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拂晓悲歌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
小说的作者可以拒绝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
曾让罗广斌出狱求援
盛国玉如今儿孙满堂，住在老家重庆垫江县。从小到大，她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被特务从垫江押送到重庆，关进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牢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新中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儿啊。有人说，咱们女同志应该有花衣服穿。有人马上就添上一句，应该有两件，可以换洗。”说这话时，盛国玉她们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后都画着个大叉叉，难友们叫它“叉叉服”。
“喜讯在渣滓洞传得很快，有人乐观情绪多起来，觉得我们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跟盛国玉是老乡，当年一起被捕，一起被关进渣滓洞。这位87岁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时候，楼上的人就喊我们贡献些材料，说是要给新中国建设出主意。楼上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个设计小组，王敏是起头人。”
这些长年坚持地下工作的人们心里高兴啊！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伪装、提心吊胆地隐蔽了。在这个心愿实现之前，铁窗下的革命者暂且把热情化作条条建议。“齐亮还提出，新中国要向苏维埃学习，所以鼓励我们学俄文、学英文。”傅伯雍回忆说。
但是，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
关在白公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白公馆的“党员核心”陈然、刘国鋕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让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介绍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人员实施营救。
罗广斌本来不乐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作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自传中写道。
深受难友们敬重的老党员谭沈明来给罗广斌做工作：“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他说服了罗广斌。狱中共产党员又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出狱的问题作了说明。但等到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时，已经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从狱外组织营救，时间恐怕来不及。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去？白公馆关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过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武装，冲出白公馆比较容易。但是，白公馆周围还有一个警卫连，与他们作战就很困难了。即使白公馆越狱突围成功，渣滓洞里关押的革命者怎么办，敌人会不会把他们当作人质而全体枪决？手无寸铁的人们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在这种兴奋与焦虑、希望与担忧交织的气氛下，一位名叫许晓轩的老党员站了出来。他要求难友们稳定情绪，开展讨论，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党提出建议。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这些建议汇报给党组织。
而此刻，人民解放军已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毛人凤下令“清理积案”
重庆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乐山的监狱里有了一种异样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来牢饭，总要“意味深长”地念叨两句：“吃吧，你们快点吃吧，吃不了几天了。”在白公馆二楼单独囚禁的郭德贤，有天听到了两个看守在门外走廊上小声嘀咕：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实际上，零星的屠杀早已开始了，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由贵州押往重庆，当晚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
10月28日，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其中包括涂孝文、蒲华辅等3名叛徒。
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特务借口转移押出了监牢，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11月26日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从特务头子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大屠杀名单。那天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重庆近郊南温泉，距歌乐山只有几十公里。镇守此处的敌人力量不下一个师。双方打响了解放重庆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南温泉遭遇战。
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在27日下午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他们中有看守，有特务，也有军警。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歌乐山上有条小路，从白公馆通向松林坡，那里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了。
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
“刘国鋕！”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就喊刘国鋕。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两个小时前杀害黄显声将军的枪声一响，白公馆里关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特务不由分说，把刘国鋕和谭谟铐上一副手铐，押出白公馆。
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多年以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园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烈士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就在刘国鋕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琪当时跪倒在地，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满面泪流，却摇了摇头。
刘国鋕之后，坐牢10年的许晓轩也被押出来。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话给罗广斌。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团司令，罗广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牢牢记住了。
