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济南极度寒冷的这个冬日里，咸宜瑟瑟地立于冬日的寒风中，没有暖阳。这里曾经做过钱庄，也一度为灯红酒绿的风月楼。距之两公里之外，是另一处更加著名的烟花之地———大生里。早年，中国人极其偏爱才子佳人的戏码，在佳人中，不乏来自青楼者。然而对于花街上的人们来说，那些或旖旎或动人的佳话更多地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如今的济南老花街，已趋于破败，不再有人来人往，不再有那些或美好或鄙陋的女子们的欢歌笑靥，它们承载的，是这个城市中普通的人们的生老病死，是这个城市自己的沧桑变迁。
沧桑之前咸宜曾经风月繁华
咸宜瑟瑟地立于冬日的寒风中，没有暖阳。
这座位于现今济南老城区金菊巷5号的门楼后面，是整座巷子中最精致的老宅。正门为青砖黑瓦的门楼，石匾上书“咸宜”二字，拱券上有石雕蝙蝠。
然而走进去，则是各种破败。横七竖八的电线，灰尘盈满的楼梯，曾经的大宅，被分割成极其狭小的空间，有的屋内燃着炉子，却依然清冷异常。
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他们大多来自外地，在芙蓉街做这样那样的生意。
居住在金菊巷7号的老赵白天到芙蓉街卖臭豆腐。
选择租住在这里的原因比较简单，每月四五百的房租可以承受，居住在平房里，存放东西也比较方便。同住在周围的熟面孔的人，见面会相互打打招呼，但彼此并不知道名姓。
“干得好就在这里，不好就走”，老赵的话或许能够代表很多来此做生意的外地人的心声。租客来来往往，走一批又会来一批。
如今，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老赵这样在济南做小生意的外乡人。所以，更少有人知道，这一处沧桑之前，是昔日的繁华。
在很多人眼中，只知芙蓉街，而不知金菊巷。其实，与新修葺的芙蓉街相比，金菊巷依然大致保留着原来的风貌。当年，同样位于这条长不足百米的小巷中的，还有著名的泉城老字号燕喜堂和英华斋装裱店。金菊巷1号是燕喜堂老宅，3号则是燕喜堂老号。
民国时，金菊巷5号是季宝亭开办的“季家金店”。传说中，因舍命不舍财，季宝亭被“燕子李三”取走了项上人头，咸宜由此败落，彻底改变了命运，后来沦为烟花之地———咸宜风月楼。但这一切，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具体原因和过程没人说得清楚。
曾经做过钱庄，也曾一度为灯红酒绿的烟花之地。吃喝玩乐的人们在隔壁的燕喜堂吃完饭，再来咸宜风月一把。
赵先生所居住的金菊巷7号，也是咸宜的一部分。这里是一处砖石混合结构的二层洋楼，楼下则是几处既独立又相互连通的院落。现在，从一进门的大厅开始，洋楼已被分隔成小小的格间，每个院都分租给了好几户人家。每个格间里的门都堆满灰尘，但又隐约透出烟火之气。只有当木质的地板咯吱咯吱地在脚下响起的时候，才可以想见当日的风月繁华。
年近花甲的许女士自幼住在金菊巷7号，解放之初，咸宜由政府部门接收，后来由省级机关做宿舍使用。在许女士的印象中，金菊巷5号与7号原本相通，5号的门是原来咸宜大院的正门，而7号的门是供下人出入的旁门。后来，5号的住客垒砖将连通5号、7号的门堵死，5号、7号由此分开。
听闻咸宜要拆旧地重游的台湾老人转身而去
1999年的一天，一位80岁左右的台湾老人带着家人悄悄地出现在金菊巷5号，拄着拐杖的老人一言不发，踏遍了金菊巷5号和7号。
当时站在金菊巷7号门口的许女士见证了老人的来访。她说，老人的个头像北方人，衣着干净整洁，一副很有修养的样子，老人很有礼貌地问她：“同志，你好，这个院子现在什么情况？那口井还在吗？”
那之后，在金菊巷住了几十年的许女士才知道，原来9号院里还有一口井，院中的花园曾经做过学堂或者私塾。
这位老人姓季，是当年咸宜的房东，新中国成立前去了台湾。
许女士告诉老人，“燕喜堂一半由后人要回，一半归公”，意思是，“老人也可以申请要回”。
那时，泉城路一带正在拆迁。听闻要拆了重建，旧地重游的老人脸色一变，一敲拐杖，摇摇头，连院子都没进，转身而去。
许女士与老人对话时，老人的女儿就站在离他们四五米远的地方。老人转身后，他的女儿过来礼貌地道了一下别：“明天要回台湾，就不进去看了。”
看到老人蹒跚的背影渐渐消失，许女士心想：是不是自己的话语戳到了老人的痛处？
这也许是新旧住客唯一的一次接触。几十年的时光在这里短暂交聚了一下，又瞬间分开。
对许女士来说，这里是一处公家宿舍。她的父母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金菊巷的老房子里，最初，许女士很自豪能住在这里，“小时候，同学看到我家住的地方大，很羡慕”。然后慢慢地，很多比父母工作晚的人，逐渐搬到越来越“有档次”的新房里，离开了这个渐趋没落的地方———老房子的问题不只一方面：百年老房，年久失修，阴暗潮湿，漏水是常有的事情；厕所脏兮兮，20多户共用一个公厕；没有集中供暖设备，只能自己烧蜂窝煤或者电暖气取暖；住得拥挤，“一家三口可能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可父母总对她说，“那么多为革命死去的人，能活着就已经不容易。”
