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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中学为何辉煌难续（一）
本报记者 陈竹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08日 03 版）曾经的高考牛校黄冈中学，今天略显落寞。一方面高考分省命题后，有出题权的省份省会中学成为得利者，而那些曾经辉煌的地方一中，风头让位于大学附中；另一方面奥赛获奖与高考脱钩，原来的奥赛强校失去了高考优势。可以说，以黄冈中学为典型的大量县中、地区中学都从鼎盛期滑落下来。不少人认为它们是这些年高考改革的失意者。
任何改革都是建立在以前政策的软肋之上。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学生自然要由高校说了算，提高大学生的研究能力、综合素质非常重要。朝着这一方向的改革无可厚非。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中国的教育资源正越来越向东南沿海、中心城市聚集，东西部、城乡、贫富分化都在加大。在此大背景下，这种善意、道理充分的改革客观上减小了农村子弟进入名校的机会。加上非名校的就业率越来越难看，收费却不菲，让不少农村孩子没毕业就扛起行囊去大城市打工了。
教育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公平与效率之间，是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反复平衡与拿捏的。黄冈中学的毕业生在北大清华也很著名，被称作“出身草根，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他们的综合素质也在高等教育中锤炼养成。这些能拼的“草根”，难道不更令人尊敬？
改革应该是呈螺旋式上升的，等到中国高考的优胜者，农村与城市能平分秋色之时，也该是中国基础教育新的辉煌之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版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记录、反思黄冈中学的痛苦与挣扎，为市县中学的重振做些理论上的准备。
神话诞生地与争议集中地
湖北省今年的高考成绩一公开，网上迅速出现了近13年来该省高考状元产地的统计：26个文理科状元中，武汉7个，襄阳6个，荆州4个，黄冈1个。
在湖北东部的著名中学——黄冈中学，今年的高考成绩被许多教师认为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本过线794人，理科600分以上131人，文科600分以上人数6人。算上8个保送生，清华北大的录取人数有望超过16人。
然而，在黄冈中学的贴吧里，却有应届和往届学生继续感叹着这所学校的“没落”——尽管在黄冈市里仍然拔尖，但比起省内其他学校并不占优，特别是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数量有点“萎靡”，多少年都没出过一个省状元了。
黄冈中学为何变得如此低调
经常会被拿来与黄冈中学做比较的，就是位于武汉市的华师一附中。其每年保送北大、清华的学生在20人以上，一本率常年高达90%，除去高考，其国际部中美班的学生更是全部进入美国排名前50的高校。
黄冈中学曾被称作是出产“神话”的地方。自恢复高考以来，中国只有两个神话，一个是“海淀神话”，另一个就是“黄冈神话”。在当地，黄冈中学被称作“黄高”，它是市民口中最频繁出现的词语，连出租车司机都能说出历任校长的名字和事迹。上个世纪90年代黄高的辉煌时期，闹市区内150亩的老校区是个旅游景点。校园是开放式的，前来拍照、取经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都怀着朝圣的心情前来，不明白这么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为什么有这样的教育奇迹。”多年研究“黄冈神话”的黄冈师范学院教授袁小鹏也曾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如同每年的高考成绩一样，黄冈中学是神话诞生地，却也是争议集中地，近几年来尤其屡遭质疑：比如，1999年以后从未出过省状元；2007年以后，再也没有拿到过国际奥赛的奖牌；2010年未能出现在第一批北大校长推荐学校名单中，2011年才入选……不少人问，神话是否已经破灭了？
