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谈起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私人占有制。这在本质层面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仅仅以此来界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全部内容，那就会忽视这种私人占有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表现形式。西方左派学界的一些学者(如奈格里、哈特等)对这一点就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只是笼统地指责当代资本主义对由非物质劳动所创造的知识、信息等共有之物的私有化，并把它提升为当代资本主义所内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而并没有研究这种私有化的具体内容，或者说，并没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特殊形式。譬如，这种私有化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占有，还是较为复杂的股份制占有，或者其他更为复杂的占有形式?当然，在具体研究过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学者那里，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他们大多可以看到股份公司或跨国公司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公司雇员或法人股东可以持有股票等新现象。但问题是，如何解读这些新现象呢?并且，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些新现象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这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学术空间。
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已经论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更是对金融资本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新特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列宁明确地意识到，尽管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也有垄断、金融贵族等现象，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这种新特征标志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他指出：
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在另一处，列宁更是直接地说“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按照这样的划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的时代，最多也只是第一、二个阶段，因此，他也只能从利用信用制度来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理解垄断现象出现的原因。至于因为金融资本的出现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统治模式的转型，马克思还没有看到。而这正是列宁所要研究的新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列宁在帝国主义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上的思想，试图通过这样的学术梳理来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读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
一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公司越来越抛弃了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外衣，变成了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帝国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尽管从外表上延续了马克思时代就有的那种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外观，但实质上已经彻底地被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所驾驭了。
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较先进的或比较老、比较“有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准许发行票额较小的股票。
再进一步，列宁还指出，由股份制所推动的小股东对公司业务的参与制，不仅加强了金融寡头的实力，而且还能使金融寡头比以前更为方便地盘剥公众，因为母公司既可以让子公司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又无须在法律上对子公司承担责任。“'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对女儿公司是不担负责任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去'实施’。”
我们知道，马克思也谈到过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必然导致社会资本越来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即形成垄断。但客观地说，马克思并没有详细地说明为什么社会资本会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因为在事实层面，垄断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没有正式形成。而列宁对这一问题则给予了清晰的说明。他不是仅仅把股份公司当成一个事实来看待，而是把它看成一个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过程。一旦放入这样的视域中来看待，19世纪末、20世纪初股份公司的本质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它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而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之后实现金融资本统治的一种手段或形式。也就是说，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通过相互占有对方的股票来实现融合并建构作为这种融合之产物的金融资本的统治。“银行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所谓人事结合也发展起来，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通过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而日益融合起来。”应该说，列宁所谈论的股份公司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股份公司，即金融资本条件下的股份公司。他在解读方法上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正因为如此，从表面上看，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并没有太多地谈论股份公司的问题，但实际上他在谈到金融资本的统治逻辑时，常会谈到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通过股票和债券来加强其统治力量。显然，他所谈论的正是当时语境中股份公司的状况。
同时，正像马克思对信用制度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较多关注一样，列宁对与上述这种股份公司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也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把握。在他看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银行业已经从中介人的角色发展成了垄断者的角色。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来谈一谈银行业的集中。
这实际上是列宁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谈论一种具体的、历史的信用制度或银行业。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在列宁的眼里金融资本不可能只是一种信用体系，而必然是一种垄断资本或统治性权力。
客观地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列宁对金融资本或垄断资本主义的这种理解水平的。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尽管已经是一本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甚至连列宁本人也称赞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它仍然受到列宁的批评，并被指责为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具体表现之一是他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理解是从经济学上的货币理论开始的，而不是从历史观上的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角度入手的。这便导致他可以在经济学上对金融资本的统治性有一个很好的把握，譬如，他明确指出：
这样，资本的特殊性质在金融资本中消失了。资本表现为君临社会生活过程的统一力量，表现为直接从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整个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的所有制中产生的力量，表现为对作为由所有制关系中直接产生的结果的活劳动的支配权。同时，积聚和集中在几个最大的资本联合体手中的财产，表明自己与没有资本的群众的直接对立。因此，所有制关系的问题，获得了它的最清楚、最无疑义和最尖锐的表现;而社会经济的组织问题，也由于金融资本本身的发展而得到越来越好的解决。
