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05-24 14:00 作者：李伟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胡适北大自由主义
摘要：内战将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推向两极化，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摆在所有人面前，中间再没有回旋和中立的余地。
北大校长
“天晴后，8点一刻，海上晚霞齐艳，为生平所少见。9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1946年7月24日，胡适从美国归来，轮船停泊在上海吴淞口外。适逢雨过天晴，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去国9年，胡适内心对祖国充满了期待。尤其是他将重返北京大学，担任北大校长。北大对胡适来说具有特殊的地位，在他众多的身份与头衔中，北大校长是最为看重的。即使3年后他离开大陆，无论寓居美国还是漂泊台湾，仍旧以北大校长自居。在遗嘱中，他将留在大陆的102箱书籍全部捐给了北大。
胡适愿意重回北大，却不愿意出任校长，但经不起北大同仁关于“复兴北大”的请求。就像1931年重返北大一样，他心中怀着朴素的念头——把北大办好。
邓广铭是他最初两年半的秘书，他后来回忆说：“他（胡适）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的。”
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但此时国内的环境比当年更加复杂。他抵达上海时，国共谈判已经宣布破裂。一个月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就将正式宣布美国“调处”失败。内战将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推向两极化，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摆在所有人面前，中间再没有回旋和中立的余地。而胡适却抱着出国前“超党派”的“独立”观念，回到了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祖国。
重回国内，胡适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名片就收了好几寸高，心情非常舒畅。一周后，蒋介石请他一起吃早餐，“席间相谈甚欢”。胡适见了很多的朋友，但“听到的话悲观居多”，很多人对国家的未来深感失望。他劝大家，要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当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就先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么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
7月底胡适回到北京，住在东厂胡同1号。东厂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1号在胡同的东口路北，是个包括几个四合院的大院，除了胡适一家外，还住着傅斯年、汤用彤等几家。胡适家是个两进的院子，学校还给他配了一部小汽车。
1946年10月10日，北大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召开。那天的布置有点奇特。大门前交叉插着两面国旗，迎门贴着“热烈欢迎胡校长！”“要求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等大幅标语。门内屏风似的大型壁报上写着颇具政治性的口号：“纪念双十节要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宣泄几十年在统治阶级下的苦闷与怨恨。”当时，北大有3500名学生，已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了。
没有任何仪式，胡适穿着长袍马褂走上台开始演讲，他声明只是“说几句家常话”。从1917年开始，胡适与北大的渊源已有30年，这是他第一次以校长的身份站在学生面前演讲。胡适的话确实很朴素，是他几十年来从未改变的愿望，也是他对北大长期坚持的目标。“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这不算是个太大的梦想吧。”
具体而言，他的治学理念就是要使北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学。不仅是学术与思想的独立，更重要的是摆脱政治干扰，不受党派影响与干预，保持学校本身的纯洁性。胡适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样，不管你是什么党派，学校是学校。我们没有政治歧见，但先生与学生要知道，学校是做人做事的机关，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也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
胡适这个主张，对于执政的国民党与革命中的共产党都不会接受。青年学生一直是两党争夺的重要对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历来对学校严加控制，除设有党部、“训导长”之外，还动用特务和三青团骨干对付进步师生。中共在北大等重点学校的地下组织十分活跃，致使学潮频发，学运不断，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不管谁来当校长，“教育独立”在国内壁垒分明的斗争中，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为了推动“独立的北大”，胡适特意引用了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意思是：“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是不容易察觉的。
胡适依旧坚持他学术救国的理念，希望在两党对立风雨飘摇的时代，把北大隔绝为一片“学术净土”，这在革命者看来，自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郭沫若后来批评胡适：“平日蒙上'自由主义者’之假面具，高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之滥调，以乡愿贼德，毒害学生。”
胡适此时自己尚未意识到，社会角色已经完全改变，与此前文学院院长完全不同了。他的世俗地位已经达到了巅峰，不但是教育、文化、学术界的领导人物，而且也是政治界的象征性领袖。他没有势力，但有巨大的影响力。时势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而不是自己的选择。他变成了他所说的“公共人”，私人时间几乎被剥夺干净，从此身不由己，随中国时局飘零动荡。
