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牛顿晚年真的“可悲”吗？
近日在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文章写作与修改》中读到了董进的《牛顿晚年的悲剧》，文中提到科学集大成者牛顿“由于他灵魂深处受到错误的哲学思想的支配，却跌入了唯心论与有神论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作者在列举了诸多事实之后，认为“一位名高天下的大科学家，竟为‘伪科学’助威呐喊”，并宣称这是为了履行‘科学家应尽的责任’！这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悲啊！”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牛顿真的如此可悲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气功热”的时候，
笔者曾与友人谈论过这个问题，事情是由中国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支持气功研究引起的，当时就有人怀疑钱先生是否也步牛顿之后尘也走向“晚年的可悲”了呢？笔者当时的观点是：此事并非像俗界认为的那么简单，应该有另辟蹊径的可能。须知，另一个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晚年似乎也涉足了对神学的思考，他批评牛顿的也只是他的科学道德，而非对神学的研究。笔者觉得董进的文章粗看合于唯物论，合于科学；但认真分析后，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交代牛顿涉足神学的初衷，没有交代牛顿的动机与目的，因此让自己的观点缺乏必然性，所呈现的只是一种或然性的结论。
通常情况下，坚持唯物论与无神论的理论家与科学家自然否定上帝的存在，更不会承认他的“万能”；自然作为人脑产物的科学也不“万能”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作为人类的一员，必须承认我们自身的局限与无奈，也必须承认原有的许多局限尚未因科学的进步而消失，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予以“突破”，在我们应设的诸多“法”中，自然不应将“涉足宗教与神学”排除在外。即如：既然科学认为人脑中百分之八十的细胞处于“沉睡”状态，那么将之部分激活，或许有可能提升人类的智力层次，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而且中国传统的内省文化已经提高了东亚儒文化区人种的平均智商（高于欧美人五个百分点），古代知识分子与宗教人士的修行求道，参禅求悟，所追求的实际上也就是要提升人的智力层次。钱学森先生实际上也是基于此而支持气功研究的，由此联想到牛顿的所谓“悲剧”，难道就没有借助神学推进科学的主观愿望吗？要说一个大科学家突然“投靠”神学去“反科学”，显然不合逻辑。牛顿已将当时的科学推到一个暂时难以再向上提升的高度，必然随之产生“苦恼”。笔者觉得牛顿转入神学研究的初衷，应该有借助神学或许有的“神力”突破科学瓶颈的成分，而且所占比例还不小。若是如此，他的晚年就不那么可悲了。即是失败了，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教训。董进的“悲剧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或然性的假说。再说，悲与不悲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自己内心的体验，旁观者的评判常常并不可靠。不过要申明的一点是：笔者的文字也是一种或然性的“假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个愿意推动科学前进的科学家是不应畏于涉足神学的；一个“无所畏惧”的唯物论者，不应让自己仅仅局限于研究“物质”；不应把精神、灵魂、天堂、地狱的研究拱手交由神学家与宗教家“垄断”。须知，敢于向神学领地挺进也是科学家的大胆探索。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牛顿“科学家应尽的责任”，是会有另一种解读的。我们知道，从宏观上来看，科学、宗教与艺术三足鼎立，分别以求真、求善、求美为侧重，几乎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全过程。科学与神学只是人类选择的两种不同的途径，二者共同的目的是让人类更好地认识自身与自然，让人类会更加美好。因此，人们应该思考一下，难道宗教的成果、宗教的正面作用只是劝世与慰藉心灵吗？难道科学就必须以神学为假想敌将其彻底轰毁吗？在宏观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二者可以并存；在认识领域中就只能“互斥”吗？现在的人类既不能完全了解科学（包括未来科学），也不能说完全了解神学，那些要天真地用一方战胜或否定另一方的人，本身已经陷于先验论绝对化的泥淖之中。退一步讲，即使要战胜对方也需“知已知彼”。因此，了解神学的确应该是“科学家应尽的责任”。
笔者读过一些佛学著作，发现唯识学的“八识”理论并不悖于心理科学与思维科学；其探讨生命的“十二因缘”等等也相当深刻。现代科学碍于自身的发展，尚无法证其“是”，但也无法证其“非”。而其中的道理、其中的思想却有利于推进科学的发展。即如遗传科学、人体科学、生命科学的建立，正是科学主动挺进、与神学分庭抗礼的结果。因此,那种把科学局限在“唯物”的狭窄胡同中的做法本身就不合于科学精神。
科学帮助人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已让人不再迷信自己的感官；也让人否定了许多低层次的理性。正是这种“否定之否定”保证了科学的不断进步。时至今日，我们可否换一种思维，把宗教、神学的一些观点暂时看作是一些“假说”呢？比如把“天堂”当作人类设想的理想社会，或者当作外太空的类地星球；把牛顿“上帝的第一推动力”当作让宇宙爆炸产生且不断膨胀的原始能量。笔者生出如此想法自然不是要折衷真理与谬误，模糊科学与神学的区别，只希望人们分析问题时力争角度广一些，层次多一些；对一些或然性的东西暂时不要做绝对性的结论。同时，我们还需要反思一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认识领域里的“斗争哲学”是否会妨碍学术的争鸣呢？尊重对方、肯定对方观点的合理成分，是理论工作者与科学研究者应有的态度。
希望牛顿的晚年再不“可悲”，至少不象董进先生认为的那么“可悲”。
申民顺
2010年10月26日于山西洪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