对于外界或质疑或颂扬的声音，近两年来的黄冈中学一直保持缄默。校长刘祥自2011年上任以来，呈现出异常的低调，几乎从不在公众面前“发声”。今年3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参加两会时，他也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这所位于鄂东欠发达市的高中，面临的艰难并不为常人所知。刘祥坦言，黄冈中学正处在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黄冈中学现在位置尴尬：名气很大，但总是遭遇到各种非议。我们好不容易这几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只想喘口气，静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曾经的竞赛强校，这几年很艰难
按照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的概括，黄冈神话有“三大法宝”——奥赛、高考和教辅材料。这其中，第一大法宝就是奥赛。
时至今日，黄冈人还言必称黄高“9班”。9班是传统的竞赛班，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都能够通过竞赛保送名牌大学。根据4月10日在学校官网上公布的保送生名单，2013届9班的毕业生中，有17人通过奥赛获得保送资格，其中8人被保送北大清华，4人进入全国决赛（冬令营）。这一批学生，也是最后一届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大学的学生——教育部发文规定，从2014年起，毕业的高中生获得全国或省级奥赛奖项，将不再具备高考保送资格。
在奥赛保送的最后几年，黄高也不轻松。
自1986年获得中国第一块国际奥赛金牌，到2007年为止，黄冈中学的学生共获得11金5银2铜共18块国际奥赛奖牌。但在近几年，国际奥赛的金牌与黄高无缘，能够进入冬令营和国家集训队的学生数量也在下滑。
2013届学生的竞赛成绩，在近几年来并不算差，但在2006年以前，黄高每年因奥赛获奖而保送的学生基本都在25人以上，多则三四十人。2001年，9班的49名学生中就有15人进入北大清华，10人进入冬令营；2004年毕业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得主杨诗武同寝室的4个人都进入了国家集训队。
“竞争太激烈了，作为曾经的竞赛强校，这几年我们很艰难，从优质生源的流失，到经济条件的落后，让我们在与武汉市的竞争中落后得太多，我们高三的竞赛选手甚至只相当于他们某些高二甚至高一的牛人的水平。”去年9月26日，黄冈中学高三物理竞赛教练曾献智在日志里这样写道，当时，他刚刚带学生在省会武汉参加完第29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根据公布的比赛结果，他的学生中有3人获省一等奖，其中成绩最好的廖忍是全省第10名，入选冬令营。前10名中的其余9名学生，全部来自武汉。
近年来，在湖北省重点中学对国际奥赛与亚洲奥赛奖牌的争夺上，位于武汉的华师一附中和武汉二中几乎处于垄断地位。每年湖北省进入冬令营的学生中，约三分之二都来自这两所学校，剩下几个名额才留给包括黄冈中学、武钢三中在内的其他学校竞争。有的年份，黄高甚至没有学生能进入冬令营。
尖子生从黄冈流向武汉
担任过黄冈中学物理竞赛教练的徐辉曾感叹，奥赛要想取得优异成绩，学生的潜质很重要，而在自己带的学生中，没有出现像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国际奥赛金牌得主王崧、库超那样智力超群的学生。
黄高的确面临着优质生源流失的困境。现任黄冈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学是80年代的黄高毕业生，那时，黄高的一本过线率在60%左右，并不比现在高多少。他觉得，说黄冈中学升学率下降并不准确，因为如今黄高仍然保持着每年50%以上的一本率，问题在于尖子生的数量在下滑。1979年湖北省高考总分前6名中，黄冈中学占5个位置；2013年，黄冈中学理科第1名郭倩是全省第8名，是唯一进入全省前10名的学生，文科则没有学生进入全省前10名。
在黄高的巅峰期，很多人将其升学率高的原因归结为从各地“掐尖”。黄冈是人口大市，现在每年的初中毕业生依然多达7万人，黄高只从中择优招收1000余人。其中，黄冈中学每年在中考前都会组织预录取考试，先“掐尖”200多人，中考过后，各个县的前几十名学生也默认被黄高录取。
尽管精挑细选，在生源争夺战中，黄高仍然腹背受敌。王建学说，一方面，各县一中在截留生源，尽管前几十名学生能获得黄高的录取资格，但近年来，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选择不去黄高，留在县中读书。
来自黄梅县的陪读家长易红说，儿子的一些同学也拿到了黄高的录取通知书，却最终选择了离家更近的黄梅县一中。近几年来，在黄梅县中考的前70名中，每年像这样放弃就读黄高而选择黄梅一中的有20多名学生。在2012年高考中，黄梅县一中上一本线的有773人，占47%，其中600分以上的有138人，成绩直逼黄高。今年，600分以上的黄高有137人，黄梅县有100人。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武汉的几所“超级中学”。每年中考后，在黄高的民办初中部——启黄中学，都会有不少外地学校的教师前来给家长做工作，开出免学费、免住宿费等条件，吸引学生前去就读。
