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恐怕没有一位作者如《黄金武士》的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这样，终日担心会遭到谋杀，因为他们的作品妨碍了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斯特林西格雷夫曾出版了引起世界轰动的《宋家王朝》、《马科斯王朝》和《大和王朝》等作品，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黄金武士》是他和佩吉西格雷夫冒着生命危险推出的又一力作，耗时18个春秋，为世人揭开了20世纪隐藏时间最久、掩盖最深、波及范围最广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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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世之作《黄金武士》传播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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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耗18年之工追踪日本二战中掠夺亚洲巨额财富的去向
*揭秘隐藏了半个世纪、至今未捅破的弥天大谎
*打开了国人对于日军侵华战争认知上的死角
恐怕没有一位作者如《黄金武士》的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这样，终日担心会遭到谋杀，因为他们的作品妨碍了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斯特林西格雷夫曾出版了引起世界轰动的《宋家王朝》、《马科斯王朝》和《大和王朝》等作品，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黄金武士》是他和佩吉西格雷夫冒着生命危险推出的又一力作，耗时18个春秋，为世人揭开了20世纪隐藏时间最久、掩盖最深、波及范围最广的秘密。
二战期间，日本以武力践踏亚洲各国的同时，执著而隐秘地实施一项掠夺被占领国财富的“金百合计划”，计划的最主要组织者均为皇室成员。日本战败投降前夕，数以万吨计的财宝被藏匿在菲律宾各地或随沉船沉于海底。这笔财富数额到底有多大?我们不清楚，却可以找到富饶的亚洲因为战时日本的洗劫，黄金储备只占当时世界黄金储备的5%这样一组数据。当然，亚洲被占领国失去的不止是金银珠宝，仅中国一国而言，就丧失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瓷器、艺术品、远古化石、线装书籍、宗教文物等。战争中的日军犹如贪婪成性的强盗，以强盗的逻辑，别人的任何东西都值得一抢。还记得中国的无价之宝“北京人头盖骨”吗?就是在战火中遗失的，至今难觅其踪。日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在军事上输掉了这场战争，拥有这些财富，日本则在经济上没有输。令人费解的是，战争结束后，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责竟没有这方面的追究，是疏忽了?还是故意的?别忘了，战后百废待兴的全球，似乎只有财富最能打动人心。
60年过去了，这笔财富就像蒸发了一样销声匿迹，随之一起蒸发的是战争受害者甚至是遭受日军蹂躏的同盟国战俘和劳工的怨气。奇怪的是，最讲究人权的美国也没有让自己的这些受尽苦难的国民从日本国那里得到任何赔偿。
《黄金武士》一书说，“大多数被掠夺来的财富运到了日本，存放在日本皇宫，或为日本的某些寡头所收藏”。战后，为了讨好麦克阿瑟以及手下，逃脱自己的战争罪责，有的日本战犯竟把镭这样的稀有金属以个人的名义上缴了盟军占领司令部。这不由使人联想起一些事情：日本的战争流氓尚且发了战争财，难道贵为天皇的明治真的像战败时被形容的那么一贫如洗吗?要知道，当时敛财的都是他的皇室族亲。战后第7年，日本就恢复了“元气”，难道它除了自己的努力和好运气外，就没有别的因素帮助它的经济复苏吗?想想看，当初美军轰炸日本本土，似乎变成瓦砾堆的都是些民舍以及最基础的民用设施，而日本皇宫以及奴役亚洲人民和同盟国战俘的三井、三菱和住友这样的大企业都没有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事实上，这笔巨大的财富并没有安稳地躺在地下或海底，而是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断被发掘。发掘是秘密性的，财宝也最终落到了握有实权的某些国家政客的手里，成为他们无限的资金来源，用于秘密行动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令人愤怒的是，这些被日本从亚洲12个国家聚敛的积累了几千年的巨额财富变成了带血的“黑金”，催生了世界政坛上一些不可见人的丑恶!
长久以来，菲律宾流传着一个被称之为“山下黄金”的传奇，围绕着它，发生了许多邪恶无比、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情。读罢这本书，你会惊愕地发现，几十年前，“山下黄金”就制造了一位富可抵国、比比尔盖茨身价高出数倍的世界超级富翁。而在他死后，他的继承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穷人。
如果您觉得本书的作者只是给我们写了一部现代版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连续遭到恐吓?书中的种种数据，让人们不得不相信其真实性。
《黄金武士》已在全世界各地出版了十余种文版，今天，它在中国的出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最大的受害国，中国读者不但可以从中了解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战后美日勾结的一些秘密，而且有可能推动中国相关研究的进展。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有助于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出现几位中国研究者和知情者，来推动中国向日本起诉，要求他们归还二战期间掠夺的中国受害者的财产，那这本书的出版意义就更大了。
曾经出版过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并同时在也日本出版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个人的抗在战》、《鬼子还会再来吗》等书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黄金武士》中文版，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隆重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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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武士》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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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临近尾声的最后几个月里，日军将领山下奉文率部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崇山峻岭中进行最后的殊死抵抗。与此同时，数名日本皇室成员在附近的山洞里加紧指挥隐藏于战争中掠夺来的财富。对于即将战败的日本来说，藏匿这些财富至关重要――如果日本在军事上输掉了这场战争，拥有这些财富，日本则在经济上没有输。监督执行掠夺和隐藏这些“战利品”的是裕仁天皇的兄弟秩父宫雍仁、三笠宫崇仁和表兄竹田宫恒德。这一计划被称为“金百合计划”。
因为担心战败后日本本土会遭到攻击和占领，掠夺来的财富会被“充公”，所以给这些财富找一个休眠地显得十分必要。除运回国内并主要藏于皇宫的部分外，有些虽被故意制造的沉船事件沉于海底，而大量财富只能藏于陆地，于是日本选择在菲律宾建造了175个“皇家藏宝金库”。为了减少秘密的传播，同藏宝一起埋于地下的是数以万计的劳工、战俘，甚至是日军的官兵以及工程师。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凭着蛛丝马迹，一个“山下黄金”的传奇在局部地区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
而这一离奇、邪恶、恐惧事件的目击证人，便是日本皇族主持菲律宾藏宝的竹田宫亲王的贴身菲籍男仆——本维尔莫雷斯。日军费尽心机，却百密一疏，在执行计划时留下了一个活口。出于偶然萌生的同情心，竹田宫在遂道爆炸之前，把本叫出了遂道，使他拣了条命，并被竹田宫委以重任——藏匿175张“皇家藏宝图”，待来日交还与他或日本皇族，除此之外谁也别给。但是本却……
1945年9月2日，接到国内通知后，山下奉文向盟军投降，随后被关入监狱。山下被指控犯有战争罪，但审讯期间没有公开提到日本抢劫财富的问题。从山下的口中得到宝藏的埋藏地点显得不太可能，他的司机小岛少佐便成了突破口。经过拷打，10月初，小岛终于招供，并带领负责拷打他的美藉菲律宾情报官员去了几十个藏宝处。其中两处很容易被打开了。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从将军麦克阿瑟到总统杜鲁门，对藏宝处埋藏的财宝以及数额都惊愕不已。
于是，出于不便明说的各种动机，日本掠夺亚洲巨额财富的秘密被掩盖了下来。令人震惊的是，这笔财富既没有归还原属国，也没有作为战争赔偿给予受害者，更没有沉睡，而是不断被发掘，最终落在了掌握实权的各国政脑的手里，成为一些政客无限的资金来源，用于秘密行动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就这样，这笔从亚洲12个国家掠夺来的积累了几千年的巨额财富变成了带血的“黑金”，催生了世界政坛上一些不可见人的丑恶……
读罢此书，你会打开一些认知上的死角：为什么“金百合计划”的实施者均为日本皇室成员?为什么战争临近结束时，日本皇宫以及重要的工业设施没有毁于美国的轰炸?为什么对二战时日本掠夺亚洲财富没有公开的史料记载?为什么有些日本人虽败犹荣?为什么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如此迅速?为什么最讲人权的美国没有让自己受尽苦难的战俘和劳工从日本那里得到任何赔偿?……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作者只是写了一部现代版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那么为什么他们会遭到恐吓?在战争中暴露贪婪本性的某些日本人，难道真的会让这笔不惜牺牲道义上的声誉换来的财富永久藏在地底?
本书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我国广大读者较为熟悉的著名学者,曾出版引起世界轰动的《宋家王朝》、《马科斯王朝》和《大和王朝》等大作。令人吃惊的是，几部作品问世后，作者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生命威胁甚至谋杀。《黄金武士》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推出的又一力作，耗时18个春秋，为世人揭开了20世纪隐藏时间最久、掩盖最深、波及范围最广的秘密。
《黄金武士》中文版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受害国，中国的受害者比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都要多得多。在1895年至1945年间，同其他地方相比，日本从中国掠夺的财宝最多。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从东北开始，然后波及上海、南京和全国数百个城镇，中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金块、财宝、钻石、色彩多样的宝石、瓷器、艺术品、远古化石、无价的线装典籍、宗教文物和祖传宝贝都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除中国内地外，从香港到新加坡、从马尼拉到雅加达，几乎海外所有华人的居住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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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如果传播真相的人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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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我们说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定要出版。但接着又告诫我们：如果出版了，我们可能会遭谋杀。一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在看完书稿后说：“我希望他们能放你们一条命。”他不需要再往下说“他们”是谁。
二战期间日本掠夺亚洲的财宝，并秘密存放于美国银行的事，同瑞士银行秘藏纳粹掠夺的犹太人黄金事件紧密关联，揭露这两者的秘密都十分危险。吉恩·齐格勒(JeanZiegler)是瑞士的一位教授和国会议员，他在《瑞士、黄金和死者》一书中，揭露了50年来官方的“健忘症”。1998年，他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瑞士银行业存有犹太人财产一事作证，之后他被瑞士联邦检察官卡拉·d.庞德(CarladelPonte)指控犯有“叛国罪”。这一指控有21个银行家、商务律师和一些极右政客参加，他们中许多人是一些瑞士大银行的股东。他们指控齐格勒是一些犹太组织的同谋，这些犹太组织在向瑞士勒索巨额钱财。
许多人因为在贪欲面前保持道德操守而遭到迫害，齐格勒是其中一位。克里斯托夫·梅里(ChristopheMeili)是瑞士联邦银行的警卫，他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就他从瑞士联邦银行的碎纸机前保护下来的银行文件作证后，有人威胁要杀他，绑架他的妻子和孩子。美国允许他和他的全家在美国避难。
我们也遭到过被刺杀的威胁。我们出版《宋家王朝》一书时，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资深官员告诉我们，有人正在台湾组织别动队到美国来杀我们。他说：“换了我的话，我会真当一回事的。”于是，我们离开美国躲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海岸外的一个岛屿，在那里销声匿迹一年。在我们离开后，台湾的别动队到达旧金山，开枪打死了美籍华人新闻记者亨利·刘。
我们出版《马科斯王朝》一书时，以为马科斯家族和它的亲信会来找麻烦，结果麻烦却来自华盛顿。许多人调查过马科斯的事，但我们是第一次揭露美国政府秘密参与马科斯黄金交易内幕。我们不断受到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的攻击，它们底下的人甚至在深更半夜打电话骚扰我们年迈的父母。有一次，我们乘飞机抵达纽约时，我们中的一人在肯尼迪机场被扣留，护照被没收，软禁了3个小时。最后虽然把护照还给我们，但未作任何解释。我们根据情报公开法，到有关部门征询其原因时，他们只给我们回复了一份传真，但传真上的每个字包括日期都被涂黑了，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保护政府的情报源，它们在法律之上。
美国财政部的一个人在他的骚扰电话中说，他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我们接受日本一家电视台采访的节目，这个节目只在日本播出，我们从来没看到过。
我们的另一本著作《大和王朝》中简单地提到“金百合”的发现，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写了《黄金武士》。该书出版后，我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一直都被监控。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其中一人在欧洲的一个诊所作短时间的医疗时，护士长告诉我们，有一位自称是我们的美国医生来电话问来问去。