金菊巷7号的老房子承载了许女士太多的记忆，周围的房主已经鲜有像她这样还住在这里的了。曾经有拆迁的消息，但终究还没有拆，许女士的心中充满矛盾：住着是别扭，但如果它没了，心里肯定会挂念。
大生里的“见客”场景耄耋老人记忆犹新
与咸宜的茕茕孑立相比，位于经三路上的大生里一带则是当年济南更著名更繁华的一处烟花之地。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第一楼”附近的大生里、济源里等，都是济南有名的烟花之地。
现在，它们隐藏在纬七路、纬八路之间的一条名为大生里的狭窄小巷里，南抵经四路，北接经三路，长不足200米，几分钟就能走个来回。在济南的寒冬里，几排寂静的红砖房与周边热闹的高楼“格格不入”。偶尔，有行人匆匆走过，送快递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几乎要占掉路的一半。
“见客———”看到有客人光顾，门口的“大茶壶”拖着长长的声音喊道。妓院的“妈妈”赶紧集合起妓女，随客人挑选。客人挑中某个妓女，也就随之进屋。
这是徐衍河老人记忆中的一个片段。
现年87岁的老人已经在大生里的红砖房里生活了60年，老人身体硬朗，思维还算敏捷，只是耳朵有点背，如果不大声与他交流，他就会说“我听不见”。
1947年，22岁的徐衍河孤身一人来到济南谋生，在铁路局当炊事员。他的一位表哥就是大生里某家妓院的一名“大茶壶”。
“大茶壶”，妓院雇的伙计，是接待嫖客、照应妓女的人，用徐衍河的话讲，“是打杂的”。空闲时，徐衍河来找表哥玩，透过院门见到过院中的不少场景，但仅限于此，“屋里面人家肯定不让看”。
在徐衍河的记忆里，有许多国民党军队的伤兵经常光顾此地，其中不乏“缺胳膊少腿”者，“拄着拐晃晃悠悠地来消遣”。到烟花之地消遣的士兵，其军纪可想而知，多半带着“兵痞”之气。“他们经常不给钱”，徐衍河只用一个“坏”字形容。妓女们大约也早就有一套对付“坏人”的办法，“伺候伺候，就推着他们往外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大生里的妓院、妓女进行处理安置，原有的院落拆除、改建或是返修。1953年左右，徐衍河搬到大生里居住，一住就是60年。这个时间还在慢慢延长。
老人起身为火炉添一块煤块，红红的火光更明显地映出他额头上深深的皱纹。
在胡适看来济南本地妓院“简陋得很”
1922年10月，据说每到一处都要吃吃花酒的胡适来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会议。13日傍晚，胡适去理发，当时他十分困顿，坐在椅子上睁不开眼睛，洗头发时，他叫理发的师傅用冷水洗头，才得以清醒。这天晚上，邮政局失火，马路不能通车，胡适决定“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
他去的，是济南的头等妓院之一济源里。历史上的济源里与大生里的情况相仿，烟花并不逊于后者。
提起济源里，连很多老济南人都感觉陌生，在1932年版《济南市市区图》中，大生里已有标注，新中国成立后，附近的济源里、恒善里并入，仍称大生里。在如今的城市地图上，再难找到“济源里”这三个字。
1929年12月31日，鉴于济南妓院横设、妓女剧增，为便于管理，济南市社会局公布取缔乐户暂行规则，对妓院地点、登记挂牌营业等做了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本市内乐户须在下列地点租房居住，不得任意杂居。其头等妓院：济源里、大生里、共和里、恒善里；二等妓院：第一楼；三等妓院：永和街、德顺街……”
曾经阅尽各处花街的胡适先生最后十分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进去了三家，都是济南本地的，简陋得很；大都是两楼两底或三楼三底的房子，每家约二人至四人不等，今夜因电灯灭了，只点油灯，故更觉简陋。十时半回寓，早睡。”
其实，并不是直到1929年，济南妓院才分出等级。早在1913年，济南妇娼业就开始正式进行管理。当时，省城警察厅命令妓院一律持灯为标志，由卫生局检验合格给予营业证，并按等级分别将它们称为班、堂、寓。班为一等，堂为二等，寓为三等。1914年4月，当局又将妓院分为四等，由税务局正式收税：一等妓院每月3元（记者注：当时货币，下同），二等2元，三等1元，四等5角。
向“乐户”、妓女收税，娼妓业成为当局的一项经济来源。日本侵占济南期间，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收税：甲等“乐户”每月6元，妓女2元；乙等“乐户”4元，妓女1元；丙等“乐户”2元，妓女5角；丁等“乐户”1元，妓女2角。
