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郝在今中国秘密战-爱华网

作者郝在今

郝在今，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员。

曾著长篇报告文学《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超级大军的兴衰——原苏军揭密》、《亡命闯天下》、《八千万流民部落——中国人口大流动纪实》、《生存大战》、《英雄莫问出处——香港的移民与出入境》等，编剧电影《肝胆相照》、长篇电视连续剧《滑国籍的女人》、《兵家纪事》、《彭真》、《大唐女儿柳》等。

曾获人民文学奖、神剑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

依据本书素材创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乱世女儿红》正在运作中。

父亲郝苏，（１９１９－１９９０）山西省运城市人。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政治指导员、科长、副处长、处长、副部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顾问等职。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４日在北京逝世。母亲郭苏平，大哥郝延塔

目录

前言不可埋没

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

——国民党和共产党从生死相拼转向合作抗日

第二章从明争到暗斗

——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隐蔽攻势

第三章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中国情报、保卫史分期

第四章拨除钉子

——共产党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

第五章深入虎穴

——中共情报员主动出击

第六章反间谍与反间计

——陕甘宁边区的锄奸保卫斗争

第七章延安反特第一案

——尘封六十年的中国反间谍史之谜

第八章陇东有个“马青天”

——共产党在边区营造人间乐园

第九章 “半条心”和“两条心”

——从整风到审干

第十章 “特务如麻”

——“抢救运动”亲历记

第十一章 “刘巧儿”的故事

——审查干部运动后期的甄别工作

第十二章暗中过招

——和平与战争转换期的秘密较量

第十三章用谍如神

——中共情报工作最成功的时期

第十四章从延安来的公安局长

——中共平安接管全国各大城市

后记

……

第一章特务特科特区

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

谈起情报和保卫系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搞情报的人是特务，搞保卫的人要抓特务，反正离不开那令人发指的“特务”。解放前，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建国后，“抓特务”又是防止国民党破坏的重要任务：“特务”，似乎成了贬义词。定义总是形式的，实体才是实在的。作者决心找到中国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机构。

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国民党那儿，倒找到共产党这儿了。

据作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

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合法地位变成非法地位，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

这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当时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处就在隔壁的东厢。特务工作处负责人为顾顺章。此人曾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率领“打狗队”，1927年上海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颇有城市战斗经验。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曾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

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

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

匪运股的任务是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

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处工作十分活跃。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处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这个“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①国共双方，为何都把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称为“特务”？

“特务”显然是现代产物，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汇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还有一个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孙子兵法》就有《用间篇》。看来，在中国古代，“间谍”还是一种军事手段，尚未形成独立行业。

1979年版《辞海》这样定义“特务”：“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于敌人。其实，“特务”其名，起初不含贬义。1937年1月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特务须知》，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很光荣的职务呢！①1990年版《语言大典》给“特务”的四项定义包括英文词义：“1.（specialtask或duties）军队中指担任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如特务员、特务连、特务营。2.（specialagent）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3.（spy）间谍，敌对一方派往另一方搜集情报，进行破坏的人员。4.（stooge）为某一政府效劳反对另一政府的颠覆性特务。”这个定义已经将特务定为中性，敌我兼有，而且包括各类特务。不过，在军队类别中遗漏了一种侦察任务，军队特务连的编制之中总有侦察分队。想来，作者十八岁参军就当侦察兵，也算有过小特务的资历？

1996年出版的《中国特务》一书，认为以上定义都不科学，重新定义：“为了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默默从事情报工作或搜捕、暗杀、破坏等行动工作以及其他维护本国、本阶级或本政治集团利益的秘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明确了“特务”的三大特征：一是“因公”活动。也对，中国古代，因公活动的人叫“间”（间谍），因私活动的人叫“侠”（侠客）。不过，这个“公”不知是否包括现代的“公司”，为跨国公司窃取经济情报的商业间谍算不算“特务”？第二特征是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活动。即使是特务分子，如果擅自杀死私仇者也不是特务行为，而属刑事犯罪。这个特征也不好掌握，看看系列间谍电影“007”，那受组织委派的特务往往又“擅自”行动。第三特征是秘密行为。这就抓住了特务的行业特点。可是，特务未必全秘密，情报搜集工作就可以部分地公开进行。各国驻外使馆中，就有拿着外交护照的公开的特务。从特征来定义特务难以完整，《中国特务》又提出特务的三大业务：情报工作、行动工作、策反及心理作战。还有一些划分，如按组织机构划分为行政系统、党务系统、军队系统，如文职特务、武装特务、秘密特务、公开特务……

看来，这特务真是够“特”的，无论怎样定义，都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周全。生活实际，不照定义那样划分得清清楚楚。以“特务”论，中国古代就有军事、警察、司法各系统混同的情况。其实，现代也未必清清楚楚。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中统”与“军统”，可是“复兴社”的情况就有些复杂，其中只有力行社的特务处才是严格意义的特务。国民党抓共产党的时候，所有的地下党员都算特务；跑到台湾以后更是超度紧张：情报工作是特务，联络工作是特务，就连统战工作也算特务。

作者至今没有完全考证准确，中国的情报、保卫组织的名称都是来自何处。

苏联那里，1917年设立“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伯乌”。看来，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之初，并未照搬苏联的组织机构。也对，苏联那里是国家政权组织，中共这边正处于非法状态。那么，周恩来的“特务工作处”从何而来？美国倒是惯用“特务”这个名称，负责总统警卫工作的机构，设在“财政部”，叫做“特务处”。莫非这就是中共使用“特务”名称的来历？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初的“特务”组织都隶属军事系统，莫非借用军队的“特务连”？

“调查”，最早见于国民党，后来共产党也有“调查部”，大概取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1907年美国司法部设立调查室，1924年扩大为调查局。这也是苏联不用的名称。

“二厅”大概是国际惯例。清朝政府改革官制，1906年设立了一个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咨处”，这个军咨处下设七个厅，“二厅”专门负责对外情报间谍活动。这个“二厅”世界通行。美国陆军情报局简称是Armyg-2，空军情报局简称A-2.国民党有“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共中央军委也有“二局”，总参谋部也有“二部”。军队之中的老大总是作战部门，情报部门排老二也够显赫的了。

作者执拗地探询各种“特务”机构的区别，见到有关专家就追根问底。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足以称为中共的顶级“特务”了，却这样提醒作者：你们年轻，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过去的工作，不像现在划分得这么明确……①这番话使作者恍然大悟。包括被称为“情报”、被称为“保卫”、被称为“特务”的工作，都不是按照定义运行的，而是怎么有效就怎么做。

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

直到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才出现“特务”这个名称，才符合特务定义的核心部分。

至于分为“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调查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那都是往后的情况了。

遇到分类难题，作者有一个高招：采用同心圆式划分。核心，符合最苛刻的定义；往外扩展就开始搀杂模糊成分，甚至具有边缘内容，始终是沾边就赖；直到怎么看都是另一件事物，那才算出圈。

“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特务”、“间谍”、“警察”，这是核心部分；较为宽泛的划分，也就是“圆心”之外的圆圈，再算那些“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这个同心圆一圈一圈扩展，总要有个能够涵盖全部的名头。思来想去，采用一个相对模糊而又相当诱人的名称——“秘密工作”！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历。有一本外国同类题材著作，就题名《秘密战》。

“秘密战”的范围相对宽泛，可也不能无限模糊出去，那样，“特务”就不“特”了。本书的内容，还是尽力阐述“特务”的核心定义。

中国早期的特务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

“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这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

“特务工作处”虽然只活动了三个月，却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这个特务工作处。

中央特科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了解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特科”。

“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召开一些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于是，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更为有趣的是营救关向应。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多次提供情报，积极营救李大钊。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慈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开上海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①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通信。可是，邮政通信必经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中共秘密通讯的传统做法是派遣专人送密信，但是，秘密交通员还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通讯。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是难以到达中共手中。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帮助李强筹建，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通讯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一批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上海的电台，不但要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络，还要沟通国内的江西根据地。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文家市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是，红军战士把这个嘀嗒做响的怪物给砸烂了！毛泽东当即叮嘱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一条，要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1930年12月龙岗战斗，不但活捉了敌军师长张辉瓒，而且缴获了一批电台和10个无线电技术人员。可是，不懂技术的战士又把电台砸坏了，只剩下一部还能收报，但是不能发报。国民党十八师的台长王铮被俘虏，继续当台长，但这次是红军十师的无线电电台台长。红军十师的秘书长欧阳毅调到电台当政委，不久又由冯文彬继任。从此，江西苏区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沟通了迅捷的无线电联络！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中共中央又派人在各根据地都设立了电台。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陕北，中共的秘密通讯从空中跨越国民党的陆地封锁，畅通无阻。②1927年11月创立的“中央特科”，标志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的诞生。

总结中共创建的历史，往往要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地下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当然，各项工作原本都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不过，看一看其中的个人特色，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央特科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除了筹办专门的情报保卫机关以外，周恩来还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还设立直属中央的由吴德峰任局长的交通局，负责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络。

文武兼备。早年对特科工作的领导，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

以中央特科的创立与成绩，可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

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尽管有了出色的成绩，中央特科这个初创的情报保卫组织，还是相当幼稚。从特科选择的首位负责人顾顺章来看，就有致命失误。不过，国民党那边的特工负责人徐恩曾又何尝没有致命失误。

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有了直接交锋的机会……

中共中央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应该说，在中国大地展开殊死斗争的国共双方，对于情报

保卫工作都抓得够早。这也许来自中国人善于“用间”的传统，这也许借鉴美国苏联的国际经验，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斗争实际的需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双方情报保卫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中共中央机关。中共中央机关一直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却没有任何合法的生存权利，全靠特科警卫。而掌握政权力量的国民党，更是动用全部特工与警察力量，力图侦破中共中央机关。

改写历史的时机意外出现。

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派来的交通完成交接后，顾顺章却逗留武汉不走，24日因叛徒指认被捕，当晚叛变。

顾顺章其人自幼好勇斗狠，研习武术。五卅运动敢冲敢拼，加入共产党后被任用为工人纠察队教练。从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归来，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卫专才，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顾顺章能够赤手空拳无声杀人，擅长化装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国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动专家。1927年批判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改组中重视工人成分，顾顺章开始进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又成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可是，这个受到重用的工人领袖却使周恩来颇为担心。顾顺章确实机灵能干，上台能演魔术，下台双手打枪，顾顺章却又放荡不羁，呼朋唤友，赌钱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为由违反党纪。1930年5月，周恩来特派聂荣臻到特科工作，从政治上监督约束顾顺章。

正当周恩来考虑调换特科领导的时候，顾顺章在武汉出事了！

顾顺章一直具体负责特科工作，认识全部特科人员；顾家亲属全在中央“住机关”，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顾顺章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可是，图谋个人前程的顾顺章却要待价而沽，非要面见蒋介石方肯提供全部情报。而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也要邀功请赏，急于向党务调查科直接报告。于是，秘密电报接连发到南京中央党部徐恩曾处。

就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负责人徐恩曾的身边，潜伏着共产党中央特科的三位情报工作人员。1928年，陈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扩充党务调查科的特务系统。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先后考入这个训练班，组成秘密党小组。周恩来布置这三人隐蔽身份，深入要害。学业出色的三个青年陆续取得要职，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掌控总部，胡底调往天津掌控北方机关，而钱壮飞居然当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负责全部党务系统的特务工作。级别不高，权力极大，国民党最高特工领导徐恩曾谨言慎行，反复考察，还是把钱壮飞放在自己的身边。

共产党特科的负责人投降国民党，国民党特工的负责人身边有共产党，一场激烈的情报战紧张进行。

一夜之间，武汉接连发往南京六封紧急电报，封封落入钱壮飞手中。出门逛窑子的徐恩曾大权旁落，连密码本都交给钱壮飞保管。钱壮飞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又转报陈赓……

从武汉乘船到达南京的叛徒顾顺章，指使国民党特务扑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看到的只是空房。

周恩来提前半步布置中央机关全部转移！

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中央领袖回顾半生出生入死的经历，都说：那是中央最危险的时刻！

亲身参与拯救中央活动的李克农认为，这是特科从保卫转到情报，又进行反侦察的成果。

创下奇功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中共情报界称为“龙潭三杰”！

一次惊心动魄的情报斗争，充分反映此时此刻国共双方特务组织的勇敢与幼稚。共产党虽然躲过一劫，却也遭受沉重打击。顾顺章发狂地在上海搜捕，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顾顺章熟悉的特科干部各自转移。一科洪扬生于1934年被俘叛变（建国后入狱改造）。二科陈赓转入军队（建国后位居十大将之首）。三科谭忠余留学苏联在肃反中被害（后来平反昭雪）。四科李强转往苏区（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部长）。

周恩来果断安排特科改组，从外面调来顾顺章不熟悉的干部。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赵容（康生）调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从此，中共情报圈流传着“先生”、“老板”、“小开”这三个绰号。

经历巨大打击的中央特科惨淡经营。

1933年1月，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转往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特科负责人潘汉年随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隶属于上海中央局，主要搞军事情报。2月，国民党成立特务机关“上海行动区”，特科红队击毙上海行动区负责人马绍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连遭6次破坏，红队拼死还击，还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红队王德明、邝惠安、欧志光等被押赴龙华刑场，牧师祷告劝说，众豪杰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员大多转往天津，由王世英带领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①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段悲惨的挫败时期。

遭受沉重打击的不止是中央特科，上海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连续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上海的党组织基本被搞垮。

特区国家政治保卫局

特科的结束，并不意味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结束。就在上海特科蒙难之际，江西这边却是一派兴旺。

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横跨江西、福建、浙江3省28县，占据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红军部队4万多人枪。中共中央决定，以这块最大的苏区作为中央苏区。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第一次全苏大会的会址由宗族祠堂改建，主会场位于高大的厅堂正中，就在同一大厅的两侧，用木板隔断为一个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间，门口挂牌：外交部、财政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种格局，很难让人联想起北京长安街两边的国家机关大楼，倒有点儿像写字楼里的现代公司。同行者感慨：现在搞国家机关精简，真应该先到这里参观参观！作者心中暗自琢磨：一个大屋顶下的国家机关，能够管理多大范围？

两年后，1934年1月第二次全苏大会召开的时候，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已经有模有样。

国家机关的驻地是一大片建筑群落。中央大礼堂有二层楼，格局有如现代音乐厅。中央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小楼，足以容纳数十办公人员。阅兵的操场广阔平坦，烈士纪念碑的造型就像冲天的火箭！

这颇具现代意识的建筑设计，全由多才多艺的情报干部钱壮飞一手完成。作者特意找到钱壮飞工作的保卫机关。僻静的角落，坐落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幢二层楼房，似乎比别的房子更为坚实、更为规整。对面，驻扎着装备齐全的中央警卫营。

这片建筑群落，绝对超过当地当时水平，任何一个乡村士绅也不可能拥有如此规模如此水平的产业。这片楼房，依然是土木砖石结构，没有水泥没有钢材没有丝毫现代建筑材料的成分，中央大礼堂那擎天巨柱不过是利用原地生长的百年古树。

原始的水渠和稻田，环绕着标扬现代风格的建筑群落。现代模样的楼群旁边，点缀着枝条盘旋树皮皲裂的千年古樟。作者顿时悟道：这个过去的瑞金，同自己现在居住的北京，有着血脉联系！当时的首都瑞金居民是否想到未来建都何处？现在自己这个首都北京来客如何认识当时的建国？

毛泽东主席的中央政府，人已去，屋还在。有人说毛泽东不过是山大王，可哪个山大王会制定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表明：这个国家与其政府，完全采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检察院、法院、内务部、裁判部，司法体系相当完整。

一个特殊的部门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是苏维埃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这个机关是在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与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反革命作斗争，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各分局和特派员，是代表政权侦查、接受与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的。”这就是说，一般刑事民事案件归其他司法部门管辖；而反革命案件，统归政治保卫局管辖。

不要以为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总是秘密工作，这“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一个公开机关。过去讲“合法斗争”、“非法斗争”，说来说去都是国民党的法，从现在起，共产党自己的共和国颁布了自己的法律，也要公开合法执政了。

当时，新政权面对的主要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所以，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权力就非常之大。保卫局的侦察部门有专职侦察员，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物品，还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区。极为特殊的是“工作网”，即由保卫局在党政军群各组织中设立的耳目。保卫局的执行部门负责逮捕、关押、预审工作。保卫局还有一支直辖的武装力量“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党政军机关与首长的安全，党中央、政府、军队首长的警卫人员都由保卫局安排“特务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身边配备的人、马匹、短枪、马刀，统由保卫局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有派出机构或特派员，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保卫局成员的级别也高，首长警卫员即使是战士职务，也选调干部担任。保卫队的武器装备也最为先进，配有长短枪。红军官兵佩戴红色的領章，但保卫局却是绿色領章加红框。保卫局成员胸前还佩戴一枚银质证章，上有三个洋文字母“GBW”。在简陋的红军队伍中，保卫人员军容严整，装饰特殊，鹤立鸡群！保卫局内部流行一句话：“党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保卫局权力之大，大到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红军五师特派员陈复生，就曾逮捕枪毙了一个逃跑的师参谋长。红军卫生学校的特派员主任肖赤，就制止了校长陈义厚组织的逃跑行动。①

无论规模还是权力，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大大超出周恩来创建的“特科”。研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制度与权限，可以看到：几乎完全照搬苏联。非但主要干部经过苏联培训，就连那洋文徽章也是俄文字母，“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

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产生，也有自己的前史。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中国历来就有执行类似功能的机关，元朝的“兵马司”就相当于现代的公安局。不过，中共当年，可不打算承继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共保卫机关的设立，显然来自苏联革命经验的启示。

1927年8月1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发起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与起义军指挥部之下设政治保卫处，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任处长。12月11日，中共发起广州起义，广州苏维埃政府下设肃反委员会。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时，下设肃反委员会。7月10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革命根据地的城市和乡村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1929年4月5日，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政治部内设立保卫科。4月15日，赣南第一个县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下设肃反委员会和裁判部。1931年1月，中央政治保卫处成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成员只有五人。不久，邓发接替王稼祥任处长。这个中央政治保卫处，在当年11月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第一届全苏大会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任局长是邓发。邓发出身工人，当过公安局的勤务，“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游行，1922年省港罢工中任工人纠察队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任五区赤卫队副指挥。起义失败后，邓发到香港建立特科组织，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31年进入江西苏区，任闽粤赣特委书记。曾去苏联学习保卫业务的邓发，8月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央保卫处处长，11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首任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先后担任部长的有：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一氓、汪金祥等，先后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政委的有：李玉堂、吴烈、海景州、马竹林、卓雄、谭震林等。

以前，中共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由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由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就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建立的前后，全国各苏区也将肃反委员会改制为政治保卫局、分局、处。中共的全部工作范围，都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覆盖。

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标志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开始转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实施。

肃反、保卫，不同的表述履行同一任务。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将各级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的组织统一起来，同时也统一领导保卫和肃反工作。

苏区的肃反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大概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吧，作者探问《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的一位编委：中国的公安史写出来一定好看？

郝苏沉吟片刻：不好写啊，中国公安工作有几次大的左倾……

公安保卫史上的三次大的左倾，有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发生在苏区的“肃反”，有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有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撰写保卫史，不得不面对如何写错误的问题。

写错误，往往是费力不讨好，于是就有报喜不报忧的轻巧做法。可是，写错误，实在是认识历史展望未来的前提——回避错误岂不容易重复错误？其实，写错误之难，不止由于犯过错误的人也许有所顾忌，更为重要的是写家应该有能力恰如其分地把握错误。越是不好写的题目，越是关系重大，越应该下大工夫。

正像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决非孤立一样，中国公安保卫史上的三次大错误也有相互联系。“文化大革命”是否以“抢救运动”为前身？“抢救运动”是否以“苏区肃反”为前源？

全面记述发生于1930年至1935年期间的苏区肃反，那应是另一部大书，本书只能提供一个简明的历史背景。

首先开始肃反的江西苏区，从整肃“AB团”开始，因“富田事变”进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举报，抓捕团特委干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动组织“AB团”成员。进一步逮捕审讯，“AB团”越抓越多，到9月，赣西南3万多共产党员中已经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缴获敌人的物资中发现“AB团”徽章，还有一张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父亲写给地主的收条。总前委惊骇不已，前委书记毛泽东于14日致信党中央，报告赣西南发现大批“AB团”分子。此时，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集中精力指挥战斗，肃反大权完全下放。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大力肃反，从4万多红军中整出4400多AB团！12月，李韶九奉总前委之命率保卫队赶赴江西行委驻地富田，当天就逮捕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和红二十军军长曾固林等八位主要领导。李韶九在富田严刑逼供，5天抓出120多人，处决40多人。接着，李韶九又带队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肃反。驻扎东固的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串连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发动军部直属独立营起事，逮捕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和李韶九，释放被捕人员。这就是震动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带队出走，提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又分别送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信中的内容是毛泽东布置别人制造三人伪证，企图加害。彭德怀认出这是模仿毛泽东笔迹的假信，发布宣言拥护毛泽东总政委。红军总前委也发布布告。

肃反激起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又激发更为强烈的肃反。富田事变的处理几经反复，降温，升温，最后导致二十军从军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干部被捕，战士分编，番号取消，大批干部被处决。肃反迅速蔓延各地，苏区干部人人自危。红二十二军军长兼政委陈毅也被李韶九盯上了，离家开会之际叮嘱妻子肖菊英：“我去开会，如果到下午六点还不回来，你就回老家躲起来。”归途遭遇土匪伏击耽误了时间，陈毅八点才赶回，家中妻子已经跳井自杀！

肃反的执行单位是政治保卫局。按照有关规定，保卫局本来无权杀人。“对于反革命嫌疑犯可以直接逮捕”，“一般的对于反革命犯人及其嫌疑犯的判决和执行权，属于司法机关，政治保卫局则处于检查的原告地位。”可是，运动狂潮一起，特别是战争时期，保卫局的权力就无限扩大，从侦查到审讯到判决，一家履行公安、检察、法院三家的全部职能。除了本系统的上级之外，再无任何机关可以制约的保卫局，甚至出现了杀人不经同级军政首长批准的情况。

不受制约的权力，又导致超越制约的行动。赣西南首创的经验是：“非用最残酷的拷打，决不肯招认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这种后来被概括为“逼供信”的方法效果极大，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反革命”越来越多！①1930年底江西苏区出现“富田事变”，随之闽西苏区开始肃反，而后，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也都开展一个又一个波次的肃反，肃反的对象迅猛扩大，大批党员、团员、红军干部、战士被处死，一些根据地的领导人也被杀害，湘鄂西杀了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鄂豫皖杀了邝继勋、许继慎……直到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各地肃反才逐步平息。可是，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还杀了高级干部曾中生。1935年10月的时候，各地苏区的肃反都停止了，陕北这里才开搞。

虽然尚无条件核实肃反杀人的全部数字，但是可以肯定，肃反杀了那么多干部、特别是县团以上的高级干部，却是敌人都无法做到的。肃反扩大化还造成内部分裂，群众疑惑。由于害怕肃反，一些地方的群众不再支持革命，甚至“反水”跟着敌人跑。可以说，肃反造成的后果，动摇了革命根据地的生存。①

遍及全党的肃反，显然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相关。肃反期间，中共中央的领导先后是李立三、王明，整个路线越来越左，肃反左倾并不奇怪。

也有国际背景。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批评斯大林指导错误，斯大林在多数人的支持下反击了托洛茨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中，拥护托洛茨基的人呼喊反对斯大林的口号，其中，就有一些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苏共随即开始进行反“托派”斗争，将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遣送回国。回国后的托派学生形成了一些中国的托派小团体，又逐渐围绕在被撤销党内职务的陈独秀周围，1929年间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此时的苏联，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党内的反对派能够动摇革命队伍内部的信念，因而比敌人更危险。反托派斗争迅速升级，开除党籍，驱逐出境，肉体消灭，比对敌斗争还狠。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党，也有一句流行语言：“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动摇思想，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曾经提出“五不怕”——不怕受批判，不怕受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年轻的时候，作者以为这是故作惊人之语。成年之后才知道，这“五不怕”个个针对肃反中曾经出现的真实！

残酷的真实表明：生活不是乌托邦，没有错误的革命并不存在。

现实的真实又表明：不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泼掉孩子，错误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

回顾历史错误，与其追究个人责任，不如探讨主观客观条件。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生死斗争，新生的共产党确实面对强大而残忍的敌人。没有这些极其不利的客观条件，谁也不会想到采用肃反这种激烈措施。但是，把错误归于客观条件，又能得到什么收益呢？还是应从肃反的主体找教训。

发生在中国的苏区肃反，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的左倾领导直接相关。领导苏区肃反的中共干部和保卫系统，还是相当幼稚，尚无对付内部奸细的经验。

可是，这个如此幼稚的政党，居然还能从如此惨重的挫折中缓过来！错杀那么多自己人，队伍依然不散。对错误不满的人，依然相信这支队伍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即使是被害的人，也依然坚信整肃自己是出于革命的目的。那种认为中共只是一个恐怖团体的看法，难以解释这个实力弱小的团体怎能最终赢得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那种认为中共领袖玩弄个人权谋的看法，也难以解释毛泽东在失去权力之后还能被重新拥戴。

我们现在对于历史错误的回顾与总结，尽管也有难处，毕竟相对轻松。事后诸葛亮嘛！当年，中共中央对于肃反错误的纠正与总结，却要艰难许多。

周恩来在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很快发现肃反搞大了。一直领导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相对熟悉敌情，相对熟悉国际情况，果断抑制中央苏区的肃反。参与江西苏区肃反的毛泽东，本来就反对中央领导的左倾，也看到江西苏区这里的肃反也有左倾问题。但是，在中央领导继续走向左倾的条件下，在共产国际继续要求清党的条件下，中共不可能完全制止肃反的错误，更不可能对肃反做出整体性总结。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转变路线的遵义会议。重新调整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以往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刚刚进入核心地位的毛泽东，对于教条主义更是深恶痛绝。虽然遵义会议的结论还停留在军事方面，尚未对政治错误作出整体总结，但是，新的领导集体对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已有共识。

长征万里之后的第一动作

1935年10月19日，损兵折将、精疲力竭的中央红军，长征万里抵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的十万大军如今只剩八千，所幸，前面有个自己人的西北根据地，终于可以落脚休整。中共中央派出陕西籍贯干部贾拓夫与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带着一部电台，先行出发联络。

李维汉和贾拓夫到达甘泉县下寺湾，见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得知：西北这里正在肃反，已经杀了二百多党政军干部，连上级派来的特科干部张庆孚都抓起来了，刚刚又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①②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正在直罗镇指挥战斗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得到报告，当即回电：“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10月24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11月3日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听取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中央当即决定：撤销领导肃反的中央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时成立董必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小组，复查处理西北肃反。为了防止肃反继续发展，中央又指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现场查处。临行，毛泽东郑重向王首道交待：“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对于肃反如此紧张，是有来由的。1934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红色根据地，除了西北这一块以外，都被迫放弃了。这固然有强大敌人围剿的外因，但是，更为深刻的内因，却是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其中，肃反错杀，更是自毁长城的惨痛教训。①痛定思痛，中共中央不能让肃反错误再毁掉陕北这最后一块落脚之地！

10月30日，王首道飞马赶到瓦窑堡，立即宣布命令，从原局长戴季英手中接管保卫局工作，重新审查刘志丹等人的案件。王首道任湘赣边省委书记时，曾因抵制错误肃反被撤职，此时来复查西北肃反，很快看出问题。

西北这里，本有两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人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8月，谢子长胸部中弹负伤，当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展开大围剿。陕北特委写信给陕甘边特委，建议两军联合作战。刘志丹率队于1935年2月来到陕北，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个革命根据地。会后不久，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伤重牺牲，就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作战。1935年7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义从北方局来到陕北，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到陕北，9月15日，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会师之后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10月，红十五军团劳山大胜，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10师大部、107师一个团。俘虏的东北军旅长张汉民自称是地下共产党员，同刘志丹等人有联系，却被怀疑为特务处死。

作战期间，后方的瓦窑堡开始肃反。北方局中央代表指示陕甘晋省委，黄子文、蔡子伟等人是右派人物。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挥鞭逼供，审出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红军领导人也是右派。于是，省委通知前线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②③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内奸？省委通讯员驰马赶往部队送信，半路遇到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就把省委给前方军委的信件交给这位首长。刘志丹拆信一看，居然是命令西北军委逮捕刘志丹！刘志丹此刻完全可以扣押信件，继续赶往八十一师，这个自己带出来的老部队肯定会保护自己的首长，甚至不惜一战。但是，刘志丹却封好信件，交还通讯员，自己主动来到军委所在地：“你们不是要逮捕我吗？我来了。”①案情继续扩大，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也得到开会通知，省保卫局特务队队长涂占奎赶紧拦住：“不敢去！他们把老刘、老高都抓起来了！”涂占奎是当地人，西北军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军部正驻扎在他家那个村庄张槐湾，家人告知：老刘（陕北群众对刘志丹的称呼）和老高（高岗）被二十五军关在你二嫂家的窑洞里面了！

习仲勋却说：“不管他，总会搞清楚。”临行又对大家交待：“我去开会也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不管谁来领导，你们都要好好工作。”又叮嘱当过自己警卫员的涂占奎：“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别乱说乱动！”到了张槐湾，习仲勋的警卫就被下了枪，习仲勋也被关进窑洞。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正在患病，独自跑了二十里去“开会”，实在走不动休息了一晚，就被保卫局手枪队公开逮捕。②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西北红军已经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是不是白军？红宜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导马文瑞被捕，七百多户逃往白区。敌人乘机挑拨，三边地区出现游击队叛变，部分群众打白旗“反水”。

红军内部眼看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③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立即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毛泽东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毛泽东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11月7日，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刘志丹代表被捕人员讲话，感谢中央的解救，批评原中央代表团的错误，同时劝大家不要埋怨主持肃反的同志。11月30日，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

历史创造了如此惊险的真实情节。

1935年10月，陕北苏区正在爆发错误的肃反，中共的最后一块立锥之地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来到陕北，而且，来到陕北的这个中央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左倾的中央。

陕北幸运，它的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得以保全性命。

中共中央幸运，它的落脚之地陕北根据地得以稳住根基。

差上几天如何？陕北这里早几天杀掉刘志丹，或是中共中央晚几天到达陕北，那会出现什么局面？

经历诸多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也该有一次幸运的机遇了。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第一举措就是制止错误肃反，第一举措就赢得陕北的党心军心民心。

但是，全党对于肃反错误的全面认识，还要等上许久。

1944年4月20日通过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1945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1954年，内务部报请中央同意，发出《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者及其家属处理问题的通知》，各地着手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平反。段德昌、柳直荀等一批肃反中被错杀的人，都被宣布为革命烈士。但是，当时并未披露这些人遇害的真相，就连家属也以为亲人是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

肃反的错误逐步披露出来，文革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成批处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肃反中被错杀的人终于得到公开的平反与恢复名誉。

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首次完整地对苏区肃反做出官方结论：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各根据地的肃反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同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这种错误的发生，是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有的地区的领导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因而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

1935年10月的时候，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虽然已经看到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但是并未急于做出政治结论，而是避免争论，先纠正了再说。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刘志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西北办事处副主席。这个以周恩来为主任的西北办事处，实际是中央领导机构。此前，合法的中共中央之外，张国焘又擅自在四方面军中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出于调解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这边不称中央，而是以“西北办事处”名义工作，建议张国焘那边也不要成立“临时中央”。

由此，原“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改称“西北政治保卫局”。这个新成立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权限可谓空前绝后——集国家保卫局和西北保卫局两家权力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公安部与北京市公安局，不够，还要加上中央警卫局甚至国家安全部！长征中，除了国家保卫局之外，中共中央还设有特工科，对外称中央组织部四科，科长杜理卿（许建国）。成立西北保卫局时，杜理卿又兼任副局长。

名义上的权力并不等于实际上的权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此时就在毛主席的行李担子里，几枚印章而已。以前，国家主席尚可在名义上领导全国的各个根据地，现在，根据地逐个丢掉，“国家”只剩西北这一块了。所以，王首道领导的保卫局没有“国家”这个名头也有道理，叫“西北”保卫局才是名符其实。

虽然名符其实，却没有过去神气了。不知何时，西北保卫局的干部战士不再佩戴绿色領章，不再佩戴银色证章。自从搞了肃反，保卫局的钢铁形象就蒙上了灰尘。

西北政治保卫局还是雷厉风行地展开工作。1935年10月19日中央抵达陕北，24日决定改组西北保卫局，30日王首道局长接管工作，5天之后的11月5日，新的西北保卫局就发布了一号命令。局长王首道是南方人，同陕北人谈话还要用翻译，这个特殊任务就由陕北干部耿红担任。耿红一人做秘书忙不过来，就向王首道建议，借用肃反中关押的李启明。于是，李启明白天刻蜡版，晚上回号子睡觉，成了保卫局的特殊成员。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王首道调往前线，西北保卫局局长由周兴接任。此时，西北保卫局已经铺开摊子，有五十多个干部。侦察部部长韩宪琦，红军工作部部长陈复生，执行部部长谭政文，党总支书记李甫山、刘海滨。西北保卫局下辖5省保卫分局：陕北省保卫局局长刘子义，陕甘省保卫局局长郑自兴，陕甘宁省保卫局局长李握如，关中特区保卫局局长牛汉三，神府特区保卫局局长黄正明。

班子虽然不大，干部却都是老红军、老保卫。陈复生在长征前是红三军团五师特派员，谭政文在长征前就是闽赣省保卫局长，李甫山是陕北清涧县保卫局长，刘海滨在长征中是二师特派员。

周兴麾下缺兵，立即举办保卫干部训练班，抽调地方干部集中培训。学员来自边区各县，虽然都干过保卫，但大多是忠诚有余业务不足。毕业考试，周兴出了一个特殊题目：在教室里面寻找一条反动标语！学员们立即紧张起来，有的翻桌子，有的抠墙缝，可是到处都找不到。惟有延水县保卫局秘书赵苍璧冷静，四处观察，把目光停留在桌面的一张纸条上。那纸上写着四句成语：“明日黄花，日理万机，暴风骤雨，动作敏捷。”别人以为这贴在明处的四句话不会有什么问题，赵苍璧却说：“这是一首藏头反标，每句成语的头一个字连读，就是‘明日暴动’！”

周兴欣赏赵苍璧善于动脑，就在学习期间介绍赵苍璧入党，结业之后，又把赵苍璧留在西北保卫局当秘书。保卫局急需有文化的干部，那个刻蜡版的李启明，释放后在保卫局搞了一段后勤，相当可靠，就接替赵苍璧当了秘书。