2001年8月，《南华早报》上刊登了本书的内容摘要，好几个编辑打来的电话突然被中断，该报编辑部发来的电子邮件，要72小时才能到，而同时抄送的一位朋友，就在附近，即刻能收到。
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开始收到暗示谋杀的恫吓。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要招致谋杀?借用吉恩·齐格勒的一句话，我们正在“同官方的健忘症格斗”。
我们正处在危险的时代，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当时只要谁揭露被掩藏的财产，他就可能被打成“恐怖分子”和“叛国者”。几个月之前，三位原美驻日大使宣称，二战美国战俘及强制平民劳工起诉日本大企业要求赔偿的行为如同恐怖分子。最近，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则称，必须制止机密情报的泄露，必要时“派遣特种部队(SWAT)到记者家”。
国家安全不管对于谁来说都是严肃的事情，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国家安全也可能被用于掩盖官员的腐败和利益的争夺，这就是所谓暴政，对付暴政的惟一办法是坦白和光明。
本书不展开讨论杜鲁门总统对这些战争掠夺黄金进行保密是否公正，这个问题让大家来评论。我们所要指出的是：从头到尾的秘密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滥用由这些财宝建立的贿赂基金，使这一腐败像癌细胞一样以几何级数在增长，直到今天。围绕着贿赂基金，一个全球性的腐败的网络已经形成。官僚、政客、间谍和将军们都烂在这些黑钱上。有迹象表明，大量战争掠夺钱财已被美国极右势力以“爱国”的名义瓜分走。杜鲁门当初这个决定的预想外的后果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挥之不去的一个病症，它正在将无辜的人步步逼近深渊。那些从中得到好处的人和机构将不择手段，甚至包括暗杀，来掩盖这一秘密。
医治一个疾病的惟一方法是首先找出病根。但是当皇帝因梅毒病菌侵犯大脑而疯狂时，被折磨和烧死的第一个人一定是做出如此诊断的医生。
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下了很大工夫销毁、掩盖或是抹去有关金百合的文件，但是我们仍然搜集到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对当事人做了数千小时的采访，我们已将这些资料内容制成光盘可供本书读者利用，并公开在我们的网站(www.bowstring.net)上，读者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希望更多的知情者能站出来。当上层腐败时，真相不会由上层来揭开，而是来自像吉恩·齐格勒和克里斯托夫·梅里等人所提供的蛛丝马迹，像他们这样的人就是觉得要为揭开真相做点什么。
为防不测，我们已经安排好将此书和所有相关文件公开到一些网站上。
如果我们不幸被杀害，读者一定会毫无困难地指出“他们”是谋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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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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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日本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统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当做寄生虫。日本人明白中国人不会等着别人来抢劫他们的财产，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聪明。因此，要把这些财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须具有同等的聪明才智。实际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营财团的资产来自于对朝鲜和中国的抢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业的头目垂涎这些财富，于是他们大力支持日本军队，企盼着控制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到抢劫，人们会联想到银行、博物馆、豪宅以及被忽视的黑钱。日本流氓恶棍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敲诈勒索的实践经验，他们把银行、博物馆、豪宅留给宪兵处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夺中国藏而不见的财富，特别是来自于贩毒、酒、卖淫、赌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为所得的暴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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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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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A.阿克曼———华盛顿律师。讲述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怎样试图控制在纽约银行的黑金账户。
罗伯特·B.安德森———与麦克阿瑟一起巡视了藏宝地点，用日本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宝建立了黑鹰信托基金，艾森豪威尔内阁成员。
詹姆斯·杰苏斯·安其尔顿———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利用纳粹和日本掠夺的战争财富操纵战后意大利和希腊的选举。
朝香宫鸠彦亲王———下令对南京的屠城洗劫。
圣地亚哥·巴伦安将军———在写给马科斯的备忘录里详细提到与日本高级官员关于共同挖掘马尼拉战争宝藏的秘密谈话。
旧金山律师梅尔文·贝利———起诉花旗银行不当占有圣罗马纳账户的战争黄金。
陆军上校杰克·坎农———利用战争黄金资助占领地日本的敢死队，消除左翼分子和劳工组织者。
威廉·凯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与兰斯代尔共同参与发掘黄金和黑鹰信托基金;之后解除马科斯职务。
丹尼尔·卡思卡特———加利福尼亚律师，告赢马科斯窃金佛一案。
秩父宫亲王———裕仁天皇的胞弟;发起金百合计划对整个亚洲被占领地区进行掠夺并藏匿宝藏。
雷·克莱因———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利用日本战争财富操纵外国政府;在花旗银行力争控制圣罗马纳黄金。
罗伯特·柯蒂斯———马科斯找来的采矿专家，对黄金进行清洗;策划了大部分挖掘行动，拍摄了173个金百合原版地图。
土肥原贤二将军———日本高级情报人员，金百合计划中5大头目之一，一手策划了对中国的洗劫。
艾伦·杜勒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兄弟，监理黑鹰信托基金，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十个贿赂基金。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强硬的保守派、美国前国务卿，设计了1951年的和平条约，以帮助日本一些战犯逃避罪责。
裕仁天皇———接受并侵吞了从12个国家盗窃的文化宝藏的精华，秘密保存在瑞士黄金账户中。
奥洛夫·荣松———马科斯为找到藏宝点找来的瑞士通灵之士，曾经看到堆满赃金的仓库。
岸信介首相———指挥了对满洲的洗劫，为东条英机的战争内阁效命;尼克松令他掌管M基金。
儿玉誉义夫———日本头号黑社会头目，通过洗劫中国的黑社会支持金百合计划，利用赃款建立日本执政党自民党。
小岛———山下奉文将军的司机，在兰斯代尔和圣罗马纳的刑讯下招出十几个藏匿宝藏的金库。
爱德华·G.兰斯代尔———因刑讯小岛、找到日本黄金而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黄金武士。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利用掠夺财产为裕仁在三和银行建立信托基金，同时建立起秘密的M基金支持自民党。
伊梅尔达·马科斯———前菲律宾第一夫人，被控在世界各地银行藏匿黄金;贿赂证人对金佛之事做伪证。
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独裁者，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日本藏宝，在下台前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分享发现的赃金。
约翰·J.麦克洛伊———以纳粹和日本从战争中掠夺的财富建立全球黑鹰信托基金的最初谋划者，后成为世界银行行长。
约瑟夫·麦克米金———主持了对小岛的刑讯，利用战争黄金成为全球金融家。
宫泽喜一———日本大藏相，1951年和平条约的三个谈判代表之一，依然是M基金的主要管理人。
罗赫略·罗哈斯———找到了日军从缅甸掠夺的实心金佛;马科斯偷走金佛之后，将其折磨致死以杀人灭口。
塞韦里诺·圣罗马纳(又称“桑蒂”)———拷打山下奉文的司机，发现12个藏宝库，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对黑鹰信托基金的“看门人”。
诺伯特·施莱———前美国副司法部长，被诬告企图谈判“57”券，身败名裂。
罗伯特·施魏策尔将军———里根总统的顾问，曾请求罗伯特·柯蒂斯帮助白宫寻回更多的战争赃物。
约翰·辛洛布将军———施魏策尔在发掘黄金中的搭档，在菲律宾耗资几百万挖地掘金却一无所获。
竹田宫恒德亲王———裕仁天皇的表兄，明治天皇之外孙;主管在菲律宾175个金库藏匿的战争中掠夺的宝藏。
本·维尔莫雷斯———菲律宾稻农，幼年时代是竹田宫亲王的仆人，到过175个宝库，有竹田宫藏宝图。
考特尼·惠特尼将军———麦克阿瑟的律师和参谋，成立M基金，用大量贿赂影响日本的选举。
查尔斯·威洛比将军———麦克阿瑟的情报处处长，雇佣战犯重写历史，操纵日本政府。
山下奉文将军———日本高级将领，占领了新加坡，金百合计划的主要执行者。
金钱是战争的原动力。
———西塞罗
当战争来临时，首先被牺牲的永远是真相。
———参议员海勒姆·詹森
对金钱的研究往往会把原本简单的
真相搞得错综复杂，以此来掩盖或规避真相，
这一点远胜于经济领域的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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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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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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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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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最后几个月里，山下奉文(YamashitaTomoyuki)将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崇山峻岭中进行着最后的抵抗。与此同时，数名地位显赫的日本皇室成员在附近的山洞里指挥隐藏大量抢劫来的金砖和其他宝藏，以便来日他用。这些宝藏是亚洲12个国家历经数千年积累的财富。
在此之前，随同日军行动的专家组有计划、有系统地洗劫了这些国家的国库、银行、工厂、私宅、当铺、艺术馆以及普通的老百姓。同时，日本的黑帮也洗劫了这些国家的黑社会及其所拥有的钱财。这方面，日本做得比纳粹德国要彻底得多，日本军队如同一个巨大的吸尘器，横扫了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赃物经朝鲜由陆路运抵日本，但由于美国潜艇在1943年完全封锁了海路，因此由海路运输的其余赃物只能到达菲律宾。藏匿这些财富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日本在军事上输掉这场战争的话，有了这些财富，日本在经济上则没有输。在日本皇室成员的监督下，日本在菲律宾建造了175个“皇家藏宝金库”。1945年6月初，当美国坦克离巴姆邦(Bambang)不到20英里时，在一个离地面220英尺的名为“8号隧道”并堆满金块的地下建筑里，为建造这175个皇家藏宝金库的175名总工程师的告别宴会正在进行。①入夜，他们喝了很多日本米酒，高唱爱国歌曲，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万岁”。午夜时分，山下将军和其他的皇室成员悄悄地溜了出去，与此同时，在通向外界的通道里，预先准备好的炸药被引爆，工程师们都被活埋，而他们建造的宝库则成了永远的秘密。②在日本皇室成员乘潜艇逃往东京的3个月后，山下将军向美国军队投降。
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埋事件直到最近才为人们所知，那些被掩埋的宝藏在此之前也被人们认为是想象中的“山下黄金传奇”。但是，一位目睹这一活埋事件的见证人带我们去了8号隧道，并描述了他的个人亲历。二战期间，年轻的菲律宾人本·维尔莫雷斯(BenValmores)是负责封存菲律宾境内所有皇家藏宝金库的皇室成员的贴身男仆。这名皇室成员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有点感情用事，在炸药被引爆之前的最后一刻，他让本·维尔莫雷斯从8号隧道出来，使本捡回一条命。当我们采访他时，本已是一位七十五六岁的老人了，身体欠佳。在此后数个月里，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在1943～1945年陪伴这位皇室成员的所见所闻及个人经历。
日本在亚洲掠夺战利品的运输和隐藏等工作由裕仁天皇的最有魅力和教养的弟弟秩父宫雍仁(Chichibu)负责监督执行，其机构代号是天皇所作诗歌中一首诗的题目———金百合，其他皇室成员负责日本占领区的金百合机构的其他分支机构。最近，我们从日本消息来源得知本的战时主人是竹田宫恒德(TakedaTsuneyoshi)，他是裕仁天皇的表兄，明治天皇的外孙。1998年，我们用众多皇室成员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测试了本。我们把所有皇室成员的姓名隐去，而本却能立刻辨认出竹田宫、裕仁天皇的两个弟弟秩父宫和三笠宫崇仁(Mikasa)以及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军队的指挥官朝香宫(Asaka)。本说他侍候过他们，在他们编制财宝目录和封存财宝时，他为他们倒茶端水、送饭、递香烟。本是一个种水稻的农民，从未离开过菲律宾，因此他迅速而又正确地辨认出这些皇室成员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看到竹田宫的照片时，本神情凝重，并开始低吟日本民歌《樱花盛开》，他说竹田宫常在他面前唱这首歌。
在写《大和王朝》那本书的最后阶段，我们得知1945年10月，美国情报人员发现了日本在菲律宾的一些藏宝金库的地点，并秘密地取回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黄金、白金及零散的宝石。如果这一信息是真的话，那么它揭示了一个美国政府掩盖了半个世纪、不同寻常的国家秘密。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值得进一步调查，因而有了《黄金武士》这本书。下面就是我们自那以后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1945年9月2日，在接到日本正式投降的通知后，山下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从位于开延干(Kiangan)的要塞里出来，把他们的军刀交给了由宪兵少佐杰克·肯沃西(JackKenworthy)率领的一支部队。随后，他们被带到了位于马尼拉郊外的新比利贝德(NewBilibad)监狱。③