10年计划
胡适曾对蒋介石说，他是要在北大校长的位置上干5年、10年的。他对于北大与全国大学的发展也是有长远考虑的。
胡适认为，国家与其花费几百万美元送学生到外国留学，不如省出一部分钱来在国内建设少数世界水平的大学。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学术独立的希望，而国家发展的需求则可以依靠国内的大学进行研究和实现。
1947年8月，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上，胡适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教育计划》。“计划”的核心意见有两条。首先是在10年之内，集全国的人力物力，经营5所基础最好的大学，使其成为国家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以及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这5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5所达标后，再培植5所，争取10年后中国能有10所一流大学。第二个意见，其实是他一直倡导的建设研究型大学，即大学应该向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必须能够承担独立的研究任务。胡适说：“有了这5个10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10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到独立的地位。”
也是在1947年的七八月间，胡适给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写了一封信，提出一项“关系国家大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建议——发展核物理研究。“二战”后，原子能研究与开发成了世界上最前沿、最热门的科学领域。胡适在美国亲身感受到了原子能研究的战略价值，他提出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建立研究所，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国防工业之用。
同时，胡适开出了一个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名单，包括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等9人。这些优秀的物理学家分散在欧美各国。胡适已经和他们联系过，大都答应来北大任教，并愿以北大物理系为基础，建设国际领先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胡适希望白崇禧、陈诚能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中拨出50万美元，分两年支付，作为购买设备的费用。“我知道此数目甚巨，责任重大，故甚盼两先生于便中报告（蒋）主席，请其指示裁夺。”胡适在信中写道。
胡适特别强调，他写这封信并不是为北大着想，而是因为这些科学家都在国外有了成绩，也愿意来北大工作，为了国家科学前途考虑，这个责任他必须承担起来。现在他已经解决了人的问题，但研究设备的钱却没有。胡适自信地说：“此意倘能得两位先生的赞助，我可以断言，我们在四五年内一定可以有满意的成绩出来。”
蒋介石忙于打内战，这笔发展核物理的钱他自然拿不出来。1948年，胡适费尽周折再次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到了25万美元的费用，作为几所重点大学的复兴费用。他分配给北大10万美元，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各5万美元。北大的10万美元没有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用掉，而是集中用于物理系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为他心中那个“国之大计”垫上一点砖瓦。他特地委托在美国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等人代为购买设备。但由于此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已全面崩溃，这块小砖头最终也没有“垫”上去。胡适很失望，最后把这10万美元退还给了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胡适总会制定一个深谋远虑的科教计划，不管政治如何动荡、风雨飘摇，他都努力去维系这个脆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但遗憾的是，时代从来没有给予他正面“求证”的机会。
1938 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财政部长摩根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摄于1941年）
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的教育与科学计划再度冷场。胡适一生提倡“科学”，并不是一句口号，只要有机会，他便百折不回地推动科学研究在中国的展开。他曾写过一首诗：“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没有选择的选择
胡适回国，蒋介石对他的期望并非只是担任北大校长和教育领袖，而是要成为他摆弄政治的一枚棋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布结束“一党专政”的训政，开始宪政，并将于1946年11月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胡适对此表示欢迎，他在《华北日报》上说：“只要中国能向民主宪政之途多走一步，中国总是多好一分。”胡适本人从改良主义的角度，愿意参加“国民大会”，其心态与20多年前参加北洋政府的“善后会议”，并无太大差别。
当时内战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对“国大”进行了抵制。他们认为，“国大行宪”仍是国民党一党独大和一党操纵，虽有一二小党阿附，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当前的政治力量分野，从而也不能代表4.5亿中国人民的意志，不具合法性。
由于中共和民盟两大政治力量的抵制，是否参加“国民大会”，便成为中国现实的两种政治势力、两个政治阵营，甚至两条道路选择、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分水岭。这种状况与当年是否参加“善后大会”非常相似，只不过对立更加尖锐。
