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一家千年错误说法，孔孟并非一家 出现错误并非所有功能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学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开私学之先河，创立儒家学派。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学者（生卒年不详，一说前385～304年，一说前372～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对儒家学派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生于山东曲阜，孟子生在距离曲阜仅数十里的邹县，他们都曾沐浴着以五岳之首的泰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孔子》


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天子皇帝，下至百姓黎民，以及孔孟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孟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
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
明代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书中的一些主张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还是实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在春秋战国这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墨子主张民众有权参与国家政事，墨子的信徒还建立了严密的团体组织，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身体力行。对比之下，孟子则属于理论家，而不属于政治家，他希望从理论上说服君王采纳一种类似“君主立宪”的管理方式。但是，对于封建专制帝王来说，最有价值的学说，乃是孔子的主张，因为孔子的主张有助于维护既成的格局，这是期望着永远坐稳天下的皇帝最欢迎的（打天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学说）。因此，孔子及其学说备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礼遇，而墨子的学说则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学说则受到了“招安”。遗憾的是，个中奥妙，一般文人学者，并不明晓；至于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里，其标志即相信“孔孟一家”。
另外，单纯在儒家的问题上，孟子不如孔子，如果没有孔子整理、编纂五经并以圣王之道兴办教育，根据春秋时期的局势，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是不可能形成的，是孔子的毕生努力奠定了儒家的基业。这一点，孟子的头脑是最清醒的。孟子认为，伯夷、伊尹、周公、孔子等都是古之圣人，他们中的哪一位也比不上孔子。他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秋雨并无诋毁古人之意，只是谈谈个人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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