由于数月前岩渊三次(IwabuchiKanji)海军上将手下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马尼拉所犯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在没有受到惩罚的情况下，山下让他们离开了该市)，山下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且审判期间没有提到日本抢劫财宝的问题。但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隐蔽的审判议程。由于只要拷打山下将军就会被他的辩护律师所发现，因此山下没有受到折磨，但他手下的参谋人员受到了拷打，山下的司机小岛(Kashii)少佐受到了特别的关注。④自1944年，山下从满洲调来接管菲律宾的防守任务后，他一直是山下的司机。负责对小岛拷打的是一位美籍菲律宾情报官员，名叫塞韦里诺·加西亚·迪亚斯·圣罗马纳(SeverinoGarciaDiazSantaRomana)，他是一个有许多名字及多重性格的人。他的朋友称他为“桑蒂”(圣诞老人)。他要小岛交代他驱车送山下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那里隐藏着金块和其他宝藏。⑤
我们了解到负责监督桑蒂的就是爱德华·G.兰斯代尔(Edward·G.Lansdale)上尉，他是后来美国最著名的冷战斗士之一。1945年9月，37岁的他完全无足轻重，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撰稿人。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旧金山度过，为美战略情报局(OSS，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译者)写宣传材料。1945年9月底，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时，他时来运转。为了保存美国情报机构的资产，战略情报局的负责人威廉·多诺万(WilliamDonovan)将有关人员调到其他的政府和军队部门，兰斯代尔上尉与其他50名在机关混事的人则被调到位于菲律宾的陆军G-2部门。在那里，兰斯代尔听到了有关桑蒂正在审讯山下将军的司机的情况，并作为观察者参与进来。⑥
10月初，小岛终于招供，并带兰斯代尔和桑蒂去了位于马尼拉北部山区的十几处藏宝点，其中两处很容易就被打开了。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从麦克阿瑟将军到杜鲁门总统，对藏宝金库里所放的东西都感到震惊。
在桑蒂及其助手着手打开其余藏宝金库的同时，兰斯代尔上尉先后飞往东京和华盛顿，向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汇报。杜鲁门在同顾问班子讨论以后，决定继续挖掘金库并高度保密，计划将发掘出的赃物———金块、现金、宝石及其他的贵金属，同在欧洲发现的轴心国的赃物一道被单独存放，用以建立一个秘密的反共政治行动基金。⑦根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军队官员提供的消息，杜鲁门政府因此得到了几乎是无限的资金来源，用于秘密行动而不留下任何痕迹。这笔“黑金”被美国政府用作加强其盟国财政、贿赂政客、操作选举以及成为更黑暗的所谓“潮湿工作”(“wetwork”)的一个重要基础。20世纪40年代末，用日本战时掠夺来的赃物来赞助这些秘密行动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苏联当时在全球正在积极地支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使“自由”世界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本书的目的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揭开这一秘密，提出并考察这些决定所带来的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同我们一样，许多读者会对这些资料感到吃惊。一些人会对杜鲁门的战略决定感到不安，而另外一些人则会表示完全支持。研究和评判杜鲁门的决定并不属于本书的范畴，本书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报告。当然，杜鲁门的这一决定是经过长期讨论以及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而且也不是杜鲁门一人做出的。
用战争掠夺的赃物建立全球政治行动基金的想法，最初是由罗斯福政府的陆军部部长亨利·L.史汀生(HenryL.Stimson)想出的。战争期间，史汀生让他的一个智囊考虑轴心国掠夺来的赃物以及战后如何处理这些赃物的问题。由于战争形势对轴心国不利，这些赃物被发现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些战利品大芳是从被占领国家及其人民那里掠夺来的黄金，并以金砖的形式保存。为了排除找到其原先主人的可能性，这些黄金被融化，重新浇铸为金锭，并被标上了纳粹党所用的?畚字记号和德国中央银行的黑鹰。另一些难以物归其主的原因是：许多原先的主人已经死亡;原来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东欧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因此，归还这些赃物似乎已不大可能。
史汀生处理这个问题的特别助理是他的副手约翰·J.麦克洛伊(JohnJ.McCloy)、罗伯特·洛维特(RobertLovett)和顾问罗伯特·B.安德森(RobertB.Anderson)。他们都很精明，而且后来在政府和银行业方面颇有成绩：麦克洛伊后来当上了世界银行的总裁;洛维特官至美国国防部部长;安德森则成为美国财政部长。他们当时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建立一个被非正式地称为“黑鹰”的信托基金。1944年7月，当44个国家聚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安排战后世界经济时，美国同其盟国第一次秘密地讨论了信托基金的问题。我们发现许多高级官员的文件证实了这一点。这些高级官员中包括中央情报局驻马尼拉的站长、中央情报局前副主任雷·克莱因(RayCline)。1945年，他知道桑蒂的发现;90年代，他继续参与了掩盖花旗银行、蔡斯(Chase)银行和纽约其他银行仍然保存的日本掠夺赃物的行动。
在向杜鲁门及华盛顿的其他官员包括麦克洛伊、洛维特和史汀生汇报后，兰斯代尔上尉与罗伯特·B.安德森一起于1945年11月返回到东京。⑧然后麦克阿瑟与兰斯代尔和安德森一起秘密飞到马尼拉，视察了桑蒂已经打开的金库。⑨他们漫步在“一排排被堆成2米高的金砖里”。仅从这些金库就可以看出，在数年里，日本从整个亚洲掠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财富。日本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破产，而是在整体上变得更加富有。
根据雷·克莱因和其他人的说法，由桑蒂和兰斯代尔在1945～1947年间所发现的金块被谨慎地存放在42个国家的172个账户上。⑩这样做是有很重要的理由的。如果大量藏宝被发现的消息公布于众，成千上万的人会来认领，其中不乏许多骗子。在所有权方面，政府也会陷入困境。杜鲁门还被告之，如果公众知道存在着如此众多的“黑”黄金，将会引起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体系崩溃。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如此众多的国家把他们的货币同美元挂钩，而美元则同黄金挂钩，这样全世界的货币都会贬值，引起金融灾难。但只要对这一消息保密，价格就可以保持在每盎司35美元的价位上，美元也能保持坚挺，以黄金为后盾的国际货币就能保持稳定。同时，这些“黑”黄金将起到储备金的作用，支持每个国家的主要银行，从而巩固这些国家的政府地位。作为一种安全措施，存放在这些银行里的金块受到严密的监控，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定限制使用这些黄金(这一程序被称为“专款专用”)。这使得华盛顿能够经常向这些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的主要银行施压。简言之，只要这些国家及其领导人与美国合作，在冷战中保持与美国结盟，这些沉睡的黄金就可以作为政治贿赂金用来保护当事人。
文件显示，在1945年至1947年间，大量黄金和白金被存到了世界最大的银行里，包括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银行，这些银行成了黑鹰信托基金的主要机构。瑞士银行在信托基金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战时瑞士是中立国，瑞士银行没有遭到掠夺、破坏及损失。瑞士银行的高级官员签署的文件表明，由这笔资产所担保的大笔贷款提供给了英国政府、埃及政府、中国国民党政权及其他挣扎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政府。{11}
问题是在“国家安全”的外衣下，产生了滥用权力的情况。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例子。这些地下资金被用来行贿，被用在意大利、希腊、日本和其他地方的贿选;利润丰厚的信托基金为大人物效劳;黄金的持有证被作为诱饵而投放。在那些聪明人手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一些最大的银行以它们的金库里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黑钱为筹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乎到了上瘾的程度。
回顾过去，出于爱国目的和高尚事业的需要，追回金百合藏宝库所藏，并建立黑鹰信托基金是件容易做到的事，但在冷战期间要用好这么多的黑钱则不那么容易。因为这时所谓的“国家安全”使得要审计这些钱的使用几乎不可能。为了掩盖存在这笔财富的真相以及确保美国在对抗20世纪40年代末席卷亚洲的共产主义浪潮中的地位，华盛顿还做了其他滥用权力的事情，在外交方面撒了许多弥天大谎，特别是有关日本的谎言。美国想要日本成为其在亚洲的反共堡垒，因此，这笔隐藏的财富的来源永远不能披露。
从1945年开始，华盛顿不得不坚持称日本从未掠夺过任何东西，而且在战争结束时日本已是一文不名，完全破产。这样，美国开始了对许多历史事实的歪曲，并使它们成为秘密。由于对金百合组织聚敛到的后被华盛顿得到的这笔财富一事必须保密，因此日本和美国民众都被欺骗了。1951年的和平条约被这些欺骗所扭曲，成千上万被迫为日本公司从事奴隶般劳动的战俘和劳工因此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为了使日本免于战争赔款，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私下会晤三名日本人，制定出和平条约的条款。其中一人就是宫泽喜一(MiyazawaKiichi)，他是后来的日本首相，并多次担任日本的藏相。根据和平条约的第14条：“本条约谈判国认为日本应对其战争期间对盟国所造成的破坏和痛苦赔付战争赔款。然而，这些国家也承认目前日本的资源尚不足(以进行这样的赔款)。”为了强化日本破产的印象，第14条称：“同盟国放弃由日本战争行为所造成的国家赔款的要求以及同盟国的国民由日本战争行为所造成的赔款的要求。”通过签署这个条约，同盟国诸国等于承认日本战时掠夺的财富全部蒸发掉了，而且所有日本战争行为的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作为对同意该条约的回报，华盛顿将桑蒂所发现的“黑金”秘密地运到这些国家用来加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12}
由于黑鹰信托基金和政治行动基金一直是预算外资金，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其数量比任何时候都要大。根据华盛顿高层消息，1960年，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把这些基金中的最大的一笔之一———M基金给了日本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作为回报，他们许诺给尼克松回扣用作其竞选美国总统的竞选费用。M基金当时的数目是350亿美元，据说现在其价值达到了约5000亿美元。这笔钱自那以后一直受自民党的幕后操纵者所控制。他们用这笔钱来贿选，使日本保持着一党专政，并阻止任何有真正意义的改革。类似的秘密基金所导致的腐败现象在全世界比比皆是。秘密是一种权力，权力导致腐败，不透明的权力导致秘密的腐败。
正如研究日本的专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恰如其分地评论：“冷战结束了。无论美国当时怎么认为的，现在都有必要对冷战进行彻底的反思。冷战本身不再能被用来证明对冷战的代价及其未曾料想到的结果进行忽视的合理性。今天的问题不是日本转变为社会主义还是中立主义，而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依赖美国的日本政府会如此的腐败、无能和脆弱。”{13}
所有这些宝藏来自何处?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亚洲的掠夺被官方轻描淡写地称为是多喝了几杯的士兵的一些随意的小偷小摸的行为和一些暴力行为。这是一派胡言。抢劫作为战争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60年，英法远征军来到中国华北，喝醉了酒后，变得疯狂起来，抢劫了北京郊外华丽的圆明园，砸烂了他们拿不走的所有东西，然后一把火烧毁了除一座亭阁和一间房屋外的整个宫殿。由于不相信他们抢到的黄金是真的，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士兵把其中的大部分给扔掉了。联军的司令是额尔金(Elgin)爵士，其父曾将雅典帕台农神庙里的雕塑运走。1900年，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的使馆区，西方军队再次进入北京，开始了酒后的狂暴行动，抢劫、捣毁紫禁城里的财宝。但这与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间的所作所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不同在于其不是酒后的抢劫和破坏。日本人的抢劫是理性和故意的行为，特别注意抢劫有价值的书籍和手稿，而一般的小偷和普通的士兵是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的。日本人还特别注意抢劫亚洲的黑社会———三合会、秘宗会、黑老大，特别是从事繁荣的鸦片贸易的帮会。对于个人，日本人用敲诈的手段恐吓有钱人。从中国和朝鲜抢夺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和文物。到目前为止，仅有少部分的被抢艺术品和文物物归其主。一些主要的文物，包括一些金铸的佛像，最近在菲律宾黑社会的隐藏地被人看见，它们是由马科斯的亲信运去的。但这些艺术品和文物中的绝大部分仍然藏在日本私人的保险箱里，或是在东京皇家收藏品中。
华盛顿向外界传递的官方信息是日本战时的精英———皇族、财阀、黑老大和“好”官们，努力结束了战争，此时，他们已贫困潦倒，他们也是一小撮“坏”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受害者。读者们将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被告知，在战争结束时，日本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养活不了自己。实际上，在战争结束时，日本的统治者比以前要富有得多，战争对他们工业体系的破坏相当小。大部分可看见的破坏是数百万普通平民的火柴盒般的房屋，在他们最高统治者看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无关紧要的。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几家工厂和官邸被摧毁，甚至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