这与20年前的流动方向相反：那时，新学年开学时，黄高的校园里总是停满了外地牌照的小汽车，都是想方设法要把孩子送来读书的家长。
王建学说，黄冈每年流失到外地的优质学生数量，少则一两百人，多则三四百人。由于距离武汉仅有不到100公里，黄冈的学生流失现象，比起一些离武汉较远的地市，如襄阳、宜昌，要更加严重。
越来越多的优质学生向武汉聚集。“武汉的学校成绩也就越来越好，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黄冈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朱正国说。
保送取消了，9班不能丢
在黄高校园围墙外的“陪读村”里，几名家长在议论着竞赛保送取消的消息，他们最关心的是，保送取消，9班还办不办？
的确，到今天为止，竞赛仍然是黄高学生通往北大清华最直接也是最便捷的通道。不少人借此怀疑，保送政策的取消是否会给黄高的升学率以更沉重的打击。
令人意外的是，校长刘祥却并不为此感到担忧：“不能因为取消保送就不搞竞赛辅导，我们搞竞赛搞得最好的时候，竞赛就是不和保送挂钩的。”
历史上黄高风头最劲时，就是在奥赛上拔得头筹。1986年，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国际奥赛，来自黄冈中学的林强获得数学竞赛铜牌。1990年，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首次在我国举办，中国队6名选手中，来自黄冈中学的两名选手王崧、库超分获金银牌，闻名全国。
郑国华记得，自己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从黄石慕名来到黄冈中学初中部读书，在语文课本里看到了王崧、库超事迹的报道，觉得兴奋莫名：“自己的师兄居然上了教材！”回家碰到小学同学，对方也会说，课文里那几个金牌选手就是你们学校的！
在黄高工作32年的数学特级教师王宪生说，在那个年代，竞赛还并非是上大学的捷径，学校里只组织数学兴趣小组，供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在课余接受辅导和讨论。当时，数学在高考中占120分，是所有科目中分值最高的，王崧、库超等人都是数学兴趣小组的成员。
借着这一波热潮，1994年，湖北省教育主管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开办两个理科实验班，一个在武钢三中，另一个就在黄冈中学，因为那时总共8个班，所以将竞赛班命名为9班。
近20年来，黄冈中学渐渐形成了预录取招生模式，为竞赛提前选出好苗子。中考前的自主招生考试中，通过的200多名学生经过一个半月的学习，选拔出100多人。其中，在竞赛方面有兴趣和能力的学生被编入9班，根据个人意愿被分成数、理、化、生4个小组，其余则进入8班、10班两个理科实验班。
这种模式一直保持到今天，主教练制也随之形成。除正常的上课学习外，每周六全天，各个学科的主教练会对他们进行额外的竞赛辅导，到高二下学期，周二、周四也各抽出半天培训。
黄冈中学几任校长都是竞赛教练出身。前任校长陈鼎常曾是数学奥赛湖北省领队，由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直接任职黄冈市政协副主席、黄冈中学副校长。现任校长刘祥则是物理竞赛教练，2007年亚洲物理奥赛金牌王一凡就是他的学生，这也是学校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枚国际奥赛金牌。
“在黄高，能够当上竞赛教练，说明学校重视你，敢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曾献智说。
进入到21世纪，随着保送政策的出台，奥赛开始“变味”了。2001年，教育部出台规定，在中学生奥赛全国决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和省赛区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获得保送资格。
“保送成了竞赛的目的，还有一部分同学为少数同学做陪练、作牺牲。我还是比较赞同以前的兴趣小组模式。”王宪生说。
刘祥也认为，竞赛自此变得“功利”起来，并在很多环节上出现不规范的操作：“有的家长就特别热衷于这个事情，到处找关系。”他觉得，取消竞赛保送以后，会弱化其功利色彩，反而能使真正有兴趣的学生参与进来。因此，黄高并不打算放弃9班这张王牌，为了防止竞赛班的学生产生偏科现象，从2011年开始，高二年级分文理科后，学校还每周给9班学生单独开一次文史哲专题讲座。
但在整个社会的功利面前，黄高曾经的辉煌却面临着诸多考验：尖子生的流失，经费的捉襟见肘，20年来打造出的“金牌教练”们也成为外地学校瞄准的对象，纷纷被挖走。
同时，“在北大清华，在重点大学，农村孩子的比例都在降低，这是个大趋势。”王建学说。竞赛成绩下降折射的现实是，农村学生越来越难与大城市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农村学生占60%的黄冈中学，正面临着掉队的危险。