眼见朝夕相处的难友被屠杀，悲愤的革命者只能拿起手中的笔。“兄弟，不要颤抖/大踏步跨出号门——他的嘴咧开，轻蔑地笑笑/‘啊，多么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写下这首诗的人叫文泽，一位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诗稿刚刚完成，文泽就听到特务在叫自己的名字。
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道：“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说：‘安心去，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的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那晚的寒冷和火一样炽热的情感，郭德贤在57年后依然铭心刻骨。“‘你们一定要灭亡！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他们跨出牢房时都喊口号。那场景跟电影、电视上演的不一样。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从内心底发出的声音。”从重庆市广电局退休的郭德贤在病榻上对记者说。
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面对如此残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是夜，白公馆27位革命者殉难，还剩19人。“电话铃不停地响，我们都听得到。”郭德贤说。电话是渣滓洞那边打来要求增援的。那时，渣滓洞已杀害了两拨革命者，还剩下150多人。解放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刽子手们心急火燎，已经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杀了。
枪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渣滓洞方面，“那天白天没有什么异常。晚饭后，听住在楼上的男同志说，特务办公室都换上了大灯泡，还有火光，好像在烧材料。我们猜测敌人可能要撤退。”盛国玉说。
晚间下起雨，天很冷。渣滓洞女牢里的姐妹们唱了会儿歌，扭了一阵秧歌，便早早睡下。睡了没多久，盛国玉听到特务喊提人，一个小时内就提了两批。难友们都起来了，睡意全无。
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盛国玉和姐妹们被关进八号牢房，旁边7间牢房关着男同志。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
脚步声突然响起，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转眼间冲进了渣滓洞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
那一声哨声，盛国玉和傅伯雍一辈子也难以忘记。哨声响后，枪就响了。
盛国玉记得，胡其芬一直在门口观察动静，枪响时，她第一个喊起口号：“打到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骂声随之响成一片。
傅伯雍说：“打枪时，张学云就站在门口，他一把抓住门洞伸进来的枪管，想要夺枪。但是弹匣太长，卡着进不来。敌人把他打死了。就倒在我的身上。”
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敌人补枪时，打中了陈作仪的脚，他愤怒地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当盛国玉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整间牢房已经是一片火海，敌人要毁尸灭迹。她冲出牢房，跳到放风坝上，躲进了旁边的厕所。
张学云倒下时，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傅伯雍──敌人补枪时以为他已经死了。傅伯雍冲出牢门，本来也想往左手边的缺口墙跑。他知道，夏天发水，那里的墙曾被冲倒过。特务犯懒就让犯人们自己修。大家偷着往料里掺了好多砂子、石块、树根根，垒起没多久就倒了。第二次修好不久又有了缺口，不过垮得不多，还没来得及修。
此时，已有幸存者正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跑了，跑了”，刽子手一边喊一边对着缺口墙的方向一阵扫射，又有一些人中弹倒下。傅伯雍见状，连忙躲进了大米储藏室，撬起地板，钻进地沟，一直躲到天亮。
部分人策反看守逃生
特务和军警都赶去支援渣滓洞了，白公馆反倒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罗广斌把看守杨钦典招呼了过来。杨钦典是狱中同志们的重点策反对象，对陈然、黄显声等人都很敬重。陈然牺牲后，他还嘱咐罗广斌莫要太强硬，有机会出去的话照顾好陈然的母亲和妹妹。
“杨排长，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处理呀？”“我听说，要把你押送台湾，剩下的人都处决。”“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你要立功呀。”罗广斌说。
革命者平时所做的策反工作在关键的时候起了作用，杨钦典答应帮忙。他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还有一把铁锤。“我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我在楼上跺三下脚，你们就跑！”杨钦典说。出门望风的时候，杨钦典又顺便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说“共军进城了”，警卫们一听，连忙撤走了。
回忆起脱险的情景，郭德贤说：罗广斌很能干，他像一个作战的指挥官。罗广斌把人分成五组，年轻人、老人相互照应。杨钦典的信号来了。罗广斌打开牢门，先跑上楼喊郭德贤。
“我听见脚步声，还以为是特务来拉我出去枪毙。”郭德贤说她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牢门打开一看却是罗广斌和周居正。罗广斌说，敌人撤走了，我们一齐冲出去。郭德贤有两个孩子，她背起一个，周居正帮忙背起一个。19个人跑出白公馆，爬上左面的山梁。
罗广斌等人走后5分钟，执行屠杀命令的特务便坐着汽车赶来了。他们见牢房空无一人，以为杨进兴已经把人干掉了，便掉头走了。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杨进兴，后来也从渣滓洞赶回白公馆。他一看人没了，还以为是先他赶过来的特务将犯人“执行”了，也没深究。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
就在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军重庆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解放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如今的白公馆依然保留着原样。墙角处一株石榴树，据说是许晓轩烈士亲手所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茁壮成长。记者去的时候正值隆冬。没有了夏日里根深叶茂、榴花似火的景象，反倒显现出树干奇崛、虬枝如铸的震撼。树干从根部就分出一叉，旁逸斜出地越过高墙、伸向狱外，自由地迎接着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
没来得及的营救行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保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9日，距离“11?27”大屠杀还有8天。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革命者向地下党组织的最后求救。信写成了，由看守黄茂才(也就是蓝先生)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马上转给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已是21日。
刘康那时是个23岁的小伙子。他一看信，急得要命，马上四处活动筹集经费、动员武装。
地下党组织也派人找到准备起义的两名国民党师长，提出三个条件：一要放开大路，让解放军过江﹔二要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敌人破坏﹔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革命者。头两个条件，对方都答应了。唯独第三个，两人都没答应：“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现代化兵器武装，实力太强啊。”