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三人，将是本书的重要角色。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到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从西北保卫局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一直当一把手。赵苍璧和李启明两个新人，一个是陕北地方干部，一个是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都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解放战争时期都成了周兴的副职，一个主管侦察，一个主管情报。这三个经历不同的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成分来源。

无论是西北保卫局的“局长”还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处长”，周兴的名头始终不大，但职权确是极其重要——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的保卫负责人！皇上身边，有一品带刀侍卫、九门提督；总统身边，有便衣特工，情报局长；不必论证，任何领导人都会极其重视身边的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其忠诚、其能力，不言而喻。

周兴保卫生涯的起步，原本就在中央政府驻地、就在毛主席身边开始。

周兴，1906年出生在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城，父亲在县城做爆竹，这是当地的传统手工业。周兴上了三年师范小学，就到染坊作学徒。大革命的风潮震荡着偏僻的赣西，周兴的同班同学宋大勋是赣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影响周兴积极参加进步组织恩江学会的活动。1925年，永丰最早的共产党员黄欧东介绍周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CY），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CP）。

古老的永丰被周兴和同志们搞得天地翻复，城里组织工会，乡下成立农会，甚至还创建了永丰的国民党组织。趁着北伐军逼近的有利时机，工农自卫队赤手空拳解除了敌人一个连的武装，掌握了永丰的政权。蒋介石进军南昌，国民党右派在永丰发动事变，一夜间抓捕了周兴等共产党员，游街示众！痛定思痛，赣西党吸取教训，开始抓枪杆子。年轻的周兴被派往南昌，参加朱德任团长的公安局教导团，既学军事，也学保卫。周兴随同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潜回永丰开展游击斗争。

毛泽东率领红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红一军团攻占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周兴被调到省肃反委员会任秘书，就在毛主席的身边开始了自己的保卫生涯。

不幸的是，周兴也在李韶九直接领导下工作。身兼红一方面军与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在肃反中大开杀戒，秘书周兴只得唯命是听，抄抄写写。李韶九心怀叵测，许多好干部被他打成反革命处决，其中包括周兴的亲弟弟。最后省保卫局就剩局长李韶九和秘书周兴两个人了，正当李韶九准备对周兴下手时，中央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罪行累累的李韶九受到严厉处分，接任局长的吴德峰认为周兴不过是执行者，将其留任。后来，中央领导博古到了苏区，指示将周兴调出保卫局，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省保卫局党的分总支讨论，书记李克农等不同意给周兴处分，上报国家保卫局党总支，局长邓发等也同意分总支意见。由于始终处于组织处理过程，结论就没有对周兴个人讲。然而，在苏区肃反搞扩大化，却成为许多干部对周兴的重要印象。周兴原名刘维新，参加革命改了个“周兴”，保卫干部与唐朝酷吏同名，不免有人讥讽。外来干部秦平与周兴是忘年交，冒昧相问：为什么起了个酷吏的名字？周兴叹气：凑巧……

周兴自己深深痛悔肃反的教训，总是在档案中填写：“在苏区肃反后受过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工作中也不时以自己的教训提醒青年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追查周兴历史，才发现这个处分从未实施。听来令人感叹，到底是共产党员，居然主动承担并未受过的处分！

党性端正的周兴继续受到组织信任，先后担任保卫局秘书长、侦察部长、执行部长等职，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的指战员都是准备提拔的班排长与连营以上干部，各级干部都是低职高配，任职特派员的周兴相当于师级干部。红军时期的特派员级别很高，与军政首长平级，职责是警卫首长、审查干部、抓捕逃兵、侦察敌情。周兴在干部团积极协助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休整训练，总是及时调查掌握部队和社会的政治情况。汪东兴当时任干部团三连指导员，保卫工作做得细致周到，引起周兴重视。强渡金沙江时，三连处于重要作战位置，周兴特地到现场检查，布置控制对岸敌人的火力点。①遵义会议期间，周兴负责外围警卫工作，率领警卫连在距会场一公里的红土坡三次打垮土匪武装，捕获两个国民党特务，受到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艰难困苦的长征，周兴与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二营特派员肖赤脚腕负伤掉队，待到收容队发现已经奄奄一息。周兴立即派人到军委纵队找来中央首长的用药，终于挽救了肖赤的生命。过草地时，周兴身患肺病昏迷不醒，宋任穷特意安排用担架抬着周兴行军。行军艰苦，周兴病情越来越重，大口大口吐血，医生说再行军会有生命危险，劝他留下养病。周兴却说：“我是红军的人，离开红军就结束了政治生命，活着还有什么用？”周兴带病坚持长征，病情稍好就拄着棍子徒步行军，终于平安到达陕北。在新成立的西北保卫局中，周兴任侦察部长，不久，局长王首道另有重任，中央决定由周兴任代局长，很快又是局长。此时，中央特科已经停止活动，西北保卫局就是中共的最高情报保卫机构。这样，手握重权的周兴，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注目。

1936年7月，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到陕北保安采访中共情况。作为一个以客观公正为职业道德的记者，虽然国民党把共产党涂抹得青面獠牙，斯诺却要眼见为实。好不容易潜入陕甘宁边区，当然不会放过共产党的“特务”。所以，在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斯诺盯上了保卫局局长周兴。

斯诺之行，大概是中共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1936年10月9日周兴与斯诺的交谈，大概就是中共保卫史上的第一次“外事”活动了。斯诺提了六个问题：

1.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现在保卫局的任务同江西时有了什么不同：“国家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在死心塌地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权力，现在是保护扩大统一战线。”“在江西时反革命的定义是非常严厉的，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就没有那么严厉。在江西时，没有人说合作来反对帝国主义，现在不同了（现在可以说合作抗日）。在江西时，谁不同意我们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他的财产就被充公，要是他反对我们，他就会被剥夺一切权利，虽则他还没有直接采取行动来反对我们。”“在江西，我们的政策是直接保护人口中主要那部分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的人的利益，而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不应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总而言之，保卫局现在不但在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而且还在保卫统一战线的基础。”

周兴这段论述显示：紧随党中央克服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步伐，情报保卫部门也改变了江西肃反时的左倾做法！

对于斯诺的六个问题，周兴也一一回答。引人注意的是，周兴强调：“现在死刑案件很少。”周兴还说，政治犯的审判程序同一般犯人一样，要由法院审判，“但非常时期除外。所谓‘非常时期’指的是出现了叛变、倒戈或暴动，那时保卫局就得及时地处理那些头目，来不及等候开庭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周兴还展开论述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前者只是贯彻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的要求，我们是不会杀人的，更不会是秘密地杀的，而国民党则不然。其中原因群众是知道的。”“另外一个不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人犯（政治）罪，全家被捕，甚至连小孩都会被杀。而苏维埃是不允许这个政策的。我们认为，一人犯罪一人当，与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无关。更不会剥夺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第三个不同是：苏维埃对政治犯的宽大政策，那些人（政治犯）只要接受教育，并有好的表现，很快就释放，并恢复他的一切权利。”“第四个不同是：犯人的口粮和我们的职员一样，他们被发给与我们的职员同样的衣粮，他们没有像在国民党的狱里那样受到拷打和虐待。”

周兴的介绍内容，显示较高的政策水平，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原则。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共杂记》。

陕北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在斯诺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土匪变成中国的希望之星！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使世界认识了中共。①好几个延安老保卫向作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保卫干部都知道，斯大林曾经赞扬：“契卡（肃反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

周兴对询问自己的同志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提意见了：“保安处是宝剑，军队是什么？”

由此，中共的保卫系统就没有自诩“宝剑”。建国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以“盾牌”作为公安的标志。而国家安全部门的标志，则是二者兼有——“剑与盾”。

当事人俱已作古，这个故事的准确性尚难论定，但是，“宝剑”与“盾牌”，至今仍是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象征。

中共的传统是强调集体的作用，其实，就个人而言，老情报老保卫，哪个不是一把锋锐的宝剑？

周兴在延安驻守12年，解放战争后期参加南京和重庆的接管，后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云南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中，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

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

从周兴答斯诺问可以看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正在发生政策变化。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逐步纠正过去的左倾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又改变过去的阶级革命政策，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试探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有意要打通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通道，遂委托他的郎舅宋子文去完成这一使命。宋子文求助于二姐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董健吾过去是中共特科成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又是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是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董健吾带着密信远赴西安，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延安），再由当地东北军骑兵护送，行程六天到达瓦窑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董健吾又把复信带回南京，面交宋庆龄，再由宋庆龄转给国民党中央。历史应该记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而起步。

南京向陕北伸出了触角，就近的西安岂能落后？

此时，在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外，主要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这三支部队的工作。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主张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若不是被左倾领导否定，也许就用不到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当年的中央领导错过时机，将革命导向危局；现在的中共中央果断抓住历史机遇，主动向东北军、西北军展开统战工作。

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澜波在东北军中活动。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大面上还得和自己的盟兄蒋介石站在一起。蒋介石却利用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于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恶名传天下。1936年初，位于陕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主动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正好在宋庆龄家中碰到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亲赴陕北向中央汇报。

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则早已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929年杨虎城在河南驻军时，就使用地下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秘书。这个宋绮云于1941年被军统密捕，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与杨虎城一起被害，其幼子宋振中就是《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时期，又任命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又介绍同乡李直峰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秘密侦察破译密码电报。后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强令驱逐南汉宸。但是，杨虎城身边还有秘密共产党员，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就是一个。潘自立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汪锋到红二十五军，张庆孚到陕北，陈刚到西安，都由张汉民掩护。1935年3月，西北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旅长张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所部被红军顺利歼灭。令人痛惜的是，俘虏了张汉民的红军部队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敌军旅长是自己人，硬是把这个共产党员给枪毙了！而且，张汉民为了证实自己身份说出红二十六军首长的关系，竟然又成为肃反中错整刘志丹等人的证据！1935年冬，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络，杨虎城怕汪锋是国民党特务，先扣押起来，经其他共产党员证实之后，才与中共方面签订协议。毛泽东又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向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首任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李克农。此前，李克农从事过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现在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中共对李克农的官方评价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作者却愿意采用一个更有学术味道的称呼：“情报大师”。无论放在中国范围评价还是放在世界范围评价，李克农的情报功绩与情报才能，都堪称大师。

李克农1899年生于安徽巢县。父亲在芜湖海关任职，家道小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李克农在芜湖上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19年在抗税斗争中被捕。李克农与安庆的一批五四运动健将，受中共委托创建民生中学，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一个基地。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共产党员李克农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宣传部长。蒋介石在上海联合青帮压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时指派芜湖的青帮头子任公安局长，同左派争权。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指派李克农打入青帮。

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两天后，蒋介石致电芜湖，调青帮头子去上海商议。李克农当晚就将情况报告中共芜湖特支。特支立即布置身份暴露的党员转移。17日，芜湖青帮成立“清党委员会”，当晚李克农又秘报中共特支，第二天早上芜湖爆发反革命事变，革命力量已经大多转移。受到通缉的李克农在芜湖练得化身本领，一时校长，一时流浪汉，一时教师，一时军官，巧妙与敌周旋。李克农的情报生涯，也许可以从这时算起。

1928年初，李克农转往上海，第二年冬天同钱壮飞、胡底考入徐恩曾的无线电学校，又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三人小组获取国民党特务的核心机密，为保护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红军提供重要情报。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李克农临危不乱，及时将钱壮飞获得的警报转告中央，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李克农揭露顾顺章叛变之后，从白区潜往苏区，任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中，担任中央纵队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安全。

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工作。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没想到却受到共产党的优待。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高福源在台下看着这出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戏剧，忍不住放声大哭。第二天，高福源就主动约见李克农，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精心策划，安排高福源逐步行动。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后直接向张学良汇报，又受张学良委派回到红军驻地谈判。这样，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络沟通了。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各守驻地，互不侵犯。3月3日，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到达洛川。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李克农知道自己的情工身份名声在外，就回答了一个公开身份：“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双方坦率交谈。张学良提出共产党应该改变“反蒋抗日”的主张。李克农阐述了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方略。分歧越来越小，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亲自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天主教堂举行谈判。

这次谈判不仅改变了西北政局，还改变了中国历史。公元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还说：“周恩来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的统战工作，成立由周恩来领导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工作。还派叶剑英到张学良部任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大敌当前，联合抗日成为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却背道而驰，亲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剿共战争。西北友军不肯自相残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了！

形势骤变，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对蒋谈判，也三位一体备战中央军。东北军调兵潼关，阻止中央军入陕。张学良主动将延安让给共产党。①延安（1）

共产党由此得到陕北最大的城市延安。

延安从此成了共产党发家兴旺的根据地。

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后，更是将延安看作革命圣地！

这个延安，有何神圣？

1984年作者随电影《巍巍昆仑》的摄制组到了延安。这个从未到过的地方，似乎与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父母就是在这里相爱成婚，兄长就是在这里出生……临行之前，父母反复叮嘱：抗大在城里，保安处在后沟，延河可一定要去，日本投降那天我们在河滩闹了一夜……

当作者到了延安，当作者用亲切的目光四处巡视，却不免大大失望：这个地方太穷了！养育众多百姓的黄土地，光秃秃的难见树木，农田全靠雨水；诗歌吟唱的延河水，徒涉几步就过去了，据说雨季还要涨洪水；如若这里不是圣地延安，怕要用上穷山恶水的称谓。脑子里缠绕着一个不宜出口的问题：就这么个穷地方，凭什么让一个困境中的政党成了气候？

来到毛泽东住过的枣园村，特型演员赶紧寻找领袖的感觉。作者和村干部谈起毛泽东，那汉子蹲在地上说：“当年，我大（父亲）是村长，我是娃，毛主席常跟我家人谝（聊天）。对了，你们回去，叫马海德回来看看。”

作者回北京哪里见得到那些著名人物。可这乡村干部的语气，就像说起自家长辈一样从容。

这部电影描写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摄制组选中当地一支毛驴队充当临时演员。领头的陕北老汉头扎白头巾，身穿大棉袄，挽腰棉裤的裤裆都磨出一个大洞，标准的受苦人形象。摄制组正在埋头调整机位，一曲信天游萦绕耳边，那韵味引得众人停手。循声看去，那驴队的领头老汉正在忘情地唱着，一双老眼放肆地仰望坡上抱娃的婆姨（妇女）！电影摄制组的姑娘小伙儿见过的歌唱家多了，今天却都被这个陕北老汉给镇了！老汉自由自在地唱着，仿佛自己就是普天之下最会唱歌又最为多情的人！别人看去，也承认这老汉肯定是普天之下最为快乐的人！耐不住上去同老汉谝几句，更令作者吃惊：这老汉原来是个老红军！因为回家养伤一度中断革命历史，现在享受老八路补助，不过，养家糊口还要靠赶驴挣钱贴补。这延安怎么这样对待老干部？刚要抱打不平，又得知这陕北遍地都是老革命，穿着挽腰棉裤的是老红军，街头卖菜的是老八路，到了这延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军人就没有一个再敢摆资格！

拍摄毛泽东撤离延安的场面需要上千群众演员，因为要找家有破旧衣服的农民，只得到几十里外的山沟中找人。摄影师担心，这些山沟里出来的群众演员会不会胆怯惊慌，会不会总是盯着镜头看。拍摄开始了，老大爷赶着牛车，默默地走着，老大娘双眼含泪，默默地走着，所有的群众演员都自尊地通过镜头前面，没有一人扫一眼那洋玩艺儿！北京来的电影人举起大拇指钦佩陕北老乡！

作者心中感叹：中国的地域文化相当丰富，任何地方都不敢小看。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那时候，人们大概不会像1984年的作者，自以为正在进入一块圣地。但是，1937年的人们，却又不会像作者1984年初见延安时那样失望。

那年月，到得延安，就是穷途末路之中见到一块宝地！

延安是陕北的“大”地方，古来就是州府所在，专区级别的城市。

中共中央到达西北根据地的时候，这块落脚地不过有延长、延川、保安等6座县城，游击区分布在陕北、陇东17县。陕北的县城，也就是个小镇子，一条街道、一个衙门（县政府），一间邮电局，一支保安队，五脏不全的一只小麻雀。中共中央就够精简的了，一个县城也摆不下。共产党的根基在农村根据地，国民党的本事在城市交通线。中央苏区曾是共产党最大的根据地，有15座县城，250万人口，但是，州府级别的城市，只是打下过漳州、赣州，住了没几天就撤出了。西北苏区的规模本来就小得多，延安、绥德、定边、庆阳等专区城市又钉在游击区域之中，驻守州府的国民党军队随时可以发兵下乡扫荡。苏区的区长、县长，整天把大印装在兜里，随时准备跑反（陕北词汇，词义在转移与逃亡之间）。没有延安的西北根据地，就像个不足月的胎儿，还没长出心脏。

这次获得延安，共产党的西北根据地就能够成人、出生、见天日了！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第二天就决定放弃延安。14日，张学良驾驶飞机到延安迎接周恩来。周恩来带领叶剑英、李克农、曾山等人从瓦窑堡到达延安，周、叶、李立即乘机去西安，留下曾山接管延安。

曾山住进延安师范学校，迎面碰上教务主任林迪生。这林迪生在上海时同曾山一个党支部，后来留学日本，再回到上海时中央已经撤离，接不上组织关系就来延安找党。林迪生告诉曾山，张学良一走东北军就撤出延安了，留在城里的还有国民党的县党部、保安团，听说共产党的干部留住在师范，就打算夜里动手。曾山这个接管大员，又得连夜脱逃。看来，凡是宝地，都不能让你轻易得手。待到17日红军大队赶到，曾山才扬眉吐气地开进延安。①这延安本是陕北交通枢纽。向南大路通往西安，西北走向定边、宁夏，东北连接绥德、内蒙。往来的商旅繁荣了这里的市集，延安城里街道纵横，商店、旅社、戏台、庙宇，应有尽有，还有高大的城墙环抱全城，活脱脱一座像模像样的城池。延安内外，四通八达的大路可行汽车，东门外还有飞机场，更使这里有了一些现代气息。

得到这样一座繁华城池，中共中央却并未搬入官衙，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选择了凤凰山脚的窑洞居住。这窑洞可是中国北方民居的一大发明。黄土高原土质密实，垂直切下土壁，向内挖个弧顶洞穴，安上门就可以居住了。这种建筑节省砖石，不用木梁，讲究的砌上石圈，也很体面。整个山体都是保温隔热层，洞内冬暖夏凉，而且还是天然的防空洞。从延河望去，延安城的砖瓦平房逶迤而上，一直连上凤凰山脚的窑洞，那窑洞又一层层挖上去，活像巨大的楼房，这延安真是雄伟！

毛泽东到了什么地方，总是立即派人找地方志，找宿儒耆老，了解风土人情。延安又名肤施。相传，释迦牟尼佛的三世尸毗王，就是在这里涅槃升天。那日，尸毗王发现一头老鹰正在追逐一只鸽子，尸毗王打算营救可怜的鸽子，但老鹰非说自己不吃鸽子也要饿死，也要尸毗王营救。慈悲为怀的尸毗王既不愿鸽子丧生，也不愿老鹰饿死，只得割下自己身体的肉来喂食老鹰。鸽子得救了，老鹰吃饱了，尸毗王自己却鲜血流尽而死。尸毗王“舍身救鸽”感动神灵，登时得以复生成佛。这个著名的“经变”故事，原来就发生在延安的清凉山！尸毗王在延安“施舍”自己的“肌肤”，延安因此又名“肤施”。

留下尸毗王事迹的清凉山是佛教圣地，竖有“清凉第一”的石头牌坊，左右有联：“二水绕座晨望嘉岭塔边烟，八景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这就道出延安的地势。

二水是南川和延河。南川河自南北上，延河自西北而下，两河交汇，东流并入黄河。两水汇合成三川，三川交汇有三山，北面是清凉山，西南是凤凰山，东面是嘉岭山。三川交汇又成三角洲，延安城就位于这三角洲之上。有水有山，有川有洲，这延安实乃山川胜地！

清凉山万佛洞石窟纵横十几米，有万尊浮雕佛像。凤凰山麓地势开阔，延安古城背山面河，有如一个西高东低的巨大玉盘。为了镇压夏季的洪水，南门之上镶嵌“安澜”两个大字。嘉岭山上的宝塔，原为镇服延河洪水，自唐代始建，塔分九层，高四十五米，距离延安数十里就可望见。由于这个延安的地望（标志性建筑）十分有名，人们就把嘉岭山叫做宝塔山了。宋代名臣范仲淹在宝塔山上留有大字题刻“先忧后乐”，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缩语。

延安是“五路襟喉”，延安有“三山两水”，延安府古称延州，向来是中国西北军事重镇。商朝，远离中央王朝的延安一带被称为“鬼方”国，周朝曾有两次讨伐的记载。春秋时期，延安属于魏国地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吴起镇，就是以魏国大将吴起命名。秦始皇统一天下，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延安为上郡，治所称“肤施”。秦、汉、唐三朝，延安总是首都长安的北大门，中原北抗匈奴的前哨。陕北民风骠悍，出过花木兰等军中豪杰。宋代，首都南迁，远离国家重心的陕北，成为党项羌聚居之地，西夏王朝就从这里崛起。陕北又成为宋与西夏反复争夺的战场，宋军屡败，延州两次被围，朝廷委任范仲淹为陕西安抚经略副使，统帅陕北宋军。以一篇《岳阳楼记》而名闻天下的范仲淹，将宋军的指挥中枢设在前线延州城，把整个陕北变成堡寨密布的纵深防御地带。文韬武略的范仲淹一方面在当地屯田存兵，提拔任用能征善战的种世衡、狄青、杨家小将杨文广等下层军官，一方面起用张载等关中大儒，很快将陕北治理成为国家的模范地区。西夏军惊呼：“无以延州为意，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明代，连年战争与过度开发造成环境枯竭，流民遍地的延安又是农民起义的发祥地。陕北米脂出了一个李自成，将三十六家流民队伍铸成一支百万大军。打天下讲究个高屋建瓴之势，从陕北奔北京一路下坡，李自成挥师打下北京城，推翻大明！

如此延安！

风水宝地，风生水起。

不难想见，毛泽东进驻延安之时，胸中甲兵岂止百万。

不难揣度，安居陕北的中共中央，从此居高临下。

“经济特区”，这个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词汇，如今在中国已是人人皆知。想当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扇“特区”之窗率先开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轰然敞开。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词汇却是来源于三十年代末，远离东南沿海的大西北！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省委打算发挥广东濒临港澳的优势，在香港对面的深圳、澳门对面的珠海，建立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望望习仲勋，脱口而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只是试探能否搞出口加工，没想到邓小平却要搞“特区”，而且说得那样严重——“杀出血路！”

邓小平望着现在的习仲勋，大概是想起了过去的习仲勋。过去习仲勋曾是陕甘宁的领导干部，过去的陕甘宁曾经叫做“特区”，过去的“特区”真是从血泊中生长！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时局出现转折。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主张，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撤销了，西北出现和平局面。1937年1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还主动建议：取消两种政权对立的局面，把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一个国家之中，可以有不同的区域？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更换为毛泽东领导，果然思路大变，果然开拓创新。不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表明统一于中央政权；称为“特区政府”，表明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仍有不同；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就是“特区”政府之“特”。

延安，国共合作的“特区”。

深圳，改革开放的“特区”。

数千里距离，四十载时差，能够将延安特区与深圳特区串连起来，可见邓小平的联想与创造能力。

历史证明：两个特区的开创，都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策转变。两个特区的发展，都带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非凡成功。

1937年2月的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林伯渠担任主席，张国焘代主席。张国焘提出，既然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保卫局就应该取消。周兴力争：无论机构怎么变，保卫工作不能取消！于是，决定把保卫局置于保安司令部之下，改称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对外不过是保安司令部下属的一个处。下面各分区、各县还是叫保卫局，名头比上级还大。特区政府“特殊”，情报保卫战线更是“特殊”，刀把子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当年9月，“特区”更名改制为“边区”，管辖范围包括八路军的征募区，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有26个县，13万平方公里，200万人。

保安处编制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无论对外级别高低，对内始终为情报保卫工作领导机关。周兴任处长、杜理卿任副处长，下设：秘书李启明，一科（情报科）布鲁科长，二科（侦察科）谢滋群科长，三科（刑事科）赵苍璧科长，四科（预审科）谭政文科长，五科（机关保卫科）陈复生科长，六科（治安科）刘护平科长兼任延安市公安局长，红军工作科副科长王太和，总务科长惠锡礼，保卫营营长胡友才。

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转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是，依然不能放松对于国民党的警惕。尽管陕北这里已经休战，河西走廊那边，国民党却没有丝毫放松对红军西路军的围剿。保安处立即部署延安周边防卫，在延安四面的七里铺、延川永坪、延水关、富县茶坊设立检查站，从国民党区来往延安的人员必须持有保安处颁发的护照。保安处还在市里建立邮电检查站，就驻扎在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局里面。保安处直属的保卫营，更是特别加强中央机关驻地的警卫。①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中国军队首次还击日本侵略军。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通电，要求“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14日，毛泽东、朱德下令红军“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

延安，由此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对日作战的指挥部。

红军在1934年开始长征时，北上抗日还是一句口号。1935年落脚陕北，首先是因为惟有这里才有自己人的地盘，其次也考虑陕北接近蒙古边境，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络。时势造地势，这陕北，如今还真的成为出击日寇的最佳阵地！延安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直接出击敌后，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建立根据地。待得抗日战争胜利收复失地之日，远在西南的国民党鞭长莫及，共产党就顺手抢得北方大量地盘。

不过，这延安虽属形胜之地，却也并非王道乐土。多年的战乱已使周边地区治安混乱。共产党要想在延安扎根，还得扎扎实实地治理治理。

人民警察

延安城到处都有抗战英雄范仲淹的遗迹，驻扎这个地方，共产党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无论想起范仲淹还是想起李自成，共产党都把延安当作未来新中国的试验区。中共中央在延安抓普选、抓建政，要给全国人民一个新政权的样子！

古老的延安城有了许多新单位，党中央直属机关、八路军总部直属机关、西北局所属机关单位、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厅局，共有机关单位二百多个。延安还成了文化中心，原来只有一所师范学校，如今有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边区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六十多所学校。延安又迎来许多新居民，原来的一万多人很快膨胀到六万多人。

战乱之中的华夏大地，有了延安这个民主、自由、抗战的乐园，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纷纷来奔。可是，就在1937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延河河滩上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是抗大女学员刘茜，死因是枪击。女知识青年被杀案件，轰动了不大的延安城。保安处全力破案，很快从刘茜的私人关系中，查到交往密切的两个人，一个是小知识分子，一个是长征干部。调查分析，小知识分子动手的可能性较小，而那个长征干部黄克功，却有警卫员反映鞋子上有血迹。保安处秘密检查黄克功的手枪，发现有开枪痕迹，而且子弹同尸体上的弹头一致。经过讯问，黄克功供认不讳。原来，黄克功曾与刘茜热恋，而且向社会公开，但后来刘茜要求分手。那天晚上，黄克功把刘茜约到河边谈话，拔出手枪要求恢复关系，刘茜坚持不允，情急之中，黄克功开枪打死了刘茜。

谈恋爱不成就杀人？这种野蛮的犯罪行为，激起延安各界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愤怒，人们纷纷要求严惩黄克功。按照职权，保安处负责提起公诉。可是，如何量刑又出现争论。许多人本来主张杀人偿命，没有二话。可是，当人们得知黄克功的革命经历，不免迟疑。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上过井冈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攻打娄山关中立下战功，曾任团政委、旅政委、师特派员，也是一个保卫干部呢！因为情杀案件就杀掉一位红军英雄？就连一些知识青年也要求免于死刑，让黄克功上战场戴罪立功。抗大教育长罗瑞卿是保安处长周兴的老上级，两人都为难。

难题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提笔写信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毛泽东认为：功劳归功劳，杀人当偿命，不能因为是共产党的干部，为革命、为党立过大功，就可以随便杀人而不偿命。如果杀黄克功，确实有些惋惜，但是，“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10月10日，公审大会在陕北公学大院举行，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雷经天担任审判长，保安处副处长谭政文担任公诉人。黄克功对于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请求给自己一挺机枪，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宣判前，会场一片寂静，人们痛惜地等待这个红军战将的结局。审判长庄严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黄克功临刑之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如此执法，延安的社会秩序焉能不变？

1937年10月8日，边区政府发布第一号委任令，任命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兴兼任边区保安处处长。从此，保安处不再从属于保安司令部，而是成为边区政府直辖部门。很快，边区政府又宣布成立延安市政府，任命刘护平为延安市公安局长。延安市局下设三个科，治安科科长杨开明，社会科科长由局长兼任，司法科科长朱化龙，警察队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堂堂的边区首府公安局，驻地只有棉土沟的五个窑洞四间平房和街上的四间办公房。

全民抗日的呼声之中，国民党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下令，各级议会统称人民代表大会。延安的警察，也称为“人民警察”。

这是世界上惟一加上“人民”二字的警察队伍。

国民党的警察经常欺负群众，因为身着黑色制服，被老百姓骂做“黑狗子”！共产党的警察也有名声问题，执行肃反的保卫局在革命队伍中记忆尤深，尚不了解共产党的老百姓更是将信将疑。

日本人帮忙了。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延安这个偏僻小城也热闹起来，机关学校放假，街上行人众多。上午8时40分，宝塔山上的防空哨突然发出紧急防空警报！

延安早有防空部署，宝塔山上设立了防空警报，但没有雷达设备，全靠人眼望监视天空，仅有的两挺高射机枪也不能覆盖全部空域。所以，一旦警报钟声敲响，敌机已经到头顶了。听到警报，满城的老百姓都往城后的凤凰山跑，山边有多处闲置的石头窑洞，可以作为防空洞。群众跑，警察不能跑。延安市公安局长王卓超立即指挥警察疏散群众。就在群众纷纷躲入防空洞的时候，六架日军飞机投下炸弹！延安城四处起火，一颗炸弹就在身边爆炸，气浪把王卓超掀倒在地！

日军飞机终于走了，老百姓忧心忡忡返回家园。多次遭遇战乱的延安人早有经验：没人看守的家产肯定会被洗劫一空。到得家中，群众惊喜地发现：各家的财产，除了轰炸中被毁的以外，完好无缺！店铺里面的钟表衣物金银首饰一件不少，三仙园饭馆卤肉大锅里的羊肉杂碎还在翻腾。人们纷纷打听：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敌机轰炸群众跑反的时刻，延安市的人民警察依然坚守岗位。保安处的礼堂被炸塌了，可是，警察们都忙着保护群众财产，三个警察被炸伤依然坚持值勤！

延安的老百姓感动了，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警察？延安商会特地到警察队慰问，向每个警察赠送一个皮包、一条毛巾、一个口盅。

这天，毛泽东在凤凰山边的窑洞也被炸塌了，可是，毛泽东却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听到延安的老百姓称赞延安的警察。毛泽东得意地说：“延安的警察不是世界第一，也是中国第一！”①人民警察的形象，昼夜矗立在延安的街头。延安百姓和陕北百姓心中认定：这共产党比李自成更有出息，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

毛泽东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创建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的警察都叫“人民警察”，全国各级政府都叫“人民政府”。

①《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本书由中国公安界权威专家组成小组编写，涵盖1921年至1991年的中共保卫工作与中国公安工作。

①西北政治保卫局：《特务须知》，周兴自存档案。周兴自己保存了一批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文件。这些用毛笔在马兰纸上抄写的资料，居然平安度过了战争年代和文革年代。周兴去世后，其夫人杨玉英将这些档案交给作者。

①罗青长：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作者利用探病机会，了解这个中国情报界权威人物的早期工作经历。

①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中央军委特别工作处、中央特科的创立，以及在白区的情报、统战、联络、城市工作。

②欧阳毅：前炮兵副政委，2002年10月采访。欧阳毅是健在的资格最老的中共情报、保卫干部之一，1931年1月成立中央政治保卫处的时候，欧阳毅就是五人成员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欧阳毅任总政锄奸部副部长，建国后曾任炮兵副政委。

①王建华著：《红色恐怖的铁拳——中共中央特科记实》，人民中国出版社。此书记叙中共特科的神秘历史。

①陈复生：前公安部副局级干部，2001年6月19日采访。陈复生在1932年进入国家保卫局，长征前任师特派员。这个红三军团健在的惟一师级干部，虽然双目失明，却有相当清晰的记忆，生动地描述红军时期保卫局人员的形象，还讲述自己镇压逃跑的师参谋长的经过。

①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东方红丛书，中国书店。此书的编者曾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实事求是地记叙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时，江西苏区的肃反情况。

①刘秉荣：《苏区肃反大纪实》，花山文艺出版社。本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司令员李振军作序，全面记述各主要根据地的肃反，其中有份名单“并非死于敌人屠刀下的烈士们”，可见肃反错误造成的干部损失非常严重。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李维汉在1935年参与中共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的处理，1982年又受中央委托主持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

②郭洪涛：前国家经委副主任，2002年11月28日采访。当年的陕甘晋省委负责人，此时只有郭洪涛一人健在。这个91岁的老人向作者口述当时肃反的经过。肃反发展到逮捕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的程度，郭洪涛感到有问题，向朱理治提出：“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郭洪涛于2004年去世。

①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此书与其他回忆文章都表明，中共中央制止陕北错误肃反的态度坚决，措施有效。不过，由于战争紧张立足未稳，对于肃反错误的深入总结，还要留待以后。

②《郭洪涛回忆录集》，中共党史出版社。作为陕北苏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文中记述西北两块根据地的创建经过，并回忆肃反的过程。陕北肃反是接受上级组织的指令而开展的，这个上级的身份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这个代表是由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委派的。

③聂洪钧：《刘志丹冤案的产生》，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此文坦言自己经手的错误肃反。

①《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马文瑞曾在西北的两块根据地都工作过，亲身经历错误肃反的逼供信。当时将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根据地的县以上干部统统关押，200多人被杀害。关押马文瑞的院子也挖了土坑，准备埋人了。

②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涂占奎在陕甘边红军创始时期参军，曾任刘志丹、习仲勋的警卫员，虽然是保卫干部，却反感错误的肃反。

③耿红：《耿耿丹心为人民》。前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耿红回忆，当年许多陕北地方干部对肃反很不理解，“要不是中央及时到来，陕北红军和二十五军非打起来不可。”

①汪东兴：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1995年4月24日采访。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带作者采访周兴的老战友汪东兴。长征期间周兴是汪东兴的上级。周兴因病去世时，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就在病床旁边守候，又批准将杨玉英全家调到北京定居。

