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精神法则》 爱默生精神
爱默生
当我们在内心回首往事时,当我们在思想之光下关照我们自身时,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活被美环绕着。我们向前走的时候,万物就在我们身后逐个的显示出它们令人愉快的形式,就像遥远的云朵一样变幻万千。只要在记忆的图画中占有一片领地,何止熟悉或陈旧的食物,就连悲惨可怕的事物都会看起来很顺眼。河岸、水草、老房、傻子——不管现在怎样被忽视——都具有一种过去的美。甚至就是那在卧室挺着的死尸也为屋子增加了一种庄严的装饰。灵魂是不知道伤残和疼痛的。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如果我们应该把最严峻的事实说出来,那我们就该说,我们从未作出任何牺牲。这种时刻,似乎理智超乎寻常的伟大,因此,不可能从我们身上拿走任何重要的东西。所有损失和痛苦都是个别的;对感情来说,整个宇宙依然完好无损。苦恼或者灾难都不能降低我们的信任。对自己的哀伤,没有人能像他可能做到的那样轻松。对那些曾经在赶过最有耐性、乘坐的最严重的马车里说的夸大其辞的话,还是尽量谅解吧。因为我们仅仅是在创造、遭受有限;无限却只是笑而不语,静静躺着。
人如果能始终过一种自然的生活,不自己给自己的思想找麻烦,那么可以保持纯洁、健康的精神生活。谁都不必在思考时遇到困扰。让他做严格属于他的事,说严格属于他的话,虽然读书不多,但他的天性绝不会在他的精神上形成障碍和怀疑。我们的年轻人深受原罪、罪源、宿命等神学问题的影响。这些问题从未对任何人造成实际的困难——从未遮掩任何人的道路,因为没人会费尽心机的寻找它们。这些都是灵魂里的流行性腮腺炎、麻疹、百日咳,没这些病的人是说不出自己的健康状况的,于是就无法对症下药。思想单纯的人对这些敌人一无所知。如果他能说清楚他的信仰,对其他人阐述他的自我协调和自由的理论,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这需要非同一般的天分。但是,如果不具备这种对自己明确的定位,就可能在他所存在的事物中有一种森林居民的力量和诚实。“一些有力的直觉,一些朴实的法则”就将我们的需要满足了。
它们现在占有什么地位,我的意志从未在我的脑海里进行具体描绘。我在拉丁文学校课桌下面偷偷看闲书时所了解到的事实,比正规的学习进程、多年的学术和专业教育提供给我的事实还要强。那些不被我们看作教育的东西,比我们所谓的教育宝贵多了。教育力图对这种自然的吸引力进行阻挠,不过总是徒劳无功,因为这种吸引力一定会挑选属于它的东西。
同样,由于我们的意志的干涉,我们的道德本性被腐蚀了。人们把美德描绘成一场斗争,因为有所成就就表现的不可一世;当称赞一种高尚的天性时,处处都纠缠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跟诱惑做斗争的人就更胜一筹?不过这种事实毫无价值。上帝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越是性格容易冲动、有主动性,我们就越是喜爱。越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品德考虑的少、了解的少,我们就越是喜欢他。提摩勒翁的一系列胜利是最好的胜利;普鲁塔克说,它们像荷马史诗一样奔流纵横。我们看到一个行为像玫瑰花一样华贵、优雅、惹人喜爱的灵魂,我们就一定感谢上帝,因为这样的事物竟然真的存在;我们绝对不会对天使翻脸说:“科伦普是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他嘀嘀咕咕的抵抗他的一切天生的劣根性。”
天性胜过意志,实际生活中这也同样受万众注目。历史中的意向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深远的计划被我们归功于凯撒和拿破仑,而计划的最大威力却不是在他们身上而是在自然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人在诚实的时刻总是吟诵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按照他们那个时代的信仰,他们已经为命运之神或者圣于莲建起了祭坛。他们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跟思想的进程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身上,这种思想进程发现了一个畅通无阻的通道;他们不过是各种奇迹的可见导体,但是奇迹看起来却好像成了他们的功劳。莫非电线产生了电?确实,他们身上具有的人们能考虑到的东西比别人身上的更少,就像一根管子的优点是又光又空似的。表面上可能是意志和坚定,事实上却是自愿和自我毁灭。莎士比亚能提出关于莎士比亚的理论吗?一个数学天才能把他的方法的见解传达给别人吗?如果他说了那个秘密,它那夸张的价值就立刻失去了,因为它把直立行走的能力和阳光、生命力连为一体了。