由于急于想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共堡垒”，华盛顿宽恕了日本战时的领导人、天皇及皇族和金融界的首脑们，免除了他们对12个亚洲国家的破坏和使之贫穷的责任。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战时领导人被处决。美国在战后占领结束时，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包括那些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控制着东亚最大贩毒网络的黑帮和教父。华盛顿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重新得到日本政府的权力，其性质等于在战后使纳粹党重新在柏林上台。但这在日本却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因为所有反对的声音都被政治迫害的运动所扼杀，这种政治迫害甚过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日本极右势力在战时抢劫的赃物和日本财阀在战时从亚洲国家所榨取的利润的资助下得以复活。
从盟军占领日本一开始，麦克阿瑟将军、杜鲁门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其他一小部分官员，完全知道日本在战争期间抢劫的赃物和日本上层人物所拥有大量财富的情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1955年出版的一份由麦克阿瑟司令部起草的有关占领的报告承认：“占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和保护大量储藏的金、银、宝石、外国邮票、雕花瓷盘以及在日本为非法的各种货币。尽管这些财富的大部分由日本官员收集起来，并由美国军队看护，但据了解，这些财产中没有申报的现金是存在的。”{14}
美国情报机构发现的另一大笔财富是由黑社会教父儿玉誉义夫(KodamaYoshio)得到的价值13亿美元的赃物。他作为日本海军少将参与了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金百合行动，并专门负责抢劫亚洲黑社会。另外，他还负责日本在整个亚洲战时的毒品交易。战后，儿玉为了从巢鸭监狱出来，避免受到犯有战争罪的起诉，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1亿美元，这笔钱被存入M基金。儿玉还个人出钱创建了两个政党，后来合并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至今，华盛顿仍全力支持该党。
我们从美国一些法律行为的蛛丝马迹中可以证实美国得到了金百合行动的赃物，如检验桑蒂遗嘱的真伪、核对他交税的情况以及他存在美国、瑞士、香港及其他地方的钱的法律证据。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全世界充斥着秘密账户，这些账户上的钱是来自金百合计划的赃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桑蒂死后，他的一些大的账户上的钱被匆忙地转到了名为退休少将兰斯代尔的名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些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黄金的银行账户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易手，这就提出了银行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许多著名的名字与这个离奇的故事有紧密的联系。长期担任花旗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约翰·里德(JohnReed)是与桑蒂的黑钱流动有牵连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在与此案有关的诉讼中常被提到。在这些诉讼案中发挥作用的律师中，有一位是旧金山的著名律师梅尔文·贝利(MelvinBelli)，他在写给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编辑的信中说：“现在我确信世界上许多重要银行的确为桑蒂存过钱。”贝利在诉讼中写到：“被告花旗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在花旗银行为桑蒂所拥有的金块的兑现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里德及花旗银行有系统地出售了而且仍在出售着上述金块，并将销售收入挪用。”
在美国进行的其他诉讼确信无疑地证明金百合行动所抢劫的财物的确隐藏在菲律宾。在旅游胜地碧瑶(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部———译者)附近，一位名叫罗赫略·罗哈斯(RogelioRoxas)的菲律宾锁匠发现了隐藏在一隧道里重达1吨的金佛像和数以千计的小金砖。一听到罗哈斯的发现后，马科斯总统派打手没收了金佛像。罗哈斯后来被捕，并受到拷打和谋杀。1996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他的家属从马科斯的财产中获得220亿美元的赔偿。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提供了许多有关日本抢劫亚洲财物的证人、文件和照片证据。
1968年，马科斯总统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日本，与日本达成联合发掘的交易。根据该代表团一名成员的回忆，他们会见了一名皇室成员，“一名高级官员，他是裕仁天皇的堂兄。他告诉他们，日本在菲律宾藏匿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财富，这需要花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搜寻所有这些财富”。{15}另一场不同寻常的诉讼是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诺伯特·施莱(NorbertSchlei)在调查日本神秘的M基金时，被美国财政部“咬”了一口后，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诉讼。
为了扩大竞选资金，在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债券后，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发现当这些债券到期时，国库里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这笔国债。为了避免难堪，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TanakaKakuei)迫使债券持有人接受期票，但期票在设计时故意留有缺陷，以便日后可被说成是伪造的。当他的顾客要求谈判兑现这些本票中的一部分时，诺伯特·施莱被逮捕了。
华盛顿和东京坚决否认这些期票(被称为“57”，在裕仁执政一年后发行)的真实性。但我们有证据显示它们是由财政部自己印刷和制造的，并在特定的场合下被日本政府秘密地承认。我们复制了日本和瑞士银行之间的秘密通讯，它们确认了这些期票的真实性。纽约一些与“57”有牵连的金融家还告诉我们，由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精心设置的陷害诺伯特·施莱的圈套刚被执行，美国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Haig)就成功地同日本自民党有影响的人物竹下登(TakeshitaNoburu)就上述期票中的一种进行了成功的谈判，(老)布什总统给竹下登的一封私人信件进一步促成了该笔交易。所以这些金融证券的真实与否取决于你的朋友是谁。
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经过协调一致的努力，花了60年的时间才重新获得隐藏在瑞士银行里的资产，得到了包括大众汽车公司在内的德国大公司对他们所从事多年苦役的赔偿以及收回了从他们家中和办公室里抢走的艺术品。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激励全世界其他的幸存者发出要求赔偿的正义呼声，并导致了有关人士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
这一“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庭上进行着，战斗的一方是幸存下来的战俘、苦役、慰安妇和平民受害者，他们提出十几亿美元的赔偿诉讼，这一赔偿要求在战后一直被神秘地拒绝。据估计，到1995年，有70万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没有得到赔偿。由于年龄和疾病，他们的人数正在急剧减少。这些受害者身后是一支不同寻常的积极分子和律师的组合，他们有着多年同德国大公司和瑞士银行打官司要求赔偿的经验。急于避开这一不断扩大的司法“发现”，有关政府正在向受害者支付欠债，为的是堵住他们的嘴。
华盛顿的做法有所不同。其做法是将这类诉讼案从州法院转到联邦法院，在这里通过政治压力和政府机构的干预驳回这些诉讼。国务院、司法部援引1951年和平条约的第14条来阻止战俘和其他受害者起诉财大气粗的诸如三菱、三井和住友(Sumitomo)这样的大公司。在2000年6月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犹他州奥林·哈奇(OrrinHatch)主席，对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律师所说的“1951年的和平条约取消了受害者所有权利”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联邦政府有权说‘巴丹死亡之旅’的受害者见鬼去吧，你们这些受到虐待的人放弃你们的权利吧，因为我们有权这样做?……从宪法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有权剥夺这些个体公民权利只是因为他们在条约里进行了这样的规定?……我们没有让日本政府赔偿。我们只是叫那些做了坏事的公司赔偿。今天，这样的一些公司有着几十亿美元的资产。”
尽管还有其他代表受害者的呼吁，2000年9月21日，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恩·沃克(VaughnWalker)还是做出了对美国战俘和其他受害者不利的判决。沃克说他同意政府的立场，这些诉讼案“具有潜在的扰乱半个世纪外交条约的因素”。他判决和平条约已解决了所有的赔偿问题，并对这些诉讼不予受理。{16}他说破坏自战争结束以来就存在的微妙的日美外交联盟是很危险的。另外，三位前驻日大使也令人难以置信地称这些美国前战俘实际上是“恐怖分子”。
华盛顿用来阻止这些诉讼所花的精力和时间的确很奇怪。整个问题涉及各种不同的利益。在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国驻日大使托马斯·福利(ThomasFoley)非常坚决地拒绝向战俘和其他的苦役进行赔偿，认为“和平条约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所有主张”。他的副手克里斯托弗·J.拉夫勒(ChristopherJ.Lafleur)一有机会就附和他的立场。对受害者来说，有趣的是拉夫勒的妻子被住友公司聘为顾问。住友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企业集团之一，战时曾大量使用劳工，也是诉讼的对象。福利作为大使的任期一到，返回美国后，就到另一家大的企业集团三菱任待遇丰厚的顾问职务。三菱也是战时使用劳工最多的公司之一。也许更耐人寻味的是拉夫勒的妻子是日本前首相、藏相宫泽的女儿，宫泽就是1951年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秘密谈判和平条约的三位日本人中的一个。在任命驻日外交官时，利益冲突似乎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是能够被任命的一个条件。
今天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东京和华盛顿在金融方面进行了勾结，这些证据足以对此举行国会听证会和审计署的调查。在半个世纪的外交谎言掩盖后，现在是摘掉“国家安全”这块遮羞布的时刻了。在这块布后面有许多勾结、腐败和各种利害冲突，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
在我们调查这个问题的18年中，我们深深地怀疑有关金百合的证据中所涉及的巨额资金的问题。据权威的说法，世界上共有约130000吨加工过的黄金，包括金块、金币和装饰类的黄金，如金手镯、项链或戒指。官方有关黄金拥有量的记录表明，拥有超过世界75%人口的亚洲的黄金拥有量不到全世界总量的5%，这一统计数字从表面看有些荒唐。至少，在西方，黄金法则就像重力法则一样灌输给我们。实际上，没有人真的知道究竟有多少黄金。我们不知道西班牙从新大陆掠夺了多少黄金，因为当黄金到欧洲时，其中大部分已到了欧洲银行世家的手中，如福格尔家庭(Fuggers)和韦尔泽家族(Welsers)。他们赞助了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行动。福格尔和韦尔泽对如何处理这些黄金守口如瓶。除了了解他们很富有和以多种聪明的方式分散他们的财富外，我们无法知道克虏伯(Krupps)、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s)、奥本海默(Oppenheimers)、沃伯格(Warburgs)或者洛克菲勒(Rockefellers)家族的确切财富。1万亿美元听起来很多，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今天约有23万亿的美元在这些富人的手中，其中大部分沉睡在大洋彼岸的私人账户里。在那里，银行的不透明及地方法律保护着这些资产，就连税务官员、配偶、商业伙伴以及客户也不了解它们的情况。我们对亚洲和中东的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富商大亨以及犯罪组织所拥有的黄金数量的了解就更少了。富可敌国的西方王公贵族可能拥有银行、石油公司，他们甚至控制政府，但是富有的亚洲人从不相信政府或是银行，而是更宁愿以小块金砖、白金等形式来保持他们的财富。在中国，这种绝对的不信任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相当确信，在亚洲，这种隐藏起来的财富数量远远超过在欧洲和北美洲自银行体系(如我们所知道的黄金市场)建立后的4个世纪里所积聚财富的数量。即便是美国政府也拒绝透露其所拥有的黄金数量，最后一次公开审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简言之，黄金是世界最大的秘密之一，这种保密也是很有道理的。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确切地估计有多少黄金被抢劫，多少被隐藏，多少被秘密地收回，或者多少黄金有待去被发现。由于所有这些谎言和欺骗，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十分肯定地知道这类问题的细节。当我们研究日本皇族成员竹田宫最初藏宝图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许多含义隐晦的标记和一个似乎在表明藏宝库储藏了价值777万亿日元宝藏的符号(推测是1944年的价值，当时的汇率为4日元比1美元)。然而我们却无法知道这个数字是否精确以及其他的标记是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编码的。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些标记上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发现这样一个藏宝库里存有多少宝藏，我们必须寻找确凿的历史证据———1975年10月，马科斯总统在特雷萨-2(Teresa-2)藏宝库里实际发现了多少财富?根据一位曾参与清理这些宝藏工作的人透露，当时从一个隧道里运出了价值80亿美元的金砖。