黄冈中学为何辉煌难续二：贫困地区扛不起教育强市的大旗
在黄冈，有两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上的极度落后和对教育的极度重视。
就在今年年初，一部青春偶像电影《全城高考》上映，电影的拍摄地就是黄冈中学。“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但这个片名，用来形容黄冈这个城市太贴切了。”黄冈师范学院教授袁小鹏说。位于大别山区的黄冈市，GDP一直在湖北省处于下游水平，其下辖的9个县级行政区中，有5个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缺钱，教育行政部门缺钱，学校也缺钱，使得教育的发展常常陷入死胡同：任何项目的投入都需要地方配套一部分资金，黄冈的地方财政却捉襟见肘。用当地一位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话说，“没有人不重视教育，但谁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在黄冈，有两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上的极度落后和对教育的极度重视。经费缺乏导致外出参加奥赛培训吃紧在黄冈中学（以下简称黄高）的一些教师看来，学生奥赛成绩的下滑，除了与优质生源的流失有关，也与经费的缺乏不无关系。作为竞赛教练，曾献智最发愁的就是培训经费。由于奥赛涉及的多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内容，如果不到高校进行培训，很难取得好成绩。奥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在实验考试上，对培训的需求体现得尤为迫切。虽然黄高有专门的竞赛实验室，器材也不少，但仍然无法购置一些大学的实验器材。即便购置了器材，教学水平和手段也不一定跟得上。每年，湖北省竞赛委员会和一些培训机构都会组织相应学科的竞赛培训。因为黄冈本地只有一所本科院校——黄冈师范学院，是一所二本院校，要培训只能去外地。培训大多在中国科大、浙大等高校举行，距离近一点的也是位于武汉的武汉大学、华中科大、华中师大等高校。要去外地，就面临着培训费、交通费、住宿费的考验。据一位学科老师估计，黄高每年投在单科竞赛上的经费要10万元左右，4门课加起来至少要三四十万元。这笔钱也只能供学生每学年参加一次培训。其中，培训费用由学校负担一半，另一半要由学生自己承担。20天的培训费用一般在4000元左右，再加上吃饭、住宿，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徐辉曾经担任物理竞赛教练。他认为，与武汉市的几所重点中学比较，黄高的学生理论成绩并不差，但实验技能不足的问题相对突出。这是因为武汉的中学利用地理和经济条件的优势，可以经常组织学生去大学实验室参加训练，并且大力更新实验设备和设施，而黄高没有这个条件。教辅的收入没有进学校的腰包
一套名为《黄冈小状元》的辅导书，正在北京的学生家长中卖得火热；在全国各地，《黄冈密卷》、《黄冈兵法》等教辅材料的销售也长盛不衰。这些打着黄冈旗号的教辅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它们都来自黄高，黄高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教辅材料曾经是黄冈的“三大法宝”之一。然而，黄高的几任校长都曾公开辟谣：“黄冈密卷”不是黄高产，并称学校的老师从来不编写或者极少编写教辅材料，黄高并未从这些教辅材料中获得外界想象的收入。2004年，夏浩从黄高毕业，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同学得知他是黄高的毕业生时都会说：“你们学校出的书可真多啊，高三时都快把我给累死了，回去叫你们老师少出一点！”每当这时，夏浩总是要“第几百次地”回答说：我们学校真正出的书只有几套，其他都是别人借着学校的名声出的。黄高前任校长陈鼎常曾为此不遗余力地“打假”。他多次强调，黄高官方出的辅导书只有机械工业出版社的《黄冈中学考试卷》和《黄冈中学作业本》，其余所有挂名黄高的资料都是冒牌货。目前，在外面卖的最红火的《黄冈密卷》，实际上是由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王后雄主编的。王后雄是黄冈人，毕业于黄冈师范学校（现黄冈师范学院），曾是黄冈市下辖的黄州市一中（现团风中学）的教师。王后雄集结了一批黄冈籍的教师从事“密卷”的编写，这些教师绝大多数并非出自黄高。在同类教辅中，这些“密卷”、“兵法”的发行量长期处于数一数二的水平，获得的利润层层分摊给了出版社、经销商、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教师，黄高或教育行政部门却得不到任何利益。一位曾参与编辑辅导材料的教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教师能够获得的报酬也很少，绝大部分利润被书商赚走了。面对黄高几任校长的打假，王后雄本人却觉得自己是为黄冈教育做了件好事：“在全国教辅的竞争力上，曾有‘北海淀’‘南黄冈’的说法，足见黄冈教辅的影响力。北京海淀区舍得大投入搞教辅，湖北为什么不能抓？黄冈系列教辅应该当成湖北省一个重点文化品牌来抓。” “黄冈式教学”不再是创收的源泉
