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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河北省軍區某支隊醫院接管了北戴河避暑區
1948年，秦皇島市北戴河的海濱避暑區，由河北省軍區某部支隊醫院接管。1949年河北省在北戴河的西山（連峰山下）建立了‘河北省北戴河第一幹部療養院’（河北省曾建有七個療養院北戴河其中之一）。1953年、1954年、1955年，這三年間中央一些領導人在暑期要到北戴河辦公，就住在河北省北戴河第一幹部療養院。因為不方便，在海濱東山新建了三棟樓房，河北省北戴河第一幹部療養院于1956年全部人馬遷移到北戴河東經路198號，現在的院址。當然，院领导人没有大变化，院長田燕橋同志、劉博任書記（省辦事處主任兼）（另一位名字記不清了）。1956年4月，馬之璽調入任書記兼院長。田燕橋仍任院長。劉博任副書記（省北戴河辦事處主任兼）。1956年6月，劉貴珍任副院長（副職剛任命2個月后）申報院長待批。同时从西山过来的还有冯如志秘书、医务科主任李岩主任、总务科科长刘玉堂、管理员张耀廷、会计员梁文举、伙食采买王焕田，几位护士护士几位厨师。
以下全部摘录《益生文化》：
河北省北戴河疗养院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北省任命了三个院长
到北戴河疗养院见到第一个院长是田燕桥医师（西医主治医师），从北戴河西山“河北省北戴河第一干部疗养院”迁过来之前任命的院长。见到第二个是马芝玺院长兼书记，他负责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军队专业干部（热爱气功事业并亲自练功的院长）。后来见到的第三个为是老干部刘博院长兼副书记（河北省北戴河办事处主任兼省疗养院副書記副院长）。1956年秋、冬季，田燕桥院长被卫生厅调到保定市医院任院长，刘贵珍在此时被提升为院长。因为劉貴珍在北京常住，几个月后才见到。他们都说自己是正院长，而且都有省里的任命公文，所以觉得奇怪。我当时的认为是：一个是，医院管理需要，由河北省政府分配而来（50年代处级干部必需由省长林铁审批）。另一个是，个人要求而来。北戴河是个南面环渤海湾，北面是燕山山脉，西面昌黎果乡、唐山，距北京很近，东面是中国不冻港秦皇岛市和万里长城起点的山海关（天下第一关），风水宝地。此外，也有的干部在北戴河疗养后留在了北戴河海滨工作的。这三种情况都有实例存在。北戴河的确是成了人人向往的地方，无论是地域、风景、人文、政治、旅游、觀光、度假，尤其中央领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年年暑期来北戴河办公、开会……。故此，我稱之為當代“新桃花源”并不為過。
我第一次见到刘贵珍同志
还记得在1956年的秋季（11月），刘贵珍同志回到了河北省北戴河干部疗养院（当时虽然以搞气功医疗为主，尚未更改院名），约我见一次面，并且谈了一次话。刘贵珍同志个子不高，约1米64上下的身高（20世纪70年代，在山海关第一关内城墙边与刘贵珍照合影相时，一位山海关博物馆的郎同志要我往后站一步，这样照出相来刘贵珍同我一般高了。其实，我才一米七的个儿。刘贵珍带近视眼镜。仔细观察两肩有点不一般高（过去得过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神经衰弱，他只有一个半肺是正常的）。从相貌上看是个和善的人，白净方脸，眉清目秀，有一点有文化的革命干部的样子。操着浓重的冀南的地方口音谈话，初次见面时，感觉他有点中气不足，可能是肺功能问题（已经听到和看到刘贵珍因为肺结核、胸膜炎等疾病介绍）。
刘院长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鼓励我学习气功疗法，并调我到气功教研室工作（以后改为气功研究室），学习和了解气功各个方面的知识与工作情况。第一次见面彼此印象都不错。但是，他没有给我介绍什么是气功疗法，只给了打印的和刻写印刷的气功疗法资料。在一个干部疗养院里设立教研室是少见的，似乎不是个医疗科室。但是，在这个疗养院里却是个权威机构、业务机构，主要医务骨干都在教研室里，或者兼职各疗养区的治疗工作、教学工作。
在当时，我对气功疗法并不感兴趣，天天练功打坐两个小时、练太极拳两个小时，我又没有病，根本坐不住。曾三次写申请书要求调离这个单位，每次申请书上都有这样一句话：“我的青春不能在静坐中消失，要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疗养院是个《大佛殿》，殿里的人都被人民供奉起来了。在当时，就感觉到有点不适应，太享福了。后来，我与几个青年医生，如韩明信、翟文时等6名年轻医生联名向国务院写申请报告，要求调动到最苦的新疆地质队工作，但是没有被批准。国务院有关部门复信回答说，要我们安心于本职工作，这就是国家的需要。
1956年开院时，原唐山气功疗法实验小组的同志，全部合并在河北省北戴河疗养院一同工作。故此，气功教研室的人员较多，如气功顾问刘渡舟、主治医师王树彬、医师王万岚、王世俊、程忠录、田宏计、赵宝峰、李春才、赵光，以及韩明信、翟文时、齐凤阁等十几名医务人员。
1957年，唐山工人医院内建了一栋三层楼房一百床位的新楼
唐山市人民群众提出：气功疗法第一、第二批临床实验是在唐山完成的，在唐山也应该建立一个气功疗养院。据此，唐山地委书记程玉林同志（后来调到河北省任省监委书记）和唐山市委领导同志指示，并与唐山工人医院协商，把一个新建的楼给了唐山气功疗养院，由唐山工人医院院长王锦溥兼任唐山气功疗养院院长，由倪惠文同志担任书记（地震后倪惠文同志到唐山统计局任书记）。从此唐山气功疗养院在1957年秋季正式开院，原唐山气功实验小组的同志大部返回唐山，只留下几个同志在北戴河工作。如刘贵珍、刘渡舟（后来回到唐山气功疗养院做顾问）、霍岐山（后来调到河北省第六高干病房，专职为河北省省长林铁同志作营养员）、赵文英（刘贵珍夫人）留在北戴河疗养院工作。李岩、贾文卿、李东升、刘燕玲、程素琴、翟文时、杨亚林等，是河北省干部疗养院原有医务人员。王树彬（西医主治医师）、韩明信、程忠录（唐山地委书记的儿子，后来调到石家庄河北省中医研究院工作）等十几名医务人员，又回到唐山市气功疗养院工作。有几位坚决不搞气功工作的回唐山后，不久就调到唐山市结核病医院、唐山市防疫站等单位工作，有的医生宁可到秦皇岛市农村卫生所工作，也不搞气功疗法，比如齐凤阁等医生。