在本书中以及本书所附的相关证据里，我们用文件证明了大量战时掠夺来的赃物是如何至今仍然保存在诸如花旗银行、蔡斯银行、香港上海银行集团(Hongkong&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和瑞士联合银行这些国际大银行及其他银行的保险柜里。我们提供了有关信件、合同、运货单、政府的税单、保险单的影印件以及与中间人的采访记录，这些中间人从事了“黑鹰计划”的大笔交易。
我们用文件证明一个秘密联合账户是如何在日本三和银行里建立起来的，这一账户是由麦克阿瑟和他的老对手裕仁天皇联合拥有的。这一账户被叫做“昭和信托”(ShowaTrust)，根据裕仁的年号命名，其名下的资金是如此的多，到1982年年利息就达到了10亿美元。我们还确认了昭和信托基金三位托管人之一的身份。我们的文件显示马科斯总统是如何发现这一账户的存在，并如何以此来勒索日本政府的。我们的文件还包括战后在陆地和海上发掘这些黄金行动的照片;桑蒂和兰斯代尔从1945年至1949年仅找到这些财富的一部分。10年后，当日本开始单独或与他国一起重返菲律宾来收回这些宝藏中的一部分时，又有了一批重大的发现。
我们得到独家调阅60000卷文件和数百小时录像带的权力。这些录像带是由美国采矿专家和冶金化学家罗伯特·柯蒂斯(RobertCurtis)在过去的25年里拍摄和收集的。1975年10月，他本人在特雷萨-2(Teresa-2)这个地方亲自参与了为马科斯总统发掘价值80亿美元的金砖工作。在差点被马科斯谋害并逃出菲律宾后，柯蒂斯对记录这些财宝历史的重要性着了迷。在为马科斯设计发掘5个主要金百合藏宝点的过程中，他有机会亲自研究许多在马尼拉市内和周围的藏宝点，使他对金百合工程师所应用的技术有了全面的了解。如今，他有一份缺席判决，要求他分享马科斯财产中的那一部分黄金，其价值为78亿美元。
在他为马科斯总统工作的那几个月中，他拍摄了由日本的地图制作者为秩父宫准备的175张原版藏宝图中的172张。在本书中，我们引用了这些地图的一些复印件。
本书中，我们还讲述了日本打捞“奥普顿·诺特(OptenNoort)”号的传奇故事。这是一艘荷兰的定期客轮，被日本俘获后伪装成救护船，并被金百合行动用来安全地运送财宝。1945年返回日本后，它被日本海军在舞鹤(Maisaru)海军基地附近凿沉，当时船上还装有数吨重的黄金和白金。1990年，这些财宝被打捞出水，当时潜水的日本打捞船和澳大利亚打捞船的名字在我们复制的照片中清晰可见。
本书中还包括了中央情报局马尼拉工作站站长的亲笔信和绘制的图表，这些东西表明一些美国参议员、政府官员以及五角大楼将军们是多么希望使用从菲律宾获得的金百合的财富，并与约翰·伯奇社(JohnBirchSociety，美国民间组织。1958年12月9日成立，以反对共产主义，提倡极端保守主义为宗旨。———译者)和(韩国的)文鲜明统一教团(theMoonies)合作，创建一个由他们所控制的新的军工联合体。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施魏策尔(RobertSchweitzer)和陆军将军约翰·辛洛布(JohnSinglaub)在香港一家旅馆有关发掘黄金讨论的录音带确认了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曾领导一个被称为“企业”的影子政府的退休海军和陆军将军，试图策划进一步发掘藏于菲律宾的日本战时掠夺来的财富。由于被一种认为日本人在1942年曾挖了一个深达400英尺深的洞穴来藏匿金砖的说法所误导，他们的人在一幢房屋也掘地400英尺。由于这个洞300英尺以下已在水里，他们调来了美国海军的深水潜水员和减压仓用以完成这一发掘任务。在历经辛苦和100万元的开销后，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只好放弃。我们记叙了多次类似的失败冒险，以表明全面的揭露是非常需要的。
马尼拉对面八打雁(Batangas，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港口城市———译者)的海岸线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藏宝点，有朝一日，这个地方可以建成一个金百合的主题公园。近年来，它一直是日本方面发掘这批财富的目标。它是一个很高的海岬，俯瞰着南中国海，上面有许多隧道和炮台，因而得到了“大炮”(Navarone)这一绰号(“大炮”一词的比喻取自于1961年，美国著名导演戴维·尼文(DavidNiven)执导的电影TheGunsofNavarone———译者注)，我们被要求不要透露有关其地点的更多细节。这一综合建筑群是日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征服菲律宾的长远战略而建造的。1944年，它的里面装满了各种宝藏。自那以后，其中的3个隧道被日本人开启，发现了几卡车的金砖。他们被其发现冲昏了头脑，结果他们没有进一步搜寻，更深处的隧道似乎没有被动过。
所有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让我们从头说起，从朝鲜开始。
注释
①参见第六章的军事日期和细节。到1945年5月5日，美国军队挺进山区进展神速以至山下不得不放弃邦都(Bontoc)和碧瑶(他的防御三角中的两个角)，他开始把他的部队撤到巴姆邦和巴加巴格之间，并沿阿辛河撤到开延干地区。在6月1日至4日，山下的反坦克部队与美国的第775坦克营打了一场运动战，加速从巴姆邦撤到开延干地区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活埋工程师的事件。
②竹田宫亲王的“红色系列”8号隧道的地图复制品收在我们的附录中以及关于罗伯特·柯蒂斯的CD光盘里。
③怀俄明州的律师乔治·F.盖伊(GeorgeF.Guy)是山下律师团中的一位，他为最高法院历史协会写了山下的投降及其审判的情况。参见乔治·F.盖伊：“TheDefenseofGeneralYamashita”inYearbook1981SupremeCourtHistoricalSociety.网址：www.supremecourthistory.org/myweb/81journal/guy81.htm
④山下司机的姓名以及他受到拷打的情况是由接近圣罗马纳的人士提供给我们的。这些细节得到了中情局退休人士的证实，但他们要求不要提到他们的姓名。1975年，佛罗伦丁诺·维拉库塞斯(FlorentinoVilacrusis)上校向罗伯特·柯蒂斯提供了类似的情报。维拉库塞斯说在东京与栎原爵士(LordIchivara)会面时(参见第十章)，他得知圣罗马纳拷打了小岛少佐，后来小岛用从另一位囚犯那得到的一把黄油刀自杀。2001年，柯蒂斯向作者讲述。
⑤似乎山下将军知道他的司机受到拷打，实际上是代他受过。日本人和许多西方人认为山下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因而当他知道他的助手受到可怕的折磨，包括电击、药物和用水来折磨，而他自己却幸免于难深感痛苦。
⑥兰斯代尔后来声称，战争结束时，他是一名少校，被派到马尼拉的G-2情报部工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到马尼拉的。他在1948年11月被提为陆军司令部G-2副主任时，军衔才升为少校。参见Lansdale：IntheMidstofWars，第4、11页。
⑦读者在每一章的尾注里以及本书的附件和与之相配套的CD光盘里将发现大量资料来源的注释，包括信件、文件、采访个人。我们的网址:www/bowstring.net。
⑧此时，史汀生已辞去其战时的职务，但仍然积极地参与了(这个行动)。
⑨有关麦克阿瑟的这次行程，没有公开的记录，但我们有许多消息来源证实了这次旅行。这些消息来源说在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与安德森在吕宋岛。对麦克阿瑟来说，从日本的厚木空军基地秘密飞往马尼拉附近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⑩一份给英国外交部长的照会清楚地表明了这点。这一照会是由远东地区英国平民被拘留者协会官员在编号为92591的英国外交文件里(第4页)发现的，他们的发现能够在网上看到。网址为：www.abcifer.com/ww2/newpage1.htm.。在阅读了《大和王朝》一书后，他们与我们的出版商联系，分享他们的发现。
{11}这些贷款涉及的美元数额非常之大。这些文件包括瑞士公共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保险费。参与这些贷款的银行还有UBS，图兰·阿列姆联合银行、SchweizerischeMetal银行、联合银行和维也维中央联合银行。我们被要求不要复制这些文件。
{12}参见注⑩。
{13}约翰逊的评论可以从日本政策研究所(JPRI)的网站得到。
{14}参见ReportsofGeneralMacarthur:MacarthurinJapan:TheOccupation:MilitaryPhase，Volume1Supplement.Washington，D.C.:FacsimileReprint，1994，第223页。
{15}转引自维拉库塞斯上校的Presidentialmemoranda。
{16}有关沃恩·沃克的判决，参见THEJAPANTIMESONLINE，“USJudgeCitesTreatyinRejectingPOWSuit”。网址：www.japantimes.co.jp;information和中日战争史维会的网址：www.sjwar.org.判决是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加州北区法院作出的。编号：CaseNO.MDL1374。2001年10月，另一个共同起诉一个或几个原告人代表与他们有同一利益的其他大批人而提出的诉讼在芝加哥联邦法院进行，该诉讼要求1万亿美元的赔偿。该诉讼也以同样的理由被驳回。参见“U.S.WarCompensationSuitSeeks$1Trillion，FridaySeptember7，2001，NichiBei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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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掠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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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行占领我国东北，使中华大地充满着愤怒和恐惧。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吞并中国其他的领土，直到把整个中国变成其殖民地。①一位满铁公司的研究员说:“我们更需要思考为什么我们良好的愿望……没有传递给中国大众。”在上海，有人抬着裕仁天皇的画像游行，画像的胸部心脏处刺着一把纸做的匕首。中国报纸报道了在朝鲜有人试图刺杀天皇，但子弹击中了另一辆车。②10天后，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轻人穿着好战的日莲宗(Nichiren)僧服在上海一条拥挤的街上游行，唱着歌庆祝日本在满洲的胜利。激怒的中国人袭击了这5人，并当场打死了其中1人。这些“和尚”其实是日本的特务，是特务组织田中隆吉少佐手下的人。③
这名少佐故意挑起事端，期望一个或更多的特务被打死，这样日本就可以“保护”在上海的日本公民为由，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是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此刻，日本海军在黄浦江上停泊着多艘火力强大的战舰以保护日本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商业利益。没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本海军上将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动员了在上海的3万名日本居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自称是“浪人”的日本平民也手持手枪、步枪、刀和棒球棒加入进来。很快，驻扎在上海附近的中国十九路军也加入到战斗中来。在裕仁的批准下，9万名日本增援部队迅速进入上海。④开始是凌乱的枪击，接着是大炮、军舰上的火炮和日本飞机对上海密集的街道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上海的一部分被夷为平地，18000名平民被打死，24万人无家可归。⑤西方人士在相对安全的租界的房顶上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日本占领朝鲜和东北的时候，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外交官，目睹了事件的过程。在上海，数以千计的西方人士是日本残忍和滥杀的见证人。记者们常被困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中。欧内斯特·豪泽(ErnestHauser)写到:“狗和鼠在庆祝它们自己的节日:在一群群狼吞虎咽的野狗下面是难以辨认的尸体。”东京受到强烈的谴责。在伦敦，日本大使吉田茂(YoshidaShigeru)说日本对上海的进攻是“严重的错误判断”。美国银行家感到悲哀。摩根家族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Lamont)称，日本的行动使得向日本提供进一步的贷款成为不可能———无论是通过投资还是银行。3月2日，在战斗了34天后，十九路军开始全面撤退。第二天，日本宣布单方面停火，接下来的是正式停火协议。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拖延行动，因为日本军队将在1937年夏再大规模地返回此地，完成此次未完成的任务。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东亚病夫”，一个无比腐败、恶习丛生的国家，处在崩溃边缘，一触即倒，就像支在一双小脚上的干瘪老太。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早已失血，但这完全不是事实。从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手中的资产与藏在民间的财富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对北京连续不断的抢劫使大量宫廷财宝流失，但是这并未影响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会手中的黄金、艺术品及祖传的遗产。因为这些人并不信任银行，中国人以小块金砖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财产。在我们以前出版的另一本名为《边缘的老爷们》一书中，我们从古代中国商人阶层的起源，追溯到现在华侨巨富的全球网络。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以纳贡的形式垄断贸易，除此以外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被处以极刑。商人永远是被压制和被迫害的对象，财产被没收、被关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蛮夷之地”。结果是中国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经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商业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纪末，作为对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的让步，为了急需的财政税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才允许商人公开经营。因此，根据传统的做法，大量的中国财富仍然是隐藏着的。有一些地方银行网络和当铺，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贷款。但在那些条约规定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的西方银行，不对中国人开放。