最后的希望就落在刘康身上。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人是来自“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驻守机场的国民党连长、共产党员王正修和准备起义的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同意借枪出来。
11月27日下午，刘康等人又开会研究了各方面情况，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仍无法实施。
下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红了半边天。他连连跺脚，“糟了！完了！”
“吉祥”的求救信，刘康保存了好长时间，直到1955年才交给组织。
在发现这封信的同时，胡康民还找到一份纸页发黄的报告，上面记载的正是先烈们的最后嘱托。
遇害烈士遗体
矗立在歌樂山下烈士墓前的大型雕像──浩氣長存
（二）血泪嘱托
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有过活下去的机会。只要写份自白书，在悔过书上签个字，或者仅仅“承诺”一下出狱后不再干革命，他们也许就能与亲人团聚，就能保存生命、盼来解放──那不正是他们为之奋斗、孜孜以求的理想吗？
但是，他们不愿丧失气节，背叛信仰。
他们情愿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一份血泪嘱托。
听，歌乐山在哭泣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
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索性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我们边哭边喊，说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啊，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们要抬着我们的红旗，含着自由的热泪，一起冲出去吗？”57年后说起这句话，郭德贤依然泪水涟涟。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1961年，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小说《红岩》问世，已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它还被不断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歌剧，几十年来经久不衰、感动依旧。若问其中的原因，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早就回答过：“《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叛徒和特务的下场
那些出卖、杀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务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先说刘国定和冉益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一个是副书记。这两人身居要职，却在被捕后双双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有关内容请见本报1月9日第14版文章《山城暗夜》──编者注)。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冉二人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务！”两人边叫骂边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
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叛徒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共党分子”关进渣滓洞，死于“11?27”大屠杀。涂孝文和蒲华辅“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再继续出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务枪杀。至于出卖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党员，不能以叛徒论处，被送往农场接受改造。
那些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看守特务也没能逃脱法网。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后来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在那里，他换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几亩地，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的减租退押和土改中，杨进兴狠斗地主阶级，因此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2年8月，有人偶然听到杨进兴夫妻两个斗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现在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乡亲们把这个可疑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一调查，人们才知道，这个“杨大发”正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制造“11?27”大屠杀，他也有份儿。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就是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11?27”大屠杀之后，他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当作一般俘虏资遣了。徐贵林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挑起菜担子，走背街串小巷卖起菜来。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我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解放碑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重庆市军管会当场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最后来说说《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也就是现实中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坐镇指挥了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徐远举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镇守云南的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庆。
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头上冒着汗，双腿打着颤，被送进了白公馆。那时，白公馆已经由军统局监狱变成了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监牢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1973年，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无效病故。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本应到此终了，但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一次发现，让我们不得不继续说下去。
秘密报告如何出炉
上世纪80年代初，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那个时候，重庆的党史研究机构刚刚成立，大批档案资料原已尘封多年、无人问津。
“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胡康民回忆说。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报告的字迹，胡康民认得。蝇头小楷，娟秀工整，确实是罗广斌本人的笔体。这份报告真是罗广斌所写吗？他为什么要写？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胡康民心中老大的问号。但是，罗广斌本人已在“文革”时期坠楼身亡，谜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