胡适的态度与选择，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举足轻重。因他坚定的民主个人主义信仰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他成为所谓“第三势力”的领袖。所以，胡适一旦决定参加“国大”，为国民党“行宪”捧场，便等于公开宣布了他的政治立场选择与感情的倾向。
在胡适政治哲学中，有宪法总比没宪法好，有形式、有姿态总比没有好。他有一种乐观和韧劲，认为即使是“逢场作戏”，也可能“假戏真唱”，最后“弄假成真”。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中，说胡适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意思是“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来自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选。胡适相信：“我有”就不怕“没有”。
依照这个逻辑，他知道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他也只能以自己的身份为筹码，为国民党的“行宪”做面子、撑台面。无论为了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还是他所信奉的“和平主义”，对胡适而言，参加“国大”、参与“制宪”，都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他只有幻想着蒋介石能实现他的自由和民主理想。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出席在南京的“国民大会”。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
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即使法学家王宠惠也要让位。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国民党的“制宪大业”，便宣告成功了。
胡适对于这部“宪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英国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胡适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宣传他所认定的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在内战的炮火中，这些密集的演说、文章依旧显得不合时宜。
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生平第一次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胡适依旧认为民主是世界文化的大潮流。他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很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30年的逆流，就抹煞那300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8 月1日这一天胡适很辛苦，前一天为写广播词而通宵未眠。上午广播后未得休息，魏德迈特使团又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16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17点10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19点20分。胡适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极高，美国朝野也很重视他的意见。
余英时在《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中评价道：“在1947年，胡适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宣扬西方民主政治，把它说成是世界文化的大潮流，同时又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看做是‘一个小小的逆流’，那是犯众怒的事。”当时胡适的形象已经是“美帝的文化买办”、“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1947年，正是中国民主自由思想处于最低潮的时期。10年后，胡适流亡海外时回忆说：“我观察了这10年（1947～1958）的世界形势，我还不悲观，我是乐观的。”1958年的美国，他的观点比1947年的中国还要孤立。当时美国的“中国专家”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他的看法。
民主的“装饰品”
鲁迅虽然没做过大官，仅在教育部当过一段科长，但对官场却看得很清楚。他曾在《知难行难》中揶揄了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国向来的老例”是：“做皇帝做牢靠或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所谓‘病急乱投医’了。”
蒋介石为了政权的需要，在30年代后期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吸收到政府之中，以作开明姿态。但实际上，这种关系就像鲁迅说的“扳一下子相好”，蒋介石依旧当他的“皇帝”。经济学家何廉在回忆录中说：“总司令走到哪儿，政府的真正权力就到了哪儿。就权力而言，他主宰了一切……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
1947年初，胡适便不断受蒋介石的压力，逼他参加政府。无论考试院长还是国府委员胡适都不愿担任。从1932年第一次和胡适吃饭后，蒋介石就一直在和胡适“扳相好”。到了1947年，蒋介石便要求胡适出来直接做他的民主“装饰品”。
胡适拒绝的理由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最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绝不是爱惜羽毛的人……但我不愿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蒋介石对胡适紧逼不放，是因为他已经感到政府已面临巨大的危机，特别是在争取社会信任和美国的支持上。随着内战全面展开，蒋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希望胡适以“无党无派”的身份加入政府，要建立一种新的形象，这一点胡适心里是清楚的。
蒋介石在1947年3月5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已经挑明了这种关系：“唯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为集议决策机关，并无行政繁琐工作，其职权大于参政会而性质相同，且系过渡时期机构，为期不过数月。倘先生不参加，岂唯政府决定政策之最高机构失一重大助力，社会且将疑于政府革新政治之诚意。”