这些观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教训:我们的生活也许比我们所创造的更简单、容易;或许这个世界是个比现在更快乐的存在;无需斗争,无须骚动,无须绝望,无须拧手、咬牙;我们的邪恶是我们错误的创造。我们妨碍并伤害了天性的乐观;因为无论我们在什么时间占据了过去这一优势地位,或者现在有了一个更加明智的头脑这样一个优势,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其实被包围在自行实施的法则中。
来自外界自然的面貌也带来了同样的教训:我们焦虑和郁闷也是自然所不愿意的。她讨厌我们欺骗和战争,也同样讨厌我们仁慈或学习。当我们从秘密会议、银行、废奴集会、禁酒大会或超验俱乐部出来,走进田野和森林时,她就对我们说:“这么激动啊?我的小先生。”
我们处处遍布机械活动。我们就是要横加干涉,把事物纳入我们自己的轨道,再往后,甚至社会的牺牲和德行都让人呕吐。爱理应造就快乐;但是我们的仁慈却不快乐。我们的全日制学校,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慈善机构,都是脖子上套着的枷锁。我们甘于受苦,却也不能令别人快乐。这些做法目的很明确,可就是达不到,但是有一些自然手段能够达到,为什么所有的品德都只用那独有的一种方法做事呢?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给钱?对我们国家的人来说,这真的是比较困难的,我认为这么做完全不会成功。我们没钱;商人的钱多的是;该让商人出钱。农民可以给粮食;诗人可以诵诗;妇女可以织补;工人可以卖力;儿童可以献花。为什么偏偏把一个全日制学校的沉重负担压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头上呢?小时候好学好问,长大后成为老师,理应如此;但是,有人提问,就该有人回答。不要强迫年轻人在教堂的席位上,并强迫孩子们违背本意的对他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提问。
我们眼光能放远一点的话,就会发现事物其实没什么不同;法律、文学、信条、生活方式,似乎都歪曲了真理。我们的社会受到笨重的机器的拖累,这机器就像罗马人修建的穿山越岭的长长的高架水渠一样,水可以上升到水源的高度这一规律的发现,使得它们被代替了。它就是一堵任何鞑靼人都能翻越的中国长城。它就是并不像和平那样美好的常备部队。它就是一个被册封、委任过的绝对权威,当人们发现那些问题连市镇会议都能回答时,它就显得十分多余了。
我们还是从自然界吸取一个教训吧。自然的工作方式总是打短工。果实熟了,就会落下。摘完果子,叶子就掉了。水的循环纯粹是下落现象。人和动物的行走是一种向前的下落。一切体力劳动和力气活,如撬、劈、挖、划等,都是借助于不断的下落去完成的,地球、月亮、彗星、太阳、星星,永远在下落。
宇宙的单纯和一部机器的简单截然不同。谁能看透道德的天性,谁能彻底了解知识如何获得、性格如何形成,谁就是一名学者。自然的单纯是无穷无尽的,不是可以轻易看明白的。最后的分析绝对无法做到。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智慧是依据他的希望来进行的,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对自然无休止的感知力是永不衰老的。只有把我们僵硬的名声跟我们流动的意识相比较,我们才能感觉到自然的豪富。在世界上,我们被分成各种种类,被认为既博学又虔诚,其实我们永远是天真的孩子。皮浪的怀疑论如何兴起是人们清楚的看到的。每个人都看到他是那个中心点,对于它,任何事都可以肯定和否定,理由一样的充分。他又老又年轻,又聪明又无知。你说的那些关于六翼天使、铁皮小贩的话他都能听到、感到,永远的智者不会存在,除了在斯多葛派的向壁虚构里。我们读书绘画时支持英雄,反对懦夫和强盗;但一直以来我们就是懦夫和强盗,并且将来还要一直是,不是对那些声名扫地的人而言,而是跟灵魂可能具有的伟大相比而言。
如果稍微思考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我们就会发现:种种事件被高于我们的意志法则的另一种法则控制着;我们的辛苦的努力毫无必要,也不会有结果;我们只有在从容、简单、主动的行动中,才是强力的,只有心甘情愿的服从,我们才会变得神圣。信与爱——我们忧虑的沉重包袱会被这种信念坚定的爱所解除。兄弟啊,上帝在呢。有一个灵魂,在自然的心中,也在每个人的意志之上,所以我们谁都不可以对宇宙施以虐待。宇宙把它强大的魅力注入自然之中,所以我们听从它的忠告就会兴旺发达,我们尽力伤害它创造的事物时,我们的手要不就粘在身体两侧动不了,要不就打在自己身上。事物的整个进程教会我们信仰。我们只要服从就行了。人人都有个向导,用心去听,正好就能听见那句话。为什么你要费尽心机的去选择自己的地位、职业、搭档、行为方式和娱乐方式呢?你肯定会有这么一种合理的权利,去揭开平衡需要和随意选择的序幕。对你而言,有一种现实,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和许多恰当的职责。身处力量和智慧的水流的中心,漂流的一切人都会受到它的激励,不用费吹灰之力,你就会被推向真理、正义和满足。于是,持否定态度的人就受到了你的冤枉。于是你就成了世界,成了正义的标尺,成了真与美的标尺。要不是我们的横加干涉坏了大事,那现在人们的工作、社会、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就会繁荣的多。世界一开始就预见到,并且现在心里依然能预感到的天国就会像现在的玫瑰、空气、太阳的作为一样,把自己变成有机体。