国民党统治时期，经三路、纬八路至经四路、纬八路一带的甲等妓院区，“乐户”每月4万元，妓女1.1万元；经三路、纬七路、八卦楼一带的乙等妓院区，“乐户”每月3万元，妓女1万元；俗称“北岗子”的四和里、前后永和街、前后棋盘街、东西仁和街、德顺街等地的丙等妓院区，“乐户”2万元，妓女5000元。
“皓月当空明如昼妓女悲叹独站在青楼”
“皓月当空明如昼，妓女悲叹独站在青楼，斜倚栏杆皱着眉头，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心恨爹娘将奴卖出了手，贪图银钱好几大斗，推到火坑何日出头，面皮老了无人收留。”
这是济南文史专家刘书龙搜集到的一首旧时济南妓女唱的《悲秋》歌，“一旦为妓，哪有容易的？”
当时，政府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正式的妓院，如妓女检验所、济良所等。妓女检验所名义上是一种医疗单位，让公开卖淫的妓女定期前去检查身体。如果发现妓女患有花柳病等传染病，就勒令停业，直到病愈后，经检查批准，才能恢复营业。但实际情况是这个所里的人员对妓女敲诈勒索，甚至以检查身体为名，随意召唤妓女陪宿。
在徐衍河的印象中，妓女要到经三纬七路口附近的一处楼房检查，“只要买通一个高个子官员，就算是有病也可以不停业。”
如果妓女不堪忍受妓院老板虐待，可以到济良所要求收容。那里生活条件很差，既不能随便外出，又要参加生产劳动。有些受不惯约束的妓女待不久就跑出来，不敢回妓院，流落街头，沦为暗娼。也有妓女因营养不良死在济良所里。运气好的妓女，可能遇到来济良所寻找家室的男子，双方同意之后，可提出申请并办理一定的手续，就可以作为男子的妻室。
旧济南还有很多为生计所迫、又不愿公开为娼的暗娼。因暗中营业，不缴纳捐税，会遭到政府取缔，有些就搭上一些有势力的人物作为依靠。
能够结交达官权贵的妓女，身价自然随之提高。有着“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等诸多绰号的军阀张宗昌，曾将名叫“娟娟”的妓女收为小妾。张宗昌被刺身亡后，娟娟回到济南重操旧业，在济源里开设了妓院，既当老板，又是妓女，艳名大噪，生意兴隆。据说，娟娟为人颇有些江湖义气，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士，还为社会救灾捐助过款项。有文人甚至把她捧为“侠妓”。新中国成立前，娟娟离济他去，不知所终。
电影《大浪淘沙》曾在“八卦楼”取景
沿大生里北行到经三路，路北的五层红砖楼墙壁上嵌着“第一楼”的铁牌。楼旁修理自行车的李莲义老人回忆，当年，正在翻修的第一楼因“文革”开始而停工，当时，正值秋冬时节，寒气冻人，原来的住户无处可去，只得带着被褥等御寒物回到未完工的楼房中，勉强度日———这样的“第一楼”怕是枉费了这个名字。
最初，“第一楼”的得名可谓名副其实。1914年，当局为“繁荣商追，追逐利润”，划出“乐户消纳区”，上海籍营造商季海泉和周村籍富商王盛三等人根据授意集资兴建一座二层骑楼。1917年，规模宏大、三面临街的“第一楼”建成，它南至经三路，东至纬七路，西至纬八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三合院。
“第一楼”后面，还建有三排整齐的小院落，中间形成两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当局通令中等妓女集中在这里卖淫，有名的妓院就有20余家。因清末民初，许多春宫画多以八卦图遮蔽人体私密处，经营“私密”生意兴盛的“第一楼”在坊间得名“八卦楼”，并为人熟知。“拱形门、方石柱，一间挨着一间。”72岁的黄玉娟老人清楚记得，她读小学时，路过这排楼，大人们就告诉她是“八卦楼”。
李莲义、黄玉娟有着一段相同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八卦楼”有些被改建成居民居住区，有些则一段段被拆除。
“八卦楼”的另一著名之处是电影《大浪淘沙》带来的。
拍摄历时3年多，1966年完成的《大浪淘沙》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有资料说，这部再现大革命前后中国风云变幻历史画面的经典电影在放映时创造了超过20亿人次观影的记录。而当年，这部电影就曾在经三纬七路口北侧尚未拆除的“八卦楼”一段取景。
1997年，“八卦楼”被全部拆除，当初的“第一楼”从此不复存在。留存至今的，只有“第一楼”的照片，有与它相关的故事，有后来印着“第一楼”三个字的门牌，还有一代人脑海中的记忆。（记者徐征邵猛、原载2013年1月8日《济南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