日本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日本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统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当做寄生虫。日本人明白中国人不会等着别人来抢劫他们的财产，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聪明。因此，要把这些财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须具有同等的聪明才智。实际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营财团的资产来自于对朝鲜和中国的抢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业的头目垂涎这些财富，于是他们大力支持日本军队，企盼着控制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到抢劫，人们会联想到银行、博物馆、豪宅以及被忽视的黑钱。日本流氓恶棍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敲诈勒索的实践经验，他们把银行、博物馆、豪宅留给宪兵处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夺中国藏而不见的财富，特别是来自于贩毒、酒、卖淫、赌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为所得的暴利上。为了进展顺利，他们先暂时和中国的黑社会建立合伙关系，中国黑社会的这些人对欺诈自己的同胞没有任何悔意，正是这些流氓恶棍，造成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大量地下财富前所未有的流失。
中日两国黑社会的合作已经非正式地存在了1000多年，在古代，中国沿海地区福建省的私人企业家组织了亚洲最成功的贸易网，他们的舢板把海上贸易做到远至东非和阿拉伯国家。每一个私人贸易组织都有自己的海军和水兵，并把他们的财富以金砖密藏在中国沿海的堡垒里。他们用这些财富贿赂地方官员。因为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是朝廷，日本人成了这些人的天然盟友。福建的中国海盗及商人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吴岛上避难，在那儿，他们受到当地大名的保护。日本武士也经常随同他们到富裕的江南抢劫。到20世纪，中日黑社会再次联合也是顺理成章。
1937年，裕仁和他的顾问们建立了“金百合组织”，这一机构成立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这些财富的走向———确保其只流入天皇的金库中。它是一个皇室组织，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该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黑社会来实行。黑社会像挤奶似的榨取着中国的财富，金百合计划就是榨取那层奶油。
如果说在恢复中日黑社会历史悠久联盟的背后要有一个天才的话，那么他就是土肥原将军，他是那个时代日本最重要的情报官。他一生中遍迹亚洲。他策划了对满洲的占领和溥仪的绑架。他的个人小圈子里包括日本最大的黑手党人、最厉害的流氓和最胆大妄为的军官。在满洲，他同“两ki三suke”小帮派密切合作，特别是其中的金融专家星野直树。星野领导鸦片专卖局，后来成为天皇内阁官房长官。他还同许多中国黑社会的头目称兄道弟，这些头目大都来自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也是亚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它由3个不同的政府管理，最大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上海市政府，除此以外，还有2个繁荣的外国租借地，这是19世纪外国列强从清政府处得到的租界。面积较小的是法国租界，人口约为50万。说其是法国租界，其实有点夸张，因为租界里仅有2400名法国平民，300名法国宪兵。其余的居民则为14000名不同国籍的欧洲人，包括白俄人，还有许多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宁愿接受法国总领事的绝对统治，而不愿意接受蒋介石手下官员巧取豪夺式的专制独裁。法国租界也是青帮及其头领杜月笙的地盘，杜是中国最大的帮会头目，正是在杜及其打手的帮助下，蒋介石在1927年控制了这座城市。当时暴徒和国民党军队联合清洗了市内的共产党人，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中国军阀政治多变，蒋介石只是一个新的领袖，青帮头领情愿居住在法租界里，受法国当局的保护，而法国当局得到杜的慷慨捐款，对他贩毒、开设妓院和赌场等行为亦视而不见。
第3个政府是公共租界，以英国人的行政管理为主，美国人其次。公共租界里，外国居民不到4万人⑥，其中一部分是日本人。日本居民的人数上升很快，这些人中有商人、银行家、旅馆经营者、黑手党人及不断增多的特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人成为在上海人数最多的外国居民。⑦由于对公共租界管理层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怀有敌意，大部分日本黑手党人住在上海近郊虹口一个被称为“小东京”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出售毒品和枪支。
整体来说，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最大。中国所有外国财产中，38%为英国人所有。英国控制了一半以上的船运，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在管理，到1931年，英国在中国的投资几乎达到10亿美元，其中75%在上海。⑧但这一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1921年时，英国与日本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英国屈于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同意终止英日同盟。正如丘吉尔所说的，结束英日同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看作是西方世界受到亚洲强国的刺激”。⑨这一事件发生在战末《凡尔赛和约》谈判之后。在凡尔赛谈判中，日本人试图通过一个种族平等的协议，但遭西方拒绝。随之而来的英日同盟结束，使日本人感到被双重抛弃和出卖。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报复，准备对西方发动战争，让英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裕仁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Higashikuni)和姑夫朝香宫，在其私交圈中挑选了一些最狂热的、报复心强、诡计多端的军官、黑手党、金融家。在大财阀的支持下，在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以工业建设为掩护，建设军事项目，包括机场、港口以及对沿海进行勘测。在上海市中心的河港，日本公司购买了3个大码头，并让工人在连接这些码头的地下挖隧道通到江湾路上的日军司令部。⑩
并不是所有人都上日本人的当，在上海，几乎没有什么事能够瞒过青帮首领杜月笙，他什么好处都想占，任何秘密非法的活动都必须得到他的许可。{11}如果有商人不向他交纳保护费，就会被绑架，遭到枪击，或者房子挨炸、被烧。有一次，杜月笙绑架了蒋介石的新娘宋美龄，以提醒蒋究竟谁是老大。{12}
1932年，年仅44岁的杜老板已有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来自于他在上海及长江中下游直到内地的广大地区所控制的赌场、妓院、酒场、商店、海洛因买卖所得利润。杜月笙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白手起家的人。他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名叫高桥的肮脏的贫民窟里，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在一家粮店当苦力。为了改变自己的境遇，杜月笙过黄浦江来到上海滩，在河边卖水果，接着改卖鸦片和海洛因。后来，他成为法租界毒品生意首领的差使。该头领绰号为“黄麻子”，是一名探长，也是青帮的创始人。当时有3个帮派———红帮、青帮、蓝帮，相互竞争，控制长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年轻的杜月笙使黄麻子认识到他们应该可以停止争斗，彼此合作。后来，红帮和蓝帮衰落，杜的青帮继而控制了上海和周围地区的全部“生意”。{13}
1932年，日本对上海发动第一次进攻时，杜月笙组织了数千名青帮打手与侵略者战斗。蒋介石赞扬他英勇的爱国精神，但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为帮派利益而战。长江三角洲是杜的地盘，他不愿日本黑社会与日本军队和财阀勾结在一起，破坏他对赌博、卖淫和毒品业的控制。最终，青帮、国民党和日本制订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妥协方案，他们瓜分这些“行业”的利润，正像1932年前红帮、蓝帮和青帮所做的那样。
当时，上海职业化管理的赌博业规模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每星期的收益超过100万元，杜月笙在福煦(Foch)大街3层楼的福生赌场为他的顾客提供配有驾驶员的豪华轿车接送。{14}杜月笙在法租界里的赛狗赌博生意也非常兴隆。{15}上海有10万多妓女，{16}妓院、夜总会和舞厅雇佣了数以千计的妇女。最著名的歌舞厅是法伦(Farren)和德尔蒙特(DelMonte)，在那里，顾客付钱与白俄女子跳舞。{17}
日本人也参与到这些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中。1932年，日本宪兵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妓院。在整个长江流域，这个曾经是英国独占鳌头的地方，日本企业家控制了棉纺厂、钢铁厂、铁路、造纸厂、电厂和银行。日本的汽动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国内陆地区连接起来，而且随时可把这些港口变为军港，这使得法国人感到紧张，他们决定加强对法租界的控制，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迁出去。杜月笙又一次显示了其才能。他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书面上的协议，麻醉品由国民政府独家控制。{18}但这只是一个托词，杜月笙仍然全面控制着毒品交易，只是现在他是与蒋介石而不再与法国分享毒品利润，国民政府还向其颁发了“营业执照”，这使得国民党能够假装自己正在进行大力打击鸦片的运动，那些未经“授权”的毒品交易———实际上是杜月笙的竞争对手，受到了镇压。{19}缉毒局把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青帮，用来提炼海洛因和吗啡，{20}毒品交易的利润通过农民银行支付给蒋介石，农民银行为杜月笙所有(被戏称为“鸦片农民银行”)，蒋介石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提高他的军队现代化水平，这使得日本很生气。
日本开始通过大量走私进口毒品来破坏国民党的鸦片垄断。从满洲来的大量廉价毒品是使中国人丧失意志的最好方法。它们包括带有海洛因的香烟和销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剂，这些片剂在劳工中很受欢迎。这使得国民党和青帮感到不安，日本在满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种植鸦片，同时还从伊朗用船进口鸦片。这些鸦片在天津和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加工成吗啡和海洛因。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资料，日本宪兵、黑社会和财阀相互勾结，使他们在中国的毒品交易利润最大化。{21}大部分毒品都是从台湾走私进入大陆的，他们用机动船把鸦片、吗啡、海洛因运到中国大陆的日本租界，储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仓库里。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因此，这些设备和雇员不会受到中国警察和司法的干预。朝鲜是另一个日本加工毒品的地点。汉城一家由日本军队管理的工厂，1938至1939年间，生产了2600公斤海洛因。当时日本在满洲、朝鲜、台湾以及在中国内地各个城市的日本租界里拥有数百家这样的工厂，如汉口，有3家这样的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海洛因。{22}在太平洋战争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产并销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亚最大的毒品销售中心。{23}日本一直隐瞒其毒品销售，直到1934年，鸦片顾问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才听到美国代表团指责日本操纵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贸易。{24}
日本销售的毒品很便宜，与其他毒品的差价很大，以至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时期，蒋介石命令他手下人员从日本人那里购买毒品，加价后，在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销售这些毒品。{25}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36年，蒋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购买者，而且是从他死敌日本人那里购买的。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巡官评论说，政治之争落到“中国和日本对中国毒品交易的控制权的竞争上”。{26}对日本来说，在军事进攻前，这是削弱中国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1936年底，东京已准备好在中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先是在北京郊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攻占这个北方的首都。1937年7月7日，驻丰台卢沟桥附近的一名关东军的连队长命令士兵向中国军营开火，以报复一个虚构的“对日本军队的侮辱”。{27}裕仁天皇开始不愿意派更多的军队到中国，因为他更关注列阵于满洲和西伯利亚前沿的苏联军事力量对东北日本军队不断增加的威胁。但是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向他保证:“与中国的战争可以在2～3个月内结束”。{28}
中国领导也错误估计了形势。蒋介石的内弟、财政部长宋子文嘲弄地说:“3个月内……日本将处在破产的边缘，并面临革命。”{29}双方的估计都严重失误，卢沟桥事件升级为一场中日战争，它使近100万日本军队陷入其中8年，并使中国面临破产和革命。
几周内，华北的京津地区完全被日本控制。与日本占领满洲后国际社会的默然接受不同，此次进攻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谴责。美国罗斯福总统威胁要进行贸易禁运，作为对付“日本侵略瘟疫的方法”。{30}
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因为这是其权力的惟一保证，蒋介石把华北让给了日本人，撤退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使冲突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发生了变化，上海和其他城市被暴露在日本的攻击范围内。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决定先发制人，对在上海的日本军队发动进攻，以此让美国和英国为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卷入冲突。4天后，国民党的3个精锐师进入上海市区。8万名中国士兵向虹口驻有5000人的日本军营发起进攻。{31}日本在整个上海共有9万名兵力，许多仍在位于黄浦江的军舰上，很快，中国军队增加到30多万人。但蒋介石的犹豫和错误决定浪费了中国在数量上的优势。日本军队在战术、训练及装备上优于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犯了难以置信的错误。8月14日，中国空军也投入了战斗，打算炸沉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Izumo)，总共4架中国飞机都过早投弹，结果炸弹落到上海市区拥挤的街道上，后果惨重。{32}