我说,不要选择;可这不过是一种比喻,我用它来区别人们通常所谓的“选择”。选择是一种部分行为,手的选择,眼的选择,胃的选择,都不是人完整的选择。但我称为善的选择,是我的气质的选择;我称为天堂的东西,那种我心中不断追求的东西,是适合我气质的环境或状态。而我一生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的才能而工作。我们必须支持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选择他的日常事务或职业。要是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他的行业习惯,这不能算是他的行为的理由。他跟罪恶的行业有什么关系?难道他的品质中就没有一种号召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才能就是那号召。有一个方向是对他全面开放的。他的一些才能悄悄的吸引他到那里去做竭尽全力的永无止境的发挥。他就像河上的一条船,要抵抗其他各个方向的阻力,只在一个方向畅通无阻;只有在那个方向,一切障碍都被清除了,于是他一帆风顺的进入加深的航道并最终驶向茫茫大海。这种才能这种号召取决于他的组织,或普遍的灵魂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方式。他更喜欢做一些自己做来很容易还能做好但别人做不了的事。没人比的上他。因为越是真实的考虑自己的能力,他的工作与别人的工作就表现的越不相同。他的雄心跟他的能力完全成正比。尖塔的高度取决于塔基的宽度。每个人都受到这种力量的号召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谁也不会听到其他号召。假装他具有另外一种号召,一种指名道姓的号召,个人选择和外在的“表示他出类拔萃的标志”,这纯粹是盲目的相信,并且将他的迟钝暴露:无法看见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无论这人在哪儿。
通过做自己的工作他就感受到了自己能满足的需要,并创造出受人喜欢的那种趣味。他通过做自己的工作展现了自己。我们的公开言论没有放纵,他的不足之处就在那里。在某个地方,不仅每个演说家,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放弃一切的控制与约束,应该坦率、发自内心的表达出他的含义所在。一般的经验是:人应该尽力使自己适合他所从事的那种工作或职业的通常的细节,而且把它干成狗一垂涎欲滴那样。于是他就成了自己发动的机器的一部分了;人却消失了。直到他能够毫无阻碍的向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职业。他必须在这个职业中为自己的个性找到一个出口,以便在别人的注视下证明自己的工作准确无误。如果劳动是平庸自私的,那么就让他用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使它变大方吧。无论他知道什么,思考什么,无论在他看来什么事情值得一做,都让他去交流,否则,人们不会正确的了解他,并给他应得的尊敬。一旦你拿出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平庸与拘谨,而不是将其转变成为你性格与目的的畅通的通道,你就蠢到家了。
我们只喜欢长期以来被人们交口称赞的那些行为,而不去想一想人能做到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的很神圣。我们认为伟大是在某些机构或场合由某些职责或责任构成的,而看不到帕格尼尼能从一把小提琴中获得莫大的快乐,尤里斯坦从单簧口琴里,一个手指灵巧的小伙子用剪刀从纸片里,兰西尔从一头猪身上,英雄从他藏身的贫贱住所和与他为伍的普通人中,都得到莫大的欢喜。我所谓的卑贱的状况或庸俗的社会,不过是因为它们的诗篇还没有完成而已。但是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让人们对它们刮目相看,处处听到它们的大名。我们判断这一问题时先要去吸收一下来自帝王的教训。殷勤的作用、家世的关系、对死的印象,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事情,皇室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而且一个高贵的心灵也能做到这一点。对习惯性的事情做出新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升华。