1957年，在保定工作的田宏计、赵宝峰、李春才等同志，也先后调来北戴河搞气功疗法临床工作。为了配合临床，充实辅助科室，又从保定河北省第一康复医院调来刘景文（化验员）、刘兰芬、崔玉兰（放射科医生、投照员）、李克勤（后勤管理员）。姚佩、齐风阁、韩明信等医学院大学生、中专生（有的人名记不清了）。加上原有的河北省省第一干部疗养院行政、后勤人员，已经达到60多名工作人员。
1956年，我到这个疗养院时，院长是田燕桥同志，副院长是刘博同志（省政府北戴河办事处主任兼）、马芝玺同志（书记兼副院长），办公室主任孟学东、秘书冯如志（兼管人事档案），医务科主任李岩教授、总务科科长刘玉堂，副科长王耀荣（后来调动到秦皇岛卫生学校、市海关检疫所）、总务管理员张耀庭（因贪污罪判刑三年，出狱后回原籍劳动），之后换冯树珊任管理员、科长，伙食管理采购员王焕田（后来在精兵简政时第一批，不是他一个人下放回农村）。
1957年，河北省下令：马芝玺任书记兼副院长、刘博任副书记、刘贵珍任院长
后来，马芝玺同志，因为其夫人（药房主任）董健同志，给省长林铁同志配漱口药水，因为没有用量杯，在配多贝尔氏液漱口水时，浓度过高，而烧坏省长口腔粘膜，出了医疗事故，以后夫妻二人被下放，调动到官厅水库工作，马芝玺任官厅区委书记。胡志副院长（后来因家庭出身和岳丈家庭成分问题，调动到秦皇岛市医院任副院长，在20世纪80 年代患脑瘤病逝）、李蓝田副院长（后来调动到秦皇岛市卫生学校任校长），刘博书记兼副院长调动到承德离宫内，河北省干部疗养院任院长，（据说是因为有人举报刘博的夫人原来是一位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有特务嫌疑，夫妻被调出北戴河）。七十年代我到承德离宫内，看望了他们夫妻。
1958—1960年，河北省把北戴河疗养院下放，给秦皇岛市代管了三年。中共秦皇岛市委，派了宣传部部长辛建华同志来院任书记。不知为什么，1959年调回辛建华同志回到市委宣传部任部长，又派军队转业干部董连寿同志接任书记。1961年，省卫生厅又派于仲文到疗养院任书记兼院长，并把管理权收回省卫生厅，不再由秦皇岛市代管。一直到1980年，刘贵珍落实政策恢复院长职务，于仲文同志仍任书记。
需要说明的是，秦皇岛市代管这段时间，才真正的批文更改疗养院院名称为“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1956年开始开展气功疗法，到1958年，这三年中没有气功疗养院这块牌子。
文革后期，这个疗养院又提张锦玉为副院长、从河北省北戴河第二疗养院，调来徐愈波任副院长兼副书记。文革后又调来李锦堂、张景良、丁文波（都是军队转业干部）任副院长和副书记。此时，在职院长已经达到七名，也是争权夺势最为混乱的时期。所以引起河北省卫生厅组织决定，在1984年一刀切，把七个书记和院长：于仲文、徐愈波、刘贵珍、李锦堂、丁文波、张锦玉、张景良七个人，全部被省厅下令免职，重新组阁。由周稳（张家口市调来）任院长兼书记，王志章、赵宝峰任副院长。
在这次组阁中，卫生厅人事处两位处长分别找我谈了两次话，要我出山接替刘贵珍的位子，当业务院长。但是，我很清楚，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晋升机会，有的人眼巴巴的盯着这个位子，而且已经有人为了能争到这个位子在幕后活动了。我也清楚这里的环境和人事关系的复杂性，我没有答应接这个业务院长职务。第二次，两位处长又找我谈话说：经过卫生厅工作小组调查摸底，他们还是认为我比较合适，原则上他们已经定下来了，再听听我本人的意见后就要公布了。第一次谈话我没有往心里去，认为是走一个过场，或者是一次考验，但是，这次谈话是真的要我上任，我很害怕，立即做了不能担任业务院长职务的回答和陈述。他们有点意外，问我为什么？我做了如下陈述：
1、虽然说我这次调回来是回到原单位工作，但是我被调出十多年，在山海关人民医院工作，我与这里的各派人物，还没有矛盾。正好可以做恢复重建的协调工作：十年动乱期间我不在这个单位，而人际关系已经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重新认识和了解。
2、我认为自己适合在研究室做个主任就可以了，可以协助业务院长做好工作，而且可以多做一些工作。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工作作风和个性，干起活来要速度、要效率，说话也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如果我上了台，不到一年就被赶下台来，反而给省卫生厅领导找麻烦；
3、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有些文件不能看，有的会议不能参加，工作起来不方便。我推荐了三个人，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我自动出局。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否则，我又成为潜在的院长竞争对手，会给日后工作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的确麻烦已经不少）。
1988年以后，河北省北戴河疗养院的院长，如同走马灯样，几乎一年换一个，有时两年换三个，因此这个单位不能不走向衰落局面。1988年以后，卫生厅派来和提拔的正、副院长有：李友珊、井瑞、李新民、时占经、吕占双、陶墨华、邢作文、王凤桐等。1995年又派来肖玉柱任院长兼书记、李金科为副院长等。2002年，又调来保定市卫生局局长王士奎同志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九十年代初，这个单位已经由党总支提升为党委）。