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不过，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也不告诉我。”刘德斌的话让胡康民相信了报告的真实可靠。
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
“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当罗广斌写下这些文字时，曾与他朝夕相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已经长眠地下，为这份报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泪。
八条意见振聋发聩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胡康民据其总结成八条嘱托：
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整党整风。
8、严惩叛徒、特务。
当这八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
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我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沉重打击，多人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地下组织也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
曾与刘国定一起工作过的李维嘉老人也对记者说：“刘国定挪用组织经费给自己做了套西装，还说是工作需要。他明明有社会职业，还乱花组织的钱，我当时就有意见。”说这话时，老人的表情很严肃。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
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
这就是我们的烈士，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今天，我们再一次追索歌乐山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是为弄清《红岩》背后的真实，更是为寻找一种生能舍己、血荐轩辕的精神。
淫威酷刑、铁狱黑牢，先烈们所面对的残忍，我们今天甚至无法想象、无法感受。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写份自白书、或者仅仅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也许就可以活下去。但他们选择为信仰而死。坚持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对崇高理想信仰的忠诚。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研究这段历史多年，他的话发自肺腑：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是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累累忠骨，已长埋于歌乐山下，但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岩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三）铁狱丹心
■本报记者侯健美
重庆市西北有座山。它翠霭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记者踏上这里的山路时正值隆冬，但歌乐山苍翠依然，只是片片秋黄铺陈其间。山上有种树，数量不多，偶尔能望见几棵，常年工作在此的人也叫不出它的名字。虽是冬天，它却开着花，红艳艳的，耀灼着记者的眼睛。那多像革命者丹心一片——“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中着墨最多的部分，扣人心弦又荡气回肠。从档案材料上、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口中，记者了解到一些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它们仿佛是小说故事的影子，让人觉得熟悉又陌生。
《红岩》作者入狱经过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是隐蔽。监狱铁门索性修在了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渣滓洞原是一家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12月，它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27日被大火烧毁。如今的渣滓洞，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依原样复建的。
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引自《红岩》)
渣滓洞内院院墙上，如今依然是这几行标语，与小说中提及的一字不差。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牢房18间。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曾经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几行标语。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时刚刚入党，也是被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
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共匪”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但在解放后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罗广斌记录下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来自难友们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后来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这得从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说起。
罗广斌被捕时入党刚半年，情绪难免紧张。“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回忆道。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带着叛徒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来跟罗广斌对质。罗广斌并不认识来人。冉益智却不着急，慢慢背出一段话: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找到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
这不是自己申请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吗！罗广斌这才相信了，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地下党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上级领导。这样的人竟然也叛变了，或许就是他出卖了自己！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除了罗广斌的英勇表现，他能取得大家的信任，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曾与罗广斌一同关在渣滓洞的傅伯雍向记者回忆起当时情形。傅老现住重庆市垫江县，今年87岁。老人的耳朵不大好使，即使戴上助听器，记者提出的问题，也需要老伴儿在耳边重新嚷嚷一回。但他的记性并不差:“我起初听说，罗广斌就是罗广文的亲弟弟。罗广文那会儿是‘剿匪’头目，镇压武装起义时，杀了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所以一开始，傅伯雍和其他难友一样，对初来乍到的罗广斌并不信任。
“后来呢，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傅伯雍说。