几名黄冈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学校的教师也都对记者感叹，黄冈教辅没能来得及打响官方品牌，从而错过了发展机会。不仅如此，教师个人借“黄冈神话”创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10年前，“黄冈神话”名声在外时，有很多出版社、培训机构来找黄冈的教研员和教师编写教辅材料、去外地讲课和做报告，这几年则渐渐少了。根据当地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说法，归纳创收机会变少的原因：一是2002年以后，各省份逐渐开始高考自主命题，黄冈教辅不再适应各个省的命题要求；二是2004年后，各省分批开始“新课标”改革，湖北省未能及时跟上，也使得黄冈教辅的价值式微。在“全国卷”时代，黄高的教师中有不少都会被选做高考的命题人和阅卷人，学校也一度允许高三年级组通过对外发售内部试卷创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的福利待遇问题。而随着高考自主命题的省份越来越多，黄冈的“密卷”、“宝典”不再具有普遍价值，一些征订考卷大省的订量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其他省份进行的“新课标”改革，使得旧的“黄冈式”知识体系和教学方法难以适应要求，黄冈教辅遭遇冷落。2009年，湖北省才作为第六批省份进入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此前，全国已有5批共19个省份先后开始课程改革。2007年，就有山东媒体报道说，《黄冈密卷》在当地“失宠”，原因即是黄冈试题已经无法满足山东考生对新教材的掌握和应用。2008年，黄冈师范学院教授袁小鹏在研究“黄高神话”时，找到了时任黄冈市教育科学院院长董德松和特级教师黄干生。当时，董德松就谈到，在历次教育改革的实验中，湖北总是不居前、不落后，但在“新课改”中却落后了。在“新课改”的要求面前，黄冈的教育面临着多方面的不适应，其中，教师在学科和知识结构上的不适应显得尤为突出。“过去，黄冈的教育是全国的领头羊，我们经常被请到全国去介绍经验、讲学；现在不行了，很多省市区都已实行了新课改，你讲的那一套已经没有多少人听了，相反，我们要去请人家来介绍经验、讲学。”黄干生说。 负债导致生源质量和教师待遇下滑
如果要问黄高最缺什么？整个黄冈教育最缺什么？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是一样：钱。以地方“两费”（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费）来做比较：2009年，朱正国任黄冈市教育局计财科科长时，黄冈市一年的“两费”才800万元。经过几年的增长，2012年翻了几番之后也只达到3500万元。“两费”由地方税收开支，因此也与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成正比。对比省内其他城市，武汉市的“两费”早在几年前就突破了10亿元，位于鄂西的宜昌市也在2亿元以上。在黄冈，学校负债是普遍现象。黄冈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学说，经过撤并之后，黄冈市现有72所高中，债务总额达95亿元。黄高的不少教师都觉得，历史上的两次规模扩张给学校背上的债务，是限制学校发展的一大原因。上世纪90年代末，黄高花800多万元买下了老校区附近的50亩造纸厂，4年后又将这块地卖掉；2004年，重新在城东新区建设新校区，新校区共投入3.5亿元，学校因此背上了1亿多元的债务，每年的利息在600万元以上，收入只勉强够还利息，无力偿付本金。“这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不得不扩大招收择校生的比例；二是教师待遇上不去。”王建学说。扩大招收择校生的名额，使得生源整体质量在下滑；而教师待遇上不去，造成的就是骨干教师的流失。在新校区建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黄高教师工资条上的数字几乎是静止的。这种情况到2011年才有所改善，王建学记得，2011年3月，现任黄冈市委书记、时任市长的刘雪荣将他和新上任的黄高校长刘祥找去说：“一定要让黄高轻装上阵。”从去年到今年，黄冈市政府先后两次拿出5000万元替学校化债，并解决了100个教师的编制问题。随后，教师待遇才有所提高，教室也终于装上了空调和电子白板。