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赵家的狗，何以多看了我两眼呢？”“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狂人日记》。
这是《狂人日记》中鲁迅有意的两段描写，其实透过《示众》、《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这些艺术作品，鲁迅揭示了中国国民性更深沉的一种悲剧“看客情节”，这点我们前面讨论过，也看到了一些反鲁迅人士，打着复兴礼教的（鲁迅说是吃人的礼教）传统文化的人士的批评，鲁迅是可以批评的，也没有把他当成神，但是于当下维护鲁迅更有进步意义，传统文化生成不了公民社会，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共识，一个民族不竭的生命动力永远在于创新而不是复古，鲁迅先生和他的思想以及五四一代启蒙者身份出现的知识分子汇聚的是这个民族对自身过去与未来的思索，他们的问题依旧在当下有着深远的启示性意义，复古派厚古薄今的思想有一点是非常要警惕的，在民众没有完成一次思想启蒙的过程，普世价值没有得到彰显的时候重新将大家拉回到那个打到专制建立新专制的历史循环之中，最终还是鲁迅说的“坐稳奴才的和想坐奴才而不可得”的两种人。
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台湾传统文化的繁荣，我说台湾也好、日本、香港也好，恰恰在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之后，建立起现代文明制度，使得传统文化得到了自由的发展，西方文明文艺复兴时代也曾复古，但是那是用现代精神来注解解读古代文明，而中国的这些当下的复古派为了复古而复古，把“二十四孝”、“天人感应”、“封建迷信”、“风水算卦”、“五行演变”这些东西都一股脑的端了出来，改头换面就不是糟粕了吗？至于大谈所谓的中国是人本主义，西方没有人本主义更是可笑之至。我们为什么就是跨不出现代文明的那一步，是西方文明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吗？还是这种文化自身的缺陷酿造出的思想残缺的民众自我大发疯式的自我毁灭了传统文化呢？为什么梁启超、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等这些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可以科举做官的一代知识分子却要如此激烈的批判传统文化呢？他们本人对传统文化的造诣都是很深的啊！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中国该如何迎头赶上？复古派们开出的药方是礼教，我看这是一副虎狼药。
鲁迅是启蒙者，也是启蒙者的先驱，在他的笔下关注着启蒙者的命运，在“看”与“被看”的中国，充当看客的是那些“花白胡子”的、“驼背的”庸众，而被看的是谁？是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那些中国改革的先驱者，鲁迅在为他们呐喊，使他们不惮于在寂寞的黑夜里前驱，鲁迅在为他们呐喊，而面对的是那有着噬骨寒凉的麻木的看客们。鲁迅的小说《药》我以为揭示了这一看客世界里最悲痛的一种悲剧：启蒙者被被启蒙的对象吃掉。
《药》的小说鲁迅用华家和夏家的姓氏隐喻华夏，其中被杀害的启蒙者叫“夏瑜”，这个名字来源于历史上真实被害的一位启蒙者鉴“湖女侠秋瑾”。小说开始写到了“买药”的场景，华老栓买的是什么药？“人血馒头”，那沾着革命烈士鲜血的馒头，却被却被当成了治病的药，鲁迅先生怎样写那一场景：“几个人从他前面过去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这种恐惧的中国人的目光，总是让人感到噬骨的含量，在那些被自焚者，被拆迁者、被车撞到反复碾压四次的现场，你是否都注意过，有一群这样的看客目光？没有底线，还坚守什么样的传统？
一个生命被杀害了，这个生命是个启蒙者，看客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一个生命就这样被杀害了？
“这是给谁治病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的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那被华老栓捧着的是“人血馒头”，沾着革命烈士鲜血的馒头，而他想的只是“十世单传”的家族香火，那“置之度外”的“别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药》的第二部分写了华小栓吃药，鲁迅描写了华小栓病怏怏的样子，那是一个真正要死的生命，这个沾着人血的馒头注定治不了他的肉体，而更可悲的是相信这副药的那些愚顽的灵魂，那些病入膏肓的思想。
在《药》这篇小说中对看客们揭示最深刻的一个场景还是“茶馆”，“茶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是供无恶意的闲人饭后的谈资，或者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在这鲁迅笔下典型场景“茶馆”中出现的人物是“二十多岁”的、“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的，这些看客们没有名字，都是无意识的杀人团里面的成员，这些绰号的后面表达的是随处可见的中国看客们。在这茶馆中引发话题的是突然闯进来的“满脸横肉”的康大叔，这是杀了夏瑜，将人血馒头交给华老栓的刽子手，而在坐的所有人对这位刽子手都是“笑嘻嘻的”、“毕恭毕敬的听”。
康大叔这个刽子手在茶馆里说了一番话是关于夏瑜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夏三爷真是个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也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他还要老虎头上瘙痒，（阿义）便给他两个嘴巴！······看他那神奇，是说阿义可怜哩！······”
我中学时代学这篇文章的时候对夏瑜的这句“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尽管知识分子和启蒙者有着他们的软弱性和天真性，但我依旧认为他们持有时代进步的声音，因此我和鲁迅先生一样愿意为这样的人呐喊几句。
