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牺牲品
——明朝开国丞相李善长
李善长（1314年—1390年），字百室，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李善长在滁阳投靠朱元璋，任掌书记，因力劝朱元璋图谋帝业，成为最被信任的谋臣。曾历任参谋、元帅府都事、江南行中书省参议、参知政事、右相国等，其间军政要务参与议决者十之八九。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称他“比之于萧何，未必过也”，进封韩国公，居开国六公之首，位极人臣，声名显赫。20年后，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77岁的李善长以与胡惟庸通谋造反罪赐死，并诛其三族，朱元璋亲列其罪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全国。
一、从“白丁”到“六公之首”
李善长的家世和青少年时的情况，史书几乎没有记载，只知他年少时曾读过一些书，粗通文墨，知书识礼，喜好法家理论，有大志且有心计，虽无功名但有些小名气。那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白丁是靠什么一步步成为六公之首的呢？
1、他具有非凡的远见灼识。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带领20万红巾军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红巾军很快占领了江淮大地。这时，人们群起响应，纷纷加入红巾军，李善长却认为局势过于混乱，只能静观其变。至正十四年（1354年），当朱元璋率领仅有的数千人南下滁州（今安徽滁县）时，李善长竟一下子就发现了朱元璋绝非等闲之辈。依据是什么呢？很简单，不久前的横涧山之战，朱元璋仅靠那数千家乡兵就俘获了7万元朝正规军。敏锐地发现机遇要靠非凡的远见灼识。一但发现了机遇就紧紧抓住不松手，这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有的优秀品质。于是，已经40岁的李善长毅然决然地投靠了年仅22岁的朱元璋。
2、他第一个怂恿朱元璋当皇帝。朱元璋与李善长一见面便谈得很投机。当朱元璋问及“四方兵起，何时才能太平”时，李善长顺势先给朱元璋指了一条打胜仗的明道：“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当时的俊杰都投奔其门下而尽其才；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不嗜杀人，深得民心，因此5年就横扫宇内，一统天下了。”接着又给朱元璋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如今，时局与秦末一样，天下已显土崩瓦解之势。您的家乡濠州与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相去不远，如你能效法刘邦，天下还难平定吗？”朱元璋听后连声叫好。李善长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开启了朱元璋的皇帝梦想。
3、他在朱元璋还未发迹时就表了耿耿忠心。至正十四年（1354年），濠州红巾军分裂，郭子兴率万人到滁阳与朱元璋会合。朱元璋不仅曾是郭子兴的亲兵，郭子兴还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了朱元璋，应该说两人的关系十分亲近。但是，郭子兴是个嫉贤妒能之人，见朱元璋势力不断壮大，担心反被朱元璋控制，加上有人挑拔离间，所以对朱元璋充满了猜忌。当得知李善长是朱元璋手下最出色的一个谋士时，便想把李善长挖过去为自己所用，间接削弱朱元璋的势力。此时，郭子兴势力强大，朱元璋又是其部属，满以为李善长会非常高兴地追随自己。没想到，李善长得知消息后找到朱元璋，表示自己除了朱元璋外谁也不跟，并请朱元璋坚决留住他。说话间，李善长还泪流满面。之后，李善长又写了一封言辞委婉，但态度坚决的书信拒绝了郭子兴。通过这件小事，朱元璋被李善长的忠心和诚意深深打动了。俗话说，困难时结交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困难时建立起来的信任才最弥足真贵。
4、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朱元璋打天下的左膀右臂，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善长通晓前代典制，善于处理政务和调和各种予盾，理财有方，为朱元璋消灭群雄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被朱元璋称为“萧何再世”。一是居中调和各种矛盾。随着朱元璋势力的扩大，其幕僚和将领越来越多，但幕僚之间、将领之间，甚至幕僚和将领之间摩擦频发，幕僚说将士的坏话，将领看不起幕僚。李善长便主动与各文臣武将广泛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反映他们的意见，“委曲调护”，使文武和睦，团结一心，大大提高了朱元璋军队的战斗力。二是严明军纪，收买人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准备攻占太平，然后以太平为跳板进攻集庆（后改应天，朱元璋后定都于此，今南京）。李善长久居军营，深知士兵习性，此次攻占太平，将士免不了要任意抢掠。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李善长深谙此理。遂建议朱元璋提早采取措施约束将士。朱元璋深为赞同，便命李善长写下禁约四处张贴，并派亲兵沿街巡查。