1948年4月1日，胡适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这也就是蒋介石对胡适一直强调，国府委员不是官，只是借胡适的名字为过渡时期（从训政到宪政）的政府撑撑门面，根本不期望他有任何实质的贡献。
蒋介石希望通过胡适的好友傅斯年劝说胡适，但在1947年3月傅斯年却写信告诉胡适：政府现在的改革政治缺乏起码的诚意，例证就是仍偏袒孔祥熙、宋子文大官僚买办。在蒋介石心中，“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在这种前提下，借重胡适，“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随后傅斯年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明确告诉他：“国府委员会”的法定名词为“最高决策机关”，“绝与参政会不同”。他再次劝告胡适，不要让名声毁于一旦，使亲者痛心，学校瓦解。他还帮助胡适出主意，让汤用彤等三名北大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表示反对。
美国的态度，也是蒋介石拉胡适入仕的重要参考。1947年1月，马歇尔回国担任副总统，在离开中国前发表声明说：“和平障碍国共两党均有责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之声明，谓中国目前之希望，寄于国民党中之自由主义分子与其他党派中之自由分子，竟欲支持此种分子组织政府。”也就是说，美国希望由国民党内外的自由主义者来组织政府，并愿意给予支持。王世杰虽然认为这是正确的意见，但是由于美方想直接左右中国政治，他也感到非常不愉快。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直接向蒋介石建议：“一是在除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机构中普遍增补非国民党党员；二是注重行政院的内部调整；三是短时期内集中实权予国民政府委员会。”他希望蒋能改组国府委员会，大量吸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开明的无党派人物组成政治核心。
就胡适而言，不仅与美国高层上下熟悉，在美国看来他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治人物。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对蒋介石的取舍进行了尖锐的分析：“（蒋介石）表面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绝不相同，我八九年之经历，知之深矣。此公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今之表面，美国之压力也。”
一年之后的1948年3月底，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又导演了一出让总统的丑剧。他先“劝说”胡适当总统，支持胡适竞选，然后又借助中央常委会反对，自己再度出山，并提出“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的建议”，增加总统权力。最后，由“国大”代表莫德惠领衔，771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了一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使总统在“戡乱”时期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的限制。蒋介石后来连任五任“总统”，在台湾实施了40年的“戒严”，都是这项提案的后续影响。在这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中，第一个签字的人就是胡适。
胡适后来说，他在“道义”上是支持蒋介石的。
“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
在北大历任校长中，胡适的实际任期很短，还不到两年半，但心态上却是最焦虑的一位。就像他自己说的，乱世之中“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像样的学校”，无非是学生读书，先生治学，做些科学研究，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
然而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教育生态和政治生态已经完全改变，内战造成的生计艰难使教授、学生都无法安心治学求知。在政治两极化的情势下，学潮也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胡适孤独地坐在一个火山口上，殚精竭虑，身心俱疲。大厦将倾，任是谁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1947年，胡适给教育部长朱家骅、行政院长张群和蒋介石写信要求增拨经费。在历数了一大串困难后，朱家骅在信中说：“如此情形，弟实在无能为力，只有一去了之，想兄亦能谅我也。”胡适伸手要修缴费、设备费192亿元，张群只给25亿元；胡适要外汇10万美元，张群只能给1.5万美元。北大新成立的工学院、农学院没钱购买设备仪器，胡适只能勉力学生：“虽无仪器设备，而应仍能照常做研究工作。”除此，他也没办法了。
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盖了一座红楼，蒋梦麟任校长时盖了一座图书馆，胡适本想在任上给北大修建一个大礼堂，并请梁思成设计了方案，但也因没有经费而落空。
学校发展举步维艰，教授和学生的生计更成问题。1947年5月底，在北平行辕新闻处召开的记者会上，胡适忍不住发了一通感慨：“……约我谈学生运动，我觉得很惭愧。过去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油盐柴米上，弄房子，修房子，替先生找宿舍，替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对学生没有负起指导的责任来。”
在此之前，《申报》曾经有一篇《北大经济危机教授透支达4亿元》的报道，说北大有180余名教授透支4亿元，其中最多的有600余万元，总共每月付利息5000万元。北大负责人称：“如此下去，教授即将无法教书，学校无法办理。”
货币的急剧贬值，让教授的薪水大幅缩水，胡适的日子也不好过。记者问胡适本人的生活状况，胡适给记者算账说：“去年（1946）7月校长薪津可得28万元，折合美金100多块钱。现在虽已调整近百万元，但折合美金，每月仅得35美元。”他的秘书郑天挺补充说：“胡校长每天薪水合1块2角美元。”即使胡适也还要靠一些银行的朋友们拆借维持生活
几个月后，《申报》的记者采访他教育改革的计划，胡适直截了当地说：“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
