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星在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回到了北京。好在这列火车不是从广东开来的，否则他仍然难逃半个月的隔离生活。 列车还没近站，他就给小北打了个电话。 “我操，我操！”在站台上，小北激动得难以名状，和陈星热烈拥抱。他随后感叹道：“你丫彻底变成一个沧桑老爷们儿啦。” 出了站，陈星在一辆汽车的后视镜里照了照自己。小北说得没错，他变得又黑又瘦，脸都陷进去了，胡子也不知多长时间没刮。最关键的是，他多了许多皱纹，额头上那两道竟如刀刻一般坚硬。但再看看脖子上挂着的粉红口罩，这就多少显得有些幽默感了。 “有点儿美国片儿里越战老兵的意思——扎根红头绳俨然就成兰波了。”小北还在冷嘲热讽，“让野蛮资本主义摧残得够呛吧？” “你他妈倒还皮儿白肉嫩的，”看见小北，陈星的情绪才高涨了点儿，“就跟刚从子宫里掏出来似的。” “我现在都用韩国洗面奶，比羊水还养人。”小北得意洋洋地仰着小白脸，带着陈星走进车库，打开一辆大众“Polo”汽车。 “你都买车了？” “我媳妇儿的。” “还是那媳妇儿？” “那固然。人现在是五星级酒店的中层领导了，仍然不离不弃地坚持包养社会闲散人员，咱们也不能不识时务吧？” 他们刚钻进汽车，陈星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后座上像小山一样，堆着无数东西，乱七八糟什么都有：网球拍、银项链、雪茄、洋酒、折叠自行车……光球鞋就有十来双，都是没开封的“三叶草”牌。 “你是不是在西单劝业场练摊儿呢？”陈星顺手拿起一袋小北所谓“韩国洗面奶”看看，那包装上的广告词是“大韩民国美男美女”。 “练摊儿都什么时代的事儿了？”小北熟练地打着方向盘说，“哥们儿现在也开始创业了，开了个网店。” “网店是什么？” “你这两年去的是深圳么？怎么跟从毛里求斯回来的似的。”小北说，“网店都不知道？电子商务，新兴产业。” 陈星听小北解释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就是自己办一小网站，专门兜售各种走私产品。那两年，这么干还属于“敢尝螃蟹”的行为，而且因为国家没制定出严格的监管措施，“除了枪支弹药活生生的大闺女，卖什么都没人管。”小北说。 陈星坐着车，在三环路上绕了一整圈儿才被送回家，因为小北还要顺路送货。他毫无歉意地说：“这些天没人去商场了，生意太好。” 陈星只好陪着陈星，还要帮他搬东西，把大包小包送到买主家门口。碰到年轻漂亮的顾客，小北自然还要挤眉弄眼地调会儿情，甚至进屋看看“您还缺点儿什么”。这又耽误了不少时间。 “老这么着也不是长久之计。”小北夸张地“啪啪”点着票子，但还是很清醒地说：“过些年，玩这个的人一多，利也就薄了。我打算赶紧攒点儿钱，回头盘个门脸，开间酒吧。” 开酒吧这事儿，陈星过去就听小北提过。他说：“你还挺有经济头脑的。” “那是。哥们儿也都二十多的人了，”小北拍拍陈星的肩膀说，“你回来正好，一块儿干点儿事业吧！”