傅伯雍提到的江姐，正是《红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
“江姐”怎么喊出来的？
“江姐！”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想起。江姐一转眼，便瞥见一个瘦长的人影，闯进门来。啊，这人是甫志高。……“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老许亲口告诉我的呀！”(引自《红岩》)
现实中江竹筠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她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化名江志伟。5个月前，她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她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担任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948年6月14日早晨，江竹筠走在万县地方法院街的石梯路上。下了石梯路，刚走到马路边，江竹筠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冉益智。在重庆时彭咏梧因工作需要，与冉益智有过联系，江竹筠知道来人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地说:“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江竹筠更觉不对，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的。江竹筠不再理睬冉益智，一扭头，绕过冉益智，径直朝前走。
冉益智急了，直接跑上前来，双臂一张，拦住江竹筠的去路。“你想干什么！”江竹筠愤怒地伸出手，想推开冉益智。但两名特务已经冲了过来，抓住了她。
其实，向特务提供江竹筠住址的倒不是冉益智，而是也已叛变的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
江竹筠被特务从万县坐船押回重庆后，关进了渣滓洞。在那段时间里，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
“监狱的氛围很压抑。眼见着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来，大家的思想很不稳，人心浮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研究《红岩》史实多年，道出小说中不曾提及的狱中另一面。
江竹筠刚入狱时，难友们都叫她“竹筠”，没人称呼她“江姐”。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也很不放心。作为重庆与下川东地区的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许多特务们日思夜想的线索。大家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提审那天，特务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讯室里。这个刑讯室就在渣滓洞外院，如今不准参观者进入，但每一个来此的人都会透过开启的窗子向里张望上半天。里面光线很暗，靠墙的木架上挂着一溜大大小小的铁镣，一张木桌上摆着鞭子、狼牙棒、竹筷子……即便允许人们进入，那样的一间房也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特务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想撬开她的嘴。江竹筠疼得晕过去3次。敌人很阴毒，为了避免她再次昏死，他们一点点加劲，很疼但又不会疼晕过去。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签子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改口喊“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里的斗争士气也陡然一振。
“大联欢”确有其事
元旦那天早上，天还未亮，女室一带头，每一间牢房同时响应，像一阵闪电，爆发了洪亮的歌声。人们纵情高歌，唱完一支又一支。
新年大联欢开始了。(引自《红岩》)
对于小说中浓墨重彩描写的那场狱中“元旦大联欢”，因为事隔多年，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各种回忆材料有不少出入。但“元旦大联欢”确实发生过，而且是发生在己丑年(1949年)的大年初一，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
1948年底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主力部队全线溃败，两种命运的决战胜负已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意我党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己丑年的春节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来临了。
“那个大联欢，我是参加了的。”多年以后，傅伯雍还记得，早晨大合唱是楼一室带的头。但也有回忆材料上说，是女牢等不及先唱起来的。
反正唱完歌就是大联欢。
“罗广斌站出来，说要给大家跳个‘踢踏舞’。”傅伯雍说。那之前，罗广斌刚刚被敌人又加上一副重脚镣，罪名是给新关进渣滓洞的共产党员齐亮传小纸条。“他那哪儿是跳舞啊，其实80斤的镣在脚上也跳不起来。”老人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嗔怪一个自己厚爱的晚辈。87岁的傅伯雍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那时也是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他得用手把铁链提起来，两只脚在地上前后摩擦，把铁链拖来拖去，哗哗啦啦地响，这就是他的‘踢踏舞’了。”
这时，女牢的战友们全体出场了，预示着一个更精彩的节目。
她们披着漂亮的舞蹈服装，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
一边扭着秧歌，女同志们又齐声唱起歌来。(引自《红岩》)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女牢战友们表演的秧歌都是大联欢的高潮。罗广斌在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也没忘记下这一笔:“最后女室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结果竟是一场化装的秧歌，弄得所方哭笑不得。”
杨汉秀把鲜红的被面往下一扯，腰间一扎，头一个冲上放风坝，扭起秧歌，边扭还边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几个看守特务干瞪眼也没敢拦着，杨汉秀的特殊身份成了敌人的忌惮。她其实是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亲侄女，因为暗中购买武器、支持地下党武装起义，在1948年8月被捕。
就是这位有名的杨大小姐，出嫁时抬盒摆了半条街，她却毁家纾难投身革命，改名换姓叫“吴铭”。抗战胜利后，她接受党组织的秘密任务，从延安回到重庆。党交给她的任务是: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做上层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
那次秧歌舞之后，杨汉秀被杨森的一个小妾保释，接出渣滓洞。但她“屡教不改”，指着鼻子大骂杨森反动成性。“大伯父”恼羞成怒，又把杨汉秀抓了起来，秘密关押。
此后的20多年里，人们一直以为她牺牲在了渣滓洞监狱。直到1975年夏天，有人反映，解放前在金刚坡发现过一具女尸，尸体上还带着手铐。有关部门组织挖掘，经过鉴定证实是杨汉秀的遗体。1949年9月23日，她被特务用一根草绳勒死，草草浅埋于金刚坡，被当地农民发现后埋葬。26年后，忠骨犹存。
1977年，杨汉秀的儿子在清理母亲遗物时，才知道她就是党组织派往重庆的“吴铭”。
饮水池其实没挖成
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掏挖泥石，艰难地但是一心一意地扩大着水坑。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女战友，边挖，还低声唱着一首歌。
……果然，正像他昨夜想象的那样，山泉已浸满了土坑。一池清水，映着碧天，闪动微微的涟漪。(引自《红岩》)
小说中的这段情节取材于渣滓洞里真实发生的一场“饮水斗争”。
“特务每天就发一钵水，”傅伯雍用手比划着一个饭盆大小的容器。“一个牢房二三十人哪够啊，女同志生活就更困难了。”那是1949年的夏天，两个多月里，重庆没有下雨。