但是，希法亭所无法把握的是，这种金融资本并不是由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仅仅为了增强竞争的力量而结合起来的，它恰恰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的发展而必然出现的结果。因此，金融资本所实施的垄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垄断，而是资本主义式的垄断。由于在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条件下，国内市场必然同国外市场相联系，也就是说，世界市场已经形成，因此，金融资本的垄断必然会具有十分鲜明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具体表现在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食利者阶层的增多等。希法亭的方法论中缺乏社会历史感，这就是他看不到上述这一点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才会说“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除了希法亭之外，还有不少人对列宁这种金融资本观的理论视域是无法把握的，譬如布罗代尔、阿瑞基等人。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阿瑞基引用了布罗代尔的如下观点：“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多种可能是很久以来就有的事。金融资本主义绝不是20世纪初的新生儿;我甚至要说，在过去——比如在热那亚或者阿姆斯特丹——在商业资本主义经历一个发展浪潮，资本积累超出平常的投资渠道范围之后，金融资本主义已经能够取代并主宰商业世界的所有活动，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之后，马上表示认同，并强调“本书的主题本身就取自布罗代尔的观点，即金融扩张标志着资本主义主要发展阶段的'秋天’的到来，因此自然要为'金融资本主义绝不是20世纪初的新生儿’，而是在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已有重要先例的观点提供证据”。显然，他们两人仅仅是从资本积累量的角度来思考金融资本问题的，而没有涉及历史观层面的生产过程的发展问题，或者说，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问题。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的集中和垄断的发展，对于列宁来说，是不可能有金融资本主义的，但对于布罗代尔和阿瑞基来说，只要资本积累在量的维度上超出了投资能力，就可以说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到来了。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方法论的不同。其实，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透过对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解读思路。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
当然，布罗代尔和阿瑞基的观点不能简单地用“废话”来界定。但他们之所以在金融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理解与列宁的观点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解读思路上只是停留在历史学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社会历史观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层面。而列宁恰恰是这样做的。
二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或者说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之间的分离，已经达到了极大的程度，而这正是与金融资本的统治直接相关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曾论述过股份公司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但由于他那个时代的股份公司还没有发展出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那种垄断特性，因此，马克思从上述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是资本可以不通过生产过程而实现对他人剩余劳动的直接的、单纯的占有。而历史发展到列宁时代，随着金融资本统治的建立，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准确地抓住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当下语境中呈现出来的新特征。这种新特征不仅在量的维度上表现为上述两个要素之间分离程度的加剧，即这种分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而且还在质的维度上表现为这种分离被注入了新的内容。这种新内容就是：在国内市场上，随着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构成了绝对优势，“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大量金融资本，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关系和联系网，从而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是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中小资本家，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他们实际上是受金融寡头所控制的。列宁在这里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层次上的复杂性问题。这种复杂性是由金融资本的出现所导致的。虽然在列宁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金融资本推动了更为复杂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出现，但列宁在此处的论述无疑给正确解读后来的新现象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在国际市场或世界市场层面，列宁指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具有了新的内容，这当然也是围绕着所有权的复杂性来展开的。在他看来，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跟其他国家相比处在不同的特殊地位上，“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对弱小国家中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来说，他们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所有者，因为他们在剥削国内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同时，也在受着极少数最富强国家的金融资本的剥削。由于富强国家中的金融资本是通过资本输出或国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剥削弱小国家的，因此，就弱小国家中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其生产资料的唯一所有者，国外的金融资本家也是其所有者，而且还是更为强大的所有者。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列宁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上更注重对所有权之复杂性的分析，而不是对上述分离本身的分析。这不是列宁的错，而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在朝着“错误的”(这是在社会发展应当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去的意义上说的——笔者注)方向发展，列宁恰恰对此给予了科学的把握。我们知道，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是资本增殖的有效手段，因为它能够在信用制度的支撑下找到更多的用于投资的资本，并因此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增殖的来源主要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垄断。它的利润主要不是市场利润，而是垄断利润。或者说，此时的资本主义利润已经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利润的水平。因此，此时资本增殖的手段恰恰在于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此时要谈论金融资本的统治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我们可以在诸多的中小资本家或中小企业主的工厂中发现很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这跟以前是差不多的)，但真正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特征的，恰恰是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在一种复杂层面上的融合。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通过互相占有股票、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不仅在资本投资上，而且还在人事组织上都融合了起来。“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当然，这种金融资本的统治主要是由大银行家和大资本家来实现的，但它无疑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增殖的主要手段。
列宁对这一点看得很准确，这表现为他在这一问题上区分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和帝国主义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特性。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