面对这种发展局面，我们搞业务的是无能为力的，卫生厅付大为厅长来疗养院检查工作，召集我们几个老同志座谈，他说他年纪已经到了，在退休之前你们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或者需要解决的事，在他退休之前为气功事业做点事……，其中我提了两个建议就是更改院名，我认为公费医疗来院治疗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改成“河北省北戴河气功康复医院”比较合适。第二个建议是，把河北省疗养院改称：“河北省卫生厅处长培训基地”（当然这个建议是带着一股情绪提的，不可能采用）。付厅长这次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其中就有：河北省气功疗养院的牌子换成了：河北省北戴河气功康复医院。另一个牌子：河北省北戴河疗养院，没有变动。1999年出现fl功邪教后，又申请更改院名为：河北省医疗气功医院。，仍然是门前挂两个牌子，两个章子，还放在一个抽屉里。这就是院名更改的最简单的历史背景。（珍贵文献，待续）（选自《益生文化》杂志2005年第四期第42页—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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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散记（续）：
为了开展对外交流，培养兼职翻译人才
一九五六年，在《人民中国》画报《КИТАИЙ》、俄文版“友好报”《ДРУШБА》上发表了气功疗法文章，前苏联、保加利亚、朝鲜等国家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逐渐增多，特别是苏联信件特别多。院长知道我在中学曾学习俄文而且仍在自学，就找我谈话，让我到北京学习俄语。归来作兼职翻译，而且是带工资、带户口去学习，真乃天助我也。虽然不想以此为职业，但我可以学到一门外语，多一门交流工具，可以打开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我要回了我回北京工作的申请书，经过简单准备带着户口、工资、介绍信，到北京俄语学院二年级作插班生，住在魏公村。后来知道了这是厅领导和院长，挽留我的一个步骤。
回到北京报户口时，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派出所的同志告诉我:北京市政府对志愿参军的本人（我是在抗美援朝的1951年参军的），可以有两个户口，户口本上已经有我的名字，我在北京可以不报户口。我的北京户口是在1959年派出所找我征求我意见后才撤消的可能是国家开始要计划供应粮、油、肉等食品以及需要按人口供应的物品等原因。
我们省干部疗养院里急需一个能搬着辞典翻译信件的人就可以了。因此，我不休星期日和寒、暑假，又到马列主义编译局，请聶聖陶教授单独教授（北京俄语学院教材），后来聶教授被划成大右派，而且登了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这一年我不得不入日本人办的《北京楚山外语学校》学习（改学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教材全三册）。经过一年半在该校的中级班、高级班学习毕业后，经考试合格，院方认为搬着字典能翻译信件就可以了，所以口语没有学好。在1958年11月就回到北戴河工作了。
在北京学习俄语时，刘贵珍指示要我跑卫生部、农业部等政府机关，取回国家领导人为《气功疗法实践》一书的题词。第一版的领导人题词多数是我一家一家取回的，如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先生的题词（当时住交道口菊花胡同）、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同志的题词、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同志的题词、中华医学会方石珊会长的题词等。《气功疗法实践》一书的最后定稿，也是由我亲自送到卫生部部长秘书室，部长审定后再由我取回，亲自送到刘贵珍手里。卫生部部长答应为刘贵珍同志题词，但我去了几次也没有拿到，秘书说，李德部长太忙了。此书在1957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气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急于出书，国家一些领导人的题词，没有取出来就出版了。
为什么《气功疗法实践》要请一些领导人或知名人士题词？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气候、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等有关。那时已经有人反对气功了，有了领导题字，可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并说明气功不是迷信，也不是宗教，只是一个治疗方法。
1958年，疗养院正式定编时，已经给我定了医务干事兼俄语翻译的职务，这时我还在北京学习。我不想做卫生行政工作，但院长、书记、卫生厅行政处处长彭泽怀都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让干啥就干啥，最后答应我每周下疗养区三个半天，为病人看病、教功、查房，这样可以不脱离医疗业务。