回了家，陈星才想起没给父母买点儿东西。走了两年，他只带回一书包脏衣服。 刚进门时，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打招呼。他愣愣地站在门口，看着明显老了很多的父母。 而他父母呢，却表现得好像儿子昨天才出门一样。母亲淡淡地说了一句：“回来了？把衣服扔洗衣机里吧！” 她大概还在为陈星不愿重新考大学的事耿耿于怀吧？ 父亲的眼睛则一直没有离开电视新闻。代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同志正就抗拒非典的工作情况发表讲话。讲话结束后，他父亲才拍拍沙发：“坐这儿。” 他又递给陈星半瓶二锅头酒：“消消毒。” 父子俩你一盅我一盅地把酒喝完了，其间没有什么交流，所说的话无非是： “要不要花生米？” “不用了。有烟么？我抽一支。” 喝着就，陈星心里才涌起了离家的乡愁、回家的伤感。他眼圈一红，赶紧扭过头去。 “回来就好。”父亲拍拍他说，“等非典过去，出去找一工作先干着。这些天在家帮你妈干点儿活儿。” 在家里没呆几天，陈星就被小北叫了出去。那天早上，他还没刷牙，小北已经在楼底下嗷嗷乱叫了。 “嘛呀？”陈星打开窗户问。 “赶紧下楼，出趟远门儿。” “去哪儿呀？”陈星跑下楼，钻进大众车里问。 “天津那边儿。”小北表情严肃，“上点儿货。” 小北在路上对陈星解释，因为网络商务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逮什么的小杂货迟早得被淘汰，所以他决定早点转型，专卖洋酒。这也是为以后开酒吧打基础。而这两天，恰好联系上了一个专门走私洋酒的地方，可他怕对方有诈，所以想让陈星帮他压阵。 “不会惹上什么麻烦吧？”陈星问。 “应该没事儿。”小北说，“咱们要的量少，还没资格跟走私团伙打交道。那边也就是普通的二道贩子。” 他们沿着京津塘高速开了一个多钟头，到了天津港附近一个批发市场。看得出来，小北对这儿很熟。经过一个转卖Zippo打火机的摊位，他还下车和老板热情地打招呼。 回来时，小北扔给陈星一个打火机：“我帮这代销过不少，每次来他都送一个。” 而卖洋酒的地方就要隐蔽得多。小北把手机架在耳朵上，依照对方的指示三绕两绕，兜了十几分钟才拐上一条小路。他们开到一间破破烂烂的砖房附近停下。 砖房里出来一个粗壮的矮个儿汉子，他打量了陈星和小北两眼，才问：“谁让你们来的？” “五道口刘哥，有点秃顶那个。”小北说。 矮个儿汉子这才放松警惕：“来吧，来吧。” 这场面看起来非常像黑帮分子接头，又让陈星有点儿想笑。他和小北下了车，跟着矮个儿汉子走进砖房。那儿还有几个人，正拆着成箱的洋酒包装。 “刘哥介绍的人，我保证给真货。”矮个儿汉子煞有介事地说，“都是刚到的红方和杰克丹尼。” 小北不放心地说：“我得尝尝。” 矮个儿汉子轻蔑地笑了笑，随手拿出一瓶递给小北。小北拧开瓶喝了一口，点点头。为了找回面子，他把酒放在桌上：“这瓶算我请哥儿几个的。” 他从怀里掏出一叠儿钱，和陈星一起把几箱威士忌酒搬到大众车的后备箱里。车开出好远，小北才露出兴高采烈的表情：“现在非典，酒吧上货少，咱们拿的价钱比原来低好多。等回头往出一卖，一瓶能挣好几十呢。” 他又掏出几张百元大钞给陈星：“这是你的。” “什么意思？” “你就算跟我合伙了。”小北说，“明天跟我送货去，把库存的球鞋袜子大韩民国美男美女兜落出去，过些天再过来上点儿洋酒。”陈星想了想，把钱放到兜里。以在深圳的经验，他知道自己回来也找不着什么正经活儿，倒不如和小北一起“创业”。 “记得过去看过的那部电影么——美国往事？”小北一边开车一边说，“咱们像不像那搓儿私酒贩子？” 经过众志成城的奋战，全国人民消耗了上亿副口罩和相当昆明湖玉渊潭总容积的消毒药水，终于度过了人心惶惶的三个月。警戒解除后的一段时间，小北总是痛心疾首地拍着大腿：“早知今日，当初砸锅卖铁也应该盘下一门脸房。” 非典时期，不少资金薄弱的小酒吧和咖啡馆纷纷倒闭，房租也降得相当低。但当红男绿女蜂拥走街头之后，在稍微繁华的路段开一间酒吧的价钱都能吓小北一跳。 “这喇肯定是个二奶，”在他们常去的一家咖啡馆，小北盯着风情万种的老板娘，愤愤不平地抱怨，“要不她这儿生意这么冷清早倒闭了——但为什么就没倒呢？人家后面——不对是上面——有人。” 他还说：“我觉得我傍错人了——我应该豁出去几年嫁一外国老太太，既为国争光又吸引外资了。” “你丫怎么跟想钱想疯了似的，”陈星忍不住揶揄，“有吃有喝不就行了么？” 小北亢奋地反驳：“你也太胸无大志了，做人难道不应该有追求吗？这年头王八蛋都发财了，我们连王八蛋都不如么？” 他又添上一句：“你原先要手头有点儿钱，早飞到美国找张红旗去了，也不至于跟人家掰。” 听到这话，陈星登时沉下了脸。小北懊丧地向他道歉：“我放狗屁，我狗放屁，我是放屁狗。” 他还在颠来倒去地论述“狗与屁”的辩证法，陈星已经一言不发地出门了。对于小北无意中的戳伤疤，他其实不生气。这么多年，他只有这么一个好兄弟，也知道小北就是那样一个人。但这时提到张红旗，还是让他如堕悬崖般失落。 他独自在街头游荡着。在繁华的商业区，井喷般冒出来的人群洋溢着过节的气氛，只有他走得意兴阑珊。在一个路口，他下意识地转了个弯，随即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景色，心里也竟像期待着什么了。 等他醒过味来，发现自己站在张红旗家的小区门口了。和几年前相比，这里有显出了三分旧，但雕塑喷泉和林荫道仍然修葺得很精致，透露出“阔了不是一年两年”的中产阶级嘴脸。 陈星在水池边坐下，抽了支烟，仰望张红旗家所在的那栋楼。她房间的窗户是哪一扇，他还记得很清楚。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张红旗出国前几天的那个晚上，他就是这么坐在楼下，看着她的窗子。后来张红旗竟然下来了，她从楼门口的台阶慢慢往下走时，让他产生了神奇的感觉。而现在，她的房间紧闭着窗帘，人去楼空。 他进而想起更多年以前，他上高三的时候，也是这样晕头转向地走到了她家门口，却碰到她和她父亲正在散步。他们谈到了考大学和出国，又谈到了音乐。张红旗还哼起了一首歌儿，调子非常动听。 过去的事一件件地浮现出来，让陈星的眼睛湿润了。他像受了无限委屈，像被这世界上的人合伙欺负了。 他在花坛边呆呆地坐了一下午，直到路灯亮起来，才叹了一口气，起身离开。 可没走两步，身后忽然有人叫他：“星哥，星哥。” 陈星回头一看，那不是张红兵嘛。 “你怎么在这儿？”张红兵呲牙咧嘴地笑着，跑过来。他也长大了不少，嘴角上有了稀稀拉拉的几根胡子，但还是那么瘦小枯干的。 “我路过。”陈星有点不好意思。他不想让张红兵知道自己在这儿坐了一下午。 “我家就在这儿。”张红兵指指楼上说。 “是么？”陈星假装刚知道，“你是回家吃晚饭吗？” “是啊！没饭辙了，回来蹭两顿。”张红兵立刻亲热地搂住陈星的肩膀，“不过碰见你，我他娘的就不用回去啦！” 张红兵死皮赖脸地跟着陈星。陈星请他吃了顿饭，又给他买了一条烟，可这家伙仍然没有回家的意思。 整个晚上，他绝口不提自己，却不停地说到张红旗：“我姐还在美国呐，据说都开始实习了，华尔街大公司，直接挣美元。不过我也不知道她还打不打算回国，她自己好像也没准主意，一会儿说回，一会儿又说不回了……” 最后，陈星只好直截了当地说：“我要回家啦！” 张红兵陡然哭丧了脸，拖着长声说：“你能不能把我也领回去？” “你有家不回，跟着我干嘛？” 张红兵这才老实交代，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父母赶出来了。