很显然，在列宁看来，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其最高阶段时，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达到极大的程度。而这种极大的程度并不是指在单个企业中资本所有权与经营者的分离比以前更大了，而是一方面指在中小资本家或企业家中间，这种分离现象更加普通了，另一方面指对于大资本家来说，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已经融合成了金融寡头。对于他们来说，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既控制了货币资本又控制了生产过程。他们所建构起来的是他们自身对其他一切资本形式的绝对优势。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列宁在这一问题上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与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特性之间的区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了二者的联系。列宁在这里很好地运用了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曾运用过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把上述二者中的后者理解成了前者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即后者身上所表现的，就是帝国主义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具体内容，就像马克思当年在分析一般商品关系与资本关系时所做的那样。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做到这一点，希法亭就做不到。由于他在对金融资本的解读中缺乏马克思、列宁意义上的这种社会历史感，相反，他的思路中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学的维度，因此，他事实上无法从历史逻辑的角度来认清金融资本条件下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或者说管理权)相分离的新特点，更不可能像列宁那样看出这种新特点与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之间的关系。对希法亭来说，即使在金融资本统治的条件下，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似乎也并不具有新的表现形式。而唯一带来变化的是，随着金融资本的出现，普通雇员上升到具有较高报酬的、从事管理工作的特殊雇员的机会被堵死了。“股份制度的发展，最初也以类似的方式发生作用。它使管理权同所有权相分离，使管理成为具有较高报酬的雇佣劳动者和雇员的特殊职能。同时，较高的职位变成势力强大和报酬优厚的职位，谋取这种职位的可能性似乎对所有雇员都是敞开的。”但是，“产业和银行结成大的垄断，使雇员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们现在面对一个占压倒优势的资本家集团。他们的自由流动，从而他们利用企业家争取最好职员的竞争来改善自己地位的希望，即使对他们中间最有能力和天才的人来说，也越来越困难”。显然，希法亭只能做到这种对经验事实的描述，至于为什么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成大的垄断之后必然会出现上述这种现象，他就无法解释了。而且，也正因为如此，他对金融资本的统治逻辑的分析也是不到位的。
三
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条件下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新特点，本身就体现了基于金融资本统治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只是一种过渡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
在列宁的解读视域中，金融资本的统治本身就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金融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统治，是以垄断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为前提的。
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2/3甚至3/4，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绝不是单纯的“交织”。
也就是说，当面对金融资本、垄断、股票、私有制关系等现象，并且有些理论家仅仅把这解读为上述各要素是偶然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列宁首先看到的是这些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生产的社会化现象。这把列宁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区别了开来。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到的霍布森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把帝国主义仅仅理解为某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强加给国家的一种政策选择，“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出之于自私自利的卑鄙选择，这种自私自利引起了一个国家从早期动物生存竞争中残存下来的贪得无厌和暴力统治的欲望。它之被采纳为政策，意味着故意放弃培养高级的、内在的品德”。而既然只是某些人或某一阶级的主观选择，那就完全可能采取另一种选择，这正是霍布森的观点。他认为，“要使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被危险地篡夺，并使国家的资源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就有赖于培养国民的才智和国民的意志，以使民主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现实。把帝国主义作为国家的政策，这是无耻的虚妄……真正的国家统治愈能代替现在的寡头政治或假民主主义，国家利益的明显冲突就愈趋消失，而十九世纪的自由贸易早就依赖的根本合作也愈能表现出来”。霍布森既然想回到19世纪的自由贸易所依赖的所谓根本合作上去，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生产的社会化发展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可以想象，要让这样的理论家来解读帝国主义的社会历史本质，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列宁还进一步看到了金融资本的统治意味着由垄断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私有制关系已经跟生产的社会化不相适应了，“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在列宁看来，这种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经济过程中的大部分利润被金融资本掠夺去了，也就是说，生产社会化这一重要的历史进步只是给金融寡头等投机者造福了。这还带来了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等腐朽性以及出现了食利者、食利国等寄生性现象;另一方面，金融寡头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金融资本的统治使世界朝着越来越不公正的方向发展。而且，就是在这种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金融资本的统治使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了，“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列宁之所以能看到金融资本条件下或者说帝国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性，并进而看出帝国主义是过渡性的资本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能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内在本质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本质的角度来解读这一问题。客观地说，这种解读视域并不是一般的理论家所能达到的。不仅像霍布森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达不到，而且连希法亭这样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达不到。从表面上看，希法亭在金融资本问题上似乎达到了列宁的解读水准。他既看到了垄断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现象，又看到了生产关系层面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他甚至还看到了“在这些敌对的利益的暴力冲突中，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思路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线索是相互分离的而不是内在统一的。当他在思考金融资本问题时，他的脑海中是浮现不出生产的集中与垄断这一生产力发展的线索的。正因为如此，他从上述生产的社会化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只是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崩溃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所指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崩溃，不是经济的崩溃。经济的崩溃根本不是合理的概念”。在他看来，可能的只是无产阶级通过政治斗争来促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崩溃。希法亭还被列宁批评为不能看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其原因也在于此。(注释略)
本文原刊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