“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投入，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争取最大的投入，也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王建学说，“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个好的氛围，让教师能够安心在本地教书。”如今，黄高的骨干教师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已经比黄州城区的平均工资高了许多，但与大城市的工资水平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么多年来，黄高确实受了一些‘内伤’，包括搬迁新校区的影响，也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刘祥说，“我们需要养精蓄锐。”“黄冈神话”的秘诀曾经被形容为“三苦”——“学生苦读，教师苦教，家长苦帮。”袁小鹏说，“三苦”模式如今越来越走不通了。“过去说穷文富武，穷人家的孩子就是拼苦力、死读书，不需要借助外在的条件设施，也不需要眼界的扩充，读好书就够了，但现在就不行了。”在湖北省的另一个“穷文富武”的典范——钟祥，不久前发生了一起围攻高考监考老师事件。不少钟祥本地人都辩护道：凭什么武汉有那么好的教育条件，钟祥人就只能做建筑民工？钟祥最好的特级教师纷纷调去武汉，最好的屏蔽仪、最严格的监考老师从武汉调来，这样公平吗？“近几年，说要减轻学生负担，我感觉负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农村学生的条件越来越差，机会越来越少。”59岁的黄高特级教师王宪生这样觉得，“基础教育已经逐渐摆脱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开始进入城市引领农村的阶段。现在都在说中国梦，我的中国梦就是教育能够实现公平，我一辈子都在期待这一天。”
黄冈中学为何辉煌难续（三）
教育的“城市包围农村”现象
黄冈中学昔日的辉煌，似乎在一点点远去。不少当地老师认为，优秀教师和生源的流失，是问题的关键。
而不可否认的是，襄阳五中今年在湖北可谓一枝独秀，包揽了文理状元。为什么同样是地级市的襄阳就能留得住好教师和好学生？是黄冈中学（简称黄高）过去太优秀，树大招风，将挖人的学校都吸引过来？还是襄樊中学具备黄高没有的独特优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黄高老师分析：
一是经济问题，襄阳比较富，GDP在湖北省排前几名，而黄冈是倒数前三；二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流动的难易程度不同，襄阳离武汉车程四五个小时，教师都是拖家带口的，要挖到武汉，一家人搬家、迁户口不那么容易，而黄冈距武汉只要一个小时，很多老师单身在武汉工作，周末回家。从武汉去南方也很方便，高铁四五个小时就能到广州、深圳。同样的，很多优秀学生也被吸引到了距离黄冈不远的武汉的高中。
为什么要离开地区间差异实在太大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黄冈中学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教师的流失。学校负债，投入有限，教师待遇上不去，与此同时，深圳、武汉的高中趁机开出高薪挖人。
1994年，黄冈中学举办90周年校庆的消息，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中排在第五条。也是在那一年，时任校长的曹衍清开始烦恼：来了很多考察团，名义上是考察，实际上则是动员老师到南方去或到武汉去。
为什么要离开呢？用一位“出走”教师的话说，地域的差异实在太明显了。从黄冈中学出去读书的学生，也有同样的感受：在以往12年的学习中，他们似乎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大城市的同学。
时至今日，仍然能从这所学校的一线教师身上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情怀。这里的大部分教师都多多少少有过被“挖”的经历，他们当中有的离开，有的仍然坚守着。
“老黄高之所以取得那样的成就，就是因为教师团结奋进的精神。在这里教书不能追求位置和金钱，如果看重这些东西，就待不下去。”数学特级教师王宪生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任校长田忠杰、张庭良从校长岗位退下后，还一直在校园里住着；而90年代以后的几任校长离任后，都无一例外地去了南方。
在他的记忆中，对于老黄高的教师来说，“校就是家，家就是校”。2012年，1992届毕业生举行毕业20周年聚会时，学生纷纷提到，上晚自习总能时不时听见走廊上传来老师清脆的皮鞋声，因为老师都住在校园里的教工宿舍，吃完饭没事就会到教学楼里逛逛。