①斯诺：《中共杂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们对斯诺在陕北活动的了解，大多见于斯诺公开发表的著作《西行漫记》，那本书中并无关于周兴的专章。其实，斯诺还著有《中共杂记》一书，第六章专门介绍中共的保卫机构，先专节介绍周兴的简历，而后记录《保卫问题和司法（制度）》。斯诺还注明：“1936年10月9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的访问记”。将此时周兴任职的西北保卫局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失误大概不能归于并不熟悉中共体制的斯诺。估计是中共翻译这样向斯诺介绍，可见当时党内认为西北保卫局实际就是国家保卫局。关于斯诺这次采访还有旁证。周兴自存档案中也有周兴与斯诺谈话的文字记录。作者将这份记录与斯诺的《中共杂记》认真核对，除个别文字差异以外，两份文件完全一致。这表明，周兴接受采访也许事先有文字准备。

①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这本传记由国家安全部审定，是关于李克农情报生涯的权威记述。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是开展东北军工作的关键人物。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曾山走进延安师范学校的时候，梁济正在这个学校读书。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与延安市公安局少有的延安本地干部，梁济始终注意了解延安的社情与历史。

①李启明：前中共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18日采访。健在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领导干部中，李启明职务最高，任职时间最长，而且记忆力极佳。作者曾经多次采访李启明，并就诸多疑点当面请教。

①王卓超：前江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2001年10月29日采访。作者到江西采访时，王卓超正在医院输液，仍然讲述了在延安市公安局工作十年的经历。抗日战争胜利，王卓超奉命出发东北，由郝苏继任延安市公安局长，不过，两人却忙得没有交接工作。

第二章从明争到暗斗

周恩来遭遇伏击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去西安。国际友人

赠送的这辆卡车，乃是延安最为先进的交通工具。

周恩来与司机坐在驾驶室内，车厢上，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随从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还有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这25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出行的阵容。

卡车一直向南行驶。从延安到西安，要经过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跑上几百公里。车出延安城，首先到达三十里铺，这里有西北保卫局设立的检查站，再往南的甘泉县就是国民党的地盘。从延安到西安是居高临下，行驶非常轻快，出城五十多里后汽车却费力起来。这是攀登横亘在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劳山。这大劳山，乃是陕北名山黄龙山的余脉，古来就是用兵之地。清兵进剿回民起义，就在这里遭遇埋伏，留下千人大墓。东北军进攻红十五军团，也在这里被歼灭两个团。

卡车进入红白交界地区，车上的战士都提高警惕，翻过山脊下行，这就进入甘泉县境了。卡车刚刚进入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听到枪声！周恩来立即观察地形，只见公路通过谷底的水潭，左面的苇塘紧挨陡峭的沿湫山，右面的稍林连接一带丘陵，正前方一道大坝梁上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枪声不断从左右两侧响起，周恩来果断命令加速，冲过坝梁就可以摆脱伏击！司机老李加油前冲，对面坝梁又射来密集火力，轮胎被击破，司机倒在驾驶盘上，卡车就困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周恩来立即跳下卡车，车上的战士正在还击。周恩来指挥：“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命令副官陈友才带警卫掩护周恩来转移，又命令陈国桥指挥特务队阻击敌人。陈友才此时大腿中弹，无法行动，就指挥警卫员先行，自己掩护。敌人发现这个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人正在指挥，就把火力集中到陈友才身上，陈友才为了掩护周恩来，索性主动迎战，把敌人火力全吸引到自己这里！

正面的坝梁和左侧的山崖不断射来子弹，周恩来果断决定从右侧稍林突围。进入稍林敌人就看不清目标，但子弹还是不停地倾泻而来，张云逸的手被擦破，孔石泉的领子被穿了几个洞，所幸周恩来毫发未伤。

卡车处，主动吸引敌人火力的陈友才当先牺牲，陈国桥带领战士继续抵抗。保卫局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选调而来，个个英勇善战，但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陈国桥自己率队顽强反击，又命令曹鸿都等人先撤，曹鸿都非要一起打，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曹鸿都带人先撤，等到追上周恩来，也只剩自己一人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路，曹鸿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后方的山坳，继续传来激烈的枪声……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都五人徒步回到三十里铺，在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延安。

延安城顿时震惊！

警卫团长黄霖抄起手枪就出门，总参谋长刘伯承已经集中了中央首长的马匹，毛泽东叮嘱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

保卫局局长周兴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还发出鸡毛信命令独立团增援。

延安市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民兵出发。

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眼泪夺眶而出，南线剿匪本是自己的任务！

清凉山上的红军大学里，身经百战的学员无心上课，万里长征中周副主席也没遇过这种危险！董必武出面讲话安慰大家。

延安南门外，干部群众自发聚集而来，翘首远望……

焦急等待的还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李富春……

黄霖马快，首先赶到三十里铺警卫周恩来，随后，几十个红军骑兵陆续赶到。周恩来立即布置分工，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率队到沿湫山营救。

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留着作战姿势！逐个检查，发现还有四个重伤员尚未牺牲，立即进行抢救。张云逸详细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面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张云逸把密码销毁，把毛毯收起。这块毛毯因而成为文物，目前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随后赶来的于桑，带领战士群众收殓18具烈士遗体。

三十里铺的周恩来，了解到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才和黄霖乘马返回延安。

延安南门外欢声雷动！毛泽东和干部群众始终在等周恩来。

周兴却难辞其咎！

作为延安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竟然使得中央保卫工作领导人遭遇危险，周兴受到有生以来最为严厉的一次批评。①延安的安全，就是中央的安全，周兴必须保证延安的安全！

延安不安

延安，并非长治久安之地。

这里古来处于对外作战的前线，古名“延州”。不知何时，在“延”字后面加了一个“安”字，于是成了“延安”。中国人总是期望安全，不少城市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安”字，陕西有西安，山东有泰安，四川有广安……

共产党接管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并不安生的地方。

国民党政权带着武装保安队驻扎在城镇，乡村还有大量的“土围子”由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各村庄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成分相当复杂，地方军阀还挑动回族与汉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破坏、暗害案件。国民党特务机关还组织“肃反会”、“铲共义勇军”积极活动，绥德肃反分会散发小册子《老实话》，用快板书的方式宣传共产党员叛变的故事。

红军队伍中也有动摇现象。佳县红五团政委马子祥被俘叛变，红八十一师高文瑞率领90多人63支枪投降，华池警卫连副连长焦鸿鹏率领20多人叛变攻打县政府。最为严重的是三边事件，三个警卫连长率队发动叛乱，杀害特委书记谢维俊。这谢维俊就是当年江西苏区的“邓、毛、谢、古”之一，因“毛派人物”而挨整，长征后刚刚得到起用。

周围不安，延安城里也不安生。

延安原有的惟一中学是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焦点。红军接管延安前，延安处于红白拉锯之中，校长擅自离职，学校就由进步老师孙铭勋、林迪生掌管，许多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共产党。红军接管延安后，林迪生接上组织关系调到教育部工作。延安师范学校由教育部长徐特立亲自兼任校长，廖承志、朱光担任政治教员。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极强，丁玲讲的文学课看笔记就是一篇文章，徐特立讲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猴子变人自己四脚在地上爬！学生纷纷要求进步，学校中秘密成立党、团支部。国民党不肯让共产党控制学校，要求派遣校长。延安市委就此请示，毛泽东说：“两党都能合作，一个学校还不能？”国民党派来的校长马濯江是个中统特务，试图在延安发展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还把边区的校长和教员轮番调到庐山训练，有的教员回到延安就不再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还说反动话。

延安当地社会情况也比较复杂，土匪、流氓、汉奸、特务，鱼龙混杂。进驻延安不久，公安局就抓了几个人，其中有滋扰地方的商人高老八、地痞毕端仁、挟带海洛因的河南籍磨刀人。公安局的外勤情报员邵炎隐蔽在旅店侦察案件，由梁济书写起诉书。①面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西北保卫局特别注意防止汉奸破坏。侦察部长陈复生带领侦察员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穆广林、王化凯积极活动，但几人都是江西人，语言不通难以隐蔽，于是又调来赵苍璧、郑柱国等本地干部。侦察部发现一个小布店往来怪异，经查，店主高有是个汉奸，日本人出钱让他在延安开店搞情报！公安局立即查封这个店。

国共刚刚开始合作，如何在陕北各地划分权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许多地方出现双重政权的怪现象。保卫局侦破国民党延川县秘书是个汉奸，在其家中搜出日本的旗帜、标语、文件，但国民党委任的县长就是不同意处罚这个人。陈复生就说：那就由我们共产党的县长出布告枪毙，你也签名，写上不同意！国民党的县长也不敢承担包庇汉奸的名声，于是，这份枪决汉奸的布告，就由两个县长签署执行。

侦察干部眼尖。陈复生刚进延安两个月，就盯上两个奇怪的和尚。延安城里，从南门通往北门的大街是一片繁华的店铺，其中有座古老的火神庙。庙里的两个和尚不穿和尚衣，也不念经，经常穿着蓝布便装到处乱窜。周围群众反映，过去这个庙里有两个老和尚，忽然不知去向，现在这两个和尚谁都不认识。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陈复生又找以前在这个庙里煮饭看门的罗老汉调查。罗老汉说，红军进城前的一天晚上，来了几个国民党兵，把两个和尚带走了，还把自己赶出庙门。

现在的两个“和尚”很可能同国民党有关系。陈复生等人开始跟踪。盯梢发现，两个和尚的活动有几个重点区域：一是北门外的党中央所在地，二是东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印刷厂、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周围，三是南门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周围。盯梢还发现，有两人常在深夜偷偷进入火神庙，这兄弟二人最近从西安迁来延安开照相馆。陈复生判断：这两个“和尚”可能是敌特机关的负责人，负有广泛的情报收集任务。

听说火神庙在找雇工，陈复生决定送人上门，打入虎穴。侦察部的干部多数是南方人不能用，陈复生选中机关内部的洛川河莲湾人小李，公开宣布开除军籍处理回家。小李坐在火神庙前的石阶上哭，装作不愿回家。“和尚”出来，问清这个孩子不过十七岁，又看了“违反军纪”的处分决定和处理回家的路条，就收留小李在庙里当了勤杂工。小李侦察个把月，发现“和尚”有枪，情报藏在红皮枕头里，外面还有两个秘密联络点。

保卫局决定破案。6月8日晚上，乘两个“和尚”外出，小李把装有情报的枕头抱回机关，陈复生带领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黄黄山、赵苍璧五人埋伏在庙中。两个“和尚”刚回来，陈复生等人立即扑上去。“和尚”来不及掏枪，双方徒手搏斗。两个“和尚”会些拳脚，当先的陈复生头上挨了一拳，身高马大的赵苍璧拉开陈复生，冲上去将敌手打倒！

这两个奇怪的“和尚”，原来是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手下的侦察参谋！那两个开照相馆的兄弟，原来是国民党西安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顺藤摸瓜，还破获他们伸入红军的两个案子。红皮枕头里面还真的有不少情报，其中有两份揭发国民党的延安县长马豫章被共产党赤化！其实马豫章本来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这次险些暴露。还有两个军统特务隐藏在延安的天主教教堂里活动，也被边保破获。①国民党特务的活动限于搞情报，对边区安全威胁最大的还是土匪。

出人意料的劳山事件真相

关于周恩来在劳山遭遇伏击的事件，一直有形形色色的传说与猜测。

边保认为：劳山伏击显然是敌人预有准备的行动，肯定是日本特务或是国民党亲日派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国共谈判。

王明认为，是托派谋刺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共产党人周恩来。

也有人分析：敌人只是抢走财物和武器，并未拿走文件和密码，可能是土匪抢劫。

当年案件被侦破时判定，这股敌人是政治土匪。但是，直到建国后还有人质疑：仅仅是一股土匪，就能制造这么周到的伏击？有人听说，劳山的土匪解放后还过得好好的。这就令人猜测：是否有党内的坏人企图暗杀周恩来？

作者多方调查，反复梳理劳山事件的前前后后。

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边区党委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决心抽调关中保卫局、边区保卫局、延安县保卫局的部队清剿在延安南部活动的土匪，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为司令，贾腾云为政委。

延安与宜川、甘泉交界的金盆湾、临镇、云岩镇一带，活动着一支土匪队伍，抢劫商旅、残害群众，时常威胁延安安全。吴台亮带领各地集中的百把人枪，翻过劳山，穿过南泥湾，来到金盆湾。这里原是土匪的地盘，一户农民卖粮给剿匪部队，全家五口当晚就被土匪杀害，给吴台亮一个下马威。部队没有给养，吴台亮操枪打鸟，恰巧一枪命中。很快，红军神枪司令威名远播，土匪纷纷逃避。

通过社会调查，剿匪司令部初步搞清，这股土匪有明暗两股势力。明的是一股惯匪，头目叫李青伍；暗的是八十多人的民团，头目是临镇土豪劣绅姬延寿；幕后操纵人是国民党甘泉县党部，还与西安省党部有联系。敌人势大，边区党委又派独立团增援，团长白寿康、政委李太渊率领二百多人浩浩荡荡开赴临镇。

红军阵容强大，姬延寿一改常态，主动向吴台亮示好。农历三月初三，临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姬延寿特地请红军点戏。吴台亮叫白寿康出面应付，自己和李太渊混在人群中查看动向。小小的临镇，街面上熙熙攘攘，背地里暗流汹涌。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来来往往，土匪也化装进城，更奇异的是民团，有的拼命大吃大喝，有的抢购擦枪油……特异情况显示——民团将有动作！

当晚，吴台亮将司令部秘密迁出临镇，将部队埋伏在四面山头。时近午夜，山上传出两声清脆的枪声，临镇民团八十多人钻山沟逃亡！而民团头目姬延寿，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吴台亮立即逮捕姬延寿，但是，如何剿匪却是还要请示上级。

考虑到国共正在谈判合作，边区党委指示剿匪司令部也先行谈判。双方代表各持介绍信件，在临镇开始谈判，划分共产党控制的延安与国民党控制的甘泉的分界线。国民党甘泉县代表提出：以金盆湾到临镇的河流为界。吴台亮知道，土匪正藏匿在河流以南，这样划分没法剿匪，就气冲冲地说：“西安以南归你们管，西安以北归我们管！”此时，延安到西安之间的各县都由国民党管辖，吴台亮这一炮真是够狠。国民党代表立时骂吴台亮“二杆子”，吴台亮则回之以“放屁”。谈判搞不下去，国民党向边区政府控告，说吴台亮破坏统一战线。很快，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剿匪司令部：“边区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吴台亮大为振奋：延安周围的地盘关乎中央的安全，早该收到我们手中！

继续谈判，共产党这边改派团政委贾腾云为代表。这贾腾云本是当地“哥老会”大爷，后来参加红军当了五团政委，谈判中见到土匪兄弟，很快打得火热。这天，贾腾云回到剿匪司令部，对吴台亮说明天再谈一次就差不多了。晚上，吴台亮刚刚睡着，就被贾腾云的警卫班长李天杰叫醒。李天杰汇报：贾腾云活动自己叛变，今晚先动手抓捕吴台亮，而后开枪报信，土匪从山上下来支援。见吴台亮不信，李天杰坚定地说：“你这个人好！你是革命的，他是反革命！”吴台亮想到，李天杰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而贾腾云平时的表现完全可能叛变。吴台亮立即叫醒自己的警卫班，布置抓捕贾腾云。刚刚讲完，贾腾云就进屋来抓吴台亮，吴台亮冲上去扼住贾腾云咽喉，警卫员围上去缴了他的枪。由于没有得到信号，这晚土匪没敢下山。第二天，吴台亮派人将贾腾云押送延安，同时请示是否包围土匪强令缴枪。边区党委回答：继续掌握情况，不可乱动。

相持不下，这股土匪向西转移，到甘泉通向富县的公路周围活动，人数扩大到二百多人。4月25日，就发生了劳山伏击事件。

事件发生后，边区党委立即把吴台亮叫到延安开会。郭洪涛、李德、谢觉哉、周兴、王达成、王观澜一起听取汇报，吴台亮痛哭流涕，边汇报，边检讨。与会人传阅剿匪司令部与边区党委的往来信件，立即表示：责任不在吴台亮司令员，责任在边区党委。吴台亮十分感动，立即提出剿匪方案。边区党委当即决定大规模进剿，仍然指派吴台亮为剿匪司令。

接下来的剿匪行动，更是多方面工作的配合。

周兴亲自布置，边保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张丕谋在老沟了解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很少回家，行为反常，只有土匪的“坐地大爷”李凤山来李青伍家中联络。张丕谋就秘密逮捕李凤山，审讯查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很快将土匪四面包围。这一带的群众早已对土匪恨之入骨，纷纷揭发，土匪头子接连落网。

通过审讯，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

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劳山事件之前还在三十里铺附近抢劫了东北军的车队。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商旅信息。周恩来出行之前，三辆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被冯长斗通报土匪。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带人等候在沿湫山。打响之时，李青伍就在大坝梁上的山神庙中指挥，见卡车中跳出几个人向稍林转移并未布置追击，目标始终锁定卡车里的财物。出于工作需要，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穿西装戴礼帽，土匪以为这是大官，搜口袋却发现了周恩来的名片。本想发财，没想到杀了共产党的大人物！李青伍慌了：坏了！这下捅下乱子了！快跑！土匪临行不忘带走两个铁皮箱子，抬了十几里路，打开一看，没有黄金鸦片，全是文件书籍。

害怕红军围剿的李青伍，先是逃避了赵家河的围剿，又躲到韩城，害怕不够远，又躲到山西临清县的樊条屯。直到冬天，李青伍才悄悄潜回老家，当即被守候的锄奸队逮捕。

大规模围剿，抓捕了多数匪徒。边区政府在甘谷驿、二十里铺、临镇等集镇，当众枪决李青伍、齐金权、姬延寿、韩老二、蒋海福、侯振国等土匪头子。公判坐探冯长斗的大会最为轰动，二十里铺人山人海，对这个暗害周副主席的坏蛋，群众恨不得用石头砸、用镢头砍！①按说，这个案件早已破获，但是，一些内情尚未公开，所以产生了一些误解。

那土匪头子李青伍，小时随父母从河南逃荒来到黄龙山老沟村，长成之后成为当地一股土匪的小头目。1935年，红军将其收编，改称万泉县突击队。1936年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李青伍杀害万泉县苏维埃主席，投降国民党，红军来后又上山为匪。这股土匪中还有一些人逃脱围剿，转到国民党部队二十二军，为首者绰号“骑兵张”，解放战争中在榆林参加起义。

前后如此渊源，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容易误认此案有党内斗争背景。李青伍、姬延寿虽然确实有国民党背景，但劳山伏击却是出于劫财目的，并未预谋杀害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的谈判对象，频频出入于红区白区，国民党还得保护周恩来的安全呢！了解内情的罗青长、李启明都肯定地对作者说：劳山事件没有政治背景。①作者不禁大失所望。

劳山伏击，乃是中共历史中领袖人物遭遇暗害的最为凶险的事件，这本来可以作为国民党阴谋的一个铁证！

想想看，历史上多少暗杀领袖事件，都是文艺作品百用不爽的素材。著名电影《德黑兰1942》，描写德国特务企图暗杀美英苏三国领袖，而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美国电影还把肯尼迪总统的遇刺，描写为自己的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暗杀，制造悬疑。

循着这种思路，本来可以设想：国民党特务机关密谋策划，暗杀共产党首脑周恩来，从而破坏国共谈判；同时，通过消灭共产党最高情报负责人，打击整个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这么写也不冤枉国民党，这股土匪本来就是国民党操纵的。而且，国民党后来也确实在1955年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企图暗杀周恩来。如果再加上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因素，这个案件就更为复杂了。这也不是没有来由，这股土匪之中，不是有人曾有红军身份、有人解放后还逍遥人间？

作家，总是难以遏制猎奇倾向。可是，延安的老保卫们，都肯定地对作者说：劳山事件没有政治背景。这些人真是老实，连国民党都不肯冤枉。

尊重历史真实，必须从实写来。

1937年4月25日，刚刚发生劳山事件的延安，很快从震惊转为镇定。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尽管对于昨天的伏击还有种种猜测，尽管前途依然潜伏险情，周恩来还是匆匆出发。出生入死，对于共产党领袖不过是家常便饭。

尽管中共中央并未认定劳山事件具有政治背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证明：延安的安全状况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以往相当薄弱。毛泽东在延安的第一住处是凤凰山麓的石窑洞，这里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就搬到延安城北门外三公里处的小山村杨家岭。这里原来只有八九户人家，中共中央搬来后搞了一些建设。沟口盖了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中央礼堂，楼上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山腰的平坡有灰砖砌就的窑洞，毛泽东住在中间，左边住着周恩来，右边住着朱德、刘少奇。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由西北保卫局负责，首长的警卫人员从保卫局的特务队中调派，警卫分队也由保安团担任。杨家岭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保卫措施，村里的大人娃娃随意乱走，外面来人也没人拦。劳山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营，从红一军团抽调四个人枪齐整的连队，调到凤凰山护卫中央机关。

“围剿”变“封锁”

中共中央加强警卫是有道理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天真地相信盟友，曾经吃过国民党的大亏。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其人，在对待共产党方面，从来没有幼稚过。

西安事变之后达成国共合作，表面上看，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生存环境比较安全了。实际上，共产党的处境仍有潜在之危机。蒋介石虽然履行西安事变中的抗日承诺，同时却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并将二人所部调出陕西。西北地盘上好不容易形成的三足并立局面，如今只剩红军独立支撑。蒋介石又派亲信大将蒋鼎文任国民党中央军委西安行营主任，不久，西安行营改称天水行营，但仍驻扎西安。天水行营创立“党政军特联会报”，作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党政军群组织，对延安形成四面包围。

举国团结抗战，国民党不好动手开打内战，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就从“围剿”调整为“封锁”。

国民党中统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徐恩曾写道：“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甚至连莫斯科给它的机密命令，也常常到了我们手里，在我们的档案中，曾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会议记录，这些都是我们从共产党中央机关中搜获得来……”徐恩曾认为：“所以要获得共产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仍照过去的办法，设法渗透到它的‘中央机关’中去，可是那时的共产党中央，远在延安，接触较难……”①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秘密制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密令执行。这个计划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民运、特务”等八方面，其周密程度不亚于对日作战。综其要者，有三个主要措施：构筑碉堡群形成四面包围的军事封锁线；设置盘查站卡住出入交通要道；任用特务实施秘密渗透。

军事封锁的重任由胡宗南担任。胡宗南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在各派军阀的角力之中一直忠于蒋介石，先后任老蒋起家部队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可谓嫡系大将。抗战爆发，胡宗南率部参加上海、河南战役，旋即奉命调回陕西休整。将主力之中的主力放在后方，蒋介石自有打算。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命令北方的张学良不抵抗，自己却在南方发动一次次对苏区的围剿。蒋介石的战略始终是“攘外必先安内”。常人对此不解，还是胡宗南说得透：“抗日战争即使失败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为长治久安之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

不过，面对大举入侵的日军，却要调兵封锁共产党，总是显得师出无名。国民党军令部长找出一段历史，想当年，元军正面攻击宋军受阻，忽必烈率军迂回西南，而后南北夹击灭亡宋朝。蒋介石找到借口，硬说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切断河西走廊的中苏联系，而后进入四川，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样，蒋介石用兵西北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国民党大量向西北增兵，还任命胡宗南兼任两个战区职务，以陕西、河南、山西第一战区副司令与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第八战区代司令身份，协调指挥25个军50万兵力，俨然而为“西北王”。

西北王胡宗南深得君心。以少数部队扼守潼关一线阻止日军入陕，却以大部兵力对付共产党。国民党部队沿着边区边境修筑碉堡，北接长城，东到黄河，从西绕南形成一圈封闭的封锁线。每道封锁线都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组成，每个碉堡群又由相互通联的子母堡组成，碉堡之间由战沟相连。重点地域更是层层设防，5道封锁线形成纵深百里的封锁地域。延安正南的洛川至中部县（现黄陵县），仅仅80里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有碉堡518座！

陕甘宁边区四面被围：西北的宁夏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队。北面的绥南、陕北、晋西北有邓宝珊、高双成、马占山部队。东、南、西则是胡宗南部队主力，从东部的黄河西岸向西，沿陕西秋林、洛川、耀县、甘肃的宁县、西峰等地，囊括边区南面，又向北进入宁夏固原包抄边区西面，直接西北的马家军。

此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留在边区的只有少量后方留守部队。物理学判定：水位越高，势能越大。军事学也认为：兵力差距太大，容易导致均势失衡，实力畸强的一方难以遏制进攻欲望。这样看，延安还是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所幸，大敌当前，国共双方都把抗日当作主要任务，边区内外尚能维持和平局面。延安与西安之间，还时常往来邮电、商旅、公事官员。

官府劫道

延安东面是黄河天堑，北部有沙漠阻隔，连接外界的通路有限。

向南到西安的800里山路，是延安通向省城以至国家中心地带的最近通道，公开往来的人员、物资、商旅多数从南路走。

向东北，经绥德、榆林、神木可出内蒙；向西北，经保安、定边可出宁夏、内蒙；这两条路线都是通往边境的通道，可以沟通苏联。

还有一个西南方向鲜为人知。陕甘宁边区之“甘”，就是甘肃省的庆阳地区，位于延安的西南方向。这个地区远离省会，国民党基层政权松散，就成为共产党的秘密通道。

三条路线活跃了偏僻的延安。

以往，中共中央机关先后位于上海、江西，与被称为“远方”的共产国际联络，都要经过海路，必须通过由国民党严格控制的海港。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路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已经中断，无法协调立场，就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替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国共联合抗日。重大的政策转变急需统一思想，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恢复联系。

从苏联到中国内地苏区，沿途将通过蒙古王公和国民党统治地域，此前已经有两个人被捉住杀掉。为了保密，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而是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与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默记脑中，特别是背诵了共产国际提供的全部密码！张浩二人乘骑骆驼，穿越蒙古大沙漠，到达宁夏银川，由于湖北口音被国民党守城部队扣押。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张浩，以商人身份帮厨，与连长拉老乡，终于获得释放。张浩进入陕甘苏区定边的时候，恰巧中共中央也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纪念日，中共中央正在瓦窑堡举办释放刘志丹等人的宴会，突然接到定边电报，有可疑人要见中央！又高又黑的张浩被押送到瓦窑堡，大家认出：这个“老鞑子”就是共产党员林育英！

刚刚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真是运气极好，要根据地，脚下就有陕北苏区，要国际支持，张浩就从天而降！中共中央刚刚纠正左倾的军事路线，对于政治路线的讨论还有严重分歧，张国焘更是公然另立中央。手持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张浩，有力地支持毛泽东转变路线的努力，制止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中共中央的新驻地延安靠北，邻近中苏边境，得以陆路往来远方。沿途大多是西北军、晋军的地盘，蒋介石的中央军鞭长莫及。起初是徒步秘密往来，国共合作之后就有了苏联的汽车，甚至开辟了空中航线。从莫斯科直飞延安，半年的行程指日可到！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都曾乘飞机往来。

中共中央还着手恢复与各地秘密组织的联系。长征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共中央与白区地下组织的联络全部中断，各地组织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全党合力。在延安落脚之后，中共中央立即重建交通科，对外称为“农村工作委员会”，负责打通对外联络渠道。延安远离国民党统治重心，附近的大小军阀各保山头，有的对于封锁共产党并不下死力，到处有空可钻。1936年春，刘少奇从延安潜往天津，恢复中央对北方局的领导。同期，冯雪峰由延安潜往上海，恢复中央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这样，党中央与北方、南方的地下组织都建立了联系。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白区组织迅速纠正以往的左倾路线，积极恢复组织，大力发展工作。共产党的活动超越陕北一隅，形成合法根据地与白区秘密工作协调配合的新局面。

延安成为中共运作全国乃至通向国际的神经中枢，这就令得蒋介石头疼。蒋介石的头脑中，从未有过放任共产党坐大的天真，可是，国共合作期间封锁延安又是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国民党自己，西安与绥德、榆林、定边等地的交通，也要经过共产党控制的延安。犹疑之间，商旅、官员、部队、百姓不绝于途，延安已经成为陕北的交通枢纽之地。

延安南向通路，是国民党封锁的重点。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当然也得拨些粮饷。1937年春，交通兵二团八连奉命为延安运送“协粮”。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第一支为延安运送粮饷的国民党车队，带队人二营副营长曹艺，竟然是一个中断组织联系七年的共产党员。曹艺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向叶剑英报到。而后，曹艺带着9辆卡车北上。到了延安，朱德总司令又亲自接见曹艺，发展为特别党员。从此，曹艺不止为国民党运送一些象征性的粮饷，还为延安送去大批进步青年，多次接送中共高级干部。

延安的东向通路，距离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根据地最近。但是，国民党部队始终牢牢地把守着东面的黄河天堑，卡住交通咽喉。延安的东北是榆林，驻军首脑是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邓宝珊。榆林驻军的物资经过延安，边区政府免税放行。延安到外地采购，榆林也准予放行。邓宝珊的部队到西安领取军需，还为延安捎回药品布匹等禁运物资。邓宝珊又让出陕北绥德与山西临县之间的军渡等两个黄河渡口，敞开共产党各根据地之间的通道。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八路军将领都走过这条路线。邓宝珊的协助，为陕甘宁边区开通了一条重要的东向通路。后来，第三次国内战争毛泽东转战陕北，取胜之后就由这条通路离开陕北进入华北，进而入主北京。

西向通路经由甘肃陇东。由于这里偏离国家经济社会的中心地带，所以，国民党的把守相对较松，这就使得西路成为陕甘宁边区秘密交通的主道。红军西路军失败，总指挥徐向前化装商人骑驴脱险，就是从这条路进入延安。刘少奇化名胡服前往华中、华北敌后根据地，没有走较近的西北路和南路，而是从这较远的西南路绕行。

1940年，一支由3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延安。车上的部队叫做“新兵营”，其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长征末期，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路军打进河西走廊，试图开通苏联通道。甘肃军阀拼命保护地盘，戈壁滩又适合马家军的骑兵驰骋，孤立无援的红军全军覆没，仅剩400多人陷入大雪弥漫的祁连山，由李先念率领向新疆徒步开进。此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万里远隔，只得与相邻的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接受中共代表，对延安有些物资支持。中共中央千方百计营救西路军，通知正在新疆的陈云负责接应西路军余部。陈云征得盛世才的同意，率汽车到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把这400多红军官兵接到新疆，以“新兵营”的称号集中训练。中共中央从长远着眼，利用新疆的特殊条件，指令这些红军官兵学习炮兵、装甲、汽车、无线电、航空等现代化军事技术。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治伤路过新疆，十分重视这批现代化军事人才，向盛世才提出把这批人送回延安。盛世才又要请示蒋介石，几经波折，329名红军官兵乘坐30辆军车，万里归家。4年前，这些红军官兵杀开一条血路通过河西走廊，现在，他们又克服当年敌人马家军的重重阻挠，浩浩荡荡开回延安！这些中共第一批现代化军事技术人才，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技术军兵种的将领。

中共中央的进驻，使得延安这个西北小镇名闻天下。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延安这个苦寒之地焕发出诱人的魅力。

抗战军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投奔抗日战场。可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避居大后方重庆，离前线太远了！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在北方高擎抗日大旗。而且，各种渠道传出的消息，都说共产党那里领袖民主，干部廉洁，群众觉悟。大半国土沦于日人之手，小半国土盘踞着军阀官僚，环顾华夏，惟有那延安是民族之净土！于是，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投奔延安。1938年5月至8月，仅仅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去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1938年4月16日开学的抗大四期，每天接待上百新学员，年底毕业时已有4000多知识青年。1939年1月28日开学的第五期，学员数目又翻一番。

延安的灯塔效应，惹的蒋介石十分恼火。国民党安排种种措施，卡住进出延安的交通要道。

国民党在延安四面各条公路的道口都设立盘查站，检查进出延安的所有人员、物资。命令禁止流入边区的物资有：武器弹药、交通通讯器材、军事物品、粮食油料、棉纱布匹、医药卫生用品、医疗器材。这些物资一旦发现，物品没收，车辆充公，人员关押惩办。更为残酷的是扣留投奔延安的青年，分别送往西安战干团和兰州西北干训团强迫训练。

胡宗南深知争夺青年的重要，邀请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肖作霖在西安组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声称培训高中毕业学生，实际截留去延安的青年。这个战干团的特训队后来又扩充为天水行营西北青年劳动营，在咸阳、洛阳、兰州分设营地，集中800多青年。除胡宗南的军事系统之外，国民党中统特务也在各要道扣留青年，1939年至1943年之间，统计上报的扣留人数有2100多人。考虑到尚未列入统计的情况，国民党各系统实际扣留的人数还要多。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在公开检查的名义之下，掩藏非法特务活动。交口盘查站扣留了一个延安来人，怀疑是中共洛川县委书记，严刑逼供，来人坚不吐实，中统就将其秘密活埋！

共产党方面，则打出合法旗号，坚持往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

商业活动也有魅力。国民党封锁越严，商业投机的利润越大，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偷偷向延安贩卖物资，只要能赚钱，军火也肯卖。

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国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国民党既要封锁延安，又不能卡死延安。于是，官员变土匪，公然劫道；共匪变八路，公然闯关；延安通道上演着一出出“三岔口”般的戏剧。

叛徒、特务最吃香

政权在握，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可以借助合法手段公开进行。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又在延安东北的榆绥、南面的洛川、西南的彬县，分别设立分区办事处，指导本区各县联合封锁。榆林专员傅云、绥德专员何绍南、耀县专员梁干乔、大荔专员蒋坚忍、彬州专员赵寓心、陇东专员钟竟成、平凉专员马继周，都是反共专家。

军事上一时不好大打，行政上又要承认边区合法，新形势下如何对付共产党，国民党也要调整工作形式。于是，隐蔽斗争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主管反共工作的中统，出马争夺封锁延安的主导权。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局，中统通过陕西省党部秘书长郭紫峻和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将陕北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政府县长统统换成中统要员！中统的特工训练班，特别注重讲授中共课程。中共叛徒顾顺章撰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王新衡编译的《格伯乌》、《契卡》，都是主要教材。

国民党反共的本事也在提高，1927年的时候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到了1929年底，公布一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建立反省院制度，专门软化被捕的共产党员。这项政策颇有成效，先后争取不少共产党的叛徒。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更帮助国民党连续破获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虽然尝到使用共产党叛徒的甜头，但是，徐恩曾的态度还是“用其才，不信其听”。这些叛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也被人看不起。