此举不仅整饬了军纪，提高了战斗力，还深得民心，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美誉，为以后朱元璋拓展势力，扫平群雄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三是多方理财，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起兵到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作为统帅常年在外征战，李善长便在后方处理日常政务，筹措军需给养。他推行屯田制，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活跃经济，开辟财源；设立盐茶课、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等一系列理财措施，丰盈国库。在李善长出色的组织和治理下，后方的百姓安居乐业，生产发展迅速，“国库益饶”，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给养，为朱元璋的军事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四是制定律令，振肃纲纪。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善长与刘基、陶安等重定律令，《大明律》诞生并刊布中外。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及朝贺东宫仪式，等等。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是李善长等斟酌制定的。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赏功臣，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封公的功臣只有6人，李善长居首位，功勋赫赫的大将军徐达也位列其下，成为明朝第一开国功臣。朱元璋给李善长的册封诰命上写道：“朕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响，供给器仗，未尝缺乏；专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57岁的李善长成就了其一生最辉煌的时刻。洪武九年（1376年），临安公主嫁给他的次子李祺，李善长又与朱元璋作了儿女亲家，其荣耀让世人惊羡不已。
二、从位极人臣到到被夷三族
李善长虽为开国元勋，但身上有不少缺点。《明史·李善长传》说他外表宽仁温和，内心狭窄。其他史书也认为他刚愎执拗、气量狭小，好忌恨人，乡土观念太重等。一般人有这些缺点或许还无所谓，但对像李善长这样的朝庭重臣来说，这些缺点却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难以估计的伤害。下面且试举几例。
1、气量狭小。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稍侵犯了李善长的权力，就被李善长以二人弄权不法为由，处以重刑。李饮冰被割乳当场身亡，杨希圣遭劓鼻成为残疾。李善长的小气量，害死了朝中大臣，其中杨希圣还是继任丞相杨宪的弟弟。
2、专权。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出巡汴梁，李善长与刘基留守南京。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贪纵罪，刘基依法判斩。李善长为庇护李彬，一再为之求情。刘基不为所动，将案情驰报朱元璋后，坚决处死了李彬。李善长以为这是刘基不把自己这个“百官之长”放在眼里，故意给他难堪。等朱元璋一回南京，便立即诬告刘基侵职擅权，还鼓动对刘基不满的官员一起弹劾。刘基被迫辞官还乡。由此可见，李善长当时的权势多么逼人，连与诸葛亮齐名的刘基也不是其对手。
3、睚眦必报。杨宪曾在朱元璋面前说过李善长不具备丞相之才，李善长对他恨之入骨。李善长因病致仕后，杨宪接任丞相，朱元璋想召汪广洋任右丞相，杨宪上书弹劾汪广洋（汪广洋为李善长提携之人）。李善长知道后大怒，即找借口弹劾杨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趁机借朱元璋之刀将杨宪杀了。为了一句闲话，竟杀了当朝丞相，李善长也算是千古第一人了。
4、任人唯亲。朱元璋是靠淮西集团起家的，因而淮西集团在明朝初期显赫一时。李善长乡土观念极重，又是淮西集团的领军人物，所以极力维护和培植淮西人在朝中的势力。他的同乡胡惟庸就是在其极力关照下，由一个知县一步步当上了左丞相的。胡惟庸为相后，仗着自己是淮西人，又有李善长作靠山，专行横断。久而久之，使朱元璋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危险。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擅权枉法的罪状（后来，经人检发定为谋反罪）杀了胡惟庸，消除了这一心腹之患。朱元璋虽也是淮西人，但他比李善长看得宽，能重用对统治有利的其他人，并有意打压淮西集团，以免威胁皇权。立场的不同，造成了朱元璋和李善长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势必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