十几年前教师的敬业和团结，也让1998届毕业生刘剑记忆犹新。令他最难忘的是集体备课制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高的教师在备课时就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以教研组或年级为单位，共同研究怎么写教案，怎么上好课。每个老师带到每个班的教案都是相同的，教学方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王宪生觉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林强、王崧、库超等人拿到国际奥赛奖牌后，“那时的兴奋是集体性的，荣誉不是属于一个老师的。”而在竞赛主教练制形成之后，“荣誉开始集中到少数人头上，集体拼搏、与学校共荣辱的氛围慢慢淡了。”和现在相比，“上世纪90年代的贫富差距不是很大，在这待着也不感觉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但不得不承认，地区之间的差异现在越拉越大”。
到南方去，到武汉去金牌教练大量流失
王宪生归纳起老师流动的去向，先是“到南方去”，然后是“到武汉去”：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老师主要前往广东等沿海地区；2006年建新校区以来，“往武汉跑的多了”。数学组总共也就30多个老师，前前后后走了十多个，而且多数都是三四十岁的骨干教师，甚至是特级教师。
“老师的心态发生变化，应该和中国地产的兴起同步吧。”刘剑1998年毕业后还和教自己的老师保持着联系，却发现在2000年左右，“他们一批一批地走了”。他觉得这很正常，“老师也是人，人往高处走，要为自己和家人奋斗打拼。”
“金牌教练”成批地去往南方、武汉、东部沿海城市，给新学校的竞赛成绩带来了繁荣。在武汉，竞赛成绩独占鳌头的两所高中——华师一附中和武汉二中，竞赛教练都不乏黄高教师的身影——武汉二中的数学竞赛主教练肖平安、化学竞赛主教练施辉国，华师一附中的数学竞赛教练方牡丹等，均为“黄高出产”。2004年，黄高的物理竞赛教练姚学林去了深圳中学之后，实现了该校在物理竞赛奖牌上零的突破，至今他已经带领学生拿到了3块国际奥赛金牌。
“只要在黄冈待过的都值钱。”黄冈市教育局长王建学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的20年间是教师流失最严重的时期，黄冈的所有学校都在遭遇高薪挖人。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流失的高峰时期，一年要流失320人，现在每年约150人。“究其原因，一是经济差距大，二是激励政策没有跟上”。
对比他读书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黄高集结了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当时正是知识分子大交流的年代，很多教师是优秀的“老大学生”，他的班主任是福建人，数学老师是广东人，语文老师是鄂州人。
黄冈中学校长刘祥认为，教师流失的高峰期是在1995年～2005年，也是我国几乎所有高中的入学高峰期，全国的高中规模普遍扩大了几倍，学生数量随之剧增，黄冈中学就由一届6个班扩大到了22个班。在这段时间里，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普遍出现教师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
“国家政策本来就鼓励人才流动，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刘祥表示，“很多人觉得跑掉的鱼都是大鱼，其实不一定走的人就是最优秀的，留下的人就不优秀。当初也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就没有走。”
在眼界知识面个人能力上都落后于大城市的同学
一名到武汉教书的黄冈中学教师不愿意过多地谈自己“跳槽”的原因，但他承认，武汉和黄冈的差距是明显的，比起武汉那所高中向他提供的住房及优厚的待遇，“即便只是为我的孩子考虑，在武汉也能够让他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体会到地域差异的不仅是教师，还有从黄冈中学毕业的学生。农村学生很难与大城市的“超级中学”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便是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的费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难题。今年入选物理竞赛国家集训队的廖忍就是一名贫困生，父母均在外地打工，有几次培训费都只能由学校或老师私人赞助。