抗战爆发，出于新形势下反共的特殊需要，这些叛徒加特务突然吃香起来。陈庆斋（胡大海）、杜衡、陈建中、胡洪涛、陈文昭、卜道明、周光亚等人担任中统局本部科长、处长以上职务。特殊的经历，使得这些人反起共来既坚决又有办法。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迫切需要，更给叛徒们提供了风云际会的机遇。中统将一批叛徒加特务派到与边区接壤的各县，当面与共产党斗争。中统陕西省调查统计室的历任主任，除了个别中共特别党员之外都是叛徒，边区一带的叛徒还有耀县专员梁干乔、绥德景绍山、杨波、佳县杨玉峰、米脂马瑞生等人。

好不容易捞到当官的机会，这些叛徒加特务搞反共特别兴奋，而且，特别擅长搞秘密情报。

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使得国共关系由明争转为暗斗，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升级。

边区政府代主席逃亡！八路军少将失踪

延安惊险不断。

1937年春夏，抗日军政大学展开对张国焘的批判，涉及到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学员。许世友等人接受不了，密谋出逃。设在学员之中的“网员”把这个情况上报，西北保卫局立即采取措施，拘捕了企图出逃的人。那天夜里，保卫局的干部战士提着马灯满山找人，紧张得很。

毛泽东得知消息，亲自找许世友等人谈话。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一人的错误，不能由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承担。而且，这些企图出逃的学员，并不是投敌，而是打算到陕南打游击，继续同国民党斗争。毛泽东决定释放许世友等人，让他们继续在抗大学习。这些人仍然受到党的信任，许世友还被派到山东独当一面。后来，这些人中出了一批著名战将，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之中，始终忠诚于统帅毛泽东。

受到批判的张国焘，在延安依然是级别很高的官员——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这个名位不低的官员，在1938年4月4日失踪了！

边区政府主席本由德高望重的林伯渠担任。林伯渠不仅在共产党内被尊称为“林老”，在中国政界也是老资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第一军军长程潜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考虑到两人过去的搭档关系，中共中央特任林伯渠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与驻扎西安的程潜就近联络。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又委任张国焘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考虑到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又决定在林老外任时由张国焘担任代主席。战争年代，这个政府主席实权不大，但是却有国民政府的认可。国民党客人访问延安，可以不认毛泽东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主席，却不能不认张国焘这个边区政府的主席。

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中部县。每年清明，国民政府都要委任大员到黄陵设祭。1938年的祭奠，因为抗日战争而更加具有民族团结之意义，毛泽东亲自书写祭文，而且派人去黄陵陪祭。

不承想，张国焘早有脱离共产党的打算！

自从争夺中央最高领导权失败之后，张国焘始终郁郁不得志。王明从苏联带回的肃反消息，更使张国焘担心自己的安全。瞻前顾后，张国焘决心离开边区另寻出路。这次黄陵祭拜，恰恰提供一个合理的离开边区的机会。

张国焘到达中部县之后，主动向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政治部主任谷正鼎示好，蒋鼎文也试探性邀请张国焘去西安。张国焘当即抓住机会，坐上蒋鼎文的汽车就走。①擅自出行国民党统治区，而且甩开组织委派的护送人员，张国焘的这次突然行动令延安想到：这决不只是简单的违纪行为，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企图。

离开中部县的张国焘，试图脱离中共保卫机关的视线。到西安，张国焘住进西京招待所，有意避开八路军办事处。直到4月7日，与国民党方面安排妥当，张国焘才在火车站台约见林伯渠。身边有国民党特务护送，前程是国民党控制的武汉，火车还有几分钟就要开了，张国焘以为，中共的保卫机关已经无奈。

自以为计划周密的张国焘小看了中共保卫机关的本事！

西安的林伯渠将见到张国焘的情况报告延安，中共中央立即向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发报，要求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接到延安电报，判断张国焘决心逃离革命。此人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解大量党内高层机密，如果叛变投敌，将对中共造成很大危害。周恩来特派李克农把张国焘“接到”办事处来。

这是一个十分难办的任务。张国焘擅自出行，却未公开叛党，所以此时对他还只能是“接”。

李克农带童小鹏、邱南章、吴克坚三人，到汉口火车站“接”张国焘。一连等了三天，十八趟列车过去，张国焘还是踪迹全无。直到4月11日傍晚，邱南章终于在西安开来的车上发现西装革履的张国焘！李克农和吴克坚立即上车，代表王明和周恩来请张国焘到长江局去。迟迟不下车的张国焘正在等待国民党特务来迎接自己，没想到先遇上共产党的龙潭英雄！张国焘百般推辞，李克农等人连劝带搀，硬是把张国焘挟持到正在等候的小汽车上。等候张国焘下车的国民党特务这才发现，立即阻止开车。身穿第十八集团军官服的邱南章和吴克坚立即拔出手枪，特务稍一迟疑，汽车已经飞驰而去。

张国焘落入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反复说服，张国焘仍然不肯回延安，反而要求向蒋介石汇报工作。16日上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当面表示：“兄弟在外，糊涂多时。”

周恩来当场批评：“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得到蒋介石勉励的张国焘，下午又说要上街配眼镜、看牙。李克农派吴克坚带上些钱陪同。张国焘满街游逛，始终不能甩掉吴克坚。又来到轮渡码头，趁轮船将要收回跳板的一刹那跳上轮船！可是等他找到地方坐下，吴克坚又出现在身边。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吴克坚，曾任特科秘书，长年在海外工作，抗战爆发奉调回国，正是周恩来手下的情报干才。这吴克坚后来出入南京、上海，在解放战争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成为中共屈指可数的情报工作杰出领导人！

17日上午，王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一起到张国焘居住的太平洋饭店，向张国焘提出三种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不答应回党工作，表示要在后两条之中选择。周恩来等人离去后，张国焘立即电话联系戴笠。当晚，由武装特务派车接走。张国焘从此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行列，1941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年逃往台湾，由于国民党不再发放生活费用，又于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病死于老人院。①张国焘正式叛逃的第二天，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5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专门谈张国焘叛变问题。毛泽东回顾张国焘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说张国焘早已在政治上开了小差。张国焘的叛逃没能带走任何人。起初跟在身边的警卫员张海，听说张国焘叛党，也没有跟着走。

张国焘跑了，保卫机关扣住却没有杀；林彪跑了，空军能够击落飞机却没有打；溥仪这个前皇帝，不但没有被处死还被改造成公民。

毛泽东的办法，要高明得多。

肉体消灭政敌的低级做法，那是别人在做。

1938年7月31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

作为八路军代表，宣侠父负责同国民党方面接洽供应军用物资。那晚，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邀请宣侠父去商谈问题，直到第二天早上宣侠父还没有归营。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四处寻找，几天不见踪影。

共产党的宣侠父少将，乃是西安军政界的活跃人物。宣侠父与西北的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董钊等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与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浙江诸暨老乡，与杨虎城部下杜斌丞、赵寿山多年相熟，西安的特务怎么也看不住这个交游广泛的前特科成员。共产党方面判断：宣侠父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国民党特务有关。西安八办多次向蒋鼎文、胡宗南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则一概推托不知。10月，共产党方面从秘密渠道得知宣侠父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强烈要求蒋介石负责答复。蒋介石不得不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①1938年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蒋介石居然还收留共产党方面的叛徒张国焘，居然还暗杀共产党要员宣侠父。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动摇分子看到升官发财的机会，红军高级政工干部徐梦秋叛变投敌，武汉八办的办事员李春祥被秘密策反。

合作之下还有斗争！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合作的到来而自然消失；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更是变换了一种更为隐秘更为复杂的方式。

新的斗争形势召唤新的工作形式，隐蔽战线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

中国情报、保卫史的新阶段到来了……

①于桑：前公安部副部长，1994年5月4日采访。于桑亲自带队营救周恩来。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梁济是延安当地人，红军接管之前就在延安师范上学。此时尚未入党，但已被边区保安处发展为“网员”，负有调查延安社会情况的任务。

①陈复生：前公安部副局级干部，2001年6月19日采访。黄赤波建国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龙飞虎后任周恩来警卫副官，穆广林后来脱离红军去向不明，郑柱国建国后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复生本人，延安时期就被康生投入监狱，一生中三次被开除党籍。1979年公安部复查陈复生的历史案件，时任公安部长的赵苍璧据理力争，终于为陈复生做出公正的平反结论。

①杨作义：陕西省司法副厅长，1995年9月采访。时任西北保卫局干部的杨作义介绍了剿灭劳山土匪的经过。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骑兵张”参加起义后，坦白曾经参加劳山伏击。这事还是周恩来对罗青长说的。

①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台湾传记文学社。徐恩曾此言并不确实。周恩来对于保密极其严格，有时为了使打入敌营的情工人员取得敌人的信任，有意安排一些接头地点让敌人去搜查，甚至放上一些过时的材料送给敌人。本文还记述“中统”封锁边区的部署。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张国焘在此书中记述自己策划逃离延安的经过。

①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国统区工作的李克农，居然能够从国民党特务手中截走张国焘，也是一段惊险故事。

①张严佛：《宣侠父被杀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国民党暗杀宣侠父当时已被证实，但具体经过仍然隐秘。前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在建国后写的这篇文章才揭示真相。2000年的时候，宣侠父的外甥金树旺才从作者这里看到这份资料。

第三章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中统”、“军统”

中共情报、保卫史分期，以作者的看法，可分初创时期、成熟时期、建设时期、破坏时期、法制时期。

初创时期，自1927年中央特科创立、1931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成熟时期，自1937年中央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成立中央社会部起，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阶段，至1949年9月30日建国前的中央情报部、中央军委公安部。

建设时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分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央调查部、总参二部起，至1966年“文革”前。

破坏时期，自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发动，砸烂公检法起，至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恢复公检法。

法制时期，自1978年底三中全会决议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恢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设立国家安全部起，制定1982年宪法，全面加强法制建设。

1938年这个年份，之所以被作者看成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分期，是因为，在这一年，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两大政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大力进行组织机构变动、方针路线调整、人事选拔培训、工作扩展部署，其变化之大、作用之巨、影响之远，堪称中国情报、保卫史的历史分期。

先看国民党方面。

1928年初，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此时，军队系统也有“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1年，“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的秘密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从事情报暗杀活动。1932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仍属戴笠管理。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天真的人们以为，主要用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大概要失业了。没想到，蒋介石却于1938年4月，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一个局扩大成为两个局！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一处扩大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中统”。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军统”。

“中统”、“军统”，这两个长期横行华夏人人侧目的特务组织，也是“三八式”呢！

1938年的时候，共产党也在调整情报、保卫机构。

上海特科于1935年11月被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34年1月随军长征，1935年10月改称“西北保卫局”，实际上，“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都停止运行。仅余的专职机关，中组部四科人员很少，“保安处”编制在陕甘宁边区，都不能履行领导全国工作的职能。国不可以一日无兵，党不可以一日无情报，这种状态岂能长久！

1937年12月，中共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设：战区部，部长杜理卿（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1938年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这个“中央保卫部”，也是个“三八式”呢！

1938年，正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的形成期。两个掌握军队的政党，面临抗战的共同任务，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并将军队合编；但是，两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却从来没有放弃相互之间的警惕，而且各自分别扩大编制。所以，这1938年，开创了国共两党情报、保卫机构的健全期。

“枪杆子”也许还能共同对敌，“刀把子”却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导致隐蔽战线重要性的上升。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①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

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共党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共党史，毛泽东就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头头也不逊色！①②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面。1930年，潘汉年负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自从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于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才形象，传遍中华。①②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规定中共情报工作不能使用金钱、美色、暗杀手段，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成熟。而国际情报界，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情报大国，直到2002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开始检讨恐怖手段。

李克农一生处于中共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

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至于康生之谜，还要慢慢分解。

“边保”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单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这么说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毛泽东还大！这不过是句笑谈，那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普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儿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明朝时分，南京有个沈万三，富比王侯，出钱帮助皇帝修筑城墙，人称“沈半城”。延安的周半城，虽然没有沈半城那样富，可也是兵强马壮。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察部门的职能。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别的部门首长手下只有一两个科员，保安头头下面却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察、情报、审讯。在这三个部门主管时间较长的人是：侦察的赵苍璧，情报的李启明，审讯的叶运高。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惟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局长。

延安市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桥儿沟，所长邵炎出身官僚家庭，22岁就带着少校肩章主管一个电话局，却要来延安吃苦，建国后任公安部局长。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是知识分子干部，建国后任职石油部。第四派出所李所长是个长征干部。局机关：一科侦察，科长苟良法，在南京地下党时掩护职务是国民党警察，建国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二科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司法，公检法的事情都管。四科总务。市局的干部配备很强，局本部大多是老资格的江西、四川红军，只有梁济一个延安人。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长征后调到市局工作，先后当过警察队指导员、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骑巡队指导员曾绍东建国后评为少将。

最显眼的是一支警察队。以往，中共保卫系统的武装力量，都称为警卫队、保卫队、特务队等，编制体制与军队相同。这次延安成立的警察队，就是中共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警察队的服装，与军队的灰色制服不同，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領章用铝合金特制，上有“边警”二字。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服装不能混淆，久而久之，军队服装式样的象征意义就十分强烈。中共军队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向来与国民党严格区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多少战士舍不得那顶红五星八角帽！延安警察的服式则与国民党的“黑狗子”一样，改装时不少战士闹情绪，还做了几天思想工作。警察队创建之时只有35人，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不久，又由三个班扩编为三个区队，140多人。就这一个连，就是维护边区首府延安的全部治安力量。而且，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往往也从警察队中选调。林彪的警卫向彪、董必武的警卫冯文斌原来都是延安警察。延安城里主要路口，设有6个警察哨岗，兼有维护秩序与疏导交通的重任。警察队还要定期不定期地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延安城内有客店、骡马店十几家，商店上百家，居民近千家。延安经常召开报告会、群众会、文艺演出等各种大型会议活动，警察队还要负责警戒保卫集会安全。

延安市，外面说是边区的首府，内部说就是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市公安局就是首都公安局，民警多至300多人。市局的警察队任务重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武器之外，又给配备了乘马。那时的八路军马匹数量很少，能够有马骑的干部，可比现在乘坐专用轿车的官员少得多。延安市局的骑兵巡逻队有100多匹战马，由一名前国民党骑兵师教官担任教练。延安开大会，骑巡队每每出动表演，一声令下，战马一齐卧倒，用身体作为主人的射击掩体。骑术精湛的警察还可以站在马背上奔驰，惹得群众一片喝彩。每逢迎接外国或中央政府来宾等重大场合，都要由这支骑巡队出马警戒。那威风，绝对不下于现在驾驶进口摩托的“国宾护卫队”。

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留守兵团。边区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是西北局书记高岗。还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由驻扎边区的部队首长担任，先后有王震等人，副司令一职，一直由边保首长周兴担任。周兴此职绝非挂个空名，边保麾下，有个装备齐整的保安团呢！

保安团的前身是红军保卫局下属的保卫队，初期只有100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到达延安后扩编，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百分之八十是党员。3个保卫营，一个营警卫党中央，一个营保卫军委总部，一个营保卫地方政府。团部设有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后来又取消营的编制，直辖7个步兵连队，还有机枪连、警卫排，共1500多人，武器有轻重机枪，长枪，还有大量驳壳枪，但是没有炮，属于内卫部队的编成。可以说，延安的保安团，就是今日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

保安团第一任团长李文昌是江西宁都起义的红军，第二任团长李志舟是陕北独立师干部，第三任团长是刘镇，政委由保安处政治部主任邹衍兼任，建国后邹衍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第一任参谋长王志，第二任参谋长夏飞，建国后任总参二部武官。保安团由边保和联防司令部双重领导，编制训练归联防司令部管理，执行任务则由边保指挥。保安团的任务很多，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警卫，首长警卫员的训练派遣，会议与首长出巡警卫，社会治安巡逻，看守犯人，边防检查站与路口警卫，防空哨与机场防卫，延安警备司令部站岗，都由保安团派出兵力。

中社部的主要力量放在战略情报方面，边保的主要力量放在边区保卫方面。边保秘书李启明到中央领“特费”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相比起来，中社部的经费就宽裕得多，可见中社部情报网络之广。可是，中社部是党的机构，不对外，而保安处就有两块牌子，对内是西北局社会部，对外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中共在延安的保卫工作，都是由保安处出头露面。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始终面对强大的对手。日本帝国向来重视间谍工作，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作为友党的国民党，实际也把中共作为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局，从前身的一个科起就专职反共。军统局更是迅速膨胀，兼有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

中共这边，中央指挥部门——中社部，主要实施部门——保安处，也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保卫系统。

谁能斗过谁？

有识人士道：看人才！

长征干部周兴

边区保安处的首长，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副处长前期是杜理卿、谭政文，中期有刘海滨、刘秉温等人，后期有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前期的杜理卿、谭政文，都是来自中央红军的老保卫干部。杜理卿在长征前就是红九军团保卫局长，长征后期任中央组织部四科（中央特工科）科长。刘海滨任职副处长时间最长，现存的边保文件大多由处长周兴、副处长刘海滨签署。刘海滨于1932年参加国家政治保卫局高级保卫训练班，听过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李克农讲课。长征时任二师特派员，战斗中受伤，一条腿拐了，调到地方工作。

刘海滨长期在边区保安处工作，建国初期，周恩来抽调一批公安干部到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刘海滨就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后来还和陕西省委书记胡耀邦成了儿女亲家。后期的三位副职，都来自陕西当地组织。

边保的领导层中，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三人从事保卫工作的时间较长。周兴是中央红军长征干部，赵苍璧是陕北当地干部，李启明是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三人恰恰代表边保干部来源的三大类别。

周兴是毛泽东熟悉的干部。

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首都设在江西瑞金，周兴就在江西省保卫局工作。后来。周兴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副局长，毛泽东则兼任红一方面军政委。能够证明周兴与毛泽东关系的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件事。文革初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愤而自杀，省长周兴就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众矢之的。中央把云南的造反派和干部召到北京办学习班，两派群众对于是否“结合”周兴争论不休。这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接见云南学习班，大家都无比激动，也有些人心中嘀咕——毛主席会支持谁呢？

毛泽东走进会场，没有理会那些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径直问道：“周兴在哪里？”

勉强获得“解放”的周兴正躲在远远的角落里。

毛泽东招呼周兴站到自己身边：“来！我们照个相！”

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态度！周兴立即进入革命群众、解放军、革命干部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成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张合影照片中，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泰然自若。身边的周兴，穿着不合身的新军装，手举红皮本子《毛主席语录》，诚惶诚恐地望着毛主席。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周兴对毛泽东还是比较随便的。1962年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委汇报小麦估产40亿斤以上。毛泽东不放心，又召见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周兴。主管农业的周兴坦率地说：今年刮黄风，受灾减产，顶多有30亿斤。

后来，在一次批评右倾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人刮黄风，此人就是周兴。”

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下传达时，隐去了周兴的名字，周兴却当场说：“这指的是我！”

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材料写道：“周兴当时还恶毒地笑了一下！”

黑材料也会变成红材料。现在看来，正因为同毛泽东相熟，周兴反而敢说真话。①赵苍璧是陕北土生土长的干部。陕西人的“倔”是有名的，陕西古属雍州，“雍”，雍塞不通也。人们往往以为，这陕北是个闭塞落后的地方。殊不知，陕北一直是多民族交融与商旅往来之地，陕北人面朝黄土埋头务农种地，抬头高唱信天游赶驴经商，个性张扬而灵活。自从出了打翻明皇的李自成，从南京到北京，中央政府提起陕北流民就头疼。

赵苍璧的家乡清涧县，正是陕北“闹红”的重点地区。赵苍璧小时就读的赵家沟私塾，居然走出一批共和国的省委书记和部长。赵苍璧14岁入读清涧第二高小，白明善等老师是陕北早期共产党员，学校所在的高杰村又是毛泽东后来吟诵《沁园春？雪》的地方。学业优秀的赵苍璧，又转入县城就读清涧一高，这里又是谢子长1927年发动“清涧起义”的地方。在学校接受革命思想的赵苍璧，回乡当了小学教师。1932年冬，谢子长到清涧一带开辟根据地，18岁的赵苍璧投身革命，1934年任延水县第一区苏维埃主席，1935年2月任延水县保卫局秘书。那时的保卫局局长没有文化，工作依靠赵苍璧这个知识分子，群众戏称保卫局是“秘书专政”。

1935年，听说党中央到达陕北，赵苍璧这些陕北干部别提多高兴。可是不久就听说，中央在瓦窑堡遭受敌人袭击！赵苍璧心急如焚，单人跑去寻找。路上传言：“中央被打散了，毛主席跑到苏联去了！”赵苍璧不信，谁能打散长征两万五千里的红军？赵苍璧辗转百里四处寻找，终于在保安县找到西北保卫局。从未走出陕北山区的赵苍璧，正好参加保卫局在当年10月举办的保卫培训班。

聪明机智的赵苍璧培训毕业后被留在西北保卫局任秘书。不久，保安县发生一起运输军用物资的马队被抢劫的案件，周兴派赵苍璧破案。巡视员赵苍璧率领20多名便衣，秘密潜入顺宁镇，百日侦察，终于查明是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所为。同事建议调兵围剿，赵苍璧却不急于动手。远隔百里的民团，如何得知我们运输队出发的情报呢？赵苍璧带领一个侦察员，化装潜入民团团总家中，把团总父亲抓出来审讯。这下查明，民团在中央驻地安排了一个钉鞋的当坐探！

案件圆满侦破，周兴更加重视赵苍璧的才能。曲折复杂的侦破历程，也激起赵苍璧对侦察专业的浓厚兴趣。那个年代，许多干部的职业选择只是服从革命分配，而赵苍璧走上保卫工作道路，却包含个人的爱好。一次，保安处侦察科长赵苍璧到三边检查工作，正逢犯人逃跑，看押干部急着追踪，赵苍璧却说别忙。思索片刻，赵苍璧布置某某时间到某某地方设伏。果然，逃犯就按照赵苍璧估算的时间地点落入埋伏。老百姓赞叹：“保安处不得了，有个赵科长能掐会算，一摸鼻子就能算出坏人在哪儿！”赵苍璧是有个思考时摸鼻头的习惯，其实是盘算那个犯人会利用夜暗回家，什么时候该走到什么地方。这些招数在当时也算高明。小学文化的赵苍璧好动脑筋，破案时总是苦苦思索，实在为难就把脑袋浸在冷水中思考。赵苍璧后来成为公认的“侦察专家”，离职休养后还写了一本《政治专案侦察概论》。

陕北这块干旱的土地，庄稼一旦得到天外雨露的滋养，总是生长极快。迷恋侦察业务的陕北干部赵苍璧，历任三边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绥德保安处处长、边区保安处的便衣队队队长、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解放战争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建国后，又在北京市、南京市、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历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厅长、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副省长，197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

从县保卫局秘书到国家公安部长，赵苍璧具有完整的公安保卫工作经历。许多公安干部称赞，赵苍璧具有丰富的侦察经验、缜密的工作作风、和蔼的待人态度，堪称公安保卫干部的楷模。①李启明走上情报保卫战线的经历更是奇特——抓进来的！

抓进来的李启明

李启明是山西人，1929年到太原一中读书，在这个中共山西党组织诞生的地方，看到日本共产党创始人河上肇的著作，参加共产党外围活动。1931年，李启明到监狱探望一个被捕的同学，这个党员同学小声提醒：赶快走！于是，李启明和一些同学跑到汾阳，参加冯玉祥举办的军官学校。1932年，李启明秘密加入共产党，随同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参加古北口战役。同盟军遭受日军和蒋介石的双重围剿，李启明等地下共产党员被迫转到绥远，1933年又到陕西苏区加入红二十六军。这里正缺有文化的干部，刘志丹将李启明调到红军学校工作。肃反开始，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遭到怀疑，有人揭发李启明是特务，于是两人一起被捕。在陕北肃反关押的干部中，李启明是比较年轻的一个。

中央到来后制止肃反，改组西北保卫局。秘书耿红发现，肃反关押的干部之中，有一个李启明政治品质很好，文化程度也高，就向周兴建议调来帮助工作。数十年后，耿红还为自己的眼光而得意，因为，这个李启明从西北保卫局的基层一直干到最高领导，连李克农也向自己了解这个未来女婿的情况。

省城名校的高中生甘心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学生从军自愿沉入外省基层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选择高起高打。肃反中与苏区最高领导人一起被捕受审，解脱后直接进入核心部门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际遇又是大落大起。

如果说军事工作需要“勇”的话，情报保卫战线则更强调“智”。李启明的才智正适于搞情报，秘书、检查站、训练班、外勤、情报科长，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李启明，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最年轻的副处长。建国后，这个西北公安部长又是各大区中最年轻的。中央本来准备调李启明去国外当大使，可是李启明的岳父李克农却说：不懂外语何必去国外受洋罪。后来，李启明一直留在陕西，文化大革命前任陕西省省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云南省委常务书记。①分析周兴、赵苍璧、李启明这批边保干部的来源，可以看到，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配备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向来重视情报保卫系统的干部配备，高层领导送苏联培训，骨干成员强调工人成分。邓发是海员出身，周兴、陈复生、欧阳毅等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出身。可是，组织成分纯而又纯，并没有保证不出顾顺章那样的叛徒，并没有保证不犯李韶九那样的严重错误。

经历挫折的中共更会用人，新配备的保卫干部来源多方：既有一批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又重视培训陕北当地农民干部；既有许多来自红区的工农干部，又充实来自白区的地下党干部，还特别注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

人事上的变化，是否显示情报保卫工作整体的变化？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

中社部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干部。延安有马列学院，有军政大学，有中央党校，却没有一所情报保卫大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还得靠办班。创建特科时，周恩来于1928年春在武汉办班，亲自培训学员20多天。中央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过训练班。

中社部的训练班则是有计划地长期进行。第一期的学员查不全了，据说有李士英、周兴等人。第二期学员罗青长，入门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去，从科员到科长，从室主任到秘书长，一直当到中央调查部部长。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加入红三十军。长征中，具有初中一年文化的罗青长，被调到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二、四方面军会合，又到红军总部任青年干事，上级领导是吴德峰。到达陕北后，罗青长又跟随吴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吴德峰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1921年入党，1925年国共合作时任武汉市公安局长，国共分裂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后来在中央苏区任湘赣省保卫局长，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央交通科科长，又到西安创建一个秘密情报系统。

曾与老情报吴德峰一起工作的罗青长，1938年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立即进入中社部的情报训练班学习，班长吴成是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北干部白栋才，罗青长兼任支部书记。当年12月从第二期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成为中社部的秘密干部，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罗青长领导八办内部和西安地下的情报系统，还包括安吴训练班的保卫工作。后来，罗青长又调回延安中社部本部。①罗青长博闻强记，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经常掌管机要电台。罗青长善于整理情报，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激赏。罗青长还是个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系统情报部署如数家珍。

建国后，罗青长兼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参与李宗仁归国、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等多项重要工作。人们都记得，周恩来去世前召见的最后一个干部，就是罗青长。

第三期学员，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病逝，有的在文革中被斗死，健在的只有王炎堂一人了。

王炎堂年少志大，在陕西合阳中学读书的时候，非要找共产党去打日本，15岁入党，没带组织关系就跑到延安上陕北公学。好在这时中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王炎堂又在陕公再次入党，跟着又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没几个月，又被选调到中社部训练班。中央领导和老情报干部多次到这个班讲课。王炎堂听到：情报、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工作，情报、保卫工作也是最艰险的工作；情报、保卫干部是最受信任的干部，情报、保卫干部也是无名英雄。思想单纯的王炎堂，从此决心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奉献终身。

培训毕业，王炎堂就被调到中社部秘书科工作。这个15岁的青年只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日常接触的干部都是老师。既有康生、潘汉年、李克农这样的经历丰富的文化人，也有周兴、谭政文、叶运高这样的任劳任怨的老红军。王炎堂边干边学，起初不过是收发文件，归类处理；接着就整理情报，撰写通报；而后又调查分析，研究情报。上级领导经常手把手地指导，王炎堂还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特情突击运动”的文章，以“阿黄”的笔名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经手大量文件的王炎堂，逐渐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专家，圈内戏称“反革命科长”。

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王炎堂辗转西部边疆；建国以后曾驻外工作，后来又回到中央机关工作。青少年就从事情报工作的王炎堂，至今注重学习研究，着力总结历史经验。②第四期训练班学员陈龙来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毕业后曾任中社部三室主任，成为延安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卫。解放战争中陈龙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东北公安部副部长，建国之初被急调北京任公安部一局局长。一局负责政治保卫，陈龙经手诸多重大案件，还提出中国侦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内线侦察。

①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从事保卫工作并不很早，是第七期学员。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在家乡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部队。长征时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延安任中央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有人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汪东兴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建国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一生涉险，陕北转战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天安门广场面见数百万红卫兵，视察大江南北逃脱林立果的暗杀，一生涉险的毛泽东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汪东兴的警卫工作有功。②

凌云1941年入学，后来就留在中社部二室工作。建国初期，凌云到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工作，先后任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长期主管反间谍工作，侦破诸多国民党特务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经手机密的凌云受到林彪、江青的猜忌，在公安部首当其冲地被关押。文化大革命后凌云重新担当重任，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调整情报系统时，反间谍专家凌云又被任命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③前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是第八期学员，这最后一期结束于1941年。

当年的中社部训练班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干部。王任安全部副部长，甘露任江苏省公安厅长，慕丰韵任边防总局局长，孙振任经济保卫局局长，王初任公安部副局长。④1992年6月24日，一批年近八旬的老人汇聚在北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职务不同的老人凑在一起相当蹊跷，莫非是时下流行的同学会？

有人暗道：中共情报战线的“黄埔一期”！

整整54年前，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7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保的三十里铺训练班。你七里铺称为“黄埔一期”，别家怎么算？

老人们笑道，这“黄埔一期”不过是一句笑谈。然而，这七里铺训练班称为黄埔一期，还是有些道理的——出干部啊！就说1992年应国家安全部之邀举办的这次聚会，尚且在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长邹瑜、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艾丁、前陕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乔苍松、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吕璜、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姜鹏、前公安部顾问谢衡、前湖北高级人民检察院院长房照义、作家柯蓝、邓涛、杨黄林、柳峰、晏家华、汪琦……

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的培训目的是打入敌后，三十里铺的培训目的是做边区本地公开工作。比较起来，三十里铺的学员虽然资格更老，但是文化偏低，毕业后一直留在边区工作，升迁的机会就少些。而七里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所以，这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洋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第一期训练班的领导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

布鲁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出身的老干部，走南闯北，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相当丰富。训练班的支部书记王凡、班长赵君实都是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小班长、党小组长都是红军时代的工农干部，有李启明等人。学员则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的大学，谢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份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

刚刚参加革命就被挑选参加情报、侦察训练班，学员们紧张而兴奋。天当教室地当桌，并没有减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都是神秘的情报保卫业务，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这些年轻人毕业后都要派到敌后工作，都将面临出生入死的考验！陈云说，做一个革命的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贞是首要条件。外国和国民党靠金钱美色收买间谍，中共的情报工作向来重视理想、信仰与道德。陈云举起右拳，代表国民党的力量，举起左拳，代表共产党的力量，形象地讲述敌我力量的消长。中央苏区遭受五次围剿时，右拳比左拳高，但是，共产党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这就是靠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从长征到抗日，左拳逐渐上升，右拳逐渐下降，将来，左拳一定会压倒右拳！

授课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捕，经受酷刑的考验。学员们崇敬地听着，来的时候对党认识并不深，通过学习都坚定信念，决心永不叛党。

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结合实例讲解，学员们十分解渴。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授反托派斗争。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对派，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那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真是令人惊叹。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抓空到训练班讲课。特科时代从事非法活动，国共合作时代具有合法身份，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应有不同的方式。红队怎样英勇锄奸，八办如何骗过国特监视，李克农讲得比小说还生动。刘鼎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这个老特科不仅善于使用伪装身份，而且善于变换自己的面目。刘鼎介绍，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香烟太高级被日特识破。

经过半年训练、一个月实习，一期结业。①七里铺第二期于1939年2月开始，11月结业。这期学员有王林、侯良、严夫、杜定华、杨岗、伊里、张季平、薛光、乔庄、郝苏等二十几人。郝苏虽然在抗大入了党，但填表写的却是“地主”出身。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辩论出身问题，不免诧异出身不好的人怎么当上军队的保卫干部。

郝苏回答：抗战时期吸收知识分子，不重出身。

年轻人不信，不讲出身也用不着招收“地主”子弟呀！

作者采访杜定华时，才搞清了这个问题。

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这些人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也说明，为什么第一期学员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

经过审查的学员仍然会出问题。开学不久，一个姓马的就跑了。后来，又有紫军被国民党特务拉拢。

保安处便衣队长赵苍璧，被调来担任七里铺二期训练班的班主任。学生都是知识分子，有的还来自城镇，班主任却是个农民，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赵苍璧性格温和，不摆老革命架子，很快同学员打成一片。午睡时，调皮的学员用草根挠赵苍璧的脚心，赵苍璧被弄醒也不恼。赵苍璧还带着学员用辘轳压出一块平地，栽上一根木桩，安上当地铁匠打就的铁圈，建成一个简易篮球场。学员招数也多，严夫挖了个沙坑，大家玩起了撑竿跳。起跑距离太近，就从赵苍璧住的窑洞里面起步。休息时分，赵苍璧常常弹弹陕北流行的三弦，与学生合奏。有时，赵苍璧也会躲到崖顶独自吹箫，那就是琢磨他的侦察专业呢。

二期的教员职务没有一期高，课程却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之，教授如何密写。曾希圣教授情报分析。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从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为反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曾希圣就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建国后曾希圣任安徽省委书记，工作出现严重失误，据说，因为历史上情报功劳太大免于处分。刘鼎讲无线电通讯。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之后，刘鼎又到德国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到苏联学习军事工程设计，回国后在中央苏区造出红军自制的第一门炮、第一批炮弹。熟悉现代技术的刘鼎向大家教授收发报技术，没有电台就用锤子敲击铁轨来演示电码。学员们第一次听说神秘的密码，什么“依位法”、“漏格法”，妙不可言。刘鼎的课程甚至还包括如何投毒、放毒、防毒、解毒，这可都是敌特擅长的手段！这位擅长技术的刘鼎，建国后任第一机械部副部长。

训练班最有意思的是实习。领导上派出两组人员，一组情报，一组侦察，两组互相不相识，暗中斗法。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员，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哪有挡路做生意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①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学时就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

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兰州训练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

一期女生吕璜则不愿服从分配，潘汉年都没有谈通。好不容易从黑暗的地狱来到光明的土地，怎能明珠暗投？还是来自白区的布鲁体谅这种心情，吕璜得以留在心爱的边区，也对这位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

二期学员阎又文，先是进入西北马鸿逵部队，又转往晋军傅作义部队，成为埋伏在国民党高层的情工人员。

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原来，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到遥远的陇东去了。薛克明当了陇东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②三期的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要工作。①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边区更需要干部，这些学员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建国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大量中共领袖的照片。