到了此时，我才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气功到底是什么？气功疗法有什么内容？为什么有那么多高级领导人在学习气功疗法？气功疗法的疗效如何，是否可靠？与武术气功有何关系？与宗教（道教、佛教、儒家）及宗教学又有何关系？为此，我开始仔细阅读刘贵珍著《气功疗法实践》、《唐山气功疗法实验经过》、《内养功疗法》、蒋维乔的《因是子卫生实验谈》、《因是子静坐法》、沈均儒的《健身延年二十式》、沈铁成的《健身术》、《静坐三年》、《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以及有关的气功古代文献（包括当时禁止出版、出售、阅读的书籍），如：《道藏精华录》、《三丰丹诀》、《童蒙止观》、《静坐要旨》、《地仙剑侠修炼法》、《仙佛合宗》等等。当时我有阅读这些书的特殊条件：
1、我在研究室工作并负责古代书籍的保管；
2、允许我们以研究者的身份去阅读、继承、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整理提高有关气功内容、方法；
3、我是单身汉，没有家务干扰，可以在晚上、节假日阅读；
4、喜欢读点古代典籍，了解气功养生、医疗演变史。此时我用业余时间读天津师范大学函授文学班，借此学习点古汉语。
五十年代，在旧书摊买古书（当时有一些资本家、官吏、文人墨客，对共产党存有怀疑或恐惧心理，在逃往国外、港台的时候，要处理带不走的什物，旧书、墨宝是其中之一，在临时地摊上很多）比较容易买到，而且便宜，几乎每年我和赵光（研究室成员）都去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小书摊、琉璃厂古籍书店、大街地摊等购买气功方面（中医类、内丹术类、养生延寿类、有关宗教类）的古籍图书。
通过学习气功疗法，读古书以及听老先生的演讲、报告、演示、经验介绍，特别是听到用气功治好病的疗养员现身说法，使我对气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如蒋维乔、胡耀真、周潜川、储维忠、何毅吾、王松龄？、秦重三等（所谓七老临门，后来的五老临门，又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周潜川、何毅吾、蒋维乔、胡耀真等），在五十年代都来到北戴河作过学术报告、经验介绍、教功传法、治病。至今我还有听蒋维乔、胡耀真、王松龄、周潜川等老先生报告时所作的笔记，虽然笔记本的硬皮已被蛀虫咬坏，纸已变黄，但有些字迹仍然可以辨认。
后来，刘贵珍从厦门大学附属职工医院，请来一位副院长潘英才先生。打算聘他任副院长，或与院方合作开展研究气功，住了几个月潘先生就走了，大约与政治运动有关。这时院内正在贴大字报，集中在刘贵珍身上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厦门距离台湾很近，在当时是前线，潘英才不可能长期住在北戴河，厦门大学职工医院也不同意他调到北方工作。
建立70岁以上练功老人档案
在1958年至1961年的四年中，我们几个研究室的同志，分别对全国一百多位在旧社会就练功的老先生，进行了访问、采访、咨询，或拜师学习等。那时他们说真话（也不敢说假话），大多数介绍他们自己练功的体验、教训，有文化的老人有的写了笔记、心得体会，有的还写了书。我负责访问、咨询、拜师学艺的地区是北京，拜访过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道教协会会长陈樱宁道长，拜访最多的是胡耀真（北京市针灸门诊部著名中医师、武术名家、气功名家、善长针灸术，他在五十年代曾传授我灵子术，纠偏方法和气功与针术的结合方法，并且三次由我请他来北戴河为师资班传授五禽戏和静功）。解放前他在北京已有徒弟二百多人，如李经梧、赵光、秦重三等都是他的徒弟。秦重三（古玩商、学过气功，著有《三圆式站桩气功》，在北京市中医医院门诊部教授气功，我两次请他来传授三园式气功，储维忠（日本留洋、出版印刷技术人员，善催眠术、按摩术、静功，曾在疗养院作顾问三年）、崔逸士（杨式太极拳名家）、杨禹廷（杨、吴、陈、孙太极拳名家，其父亲是清朝末年皇宫卫士）等等。
后来又采访了山海关的三清观（三清观是北京白云观到沈阳三清观的中间下脚庙，文革动乱中被拆除）道士及七十岁以上、在解放前练过功的老人（1961年7月，我被下放到山海关的秦皇岛市干部疗养所教授气功、太极拳和兼职医院保健科干部保健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秦皇岛市干部疗养所被造反派砸烂后并入人民医院工作）。几乎每个月，都到三清观与道士攀谈，发现他们多数人不懂气功养生，连起码的道学知识都不懂。
杨世华拳师教我练灵子术
杨世华拳师在1956年调来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工作，是河北省原省卫生厅长段慧轩同志推荐的。杨拳师是河北省河间人，武术家。身体魁梧，1米80多的大个子，黑黝黝的面膛，性格开朗、活跃，直来直去。河间是有名的武术之乡，杨世华从小习练武术，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解放前曾在天津法国租界做巡捕。调到疗养院后主要教授七星太极拳、剑、刀、棍，以及达磨易筋经、通背拳、五禽戏等。
在1956年10月，杨世华拳师发现我在练内养功时，产生了不自主的动象，他认为年轻身体又健康，不能只练习静功，应以动功为主，并表示自愿教我灵子术动功。我认为可以试一试，他给我看了一本书和手写的灵子术练习方法（只有三张纸），很神秘地对我说：现在是新社会，不能烧香、磕头、拜佛，拜师就免了。方法很简单，让我做童子拜佛站桩，然后双手上下划几个园弧圈，最后双手托天，掌心向天，停止不动，意守上丹田印堂部位，眼观鼻准（鼻子尖），他嘴里叨叨咕咕，念念有词，似乎是念咒语。站了一个小时，也不见自发动作出现。到了第三天，灵子还是没有发动，他让我闭上双眼，意守头上三寸左右空间地方，双手托天站桩。这次练功练到一刻钟，我的双手开始不自主的慢慢下落，然后双手又慢慢贴身上举，之后出现双臂摆动、弯腰、转身等不自主运动，但意识清楚，下一个动作不是想好了再做，而是做完了才知道。这种不自主的运动有时慢有时快，有时会有突然的爆发动作，还有时突然静止；有的时候没有肢体动作，而只在一个局部，如面部、眼部、颈部，自发动起来的，姿态可谓千奇百怪。