2012届竞赛班“9班”的一名学生归纳出班里同学的特点是“不太爱说话，喜欢做题，比较文静”。在9班，农村学生的比例远高于别的班级，每一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庭贫困，父母则大多在外打工。“可能是因为农村学生特别能吃苦，而搞竞赛正需要这种吃苦精神。”物理竞赛教练曾献智这样分析。
而即便是黄冈中学最优秀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也会感觉到自己与大城市学生的差距。比起物质上的差距，综合素质上的距离更加明显。去年毕业的司文哲（化名）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他感到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发现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太少，眼界不够开阔”。而来自北京四中、人大附中这样的名校学生则往往在初中、高中阶段就周游各国，参加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英语口语也比自己流利得多。
在通过竞赛保送北京大学后，经过近一年的学习，他觉得专业课“完全没有难度”，但在哲学、计算机、英语和一些通识课上却感到吃力，“从小学开始都是机械化的学习多，在眼界、知识面、个人能力上都落后于大城市的同学。”
一所985大学在湖北的招生老师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近几年的招生面试中能够明显感觉到，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差距越拉越大。“我们心里也很矛盾，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但大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面的确要好得多，我们总说要实现教育公平，但公平和进步永远是一对矛盾。”
黄蔚然（化名）正在读高三，他来自黄州城区，家庭条件并不算差。在浏览黄冈中学的竞争对手、湖北省“超级中学”华师一附中的网站时，他注意到网站上方，最醒目的是国际留学实验班的招生宣传广告。而黄冈中学的网站上，大力宣传的仍然是高考与竞赛成绩，每年出国的学生屈指可数。出国市场显然还没有在这个城市里发展起来，大型留学机构也未曾将触角伸到黄冈这样的小城市。
对于大城市的高中生来说，高考可能已并非首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名校，或者选择直接出国读本科。但对于大多数家庭贫困的农村学生来说，高考仍然是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每月3000元已经算是高工资的城市，听记者说起SAT考试的花费后，黄蔚然吃了一惊：“出国对于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想都不敢想。”
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除了苦读没有其他的出路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黄冈中学读书的郑家豪记得，当时的普通班里，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约为2∶1；9班的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则是7∶1。2001年，一篇名为《黄冈中学：我的地狱生涯》的帖子在网上被炒得火热，文章作者“西门吹雪”控诉黄冈中学是“应试教育的地狱”。郑家豪和他的同学们读到文章后却都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学校的错，因为在黄冈中学，大部分人除了苦读，没有其他出路。”
一名目前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黄冈中学2000届毕业生，在一篇叫做《黄冈记忆》的文章中将黄冈中学的学生形容为“出身草根，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拼得出足够优异的成绩，经得起层层的选拔，是他们改变人生命运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成绩波动时，老师通常会这样宽慰你：‘想想你们的父母，即便旱涝歉收，他们的庄稼还得年年种。’家庭背景让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奋发努力，否则3年后，面临着又将回到田野间和父辈学习耕耘。也正因为如此，黄冈中学的氛围是非常单纯的，只比成绩，没有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