使东京感到沮丧的是，在混乱中，所有中国银行、企业和金融家都把他们的财产装上卡车，很快运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在那，他们受到西方国家战舰的保护。中国军队一直勇敢地战斗到11月初，这时，蒋介石令人费解地把他的军队和总部向西沿着长江后撤180英里到南京。在上海的一个月的战斗中，近25万中国人被打死，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上海的不屈不挠、躲进西方租界里的大亨的狡猾令日本人恼羞成怒，南京成为日本报复的对象。日本部队在追击蒋介石军队的路上，蹂躏了美丽的苏州，预示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
当日本军队开始包围南京时，蒋介石又一次决定抛弃他的百姓，不予抵抗。他先撤到武汉，后又撤到500英里外的四川重庆。历史上除了最坚定的征服者外，很少能进入四川。蒋在重庆建立了他的战时政府，向世界宣布他仍然统治着中国，他还带来了数千箱的宝藏。从最坏的情况打算，在此之前，蒋介石命令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把北京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和其他城市的艺术品尽可能多地装箱，最后，它们被运送到中国西部成都，但能够装箱和运走的毕竟有限。
日本对南京进攻开始之前，裕仁天皇将其叔父朝香宫鸠彦派到中国，以接替生病的松井石根将军指挥作战。在任何贵族中，都有一些人接受狭隘的教育，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日本也不例外，朝香宫鸠彦之流把自己当做半神半人，对中国人、朝鲜人和其他亚洲人十分蔑视。他由于酗酒成性，更是偏执。在南京城外一接受指挥权，他就给他的助手发布命令说，现在是“给他们中国兄弟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教训”的时候了。{33}
在随后的南京暴行中，日本军队屠杀了30万毫无防御能力的军民。2万至8万名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被数次强奸，包括儿童、少女和老太，许多被开膛剖肚。男人、妇女和儿童遭受如此野蛮的暴行令世界感到震惊。数以千计的中国男子被用绳子拴在一起，然后被机关枪打死，或被浇上汽油，点火烧死。另外一些被用作人靶进行刺杀训练，或供军官进行砍头练习。所有这些好像是在进行欢乐的体育比赛，看谁能砍的人头最多。数星期过去了，这些暴行仍在继续，南京的大街小巷尸体堆得高高的。不像以往，大规模的暴行通常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许多西方人士目睹了这些暴行，他们中有外交官、医生和传教士，其中一些还设法偷偷将照片带出去作为证据。
金百合计划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实施。1937年，日本军队蜂拥中国沿海，之后向南京挺进，参与的部队是如此的众多，阵线是如此的宽广，日本的统治者担心因为各指挥官争夺战利品，在钱财方面失控。陆军和海军军官一直有顺便捞取大量战利品的事，更不用说士兵们小规模的抢劫了。同时，大批的日本黑社会分子来到这新近占领的地区，为非作歹。日中黑社会头领的联手使得局势更加复杂。为了控制整个局势，日本最高统帅部开始了金百合行动，由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负责。该行动的时间所以被外界知道，是因为日本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自身是在1937年11月在东京的皇宫中成立的，也就在南京大屠杀即将开始的时候。成立大本营的目的是要让天皇和他的高级顾问控制战争的进程，避免重复在满洲发生的事情———关东军变得独立、蛮干。
在南京，金百合行动的第一批执行者是宪兵队。被调遣来的宪兵特别行动小队四处搜查，扣压所有中国政府的财产，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家及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其他人士的黄金、宝石、珠宝、艺术品和货币。1000多年来，南京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许多有钱有地位的中国人在南京城里有别墅，在近郊有其他不动产。南京也不是第一次被其征服者洗劫，但这次却是最仔细和系统地进行的。据说，在这一阶段，秘密宪兵至少收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和古董也遭抢劫。这些都来自私人家庭和农村的坟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把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来。
宪兵小分队忙于洗劫房屋———搬走家具、镜子、地毯，装箱，通过铁路运往日本。金百合别动队———日本特务机构的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于银行老板、行业协会首领、连锁当铺老板及帮派头目，所有这些人的身份事先都早已弄得一清二楚。“三合会”头目和黑社会的老大特别被盯住。他们中有人逃出城后，亲属被拘留作为人质。这样，日本人远远超过了19世纪英法联军士兵酒后在北京圆明园的狂暴行为。
金百合行动出于贪欲也出于需要。1937年，日本黄金储备因为战争开支已减少一半。{34}因此，日本皇室成员亲自为抢劫物编制详细目录，随后将这些物品装上铁路货车和卡车，由参与金百合行动的军队贴封守护，运往上海。沿途的日本军官对冒犯皇室的事情都会三思而后行。
秩父宫被选来监督该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像天皇裕仁，作为太子，他接受的教育比较狭窄而且受到严格控制。秩父宫的教育是世界式的，并多次到国外旅行，他在牛津大学学习过，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度过假，还担负过外交任务，与希特勒共进过午餐。在裕仁天皇的3个弟弟中，他明显具有幽默感，参加非正统的娱乐活动———同他的妻子在皇宫楼上的过道里溜旱冰。当我们第一次从日本资料中得知是秩父宫负责金百合计划时，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个人的独立精神似乎不适合担任这一极端残忍的任务。然而，国家的财政危如垒卵，日本王朝正是赖此生存。由于秩父宫接受的教育范围广泛，又有国外的经历，成为皇室直系成员中的最佳人选。他思路比较开阔，抓住了他的顾问提议的形形色色的战争掠夺。
为了监督掠夺物最后的登记造册及运回日本前的贴封，必须由皇族成员来完成，这已费了秩父宫九牛二虎之力。这些战利品从上海直接船运日本，或由火车、汽车运往满洲处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其他的首饰被融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回日本。
在这个阶段，有数名皇族成员参与了金百合行动———在战争中使日本致富，而又不是那么刺激、那么危险的战斗任务。除了朝香宫外，我们知道秩父宫和竹田宫当时也在南京，因为两人后来都悄悄地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目睹南京的暴行后，都做了恶梦。{35}一些资料坚持认为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也在南京，但这无法确认。他后来被人发现出现在菲律宾的金百合藏宝地点。
日本在掠夺中极为重视具体细节，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当时有一支经过精心挑选的，对珍贵书籍和文稿有专门知识的搜集文物的特别行动组织。其中一些是日莲宗的和尚，他们的任务是在图书馆、博物馆、私人藏书或寺院的佛经里挑选这类书，然后把这些珍宝运到东京。在掠夺前，他们已在中国四处游历，与私人收藏者交朋友，编制了最珍贵书籍和文稿的目录。
1938年春，南京大屠杀之后，1000多名这样的专家来到南京，开始从珍贵的藏书和文稿中挑选。尽管南京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废墟，但储藏这些书籍的建筑则处在严密的安全保护下。日本的皇家图书馆有优先挑选的权力，最珍贵的物品被挑出供天皇亲自过目。每一件东西都被仔细地编号、打包，然后放入防水的箱子里。他们还编制并复制了多本详细的目录，以确保在运往日本的途中不会丢失任何东西。大约2300名中国劳工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监督他们的工作，用了300多辆卡车把这些箱子运往上海，然后装船。
这些书中的一部分被用来建立位于东京的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及其他的机构。
战后，中国学者要求归还这些文化财富。美国了解这一情况，美国曾进行调查，确认日本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皇室内宫(ImperialHouseholdMinistry)、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抢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今天的学者们称日本的图书馆是亚洲最好的，因为日本仅归还了其抢来的图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16万册，不足6%。{36}
当金百合行动队在全力以赴地抢劫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和文物的时候，一些日本大亨也在干，如住友公司的总裁住友(Kichizaemon)，专门收掠中国古代青铜器。{37}他的收藏开始于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时，之后继续到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时期，但是他的收藏品中绝大部分是在1937～1945年“中国事变”的8年中得到的，其质量之高，完全可以同埃弗里·布伦戴奇(AveryBrundage)的媲美，其藏品是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他是怎样把这些藏品弄到手的，完全可以写出一本有趣的小说来。
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的6个月，土肥原将军调来了一个人负责抢劫中国的黑社会，他就是儿玉誉义夫，日本黑手党中的顶尖人物。他的基地通常在东京，现在他迁到中国，成了土肥原与杜月笙及青帮的主要联络人。{38}在战争结束前，他成为了金百合行动中与其他国家黑社会进行谈判的高手，这些国家是印度支那、暹罗、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其手段有将对方的脚放在火上烤，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枪毙了他们。
儿玉相貌平平，矮小结实，肤色发黄。他一副职业打手的面孔，满脸横肉，嘴唇很厚，脸部和头上有伤疤。由于练习空手道的矛指进攻，他的手指粗短关节大。他有一双铁爪，能够挤碎喉咙。他是日本一个失败商人的儿子，9岁就被送到其在朝鲜的姑妈家，他在那里的一家钢铁厂工作，12岁时逃回日本，被一个黑手党人“收养”，分派他去殴打共产党劳工运动组织者。到1931年，儿玉成为“黑龙会”老板头山满最喜欢的下手，由于与企图谋杀日本内阁大臣事件有牵连，{39}他被判刑入狱。在狱中，儿玉写了一本回忆录，该书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必读手册。一年后，他被释放，头山满将他派往满洲，帮土肥原将军和石原将军搞阴谋，忙于建立一个傀儡满洲国。几个月后回到东京，不久，他又由于组织一队刺客设炸弹暗杀天皇的顾问而入狱。{40}这次，他在监狱里一直蹲到1937年。{41}
土肥原在1937年4月把儿玉从监狱中弄出来，条件是让他把精力转到抢劫中国黑社会。土肥原认为中国最有钱的人是黑道上的，这些人积攒黄金已数十年。他的新主意是儿玉应该洗劫中国地下经济。把儿玉从一个流氓转变成一个超级爱国者的想法是由“黑龙会”的头山满向土肥原提出的。头山满自己作为一名爱国者的地位是1924年作为一名宾客出席天皇裕仁的婚礼时得到确认的。{42}儿玉被派到外务省研究有关中国黑社会首领的秘密情报资料，直到1937年11月。同月，日本新的战时大本营成立后，儿玉成为统帅部的第一批现地参谋人员，去上海和南京处理所谓的“流失”问题，使过多的财富流入到了皇军军官的口袋中。正如他在战后回忆录中所写的，他发现“在所有日本占领下的城市里……奢侈享乐的军官把秘密资金花在美酒、女人和纵乐上”，{43}他们随意毁坏珍贵的物品。“在日本占领区……所有的寺庙和神殿，我发现菩萨的头被打碎或割掉。”{44}这种对文化战利品的破坏必须停止。如果士兵，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孩子，愚蠢到连菩萨要整座地偷都不懂，他们必须被枪毙。当他手下的黑手党尉官执行这一命令的时候，儿玉正在日本皇军的保护下，实行对酒和其他商品的垄断，这样，这些商品的销售利润就不会再流入中国的黑社会而会转到日本人手里。后来，儿玉成了秩父宫的部下，直接为皇室工作。
皇族们不会对付中国的黑社会。儿玉即为他们挽回了脸面，也避免弄脏了他们的手。中国的毒品生意每年产生巨额的利润，其中一大部分最终成为大小金砖。儿玉把注意力放在最后阶段上。一旦一切都变成金砖，并标明为皇家的财富，谁会介意它是来自鸦片馆，还是一位12岁的姑娘?儿玉到上海后，就与杜月笙的一个最凶神恶煞的同伙、控制上海码头的头目顾祝川达成协议，分享长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顾的家庭背景不同寻常，他是蒋介石的一位重要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兄弟。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坏，1940年，共产党的新四军为袭击南京和上海之间日本控制的铁路，通过他的领地时，顾用大部队伏击了新四军，并屠杀了除了司令部以外的所有人，司令部的女干部和护士遭到轮奸。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们被关在国民党军队的妓院里，许多人自杀。作为对他的奖赏，顾被提升为国民党军队的司令。
由于儿玉与顾氏兄弟毒品买卖的协议，日本也有机会弄到从缅甸公路或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空运到中国西部的物资，这些物资是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美国的援助物资一进了昆明和重庆的仓库，顾氏兄弟就把这些物资转手倒卖给日本，儿玉则作为购买中间商。
南京大屠杀还在进行的时候，儿玉和他黑手党人行动队，出没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无防的农村，到城镇和村庄，召集地方士绅，先给镇长或族长脑门上一枪，以迫使所有人合作，把地方财产“捐献”给天皇。儿玉很仔细地将艺术品和其他的财宝上缴金百合，但据说，他给自己留下了白金块，他喜欢白金。在战争初期，他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装了太多白金，起飞前起落架曾被压垮。后来，他只收集最大粒、最优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这些储存运回日本时要方便得多。