有天放风，难友们有了惊喜发现。“外墙墙脚有个缝缝，大概就在楼一室和楼二室之间。(墙缝)被水浸湿了，周围的地上也有湿湿的水印。陶敬之就说，咱们来挖个小坑坑，把水挖出来。”陶敬之是位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渣滓洞，被捕时是湖北宜昌特支书记。
“开始时候，大家的确是用手抠，水越聚越多，但大家的手也破了、肿了。后来我们就想做个挖水的工具。”傅伯雍记得，想来想去，大家想到了做床板的楠竹片。牢房里正好有位难友刚收到家人送的罐头。“我们就抽出个竹片片，拿罐头铁皮把它一点点削尖。”
陶敬之有点急脾气，一心想早点把水挖出来。一轮到他放风，他马上端起盆子，扔两件衣服进去，走出牢房门。“我要洗衣服，得找楼下的傅伯雍借肥皂。”他朝看守“解释”了一句。看守一点头，他噔噔噔地跑到傅伯雍的牢房门口要竹签儿。
陶敬之高度近视，根本没注意到看守“狗熊”正死盯着他。竹签子刚到陶敬之手上，便暴露了。
“这个是谁削的？”看守特务冲着楼下八室一阵咆哮。傅伯雍站了出来:“我做的。”
“把他们拉出去！”傅伯雍和陶敬之被拽到放风坝上，收风了也不准回去。“多大的太阳啊，我穿的衣服全湿了。‘猫头鹰’还拿个木头片片，叫我们伸出手来。我们才不伸呢，他就照着我们乱打一气。”傅伯雍说。“特务打人啦！”“不准打人！”这时，楼上、楼下，每间牢房都传出吼声。特务一时被吓住，只得住手，但坚持不肯放两人回牢房。
渣滓洞监狱里有个狱医，姓刘，很同情被关押的革命者。有难友就偷偷托他想想办法。刘狱医跑去给“猫头鹰”和“狗熊”一人送了三支烟，又说，这两人是病号，再晒下去出人命怎么办。特务这才同意放人。
“跟小说写的不一样，饮水坑最终没挖成。”傅伯雍说。但从“饮水斗争”之后，特务被迫同意增加供水。每天早上放风时，特务点名，一间牢房出两人，到监狱外的小河沟里去挑水，大家的饮水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绣红旗的到底是谁？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1964年，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
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
叫它“五星红旗”有些牵强:一颗大黄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黄星分列四角——这和真正的五星红旗实在对不上号。但是，除了“五星红旗”，任何人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来称呼它。
在人们印象中，绣红旗的是江姐她们，事实上却另有其人。
狱中联欢会上的“踢踏舞”之后，特务们被罗广斌气得没法子。再加副脚镣？没用的。他们干脆“打发”罗广斌“上大学”了。按照罗广斌在报告中的说法，警备部、二处等地是“小学”，渣滓洞是“中学”，白公馆则是“大学”(一说，渣滓洞、白公馆是中学，贵州息烽集中营是大学——编者注)。关进白公馆看守所的，都是重犯。
就在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8个月之后，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0月7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7天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听到了消息。在看守特务的监视下，他们激动地欢呼，但是只能用耳语般的音量；他们激动地拥抱，但下一个动作只能借势在地上连连打滚。
那一夜，没有人睡得着。罗广斌忽然有了个主意。
“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老罗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那时我们还不知五星图案是如何排列的，大家就悄悄议论，认为应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
这是从白公馆脱险的毛晓初的一段回忆。他曾与罗广斌一起关在平二室，又一起脱险，后来当过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说是绣，罗广斌他们既没剪刀，也没有针线。他们是用一把铁片磨成的“小刻刀”，将黄色的草纸刻成五颗五角星。没有浆糊，就用剩饭粒把星星粘到了红绸被面上。
五星红旗做好了，虽然制作粗糙，难友们却把它像宝一样地藏在了牢房一块地板下，直到解放后取出。多年后，这面红旗的原件早已遗失，现在展出的红旗是按照《红岩》小说中的描述复制的。或许这是共和国土地上唯一一面不像五星红旗的“五星红旗”。
除了这面五星红旗，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革命者还准备了好些建议，希望出狱后，还能为建设新中国出把子力。然而此时，濒临灭亡的敌人狗急跳墙，正要实施最后的疯狂。零星的屠杀已经开始。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1949年11月27日，关押在白公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早起将桌上的台历又撕去一页。他没有想到，这本日历就此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
（四）山城暗夜
2006年年末，一个“《红岩》档案解密展”在重庆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
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甫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
《挺进报》激怒特务
他拿起听筒，“嗯”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引自《红岩》)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
《红岩》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据徐远举后来交代:“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当即就给徐远举写了个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维嘉现住在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22日，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小说中，《挺进报》由成岗连刻带印、一人忙活。但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三个。“蒋一苇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镕铸，刘镕铸还负责经费和纸张。”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记得，从第十五期(一说第十六期――编者注)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刘镕铸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不仅是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任达哉供出“老许”
《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纪纲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甫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
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
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钉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那时《挺进报》案才开头，特务用刑很重。”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许云峰猛然见到甫志高守在门外，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他知道情况不好，便两手按住桌沿，低声地神色不变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引自《红岩》)
“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任达哉因为是当时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所以成了《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第一原型。
许建业急中出错