这次练功发动大约15分钟，杨世华老师害怕了，他让我睁开双眼，又轻拍我的头顶，我顺利的收了功。第二天下午，杨拳师要我继续练功，不到五分钟，自发动就出现了，而且大动起来，摔倒在二层楼道水泥地上，满地打滚，顺二楼水泥地走廊滚动到尽头再滚回来，速度很快。大脑虽然清醒，可是自我控制动作似乎有了障碍，而且头晕、恶心，此时杨拳师非常恐慌，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停止练功。他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拍拍我的头顶，不起作用，他一松手我又躺在地上滚动起来，正在此时贾文卿（护士）、霍歧山（营养员）和刚刚转业的药房主任来到，四个人按住我的四肢才不动了，但是他们一松手就又动起来。后来又让我睁开双眼，自己发现只要不闭眼睛，自发动作会立即停止。在自发动出现之时，我的头脑却是清楚的，每个动作不是自己设计的，也不是教功人设计的，而做完了动作之后又能知道已作过的是什么动作。在另一次自发动的时候，产生了爆发力，用三个月工资买的一块瑞士大三针表（当时是高消费了）被摔得粉碎，心痛极了。这点也是我对气功产生了研究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练功产生自发动，特别是满地打滚的事，在院内发生了一个不小的轰动。对此也发生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是认真练功的结果，青年人应该向我学习；另一种认为练功不能乱动，乱动是走火入魔、是偏差。老一辈练功家大多数认为：大动不如小动，小动不如不动，认为静功出现的乱动是魔在干扰，不是正门功夫。也有的老一辈练功家有自己的体检，认为产生自发动是正常现象，不必害怕，应任其自然去动，动到一定时期会形成自己的动的规律，可以用在拳术上，胡耀真等就持此观点。
在我练灵子术几个月后，出现了气冲头症状，杨世华不会纠正（杨不懂医），是请胡耀贞给我纠正过来的。杨世华得到过灵子术真传，他的老师灵子术老师是谁？他没有告诉。我又学习了他教授的《七星太极拳》等。在内部肃反时，组织上问他几个有关个人历史问题，他胆子很小，又懂《周易》，夜间算了一卦，结果是凶卦，他就跳渤海湾了。第二天早晨海浪把他的尸体推向了岸边，这时才知道他自杀了。书记董连寿说：他只是一般历史问题，说明白就行了，只是一个租借地的巡捕而已。“师傅上百，形形色色”；“师傅上千，各有千秋”，他的武术和气功方法没能全部传下来，非常可惜。
胡耀贞先生为我纠治练功“气冲头”症状
我练灵子术大动不止，虽然纠正了，却留有头部发胀症状，虽然可以正常工作、生活、学习，每次练功后都有头胀不舒服感觉。胡耀贞听了我的介绍，他很干脆地说：“这是正常练功反应，不是出偏差，灵子发动后你应该把意念引下来，不要再意守百会或空间，发动起来后最好是练拳，只有练拳才是灵子术的归宿。”这是1959年10月，我第一次到北京针灸门诊部（协和医院后门的帅府园）请他来北戴河参加“气功工作经验交流会”，还有秦重三、山西太原的王有维等。
我立即请他为我治疗气冲头，李经梧、赵光我们四个人到了松林内，胡先生手疾眼快，用左手突然闪电般抓住我的右手腕部，三个手指尖扣住我的内关穴，指甲盖已经抓进我的肉里，很痛。同时他用野马分鬃式，把我靠在松树上，正要进行教我下个式子动作，李经梧老师看出来了，突然喊了一声：“胡老师，他是病人，手下留情，他没有学过推手，只会练架子”，胡先生确实要用推手把我摔出去，听到李经梧的话后，他的动作立即停止了。胡先生为何这样做？李经梧老师说：一个是给我治疗气冲头，露一手；一个是借此展示他的功夫和实力。胡先生的手一松开，就见我的手腕部出现了三个深深的血指印，当时流一点血，五天后掉痂痊愈。这次我体会到了胡先生的武术功夫和他对气功的认识，以及气功与拳术的结合问题，我第一次听到练太极拳也要练内功，练灵子术也要归宿到拳术这种说法。后来我写的《太极内功》中有“带功练拳”一节。
北戴河的海市蜃楼
1956年，在北戴河的海滨我看到了海市蜃楼。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我们初到海边的青年人，每天饭后有到海边散步的习惯。那一天，天空晴朗，有许多白云，大家习惯地在看脚下的海贝壳、找螃蟹窝，太阳已经偏西，几乎没有海风，海浪很小。这时有位同事喊了一声：快看！天上好像有个城市出现了，许多街道、电线杆、楼房、汽车，……，我猛然抬头看，正好在海的上空稍偏东南的方向，有大片似乎不飘动的白云，仔细看上去真的好像在天上有一个城市出现了，许多街道、电线杆子，有楼房有汽车，…………，好像还有人走动。这个现象持续了大约20分钟左右，以后慢慢向东南方向移动，渐渐远去而看不清了。在上中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彩虹和海市蜃楼，老师说海市蜃楼多在大沙漠里出现。我多次看到彩虹多在雨后出现，美丽极了，但是，第一次看到海市蜃楼后，立刻想在郭沫若的诗歌文章里看到过，这次亲眼所见，相信了不是文人墨客联想或幻想出来的。以后又出现过一次，但没有这次逼真而清晰。
北戴河海滨的“无风三尺浪”，
有那么两次我看到了一个海上奇景，在没有一点点风的时候，海上没有浪花，整个海水像一面蓝蓝的大镜面，非常平静。都说大海无风三尺浪，可是眼前怎么了？为何这样安宁，没有海浪，没有一点声音。常在海边住的人都知道，一天24小时，时时可以听到海浪声音，只是在涨潮的时候浪声大，退潮的时候浪声小。正如天下第一关外的姜女庙对联所写：“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白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也许是内海的缘故吧。这个自然现象几年难得见到一次，我真有眼福。
北戴河的“巨浪”很厉害