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科长时才18岁，从籍贯从资历都找不到优势，就是重视文化。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1939年1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警察队指导员。7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公安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如此重用知识分子，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就没有意见？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的倾轧相当厉害。军统内部，就重用蒋介石的同乡浙江人，浙江人之中戴笠最亲信的又是小同乡“江山派”。这种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特工组织，由于高度的亲密而非常巩固，但是一旦遇到人事更替，就会分崩离析。戴笠坠机死后，可能的继任者立即展开激烈争夺，最后虽由戴笠的同乡毛人凤接班，却也江河日下。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机关也有人事问题。特科多为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干部，保卫局多为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又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还有大批当地农民干部，这几类干部能否团结共事？

作者就此询问当时边保的干部科长，郭步岳说：中央当时重视使用知识分子，保安处的周兴等领导也重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干部部门非但不会歧视这些知识分子干部，反而更加重视提拔使用他们。

赵苍璧夫妇都是陕北红军。丈夫在边保当领导，惠玉秀就在机关附近种菜养猪贴补家用。邵炎、郝苏等城镇来的知识青年，没事就到惠玉秀的菜园讨瓜吃，临走还抓上一把瓜子，谁也没把谁当外人。

作者写东西偏好追踪真相，哪怕是不受欢迎的真相。采访边保老干部的时候，总是追问人家，边保内部有什么矛盾？

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是小字辈，怕是没有资格闹矛盾，那么大干部之间的关系呢？工作矛盾不好说，生活习惯呢？

就说吃饭。当时的延安分为大、中、小灶，处长周兴当然是吃小灶，可夫人杨玉英就得带着孩子去吃大灶。布鲁只是中层干部，却有自己的炊事员，而且爱吃大米。延安见不到咖啡，这个南洋华侨就把馒头烤焦磨面，自制苦咖啡。谭政文也是南方人，却吃不到大米，虽然副处长级别也高，谭政文却宁愿辣子盐巴小米饭，这个红军干部鄙夷讲究的生活。赵苍璧吃的小灶是自家伙食，妻子惠玉秀就在保安处附近开荒种菜，省下粮食捎回贫穷的老家。就是这样，赵苍璧的爷爷还饿死了。①经历与个性差异都大的领导干部之间，互不服气的事情屡屡发生。长征老干部周兴脾气很大，时常严词斥责。白区来的布鲁公开扬言，保安处要不是有自己，破案根本不行！陕北干部李甫山和长征干部叶运高吵架，周兴都劝不住！

一个单位能否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一把手。边保处长身边，有谭政文、杜理卿、刘海滨这样的长征老干部，有白栋才、刘子义、郭步岳等老资格陕北当地干部，有布鲁这样的白区地下工作干部，周兴能够压住台也不容易呢。人们说，周兴原则性强，也主观，挺爱训人。人们又说，周兴胸怀坦荡，训完就算了。人们说，周兴对于白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很是看重。对周兴意见最大的，好像倒是一起长征过来的陈复生等红军干部。

李启明其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白区干部，还当过红军，也算当地干部，几类人的身份都有，正是作者追踪内情的对象。李启明坦率地回答：那时候争吵不算什么，周兴那人主观爱训人，我就顶过他。作者追问怎么顶？李启明笑了：周兴骂我，我就打了他一拳。秘书打处长？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如今的公安部门会有什么后果？反正当时李启明是没挨整，而且提升比别人快。

能够重视人才，团结人才，看来也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来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南到两广，北到东北，东到海隅，全国到处都有人来，这就立即改变中共早期干部集中于几个省份的格局，便于向各地开展工作。中共干部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国民党，只是文化程度偏低，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尚未具备开办正式学校的条件，只能通过训练班来培训干部。中社部、保安处，还有其他根据地举办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起到快速培育人才的作用，称为情报保卫战线的“黄埔军校”，也是差强人意。

从长远看，“黄埔军校”更是名符其实！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居然组成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

作者一一采访这些“中国的特务头子”。这些年届八十的老人，回顾一生波澜起伏的生活，都说当年训练班的生活最值得怀念，都说训练班的同学最亲切。

那是青春的记忆啊！

一个人的青年起步阶段，往往影响一生道路。这些青年时期曾经穴居窑洞的老人，尽管后来都担当相当重要的工作，都担任相当高级的职务，但都有共同的个性：不肯夸耀自己个人的功劳。当年他们入学的时候就被告知，要保守秘密，甘当无名英雄。

出于采访写作的需要，作者非得动员他们说出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理由是不能埋没革命历史功绩。但人家只肯讲集体，不肯讲个人！作者又要解释读者爱看个人经历，历史总是由个人组成的嘛！

作者发现，这些采访对象都具有党性强、品德好、政策水平高、工作严谨、作风扎实的特点。这是否来自延安窑洞训练班的特殊培养？

老情报保卫干部却说：这本来就是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特质！

邓小平择偶

“黄埔一期”，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有八个女学员。情工人员就够神秘的，女情工，岂不更添一份神秘？

延安本是偏远小城，本地人口不过千把。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的到来，迅速改变人口构成，最大特点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男性老干部、老红军找不到妻子，大家都是光棍，眼睛就瞄准当地女青年。别看陕北是个穷地方，男人女人却形象出色。这里古来为各族征战之地，当然也有血统交融之优势，陕北人生得身材高挑，鼻梁挺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美得很。

杨玉英是清涧人，十几岁就是个俊俏姑娘，被招收到红军宣传队。保卫局不少人盯上杨玉英，组织上却先照顾领导，于是周兴得以较早成婚。尽管男人们主动进攻，可陕北当地的姑娘资源还是太少，组织上想了很多办法还是不够调剂。抗战开始作战部队大多开拔，新来的知识青年大多还是男性，据说，延安的男女之比是：18∶1.新来的知识青年中有不少女性，知识女性的来临改变了延安的风景。这些女性无不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又大多来自大小城镇，仪容时尚，气质文雅，立即成了男性的觊觎目标。杨玉英悄悄告诉作者：知识分子来之前，周兴已经和我结婚了，可是，新来的一个女大学生老是接近周兴，我就敲打他！

到底是很早参加革命的妇女，战斗力就是强，杨玉英牢牢掌握自己婚姻。周兴到底是个老干部，面对夫妻文化差异，没有喜新厌旧，而是送妻子去上学提高。杨玉英同侯波、高桂廉三人一起去边区中学补习文化。周兴此举得益终生。文化大革命周兴挨斗的时候，杨玉英每天悄悄给他炖鸡汤。造反派动手，杨玉英就带着周兴躲到老工人家里。许多老干部能够挺过文革灾难，都靠家庭在背后支持。①男干部择偶难，不止是基层情况，高级干部也难。别看延安来了不少女青年，但人家未必看上老干部。2002年，邓小平逝世5周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采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谈起自己在延安与邓小平的婚姻，卓琳说了一个能够证明当时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差异的故事：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没什么好看的。

面对电视镜头，卓琳还是有所保留了。这个故事是当年延安流行的段子，作者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是：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

当时的洗脸盆是铜制的，黄色，圆形。虽然可说貌似月亮，但如此比喻实在缺乏情趣。女知识青年中流行这个段子，说明她们对地位较高的老干部并不看中。据说，薛明、李宁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曾经约定：不嫁老干部！

能征善战的老干部，在情场上未必没有本事。贺老总就骑马到中央党校去找薛明。关键时刻，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找薛明训话：你有文化，你能代替贺老总当司令？小资产阶级毛病，还要贺老总来追你？

还是组织威力大，立即促成贺龙与薛明的终生婚姻。①邓小平也有择偶问题！

第一个妻子在白区斗争中牺牲，第二个妻子在苏区离婚。被打成毛派头子的邓小平，作为红军报总编参加长征，“跟到走”。遵义会议之后，邓小平重新得到重用，现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可是没有老婆。战友们都为小平帮忙，可是，延安的女青年还有那个铜洗脸盆的故事呢！

还是邓发消息灵通。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得知保安处办了一个训练班，八位女生个个政治可靠，品貌端正！邓发带着邓小平来找周兴。

邓小平同保卫系统很熟，1928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住一个房间，了解创建特科的过程。长征期间，行军艰苦，一匹马有时就能决定一个干部的生存。因为是“毛派头子”而挨整的邓小平，在总政当巡视员，乘马摔死了没法补充，全靠步行，脚都走肿了。一直暗中关心邓小平的毛泽东看到了，悄悄布置中央纵队的特派员肖赤给邓小平找匹好马。还是保卫干部权力大，肖赤到骑兵连挑马，特意为邓小平找了一头矮小结实的骡子。毛泽东听肖赤说给邓小平送了骡子而不是马，脸一下就沉下来！肖赤赶紧解释，骡子比马耐力好，小平脚肿，马太高爬不上去。毛泽东这才转怒为喜。1975年，刚从软禁地回京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特意把肖赤请到家中，感激当年的救命之情。肖赤一再说，这是毛主席让我送的。邓小平深情地说：毛主席、周总理一直保护我。毛主席过去尽做好事，到了晚年做过好事，也有过错，不过总是功大于过。②周兴在江西苏区时就同邓小平相熟，邓小平任瑞金中心县委书记，是省保卫局的父母官。现在邓小平遇到问题，周兴当然热心帮忙。

此时，黄埔一期已经结业，八位女学员被分配到延安邮电检查所工作。检查所设在边保的一排窑洞里面，周兴陪邓小平悄悄来看了两次。而后，周兴就悄悄问也在检查所工作的秦平：那个浦群英有没有恋爱对象？

浦群英端正俊雅，性格活泼，和同志们关系融洽，确实是个合适的对象。秦平表示可以问问浦群英的姐姐。

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的火腿大王，姐妹三人一起来到延安，都在保安处工作。姐姐浦时英的丈夫罗绍华，正是秦平来延安工作的接头人，两人相当熟悉。罗绍华告诉秦平，浦群英尚无恋爱对象。秦平赶紧向周兴汇报。没几天，邓小平又来了一趟。过不久，周兴找浦群英谈话，把浦群英调去中央机关工作。①

组织上介绍浦群英与邓小平结识，起初浦群英并不乐意。2002年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浦群英自己说了这个情况。不过，作者了解的情况，好像更为严重一些。在一期班中，浦群英、吕璜、邓涛三个女生分外要好，曾被领导批评搞小集团。吕璜知道，当年动员浦群英和邓小平谈恋爱，组织上施加了压力！

这个浦群英就是卓琳。对于这段婚姻，卓琳在一篇回忆周兴的文章中提到：“作为一名公安战线的新兵，对于部门的最高领导，我们只知其人而并不相识。记得有一天，周兴同志找我谈话。我报告后进去，第一次见到久仰盛名的领导。一眼窑洞中，简朴的办公用具，简朴的衣着，一切都是延安那种既熟悉又普通的风格。周兴同志问了我的情况，告诉我要调我到保卫部门工作。谈话简练、明确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兴同志，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谈话和对我的调动，对我未来的生活竟然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到了党中央的保卫部门后，我认识了小平同志，并最后与他结成终生伴侣。可以说，在众多热情关心小平同志的人中，周兴同志也是一位积极分子。”②正是周兴等热心人的精心安排，终于使卓琳和邓小平走到一起。

以后，这两家一直交往不断。解放战争，统帅二野大军的邓小平，攻打国民党首都南京，特意向中央要人，请边保处长周兴首任南京市公安局长。后来，二野进军西南，邓小平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周兴任西南公安部长兼重庆市公安局长。1973年，邓小平还在软禁之中，从云南到北京开会的周兴，悄悄前去探望老首长。邓小平复出之后，周兴有了可以讲心里话的上级。一次，江青无理指责周兴对她搞特务工作，周兴当场顶撞。会后，周兴心中难耐，向老首长邓小平讲了对江青的意见。邓小平想了一下说：“老周啊，算了，算了，她随便说的，她也不能代表中央，也不能代表主席嘛！”1975年初，中央发出解决云南问题的文件，离开北京前，周兴又去请示邓小平。8月，周兴病重，中央派专机把周兴接到北京治疗。住院第三天，邓小平就亲自到医院看望。10月3日，周兴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周兴病危时，中共中央副主席、老战友汪东兴守在病榻旁。逝世后，第一个赶来致哀的中央首长就是邓小平。

卓琳与邓小平定情之后，还在延安城里请了一次客，出席的都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和检查站同事，吃饭地点是新市场的一个小饭馆，主菜叫做“三不沾”！这“三不沾”纯属陕西地方风味，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吃起来甜软滑腻，既不沾碗也不沾筷还不沾牙，俗称“三不沾”！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女方的工作驻地举行，共同举办婚礼的一对孔原和许明都是卓琳的中社部同事。①卓琳的运气很好。邓小平这个老干部，不但有很老的革命经历，而且还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的眼光很准。卓琳从此伴随邓小平一生。女儿毛毛写道，邓小平躲过文革冲击的法宝就是和家人在一起。

在男人眼中，女人一般毛病多些，女干部能让男干部称好更不容易。作者采访的保安处干部，普遍称赞卓琳。1996年保安处一期训练班同学聚会，卓琳因事没能参加。1999年3月16日，一期训练班60周年，腿病行走不便的卓琳，特意把老同学请到自己家中，还特意请上老领导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卓琳紧紧拉着吕璜和姜鹏两个女同学，和邹瑜、谢衡、杨黄林、刘平等几个男生一起合影留念！

保安处训练班的女生人才出众，不止邓小平到这里择偶，作家刘白羽、周立波，保卫干部汪金祥、谭政文都到这里找到终生伴侣。

现在的青年看到这种由组织介绍的婚姻，不禁会想到是否干涉了个人权力。可是当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白区工作有“住机关”之说。为了掩护身份，男女地下共产党员，由组织安排，假扮夫妻住在一起。日久生情，假夫妻往往变成真夫妻，可是，工作需要分开时，真夫妻又要分离。有对干部住机关四年都保持独身，到延安重逢后才真正结婚。当时，这种结合与分离，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无所谓结婚和离婚。文化大革命斗争白区老干部，说这个有三个老婆，那个有五个老婆，其实都是这种“住机关”，并非喜新厌旧。红区干部的婚姻，也难能全由自己做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苏区后，没有夫妻生活，到处追女人，组织上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战争年代，生死存亡第一，爱情与婚姻都要有所服从。

其实，组织安排的婚姻，前途未必不好。邓小平与卓琳就度过幸福的一生。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倒是个人的选择，并未接受保卫部门的意见，反而铸成毛泽东晚年的极大不幸。

遗失的毛泽东讲话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始人周恩来这样评价保卫工作的重要：“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毛泽东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

可是，尽管中共领袖十分重视保卫工作，我们却很难在他们的文稿中找到有关保卫工作的专题文章。难道毛泽东从未专题写作或谈论保卫工作？

196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找到汕头地委书记邹瑜，询问一份毛泽东讲话记录的下落。说起这份记录的丢失，邹瑜真是万分遗憾。那可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惟一的一次长篇专论保卫工作！

那是1939年9月3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召开边区保卫工作人员大会，主持人周兴特地请毛泽东到会讲话。

毛泽东这天兴致勃勃，一进周兴的窑洞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前两天，德国把欧洲的侵略战火烧到波兰。毛泽东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战事的扩大，必将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保安处小礼堂，毛泽东详细讲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保安处的干部大多工作在偏僻的农村地区，能够听到毛泽东的讲演十分入神。会场有个长方桌，毛泽东坐在一端讲话，保安处文书科长邹优瑜就在旁边记录。

毛泽东讲演中关于保卫工作的主题是：“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与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的关系”。毛泽东说，做特殊工作的人，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不懂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就不懂一般规律，就会成为盲目的技术工作者，就不能把握政治方向，不能运用党的策略同敌人斗争。不懂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就是空头政治家，不能做好本身的工作。因此，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保卫工作者，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同时精通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

显然，毛泽东将他正在研究总结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保卫工作的认识。而他辩证地阐述保卫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明确的针对性。既批评了将保卫工作简单化、神秘化的做法，也强调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毛泽东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全场鸦雀无声。

毛泽东讲话后，中社部部长康生发言：刚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指示目前抗战的新阶段及由此而产生的紧急任务，这是大会一切工作的指南，是我们决定反日隐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主要基础。

周兴十分重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因为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系统论述保卫工作。周兴当即指示，把这份重要讲话的记录存档。解放战争时期，保安处转移，大量档案被销毁，少量档案被敌人挖走，这份记录稿至今没有找到。能够看到的，却是康生的一次例行发言。①尽管我们没能看到这次讲话的原始记录，但是，邹瑜等人的回忆，还有此后中社部发出的文件，却可以使得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在对中共的保卫工作实行路线调整！1935年的遵义会议纠正军事路线的左倾错误，1938年的六届六中会议纠正政治路线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正在逐步调整全党各方面工作的路线。

情报、保卫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刀把子”啊！枪杆子固然重要，可那还是用于对外作战。这刀把子，却是负有巩卫内部的使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刀把子里面有领导权！古今中外，无论帝王还是领袖，最高领导都要紧紧把刀把子握在自己的手中。

国民党那边，无论中统还是军统，凡是特务组织，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容置喙。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是谁呢？

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独行，这个区别极大。

苏联向来实行个人负责制度，苏联的保卫部门更是独立系统，垂直领导。各级保卫部门都由上级保卫部门领导，最高的保卫部门则由斯大林个人领导。向苏联学习，中共的保卫工作起初也采用独立系统，垂直领导体制。苏区流行“三驾马车”之说，在一个单位，党的书记、军事或行政首长、保卫局长或特派员，三人平起平坐。特殊情况下，一个单位的保卫局特派员可以不经军政首长批准而直接下令逮捕人犯。在更为特殊的情况下，特派员甚至可以逮捕同级首长！肃反时期，保卫工作的权力更是膨胀到惊人的程度。刀把子已经不听主人的指挥，甚至砍伤主人的手！

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就会犯下严重错误。痛定思痛，到达延安的中共中央开始吸取肃反的教训。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之后，开始改变领导体制，其中也包括保卫工作的领导体制。

毛泽东向来主张实行党的集体领导。1927年7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实行“三湾改编”，首创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党的前敌委员会是统一领导军队与地方工作的领导核心。1929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肯定毛泽东的经验，这种制度被写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

1931年王明占据中央领导地位以后，却严厉指责“红军中亦以党包办一切”。要求“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行法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意味，同级军事首长、同级政治机关乃至同级党委，都要最后服从政治委员一人。这种“政治一长制”，把最高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一旦遇到一个素质很差的领导，或是最高领导出现严重失误，就会导致无法制止的错误倾向。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大批杀害自己同志，甚至杀害高级领导干部，就与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相关。

中共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由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决定。七大决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1946年，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率先在所属部队实行党委制。1947年2月，中共中央肯定和推广晋冀鲁豫的做法。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规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应该在这支军队中建立起它的绝对领导。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虽然这种正式规定颁布于七大以后，但是，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强调党的集体领导。

西北政治保卫局成立后，在1936年7月14日颁布《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工作条例》，规定：特派员在工作范围内应受同级党、政府、红军部队政委领导，并在党、政府、红军部队或他种机关同意之下，可以列席其会议。“这是保卫系统首次改变完全的垂直领导体系，首次规定接受同级党政负责人领导。

西北政治保卫局在1936年9月20日颁布《政治保卫局暂行组织纲要》又明确：“政治保卫局是苏维埃政权与一切苏区内部反革命斗争的权力机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负责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民族革命利益与保障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和战斗力加强。”这是保卫局条例中首次提出在党的领导之下。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在各地各部队成立军委分会或军政委员会的体制，缩小政治委员的职权，扩大党务委员会的权力，实行事实上的集体领导。1938年10月2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军队中锄奸工作及组织条例的决定》，明确军队各级锄奸部门是该级政治机关的一个工作部门，受同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直接领导，上下级锄奸部门为业务指导关系。这就改变了红军时期实行的保卫局垂直领导的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2月政治局会议，中央决定成立情报保卫的专门机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又称中央最高委员会，对外称为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就意味，中共的保卫工作，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

中央社会部于1941年提出《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政策》：“加强与提高保卫机关的工作，纠正锄奸工作的扩大化、简单化、一般化、神秘化的错误。”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虽然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肃反作出全面总结，但是对于肃反中发生的严重错误，党内已有认识。而且，明确提出保卫机关的倾向性问题。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在情报、保卫工作系统，一直着力调整领导关系，试图解决党的领导与专门机关领导的关系。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情况还要复杂些，既有党的领导关系，还有政府领导关系。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都对保安处有意见。内战时期养成的特殊习惯，到了延安还在延续。保安处的工作网遍布党政军机关，一些保卫干部习惯于“三驾马车”，并不尊重同级党委与政府领导。后来，保安处的红军工作部取消，军队的保卫工作由部队的政治部锄奸部管理，保卫机关的过高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军队有武装，保安处也有武装；军队有电台，保安处也有电台；一个县只有三匹乘马，县委书记一匹，县长一匹，还有一匹就是保安科长骑！别人还是有意见。

周兴这边也有意见。保安处长周兴虽然是西北局委员，却迟迟不能进常委。保安处有武装、有电台，都是工作需要。特殊的工作，当然要有些特殊权力。

不过，保卫机关在历史上过高的地位，却是不可避免地下降着。1942年12月，周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检讨保卫部门闹独立性的问题，“天大地大独立系统最大”，还特别批评对县长闹独立性最多的陇东地区。1945年8月16日，边保专门组织各地的地委书记、专员、保安分处处长，座谈关于党委、政府与保安科关系问题。明确：保安科是政府的一个科，又是党委的一个部；调动任免保卫干部要经过党委、政府商量同意；保安科逮捕人犯，没收违禁物品要经县长核准；保安科上报文件要同时报书记、县长一份；保安科长的生活待遇与其他科长相同，不得另吃小灶。甚至具体规定：保安科长出门骑马带警卫员，如因工作特别需要，要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如非工作需要，则不必骑马带人。这就明确了情报、保卫系统在同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之下工作。1948年西北局义合会议集中批评保安处，批评周兴。1949年保安处文件《对保卫工作的组织、任务与领导关系的意见》提出：过去保安处虽然是西北局的社会部与政府的保安处。但在组织上、实际上均既不同于西北局之一部，亦不同于政府之一厅。制度上更是独自的一套。总之，过去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并未完全取消垂直系统。对于今后的关系，文件提出：“明确领导关系，划分工作任务。西北局成立社会部，保安处成为政府之一厅。”“西北局社会部统一管理政府的、军队的、敌区地下党的保卫工作。”①这些逐步推进的制度变更，完全落实了党对情报、保卫系统的领导。建国前夕，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体制，已经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和党中央的规定调整到位。中国的公安系统，至今编制为地方政府的一个机关，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并不实行垂直领导制度。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如何领导最高情报、保卫领导机关“中央社会部”？

中共在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1937年成立的中央最高委员会都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无疑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可是，周恩来从未担当中共的最高领导。而且，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驻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离开延安达十年之久，显然，在此期间，周恩来难以具体领导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情报、保卫工作。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在反击国民党的同时，中共也从内部吸取教训，发出两个著名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构——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局长。这个局的任务是：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下设三个机构：调查局，负责调查敌我友各方的军政情报，着重战略情报和相关研究；党务研究室，负责根据地的政策研究，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政治研究室，负责中国政界各方面的研究，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毛泽东任局长的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其权限包括政策研究内容，显然不止是一个情报机关。对情报史深有研究的王炎堂认为，这说明毛泽东强调情报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而且把情报工作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联想毛泽东1939年在边保的那次讲话，也是强调保卫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如此认识情报、保卫工作的性质、作用，应是中共情报、保卫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成熟阶段到来了。

毛泽东亲任调查研究局局长，当然表明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视。可是，这并不意味毛泽东亲自担任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这个调查研究局后来又进行改组，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划入中央办公厅，调查局则演变为“中央情报部”。中共的调查研究局的职能，不同于国民党的“中统”，不能全部判定为情报机构。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毛泽东曾任调查研究局局长，周恩来曾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分工负责交通局，刘少奇曾任中央反内奸委员会主任，朱德曾任八路军保卫委员会主任。看来，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于情报、保卫工作，不像苏联和国民党那样由最高领袖一人专断，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其后的发展证明，集体领导制度有效地防止重犯历史上肃反的错误，共产党很快夺取全国政权。后来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再次证明个人专断的危害。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刀把子也要永远听党指挥。

延安时期，中共的多项工作，包括情报、保卫工作领导体制的变化，都显出不同于苏联做法的中国特色。这种摆脱教条主义的倾向，应该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作者反复思考：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对此进行专题研究。肯定的事实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时期，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经验，周恩来曾经参观过苏联的有关机构，顾顺章、陈赓、邓发等人还受过苏联培训。延安整顿情报、保卫机构，也相当重视国际经验，还先后把从苏联归来的毛诚、师哲派到边保加强工作。但是，李启明明确地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创建伊始，就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还逐步形成与苏联不同的体系。

确定的事实是：中共倡导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与苏联完全不同。

有趣的是，中共这项制度却同国民党有相近之处。

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时期，曾在北伐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掌握全国政权之后长期不搞选举，径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政府人选。王明领导的中央曾在1931年批评红军总前委“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美国也批评国民党“以党领政”。

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立的两党，都不照搬老师的体制。这是否说明：在中国，实行党的领导更适合当时的国情。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保卫工作体制由独立系统、垂直领导，转向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后来的工作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的成效。

可是，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司法战线的领导体制又走向新的变化，强调党委不要直接管案子。而且，重新实行公安、检察、法院互相制约的机制。后来，又逐步恢复检察系统的垂直领导。

这是否又转回去了？

有识者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也决定制度。

战争时期，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连政权都没有，照搬苏联的法律制度并不现实。革命时期变动剧烈，实行党委制有利于集中意见，依照党的政策行事也机动灵活。可是，待到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还由党管一切就不合时宜，甚至会导致只重少数先锋队的意愿，忽略最大多数的群众的利益。

掌握政权的党，应该将自己的政策变为法律，通过人民选举的国家机器实施领导。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

历史在演变，演变不等于循环。列宁曾经把历史的演进比喻为“螺旋式前进”。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体制，也在演进之中。

延安防线

经过中央的大力调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有了完备的组织体系，成批的新生力量，各项工作就很快部署开来。

延安内外，构筑公开与隐蔽的防线。

防守边区的公开合法力量，首先是留守兵团，其次是政府的保安部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由保安处移交给中社部。把守交通要道的是保安系统的检查站。

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设在面对西安方向的南门外七里铺。抗大毕业的东北学生赵去非任站长，江西红军丁尚柏任指导员，警察队一个班值勤。检查站检查进城人携带的行李，主要查禁爆炸物品。对于前来报考抗大的学生，则由站长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后向抗大转报。后来，这个检查站改为直属边保的第一检查站。第二检查站设在更南面的富县茶坊，由红军干部程洪义（后名陈平）任站长，李启明任指导员。第一站在延安门口，第二站在边区门口，等于给延安加了两道门闩。第三检查站设在延安东面的永平，站长惠锡理，第四检查站设在更东的黄河边的临镇，站长张金华。这两站又给延安东面加了两道门锁。国共合作初期，四个检查站在1938年秋撤销；国民党搞磨擦，1939年初又恢复设站。开始设在三十里铺，站长刘金明。后来回撤到茶坊，站长罗光。

检查站把守延安与西安之间的必经之路。1938年4月张国焘逃离延安，就经由这个检查站。那时，张国焘带领一个排警卫，乘坐两辆卡车出境，没有检查。张国焘叛逃后，张国焘的妻子、小姨子、儿子三人，也乘坐一辆卡车从这里出境。检查时，张国焘的妻子声称自己去西安做统战工作，检查就是个手续，简单看看就行了。赵去非早已得到保安处科长布鲁的通知，亲自带人详细检查。经查，所带行李之中没有文件，也就放行了。

后任站长罗光，从三十里铺训练班毕业，又留在三十里铺检查站工作，还娶了个三十里铺姑娘为妻，先后在这里任检查员、副站长、站长。罗光工作细致认真，查出国民党二十二军过境车辆非法携带的鸦片、银元，还没收不少日货。边区北边有十几个国民党管辖的县，县长们去西安开会路过边区，带了一大堆行李，有的检查员说都是县长放过算了，罗光却坚持全部开箱检查，终于在一个箱子里发现大批反共文件。检查站派了一个架窝子（两匹牲口架驮一个大筐），连夜送到保安处，保安处又立即上报中社部，中社部将这批国民党反共文件全部拍照留存。中共首次看到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也是罗光查获的。为此，罗光在1941年出席边区先进工作者和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如果有特务通过了检查站，那么，延安城里还有秘密机关等着呢！中社部二室在延安城里开了家西北旅社，专门招待来往客人，先后由汪金祥和曲及新任经理。新市场有家时髦的照相馆，也是中社部的掩护点。保安处和延安市局的掩护点就更多，一些小商贩也向公安局提供情况。

边区政府的交际处里面，也由保安处干部王再天担任处长金城的秘书。这里接待的客人多是国民党官员、记者，还有外国人。与中共友好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从榆林到西安，经过延安时总在这里受到热情接待。绥德的反共专员何绍南借宿的时候，保安处暗中监视。国民党曾经组织庞大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其中安插了好几个中统、军统特务。中社部与保安处都派人严密监视。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常年在交际处居住，保安处派遣一个专门小组，安排了几个机灵的接待员，专门对其开展工作。

延安城里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便衣队。便衣队，寻名责实，就是不穿制服的秘密力量。而且，这便衣队非但对外保密，就是保安处的内部人员也不知情。便衣队成员主要任务是跟踪嫌疑人员，控制社会秩序，担任警卫任务。但是，执行任务时一律以各种公开身份掩护，隐蔽行事。喜爱侦察的赵苍璧任便衣队长，来自大后方重庆的十七岁青年蔡诚任秘书。便衣队整天琢磨延安内外的各色人等，将各个隐秘角落纳入保卫视线。

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保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在边保的领导下领导各县工作。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5大分区的布局。

边保调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分处加强工作。

关中分处处长汪锋，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处长于桑，建国后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陇东分处处长赵苍璧，后任边保副处长，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科长、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长、四川省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三边分处处长赵文献。副处长邓国忠，建国后任陕西省西北公安部人事处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副省长兼厅长。绥德分处处长刘子义。副处长布鲁，后任处长、松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吉林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江西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厅长，建国初接管广州，任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除专门机关外，边区上下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于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①

随着路线的转变、经验的增加，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方式也在转变。以往大多采取守势，逐步转为针锋相对。以往情报工作多由中央特科一家承担，现在各根据地、各级公安机关都向外开展情报工作。边保发出的打入敌区的指示中，有了“红色间谍”和“政治侦探”的名称。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成功完成路线调整、机构重组、任务部署、人事储备，奠定纵贯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基础。1938年到1941年这几年，堪称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成熟时期的开端。

①《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此书的章节划分，与作者建议的历史分期略同。此书还系统介绍中共情报、保卫机构的组织沿革。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罗青长熟悉中共整个情报、保卫系统的组织设置。

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2000年采访。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李启明熟悉这一系统的情况。肯定地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搞过情报工作。

①梅黎：前中社部干部，1998年12月8日采访。梅黎与丈夫张惟一都是潘汉年系统的重要情报干部，曾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情报工作。谈起潘汉年当年的音容笑貌，70多岁的梅黎依然敬佩有加。潘汉年去世已经多年，一些老同事还为他树立一座铜像。

②尹琪：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馆长，1998年12月10日采访。尹琪长期研究潘汉年历史，直接查阅有关档案，撰写《潘汉年传》。

①黄彬：前国家安全部副局长，1995年3月1日采访。七里铺的训练班连续办了多期，头两期人数最多，第三期只有五个人，以后规模也不大。

①姜鹏：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1998年10月26日采访。姜鹏是个外来知识分子，对于丈夫谭政文的俭朴生活，还是逐步习惯下来的。

①杨玉英，前公安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002年采访。周兴去世后，杨玉英找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把家搬到北京，将七个孩子都安顿下来。又找周兴的老战友写文章，主编了一本《怀念周兴》。与杨玉英一起上学的高桂廉嫁给延安市公安局局长王卓超。

①郝在今：《中国法制家彭真的一个世纪》，当代，2002.4.这段故事由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告诉作者。

②肖赤：《长征前后回忆》。肖赤记述的这段故事，生动地显示毛泽东同邓小平的亲密关系。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秦平等一起工作的同志对卓琳反映都好。

②卓琳：《我所认识的周兴》，《怀念周兴》，群众出版社。邓小平择偶的故事，以前似乎没人写过，连毛毛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作者在采访中虽然得知一些经过，也要慎重。后来，卓琳自己写了这篇文章，又在电视采访中讲了，作者就在这本书中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

①解衡：前公安部顾问，1998年2月采访。解衡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受邀参加这次“订婚宴会”。

①邹瑜：前司法部部长，1995年10月11日采访。邹瑜至今遗憾，这份毛泽东发言记录没有保存下来。目前尚未发现台湾文章引用，说明这份文稿也许没有被国民党搞走。

①《周兴自存档案》。以上引文均见周兴自己保存的文件。

①邓国忠：前陕西省副省长，1995年9月采访。邓国忠是陕北地方保卫干部，曾任三边分处副处长，建国后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熟悉陕西保卫机关的沿革。

第四章拔除钉子“双重政权”

建设根据地同打仗有所不同。打仗，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设根据地，目标却是搞定自己的政权。中共控制陕甘宁这一大块地盘，当先要务自然是建立自己的政权。可是，陕甘宁边区，却出现“双重政权”的怪事。

国民党控制着中国的中央政权，因而有权任命全国各地的地方政权。中共中央到达之前，陕北红军已经打出一片根据地，但国民党中央政府始终不予承认。抗日战争兴起，国共实现合作，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国民党为陕甘宁边区划定23个县的范围。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提出边区各级政府应由共产党方面任用，但蒋介石却寸权不让，坚持地方政府仍由中央政府任命。久争不下，共产党索性边斩边奏，自行任命边区各级政府。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边区政府存在的既成事实，同时，又以陕西省政府名义，直接任命各县政府。这样，在陕甘宁边区新扩展的地盘上，以前就有的国民党政权赖着不走；在陕甘宁苏区原有的地盘上，国民党也借口统一领导重新派进自己的官员。于是，边区各县都出现了“双重政权”。

延安，设有共产党的“延安县政府”。国民党那边，又任命一个“肤施县政府”。陇东、绥德等地，本来设有国民党的地区专署、县政府，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以后，共产党也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设立了自己的专署、县政权。这样，边区的许多地方都有两个专员、两个县长，两个县保安队。