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特别是称帝后，总猜疑别人对他不忠。建国之初，由于忙着统一大业，让李善长处理政务乃是一时之需。随着战事的减少，朱元璋感到左丞相李善长的权力对皇权是个威胁。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病不能处理公务，朱元璋以让他养病为由令其致仕，趁机罢免了他。李善长回乡后有人告他押宠自恣等罪，朱元璋又趁机对他压制，削去了近一半俸禄（1800石）。胡惟庸被诛后，因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且是在李善长的提携之下才步步高升的，遂有人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案有牵连。这次朱元璋虽未深究，但对李善长的不满却与日俱增。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77岁的李善长想扩建宅第，便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了卫卒300人，被人检发私自借兵，图谋不轨。4月，有一京民因犯罪应流放边关，李善长又数次请托免其罪。朱元璋闻听后勃然大怒，下令严查此人。在严刑逼供下，查出此人曾是胡惟庸的家奴。此家奴又揭发李存义和胡惟庸曾相互勾结图谋造反，再向下深查竟牵连到了李善长。依那个家奴的交待，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胡惟庸想谋反，先串通了李善长的亲弟李存义（胡惟庸的女儿嫁给了李存义儿子，两人是儿女亲家），接着让李存义和李善长的好友杨文裕多次劝说李善长。李善长先是拒绝并严厉斥责，经不住胡惟庸等三番五次地游说，最后感叹一声说道“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至此，凭一家奴的口供，作实了李善长谋反大罪。李善长虽有两张免死铁券，也没能挡住死神的脚步。77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并诛杀了其三族70余人。
三、李善长真会造反吗
年至古稀，77岁高龄的李善长真的会造反吗？这个疑团没等到今人来破解。就在李善长被处死的第二年，御史解缙代虞部郎中王国用写了一份《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鸣冤。上书开门见山地写道：“善长和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谋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爱自己的儿子必然超过兄弟的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安定地享受着万全富贵的人，必不会怀侥幸之心去追求那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的富贵。李善长与胡惟庸是子侄辈之间的亲戚，而他与皇上却是亲子女之间的亲戚。假如他辅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也不过是功臣第一人，难道还会比今天更加富贵吗？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可以侥幸取得吗？元未想取得天下的人不知有多少，结果没有不粉身碎骨的。李善长为什么在年轻时亲身经历亲眼见到的这种情况，却又在衰老的年纪去重蹈杀身之祸呢？……上书的最后写道：“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嗜杀的朱元璋看后，竟没有加罪王国用。可见，朱元璋心里是很清楚的，李善长没有造反。
既然朱元璋知道李善长不会造反也没有造反，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还要杀死李善长呢？
自秦以来，丞相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连接皇帝和百官的中枢。朱元璋生性多疑，对丞相权力过大早就心存疑虑，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给后代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李善长作为开国丞相，功臣第一，其对皇权的威慑力、影响力和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他也就成了必须被除掉的那个“刺”。
为了避免皇权旁落，自胡惟庸阴谋造反后，朱元璋即废除了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后，进一步宣布永远不许再提议设置丞相一职。秦汉以来行之1000余年的丞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的膨胀超过已往历朝历代，达到极至。而当相权被弱化，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之后，恐怕皇帝也会因为太繁杂的公务和太大的压力而崩溃，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管理、处理全国一切事务的兴趣、能力和承受力。另一方面，皇权高度集中后，各级官僚特别是中央高级官僚也就没有了处理政事和国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么他们就只剩下想法设法谋求私利这一件事可做了。相权的弱化，致使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统治机构自行涣散、瓦解：明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明穆宗即位3年也没向大臣们发一句话；明神宗30年内只见过群臣1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群臣们在大殿上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大臣辞职时也不见皇帝，仅上一封辞呈便弃官回家；各部无人上班，衙门上锁，院子里长满青草，所有公事全都无人办理。难怪有人感慨地说，明朝并不亡于崇祯，而亡于洪武。这恐怕是朱元璋在诛杀明朝最后一个丞相李善长时没想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