许建业是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深陷囹圄，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
李维嘉自始至终也没见过许建业。“刘国定、冉益智和我，我们三个是市委常委，隔段时间开次会，彼此的真实身份、真实住址都清楚。但许建业不参加我们的会。我只知道还有个市委委员叫‘老许’，协助刘国定搞工运工作。”虽是在地下战线并肩作战的同志，但这就是李维嘉对许建业的全部印象。
反倒是徐远举回忆起的细节更多些:“他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特务跑到过街楼调查，那家旅馆根本不存在。
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
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
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许建业眼见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冷嘲热讽，许建业始终不再开口讲一个字，只以沉默回应敌人，直到3个多月后被敌人杀害。
出卖江竹筠的是重庆市委副书记
来源:中华读书报
解放前夕，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叛变，供出大批共产党员，连徐远举都听得瞠目结舌。他还“现身说法”劝说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叛变，使江竹筠、李青林、雷震等数十名中共党员被捕！下文摘自《红岩大揭秘——保密局重庆集中营纪实》，曹德权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出版。
徐远举根据李忠良的供词，首先在重庆银行望龙山办事处抓到了毫无防备的余永安（由于特务行动迅速，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余永安被捕后即被刑讯，在毒刑之下受刑不过变节投敌，供出了他的上级“老张”，而这个“老张”，就是率先叛变，臭名昭著的大叛徒、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抓捕冉益智没费什么事，1948年4月16日，在叛徒余永安的带领下，特务们直赴北碚他们的约定接头地点，在余永安的指认下抓到了冉益智。
当时徐远举、陆坚如并不了解冉益智的身份，只是凭他们多年的特工工作“经验”，觉出他是条“大鱼”。于是徐远举和陆坚如摆开阵势，叫来一群彪形大汉行刑，当冉益智被带进刑室时，他一看这阵势腿肚子便发软了。
徐远举对付中共地下党员，积累了一套办法，用他的话说叫“一讹二诱三打”，对过堂的共产党员，区别情况有的先打后讹，有的先诱后打，有的又讹又诱又打，过堂者必过如此“三关”。威逼利诱，劝降使诈，不见成效便大刑侍候！所以渣滓洞以后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大多伤痕累累，肢体残缺，能成为优秀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必过徐远举的酷刑关。徐远举在特务系统是出了名的躁辣脾气，性情粗暴，手段残忍阴毒，连他手下许多心腹大特务都十分怕他。审“人犯”时三五几句下来不“合作”，他手一挥就让行刑特务动刑。对女人，他甚至于用脱光衣服、藤条抽阴户、竹钉刺奶头等阴毒手段对付，是一个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的特务头子。
现在他对冉益智就用起了“一讹二诱三打”的招数。同许多叛徒一样，冉益智开头也“硬”了几句，徐远举一挥手就打断了他的申辩：
“你以为你是哪一个？你以为你是真资格的‘老张’呀？！我老实告诉你，把你卖了的不单是余永安，还有刘国定！这下你该明白点了吧？！
我再老实告诉你，这几天我们天天审共党，抓的人不少，没功夫听你吹空‘龙门阵’！空‘龙门阵’耍空了才吹！把老子惹火了，今天先撬断你一条腿！”
徐远举又讹又骂，然后习惯性地一挥手，几个彪形大汉立即拥上去，把他往老虎凳上一按，还没绑好冉益智就软了下来，脸都吓白了，他答应想想，想了不到两分钟就“吐”开了。
由于冉益智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对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这一“吐”吐出的地下党组织的情况，连徐远举都听得瞠目结舌！
冉益智的交待，确认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兼工运书记，刘国志是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北碚、南岩学运特支书记分别是胡有猷、赵硕生，北碚师范支部书记是蒋启予；对学运中的学生领导，他还交待出周国良、漆春波、杨邦俊，上述三人为重大学生领导人；乡建学院的甘光余，西南学院的罗洛庚，相辉学院的金成林，一中冉敬林，中央工校的丁干明，均被他一一供出，还有青年会陈作仪及“六一”社的许多社员，也被他如数家珍般地供出。
审讯交待下来后，冉益智还向徐远举说他再好生想想，想起了又向他说！他这一“想”又想出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书记涂孝文，下川东中共党员帅应文、赖德国、苟明善、廖模烈、高天柱、颜占善等人；川西地下党员傅茂德、程谦谋、徐邦一、颜如瑜、韩三思及齐亮、马秀帧夫妇。
这其中的齐亮曾任重庆北区工委书记，后在《新华日报》工作。
他的妻子马秀帧是齐亮和王介绍入党的。冉益智供出他们夫妇时他们已转移到成都。他们于1949年1月被捕，在大屠杀时夫妇俩双双殉难。
冉益智一口气供出来这么多党的组织情况、学运工运情况，以及大批中共党员的姓名住址。
徐远举亲自出马，带着一群特务在海棠溪抓住了倪俊英，又在小巷子抓住了参加华蓥山起义的张文江等5人。徐远举采取边抓边审，审出又抓，抓回又审的办法，把特务分成内外两大群，一群主审由陆坚如、张界等人为主，不分白天黑夜对抓住的共产党员进行突审；一群主抓由雷天元、季缕、漆玉麟等人带领特务分头抓人。不断扩大“战果”。酷刑之下，抓住一群地下党员中总有一两个怕死鬼叛变，叛变的人又供出组织和党员，使这一侦审进入恶性循环。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听说徐远举抓到了大批共产党，还特地派来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叶翔之，“指导”二处的这次行动。
根据叛徒冉益智的交待，抓捕行动从重庆到川东，由川东到川西，全面开展起来。特务们奔赴川东和川西后，在冉益智的亲自带领和指认下，又抓到了涂孝文、苟明善、施以文、颜昌豪、高天柱、赖德国、陈作仪、韩三思、颜如瑜、齐亮、马秀帧、徐邦×、蒲文×、傅茂德、程谦谋等人（上述被抓获的共产党员名单有少数是年底及次年初抓获的）。
涂孝文作为下川东地委书记，引起徐远举的极大兴趣。在徐远举对付共产党的办法中，他历来把重点放在川东。现在抓到了地下党的下川东地委书记，只要劝降过来，对川东共党组织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叫来冉益智，命令他去作利诱劝降工作。冉益智竟毫不知耻地连连点头：“我去说说，他会听的，他会听的。人嘛，哪有那么不识时务的呢！”
冉益智就去牢里和涂孝文谈，希望他认清形势，现在身不由己了，人嘛，得现实一些，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冉益智还“现身说法”，说他跟徐处长合作，现在已准予晋升为二处中校专员呢！要穿有穿，要吃有吃，哪点不好？！涂孝文被这个大叛徒慢慢说活了心思，就答应和二处合作了，但要冉益智保证他交出了组织和党员后，他能得自由和任用。
冉益智一迭声回道：“那是决无问题的，你放心好了，放心放心！”
就这样，涂孝文也叛变了。他交待了下川东党的组织机构，供出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其中就包括江竹筠、李青林、陶敬之等。根据涂孝文的交待，杨虞裳、唐虚谷、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刘德彬、黄玉清、陈继贤、李承林、唐慕陶、黄绍辉、荣世正、张静芳、颜昌豪、冉思源、陶敬之等16名中共党员被捕，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党的各级特支、支部负责人。
与叛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述被涂孝文出卖的16名共产党员全部为铁骨铮铮的党的好儿女，他（她）们全都经受住了多次过堂和种种毒刑的考验和非人的折磨，没有一人屈服，在以后的大屠杀中，除刘德彬冲出围墙脱险外，其余15人全都英勇就义！
而叛徒涂孝文、任达哉、陈永福，包括稍后一点叛变的蒲华辅、哀儒杰，他们出卖了许多共产党员，造成大批革命志士被特务杀害。
而他们自己竟也被丧心病狂的特务杀了头！
继川东地下党组织在冉益智、涂孝文的出卖下遭到破坏后，冉益智最后还出卖了川西的一些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徐远举亲自出马，带上叛徒冉益智和大批特务，又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特委委员华健抓获。在徐远举的追逼下，蒲华辅叛变，又交待出已打入国民党军队的韩子重等人。