内战时期虽然也有双重政权的情况，但那时双方阵线分明，不共戴天。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却是共处一地，权限交叉。这情形，说“同室操戈”吧，表面上还合作着；说“同床异梦”吧，相异的不光是心思还有施政手段；说“争权夺利”吧，又显得正邪不分；总而言之，这“双重政权”，实在是边区政治的极大隐患。

新创政治词汇——“磨擦”

中国政坛，蒋介石向来是个纵横捭阖的人物。1938年，年初刚刚达成国共合作，年底蒋介石的心思就变了。

这一年，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连下武汉、广州，打通中国南北中线。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发出公开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劣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往大西南的重庆，远离战地。日军也要消化战果，修整部队。于是，战况出现喘息之机。回顾一年形势，蒋介石认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共产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制异党活动”，确定政治溶共的方针。

延安的毛泽东敏锐判断：国民党的新动向是对外妥协、对内磨擦。

“磨擦”，这个物理学词汇，用于此刻的国共关系却是十分贴切。不是融洽的“相容”，也不是剧烈的“冲撞”，而是在共处中一点一点将对方“磨掉”。这个词汇用于政治，也许是毛泽东的创造，这种行为用于政治，却是蒋介石的发明。

1939年，磨擦行为在各地不断出现。

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乘晋察冀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之机，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在深县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出兵包围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8月1日，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中共中央发出反磨擦斗争的号召。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伯承奉命率部歼灭张荫梧所部四千五百多人。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洲的新战事，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蒋介石见机起意，召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反共方针代替以前的政治溶共方针。

国民党方面图谋的重点，当然是中共中央驻地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位于边区南部，像一只拳头伸向国民党统治的西安地区，胡宗南将其视为威胁西安的腹心之患，称为“囊形地带”。胡宗南早想把共产党的这个拳头切断，在囊形地带三面设置20万重兵，随时可以动刀。

共产党在关中这里的驻军，只有三个保安独立营。1939年初，八路军荣校（残伤军人学校）从前方转移到关中地区旬邑县城外，一个给养员采买时被国民党保安队暗杀。荣校学员进城抗议，国民党县长张中堂竟然调集保安队镇压，当场打死残废军人9名。随后，国民党方面又调集部队围攻，共产党部队驻守县城的保安独立一营和荣校一个排抗击7天8夜，被迫撤出，掉队的17名重残人员全部被杀害！

年底，胡宗南所部脱掉军装，化装成地方保安团，突袭关中分区驻地马栏镇，企图砍断囊形地带。边保提前获得情报，关中分区的独立三营和警备八团成功实施店头镇突围，又经过井村、转角镇等战斗，消灭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长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千余人，胜利收复马栏镇。

淳化县城呈现两军并治的奇特局面，国民党守北关，共产党守南关，地势较高的北关经常向南关扔石头挑衅，两关经常互相摸哨、打冷枪。1940年3月，胡宗南突然调动一个师围攻保安独立二营，打了两天，二营被迫撤出，淳化全部落入国民党手中。

驻扎洛川的国民党骑兵二师，也进占边区村镇，威逼富县，距离延安只有百余里。

边区东边的陇东分区频频告急。1939年4月，国民党方面的西峰公署扣押共产党人员10名，共产党方面的三八五旅也扣押国民党区长以示警告。双方不断扣人报复，国民党一六五师出动围困镇原县城。不久，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胁迫共产党驻军撤出，共产党方面的二营不予置理，方振武就调集部队进攻。激战两天，二营将方振武包围在城中的一幢楼内，国民党将二营包围在宁县城内，双方相持不下。

这时，八路军三个师已经调往抗日前线，留守兵团只有15000人。毛泽东一方面调集身边的少量部队迎战，一方面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交涉。国民党却乘机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连续侵占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区43乡。

国民党搞磨擦危害抗日大局，往往是中央装作不知，由地方政府出面；这样，作战双方的部队常常都是保安团队。

边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保安团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心腹之患。

毛泽东身边的威胁尽管中社部和边保在延安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毛泽东并不安全。

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盯梢毛泽东一直跟到王明住处。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之时，王明的警卫员将其逮捕。

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就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时，土地庙的围墙上发现一块五尺长的白色绸带。这种绸子在延安很少见到，却出现在醒目的位置，很可能是特务为敌机铺设的信号。

延安内外人心不稳。有一阵，大批群众突然涌到寺庙进香。保安处调查了解，原来到处正在传播着一个谣言，说是有一对男女在寺庙的供桌上行房，身体就长到一起不能分开，吓得群众都到寺庙中消灾。中央立即组织学者四处宣讲科学批谣言，还请外国医生讲解医学知识。

就是防卫严密的内部单位，也不时有重大案件发生。延安中央医院一个女护士失踪，后来发现是被奸杀抛尸。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幼女在中央保育院托养，被凶手扼死，还残忍地割去器官！这两起严重案件，都怀疑有政治背景，但都一直没能破案。①嵌入边区各地的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就像一根根钉子，钉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肢和心脏。有的在基层秘密建立保甲组织，有的发展地下党员小组，有的操纵当地土匪。富县驻有八路军一个炮兵营，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营长匡裕民。就在八路军庆祝十月革命节的夜里，凶手潜入匡裕民的窑洞，误以为警卫员是匡裕民，连刺十几刀！

利用政权的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在边区活动相当方便。保安处七里铺情报训练班二期学员中有个紫军，嫌训练班生活艰苦，私自跑到延安邮局给家里发电报。邮局里的国民党特务发现线索，以帮助回家为诱饵，引诱紫军提供训练班的情况，又威胁紫军做特务。国民党在边区的公开机构中都藏有中统、军统的特务，利用一切机会策反共产党人员。延安的邮政局、电讯局，还成为国民党特务通讯联络的畅通渠道。

国民党政权公开捣乱，日本特工也乘机活动。边区农村出现秘密组织“黑军”，城镇也有“天星党”，秘密为日军收集情报，发展汉奸组织。

“双重政权”严重干扰边区施政，“第二武装”威胁边区安全。已经进入成熟时期的共产党，在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不再幼稚，再加上已经执掌边区的实际权力，就开始以攻为守。

先是控制边区内部的“第二武装”，夺走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刀把子。1937年11月，边区政府发布通令，明确延长、延川、延安、富县、甘泉、安定、安塞、保安等八县已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划为八路军的补充区，规定上述八县的保安队严禁调往它处。这就限制了国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在边区内部的活动。1939年1月，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发布联合公告，将保安部队与地方武装统归边区保安司令部节制，对于公开或秘密编组保甲、组织非法团体、擅立捐税、擅捕边区人民、假借名义检查行旅、进行破坏宣传者，以汉奸论罪。七项规定，全是没有点名地针对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

“双重政权”的解决难度就大些。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在国内名声很臭，共产党出手整顿保安队正得民心。如何对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下手，就有个合法性的问题。

“东方福尔摩斯”出招

边保对于边区内部的国民党政权早已手痒，保卫部部长布鲁更是整日琢磨制胜手段。

这布鲁乃是边保一位奇人。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三大侦察专才，中社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还有一个就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这布鲁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人称“东方福尔摩斯”。这称呼内含褒贬，布鲁却不予置评，淡然一笑之中，绝不包括推辞，却还有着矜持。细心人发现，布鲁的笔记本扉页写着两句话：“高空雁，海底鱼，高可射，深可钓。”这布鲁的壮志豪情怕是不在福尔摩斯之下！①如此布鲁，怎能眼看国民党披着合法外衣在边区搞特务活动？1939年春节，布鲁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中统将派特工到延安活动，此人的掩护身份是记者！送上门来了？布鲁立即布置各检查站严加盘查。

不久，富县检查站送来一位从洛川过来的中央日报记者。秘密突击审讯，此人交待，此行任务是到边区各县巡视，向县党部传达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布置中统特务在胡宗南军事进攻边区时里应外合。

审讯至此，可以说已经破案。按照当时党的锄奸政策，对于日探、奸细，从严惩处。对于国民党特务，如无重大破坏活动，一般采取教育释放、驱逐出境的做法。对于个别人则争取“反用”。这个记者特务三十出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到中统已有六年，审讯中言词谨慎，应对稳重，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反用没有把握，释放又可惜，反复斟酌，布鲁想出一个奇计。

第二天晚上，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来了一个神秘客人。

堂堂县党部，也就是延安南门外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院落。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弄得国民党机关也不敢摆排场了。暗夜中，院门轻轻敲响，看门老头一见来人装束，就知道是县党部刘书记长等待的客人，急忙请进。

警惕性颇高的刘书记长仔细观察来人，只见他皮夹克、呢大衣，举止落落大方，黑皮鞋、金丝镜，透出儒雅之气，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来人沉着地掏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证，对上中统的秘密联络暗号，刘书记长不禁欣喜：“西安早有电报来，我们等你几天了！”

来人四望，只见屋内十分凌乱，中央放着一个火盆，火上煮的一锅大枣散发着香味。火盆旁落座，来人大气地说：“你们生活太辛苦，连电灯都没有。”

刘书记长关切地问：“按照西安电报，你前天就该到了，我以为你出事了呢？”

来人平静地说：“共产党盘查得很紧，但是也不敢把我这个记者怎么样。他们还把我安排在边区政府住宿，整天盯我的梢，今天晚上我才找到机会来看你们。今晚还不敢多待，回去晚了怕他们怀疑。”

见上级时间匆忙，刘书记长忙说：“是是！请指示！”

来人若有其事地传达国民党五中全会精神，其实这些内容刘书记长已经从公开报纸上看到了。来人特别神秘地说：“这个决议遭到党内外一些人的反对。”

刘书记长说：“延安这里，共产党也整天喊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我们县党部压力很大，活动很不方便。”

来人有些不悦：“看来你们留在这里没有什么必要了？”

刘书记长苦笑：“虽然活动有限，但是我们能够留在延安，就有作用。他们总是麻烦。”刘书记长又兴奋地说，“有些青年人来了延安又怕苦，偷偷找我们联系回家！”

来人也有兴趣：“你们没有从中发展什么人？”

刘书记长找出一份文件交给来人：“我们写了书面报告。”

来人又问：“你们在延安有没有建立情报据点？”

刘书记长为难地说：“我们身份公开，共产党盯得很紧。不过，我们还是在桥儿沟有个包子铺，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老到那里买包子，从闲谈中能够拿到一些情报。”

来人关切地问：“你们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困难，经费够不够？”

刘书记长感动地说：“谢谢上峰关心，我们的薪水都能按时收到，就是还要换成边币才能用。共产党都吃小米，我们还能吃上白面馍！”

来人笑道：“看来共产党还是讲信用，没有为难你们。”

刘书记长说：“生活上还不整我们，就是工作开展不起来，我们也不安心。”

来人问：“如果国军进攻，你们如何策应？”

刘书记长积极地说：“我们当向导不成问题。”又急忙摊开一张地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住在枣园，朱德和八路军总部住在王家坪，特务机关在城里，边区政府就在我们这个山头上。”

来人似乎不愿再听，看看怀表，站起身来。

刘书记长与众人一齐起身，恭敬地说：“感谢特派员冒着危险来看望我们，我们的处境特派员也看到了，请向上级报告，我们期望国军早日收复延安！”

来人匆匆离去。刘书记长谨慎地观望，只见远山窑洞灯火点点，没人注意。能够在共产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中，把机密情报送到中统特派员手中，刘书记长十分欣慰。

刘书记长不知，这位“中统特派员”出了国民党党部，进了延安南门，却走入共产党的保安处大院！

原来，布鲁向周兴建议，采用“偷梁换柱”之计，由保安处派人化装成中统巡视员，骗取国民党情报。周兴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替代人选就是难题。边保的侦察干部大多来自红区，对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部情况不大熟悉，再加上这个国民党特务文化层次较高，更是难以模仿。思来想去，只有布鲁本人最为合适。可是，布鲁在延安也是一个活动频繁的人物，又是独臂，能掩饰过去吗？

布鲁，原名陈泊，出生海南岛琼海县渔民家庭。布鲁兄弟少年时期就到海口市的修理工厂当学徒，可以说是产业工人出身。1926年5月1日，布鲁在工人夜校由琼崖总工会负责人黎竟民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这个工厂的党员集体被捕，释放后都被遣散回家。布鲁在家乡参加琼海工农红军，攻打博鳌失败，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姐姐妹妹被捕，布鲁也流亡海外。

海南人自古移居南洋各地，布鲁的三舅在印尼的苏门答腊有个中餐馆，收留了布鲁，还供布鲁就读华侨中学。布鲁在这里又联络几个从海南逃来的党员，自行成立秘密党组织，在巨港的码头工人中开展活动。1928年，布鲁等人与新加坡共产党取得联系，成立巨港特支，负责联络当地三大工会，筹备成立巨港总工会。总工会发动工人捐款，支援新加坡鞋业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1930年，新加坡共产党临委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布鲁任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就是马来语“螺丝钉”的发音。

布鲁在马共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工作，负责新加坡与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纠察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罢工，打击工贼。每逢罢工游行集会，布鲁都率领工人纠察队保护主席团，抢救被捕工友。那时，南洋各地的斗争十分尖锐，政府派遣的暗探经常搜捕共产党人，国内流亡人士中也混有国民党民团头子。布鲁又在纠察队员中挑选可靠同志，组成秘密特别队，执行特殊任务。1931年，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叛变，带领英国当局逮捕了上百同志。地下党企图除掉这个叛徒，但是，李锦标出行总是与英国当局的政治侦探长同行，地下党三次刺杀都未击中。艰险的任务最后交给布鲁，布鲁设计用炸弹将二人一齐炸死。

行动前夜，布鲁把炸弹运到小世界咖哩巷的咖啡馆楼上，正在检查炸弹，突然有人敲门，布鲁一回头，不小心碰掉炸弹当场爆炸！爆炸声惊动警方，血淋淋的布鲁被送到医院，星洲日报还刊登现场照片。昏迷的布鲁，在医院被割掉受伤的左手，伤势稍愈就被送到监狱关押。审讯中，机智的布鲁见敌人没有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外面扔进来的炸弹炸伤自己，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凶手。这样，案件不了了之，布鲁被判处“当庭释放，候轮驱逐出境”。

布鲁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过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在厦门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厦门市委书记被捕，布鲁又转往上海。布鲁在上海被分配在海员总工会工作，后来又到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工作。

1936年12月，全国总工会调布鲁到延安工作。途经西安正好赶上西安事变，布鲁就留在陕西省委工作，1937年2月又到达延安，先是在抗大学习，不久调到保安处，在保卫部任组长、科长、部长。

至于布鲁为何被任用搞保卫，《陈龙传》说布鲁在上海时属于特科系统，当时的领导人邱瑾后来就调到延安中社部工作。也有人说布鲁只是工会系统，并未参加特科。这段历史，就连布鲁的妻子吕璜和战友都说不清楚。作者曾找到布鲁在上海海员工会时的上级，但老人已经脑软化，记不得过去的情况了。无论如何，布鲁在南洋从事过保卫工作，又有上海地下活动经验，搞保卫工作还是颇有基础。

见过世面的布鲁，思路开阔，行动大胆，主动向周兴自荐，由自己化装成中统特派员到国民党的县党部侦察。周兴同意这个大胆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布鲁的国民党肤施县县党部之行。

边保的保卫部长布鲁成了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却也风度翩翩。那单手使用打火机的功夫十分帅气，更使党部刘书记长相信这个特派员是个大地方来的人。

“特派员”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随行秘书一口广西口音，一点儿不像陕北当地人士，原来是边保侦察员邹优瑜。这一对走了延长，走了延川，每到一处，国民党县党部都恭恭敬敬汇报，奉上特工报告。

布鲁拿到的证据表明：国民党驻边区各县的县党部都在对共产党使用特务手段！拿到对手违背国共合作的把柄，共产党开展斗争就有理有据。

可是，布鲁的行动大胆奇特，也引起内部同事的疑虑。中社部部长康生得知此事，把布鲁叫去狠批一顿：你这是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国共合作时期，你对友党搞化装侦察，不考虑政治影响？

康老板批评得是否正确，保安处的干部也是各有看法。对于布鲁的敢想敢干，倒是都有共识。布鲁这个“东方福尔摩斯”却并未因为领导的批评而改变作风，反正我把情报搞到了！①

延安城里有个双重身份的县长

延安的双重政权其实也不奇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些人物早就有着双重身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不少地方的国民党党部还是由共产党员创建的。后来国共分裂，有些共产党员背叛组织投向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也有些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中秘密为共产党服务。陕西省政府派驻边区的国民党县长们也是身份复杂，既有共产党的叛徒，也有潜入国民党组织的地下共产党员。

钉在边区心脏延安的国民党政权，叫做肤施县政府，县长马豫章与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都是中统要员。中共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街头的布告全是马豫章县长签署。②马豫章县长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肤施县处于红区腹地，国民党选任县长时谁也不敢去。马豫章属于陕西省政府地下共产党员杜斌丞的关系，此时就主动报名，来到延安就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马豫章秘密与边保接上关系。周兴对这个重要内线极其保密，一直由自己单线掌握，别说国民党不知，就连延安的保卫干部也不知这个国民党县长原来是自己人。文革期间，陈伯达还说陕北米脂马家是地主篡党，导致马豫章的后代挨整。现在还有文章说这个马县长是通过统战工作争取过来的。①肤施县政府并非空架子，马豫章手下还有一支武装——县保安大队。这支国民党武装就驻扎在共产党的首府，时刻威胁党中央的安全。马豫章如果不能控制这支武装，在县衙门里面也是孤掌难鸣。周兴又设计为马豫章发展关系。经查，这肤施县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崔翼，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调动失掉组织关系，现在政治态度不明。

延安城里，崔翼租住的院落里面，添了一个邻居老杜。崔翼在延安人地两生，遇到一个性情随和的邻居，很快和老杜交上朋友。一来二去，两人都探明对方的实情，这老杜原来是边保副处长杜理卿！杜理卿为崔翼恢复组织关系，又让崔翼把保安团的一个排长安插进保安大队任职，负责保卫马豫章的安全。对付肤施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这个中统特务，边保特意安排一个勤务员马英海。这马英海年纪虽小，却是红二十六军少年先锋连的战士，经过边保十里铺便衣训练班的培训。马英海的任务还有收集破纸卖废品，这样边保就可以从废纸中收集肤施县党部的情报。没想到，高仲谦对这个没有文化的陕北小伙儿也感兴趣，要发展马英海为中统的情报关系。于是，少年马英海就成了双重特务，在国共双方都合法。马英海在延安和西安之间跑交通，把高仲谦在延安搞到的情报都交给共产党的保安处审查，筛选之后送到西安中统。

县长是共产党员，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县党部交通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肤施县政权，实际控制在共产党掌中。②

“磨擦专员”、“越境将军”、“联络参谋”

延安周围，边区境内还有几个专区，其中绥德的情况最为复杂。

绥德地区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本来就是陕北苏区的地盘，1936年红军东征，国民党趁机侵占这些地方，国共合作之后，这些地方又划归陕甘宁边区。还有几个县虽然原来不是苏区，但由西北军、东北军移交给红军，属于八路军的征募区。八路军在绥德驻扎三个团，与山西日军隔黄河对峙。共产党的绥德特委，就掩护在司令部秘书处，以公开组织“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活动。绥德各县都有共产党组织的抗敌后援会，会长形同县长，与国民党任命的县长分庭抗礼。

国民党也十分重视绥德地区，特任何绍南为“行政督察专员”。这何绍南向来是反共专家，到任就积极争权。绥德的抗敌后援会本由共产党创建，出于团结抗日，将会长让给何绍南，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陈奇涵任副会长。可这何绍南并不安于虚位，千方百计夺取实权，以“确保地方治安”为由，调来保安队400多人，又在当地收编土匪流氓，合编成5个保安队，分驻绥德地区各县，这样，绥德地区又有了何绍南的第二武装。何绍南大搞“磨擦”，1939年5月授意安定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园子，打死八路军官兵数十人；9月面谕吴堡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暗杀八路军副营长尹才生；10月指令清涧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冒充八路军私贩烟土。

绥德军民对何绍南恨之入骨，陕甘宁边区称之为“磨擦专员”。何绍南去西安开会路过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登门问罪，警告何绍南：八路军以抗日大局为重，但也决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乱后方，破坏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肖劲光又带何绍南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更不客气，指着何绍南的鼻子骂他是“磨擦专家”！

挨骂归挨骂，何绍南回到绥德还是照样磨擦。八路军驻扎绥德的兵力有限，一时奈何他不得。

不久，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开赴绥德。三五九旅是主力部队，旅长王震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王震立马绥德，兼任绥德警备司令，共产党方面立即实力大振。国民党方面，则叫唤王震是“越境将军”。

“越境将军”斗“磨擦专家”，且看谁家得胜。

常人不会注意，王震手下，还有两个年轻的联络参谋。

为了开展双重政权地区的情报工作，保安处委派的情报干部一般都掩护在驻军之中。最早有驻洛川的叶运高，还有驻绥德的刘子义、叶荫农。1938年8月，李启明带陆伦章（柳风）来到绥德工作。

初学情报的李启明，一下被推到独当一面的位置。七里铺一期训练班还没有结业，李启明就被派到瓦窑堡，不久又到绥德，公开身份是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国民党搞情报常用金钱收买，李启明手中可没有钱，想起以前在白区发展地下组织的经验，决定从团结进步青年入手。绥德的“抗敌书店”本是情报密点，陆伦章就在这里当店员，专门介绍进步书籍，吸引进步青年聚集。来这里看书的人有好有坏，有的表面进步实际生活乌七八糟。李启明到这里物色对象，最感兴趣的是坚决抗日并同情共产党的青年人。

不久，李启明发现，有两个山东青年正派直率，不像其他国民党员那样追逐声色。一个叫鲁南，是国民党绥德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一个叫龚震，是绥德专署的准尉传达长。鲁南稳重，龚震乐天，两人与李启明成了朋友。大家都是年轻人，常常一起弹琴鼓瑟，李启明唱京戏，那两个就唱鲁剧。初步交往消除隔阂，李启明开始对他们讲些共产党的抗日方针。鲁南和龚震早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钦佩共产党坚决抗日，于是也向李启明介绍国民党内部情况。开始，这二人还不知道这就是向共产党提供情报。待到与李启明交情渐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两人就无话不说，直至接受李启明交待的情报收集任务。后来，李启明又发展保七团少校团副张振声。革命烈士后裔慕青在绥德国民党党部工作，也主动找李启明送情报。

不久，李启明又意外地见到七里铺一期的同学毛培春。1938年9月间，训练班尚未结业，毛培春就接受秘密任务，投入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政治部文工团任职。日军侵占山西，毛培春又随同政治部撤到绥德，这个政治部的主任又由何绍南兼任。

这样，李启明在绥德建立的情报组，打入国民党的保安司令部、专署和政治部，给何绍南罩上一个大网！

通过这个情报网，李启明掌握何绍南贪污赈灾款十多万元的证据。揭露这些证据，王震在绥德召集万人大会，公开声讨何绍南！

何绍南在绥德名誉扫地，不得不于1940年2月灰溜溜地逃往西安。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又联名致电蒋介石等，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11月，彭德怀路经西安，看望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彭德怀说：制造磨擦的顽固分子比汪精卫还坏！碰到何绍南，彭德怀当面痛斥：“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干尽了坏事！”临行，彭德怀又警告何绍南：“再回陕北，老百姓抓了你公审！”

两个月后，何绍南又秘密潜回绥德，煽动保安队哗变。王震公开通缉这个磨擦专家，吓得何绍南逃出陕北，再也不敢回来。①

边区大驱逐

1940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赵思忠，率部侵入环县洪德区，抢占三个乡，抓获保安处干部送到马鸿逵那里。这赵思忠绰号“赵老五”，是陇东著名惯匪，又被国民党收编。赵老五残忍凶狠，在边区烧杀抢掠，用绳索穿过教师王右的双手打马拖跑，活活把这个教师拖死。

袭扰乡村之后，赵老五又率队攻打县城。环县县城只有保安队一个连，战士大多没有作战经验。赵老五很快打进县城，围困保安科驻地。保安队指导员涂占奎在陕北红军就是个敢战角色，向保安科长表示：“部队是人带的，人带是人，狗带是狗！”保安科长在前头抵抗，涂占奎带人悄悄绕到城背后抄敌人后路。赵老五正在骑马奔驰指挥，保安科一个干部（王世泰的哥哥）甩手一枪把马打倒。这时，涂占奎又从背后开枪。土匪狼狈撤退，涂占奎又带队追击，土匪扔手榴弹阻挡，涂占奎对战士喊：“手榴弹炸不死人！”大家迎着硝烟冲上去。一气追了50里。

陇东分区又调派警备二团进剿，歼灭国民党保安团队三百多人。赵老五逃到天水铺南窟，躲在山崖间的一个洞里。二团将其包围，但是无法攻打。一个长征过来的神炮手，把自己吊在崖上打炮，一炮轰到碉堡上。赵老五见守不住，半夜逃跑，仅仅带走12人。①政治斗争已经发展为军事斗争，没有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共产党决心结束边区的双重政权现象，赶走这些专事磨擦的县太爷！

1940年2月，毛泽东亲笔拟稿，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军民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主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见毛泽东先礼后兵，程潜回电，同意边区各县县长得由边区政府委派。

尽管共产党已经开始任命自己的政权，但是，各地的国民党官员还是赖着不走。武力夺权最为简单，可是将会遗人口实，好像共产党闹不合作。擅长群众斗争的共产党，发动群众起来驱逐国民党官员。发动群众的要件是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这时，通过隐蔽斗争掌握罪证，就成了关键手段。

甘泉县位于延安正南，这里的国民党县长杨烈十分顽固。保安处在甘泉小学发展情报关系石志文，石志文担任校长后，设法取得特务教师马占海的信任，又通过马占海得知，国民党驻甘泉的特务头子是县政府科长潘声华和省里派来办义务教育的杨通顺。潘声华从共产党的甘泉县保安科中，拉出警卫班长张风彩作内奸，企图策划叛逃事件。保安处设计取得潘声华的书面证据后，召开全县自卫队和群众大会，当众公布罪证，搜查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又由边区政府批准，公开逮捕潘声华、马占海等特务分子。就是这样，国民党县长杨烈还是赖着不走。1940年初，边区政府决定，将其“护送出境”。

富县国民党县长蒋龙涎暗中派人刺杀八路军炮兵营长匡裕民的案件，也由潜伏在保安队中的内线提供证据。边区政府正式批准逮捕凶手，解除保安队武装，国民党的县衙门立即瘫痪，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改为县政府，蒋龙涎也被“护送出境”。

有趣的是，国民党延安县政府被驱逐，前县长马豫章却留下升官，1943年当延安副市长，1944年当延安市长。无论当国民政府的县长还是边区政府的市长，马豫章始终是共产党员！

到1941年春，国民党嵌入边区各地的党政军机构已经全部被驱逐出境。

插在心头的钉子全部拔除，共产党这时才可以舒心通气地发号施令。

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三通”

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下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这两个局，人民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

“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往。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

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通讯。

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最初的人马有所长陈石奇，成员高继铨、朱桂芳、雍晋炳、林松、李石生、秦平，勤务员白雪生等9人。

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文抄件送给军委二局处理。同时，军委二局也在电信局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通讯。

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于日本的地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大量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邮包之中夹有鸦片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情报内容。

检查所对于沦陷区和海外信件逐件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是重点检查。可是，检查人员之中，除了所长陈石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师大学生以外，其他的人都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检查缺乏技术手段，只有碘酒和苏打水两种化学试剂。一孔窑洞里面，9个年轻人整日整夜地翻检大量信件。保卫部长布鲁不时上门辅导。一次，布鲁检查邮包，还被里面的老鼠夹子夹了手。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

夹杂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寄发，邮包外面标有暗记“戊己”。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加快检查进度。

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之中夹有密写！出身无锡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夏似萍、华明等姐弟三人一起来到延安，就读抗大。华明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脑子很灵，听毛泽东讲课，能够即时全部记录下来。毕业后，华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寄信到延安，检查站看到，信中内容都是商人口吻，起初并未引起注意。可是，有封信却写道：“你们太傻，被醋泡了，用碘酒一擦就行了。”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提醒检查人员，用碘酒擦拭信件空白处，果然出现密写内容！扩大检查，寄给华明姐弟的信件之中多有密写。检查站把密写内容抄下之后，把原信用苏打水还原，而后邮给收信人。华明与夏似萍大概都不知道家信有密写，回信也没有使用密写。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大都是关心孩子生活，还写了一些日军占领无锡之后的社会状况，并无特务活动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毛泽东身边，到边区公路部门工作。建国后，华明曾任鞍钢厂长。①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内线侦察。

梁济父亲有个同学是邮政局最老的信差，工资比新来的局长还高。通过这个信差，邮政局长把梁济推荐给电信局长，电信局长测验梁济的毛笔字之后，就收下这个学生当事务主任，每月工资法币40元。梁济从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的局长是中统特务，电信局在抗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局长等主要干部换成军统特务。

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学员，就主动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还有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已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渗入。杨联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后被调到延安电信局任报务主任，就与保安处接上关系，提供电信局内部人员的实情。原来，电信局初来延安的人员只有局长李钧一人是军统，其他人有的只是一般技术人员。掌握实情后，保安处将李钧秘密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徐邮务佐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拿到电信局全部发报底稿的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②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电信局，非但没有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到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纷纷落入边保手中。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发回重庆的密电，也落入军委二局手中。

想来令人感叹。

国民党撤到台湾以后，五十年不肯与大陆三通，理由是自己处于劣势，怕共产党乘机搞情报。可是，共产党处于劣势的时候为什么不禁止三通呢？不但延安时期从未禁止三通，就是在苏区时期也从未与白区中断三通。情报渠道就在那里，你可以搞，我也可以搞，为什么一方要怕另一方？

不同的政策表明不同的气魄，不同的气魄来自不同的自信。

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

对付国民党的特务破坏，延安的对策是以攻为守。这攻，就不能只在家门口打仗，而是要攻入敌阵。

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给延安把门，西安的八办就格外重要。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是罗青长。罗青长于1938年底从中社部训练班毕业，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兼管安吴青训班。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的夫人王平也是枣园三期毕业的，在八办管理保卫工作。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后来都成为中央警卫部队的首长。

罗青长在西安还有更深的隐蔽工作，担任吴德峰情报系统的副书记。吴德峰在西安的公开身份是长江日报记者，实际在西安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网，渗入国民党情报机关。邓宝珊的三十八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杨主任是地下共产党员，给了罗青长一个中尉书记官的掩护身份。

安排罗青长到至关重要的西安负责情报工作，足见中社部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罗青长作风细密，思维清晰，记忆力奇佳，正是一个搞情报的好材料。组织上对罗青长的关心，甚至到了帮他解决个人问题的程度。“个人问题”，在中共组织中是恋爱婚姻问题的别称。罗青长本来有个恋人，也是机要人员，受命潜入敌区工作不幸牺牲。罗青长这次到西安工作，身边也需要有个女性作为掩护。对于这个很可能成为罗青长妻子的女性，李克农精挑细选，找了聪明俊秀的女机要员杜希健。两人同进同出，出没于西安城的大街小巷，边工作边恋爱，却也其乐融融。一次深夜返回七贤庄八办，突然遇到国民党特务搜捕，还一起躲避在黑暗的角落。假夫妻后来变成真夫妻，这段生活深深地刻印在罗青长的心中。每当西安有人来京，询问罗青长带些什么的时候，罗青长总是说：羊肉泡馍。那西安的羊肉泡馍，就是年轻人谈恋爱时的最佳美餐！

罗青长的西安生活又有极大压力——国民党特务时刻在威胁八办安全！1938年7月31日，西安八办的少将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不久，又有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四个看守火车站的人相继失踪。侦破案件，保卫八办安全，成为罗青长肩上的重担。

西安八办的驻地七贤庄一号原是一座牙科医院。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来到中国创办了这所医院，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地方。

七贤庄一号，成了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陕西省调查专员、中统头子郭紫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四个行动队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西安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监视西安八办的积极性高到要大争大吵的程度！1939年，西安行营改为天水行营，设立特联汇报机构统管特务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乘机把监视八办的权力揽到自己一人手中。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红帮山主”，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却是一个老牌军统。常圣照接任后立即积极着手严加监视，在七贤庄八办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监视出入人员；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哨亭高出墙头可以看到七贤庄院里；在七贤庄对面的作秀女中墙后设立隐蔽的监视点，挖个小洞偷窥。监视组共派9人，3人一组，每组配备两辆自行车，一组定点监视，两组出动跟踪。每个点都有电话，随时与特联汇报秘书处联系。每天晚上，监视组都向秘书处提供书面汇报。

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门外展开。

一天清晨，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七贤庄大门冲出，后座还带着什么东西。监视组的两个特务立即骑车跟踪。那八办的青年把车骑得飞快，进新城，到东大街，出东门，又回转火车站，绕过钟楼再出西门，又跑北大街、南大街，把西安全城转遍，也没见什么秘密联络，原来是带着特务遛弯儿！盯梢是个苦差使，跟得紧了被发现，跟得远了被甩掉。七贤庄的人对西安街道越来越熟，特务的跟踪也越来越难。这天大雨，小学的土墙塌了一段，墙后监视的特务就露脸了。对面八办的人笑喊：“辛苦了，过来坐坐？”特务正在尴尬，对面又扔来香烟，气得常圣照把这个点儿撤了。

恼羞成怒，特联汇报秘书处索性布置西安警备司令部，以登记为名进入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谷正鼎期望找到错处借机下手。可是，罗青长精细布置，使得每次检查都人枪对数，就连子弹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一次检查发现少了五粒手枪子弹，特务正要发作，却发现床铺上掉了一个弹夹，其中子弹恰是五发！

特联汇报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七贤庄里面有大功率电台，就以查户口为名进门搜查，可是总也查不出来。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长派侦缉队长带队突击检查，仍未发现电台。这个巧妙隐蔽的秘密电台，现在成了革命遗迹七贤庄的一个参观点。

八办也为延安采办物资，这本来是合法行为，但监视组还是秘密跟踪，甚至迫害与八办来往的商人。西北制药厂的制药师吴子实被秘密逮捕，关押三个月才释放。厂长薛道五不断接到恐吓信，威胁要绑架他的幼子。战干四团声称制药厂里面有共产党图谋暴动，公然把马达拆走。