一个人做什么,他就有什么。他要怎样做才能抵抗希望或恐惧呢?他的力量来自于自身。不要让他把利益看做稳固的毫不动摇的,可是,善就在他的天性之中,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能从他身上生长出来。或许财产像夏天的树叶一样来去匆匆;让他在每次风来时都把它们撒进风中,作为无限生产力的短暂象征。
他会拥有自己特有的东西。一个人的天才,使他区别于他人的品质,对某种影响的敏感,对适合自己东西的选择,对不适合的东西的排斥,决定了他眼中的宇宙的特点。一个人就是一种方法,一种进步的安排,一项选择原则,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搜集到与他类似的东西。他只从环绕在自己四周的五花八门的东西中选择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就像从河岸延伸进河中阻挡浮木的水栅,或者像钢屑中的天然磁石。那些他也无法说出原因却一直藏在他的记忆里的事实、话语、人物,依然保留着。对他来说,它们都是价值符号,因为他曾在书中和其他思想的传统形象中寻找适当的词语来形容,结果却一无所获,但它们却能解释其意识的各个部分。什么能吸引我注意,我就会拥有什么,就像谁敲我的门,我就会迎接谁,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值得我尊敬的人经过我的门口,但我也不会去理睬他们。对我讲的来说,这些具体事例已经足够了。几件轶事,性格、风度和相貌上的几个特点,一些事件,如果你以普通的标准来衡量,这时你理解的它们的外在意义远远不及你记忆中的意义重要。它们与你的天赋有关。让它们拥有它们的重量,别抛弃他们,寻找文学中更常见的描写和事实吧。你心里认定伟大的东西就伟大。灵魂所重视的总是正确无误的。
在适合自己的本性与天才的所有事物之上,人还有他最高的权利。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符合自己心灵的任何东西,然而,他却不能拿走任何其他的东西,虽然所有的门都向他敞开;而且人们所有的力量都不能阻止他拿走那么多东西。试图对一个有权利了解秘密的人隐瞒秘密是徒劳的。秘密会自己把自己泄漏。一个朋友能够把我们引进去的那种情绪正是他对我们的支配。他有权知道那种心态的思想。他可以强行获得那种心态的一切秘密。这是政治家们实际运用的一条规律。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种种恐怖,尽管让奥地利胆战心惊,却也不能统治他的外交。所以,拿破仑往维也纳派去了德·纳伯恩先生,他是古老的贵族之家出生的,具有贵族的道德、礼仪和名望。拿破仑说,往欧洲古老的贵族那里派去一个具有相同关系的人是很有必要的,其实这种关系实际上构成了某种组织。德·纳伯恩先生半个月内就看透了帝国内阁的所有秘密。
似乎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说话并被人理解了。然而,一个人或许会逐步发现最坚固的防卫和最强的舒服就是被人理解——谁接受了一种观点,谁就会慢慢发现那是最不利的束缚。
如果一位老师想隐瞒什么观点,他的学生完全受到了他的启迪,就像受到那些发表过的观点的启迪一样。如果你把水倒进一个扭曲成许多环形和各种棱角的容器里,你说,我要把水只倒进这里或那里,那就跟没说一样——无论在哪儿水都是保持同样高度的。人们感到并接受了你的学说的影响,却不能表明他们是如何按这些影响行事。如果给我们看一个弯曲的弧形,我们只是看到弧形,而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却能看到整个图形。我们总是从已知推导未知,因此就有了在古代智者之间存在着的完整的信息交流。一个人的意图一旦被他深藏在自己的著作中,时间以及有类似思想的人就会发现它们。柏拉图有种秘密的学说,是吗?在培根、蒙田、康德的眼前,他能隐藏著秘密吗?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他们公布了,但也没公布。”
没有人能了解他并不想去了解的东西,不管这东西离他的眼睛有多近。一个化学家可以把自己最宝贵的秘密告诉一个木匠,而木匠却永远不会因此而变聪明一些——这个秘密,就算是化学家给他一座庄园,他也不会讲的。上帝保护我们不被不成熟的思想浸染。他蒙住我们的眼睛,因此我们连眼前的东西都无法看见,直到我们的心灵成熟的那一刻;此时,我们才算真正看见了它们,而我们无法看见它们的那种时刻就好像在梦中一样。