在姓康的刽子手说出这番话以后，鲁迅先生将笔触对准了周围看客们的反应：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愤的样子。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后面还有一些，我不一一引述了，在这些看客圈里面，有二十多岁的青年，我想起我身边的一些人，即便受过启蒙思想依旧走到了反启蒙的立场上去，这些看客们的符号外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这是我们的同胞，使我们的国民性，是以“立人”为思想核心的鲁迅先生所批判也是所关注的，普通大众组成的看客圈一旦形成是一把无声无息的令人窒息的杀人网络，在这个看客圈子中一个作为启蒙者的个体，不但他自身的理想光辉被消解得全无，反而被当成“疯子”而加以排斥，作为异端而被“正当杀害”，只是因为他想启蒙这群看客，却成为被看的对象。夏瑜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典型，被自己启蒙的对象吃了，而且沦为了饭后的谈资，流言的种子。
究竟谁是病的？究竟谁是疯的？启蒙的路最艰难的不是恶的危险，而是中国看客们那噬骨般寒凉的目光与非常残忍的麻木。
《药》最后的结局是坟场相遇，一个崇高的生命就这样死了，而在一个看客的世界里只是一个疯子死了，他的母亲也觉得“羞愧”，这是多么的悲哀，启蒙者牺牲的价值只能是谈资吗？那坟头上出现了“红白花圈”，鲁迅先生用曲笔天上去的，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面提到是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是啊，有时候周遭还是那么黑暗，我们习惯了“惯于长夜过春时”，我们看不到一股健康的力量存在，看到的只是不同利益集团在狗一般的互咬，与看客们一起啮齿启蒙者的灵魂，而鲁迅先生那种绝望恰恰是一种对铁屋子现实的洞见，那种呼吸是沉重的，他警醒于绝望的现实依旧不惮于做一个真的猛士，在孤独寂寞里奔驰，他没有以他之必无否认青年人之可有，他“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419--420页）他“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致许广平·两地书·第一集·五》，《鲁迅全集》11卷，23页
鲁迅先生对青年真的很好，在许多作品中都对青年表达出希望，也为青年的困惑给予关注和思考，这是一位为青年真正思考的知识分子，每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竖子们谩骂已经逝去的鲁迅先生，看到那么多五毛党的青年为了区区五毛钱出卖自己的灵魂，也扼杀进步的声音的时候我也觉得悲凉，进化不是线性的，启蒙依旧任重道远，如果说赵老太爷们、假洋鬼子们、资本家的乏走狗们骂鲁迅我还能理解，青年的愚昧才是最为可悲的，青年不能肩负起自己的使命甚至去开历史的倒车，在复兴吃人的礼教依旧充当游戏国里面的看客，没有走的人多的路，那真的没什么希望了，梁启超先生也不该写《少年中国说》，而是该写《少年中国瞎说》。
那用了曲笔的红白花圈是对烈士的致敬，鲁迅写到了华夏两位母亲对花圈的反应，夏瑜的妈妈是惊异的几乎发狂，有人在纪念她作为“疯子”被处死的儿子？华小栓的妈妈则因为自己的儿子的坟和别的坟只开着零星的清白小花儿感到“不足和空虚”----一个无价值的生命的死亡和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死亡还是有不同的。
在这部启蒙者悲剧的小说里，鲁迅先生有着对悲剧深广的反省，我们最后做一个小结，鲁迅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把国民性作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家，他的核心思想是“立人”，他的批判与创作的本身都是这个目的，而且这一任务至今远未完成仍有现实意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形成这种残忍的看客情节，启蒙对象吃掉启蒙者的悲剧也有着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中国是一个没有坚定信仰的民族，充满了现实的实惠主义精神，尽管打着道德的大旗，但是不敬畏来世，对现世的功名与实惠看得格外重，在普罗大众身上升华不出对崇高价值的持久追寻，鲁迅在《吃教》一文（《鲁迅全集》第五卷，310页）中写到：“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玩玩笑，寻开心”这几个字“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寻开心”》，《鲁迅全集》6卷，272页）钱理群先生也指出：在中国，没有真正的“信”而“从”，只有“怕”与“利用”，最多的是“做戏的虚无党”，所谓“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是写尽了中国的特色的，这是一个“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不但自己做戏，也把别人的言说与作为都看做做戏。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游戏场，大剧场”，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一旦落入其中，就都变成了供看客鉴赏的“表演”。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描写的“看客”现象，就是一种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钱理群《鲁迅十五讲》北大出版社55页--56页）
这个看客社会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消解力量，不但拒绝许多底层的祥林嫂、孔乙己、被拆迁户、弱势群体的痛苦，也把许多有良知的，说真话的，有追求的知识分子和改革家，许多真的猛士与战士当成被看的对象，在哈哈一笑中消解了他们的崇高的牺牲价值，钱理群先生总结的很精彩：正是这全民的狂欢，“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得以继续派下去，“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快开心的开心的人们”，这些“看客们”之中。
在这篇读书笔记的最后我还是强调几点，第一，当下中国维护鲁迅比批判他更有意义，批倒了鲁迅乐的只是假洋鬼子与赵老太爷们，第二，启蒙依旧任重道远，中国文明的复兴必然是需要创新而不是复古，需走全面的走向现代，包括培养出现代的公民，完成鲁迅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立人理想，那时候传统文化的精华自然有人去复兴，第三，希望终究还在于青年，特别是80、90后们，要读书，要追求进步，而不是为了五毛钱就出卖自己。最后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结束吧，世界上本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愿这看客的游戏国早日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