金百合行动在中国执行的过程中，儿玉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骗子、将军以及金融家们都帮助他。作为回报，他向他们提供保护、情妇和抢得钱财的分成。青帮头目杜月笙由于出卖自己国家全力为日本人干活，土肥原将军通过儿玉向杜支付了相当一笔报酬。但是，杜月笙也不是一个傻瓜，他必须和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戴笠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战斗从南京转移到其他地方时，杜溜到香港，然后绕道前往重庆，在那儿坐观战事。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天堂里，他自然和顾老板保持密切的联系。结果出现一种奇怪的关系:中国黑社会教父杜月笙和国民党将军戴笠以及顾氏兄弟，还有日本的儿玉、土肥原将军密切合作，从毒品买卖中榨取最大的利润，仿佛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戴笠也是缉私局局长，这个机构阻止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走私活动。战争期间，戴笠的武装组织从重庆将数以百吨计的四川鸦片运往沿海地区，再卖到日本。日本工厂加工鸦片的生产能力很大，鸦片有多少要多少。一批47吨的货，戴笠获利5000万美元，杜月笙也获利相当。{45}
毒品生意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毒品买卖中间人叶庆和(YeChing-ho音译)。1937年底，他撕去了所有爱国伪装，投向儿玉和日本。作为回报，他得到在台湾的势力范围和他的来自日本的名字中村太郎(NakamuraTaro)日本荣誉公民的称号。作为台湾的毒品老板，他享有军阀的地位，并得到许多日本情妇。作为中村先生，国民党政府对他动弹不得。{46}
儿玉的正式身份是驻上海日本海军和空军的“采购员”。他的任务是发现并获取铜、钴、镍和云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直接从戴笠那里买到这些物资，并用毒品支付给戴笠和青帮。这些交易是由儿玉机关上海事务局或儿玉社来完成的(日本大本营的特别部门是根据该部门的负责人姓名而命名的，并称为“社”)。根据美国的情报，儿玉社垄断本地区的盐业、钼矿、农业、渔业和军需品工厂。儿玉称他还管理了一个大型鞋厂，但他主要的任务还是毒品，毒品能提供源源不断的黄金。儿玉变得非常有钱，在战争结束前，他在东京有一座豪华的住宅。他很大方，向合适的对象赠送昂贵的礼物，是天皇上了年纪的纨绔叔叔东久迩宫最喜欢的人。儿玉的个人社交圈里有海军上将大西次郎(ViceAdmiralOnishi)、石原将军、辻政信以及裕仁的表兄竹田宫。竹田宫也是金百合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袭击珍珠港和南进的最后几个星期的准备中，儿玉与竹田一道被派往在西贡的日本南方面军总部，与驻当地司令寺内商讨有关事宜，寺内是洗劫朝鲜的日本将军的儿子。他们讨论的内容没有被公开，但毫无疑问有关于对东南亚洗劫的计划。
因为南进要动用日本海军，海军将管理那些运送财宝的船只必须经过的群岛。一夜间，儿玉被从一个部门调遣到另一个部门，军衔升为海军少将。这如同将卡彭(Capone)和迈耶·兰斯基(MeyerLansky)任命为海军上将一样。有了这个海军军衔，不仅使他能够穿梭于南洋继续其业，而且能够有利于他与中国走私者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出没于这些岛屿之中，将日本的毒品运往中国。正如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Marshall)解释的那样:“由于日本缺少近海的海军，他们把走私垄断权给中国‘海盗’，以换取情报……这些日本人以每盎司1600美元的价格卖给他们毒品，这些海盗再以每盎司6000美元的价格在沿海出售。”{47}一些中国走私者还从日本皇军海军处领取佣金。
儿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从西贡回到上海。袭击珍珠港对数百万亚洲人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遭受日本的进攻。但对生活在中国、在此之前仅是旁观者的西方人士来说，变化巨大。日本立即没收了所有西方资产，西方的银行被洗劫一空。在上海英国的一家棉纺厂，日本人用推土机推倒围墙，运走了所有的工业设备，拆走了铜芯电线、铜管道、锅炉和暖气片。
1942年，上海的外国居民是说“行动自由”，可必须佩戴鲜红袖章。英国人的袖章上印有“B”，美国人的印有“A”，荷兰人的印有“N”，诸如此类。外国居民禁止上旅馆、夜总会、电影院、饭店或酒吧，许多人家里还有日本军官住宿。一开始，他们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后来又允许他们每月提取价值等于中国货币(时为法币———译者注)的2000元，以日本军票支付。
在乡下，受到何种待遇全取决于当地的日本指挥官。迈拉(Myra)和弗雷德·斯科维尔(FredScovel)相对幸运一些。他们是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省济宁市办医院。{48}尽管日本入侵了华北，他们仍然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达4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天，日本士兵们来到医院，一名军官告诉他们日本和美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逮捕了他们，并告诉他们:“你们不许离开这所房屋。你们所拥有的一切，现在属于日本帝国政府……你们必须列出这一房屋内所有东西的清单，一式三份，你们的钱将被清点。”房屋在这名军官在场时被搜查。{49}在被遣送回美国之前，他们一直被关在牢房里。每一次他们被转移时，日本士兵都要搜查他们那点可怜的携带物，以寻找美元。“衣服被仔细地搜查，肩膀垫肩被撕开，鞋底也被扯开，长头发被仔细梳理。”战争结束，斯科维尔夫妇返回中国时，发现他们的医院被抢走了一切，包括窗框、门、水管，他们埋在后门廊下的一箱银器也没有了。这种彻底性使日本非同于一般的抢劫者。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北京的一位古生物学家设计了一个方案，将人类学历史上最珍贵的宝物之一———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骨和牙齿转移到日本人得不到的地方。这些史前化石是20世纪20年代在离北京30英里的龙骨山由一支考古队发现的，洛克菲勒家族向这支考古队提供了赞助。这些化石存放的场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人员担心日本人会抢走这些珍贵的化石。1941年11月，他们决定将它们转移到美国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战争结束后再还给中国。这些化石被用棉花包上，外面是粉红色的莲花图案纸，然后放在一个木制盒子里，周围还垫了医用纱布，外边还有两层有充填物的更大木箱，以防震动，最后放在数个钢制的弹药箱里。9个钢箱子交给了美国海军中尉威廉·T.福利(WilliamT.Foley)。其中2个箱子内放的是1926年发现的化石，7个箱子里放的是1929年发现的。福利后来将此事告诉了其朋友、记者约瑟夫·科金斯(JosephCoggins)，他曾在美国占领日本的部队里服过役。
福利是一名驻北京的医生，当时准备与其助手、海军药剂师梅特·赫尔曼·戴维斯(MateHermanDavis)一起回国。{50}福利的任务还有负责照顾美国使馆人员，因此幸运的话，他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保护。这些化石将作为他个人财产由他带走。但他还没有离开北京，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日本人告诉他已成为战俘，他的外交官身份也被红十字委员会否认。两个半星期后，福利、戴维斯和11名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成员被卡车带到北京郊外的火车站，他的行李包括那9个箱子也随他一起走了。在车站，他们被装进一个货车车厢，他们知道他们要被运到日本的战俘营。在两个星期的旅途中，日本士兵多次上来搜索他们的行李，然后离开，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找什么，最后，火车在一个工业港口停下来。一名粗暴的日本军官带领一队士兵把他们押进一个工棚里，并把他们的行李放在路边又一次进行了搜查。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有一人在日本呆过，能说几句日语，他听到那个日本军官说:“有了，在这里。”随后，这一队日本士兵就走了。福利他们被从棚子里带出来后，那9个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铁箱子已不见了。福利、戴维斯和其他的海军陆战队成员被船运到北海道，作为战俘，在矿井里为三菱公司当了3年半的劳工。
1986年，科金斯在纽约市多次听福利医生讲述这个故事，他飞到东京，与一位曾在福利手下学习过的心脏医生谈及此事。
在皇宫对面的一家饭店吃晚饭时，这位心脏医生告诉科金斯与北京猿人有关的一些化石战后在东京被发现。{51}
他补充道:“北京猿人化石的最终归宿可能就在离我们现在坐的不远的地方。”
科金斯告诉我们:“他的拇指指向皇宫。”
福利医生过去总是对科金斯说:“我可以对一堆《圣经》发誓，这些化石和其他的财宝一起被放在皇宫的地下室里。”
注释
①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教授写道:“就中国人而言，日本似乎决心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参见Wakeman:PolicingShanghai，第187页。
②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87页。
③参见Sergeant:Shanghai，第5章;Wakeman:Policing，第187页。
④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94页。
⑤参见《旧上海的故事》(TalesofOldShanghai)，网址:www.talesofoldchina.com。
⑥参见Wakeman:Policing，第9页。
⑦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参见Wasserstein:TheSecretWarinShanghai，第6页。
⑧参见Wasserstein:SecretWar，第6页。
⑨参见Seagrave:TheYamatoDynasty，第109页。
⑩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88页。
{11}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5页，另见Seagrave:TheSoongDynasty。
{12}参见Seagrave:TheSoongDynasty，第269～270页。
{13}参见Seagrave:TheSoongDynasty，第150～152页。
{14}参见Wakeman:Policing，第97～98页。
{15}杜月笙的生意，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03页。
{16}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15页。
{17}有关法伦和德尔蒙特的情况，参见Wakeman:Policing，第107页。
{18}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03～205页。
{19}当然，杜月笙是经政府授权销售的人之一。有关杜月笙暂时在个人毒品生意方面的损失以及他在政府授权毒品生意方面的重新投资，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63页。
{20}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63页。
{21}有关为日本走私麻醉药4个组织，参见Anslinger:TheTrafficinNarcotics，第9页。该文件在网上能得到，只需将作者姓名、书名输入搜索引擎即可。
{22}日本在天津和汉口的麻醉品生产中心，参见联合国新闻办公室:《日本档案和世界安全》，第35～36页。
{23}为了使人们对规模有一个概念，根据国际红十字学会和国联当时的研究，整个中国，包括东北在内的合法医疗用海洛因每年只需15公斤。仅朝鲜的海洛因产量就超过了2600公斤。参见BulletinonNarcotics，1953年第2期。还可以在联合国网站得到相关的资料:www.undcp.org。
{24}参见Wakeman:Policing，第272～275页。
{25}参见Marshall:OpiumandthePoliticsofGangsterisminNationalistChina，1927～1945年，第24页。
{26}参见JonathanMarshall:OpiumandthePoliticsofGangsterisminNationalistChina，1927～1945年，第24页。
{27}参见Bix:HirohitoandtheMakingofModernChina，第319～320页。
{28}参见Bix:Hirohito，第320页。
{29}参见Seagrave:TheSoongDynasty，第363页。
{30}罗斯福呼吁经济隔离以对付“瘟疫”。有关罗斯福“经济隔离以对付瘟疫”，参见SeagraveandSeagrave:TheYamatoDynasty，第165页。
{31}参见Wasserstein:SecretWar，第15页。
{32}参见Bix:Hirohito，第323页。
{33}后来，朝香宫的一个助手说是他自己下的命令，而不是朝香宫。显然，这只是企图掩盖其主人的责任。从历史上看，皇室成员的助手没有越其主人权力的习惯。
{34}由于大量进口，到1937年，日本黄金储备减少一半。参见Barnhardt:JapanPreparesforTotalWar，第109页。
{35}竹田宫对其菲律宾男仆本·维尔莫雷斯说过恶魔的事，当时他并不知道南京在什么地方。参见作者对本·维尔莫雷斯的采访。
{36}有关日本特别行动小组对中国书籍和手稿的抢劫的细节来自赵建民教授:“LootingBooks:UnforgettableFactsinHistory”，这是1999年12月10日～12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争责任与战后补偿”国际市民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37}参见Roberts:Mitsui，第380页。
{38}参见“KoreanOpiumforJapan’sWars”，网址:www.kimsoft.com。有关中国事物局和麻醉品的其他细节，参见Marshall:OpiumandthePoliticsofGangsterisminNationalistChina，1927～1945，第40页。
{39}参见Roberts:Mitsui，第348页。
{40}有关这次暗杀，参见Kodama:IwasDefeated，第43页。
{41}参见Kodama:IwasDefeated，第57页。
{42}参见Montgomery:ImperialistJapan，第274页。
{43}参见Kodama:IwasDefeated，第64页。
{44}参见Kodama:IwasDefeated，第65页。
{45}参见JonathanMarshall:OpiumandthePoliticsofGangsterisminNationalistChina，1927～1945，第41-42页。
{46}有关叶庆和的经历，是由乔纳森·马歇尔讲述的。
{47}参见JonathanMarshall:Thedealsfornarcotics，第42页。
{48}参见Scovel:ChineseGingerJars，第59页。
{49}参见Scovel:ChineseGingerJars，第98页。
{50}我们参考的有关资料包括“LosingPekingMan”，网址:www.peking-man.org。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和CharlesRoland:“DavidsonBlack:PekingMan1884～1943”，该材料网上也能得到。有关威廉·福利的经历是乔·科金斯讲述给我们听的。
{51}参见StephenBroker:“HominoidEvolution”Yale-NewHavenTeachersInstitute，CurriculumUnit79.06.02.网址:www.yale.edu/ynhti/curriculum/units/1979/6/79.06.02.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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