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三节旁见侧出的“谤书”《史记》
李陵被俘，使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受到宫刑。刺激之下，司马迁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之说而提出“发愤著书”一说。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其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他若不因直言而获罪，亲朋好友无人假以援手，《史记》绝对不会写成今天这样。他太痛苦了，受宫刑之后，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借著史以抒一腔悲愤，于是《史记》成了最具个人魅力的正史，而《史记》也表现了司马迁的绝代史才及其旷世奇思。
用史实行褒贬的最大优势，就是用事实说话，无可辩驳，此其一。借史流传，千年不废，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翻案不易，此其二。史迁既敢直书，又擅婉笔，更创旁见侧出之法以塑造人物，快意褒贬。
史迁敢于直书其事，莫过《高祖本纪》。刘邦早年游手好闲，饮酒赖帐；起兵败逃之际，抛儿弃女；进入秦宫而欲住着不走；楚汉定约而又背盟……纯一流氓无赖。身为汉人而敢如此书写高祖，胆气不凡。便是现任皇帝汉武帝，他亦有所讥讽。
《史记》口诛笔伐的手段端的是厉害。
一、让人自我表白，现身说法
如《李斯列传》：（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栗，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又如《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到主父偃为了功名大事陷害，“大臣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他解释道：“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能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穷，故倒行暴施之。”这种人的下场是：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二、选取典型画面，突出人物
如写叔孙通的“爬”。陈胜起义，诸生主张发兵，秦二世向来不爱听什么情况危急之语，闻之不悦。叔孙通见此便说：“诸生言此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秦二世闻之大悦，立拜他为博士，赐帛二十匹。事后诸儒生责备他：“先生何言之谀也？”他说：“公不知也，我几脱于虎口。”此后，他不断换主，最后投靠刘邦。当时天下未定，他专门向刘邦推荐善斗之人，他的学生不满，问他：“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他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刘邦当了皇帝，诸将在皇宫里饮酒争功，行为粗鲁，场面混乱，不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叔孙通制成朝仪使刘邦“知为皇帝之贵”，于是被拜为太常，并赐金五百斤。这时他向刘邦推荐弟子，皆得为郎。他们个个喜出望外，称赞起老师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又如写万石君的“慎”。石奋，景帝之时，列为九卿，与四子皆官至二千石，号为万石君。
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孝景帝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仆䜣䜣如也，唯谨。上时赐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於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六匹马也要一一数之，恭谨如此，能不当官吗？
三、借助他人之口，一语道破
如借韩信之口评价项羽不过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
又如借汲黯之口讽刺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奉禄甚多，然而布被，此诈也。”
四、偶尔一笔带过，发人深省
如记石奋起家原因时写道：“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石奋的姐姐成了刘邦的女人，石奋随之入朝为官了。
又如介绍霍去病时，加上“大将军（卫青）姊子”五字，可见一代名将要想登上历史舞台也要靠裙带关系呀！
五、灵活运用虚词，以示其伪
司马迁在《封禅书》中有“若”、“盖”、“云”、“焉”、“矣”等虚词来讽刺汉武帝好鬼神之事是头脑发昏。如“若望见光云”，“（天子）获一角兽，若麟然”。
《史记》的“旁见侧出法”，又名“互见法”。此种写法既能突出人物的典型，又能避免述史的繁复。当然，也可用于口诛笔伐。《孝武本纪》中的汉武大帝近于昏君，而其雄才大略则散落于他人传纪当中。看来，司马迁对汉武帝颇有不满。《史记》又以世家记陈胜，以本纪记项羽，专为酷吏立传，专为游侠立传，史迁之意，还不明显吗？《史记》又以“太史公曰”直陈己见，此法后世多有采用。不过清人毕沅所言也有道理：“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斯为赘也。”