罗青长不仅负有保护八办安全的重任，还要侦破八办的重大疑难案件——宣侠父失踪案。

吴德峰与罗青长在西安秘密活动，争取到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内线。中统的侦缉队长师印三是陕北人，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脱党，此时又和罗青长取得联系。罗青长要他在八办周围安排力量，表面监视，实际护卫。师印三安排了几个侦察点，一个摆摊的陕北人何建台还是自己人。通过这个关系，终于弄清宣侠父事件的真相。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借机挤走东北军、西北军，西安军界成了蒋校长的黄埔系天下。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是黄埔一期的队长，带兵大将胡宗南、董钊等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为了在黄埔系中展开活动，中共特意将原黄埔一期的宣侠父调来西安工作。

蒋鼎文是宣侠父的诸暨老乡，深知此人的厉害，特意布置军统西北区区长严加注意。军统区长张严佛指令西安警察局一分局在八办门口专设一个西宰门派出所，要求所里每个警察都熟悉宣侠父的体形面容，随时监视纪录宣侠父的行踪，但是绝不跟踪。跟踪的任务，则由警察分局长李翰廷直属的一个组负责，确保身份秘密，不使宣侠父发现。张严佛还布置蒋鼎文身边的诸暨同乡一起注意宣侠父活动，还特别从西北军中找人注意宣侠父同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等人的来往。

蒋介石对枪杆子向来把得很紧。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各师干部名单，非要由自己来任命，试图通过这种手段来拉拢八路军将领。叶挺受命担任新四军军长时尚未恢复共产党党籍，可是叶挺立即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八路军、新四军一直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对于自己的部队，蒋介石更是看得牢牢的。对于胡宗南这个嫡系之中的嫡系，蒋介石也毫不大意，仍然布置秘密监视。

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胡宗南，虽然被蒋介石调到后方围堵八路军，却还是有心准备投入抗日前线。听说老同学宣侠父参加过冯玉祥的古北口抗战，特意请宣侠父介绍抗日经验。共产党方面正把胡宗南作为争取对象，乘机把宣侠父调到西安，专门做国民党军方工作。胡宗南请宣侠父为自己编写抗日游击教材，制定抗日作战方案，两人私交越来越多。

这就引起蒋介石极大警惕。蒋介石向来视黄埔生为第一嫡系，本想争取宣侠父为我所用，反而被宣侠父乘机利用，出现失去胡宗南的危险！宁冒破坏国共合作的风险，蒋介石也却决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枪杆子。蒋介石密电蒋鼎文：秘裁宣侠父！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密电，立即给军统西北区下了亲笔手令。宣侠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军统接到暗杀任务也是慎之又慎。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和行动股长丁敏之与警察局长李翰廷反复商议，决定乘夜暗动手，将尸体放入枯井埋藏。

怎么将宣侠父从七贤庄调出，又要由蒋鼎文出面。1938年7月31日晚间，蒋鼎文电话邀请宣侠父过府交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才放宣侠父出门。宣侠父骑车返回七贤庄，路上，特务早已埋伏停当。两个特务骑车在宣侠父身后跟踪，徐一觉、李翰廷带李良俊等乘小汽车中途拦截，待到宣侠父骑车过来，前后特务一齐动手，徐一觉、李翰廷两人上手卡住宣侠父喉咙！宣侠父怒斥：“你们绑人呢！”特务立即用棉花堵口，用绳索套颈，徐一觉、李翰廷两边狠拉，宣侠父立时毙命。特务将尸体运到西安城墙东南角下马陵，扔到早已选好的一个枯井之中，倒土掩埋。第二天，徐一觉向蒋鼎文报告，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徐一觉自己留下一半，其余的分给参与行动的十几个特务。①宣侠父失踪，西安八办就找国民党方面要人。可是，到处推说不知，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说自己不知道。西安八办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还是一直推托。蒋鼎文担心宣侠父的尸体埋在城里被发现，又布置张严佛转移。军统又在深夜将宣侠父的尸体挖出，通过城墙中挖穿的防空洞，秘密运到城外，在荒地埋葬。

军统内部奖金分赃不匀，发牢骚讲怪话，被罗青长的情报关系师印三听到了。罗青长查明案情，立即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正式向国民党抗议，要求国民党负责答复。蒋介石这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下令秘裁。

此案的微妙在于胡宗南。

共产党找胡宗南要人，因为胡宗南与宣侠父颇有往来。

胡宗南确实不知道，因为蒋介石和蒋鼎文都瞒着这个当事人。

蒋介石秘裁宣侠父，主要是怕他策反胡宗南。

暗杀宣侠父的内幕，国民党一直严加保密。直到1988年才有原军统西北区长的回忆文章披露真相。2000年作者采访金树旺时，这位老特科还向我打听姨父宣侠父被害内情。可是，张严佛等军统人员，只知道是蒋介石下令秘裁宣侠父，却不知蒋介石下狠手的深层原因。这个内幕，共产党方面也长期未予披露，中共围绕胡宗南做过许多文章！

侦破宣侠父被害案有功，1941年罗青长被调回延安，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罗青长从此进入中共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①

作为共产党在西安的公开机构，八办已被国民党严密监视，共产党不得不多备一手，八办的运输主任王超北奉命筹建秘密电台。王超北是陕西当地人，曾在国民军任师党代表，在西北军中有很多关系。西安城里的“止园”，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虎城出国后，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占据前院，后院则由杨虎城的副官白俊生看管。白俊生与王超北的情报人员秦治安交好，王超北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建到国民党行营主任的后院。

王超北这条线，后来发展成为直属中央情报部的“西安情报处”，深入西安国特组织获取情报。这个秘密电台在西安前后迁址八次，始终保持与延安的秘密电讯联络。

西安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

1940年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对峙局面，蒋介石又开始琢磨共产党。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领导。10月，国民党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从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伏击新四军，蒋介石发布取缔新四军的命令。

第二次反共高潮骤起！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就在共产党家门口召开祝捷大会。关中南面的国民党部队也两次发起进攻，抢占富县的姚渠等地。

皖南事变之前，共产党采取顾全大局妥协退让的方针，在江南撤出部分阵地，同时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挤压国民党政权；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名正言顺地猛烈反攻，在国内外掀起谴责国民党的抗议活动，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全部驱逐国民党政权。

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磨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①而共产党的对抗手段，也是武装斗争与特工斗争相结合。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共产党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不仅取得统一边区政权的重大成果，而且获得开展隐蔽工作的珍贵经验。以攻为守取得成效，此后，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更加主动、更加积极，逐步转为进攻态势。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长期在延安市公安局工作的梁济，清楚记得延安当时发生的重要案件。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长兼保卫部长，1994年9月9日谈话。秦平曾在延安邮电检查站工作，经手华明家信密写、紫军投敌等案件。秦平曾问布鲁东方福尔摩斯是什么意思，布鲁回以一笑。秦平等许多人都听说过康生批评布鲁的事情，边保还有人要秦平代笔向上反映布鲁问题。

①邹瑜：前司法部部长。1995年10月11日采访。布鲁化装为中统特派员四处视察，邹瑜则扮为随行秘书。

②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前中统成员张国栋撰写的《中统局始末记》（《细说中统军统》，台湾传记文学社）写到，中共叛徒、中统骨干马濯江于1938年10月出任肤施县长，立足不住，于1939年清明节祭扫黄陵时返回西安，滞留不归。可是，作者采访的所有人都说国民党的肤施县长是马豫章，而非马濯江。《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的记载也是如此。延安师范学校学生梁济记得，马濯江的职务是延安师范学校校长。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在文化大革命后曾为马豫章的后代出示证明，平反昭雪。而罗青长本人也是几十年之后才知道马豫章原来是共产党员，在北平上学时入党，可见当时保密之严。

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在边保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启明，是知道边保如何掌控国民党肤施县政府的少数人之一。

①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李启明从绥德开始自己的情报生涯，亲自创建的鲁南情报组一直活动到解放战争时期。

①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环县事变轰动边区内外，作者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亲身参加环县战斗的人。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长兼保卫部长，1994年9月9日谈话。秦平曾在延安邮电检查站工作，经手华明家信密写、紫军投敌等案件。

②黄彬：前国家安全部副局长，1995年3月1日采访。电信局的王乐建国后被当作国民党特务，还是黄彬出面证明其为共产党秘密服务。

①张严佛：《宣侠父被暗杀案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宣侠父被蒋介石下令暗杀早已公开，但军统如何动手，还要有待于这篇发表于1988年的文章。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向来不肯多讲个人的经历，作者首次采访他三年之后，在医院的病房里，才获知他在西安开始情报工作的事迹，蒋介石杀害宣侠父的深层动机，也由罗青长点明。罗青长的四子罗振向作者讲述父母在西安的恋爱经历。

①肖劲光：《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中共党史资料（20），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肖劲光时任八路军留守办事处主任，是个得到国民党方面委任的官员。延安与重庆的公开交往，大多以肖劲光的名义进行。

第五章深入虎穴从

不挂牌的“中央情报部”

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再次提醒中共必须预防突然袭击。为了预先掌握敌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亲任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以往都是一个机构兼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现在第一次成立专门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这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重大战略转变，开始由“防”转“攻”。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调查情报工作的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的，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1942年5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委任务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军事部门大多分回军委总部工作。

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也保留较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指导情报工作用中情部的名义，指导保卫工作用中社部的名义。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3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部长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常务工作实际由副部长李克农主持。当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李克农主政，立即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展开全面部署。①根据中央指示，中情部树立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观点，明确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中情部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为情报工作的理论武器。明确情报工作的任务：一方面进行一般的调查工作，系统地搜集有战略意义的公开半公开材料；另方面进行秘密的情报工作，采集敌人各方面的军政机密消息。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朱德讲话：材料很多，问题在于研究不够，过去同志中的主观主义来自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意味中共的情报工作明确路线和方针，重视提高到应有的理论层次。

中情部工作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研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将全国分为几个地区：陕甘宁地区，晋察冀地区，香港、上海地区，晋绥地区，华中地区，重庆地区，西安地区。各地区建立情报电台、情报交通站、交通线等联络指挥系统。

中社部与中情部还派出重要干部，加强各地工作。晋察冀边区是陕甘宁边区以外最大的根据地，杜理卿改名许建国，带领工作组前往指导工作。潘汉年派往上海、香港地区，就地隐蔽，秘密开展工作。谭政文调到晋绥地区主持工作。

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公开活动。于是，中共老将纷纷出马，分别驻扎国统区要地。

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博古、吴玉章、邓颖超等不时往来重庆。林伯渠在陕西省会西安，谢觉哉在甘肃省会兰州，公开职务是八办代表，同时也领导西北的地下工作。

设点、连线、结网，中共的情报工作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国民党中统专门负责反共特务工作，局长徐恩曾敏锐地看到中共已经“实现180度大转变”，立即派人潜入延安，从抗大得到一本张浩所著教材《党的策略路线》。徐恩曾从中分析共产党的新战略：“共产党懂得在国共再次‘合作’之后，必须及时组织自己的军队，必须及时在‘友军’中进行工作，必须尽量保持公开活动的机会，必须稳扎稳打，避免刺激，尤其重要的在羽毛未曾丰满以前，隐忍退让，避免与国民党分裂。”徐恩曾又判断共产党的新战术：“归纳起来，就是要每一个地下工作人员，人人都有正当的职业，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样，让别人丝毫看不出他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新地下战术的特色——长期隐蔽。”

徐恩曾自诩为反共专家，自称“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那时，中统的侦破常常令对方防不胜防。可是，此时的徐恩曾却陷入困惑之中，“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带给国民政府无穷的困扰，我更是首当其冲。”

转入进攻的中共情报工作，令得国民党防不胜防。

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

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全国有了合法身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为了对日作战与国共和谈的方便，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因八路军又编制为第十八集团军，也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西安、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兰州，全国各大战区都有了八路军的公开机构。按照国际惯例，驻外机构收集整理情报，乃是一种公开而合法的本职工作。各地的“八办”不仅是为八路军输送粮饷的后勤机构，也是中共中央情报部伸到各地的腿！

第一个驻扎国统区的合法机构由李克农创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之后，立即邀请共产党派人来西安共商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亦称西北联络局）李克农担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1937年1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2月红军联络处在西安挂牌，从此，国共关系就常常用“西安”和“延安”代称。

西安红军联络处设于七贤庄一号，西安城内一处平房院落。李克农到任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通电。此时，张学良迫切需要同中共联合行动，应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征讨，也支持刘鼎在红军联络处搞电台。这个电台既要保持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又要为延安向全国转发新华社公开电讯稿，工作十分忙碌。当时，活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并不听从张学良指挥，因此，红军的秘密电台又要防止特务突袭。童小鹏等机要人员在七贤庄挖了一个地下室，又在地下室的墙洞安上活动木板，随时可以隐藏电台。

这个小小的联络处，却是中共在国统区的惟一公开机构。僻居延安的中共中央，从此有了对国内外敞开的窗口！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到这里找共产党商讨抗日，许多进步青年从这里转往延安参加革命。联络处还积极为延安采购奇缺物资，医疗药品、印刷用白报纸、棉布、通讯器材，都从这里转运延安。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代表谈判合作时，也住在这里。从外交到外贸，从联络到统战到情报，联络处执行着党中央赋予的多方面任务。机关内部，设有秘书室、机要科、总务科，还有专门的采购人员、保卫人员。

李克农在西安接待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又同张冲一起乘飞机到上海继续谈判。到达上海之后，李克农化名李震中，以十七路军军需主任的名义，建立驻沪办事处。早年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的李克农，重回久别的大上海，自是如鱼得水。李克农选择繁华的福熙路，在多福里21号设点。这个二层红砖洋楼，一楼有电话接待上海客人，二楼的阁楼隐藏电台与延安通讯，楼前楼后各有大门通向不同的街道，便于转移。李克农又在上海找到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银行行长，正抱着共产国际支援中共的大批美元着急。李克农与毛泽民周密策划，先将美元兑换成法币，一部分由上海银行汇给西安银行，一部分由毛泽民等人亲自携带乘坐火车运往西安。每次到西安，都由叶剑英亲自带车接站，突破国民党特务的检查。

1937年8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9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与童小鹏在南京筹建驻京办事处，27日，处长李克农到职。办事处的房子，由周恩来租用老师张伯苓的公馆。9月初，中共代表博古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这个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实际也是中共驻京办事处。此前西安的红军联络处，并未经由国民党中央承认。这时的驻京办事处，就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机构。

驻京办事处的首要任务是解救狱中同志。国共正在合作，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共产党员，于是就给李克农出难题，要李克农开出名单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共产党不了解狱中情况，岂知，李克农早已通过地下关系掌握准确的名单。办事处逐步提出名单，迫使国民党在两个月中释放上千名被捕的共产党员。

利用驻京办事处的活动方便，博古、董必武、李克农又着手恢复长江中下游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这个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过去遭受国民党严重的破坏，1935年以后几乎没有组织活动。办事处委派狱中释放的党员刘宁一、陶铸、钱瑛、方毅和北平来的李华等人，重建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

蒋介石当然不肯给共产党这些方便，布置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办事处周围热闹起来，补鞋的、卖烟的、拉洋片的、过路的，到处都是特务眼线。这些花招哪里瞒得过老特科李克农。一次，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需要约见一位外国朋友，李克农陪同前往。周恩来的汽车刚刚出门，特务的汽车就盯上了。李克农指挥司机加速行驶，拉开距离，待到与外国朋友的汽车并行之时，周恩来迅速下车登上另一辆车。等到特务汽车追上时，周恩来已经不见踪影，汽车则停在路边休息。李克农还主动招呼特务：“不忙就来帮我们修车吧！”

李克农在南京又见到王昆仑。王昆仑是著名教授，国民党的老党员，现任立法委员，在国统区很有地位和影响。其实王昆仑早在1927年就开展反蒋斗争，1933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王昆仑在国统区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广泛接触上层，为李克农提供许多重要情报。

李克农还筹备办报，对外宣传。国民党虽然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却不肯向社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连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消息也不见报。共产党提出开办《新华日报》，国民党也尽力阻挠。于是，李克农精心策划一个换心战术，派地下共产党员陈农菲通过关系担任《金陵日报》的主编。正好日机轰炸，原来的编辑纷纷辞职，李克农又为陈主编配备一批共产党员编辑。《金陵日报》大力报道共产党的抗日消息，刊登《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很快在国统区成为畅销报纸。李克农又积极筹建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征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又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

正当李克农买到白报纸租到印刷厂准备出版的时候，日军兵临城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不得不撤退武汉。此后，八路军虽然没有了驻扎在首都南京的办事处，却陆续有了驻扎各大城市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被统称为“八办”。

西安、兰州，这两大西北城市近邻陕甘宁边区，这里的“八办”就是延安通向全国的两大窗口，一个向南，一个向西，两面通风。向南的通道主要用于同中央政府联络，向西的通道却有国际作用——联络“远方”。“远方”，在中共内部是“共产国际”的代称。共产国际驻扎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与延安的交通，无论空路还是陆路，最近的路线都是经由甘肃兰州。兰州办事处还驻有苏军人员，既负责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联络，又负责中共与远方的联络。兰州八办由中共元老谢觉哉主持，精通俄语的伍修权也在这里联络苏军。谢觉哉与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祖经常来往，也不时争论。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思想进步，总是支持谢觉哉的意见。这样，谢觉哉与贺耀祖逐渐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

抗战期间，甘肃的战略地位陡然上升。古来骆驼行走的丝绸之路，奔驰着苏联军火汽车队；惟有大鹏遨游的沙漠戈壁上空，飞翔着巨大的运输机。这一切，引起日本军部的高度注意。日本军部相中河西走廊的额济纳旗，在这里设点，即可以隔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又可以就便探听苏联情报。日本人已在内蒙古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又以这个政府的名义派了十二个人到额济纳旗草原来游说蒙族王爷。额济纳旗是一个县级单位，只有少数警察驻扎，附近的酒泉还有国民党一个旅。蒙族王爷左右逢源，沙漠之中的额济纳旗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兰州“八办”发现日本人来到甘肃，立即着手应对。首先通报国民党政府，又与甘肃省府协调，派共产党员周仁山担任旗政府秘书。1938年，周仁山单人独骑来到额济纳旗，积极团结当地蒙汉军民，筹划抗日。日本人也积极活动，培植蒙奸、汉奸，还伺机暗杀周仁山。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略野心更加膨胀，经常派飞机到额济纳旗空投军事物资。额济纳旗的平静局面被打破，周仁山与驻酒泉国民党部队旅长商议，决心转入进攻。

额济纳旗的春节别具特色，既有蒙族的烤全羊，也有汉族的包饺子。蒙族王爷设宴邀请全体驻旗客人，日本人也乐呵呵地赴宴。酒醉心迷之际，宴会上响起枪声，日本人抵抗不及，全部被歼。

武汉“八办”大楼里机构最多，有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国民政府此时也在武汉，武汉八办其实就是驻京办。

不挂牌的中共长江局，领导着整个中国南方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李克农对外是八路军秘书长，对内又是长江局秘书长，又着手恢复与重建南方各省的地下组织。年把时间，南方十三省全部建立省委或省工委。1938年8月日军攻陷广州威胁武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李克农率领武汉八办人员，冒着敌机轰炸，徒步前往长沙八办。

历尽艰难，武汉八办的人们到达长沙八办。刚刚睡了一个安稳觉，国民党长沙驻军又惊慌失措地搞“焦土抗战”，自己放火点燃长沙城。满城大火，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指挥长沙八办人员抢出重要物资，冲出长沙。

兵分两路，周恩来带队去重庆，李克农带队去桂林。于是，又有了重庆八办，桂林八办。

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坚决抗日，与共产党关系良好。李克农在桂林八办巧妙地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一方面联络国民党爱国人士，一方面继续秘密重建南方地下党组织。

经历国共合作与国共分裂的共产党，此时已不再幼稚，虽然有了合法身份，仍将国统区的组织置于秘密状态之中。李克农在桂林建立的电台，成为中共在南方的中心电台，也设公开和秘密两套，联络对象：延安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八路军前敌指挥部、新四军军部、广东韶关八路军通讯处、贵阳八路军通讯处、海南岛琼崖纵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广西省工委、湖南省委、江西省委、香港、东南亚、南洋地下党组织。李克农还选调可靠交通员，秘密传送党的重要文件，建立交通线路：桂林——梧州——台山——澳门——香港，香港——汕头——潮安——丰顺——兴宁——韶关——衡阳——桂林，桂林——镇南关——河内——海防——香港，各条线路都通过桂林中转。

李克农在桂林广泛联系爱国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救国的文化活动。一些特别秘密的共产党员，则由李克农单线联系，不与当地党的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胡愈之、范长江，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教务长张云乔，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侯甸，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周可传，第四战区司令部左洪涛，文化界陈翰笙、姜君辰、孟超等著名人士，都长期以非共身份活动，有的人直到建国还没有公开。

利用合法身份从事情报活动，中共的情报工作顺利完成新形势下的转变。这可弄得专职反共的国民党特务十分头疼，共产党员穿着同样的军装活动，国民党特务总不能随意抓捕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吧？如何应付新的斗争方式，国民党特务一时还拿不出办法！

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同时强令封闭桂林八办。皖南的屠杀，随时可能在桂林重现。李克农按照中央部署坚持工作，同时准备转移。派申光将桂林中心电台转到香港，继续保持中共中央与南方组织的无线电联络。周密安置进步文化人，通知可能受迫害的人先行转移。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鉴于全国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和可能，应迅速撤销，保存重要干部。李克农率领桂林八办十几个留守人员，乘坐一辆大卡车一辆小汽车转往重庆。国民党中央下令阻拦扣留八办车辆人员，沿途关卡险象环生。机智过人的李克农一会儿拿出李济深放行手令，一会儿穿上少将军装恐吓，最后又捎脚一个国民党上校特务，终于安全抵达重庆八办。

1941年3月，李克农奉命率领桂林八办部分人员，从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设宴款待李克农全家，朱德作陪。毛泽东亲切地说：“我们以为你回不来了！”

当月，毛泽东点名李克农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创立中央情报部，李克农又任中情部副部长。

情报工作本是李克农的老本行。这次李克农带回延安的，不仅有桂林八办的人员和物资，还有南方十三省的地下组织，还有绝对机密的情报关系。①“八办”为中共的公开对外工作创立经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成立军调处，李克农又是其中干将。

边保出击

按照中央情报部的部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展开进攻性情报工作。

红军时期的保卫局系统只管保卫不搞情报，抗战时期的保安处是保卫和情报两手都做。1936年、1937年的时候，边保刚刚尝试情报工作，还特别强调成份，只信任工农小资产阶级，连商人都不用。派出一两个自己人化装成商人到白区走一趟，始终收获不大。1938年以后开始建立据点，刘子义在绥德利用抗敌后援会活动，叶运高在洛川以抗大的名义掩护工作，还派出两三个情工人员，在农民中发展了几个关系。1939年，又增设赵去非负责的富县据点，李启明负责的绥德据点。边保的情报工作尽管已经从无到有，但还是不敢放手用人，而且处处顾虑，生怕影响同国民党的合作。

1940年底，根据中社部《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召开第一次外勤工作会议，提出“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方针，决定在各地区都建立外勤据点。作为边区的情报、保卫机关，保安处的外勤工作具有区域性特点，主要围绕边区边境，对当面之敌展开工作。

延安东北的绥德、米脂据点，针对榆林方向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南部的富县、甘泉据点，针对洛川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西南的定边、陇东据点，针对西峰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边保各据点的情报干部增至40多人，三边派了葛申，陇东派了陈石奇，关中派了曲及先，边保布鲁带人巡回指导。

各专区的保安分处和县保安科也有情报力量。各情报据点，都注意向敌特机关内部伸展力量，建立内线。

关中地区，边区伸向国统区的突出部，胡宗南担心的“囊形地带”，这里的情报工作格外重要。关中分区的外勤机关对外称专员公署秘书处，曲及先任秘书主任。秦平任外勤组副组长，对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曲及先亲自掌握西边的几个内线，张仲平住在柳林管东线，陈鉴以赤水县统战部长的名义管淳化一带的派遣工作，杨宗耀以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的名义对外。关中地区的人们，不少是家住共产党的边区，职业工作在国统区，这就有利于外勤组发展力量。关中外勤组积极工作，很快就在国民党机关内部建立一批内线。在耀县发展高小校长何振东、胡家弟兄、孟家弟兄，成保长等人；在富平利用哥老会争取非法武装方老五。淳化县的地下党员王万裕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秘密建立情报组。旬邑县的地下党员李树桢家在边区，利用小学校长身份，建立情报组。最为突出的是派杨宗耀的侄子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这个杨宏超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杨宏超在边区的边界地带小椅子村当小学教员。小椅子村外一华里就是国统区，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不知怎么应对，就寄给叔叔杨宗耀。杨宗耀是关中地区的老党员，曾经掩护习仲勋搞地下工作，知道策反人张占英是个叛徒，与国民党旬邑县党部有关系。杨宗耀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外勤组长曲及先认为是个机会，与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派杨宏超利用这个机会打入中统。布鲁也亲自与杨宏超谈话，布置他如何取得信任。

按照组织部署，杨宏超向中统汇报假情报，谎称自己发展的特情有新正县委书记李科，这就赢得中统信任，当了专任调工。杨宏超为人沉着，不时带些国民党的情报回来，边保也让他给中统一些边区的假情报。

杨宏超发现，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蒲随昌和蒲又杰都是中统专职特务；还获悉中统对边区的派遣计划、活动对象名单，查知中统在边界地带活动的几个特务，分几次抄回国民党《党网活动细则》。根据杨宏超的情报，秦平整理了一份情报《中统陕室特务一瞥》，受到边保肯定，杨宏超被批准为特别党员。①绥德的李启明眼光长远。李启明在绥德发展了鲁南情报组，还与打入国民党部队的毛培春恢复建立了联系。边保侦知，军统西北特侦站在兰州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特务，于是策划打入这个“兰训班”。按照边保部署，李启明要毛培春设法打入“兰训班”。

毛培春到兰州投考，顺利进入兰训班。这个学员比别人多了一重共产党情报训练班的经历，学习当然出色。从这第二个情报训练班毕业后，毛培春加入军统工作，被派到洛川任宪兵司令部任特高组组长，兼任耀县特高组组长。身处敌营的毛培春一直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硬是纯凭记忆，向边保提供了兰训班学员的全部名单。这批特务刚刚进入边区，就全部被边保掌握。②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积极开展情报工作。

太岳军区司令陈赓本是特科的情报里手，派遣一个情报组打入临汾的日军师团部。陈赓亲自设计，让这个情报组为日军提供假情报。一次，日军从情报组得知八路军驻地，连夜突击，八路军仅能提前一刻转移。陈赓的高招，自己不受损失，还使日军信任这个情报组。1943年9月，从遥远的日本来到中国的日军战地参观团，到晋南地区参观。陈赓通过临汾情报站得到参观团准确行程，一举将其全歼！③开展对外情报工作，对于年轻的中共情报员来说，当然还要有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些最初的动作，已经显出虎虎生气。

第五章深入虎穴周恩来的重庆联络图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都有一个“联络图”，图中描绘国民党间谍在共产党解放区埋伏的秘密网络，谁拿到这张图，谁就掌握情报斗争的主动权。不过，尽管这图被渲染得神而又神，读者和观众却都没有真正见到这张图，也许这图本来就是虚构之物？

不承想，国民党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文章中却真的出现一张“联络图”——中共在重庆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图示。

顾虑到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盟关系，国民党虽然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却不敢完全撕破脸皮。于是，还在陪都重庆给共产党留下一个“八办”。这就给周恩来留下活动空间。徐恩曾将重庆八办的联络图，绘制为同心的三个层次，每层都从中心辐射而出，每层又有几个小圆，各圆之间又有连线……

如此复杂的联络图，还是尽量使用徐恩曾的语言来描述吧。“共产党在重庆担任上层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他是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留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贵宾’。”看来，徐恩曾对周恩来在中共统战、情报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相当了解。

徐恩曾这样描绘环绕周恩来的几个核心人物：“还有几个不经常在渝的助手，如秦邦宪、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叶剑英等，这些人都被认为中共的代表人物，可以名正言顺的和各方面保持接触。”这些人，不但具有国民党承认的代表身份，而且同国民党有久远的关系，有的还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活动起来当然方便。正像徐恩曾所说：“我们如果把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比作精神的原子爆炸，那末，这就是爆炸的核心。”

“精神的原子爆炸”？原来，如此比喻政治工作的威力，并非中共的专利。可是，以政治工作获得如此美誉，却好像惟独中共一家。

徐恩曾又描绘中共精神原子爆炸的辐射情形：“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其辐射线却四通八达，当时重庆总能影响政局的几个目标，它都照射到了。”“透过冯玉祥、邵力子去影响国民党上层”。“利用章伯钧、罗隆基去影响其他党派”。“透过郭沫若、田汉去拉拢文化教育界”。“利用渗透在蒋夫人领导的‘战时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中的刘清扬、曹孟君去做妇女工作”。“还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共产党重庆办事处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一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后者是德籍犹太人，精通英、法、俄、德、西、波六国语言。宋庆龄在重庆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其中特别可以看到，共产党对于美国驻在重庆的机关，所搭的线特别多”。

徐恩曾感叹中共的情报部署周密：“这样一分配，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①徐恩曾描绘的这张联络图，虽然不够完全，却也抓住要点。只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部署周全就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尽管曾家岩的重庆八办被国民党特务重重监视，周恩来却依然频繁进出。中国民主同盟，是国民党、共产党之外中国政坛的第三大党。中间派人士在筹建这个组织之前，就与周恩来多次商讨，民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至由周恩来出面帮助调解矛盾。

周恩来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民主派频繁交往，又捎话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与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民主。后来，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

周恩来还结交四川地方实力派。不带随从，深夜潜出曾家岩，和刘文辉在秘密地点见面。朱德还送给云南省主席龙云一个密码本，建立无线电联络。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身份是中共首席代表，党内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着南方各省地下党组织。富于秘密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为新形势下的秘密工作制定一套具体规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严格分开。具有公开身份的八办干部，一般不同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也不到八办来。还要求地下党员“三勤”、“三化”——“勤业、勤学、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西南五千地下党员奉命隐蔽，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得差事，掩护地下活动五年，国民党特务连其名字都搞不准。

徐恩曾的回忆文章颇有自知之明：“这些还是可以看得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这倒是实话。周恩来在重庆八办指导秘密情报人员的活动，哪里能让徐恩曾知道。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电视中出现一个从未公开露面的中共情报人员——沈安娜。从1938年秋到1949年春，沈安娜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委会议、国防委员会会议等高级军政会议，并将情报转送延安。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期间发动两次反共高潮的重要情报，都由沈安娜抄报延安。

徐恩曾去世太早，不然，看到本书的时候，又可认证一些情报掌故了。

闲棋冷子

围棋高手，有时会下个把闲棋冷子。这个孤立的棋子初看似无作用，待到一定时机，居然能够扭转大局！

周恩来也是个下闲棋冷子的高手。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将领，统率精锐的“天下第一军”。

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认为，此人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听说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延揽知识青年，就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为胡宗南选择一个人，周恩来还设计了具体条件。蒋南翔推荐熊向晖。

熊向晖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任清华分队负责人，其父是武汉高等法院庭长，正好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熊向晖本想到延安学习，却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投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胸怀政治大志的胡宗南，正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年轻助手，先派熊向晖进军校学习，加入黄埔嫡系，又把熊向晖调到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于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就成了国民党大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年轻学生熊向晖，一夜间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工人员？董必武亲自谈话：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作闲棋冷子；隐蔽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骄，处事绝不可骄。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的一席话就是熊向晖的情报训练班。熊向晖尽力掌握胡宗南心理，谨慎交友。在老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需要以开明色彩赢得青年。熊向晖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懂得共产党的理论，正合胡宗南所用，两人还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越来越受信任，负责掌握机要文件，受委起草作战计划。中情部又围绕熊向晖成立一个由陈忠经任组长、申健参加的三人情报小组。这个小组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作出杰出情报贡献，被中共情报界誉为“后三杰”，与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交相辉映。

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高级情工案例。周恩来的选人设计，董必武的潜伏策略，熊向晖的应对方法，均可作为标准的情报工作示范课程。

①国民党桂系大将白崇禧精于作战，军中艳称“小诸葛”。蒋介石一向排挤桂系，到了抗战用人之际，不得不请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周恩来又在白崇禧身边安插两个人物：中校秘书谢和赓，高级参议刘仲容。

谢和赓于30年代初在北平入党，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广西老家工作，抗战时期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38年5月，谢和赓奉命为白崇禧起草在师以上军官训练团的讲话。谢和赓埋头苦写三天三夜，成稿一万四千字，送李克农审阅。交回谢和赓手中的稿件，删去两千多字，还有大量修改。原来，周恩来亲自修改谢和赓的稿子，去掉与共产党政治工作语言相似的部分。白崇禧对于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刘仲容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国共两党的学员都有良好关系。刘仲容的父亲刘承烈曾任桂系驻天津代表，善于交往的刘仲容也受到桂系重用。李宗仁派刘仲容为代表，到西安、延安联系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刘仲容从李宗仁处转到白崇禧身边，任桂林行营参议。后来，刘仲容一直得到桂系的高度信任，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关键时期，曾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派，作为秘密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共谈判。

谢和赓是派进去的，刘仲容是拉出来的，这个情工小组搭配得相当高明。

学下闲棋冷子的还有中共的地方情报部门。

中共西北局社会部（边保），安排阎又文投入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又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队。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万荣同乡，逐步取得信任，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打入傅作义身边，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过去，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文稿先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有了傅作义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也是秘密共产党员。

这个案例，是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个成功案例。①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共西北局社会部，曾先后安排吕出打入国民党通讯部门。在国民党部队中，吕出暗自努力，发展秘密组织，控制胡宗南司令部的通讯电台。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吕出这个情报组立即启用，凡是胡宗南、裴昌会司令部的军事动向和作战命令，电稿脱手之时，也就是延安电台接收之时。这个小组在西北战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是中共情工成功的又一案例。

国民党军队有三大实力集团——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周恩来对这三大集团进行全面的工作部署，派遣情工人员只是其中一环。这种长期埋伏、关键时刻启用的做法，标志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机智灵活的战术方法。

毛泽东有时也亲自指导。

国民党左派人士华克之，十分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秘密策划行刺。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以记者身份掩护的孙凤鸣进入会场，蒋介石恰巧不在，孙凤鸣冒死击伤汪精卫。国民党在全国通缉刺客，华克之无处容身，逃到延安。

1937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接谈华克之。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业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华克之表示无处安身，希望进抗大学习。

对于华克之的安排，毛泽东也费踌躇。正在谈判国共合作，如果容留华克之在延安上学，一旦国民党发现要求解送要犯，共产党就很被动。延安不能留，华克之十分着急。毛泽东建议华克之去华南，作为共产党与李济深等人之间的“行人”（联络人）。