一个人所看见的所有美和价值都不在自然身上,而只在于其自身。世界空无一物,它所有的荣耀都来自与这个光彩照人的、高贵的灵魂。“大地在她的怀里填满了壮丽。”并不是她自己的。滕比河的河谷、蒂维利和罗马,都是水土、岩石和天空。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个这样的土和水,而且这是多么的朴实自然啊。
人们不会因为太阳、月亮、地平线和树木而变得更好;因为谁都没发现罗马美术馆的管理人员或者画家的仆人在思想上有什么高尚之处,也没发现图书馆的馆员比别人聪明。一个优雅高尚的人的举止自有一种优雅,而在一个乡下人的眼里优雅就全消失了。这些美德就像那些星星,它们的光还没有照射到我们这里呢。
一个人可以看见他自己创造的东西。我们的梦是我们醒着的时候认知的延续。晚上的梦与白天的视觉是成一定比例的。噩梦是白天的罪恶的夸大。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痼疾就体现在我们丑陋的外表上。在阿尔卑斯山上,旅行者有时看到自己的影子变成了一个巨人,因此他做每个手势都显得可怕极了。“我的孩子们,”一个老人在对被黑暗的门口的一个身影吓坏的孩子们说,“我的孩子们,你们再也看不到比你们自己更坏的东西了。”就像在梦里一样,在同样变化无常的世事中,每个人都看见自己变得巨大无比,但却不知道那就是他自己。与他的恶相比,他看见的善就是他自己的善,恶也是自己的恶,都是一样的。脑子里的每一种品质都在某个熟悉的事物上被放大,心灵中的每种感情也是如此。他就像五点式植树,东南西北中五个点各一个,或是像一首开头字母、中间字母和结尾字母能组成一个词的离合诗。为什么不呢?他依恋一个人,躲避一个人。完全依据他与自己合适不合适而定,其实就等于在他的同伴之中寻找自己。更进一步说,在他的职业、习惯、举止、食物、饮料中寻找自己;最终,他通过他所处的环境中的每一种东西向你忠实的表现了他自己。
一个人可以读到他自己的作品。除了我们自己,我们还能看见、得到什么呢?你曾经观察过一个有城府的人阅读维吉尔。是啊,那本书对一千个人来说是一千个样。你双手捧书,认真仔细的读;我发现的东西你永远发现不了。如果有聪明的读者想要垄断他所得到的智慧或者快乐的话,他的把握就像这本书被限制在帛琉群岛的语言里,现在被翻译成英语一样。与一本好书相伴就像与一群好朋友相伴一样。把一个卑鄙的小人介绍给一群正人君子完全是不合理的。他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每一个团体都在保护自身。朋友是绝对安全的,他并不属于他们其中一员,尽管他与他们共处一室。
与精神法则相抗有用吗?他调节着人的所有人际关系并且精确的衡量着拥有和秉性。格特鲁德倾心于盖伊,盖伊那么气质出众、那么仪态高贵、那么举止优雅!跟他一起生活真是不枉此生,无论为此做什么都值得;天地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这样了。好吧,格特鲁德拥有了盖伊;可是如果他的全部心思在元老院里、剧场里、弹子房里,而她又没有能让她的丈夫着迷的志向和谈话,那会有什么用呢?
一个人必须有他自己的社会关系。我们不去爱天性以外的任何东西。最奇异的才能,最伟大的功绩,对我们的作用都微乎其微;可是接近或相似的天性——它的胜利轻松悠闲,多么美丽。人们到我们这里来,有的以美著称,有的成就非凡,他们的魅力和才能都值得大肆赞美。他们竭尽全力为这种时刻、这种聚会增光添彩,可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确实,我们没有大声的赞美他们,这么做有点忘恩负义。待事情过后,一个心灵相通的人,一个天性相近的兄弟或姐妹,来到我们中间,那么轻松自如亲密无间,这似乎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我们觉得似乎一个刚走另一个就来顶替他了。我们觉得轻松愉快,自得其乐。在我们的罪恶的生活里,我们认为我们交友必须要顺从社会的习俗、衣着、教养和判断,真是蠢极了。可是,只有在我的前进的道路上相逢的灵魂才能做我的朋友,我和那个灵魂彼此互不拒绝。但是虽然都是作为同一种天体纬度的产物,我所有的经验都在以自己的纬度重复着。学者忘记了自己,可以模仿老成之人的习惯与装束想要获取美人的回眸一笑,并且对一个轻浮的女子穷追不舍,而她却从未受到宗教感情的熏陶,从不知道一个高贵的女人应该庄重、深奥和美丽。让他伟大,爱就随后而至。社会交际只能靠相互理解形成,有的人选择朋友却依赖别人的眼睛,忽视那种共鸣,这种轻率、愚蠢的做法,必然遭受最大的惩罚。
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价值进行评定。有一句格言值得人人接受:人人都有份。占据你的位置,采取你的态度,没人会有意见。世界肯定是公平的。它让每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却故意漠然处之。不管是英雄还是孬种,它都不会对这种事进行丝毫干涉。它一定会接受你衡量自己行为和本质的标准,不管你鬼鬼祟祟、隐姓埋名,还是你看见自己创造的工作能够与日月争辉。
