上对自己施加压力，如果推脱，就有可能被王克敏一脚踢出伪政府，使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于是，官场老江湖在酒入愁肠之后，一不做二不休，揭开伪装的面纱，公开地同王克敏争夺政治地位和个人权利，“翁婿”矛盾更加日趋激化。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1日，原伪临时政府改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仍由王克敏任委员长，王揖唐则被其排挤到汪伪正全力任考试院院长，华北政委会方面，仅给王揖唐一个委员的虚职。但王克敏在汪伪政权成立前，曾百般阻扰，同汪精卫结下很深的私人积怨。所以，汪伪政权成立不久，王克敏就向汪提出辞职。汪在做了一番形式上的慰留后，于1940年6月7日，发表准王辞去本兼各职的决定。6月8日，任命王揖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
“翁婿”之争水落石出，王揖唐最终攫取了伪华北政委会的最高职务。一反过去的超然姿态，踌躇满志，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从1941年8月24日，华北防公会员会成立，王揖唐任委员长，到1943年，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王揖唐在华北搞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燕赵大地民生凋敝，哀鸿遍野，而王揖唐本人则因“功勋卓著”而受到日寇赞赏，曾被邀请访日，受到天皇召见。
此时的王揖唐基本完成了一个汉奸价值体系的建立，在这个体系里，汉奸有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感和献身精神。一个汉奸只有意识不到自己是汉奸的时候，才能做出登峰造极的令人发指的汉奸行径。
为适应日本“思想战”的需要，王揖唐又改组了反动组织“新民会”:政治上，使其由“思想团体向政治团体”转变，强调要以“军、政、会”三者为一体，来对抗共产党“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战争体制;组织上，整编和建立“华北青年团”，大力扩展其职权和范围，使“新民会”变成反共的“实践团体”;指导思想上，修改“新民会”纲领,进一步确立“和平反共”的方针。总之，卖力宣扬“中日亲善”、“东亚新秩序”等汉奸理论，奴化华北民众，制造大大小小的汉奸，便是王揖唐改组“新民会”的根本目的。
在经济上，王揖唐为保证日本华北方面军“对资源的获取”，实现其日本主子“以战养战”的政策目标，贯彻“大东亚经济制”,先是发表声明，称“在华北的经济政策方面,要与日本更加紧密联系”,继而指令下属各总署、粮食管理协会对粮食进行统治与封锁,以保证侵华日军的粮食供应。接着还成立了以王荫泰为理事长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专门搜刮各种物资供日本之用。在军事上,王揖唐还努力维持原有的“皇协军”数量和装备，组织“剿共军”，改编伪警察交由日本人训练、指挥。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王揖唐的所作所为极为赞赏，夸赞“华北方面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对帝国进行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此，“王揖唐功不可没”。有了日本主子的夸奖，王揖唐折腾得更为起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竟无耻地制定“决战五大目标”，宣布华北全面开展“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要“集中华北全部物质和精神的总体力量来完成大东亚战争”，为日本侵华和称霸世界做出“贡献”。
1940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被调回国，王在致欢送词中赞其功高勋著，称其离任回国，“真令人有点离别慈父之感”，认贼作父的汉奸嘴脸,由此可见;这年10月王揖唐应邀去日本访问,参观了靖国神社,还叩谒了日本天皇,回国后又写诗对天皇表示感激，诗云：“八紘一宇沐仁风，旭日荣徽逮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显然，王揖唐在自己的汉奸价值体系里清空了礼义廉耻，重新树立了感恩的对象，自我定位和人生目标。
可惜就在王揖唐倾力实现其卖国“抱负”之际，汪精卫逐渐对其不满。蛰居青岛的王克敏也联络以前的老班底，向日本人揭发王揖唐的罪状,掀起了倒王风潮。日本兴亚院遂指令北平机关长水磨负责调查王揖唐被指控的贪污渎职、废弛公务案。早就对王揖唐心存不满的汪精卫正好借机发挥,迫不及待地于1943年2月8日“劝说”王揖唐辞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考试院”院长职务，仅保留其政府委员头衔。
可叹王揖唐连下台的时候都没有放过捞一把的机会，他不仅侵吞了所有的公款，还带走了值钱的公物，连存放于厨房的油盐米面、库房的汽油煤油、办公室里的纸笔文墨也一并席卷而走,气得汪精卫大骂其无耻。一代巨奸贪婪自私的秉性,由此尽显无遗。
兔死狗烹的结局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好在此时的王揖唐早已修炼得金刚不坏的汉奸之身，或许一把羞辱的老泪只能往肚子里咽，总之，他在主子面前表现得很优雅得体，竭尽忠诚。这样的谦恭诚挚到日本主子都有些不忍。在去职的当天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内有“华北为大东亚建设中心，应担负起兵站基地之任务，把人力、物力、精神、总力贡献给日本，个人无论在朝在野，均为大东亚战争而努力”等语，表示要继续为主子效忠。这让人联想起慈禧在八国联军的刺刀面前说过的话，“竭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
如果王揖唐能够带着一个汉奸价值观一条道走到黑，虽然遗臭万年，但在沉醉中覆灭也未尝不是一种安乐，遗憾的是，68岁的老人，发现自己人生的最后几年不过是狗尾续貂，一番折腾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种遗憾不亚于刀斧之下的秦相李斯，“吾欲与汝复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其可得乎?”
1945年10月，戴笠接到李宗仁的肃奸命令，带着一帮随从驾机抵达北平。为给自己找条后路，他想到了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顾问的老朋友李思浩，忙给李写信求援。王揖唐满以为凭自己与李思浩的多年“交情”，李会拉他一把的。岂料，作为蒋介石同乡的李思浩亦不满王的卖国罪行,给其回信说：“时至今日，实无能为力，但求菩萨保佑。”王揖唐接信后百感交集，想像当初，他拉李思浩下水不果，如今，自己成了落水狗。
求生的欲望在风烛残年的王揖唐身上迸发出最后的能量。他托病躲进医院，同时四处活动。还利用蒙藏委员会的房产贿赂国民党官员，企图从轻发落自己的罪行。最可笑的是，1946年9月17日，河北高等法院特刑庭开庭,公开审理王揖唐案，面对疾言厉色的河北高等法院的审理官何焯，他旧日的属下，悲愤交加。王揖唐在书状中说，为了“扶持国家正气，维护法律尊严”，反对以小汉奸审理大汉奸。
法庭命令王揖唐解释其访日诗时，王揖唐推称其为文人游戏之笔墨，再问时便又缄口不语,称病避而不答。审判长遂与检察官商量后大声宣布道：被告若再不开口，将被视做供认不讳，要按缺席进行审判。王揖唐仍然置若罔闻，开始闭目养神。审判长吴盛涵无奈，只好自顾自地宣读审判主文：王逆揖唐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如果天假以年，很多英雄人物或许能暴露出来出狗熊的嘴脸，同样，如果天不假年，王揖唐能在1937年便在耳顺之年的人生丰硕期结束政治生涯，即便称不上一个英雄，至少也不会有身后的千夫所指。王揖唐的汉奸之悲，不仅在于自己颠覆了一套中华大地上的普世文化价值，更在于自我麻醉的汉奸价值体系的冰消雪融，最后得到的只是一种人生的虚空，一种输得一钱不文的彻底失败。对于一个日薄西山的，万念归虚的大汉奸来说，以老朽之躯被被国民政府一粒正义的子弹送过奈何桥，既悲凉，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