本来他从工读学校光荣毕业后，家里给他找了个工作，到一家制造象棋的工厂当工人，但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开始发挥特长，私刻发货单上的公章，扛了二十盒红木象棋出去偷着卖。事情败露后，单位本来是要把他送到公安局去的，后来还是看他父母的面子，只让赔偿了损失，最后开除了事。后来，张红兵又在一家超市做过收银员，那两个月，他的下半身总是显得格外肥大——裤子里塞满了洗面奶、牙刷和巧克力。贪心不足蛇吞象，有一天，他的裤裆竟然当众被撑破了。 “我只放了一个屁，结果蹦出了半个小卖部。”张红兵厚颜无耻地自嘲着。 每次出了这种事儿，都气得他父母在沙发上瘫软一整天。每次，他父母也都会痛下决心，把张红兵扫地出门。 “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只有一个孩子。”他父亲总是这样说。 没过几天，他母亲又会偷偷打电话，把他叫回去，给他一些钱，再为他联系一份新工作。但张红兵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不出几个月，他又会被新单位抓现行。 “你干嘛非得狗改不了吃屎呀，不是有工资么？”陈星问他。 “这不是花销大么，那千儿八百的哪够我花呀？”张红兵吸溜着鼻涕说，“而且我在那些单位也不舒心，他们丫的都看不起我，越看不起我就越想搞点儿破坏，后来手痒痒，忍都忍不住。” 他随后又控诉起父母来：“我其实也不要求别的，在家有吃有喝够花就行了，这要求高么？他们丫的非跟自个儿儿子装大尾巴狼，非让我上班去，还老拿我跟我姐比。我跟我姐比得了么？这不是往死里逼我么？” “行了，行了。”陈星有点儿不耐烦，“我给你想想辙。” 他带着张红兵去找小北。小北见了那孩子撇撇嘴，但还是给了陈星面子：“谁让我们认识你姐呢？” 他们把张红兵带到一间筒子楼里。那儿是小北网点的仓库。还好，屋里有一张行军床。 “你就在这儿睡吧，顺便帮我看看东西。明天再跟着我们上货去。”小北交待说，“不过说好了啊，我只管你吃饭不管开工资，别处有工作你赶紧上班去。我这儿买卖小，养不起那么多人。” 临走，陈星又偷偷把张红兵拉到一边：“你在这儿手脚干净点儿。要少了什么东西我真打折你腿。” “对不起谁也不能对不起你呀！”张红兵赖皮赖脸地说。 真没想到，他们又会和张红兵混在一起。当初要不是他，陈星也不会和张红旗发生纠葛吧？看来人的缘分只要没断，终究还会续上，这么一想，陈星就觉得生活还真挺奇妙的。但他又想：自己和张红旗的缘分就算断了吧，和沈琼也是。这又让他心头黯然。 更没想到的是，张红兵在别处烂泥扶不上墙，在他们这儿却干得挺好。不光上货送货积极工作，而且还总能提出建设性意见。张红兵自己解释说：“关键得看给谁干，咱们不是自己人么？” 比如给走私酒换上正规渠道的说明书，就是张红兵的建议。那种说明书很好伪造，找一家小打印社做个版印刷出来就能用。张红兵又重操老本行，刻了个海关的公章，这样一来，成箱的走私酒就都变成了行货。小北正好把它们卖给大眼妹妹的酒店。 如此一来，他们的进货量更大了。最忙的时候，几乎两三天就要往天津跑一趟。 日子就这么飞快地过去，陈星倒也心满意足。小北却越来越焦虑了，因为随着北京经济的又一轮蓬勃发展，财富的积累速度越发赶不上房租的上涨了。 忙忙碌碌地又过了一年多，当他们都有些疲乏了的时候，又一个过去的熟人出现了。真像陈星的感觉一样，只要缘分没断，迟早还会见面。但他没想到，这次重逢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