我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业余绘画学习班，也学过素描。我们的老师就是秦皇岛市有名的水墨画家，也是当时北戴河劳动人民文化宫主任（毛主席多次在这个文化宫里欣赏京剧表演）。由于工作忙，没有学好，画谁不像谁，画鬼倒有三分像（曾学过描画钟馗——用“正身修身，克己复礼”八个字组成钟馗捉鬼之形象），只好放弃。不过，对油画的欣赏情趣不减。50年代，在气功研究室工作时期，我的办公室墙壁上，经常挂两幅油画。一幅前苏联的一幅油画“巨浪”，记不得是那位画家的作品。一艘大的木船，被海上的台风巨浪打碎了，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抱住一支损坏的桅杆，继续与巨浪搏斗；一个趴在一块船板上侥幸存活。另一幅标题是：“嗜好比奴役更遭”，描绘一个钓鱼爱好者，光着脚，挽着裤腿，带着遮阳帽，艰难的蹲在河边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树墩上，在一心一意，一动不动的垂钓着。我喜欢这个“嗜好比奴役更遭”的标题。我每天上班，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先看到这两幅画，凝视半分钟左右，使自己安静下来深思画的意境。后来，我就用逆向思维，把“遭”字换成“好”字，用在练气功上。“嗜好比奴役更好”。以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讲课时，想到了这幅画，对不能意守丹田的病人，就让他们像钓鱼的人，意守外景外景，可以意守大海、松树、鲜花…效果很好。后来在整理《太极内功》的时候，就有了“采外景”、“望月观星”、“采树木、大海、鲜花”等诱导法。
北戴河海滨的巨浪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亲身体验到“巨浪”的可怕。在五十年代一个夏秋交替季节，我们正在海里游泳，下午两点左右，海浪突然变大，没有在意。几分钟后天气变暗了，海浪越来越大了。在离海岸200米左右的海浪高峰已经有四层小楼高了，海水也立刻变得发浑了。我们一部分男孩子觉得好玩，不想上岸，渔民在岸上喊快游回岸，不然会有危险。此时，突然翻涌过来一个大浪，把我推到浪边时，紧跟着第二个大浪又翻涌过来了，但是，这个大浪高峰比第一次的更大、更高，在我身边涌过去，扑向了海岸。此时，我看到了当海浪卷起的时候，使整个海水翻向空中，露出了干净的没有一点海水的海底世界。像龙卷风一样，海水被卷了起来，又像一条巨龙，头朝下弯卷着身子砸向海底，如果是小渔船被卷在浪尖上，再砸下来，渔船正好在龙头被摔在没有了水的海底，就会粉碎。当然，不是每个巨浪都可以见到海底，也要看海水的深度，或台风、飓风的级别。我对这种大浪有一种新鲜感，又有一种恐惧感。渔民说水性好的人，可以躲开浪尖或随波逐流，不会被摔下来。从此后，我把办公室的“巨狼”油画换掉了。谁说大风大浪不可怕！
为五台山还俗和尚做“翻译”，接触“四威仪”
1959年，北戴河气功工作经验交流大会请来了一些练过气功的老专家、老医生，同时也请了道家、佛家、儒家、俗家代表。其中就有山西太原中心医院副院长王有维先生（青少年在五台山出家）。又因为王有维老师从五台山返俗不久，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地方话，大多数代表听不懂，学术交流有困难。大会主持人、秦皇岛市委文教部部长王方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为王院长做“翻译”，保障他在大会发言能让每位代表听清楚。我不是山西人，那时也没去过山西，只能听懂一点（我院曹万珍大夫是山西人，有的话他也听不明白，特别牵涉到一些佛教术语就更困难了），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我和王院长座谈，熟悉他的演讲内容，了解他的发音特点、习惯用语。他的演讲题目是《禅修中的四位仪及其操作》，最成功了，受到大会欢迎，尤其表演佛教的“打禅七”（有医疗作用）让代表们大开眼界。王有维当年54岁，没有结婚。他的中医药只是很丰富，特别是针灸治疗食道癌有奇效。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动员他还俗了。我能够听懂他的话，为他做“翻译”成功了，他很满意，曾提出要传授我针灸治疗食道癌手法，因为工作关系没有能够进行。这件事也引起我的兴趣，我爷爷说过：“我们家是从山西大榆树那儿迁过来的！”血液里尚流淌着汾河、黄河的水吧。
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来院用气功治病
20世纪50年代末，国防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党革民委员会副主席、闻名遐迩的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来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看病。蔡将军来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时候，正好我在研究室上班，服务员小陈要我接待两位客人。在二楼接待室，我见到一位身材很高但很瘦穿便服的老者，态度和善、客气，有风度。他的随从个子很矮，皮肤稍黑，穿黑色旗袍，很得体，也有气质。蔡将军第一句话就说：“知道你们用气功疗法治疗胃病效果很好，老帅们介绍要我来气功疗养院住院治疗。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位女士介绍说：“这位是蔡廷锴先生”。我的脑子里立刻搜索人名记忆库，好像在广播中经常听到过这个名字，不是一般人（当时他们没有介绍身份），我说，等一下，我给您找一位老大夫看一下再住院。蔡先生立即说：“你是不是会气功？”，我说：“会。”蔡先生说：“我是军人出身，谁给我治疗都可以，你就教我气功吧！”我赶紧推托说，你们等一下，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我到东疗区找来曹万珍大夫和办公室主任接待。