1947年9月23日，胡适记录这天召开教授会议的状况：“我做了两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10年20年的计划？10年20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随着国统区经济的崩溃，物价飞涨，黑市猖獗，大学教师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甚至举行“罢教”抗议。1948年4月5日，清华、北大的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等联合发表《为争取合理待遇告社会人士书》，其中写到这种悲惨的境遇：“几个月来，教育界同人除了普遍的穷困，三餐不给，儿女啼饥号寒之外，以致弄到神经失常，以致疯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楼自杀。这些惨状，都彰彰在人耳目。”
知识分子的境遇掉到谷底，甚至饭都吃不上，思想再保守的人也开始向往解放，向往新社会了。
“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终究是句气话。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说：“我愿意做5年或10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人，亦对不住自己。”
更让胡适头痛的还是学潮。从五四运动时起，胡适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就是一贯的。一方面，他认为学生运动是学生关心社会和政治的表现，是推动进步的力量；另一方面，胡适反对学生直接从事政治，尤其反对以罢课为武器的“学运”。从上世纪20到40年代，胡适屡屡因学潮问题而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
1961年，胡适由美国赴台，夫人江冬秀前往机场迎接
到40年代末，学生运动被彻底政治化后，胡适已无力劝说。这些年来，该说的已经说完了，无论巴鲁克、费希特、易卜生都失去了效力。倒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常常让青年们联想到自己祖国的现实：“我们周围的空气沉重极了，古老的欧罗巴在昏迷中沉睡不醒。”
胡适的态度也更简单了，学生可以去搞政治，但要退学，离开学校。但他也反对政府对学潮采取强硬手段，尤其反对军警入校，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以致酿成更大的惨案。
这位北大校长经常焦头烂额地奔波于北平行辕、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之间，把出事的学生解救出来。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胡适也同国民党当局有较大的分歧。他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由正规法院执行”，而不赞成动辄使用军警镇压，担心“若军警入校……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支持反政府，国内外舆论亦必一致攻击政府”。
清史专家戴逸，在北大时因为成绩优秀颇受胡适赏识，并曾经受邀到胡适府上做客。后来戴逸参加中共学生运动，为了在北大开展组织活动，便向胡适提出在校园搞“进步图书馆”。但胡适并不同意。不久后，戴逸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法庭逮捕，胡适马上写信救援。戴逸只在法院待了三小时就安全获释。很多年后，戴逸回忆时说：“那是因为胡适还把我看做小孩子！”
胡适既不赞成学潮，又无力平息学潮，更反对政府采取强硬手段。他身为一校之长，被夹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处于党派与政治斗争的焦点中，整日忧心忡忡，如走钢丝。
胡适的外甥江丕桓后来回忆说：“在1946到1948年这段时间里，北平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绝大多数的北大学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向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胡适的观点与言论在学生中基本没有市场，他在家里主要是孜孜不倦地考证《水经注》，和我们晚辈也不多谈。”《水经注》成为他暂时逃离现实的自由空间，就像当年他在美国所推崇的歌德的“镇静功夫”，每遇大事，总要找一门和现实没关系的学问去研究。
1946年底，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发生后，胡适被推到风口浪尖。在这一事件上，胡适少有表态地直接支持学生抗议游行，并派出法学家给予最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他也力图把这一震惊北平和全国的重大事件纳入、限制在法律范围内，拒绝和反对进行政治的较量，避免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陷入政治被动，与美军是否撤军的问题分开。他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此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
胡适的态度遭到了中共方面的严厉谴责。1948年2月郭沫若在香港写了一篇题为《斥帝国臣仆兼及胡适》的文章：“胡适学无根底，侥幸成名，近二三年来更复大肆狂妄。蒋介石独裁专擅，祸国殃民，而胡为之宣扬'宪法’，粉饰'民主’，集李斯、赵高、刘歆、扬雄之丑德于一身而恬不知耻。更复蛊惑青年，媚外取宠，美国兽兵，强奸沈崇，竟多方面为之开脱。”
对于这样的文字，胡适没有任何回复，他不想给批评者再提供任何子弹。
“过河卒子”
“党国”的崩溃比预想中来得要更快。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四郊。1944年他在美国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谈话时，就表示了国共在抗战后难免一战，他也曾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避免这场悲剧。然而事与愿违。
在回国两年半之后，胡适又一次面临重要的选择，继续留在北平，还是随国民党离开大陆？胡适的内心非常矛盾。
一方面，他认为国共内战毕竟与当年对日抗战不同。胡适认为：“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而更重要的，还是他舍不得北大。北大不仅是他少年成名之地，也是他终生奋斗的舞台，是他学术救国、思想独立的载体。出任北大校长时，他便发愿，“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并成为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最厚重的基础，而且，他还亲自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