一切教导都是同一种现实。除了身教,人们别无他法。如果他能传达自己的思想,他就可以教人,但却不是言教。他教的是,谁给予;他学的是,谁接受。除非学生提高到了你所处的那种状况或原则,否则就没有教学;先是一种灌输;他就是你,你就是他;然后才有了教学;哪怕运气不好,交际碰壁,他也不会失去那种教益。但是你的建议往往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看到这样的公告:格兰特先生将于七月四日做一次公开演讲,汉德先生将在技工协会做演讲,我们不会去听,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位先生不会向听众传达自己的真正性格和经历。如果我们有理由满怀信心的期待,我们就要经受种种的阻碍和反对。病人是要用担架抬着的。但是,公开的演讲却是一种胆大妄为,一种含糊其辞,一种强词夺理,一种插科打诨,而不是一种交流,不是一种讲话,甚至不是人。
同一个复仇女神主管这一切精神产物。我们必须了解:说出来的事还没有得到证实。它必须自我证明,任何逻辑推理和誓言都不能为其提供证据。每一句说出来的话都应该包含为自己辩解的成分。
任何作品对人的心灵的影响,可以根据其表达的思想的深度精确的测量出来。它吸取了多少水?如果它唤醒你并叫你去思考,如果他用伟大的雄辩让你有所提升,那么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就会宽广、缓慢、持久。如果书上的文字无法对你产生启迪,那它很快就会像现在的苍蝇一样死去。想要说出、写出永不过时的东西的方法就是说的真诚、写的真诚。没有力量影响我自己的实践的论点,恐怕也无力影响你们的实践。不过,还是接受西德尼的格言吧:“看着你的心,然后再开始写作。”谁为自己写作,谁就是为永恒的大众写作。只有设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时所得到的说法,才有资格向大众公开。如果一个作家的题材都是来自耳朵而不是来自心灵,那他就应该知道他所失去的与他表面上获得的一样多,等那本空无一物的书搜集完了所有的瞻仰之后,有一半人说:“多好的诗啊!多好的天才啊!”可是它仍然需要燃料才能燃烧。只有有益的东西才能使人获益。只有生命本身能赋予生命;虽然我们应该尽力表现,但是我们想受重视根本还是要让自己更有价值。文学上的声名没有运气可言。对每一本书做出最后的裁决的不是它刚刚发表时的带有偏见并吵吵闹闹的读者,而是一个由不受贿、不留情、不怕恐吓的天使们组成的法庭以及一个读者大众,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资格成名。只有具有永久价值的书才能流传下去。烫金的书边,精致的羊皮纸,摩洛哥皮,给各个图书馆送的赠书,都不会使一本书的流通超过它固有的流通期限。它一定会和华尔普尔的“贵族作家”和桂冠作家一起走向消亡。布莱克默、科策布、波洛克的作品可以持续一个晚上,而摩西和荷马却永垂不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能读懂柏拉图的都不超过十个人——甚至不够出版他的书的费用。然而这些著作及时的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仅仅为了那几个能读懂它的人,仿佛是上帝亲手送来的。本特利说,“写书的不是他,是书自己。”任何书能否经久不衰,不是由人们是否喜欢来决定的,而是由于它自身特有的价值,或者它们的内容对永恒的人心所表现的内在的重要性来决定的。“不要为你的塑像上的光过于费神,”米开朗基罗对年轻的雕刻家说,“公共广场上的光会检它的价值的。”
同样,每个行为的影响可以从产生这一行为的感情的深度来衡量。伟人并不知道他的伟大。需要一两百年之后那种事实才会出现。他所做的事都是因为非作不可;那是世界上最自然而然的事,那是形势造就的。但是现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哪怕是动动手、吃饭,似乎都成了大事,与大局相关,并被叫做一种制度。
下面是一些自然天才的演示,他们表明了潮流所向。但是潮流就是血液,每一滴都是有生命的。真理不会是单一的胜利;万物都是它的器官——不仅灰尘和岩石这样,错误和谎言也是如此。医生们说,疾病的法则和健康的法则同样美丽。我们的哲学是肯定的,也乐于接受否定的事实的证言,就像阴影证明了阳光一样。由于一种神圣的必然,每一种来自自然界的事实都要为自己做出证言。
人的性格永远在表现着自己。瞬息万变的言行,做一件事的单纯态度,内心的目的,都在表现着性格。如果你有所行动,就会表现出性格;如果你静坐,如果你睡觉,你也显示了它。你认为,因为你在别人讲话时一言不发,而且对时代、教堂、蓄奴制、婚姻、社会主义、秘密结社、大学、党派、个人你都不发表意见,所以人们还是对你充满好奇,这种好奇被看成你的意见并被当成沉默的智慧。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的沉默其实已经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你没有什么神谕要宣布,你的同事已经知道你对他们毫无作用;因为神谕已经说出来了。智慧怎么不会大叫,聪明怎么不会呼喊?