通过他们接待后知道他患有溃疡病、胃下垂、神经衰弱的慢性病，确定在东疗区治疗。，当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四个警卫员出现了，也要求安排住院保卫蔡主席。气功疗养院有个规定，不管你的官有多大，一律不得留随从（包括家属）在身边，只要住进了医院，就在一百天内不得会见任何家人、朋友，也不能与单位联系，不能写信（所有来信，都在出院时交给病人），以免干扰练功效果。蔡主席知道这些规定后，很干脆地说了：“我是军人，一切服从医院规定，警卫同志都回去！”第二天，蔡廷锴主席光着脚走到东疗区来来住院（警卫光脚陪伴），蔡主席对我们说：有人介绍给他一个治疗神经衰弱的方法，就是光脚散步。四个警卫员也是天天跟着将军光脚散步。当护士问吃什么饭菜，彩主席说：“我是军人，做什么吃什么，不忌口。”之后，书记告诉我们，在内部，对蔡主席可以称呼他民族英雄，因为他打响了抗日第一炮。所以我们对蔡廷锴非常敬重。
政协委员、国画老师何香凝赠送《何香凝画集》
对何香凝这个名字比较熟悉，知道她画的虎很有生气。很巧，也是夏天，何香凝老师由她女儿（大学放暑假）陪伴来到疗养院，要求学习气功疗法，治疗她的慢性病。我觉得还是请曹大夫接待比较好（我们关系比较好，住同一宿舍），但何香凝老师没有住在疗养院里，经常来复诊。后来有了效果，在回北京之前特意来院，赠给曹大夫和我每人一张小的老虎画，我们贴在宿舍的墙上。赠给气功疗养院一本《何香凝画集》就保存在我们研究室。过了一年多，在新年打扫卫生的时候，曹大夫说，画都是沾尘了，变色了，扔掉吧！我们就在扫墙上的灰尘时，用苕帚把画一同扫掉了。这就是‘艺术素质太差了’，知道后悔也晚了。不过，1980年第三次回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李建国同志提了一大捆文革时期供造反派批判用的资料，问我，是不是还有用处？我觉得可能有用，所以找你看一下。我们正在处理文革造反派文件，如果没有用就一起烧毁了。我看了一下，非常惊喜，这一大捆资料第一页用钢笔写着几个字“供大批判用”。当时翻阅一下，对李主任说，都有用处，完全是气功医疗资料，非常可贵。其中就有周潜川、胡耀贞、王有维、陈樱宁、蒋为乔资料、《气功方法选集》等，还包括1959年10 月，北戴河气功经验交流会议全部资料，《气功》内部杂志1—6期全部资料。中医学术参考资料（北戴河气功专辑），《何香凝画集》就在其中。
《白毛女》的导演冯白鲁同志住院疗病
冯白鲁导演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个快乐的人，走到那里，那里就有笑声，就是在餐桌上，说笑话或做一些表演（类似现在的小品、单口相声），逗得大家合不拢嘴，乐得各位满桌子喷饭。他的效果也最快、最好。可是，他要出院了，以为病好了，可以随意多吃了，结果溃疡面刚刚愈合，又“撑坏了胃”。他点名要我护送他回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其实他不是我的病人。分开后又通信联系多年，以后才中断。
曹建培教授治好了胃下垂回新疆结婚了
我在疗养院有半天的临床工作时间，在东疗区，新疆师范学院院长曹建培教授，就是我的病人。他说自己是李大钊追随者、鲁迅崇拜者，为了革命，到了54岁还没有结婚。得了胃下垂，治好就回去结婚。我很感动，天天陪他一个小时的练功。前面介绍的病人也教育我相信气功了，就是指曹建培这样病人。曹教授练功认真，一丝不苟。他练内养功硬呼吸法，就是吸气——停顿——呼气。他属于虚症，没有其他疾病，用硬呼吸法比较对证。练功到了第二个月，呼吸次数就自然减少，由原来的每分钟16次减少到每分钟4—6次，到了第三个月初，每分钟四次，60分钟都是如此。如果到点，护士要打上功、下功铃，护士要是晚打两分钟下功铃，曹教授都知道，因为他多练了8次呼吸法。一百天后，钡餐检查胃下垂恢复正常，痊愈出院。曹教授回到新疆就结婚了，给我寄来一包糖果，一包新疆葡萄干，让我分给疗区医护人员，同吃喜糖。以后每年都给我寄一包葡萄干，到文革中断联系，是彼此都有不给对方找麻烦的意思。
十大名医之施今墨先生在北戴河治疗高血压
名医施今墨先生给毛主席治好了高血压病。但是谁都不知道，施今墨先生却有高血压病，来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疗养。书记、院长要我们对施今墨的高血压病保密，不许说出去，以免影响不好。这一年我们（还有：李经梧、田宏计、程瑞琴、王瑞先）到南京中医学院进修，附属医院开展临床气功疗法。一年后，和全国政协打官司，河北赢了，所以政协占用气功疗养院一年后，走了，我们又回来上班。施今墨的高血压是不是好了，不知道了。
王任重同志九十年代再次来北戴河学习气功疗法
大约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王任重的秘书找我，要我给王任重同志看病并用气功治疗，我告诉这位秘书，我正在给医疗气功师资班讲课，我建议请老大夫李春才主任去给王任重同志治疗，秘书不同意，并说：“经过我们了解调查，就是找你了！”我最后还是说服了秘书，请李春才同志去了。三天后，秘书又来找我，说李春才的这套功法练了不舒服，还要我去给王任重同志治疗教功。我正在讲课，确实没有时间（因为不住在我们院里，住在西山疗养区），没有办法，只好推荐刘贵珍的女儿刘亚非去给王任重同志教内养功。连续来过三年，因为已经退休了，效果如何，不知道了。