董卓伏诛，蔡邕在司徒王允侧，闻之惊叹。王允怒其悲董卓，乃下廷尉，欲杀之。邕自狱中上书曰，欲“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允不从，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遂诛蔡邕。（事见《后汉书•蔡邕传》）
《史记》用心褒贬，却是依事而成，岂可视为谤书――你敢干还怕别人写吗？道遇一屎，指而言之：“屎。”不料其勃然作色曰：“诽谤！”东汉班固认为《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恐是同行相忌之故。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赞：《汉书》体例，用于评论，类似于“太史公曰”）中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但也承认《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至于《汉书》，行文谨严有法，更有史味，但读之不如《史记》动人，却也偶有富于情趣之处。王莽建新，而《汉书》未为立纪，而只立传，视其为乱臣贼子。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批评道：班固，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事事剽窃……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话说得重了。
东汉崇尚气节，南朝刘宋范晔编著《后汉书》时首创《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种列传。东汉党锢大兴，朝臣与宦官互相攻杀，其中张俭、范滂、李膺等人可谓高风亮节，对后世影响很大。《列女传》记“才行高秀者”，后世史书却改成了《烈女传》。
后世篡权夺位之事史不胜书，故而史传多用曲笔，自《三国志》开始，名为主动，实为被迫的“禅让”表演就多了起来。当然，被称为“秽史”的《魏书》不也传下来许多史料吗？虽然魏收放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种种手段用多了就已成了常规，一眼便可看破。如《隋书•文帝纪》中说文帝代周，沿历代国史旧例，叙九锡文，禅位诏，然后文帝三让才受。至于文帝被杨广杀掉，在此书中毫无痕迹。
一部“二十五史”，除了《史记》，多有曲笔。不过，字里行间还能看出许多眼泪和鲜血来。如《旧五代史》中的《梁书•太祖本纪》载朱温为了阻止李克用军，决滑城黄河堤，“为害滋甚”。又《梁书•王师范传》载朱温以旧怨，“遣人族师范于洛阳，先掘坑于第侧，乃告之。其弟师诲，兄师悦及儿侄二百口，咸尽戮焉。时使者宣诏讫，师范盛启宴席，令昆仲子弟列座，谓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况有罪乎！然予惧坑尸于下，少长失序，恐有愧于先人。’行酒之次，令少长依次于坑所受戮，人士痛之。”
如《宋史》立“奸臣传”，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民族败类、卖国奸臣皆在其中。
私人著史，也可助人了解真相。谈迁编撰《国榷》，记载明朝史实，毫不隐讳。明太祖晚年屠杀功臣，实录只写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事极简，无经过。而《国榷》却如实记载。如记朱元璋诛功臣傅友德事：
（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自九江降，骁勇绝人，累立大功。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春秋高，行且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上闻之，会冬宴，彻馔未尽，友德起。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
肉食者何其非人也，岂有一丝人性，难怪明朝末年叛臣峰起。这位怒摔《孟子》的狠人，不把臣子当人，打下这样的底，报应全落在崇祯身上了。
史册虽不能生诛其身，却可永标其名。夏贵，南宋大将，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宋元战争最为激烈的前线上，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投降元军，造成南宋全线溃败，接着临安陷落。夏贵以自己的无耻换得参知政事一职，按理《宋史》应有其传，可是元修《宋史》，以其是降官而未为立传。至明修《元史》，又以他投降元朝之后三年就死了而无事可记，亦未为立传。柯劭忞著《新元史》立《夏贵传》，让后人得知这个民族败类的所作所为。
著有《史通》的刘知几认为“史有三才：才（表达能力）、学（历史知识）、识（鉴别判断）”，除此之外，还要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气。他在《曲笔》中说：“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对于“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之举，刘知几斥之为“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他自己就将《春秋》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义例，斥之为“爱憎由己”，“厚诬来世”。
奈何，秉笔直书又谈何容易？以前历史教科书大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卖国。后来，总算承认国民党也打日本鬼子了，不过还是“片面抗战”。目前，进步到了统称“中国军队”的地步了。－－真可怜那些抗战老兵－－想起一部电影名字：《老无所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