即使离开前几天，胡适还在精心准备12月17日的北大50周年校庆，及《水经注》版本展览，并亲自写了一篇动情的文章——《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回顾学校半个世纪以来的坎坷经历。
胡适是蒋介石的一枚重要棋子，是他撤退计划的一部分。蒋介石特派国民党的青年部长陈雪屏劝他尽早离开，而不希望其被中共统战。抗战时期，胡适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蒋介石的棋已经下到残局，他这个“过河卒”该怎么走？胡适自己也非常茫然。
如果离开北平，他这个空头的北大校长去做什么？在一次公宴钱端升的晚会上，胡适对北大的行政领导们说起了一点他的打算：50周年校庆之后，“想到政府所在地，做点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长了，不做校长时，我也绝不做哲学史或'水经注’，至于我能做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此时胡适已经决定离开了，但却对未来一片迷茫甚至灰心，甚至最后的一点爱好《水经注》的考证也不做了。学术和政治之间，他也不知道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与此同时，中共对于胡适的统战工作也未放弃。大军围城后，中共在西郊架设广播站，对北平进行广播，其中就有对胡适的“劝留”，希望胡适留下，不要和蒋介石走，并承诺北平解放后他还做北大校长，并兼任北平图书馆馆长。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季羡林晚年回忆，有一次正好他在校长办公室，一个学生走进来专门向他讲了广播的事情，转达中共的意见。胡适笑着说：“人家信任我吗？”
胡适最终没有选择留下来，根源还是他的思想本身。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社会政治层面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用具有时代特征的话语表达，就是回到人民中间，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选择这条道路，等于选择了一条接受“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道路。按照研究者沈卫威的说法，对于这一代启蒙知识分子来说，等于让历史给他们重新确立身份。而另一条道路就是选择国民党政府。于胡适而言，无论思想还是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在一个两极化的社会中，他只能继续做“过河卒子”，直到沉底。
回到1948年底的历史现场，当胡适决定弃北大、北平而南下时，另一大批民主人士，则取道香港，北上前往解放区，准备参加第二年的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5日，胡适与妻子江冬秀乘坐蒋介石的专机离开了北京。走时极为仓促，只是留下了一张便条给北大同事汤用彤和秘书郑天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他甚至没能说服二儿子胡思杜一起走，夫人江冬秀便给他留下了一些结婚用的金银。胡思杜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杀。胡适晚年终老台湾时悲叹：“我现在只有一个儿子。”
留在北京的还有102箱书籍以及大量书信。他随身带走的只有《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几册正在校勘的《水经注》，以及念念不忘的“十年计划”。
逃离北平后的第三天，就是北大50周年的校庆，这一天也是他58岁的生日。胡适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出席了南京校友举办的庆祝会。在会场上，当着很多人的面，胡适痛哭流涕，称自己“是一个弃职的逃兵”。他内心有很多感慨，最根本的仍是实现他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没有了，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已经失败。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与鲁迅可能没有什么分歧，早在1934年4月底鲁迅就写信给曹聚仁说，如果天下崩溃之际，我如幸存，当乞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尽管鲁迅多次写文章批评胡适甚至刻薄他，但胡适还是对历史学家周策纵说：“鲁迅是我们的人。”
还是在12月17日这一天，胡适会晤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美国的对华政策。胡适告诉老朋友，他后悔前几年没有把精力放在现实政治上，而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民众信心丧失殆尽，他打算放弃学术，去帮助蒋介石做事。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司徒雷登告诉他，对蒋介石说些什么。司徒雷登明确地告诉胡适，蒋介石失败的根源不在军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美国也无能为力。
司徒雷登悲观地认为，在政治上胡适不可能像他30年前“新文化运动”中那样“辉煌”了。
胡适离开北平来到南京后，自我感觉是做了逃兵和难民。1949年元旦这一天，曾经的学生胡颂平去旅馆看他。胡适对他说：“我现在住在这里，这座房子，这些煤，都要国家花钱的。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安慰他说：“这是临时的住所。先生如能到国外去替政府做些外援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胡适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9年4月6日，怀着这种深深的失望，“抬不起头”来的胡适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为蒋介石政府争取外援。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胡适应雷震所托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发刊词。
这是胡适第六次出国，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4月21日他在美国旧金山上岸，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