一件值得写入中医发展历史的大事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在这一年，中国举办了有史以来的全国第一次中医药展览大会，卫生系统以此庆祝建国十年大庆。中央同意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市，举办这个全国性的中医中药展览大会。规模是空前的，特别建立了一个气功疗法展览室。当时在全国已经开展的气功疗法，几乎都是卫生部鉴定认可的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气功方法，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影响。所以，秦皇岛市卫生局指示：河北省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与市卫生防疫站合作，一定要把展览牌做好送到大会。我负责提供素材（资料），秦皇岛市卫生防疫站宣传科科长杨喜同志负责照相、放大、制版，最后做成木板展览牌。完成后秦皇岛市卫生局长朱江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去保定送展览牌。最后把展览牌装上一个火车皮，由我送往保定大会。气功疗法展览牌占三大间展室，前苏联克里姆南岸索赤疗养院等专家的教功照片和信件、黑海肺结核疗养院病人的练功照片（原信件原照片），都放在展览室里（这些原件在文革时都被毁掉了）。刘贵珍的《气功疗法实践》、治愈病历、照片、卫生部颁发的奖状复制件、谢觉哉等国家领导人题词、全国各省已开展气功的网络图、苏联几位专家来信原件等等，都在展牌上展出，非常吸引观众。我连续参观两天，看了几遍全展览馆的各个展室，收集不少大会资料、单方、验方、秘方集等，可惜这些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家时与其他书籍如：《苏联共党历史》（赫鲁晓夫上台搞的新俄文版和中文版）、《联共（布）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的《老张的哲学》、《月牙集》、《微神集》、《骆驼祥子》、《茶馆》，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马寅初的《人口论》、《艾青诗集》、郭沫若的《屈原》、香港出版的《人渣》、苏联的《普希金诗集》、《郭沫若诗集》、《水浒传》、《三国演义》、古本（清末版）《西厢记》、《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千家诗》、《全唐诗》、《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以及《红与黑》、《福尔摩斯探案集》、《红色保险箱》、……，就连《俄语词典》、《俄语语法》、《鳄鱼画报》、《真理报》（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边界紧张）、《唐山气功疗法工作经验》、周潜川的《峨嵋十二桩释秘》、《气功药饵疗法及偏差救治手术》、翻印的《男女双修法》、刘贵珍的《气功疗法实践》…起烧了。
红卫兵当中有一个认识我，他是抄家带队的，就给我一点面子，让我自己把书拿出来放到院心，由我自己点火烧掉，他们在一旁监督。这个面子给的很大，有的书可以不拿出来烧，而是在自己家里偷偷的烧。比如，俄文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俄文版和中国翻译版两个版本、古代的双修术等资料，每天做饭时，一点一点的烧掉了（那个时代我住的两个小房间（做小球藻的实验室）我们垒起了土炕，有一个烧煤的灶眼，一个烧柴的灶眼）。因为这样的俄文书籍，如果拿出来被红卫兵们看见了，会有更大的麻烦，这些高中学生都学过俄语的，他们会以抓“苏修特务”名义把我抓起来批斗、审查，甚至送“群众专政指挥部”关押起来。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西医结合的气功疗法得到如此发展，是党的中医政策对头，不化钱或少化钱，也能治好慢性病，符合当时一穷二白、缺医少药的国情。在普及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针灸疗法之后，中央卫生部在五十年代，为普及气功疗法做了大量工作。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推广的以气功疗法为主的慢病快治综合疗法，形成了中国第一个气功热的高峰。这就是因为河北省的省长、省委书记（李月农省委书记相信气功，自己也练习气功，而且很有效果。保定市委书记王觉民等领导同志也是在这个时候练习气功的，所以毛泽东主席有过一次讲话，谈到这件事，以后他们受到了严重的处分）、卫生厅厅长们，以及各地、市的领导支持分不开的。
八十年代后，有些人把建国后气功发展史写成从1979年开始，这可能是不了解五十年代这段历史，不可能是有意砍掉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多年的气功发展史吧。当然，在当前的商品社会翻云覆雨的大潮中，难免有被顾用的文痞按给钱主人的意图去写昧良心文章。这也不奇怪，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不过，虽然这类书籍不入国家藏书馆，不能登大雅之堂，但不可低估它们的作用，当今气功界所以如此乱，就是因为有一些文人和医托在摇笔鼓舌，制造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误导了气功爱好者和群众读者。
（编者尾语：天戈教授的这篇佳作他原先不想发表,我认为这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再三请求,执意发表.天戈教授是整个新中国气功事业50年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今年就是新中国气功事业50周年，我们发表此文，怀念先哲，展望未来。尽管文中写了过去同事间的一些旧事，所见所闻，无非是告诉人们当时的历史真相，而不是谈论过去的是非恩怨、人事名利。这是一位八旬老人的真诚自述，留给我们的确是对历史的沧桑感悟与对未来的殷切希望。讲真话很难，要面对各种压力，希望通过此文，让喜爱、研究气功的人了解建国初期气功发展的情况，也希望写新中国中医发展史的人别忘了写写气功、医疗气功。在此，我们向先辈们致敬，历史会证明一切的。）
原文附钱学森致张天戈书信选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