自然界严格限制虚伪的力量。真理控制着身体上每个不情愿的器官,据说脸从来不撒谎。谁能对表情的变化研究透彻,谁就永远不会受骗。当一个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实话时,他的眼睛像天空一样澄澈。如果他心怀鬼胎,谎话连篇,他的眼睛就是混沌的,有时甚至不敢正眼看人。
我曾听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说,他从来不害怕一个内心不相信自己的当事人应当得到律师对陪审团施加的任何影响。如果他不相信,他的不相信就会流露给陪审团,就算他百般辩解,他的不相信最终还是会变成他们的不相信。这正是一件艺术品所遵循的规则: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何种类,都使我们身处艺术家创作这件艺术品时相同的心态中。我们不相信的东西,我们就说的不够充分,尽管我们可以重复再重复的说那句话。这正是斯维登堡所表达的那种信念,他描述灵界里的一些人千方百计的想要明确表达他们不相信的主张,但是,尽管他们磨破嘴皮,肝火大动,他们就是表达不清。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就被人看成什么样的人。一心想知道别人的评价,这种好奇是很无聊的,一直对自己不为人知怀有恐惧,这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无所不能——并且全都比别人做的好——他就有了别人承认这一事实的保证。世界上充满了上帝的最后的审判日,一个人走进每一个机会,试图参加每一次行动,都要被评价,被贴上标签。在每个院子、每个广场上跑着跳着的孩子中间,新加入的孩子在前几天之中必须要经过准确衡量,贴上适合他的标签,好像对他进行了一次力量、速度和脾气的正式测验似的。一个从很远的学校来的新生,穿着讲究,口袋里装满新鲜玩意儿,显得神气十足,自以为是。一个原来的孩子在心里说:“这都没用,明天我们就会把他看透。”“他做过什么?”这是一个神圣问题,它让人伤透脑筋并能戳穿各种虚名。一个纨绔子弟可以坐在世界上任何一把椅子上,短期内他跟荷马、华盛顿区别不大;然而对于人民各自的能力完全不必怀疑。自负可以稳稳的坐着,但却不能行动。自负也从来不能依靠假装做出真正伟大的行动。自负从来没有写出一部《伊利亚特》,也赶不走薛西斯一世,也不能把基督教传播到全世界,也没有废除奴隶制。
有多少德,就会显示多少德;有多少善,就会显示多少善。所有恶魔都害怕美德。高尚、慷慨、牺牲的宗派会永远指导着人类。任何一个真诚的词汇都不会被人忘记。高尚一落地,没想到就有一颗心来迎接它。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别人就去怎么看待它。他的本质都被光辉的字母刻在他的脸上、身上和遭遇上。隐瞒对他毫无作用;吹嘘也是如此。在我们的眼睛的观察下;在我们的笑容、致敬、握手之中,就有坦白。一个人被他的罪孽污染了,他的良好形象也被损害了。人们不知道自己不信任他的理由,但是就是不信任他。他的目光因为罪恶而呆滞,他的脸也因此刻上卑劣的皱纹,捏他的鼻子,在他后脑勺烙上兽性的印痕,在国王的前额写上:啊!傻瓜!傻瓜!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可以在沙漠中流动的沙丘上做蠢事,但是每一粒沙子都会看的清清楚楚。他可以离开群体,但是他隐藏不了他愚蠢的意图。沮丧的脸、卑鄙的神色,自私的行为,缺乏应有的知识——所有的这些都泄漏秘密。难道一个厨师,一个希弗尼士,一个伊亚士默,被错当成芝诺或保罗?孔子叹曰:“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另一方面,英雄并不怕这一点:如果他不去公开一次正义和勇敢的行动,它就不会被人知晓,也不会受人喜爱。人们会知道这一行动的——包括他自己——它会使人保证和平的甜美和目标的高贵,而这些最终会证明它的宣言比叙述事情的经过要好。品德就是在行动中坚持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又让品德广为流传。品德就是不断的用“是”代替“好像”,上帝也被十分得体的描绘成在说:“我是。”
这些观点所表达的教训就是“是”而不是“好像”。让我们默认吧。让我们把我们得意忘形的虚无从神圣巡回的道路上赶走吧。让我们往来我们的处世格言吧。让我们服从上帝的指挥,懂得只有真理才能造就丰富和伟大。
如果你去拜访朋友,为什么还要因为以前从未拜访而道歉呢?为什么还要道歉浪费他的时间并贬低你的行为呢?这就去拜访他吧。让他感受到至高无上的爱前来看望他,你身上就有爱的最低微的器官。你何必暗暗谴责自己在这之前没有帮助过他,没有送过礼,没有问候过,从而折磨自己和朋友呢?就做一件礼物和一个祝福吧。发出真正的光,而不是借礼物反射的光。庸人只会来回道歉;他们点头哈腰,啰啰嗦嗦的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专做表面文章,因为他们没有实质。
我们充满着对这种感觉的迷信,对数量的崇拜。我们说人不活跃,因为他不是总统、商人或者搬运工。我们崇拜一种制度,却没看到它实际上就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思想之上。然而真正的思想存在于寂静的时刻。我们生活中有价值的时间并不存在于我们选择自己的工作、结婚、就职等等看的见的事实中,而是存在于我们在路边散步时静静的思考;存在于修正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并且说“你已经这样做了,但这样更好”的一种思想里。我们的余生就像仆人一样为这种思想服务,并且根据它们的能力的大小,贯彻它们的意志。这种修正是一种永恒的力量,作为一种倾向,他贯穿我们一生。人的目的,这些时刻的目标,就是让阳光射穿他,让规律毫无阻碍的穿越他的整个身体,这样,无论你的眼睛落在她的行为的那一点上,它都要如实的向你报告他的性格,不管这一点是他的饮食,他的住宅,他的宗教仪式,他的社交,他的欢乐,他的选举,还是他的反抗。