韩子重是成都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任民的儿子，打入敌军司令部任校级参谋，搞军事情报和军队策反工作。徐远举派雷天元等特务去抓人时，雷天元心里直发怵，怕动刀枪惹怒了韩任民。徐远举眉毛一竖：“你们怕什么？他韩任民放纵子女参加共党，我不向总裁参他一本就算做够人情了！”
韩子重被他们抓到后，徐远举在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上将面前告了韩任民一状。王陵基盛怒之下，将有关人员撤职，并严厉斥责了韩任民中将一顿。这次行动，川康特委组织的十余名党员和从重庆转移到成都的齐亮、马秀祯夫妇被徐远举所率特务抓获。
冉益智在《挺进报》案中充任了最无耻、最凶残的角色，鉴于他在抓捕共产党员行动中的“突出的功劳和表现”，他被毛人凤、徐远举任为长官公署二处中校专员。解放后，冉益智被抓获归案，经审判于1951年2月被处决。
刘国鋕的“自白书”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
（按：此文系审讯过刘国鋕的法官张界所写材料。）
刘国鋕被捕后，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徐远举费尽心机来套他的供词。他始终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也没有把我捕错。我没有组织关系可交，也没有人事关系可交。你们要杀我，只是我一个人。我读过几天书，士可杀不可辱。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就是我的自白书。你们杀了我，就是我成仁取义的时候。我只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党才是我的真正生命，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我的生命。”
徐远举急得莫可如何。刘国鋕的家属非常了解一个革命人士一旦不幸被捕，那就等于进了虎口，不会生还的，所以想尽方法来营救刘国鋕。当时与徐远举有关系的长官公署里的副长官、其他各处长长以及社会上的人士，他的家属都找了来向徐远举进言。徐远举是非常毒辣的，他将计就计，想利用刘的家属来骗取刘的言词。徐对刘的家属表示：“只要刘国鋕把组织交出来，立时给他自新，并且让他和你们一道回家。如果你们不能叫他把革命组织交出来，那就不能责我。”
刘的家属不断到二处来找徐远举。他的家属已经跑了很多次，认为已跑出了一点头绪。他的家属以为，只要能和刘国鋕见到面，无论如何也会要他把组织关系交出来的。徐远举和他的家属约定了一个日子。他的家属和徐远举分乘两部汽车到了磁器口白公馆。刘国鋕和他的家属见面时，慷慨激昂地说:“你们来做啥子？你们只当我死了，或是没有我。一个人白白活着是没有意义的。我为革命而死，为人民而死，你们也是光荣的。”他的家属只是哭，还带了些食物给他。他接了，也吃了，并对他的家属说，以后再不要这样做。谈了很长段时间，他的家属说了很多话，结果是事与愿违。徐远举就对他的家属说:“这不能怪我。他今天若是承认‘自新’，我今天就先放他随你们一道回去。”
我有一次到渣滓洞去，徐远举要我去问问他，已经隔了几个月，看他有无转变。我在问他的时候，把他的家属对他的关切一再强调出来，拿儿女情长来打动他，他仍然表示“士可杀不可辱”。并且说:“你们杀我，关我，放我都可以，但是不要逼我的组织。你们对我太不认识，何必劳烦你们来对我关心呢！”
我回来到二处，徐远举问我刘国鋕的情况怎么样，我据实说了一遍，徐很阴险地笑了一笑。徐远举满以为在陈然和刘国鋕身上可以捞一把，结果都失败了。
原文1997年发表于《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群众出版社（北京），95-96页
《红岩》小说中一些凶手及叛徒原型的结局叛徒篇
徐远举
徐远举（1914——1973）湖北大冶县人，《红岩》小说中徐鹏飞的人物原型，黄埔军校7期毕业，1932年加入军统，1935年随“班禅行辕”到西藏工作至1945年，先后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成都经检大队大队长等职。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阴谋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机关报《挺进报》组织，1948年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及华莹山起义，升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1949年9月至11月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1月27日对白公馆、渣滓洞实施大屠杀及重庆大破坏后，逃往成都并布置特务潜伏计划。1949年12月9日飞往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继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改造，对其罪恶有深刻的认识和交待，写下《血手染红岩——我的罪行实录》。1973年病死于北京功德林监狱。
徐贵林
徐贵林，本名徐天德，生于1919年，河南安阳人。1939年参加国民党学兵团，1940年随内政部第一警察总队到重庆，入军委会特务第五团当班长，是望龙门特务队的有名打手，号称“四大金刚”之一。1942年，随戴笠到巡察总队当班长，1945年1月调到巡查总队警务组当组员、分队副。1946年5月调到白公馆看守所当看守员，参与杀害罗世文、车耀先。1947年3月，调重庆行辕二处警卫组当组员，12月调渣滓洞任行辕第二看守所看守长，他生性残忍，狱中革命者给了他一个恶名“猫头鹰”。1949年11月14日，亲自参与杀害江竹筠等30人，11月27日，指挥了渣滓洞的大屠杀，180多人殉难。大屠杀，率部逃往华蓥山地区，后到南部县，编入胡宗南部七十六军八十师。后在三台县被解放军俘虏。当时，解放军因不了解其底细，用对待一般俘虏的办法将其资遣了。1950年元旦，徐贵林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惠工村57号岳父家，伪装为菜贩。经群众检举，3月22日被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逮捕，同年5月18日被执行死刑。
杨进兴
杨进兴，浙江宣平县人。1917年生，1940年参加军统，1941年调重庆充任军统望龙门看守所行动员。1944充当戴笠便衣警卫、侍从副官。1946年调到白公馆看守所当行动员、看守员、后升任看守长。一贯穷凶极恶，残害革命志士。1946年8月，他亲手杀害罗世文、车耀先，1947年用电刑将朱念群、尚承文等三人杀害，1949年9月参与杀害杨虎城、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小萝卜头）。同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亲手杀害黄显声、李英毅、王振华、黎洁霜等，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11月29日，他又奉周养浩之命，将关押在市区新世界饭店的三十二人押往松林坡杀害，是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大屠杀后逃往成都，后又逃往华蓥山打游击，解放后潜逃到四川南充，伪装成贫农。1955年6月经群众检举，被我公安机关捕获。1958年5月16日，在重庆公审后处决。
周养浩
周养浩，又名周文豪，1932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1933年参加戴笠特务处，1935年4月被派到国民政府武昌行营调查科任司法科员，同年10月，调国民党西北总部调查科当科员，1936年后，任陕西西安公安局三科科长、杭州警察局专员、重庆市警察局三科科长、军统局司法科审讯员、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科长。1941年3月，任贵州息烽集中营主任，他以“改革狱政”为幌子，把囚犯改称“修养人”，办工厂、农场，开煤窑、商店，让“修养人”参加劳动，人称“笑面虎”。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周养浩出任贵州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省政府监察室主任、保密局贵州站站长。1948年9月到重庆，任保密局公产管理组组长、造时场联合办事处主任，负责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监督、“训导”工作。1948年11月，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周又任特区副区长。1949年11月任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重庆卫戍司令部保防处长、丙种会报秘书处主任Ｊ巧焙ρ罨⒊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