现在的他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所以光线无法穿透;没有让光穿过的孔洞。可是,观察者的眼睛感到迷惑,因为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倾向,以及一种还没有统一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应该用我们虚伪的谦虚故意使生活轻视我们的人格以及分配给我们的存在形式呢?好人应该心满意足。我爱戴伊巴米农达,不过我不想成为伊巴米农达。我认为爱这个时代的世界比爱他那个时代的世界要更合理。如果我说的对,就算你说“他有过行动,而你却一动不动。”这样的话,我也不会感到惶恐不安。我认为必要的时候,行动是好的,一动不动也是好的。伊巴米农达如果正好是我认为的那种人,如果他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那么他就会怡然自得的一动不动的坐着。天堂无限大,为所有的爱和坚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什么我们要多管闲事,过分殷勤呢?行动不行动同样是真实的。从树上砍下一块木头做风向标,另一块被砍下来做桥梁的枕木;树的作用在这两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想玷污灵魂。我在这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明确向我表示灵魂需要在这里有一个器官。难道我就不该占据这个地位?难道我就应该无缘无故的道歉、扭捏、躲闪,认为自己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吗?难道比伊巴米农达或荷马在那里还要不适合吗?难道灵魂不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何况,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不做任何推测,我也就满意了。善良的灵魂哺育了我,每天为我打开力量和欢乐的新仓库。我不会不知好歹的拒绝伟大的善,因为它已经化为别的形式光顾过其他人了。
何况,我们为什么要被行动的名义吓趴下呢?那只是感官的一个阴谋,仅此而已。我们知道每个行动的原型都是一种思想。贫乏的灵魂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除非他有了一种外在的标志——某种印度教徒的饮食,或者贵格会的衣服,或者加尔文派的祈祷仪式,或者慈善组织,或者一大笔捐赠,或者高级官位,不管怎样,还包括对比鲜明的某种放肆行动,或多或少对此做些证明。丰富的心灵躺在阳光下睡大觉,它就是大自然。思想就是行动。
如果我们必须要采取伟大的行动,那么先让我们自己的行动伟大起来吧。所有行动都有一种无限的灵活性,直到他让日月都变得暗淡无光时,它才稍稍承认自己是充满了天空的空气。让我们用一种忠诚来寻求一种平和吧。让我们关注自己的职责吧。在我向自己的恩人证明自己有理之前,为什么我要去游览希腊和意大利历史上的景象和哲学呢?在我还没有给自己的朋友回信,我怎么敢去评论华盛顿的战役呢?难道那不是公正的在反对很多我们的阅读吗?盯着我们的邻居就等于胆怯的放弃了我们的工作。那是偷窥。拜伦是这样说到杰克·邦廷的:“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他就发誓。”我们不妨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在使用书籍时的荒谬——他不知道做什么好,于是就读书。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消磨时光,于是就找出那本《布兰特传》,它是对布兰特,或者对斯凯勒将军的过分赞美。我们的时间应该像他们的时间一样美好——我的事实,我的关系网,也跟他们一样好,或者像其中任何一个一样好。这意味着让我搞好自己的工作,至于其他无所事事的人,如果他们愿意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就可能把我和他们的本质进行对比,并发现我的本质是这其中最好的。
对保罗和伯里克利的可能性的过高评价,对我们自己的可能性的过低评价,都是因为忽略性质相同这一事实造成的。拿破仑只知道一种功劳,他用同一种方式奖励优秀的战士,优秀的天文学家,优秀的诗人,优秀的演员。诗人用了凯撒、帖木儿、邦杜加、贝利萨留的名义;画家用了圣母玛利亚、保罗、彼得的传统故事,但他并不敬重这些偶然之人,也不敬重这些普通英雄的天性。如果诗人写了一部真正的戏剧,那他就是凯撒而不是凯撒的扮演者了;那么同样一种思想,同样纯洁的感情,同样灵敏的智慧同样迅速、昂扬、嚣张的动作,同样伟大、自信、无畏的心,就能把世界上一切被认为坚固、珍贵的东西——宫殿、花园、金钱、舰队、王国——全部托浮起来,它以对人们的这些浮华所表现出来的蔑视来表明自己那无与伦比的价值。——诸如此类都是他的,靠他的力量,他唤醒了所有的国家。让人信仰上帝吧,而不要相信名义、地点和人物。伟大的灵魂化身为一个女人出现,她穷困、忧伤、形单影只,她或者是道丽或者是琼,她做着仆人的工作,打扫房子,擦地板。但是她的灿烂光辉是无法被掩盖的,打扫庭院和擦地板会立刻成为至高无上和最美丽的行动,是人类生活最高贵和灿烂的工作。所以人人都会得到一把拖把和扫帚;直到最后,看呐!突然之间,伟大的灵魂以另外一种形象出现,做出一种别的功绩使自己变得神圣。它现在成了一切有生命的自然的精华和首脑。
我们是光度计,我们是计量微量元素的积累程度的敏感的金叶和锡箔。真正的火的真正效果我们是通过它的成千上万的假象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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