华克之到华南后，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周旋于日本、蒋介石、汪精卫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华克之爱好秘密事业，各方关系众多，每逢关键时刻启用，必见奇效，营救李白就是一例。延安中情部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1942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无线电测向抓捕李白，张惟一指示华克之设法营救。华克之的情报关系任庵同汪精卫的大特务周佛海相熟，就说李白是自己的电台。周佛海出面向日本人担保，释放了李白。李白继续坚守这部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话直到上海解放前夕。①闲棋不闲，冷子不冷。这样的闲棋冷子，在情报界是大有作为的！

中国向有重视情报的传统。

唱大戏讲究开头结尾，开头一出叫做“打炮戏”，结尾一出叫作“压轴戏”。结尾重要，孙子兵法十三篇，结尾的第十三篇名为“用间篇”。孙子曰：“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就是说，胜利来源于事先获取情报，获取情报要靠间谍。

孙子又把间谍划分为五类：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利用关系打入敌方为“因间”，拉出敌方官员为“内间”，反用敌方间谍为“反间”，利用间谍向敌方输送假情报为“死间”，间谍带回情报为“生间”。

在中共的情报工作中，这五类应有尽有。熊向晖一人就兼具“因间”、“死间”、“生间”三项。刘仲容堪称“内间”。至于“反间”，此案也有例证。熊向晖传送重要情报，使得蒋介石奇袭延安的绝密计划失灵，其后，国民党严厉追究泄密者，竟然没有发现熊向晖，反而处分了自己的特务。需要注意的是，中共情报界一般只把敌方人员称为“间谍”，至于己方的间谍，习惯称为“情报员”、“情工”、“秘干”或“内线”，只有个别地方可以见到“红色间谍”的提法。

孙子提出使用间谍的三原则：“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信任、待遇、保密，这三条中共做得都相当到位。

中共对于重要情工人员，都由高级首长亲自联系。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后来倾向革命，就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中共一直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地下党员常常生活难以为继，但是拨出情报经费从不含糊。居住于豪华的花园洋房，暗地里节衣缩食，正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一种典型生活方式。保密之严格，更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生存前提。中共在1928年就作出“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不要说间谍，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也是秘密活动；不要说白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部队，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也不公开。在地方，党组织隐藏在政府之中，在军队，党组织隐藏在政治部之中。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党组织和党员才开始公开。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孙子还提出对用间人的要求：“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这就提出情报工作领导人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高尚的品德和高超的情报分析能力。

能够同时具备这三项素质的人，恐怕不多。中共的中情部部长康生，后来就证明是一个品德很坏的人。所幸，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和实际负责人李克农都是无可挑剔的人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终生爱情婚姻博得世人尊重。多人不知，李克农也是结发夫妻终生不变。

间谍，往往只能与领导人单线联系。这就是说，一个间谍将把自己的生理生命和政治生命全部交给一个上级。承担生命重托的人物，必须首先值得间谍尊敬和信任。国民党那边，中统的徐恩曾时常寻花问柳，军统的戴笠更是花天酒地。两人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更是闹得四海沸腾。而中共这边，情报工作不只有严正的组织纪律，还有足够的个人魅力。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须金钱保险不须文字画押，只要周恩来指示一句话，华克之就可以舍弃身家性命当情工人员。

享誉华夏的女作家关露，只凭潘汉年的信誉保证，就肯忍受屈辱到汉奸机关潜伏。

李克农于1957年摔倒，脑震荡溢血，连续昏迷六天。苏醒之后，几乎丧失记忆。休养4年之后，医生同意李克农恢复工作。1961年7月20日李克农提笔写信，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中央特科在敌人特务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关系鲍君甫，在顾顺章叛变后割断联系，后来当过国民党的江苏反省院副院长，还参加过汪精卫汉奸政权。解放后，鲍君甫生活困窘，摆小摊糊口，镇反时又被逮捕。周恩来、陈赓过问，释放了鲍君甫。李克农又写信给公安部建议特别照顾，鲍君甫得到按月津贴，安度晚年。

潘汉年因错案被捕，死在劳改农场，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子女。就在没有直系亲属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廖承志等同事为潘汉年呼吁平反，陈云亲自写信：潘汉年不平反我死不瞑目！

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因此，间谍本人的忠诚，领导对间谍的信任，就十分重要。

孙子为间谍提出的要求是“上智”。也许是因为“春秋无义战”，孙子对于十分重要的间谍素质“忠诚”，并未提出要求。间谍的工作环境是身入虎穴，间谍的工作任务是获取并分析情报，这种非常的条件与非常的目的，都要求执行人具有极高的智慧。分析古今中外的间谍，你会看到一个个杰出的智者。

作者直接采访过一些中共间谍，无论是大学文化的熊向晖，还是工人出身的梅黎，其睿智与机敏，都令人钦敬。海外对中共间谍的描绘更是神乎其神。诸多神奇的间谍故事，作者没有进行过自己的调查考证，故此不在本书之中加以叙述。①长期潜伏的战略间谍，人们很难见到他们的庐山真貌。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原来潜伏在美国的克格勃间谍暴露身份，后来人们又发现，俄罗斯在美国还有间谍！历史的进程，也许将给一些无名英雄浮出水面的机会。历史的进程，也许将永远掩埋一些深藏不露的间谍。中国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人物。

有什么办法，间谍的基本特质之一就是——隐姓埋名。

是谁提前将希特勒进攻的日期通报斯大林？

当年最为隐秘，现在最为出名的情工人员，当属阎宝航。

1995年，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授勋。领取大勋章的名单中，居然有三个中国人。众人注目：中国人何以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如此贡献？

那年，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得知国家主席江泽民将要去俄罗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就向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贾春旺提出：中共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有贡献。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之前，中共提前向苏联通报德军进攻的准确日期。当时斯大林没有足够重视中共的情报，待到德军真的如期发起进攻，斯大林又特意给中共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战备。”在罗青长的记忆中，这是斯大林给中共发的惟一一封感谢电报。

此事反映到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派人查阅档案，果然属实。于是，叶利钦指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授勋。

阎宝航是东北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逃进关内，同高崇民、杜重远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上书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西安事变时，阎宝航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共。周恩来亲自批准阎宝航入党，并安排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工作。李克农在南京八办又见到阎宝航，布置他相机获取重要情报。

阎宝航时常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往来，在一个偶然机会，听到桂永清说德国要进攻苏联。阎宝航十分吃惊，旁敲侧击了解详情。

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连带张学良也崇德。蒋介石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望于德国影响日本。因此，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1941年的一天，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这一消息，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和孙科喜形于色地议论，无意中透露给阎宝航。阎宝航十分重视，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将这个绝密情报向苏共通报。同期，潘汉年在香港也获得德国进攻日期的情报。

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份情报的价值，够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顶级战略情报。

从此，斯大林再也不会轻视中共的情报工作。①国民党方面也有精彩战例。

抗战爆发以来，军统电讯处一直监听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破译密码上有所研究。1941年下半年，军统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经蒋介石批准，戴笠示意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将情报转告美国国防部。可是，这个友好的表示，却引起美国将军捧腹大笑。有的还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挑拨美日关系！国民党驻美武官再次通报情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在正式场合讲，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往上捅。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想起中国人提前几个月送来的情报。由此，美国情报机构开始重视中国情报能力，专门派人与军统和二厅联系。1942年春，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委派梅乐斯上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双方开始进行电讯侦察破译方面的合作。1943年4月，双方签订合同，在重庆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特工部门开始正式合作。1944年秋，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到重庆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1945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亲临重庆“中美所”视察。②一段杰出的情报战功绩，一直深深埋藏在历史之中，五十年后却突然大放异彩。作者采访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时，谈到描写这段史迹的电视剧难产。阎明复感叹：让现在的编剧导演掌握半个世纪之前的情报工作，确实困难。这使我想到，还有许多类似的事迹不该被湮没！尽管本人现在写得也不够好，但总比留给比本人更晚的作者来写要好些。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又向我们走来，重提这些故事，可以使公众认识中国人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③1941年、1942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终于被侵略者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得以形成。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中国人的情报才能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国际间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①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目前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①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又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用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1935年入党的姚伦是东北人，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目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幸亏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了解敌占区情况。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②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一些中共情报员也当过“国际间谍”，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打入日本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经历的艰险更是惊心动魄。

“间谍天堂”中的潘汉年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是个政治欲望很强的人物，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作方面。所幸，两位副部长都是情报专才。李克农坐镇延安，调动全国情报网络。潘汉年深入敌后，开展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的情报工作。像潘汉年这等层次的情报首脑长期身居一线，在国际情报界恐怕是屈指可数。

香港是个英国管辖之下的自由港，非但商品出入免税，人员进出也免除签证，于是被国际商界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被国际情报界称为“间谍天堂”。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美国，各方情报机关都在这里大展身手。

香港也有八办——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也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董麟阁负责一个情报点。东北抗联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合作关系，两家的情报也互相交换。苏联在香港的情报点由中国人朱明负责，成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这个情报点与八办的情报点横向合作，定期交换情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据点，由胡鄂公负责，与中共虽无情报交换制度，却也来往频繁。胡鄂公曾是中共特科关系，经常主动送情报给潘汉年，还介绍孔祥熙夫人宋蔼玲与潘汉年见面，商谈国共合作。

潘汉年在香港设点结网，关系很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统管各系统情报班子。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在中央特科，陈云外号“先生”，康生外号“老板”，潘汉年不过是“小开”，这位却是“老太爷”？

老太爷本名张惟一，生于1892年，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张惟一被称为“老太爷”不止因为年纪较大。此人思维缜密，行动谨慎，是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物，在特科就主管内勤机要。1935年2月19日上海特科被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张惟一这里搜出金条和苏联护照，高兴得跳起来。张惟一在狱中坚不吐实，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到香港后，张惟一又被委以重任，在身边建立一个小班子，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负责译电，高志昂负责无线电收发报。陈曼云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刚刚嫁给电影导演蔡楚生，交游广阔，活动十分方便。梅黎则是张惟一从半路扣下来的小姑娘。

梅黎出身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入党，家中有六个弟弟，生活十分困难，交一个铜板的党费都要受表扬。为了养家，梅黎向组织上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组织上就派梅黎“住机关”。这住机关，就是几个地下党员假冒亲属共同居住，以普通居民身份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梅黎住在龚饮冰家，以“女儿”身份，用上海话替湖南口音的“父亲”应付外人。在这个老特科的家里，小梅黎得到亲人般的温暖，更加坚定投入革命大家庭的决心。后来龚饮冰搬家，亲生女儿也来了，梅黎需要另行安排。这时，梅黎就提出要去延安，那才是最大的革命家庭呢！组织上同意了梅黎的要求，还为她卖好了船票。

去延安！这可是所有白区党员的梦想。梅黎这晚睡得很香，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开船的时候，梅黎还没起床呢！误了船，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狠狠批评一顿，梅黎这才明白，做情报工作不能有半点疏忽。从此，梅黎事事都是赶前不赶后。

后来，梅黎又有机会乘船从上海抵达香港，计划而后转往延安。梅黎临时落脚香港八办，可是闲住一个月，还是得不到动身消息。梅黎耐不住，追问行期，那被称为“老太爷”的领导总是笑笑不答。梅黎急了，拦住门口，不说清楚就不让走！都是革命同志，梅黎才不承认他是老太爷呢！这个张惟一却和气地给梅黎布置工作，梅黎当然答应，共产党员就得工作。这工作不过是刻蜡版，梅黎的字好，刻得也好。梅黎不知，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察。不久，组织上就正式通知梅黎留在香港工作。原来，在香港活动需要有较高的素质，潘汉年和张惟一都相中这个大城市来的姑娘，要把梅黎培养成译电员。

三十多岁的秦老太带着十八岁的梅黎，在香港穷街的一幢木楼四层租了一间房子，以母女关系掩护居住。秦老太是特科同志的遗孀，丈夫牺牲后一直在情报系统工作。梅黎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像个女学生，白天尽量说广东话，晚上就为张惟一抄写字条。后来梅黎才知道，潘汉年与各地的电报都由张惟一译电，而传出的电文又由自己抄写，以免暴露张惟一的笔迹。这个简陋的家庭，经常接待潘汉年、廖承志、张惟一等客人。一帮情报专家高谈阔论国内外大事，梅黎就在一旁钦佩地听着。在小梅黎眼中，这些领导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梅黎安心了，跟着这些领导学习文化，学习译电，整日埋头工作。

不久，梅黎一家又搬到海边的一处楼房。刚刚搬走不到一个月，穷街就失火了，住在楼上的住户都来不及逃脱，活活烧死。搬到新住处，廖承志就不来了。张惟一的工作关系已经从负责统战的廖承志转到负责情报的潘汉年，译电工作也交由梅黎负责。新来的客人是大姑和六姑。大姑就是陈曼云，六姑是个中学校长，父亲是香港著名实业家。这么出色的两个女人，穿着朴素地出入梅黎的寒酸住处，更使梅黎感到革命的魅力。

经由梅黎译出的电报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也有国际社会的反战动向。

一天，秦妈妈出去买菜，梅黎正在后屋译电，突然有人敲门！梅黎急忙把电报稿放进书桌最底下的抽屉中，然后开门。六个港英警察猛然闯入，不问情由四处搜查。搜查后屋的警察打开上面的抽屉一看，全是整整齐齐的书，又翻开床上的褥子，打开紧闭的箱子……十分紧张的梅黎尽量保持镇静，不看那藏着密电的抽屉。搜查一番毫无所获，警察走了。梅黎立即取下窗台上的报警花盆，烧毁电报稿，从下水道冲走纸灰。以前，梅黎也许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年轻党员，现在，梅黎已经有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难道敌人发现了情报线索？这幢楼房也是咸水妹（妓女）的集中地，也许警察是来捉娼？不管政治目的还是其他目的，敌人已经注意这个地方。当晚，梅黎一家就转移了。张惟一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也一时断绝。

梅黎与大自己二十九岁的张惟一长期住机关，开始看张惟一像父亲一样，后来被张惟一培养出感情，结成真的夫妻。①

魔窟女杰

香港虽然是个获取情报的好地方，但是，这个“孤岛天堂”远离国内政治中心，无法直接深入敌人内部。潘汉年又潜回上海，目标——汪精卫政权。

谈起“冒险家的乐园”、“间谍天堂”，上海的资格怕是比香港还要早些。开埠就有外国租界，上海形成鱼龙混杂的局面。蒋介石在这里发迹，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不远的南京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现在变成汪精卫政权的驻地。

潘汉年自青少年时期就在上海活动，后来又是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人，这个“小开”在上海各界的三教九流，都有极广极好的人脉。后来，潘汉年又隐姓埋名，潜伏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堪称神通广大。1933年，潘汉年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到江西苏区。1935年长征途中，又奉命潜回上海联络白区组织与共产国际。从苏联回到陕北苏区不久，潘汉年又在1936年被派到上海与国民党谈判。所以，1939年重回上海的潘汉年，可以说毫不陌生。只是，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对手是日本和汪精卫的情报机关。

此时的上海，正是日本与汪精卫的最高特工据点。

日本的特工系统相当庞大，内阁、外交部、陆军、海军、宪兵、满洲铁路，各自都建有自己的特工组织。侵占上海之后，日方决意统一领导，提高效率。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一个统管华中地区的特务机构“梅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部。“梅机关”的首任机关长由影佐祯昭中将担任。就是此人策划汪精卫叛逃，亲自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接到南京，又出任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除了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也领导着一个外务省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

汪精卫政权的“特工总部”也设在上海。原国民党军统特务丁默村任主任，中共叛徒李士群任副主任。这个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在上海谈之令人色变，代称“七十六号”。

日军虽然侵占了上海，但还保留着英、法等国的租界。相对独立的上海租界隐藏着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情报组织，活跃着形形色色的间谍，简直是没有硝烟的情报战场！

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延安详细研究上海情况，认为汪精卫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李士群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经在上海大学就读，到苏联留学，参加共产党后，在特科的打狗队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科（中统前身）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李士群此时自首尚属无奈，并未坑害共产党组织。特科负责人潘汉年亲自上门警告，李士群保证继续为党工作。1933年5月，打狗队刺杀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李士群涉嫌被捕。李士群被关押两年，受尽酷刑，虽然自首，也对军统埋下深深的怨恨。上海沦陷前，军统把李士群留下，担任地下特务队队长。李士群早有怨恨，现在更不肯陷入危险，就到香港拜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又由中村推荐，回上海投奔日本驻沪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山，开始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李士群又成为汪精卫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李士群积极扩展实力，七十六号机构膨胀，内设机要处、总务处、情报处、电务处、无线电侦察总台、督察室、审讯室、化验室、专员室、看守所、警卫总队，下设二十多个行动大队，还在沦陷区普遍建立分部，有南京区、杭州区、华南区、江苏区、日警区、武汉区、安徽区、上海区，很快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支柱力量。

李士群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投机人物，先后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工作，哪边都想留条后路。尽管在汪精卫这里贵为江苏省长，却依然与国民党中统保持秘密联系，还试图联络共产党。1939年秋，李士群通过关系向共产党提出，把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作为和中共的联系人。原来，胡绣枫的丈夫李剑华被国民党逮捕时，李士群曾协助营救。后来，李士群被捕，其怀孕的妻子叶吉卿就住在胡绣枫家里，李士群出狱后全家又在胡绣枫家里住了一段。就在李士群夫妇最危的时候，胡绣枫尽心营救，热情款待，因此被李士群夫妇视为救命恩人。

胡绣枫夫妇后来加入共产党，胡绣枫此时正在重庆、武昌等地从事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一时抽调不出来。潘汉年就想到胡绣枫的姐姐关露。由于妹妹胡绣枫的关系，关露也与李士群相熟。

关露原名胡寿楣，八岁丧父，十五岁丧母，姐妹二人只得投靠表舅，投靠外婆和姨母。关露1928年到上海法科大学读书，不久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1930年2月，二十一岁的关露就发表了处女作，从此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在学校，关露联合女同学反对思想封建的女生宿舍指导老师，被校方开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场上，关露向士兵们朗诵自己的诗歌《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关露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关露接替丁玲的创作委员会工作。在此期间，关露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插曲《春天里》，满上海的男女老幼都在哼唱：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关露还发表大量评论文章，推荐艾芜、田间等青年诗人……

丁玲、关露、张爱玲，并称中国文坛三才女。

上海沦陷后，关露按照组织安排留在租界坚持斗争，撰写自传三部曲第一部《新旧时代》。《上海妇女》半月刊隆重推出这部作品，关露边写，杂志边连载。此时，投靠日本人的李士群正在飞黄腾达，见恩人的姐姐生活困窘，几次提出请关露吃饭，还请关露到自己那里工作，但是都被关露拒绝了。虽然过去关系不错，但现在李士群已经是公开的大汉奸，关露决不会与这种人同流合污！关露在诗中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这个名句使关露被文人称作“民族之妻”。

1939年秋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家中修订《新旧时代》的单行本，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

刘少文递给关露一封叶剑英署名的电报：“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刘少文向关露介绍，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分管联络工作。小廖就是廖承志，现在香港工作。

关露愉快地接受任务。关露知道，廖承志正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把上海的许多文化人都接到香港去了，关露正想离开这日寇统治的上海呢！

到香港，关露见到左联时期的老领导潘汉年。潘汉年向关露布置：代替胡绣枫打入李士群的76号。

关露迟疑了。李士群虽然与自己妹妹交好，但他现在已经是个闻名全国的大汉奸。前些日子，李士群一会儿找自己做翻译，一会儿请自己吃饭，自己都拒绝了，难道现在上门去求这个汉奸？

潘汉年解释：现在想派你去他那里，不是要你代表党和他谈话。不！不是的！是利用你们过去的老关系，派你去看看，听听，摸清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汇报给我们，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做些策反工作。

关露脑子里面激烈地斗争着，潘汉年和廖承志也期待地等待着回答。

想到抗日大局，想到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关露最后还是答应了。

关露风风光光地进了76号大门。李士群、叶吉卿隆重迎接救命恩人的姐姐，带领关露参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潘汉年通过关露掌握李士群的真实想法。这些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可以对中国百姓生杀予夺，但对自己的长远前途却是惴惴不安。李士群的对头周佛海已经联系上国民党的军统，与军统势不两立的李士群，急切在联系共产党上争先。

见到当年特科的领导潘汉年，李士群立即表示，自己其实是联汪反蒋，现在更想联共抗日，还主动提供日军清乡情报。

可是关露呢？一个单身女人，化身而为女间谍，关露承受多大的压力！一个著名女诗人，却被文化界斥为“汉奸文人”，关露承受多大的痛苦！

这次情报任务，改变了关露的爱情与人生……①

日本特务机关深处的“中共谍报团”

潘汉年还将目光投向日本情报机关。

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工夫下得很足。日本外务省很早就在上海创办一所“同文书院”，专门选调日本青年在中文环境之中学习中文，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通”。这个学院其实也是一个间谍学校。

毕业于同文学院的岩井英一，就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经常以左倾面貌出现，结交不少中国进步文人。岩井英一在上海建立一个直属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这里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

岩井公馆的一个情报人员主动来找潘汉年。国际情报界向有双重间谍之说，这个袁殊，却是与敌、伪、顽有多方联系的中共情报人员。

袁殊是左翼文化人，由潘汉年吸收加入特科，按照组织部署利用同乡关系打人国民党特务头子吴醒亚的“干社”，同时又拿岩井的情报津贴，一身三任。后来，袁殊与特科失去联系，转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又由日本关系营救。出狱后，袁殊又找潘汉年联系。抗战爆发，中统、军统都很重视袁殊与日本人的关系，戴笠亲自拉拢袁殊入伙。经过潘汉年同意，袁殊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1939年，袁殊奉军统之命刺杀李士群，反而被李士群逮捕，又由岩井英一出面营救。

上海地面颇有些路路通的人物，袁殊的身份更是极其复杂。汪精卫政权的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长、忠义救国军纵队总指挥，岩井英一系统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又是军统站长，实际上却是一位在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

潘汉年大胆决策，通过袁殊与岩井英一联系。岩井英一早想联络中共情报人员，正是求之不得。

两个间谍头子会面了。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咖啡馆里，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自称左派人士。日本领事岩井英一彬彬有礼，愿意提供方便。

香港，一家《二十世纪》杂志创刊了。每过半月，这个情报据点的代表陈曼云提供一份情报，每过一月，岩井英一的代表小泉清一提供二千元经费。这样，共产党情报机关编制的假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岩井公馆，日本情报机关的经费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共华南情报局。

胡越明这个情报线索也得到日本驻华最高情报机构“梅机关”的重视。影佐祯昭特意宴请胡越明，岩井、袁殊作陪。上海六三花园，五个顶尖间谍晤面，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剑拔弩张……

潘汉年频频往来于香港与上海之间，又派刘人寿等人到岩井公馆去工作。刘人寿在敌特机关内部设立秘密电台，以备急需。

通过岩井公馆的关系，潘汉年获取日本外务省的内部情报。日本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东条英机的战略意图是南进与英美交战而不是北进打苏联，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中共中央指示隐藏在租界的江苏省委机关转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工作进行之中，发生省委负责人刘长胜被关卡扣留的事件。为了安全，潘汉年决定启用李士群。

李士群一口应允，交给潘汉年一个密码本，还派胡均鹤具体布置。潘汉年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夫妇、组织部长王尧山夫妇一行五人，乘坐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上海。到达镇江，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站长徐毅（徐汉光）早已在车站恭候，随之就是下榻金山饭店，游览金山寺。虽然接待十分周到，客人却相当紧张，王尧山认出那徐毅是中央通报的叛徒！潘汉年告知，这胡均鹤与徐毅都是叛徒，现在正想戴罪立功。晚上，镇江方面非要宴请客人，刘晓等人勉强出席。席间，主客双方都很拘谨，胡均鹤等人不知随同潘汉年的是些什么人物，刘晓等人不知胡均鹤等到底可靠与否，惟有心中清楚的潘汉年谈笑风生。

李士群试图靠拢共产党，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岩井英一也为胡越明帮了大忙。日军连续攻占中国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各地的著名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纷纷避难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郭沫若、茅盾、张友渔、范长江、夏衍、胡绳等人陆续来到，精英汇聚的香岛，一时成为中国的战时文化活动中心。1941年12月日军进攻九龙，香港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廖承志设法营救，将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到南洋或内地。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日本特务立即在香港各影院打出幻灯，邀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日军司令部会面。还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元旦，廖承志偷渡到香港，部署营救。

从香港外出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都要经由日军控制区，十分危险。为了挽救这批民族精英，潘汉年找岩井英一帮忙。胡越明说是要为岩井转移情报干部，岩井英一答应提供协助。于是，潘汉年和廖承志利用香港日本领事馆的掩护，把何香凝等人安全送到内地，华南情报局人员也分两批撤回。香港大营救历时两百多天，行程十余省，输送八百多人而无一伤亡。这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华南局与东江纵队的工作，但是，不该忘记。日本情报机关也有贡献呢！

看到潘汉年如此神通，香港的岩井情报人员小泉清一惊讶地问陈曼云：“听说他是潘汉年，著名的共产党人？”

陈曼云未予回答。

五十多年后，小泉访问中国，探访陈曼云。中日友好的气氛中，昔日两方的间谍人员，终于可以敞开心扉交谈了。

间谍战的复杂，一般人难以想象。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深通中文的间谍，不承想，却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同文书院的学生之中，潜藏着一个共青团支部，安斋库治、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人由中共特科王学文联系，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这个小组主要在驻华日军中展开工作，反对日本侵华，西里龙夫到上海港的日军军舰上撒传单被捕。

潘汉年到上海后，及时调整上海情报组织，以吴纪光为组长，指导这个日本情报小组深入工作。西里龙夫出狱后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机构，后来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道部长，还发展汪精卫身边的汪锦元为中共党员。汪锦元后任汪精卫公馆的秘书和外交专员，得以拿到汪精卫政权与土肥原“日本兴亚院”的高级绝密情报。中西功在满洲铁路任职，白井行幸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

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本共产党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通过手岛博俊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潘汉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关露手里，由关露趁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交给与日共有联系的大学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转交日共。跨越两国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计划如何，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关注的焦点。1941年初，日本内部开展南进还是北进的大争论。中共中央极其重视日本这一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将给在中国北方抗日的中共带来极大被动。如果日本南进袭美，将促使美国抗日，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中共中央两次急电潘汉年，询问日本动向。

5月、6月期间，日本的争论得出结论：先南后北。军部开始进行南进准备。正在日本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及时获知日本决策，同时获知德国决心进攻苏联。莫斯科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10月，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尾崎秀实和佐尔格。

隐藏极深的日本情报小组，面临被全部侦破的危险。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中西功仍然坚持工作，11月从满铁绝密通报中看到，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发动南进战事。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日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国情报组织！

这件旷世奇功，中共方面一直深深隐藏。世间所知，只是军统如何获得日本奇袭珍珠港情报，转报美国……

1942年6月，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被捕，“中共谍报团”案爆发。白井行幸等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生命，西里龙夫被判处死刑未及执行，日本投降后得以释放。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安斋库治，战后成为日共领袖。

中共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活动，在日军本间师团发展一个翻译。台儿庄战役前，这个翻译搞到本间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华北联络局负责人谢甫生立即将情报转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报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感谢这份情报，还寄发百元奖金。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这个事情成为中共支持国民党抗战的一个例证。

中共对日情报工作成效卓著，及时获取日本的战略动向，深入掌握日本与国民党关系，这对中共中央及时开展斗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第五章深入虎穴中共“南委”失手（1）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吧，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部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

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一个国民政府。

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瞎的戴笠还得找袁殊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殊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棋高一着，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被连锅端。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这季云卿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戴笠，又派人刺杀七十六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四十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

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可见。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下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工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依照徐恩曾所说，国民党特务似乎是共产党骂臭的。可是人们要问，国民党掌握的宣传手段比共产党多得多，你为什么不把共产党的特务也骂臭？

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特务工作，没有采用那些下三滥手段，而是巧妙地将秘密情报工作与公开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广交朋友！

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暗逃脱。

中共“南委”失手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回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外人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突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扔下婴儿跳窗逃走。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①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

周恩来见到电报脸色剧变，连说糟糕。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惟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打通粤汉线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重大作用。①在沦陷区游刃有余的潘汉年，也有失手。

1943年1月，潘汉年护送刘晓等人进入新四军驻地，不久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样，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又兼任华南局、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时，日军又有扫荡迹象，而李士群留下的密码本没有发挥作用。于是，潘汉年重回上海，找李士群要情报。

到了上海，胡均鹤说李士群在苏州，到了苏州，又说李士群在南京，潘汉年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跟胡均鹤去了南京。到了南京，李士群不在，他手下的特务倒是热情迎接，大摆宴席，大排麻将，有意将潘汉年的秘密行动公开化。第二天，李士群与潘汉年见面，急切地说：“日本人现在重视重庆的关系，想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打算搞议会运动，想和你谈谈。”

潘汉年顿时明白，自己上了李士群的当。

李士群与周佛海两人，一直在汪精卫面前争功邀宠，周佛海暗通国民党军统，原属中统的李士群就联络共产党。面临日本人诱降重庆蒋介石的局面，汪精卫正在担心自己的地位。李士群在此时引见中共代表，其实是为了汪精卫的需要。

这种绑架式的会面，潘汉年很不情愿。思考再三，为了保持情报联系，潘汉年还是同意了。

会面交谈不多。

汪精卫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联合，请共产党参加自己的联合政府。

潘汉年表示共产党不会退出重庆的参议会来参加南京的议会。如果汪精卫将来另找出路，会给一个转身的余地。

回到上海，李士群又邀请潘汉年与日本军官都甲大佐见面。这个都甲大佐是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七十六号的顾问。他客气地向潘汉年介绍清乡的目的，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浦路南段的铁路交通。

看来，日军已经承认新四军不可剿灭的现实，准备放弃农村只保城市和交通了。

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面。这时潘汉年已经感到，此人并非真心投靠，而是想利用共产党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把李士群应付过去。

这年夏天，李士群在内部斗争中失势，被日本人毒死。潘汉年经营四年的这条情报线索，随之中断。

潘汉年当时没有想到，这次与汪精卫的会面，会产生那样大的后果。

回到淮南根据地，潘汉年本想向领导汇报这次会面，可是，饶漱石正在发动整风，连新四军军长陈毅都整。潘汉年若是在此时汇报这次未经事先请示的会面，后果难料。潘汉年犹豫了。

国民党不知是否得到什么消息，在报纸上鼓噪，共产党派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勾结汉奸。

延安方面没有收到潘汉年有关报告，立即辟谣。

后来，潘汉年到延安开会见到毛泽东，正想说出此事，毛泽东主动说：“中央信任你！”潘汉年一犹豫，错过机会。一直到建国后，扬帆案件牵扯胡均鹤被捕，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自己当年与汪精卫的见面。毛泽东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重用。”以后，就发生潘汉年后半生入狱的悲剧。

情报工作，常常是单线联系，一旦上级出了问题，旁人很难提供证明。潘汉年受到怀疑，连累本系统大批秘密情报人员。华克之、袁殊、关露等人都被捕了。直到1982年，这批人才得以同潘汉年一起平反昭雪。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

以往，人们知道，毛泽东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实，若是算上远亲，毛家死的还要多些。毛泽东的家族还为情报工作做出了牺牲。

1938年，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和表侄王德恒从白区到延安，同在抗大三期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有钟惦菲、吴冷西、铁军、强万夫（秦平）、王仲方等人和第五演出队全体人员，王德恒还是六班班长。冬天，七八个同学挤在一个大火炕上，半夜突然一声巨响！大家惊起，只见屋里烟雾弥漫，好像是特务暗害。仔细检查，原来是火炕烧得太旺，把强万夫和周国英的被子烤糊了，一块石头被烧爆了。

同学中，强万夫在山西牺盟会入党，算抗战以前的老党员，帮助毛远耀恢复了组织关系，又介绍王仲方、艾叶、铁军入党。强万夫还陪王德恒去凤凰山见毛泽东。

抗大毕业后，毛远耀分配到八路军印刷所任所长。王德恒年纪较大，当过记者，写过书，抗大毕业后被派往国统区工作。国民党特务发现王德恒是毛泽东的亲戚，趁其乘坐江轮的时候，将其打死在江水中。王德恒牺牲的时候，女儿王海容还没有出生。①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老情报们说：作为一个深入虎穴的情报员，首先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老情报们又说：一个人有两个生命，一个生理上的生命，一个政治上的生命。时刻准备献出生理生命的情报人员，往往更加重视政治生命的纯洁。

可是，情报工作的特点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就使得情报人员容易面目不清。冒死对敌，取得辉煌成绩却不能宣扬；胜利之后，却因自己人误解而危及政治生命！

这就是多少情工人员的悲剧命运。

情报员的人格力量也在这里。

出行南方之前，华克之向毛泽东表态：从此隐姓埋名，宁可烂入泥沙！建国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出狱后身居陋室，没有等到彻底平反就去世了。人们发现，遗物只有一张恋人的照片。关露与王炳南相恋多年，抗战胜利后得以相聚。但是，王炳南从事外交工作，从大局出发中止与关露的恋爱。于是，关露的后半生在孤独中度过。

悲剧！

牺牲与误解，伴随这些“红色情工”的一生。

可是，作者没有发现这些人有后悔表示。

也许，这情报生涯，实在太有魅力？

①王炎堂：前中央调查部副部长，2003年1月28日采访。王炎堂参与中社部与中情部的机构变动过程。

①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李克农在抗战初期筹建多个城市的八路军办事处，1941年回到延安负责中情部工作。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本书第六章将详述杨宏超案的实情。

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18日采访。毛培春是边保打入国民党军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员。李启明掌握毛培春从参加边保到牺牲的全部经历。

③王炎堂：前中央调查部副部长，2003年1月28日采访，许多描写这个战例的文章尚未提到其中有情报作用，还是王炎堂提供陈赓创立临汾情报站。

①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社。中统局长徐恩曾亲自撰文，总结与共产党多年斗争的经验，深感抗战期间反共的艰难。

①熊向晖：前中央调查部副部长，2000年11月10日采访。建国后，“后三杰”均担任重要职务，熊向晖、陈忠经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申健任中央联络部副部长。

①郝在今：《协商建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本书记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召开首届政治协商会议，完成建国使命的经过。其中有大量中共统战工作的秘闻。

①韩厉观、陈立平：《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华克之是具有杰出间谍素质的人物，可惜受潘汉年案牵连，出狱时已垂垂老矣。

①郑义：《中共情报首长》，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此书介绍多位中共情报首长的简历，其中也提到中共情报工作的杰出范例。但是，此书也有不准之处。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作者在报刊上见到有关中共侦获德国进攻苏联日期情报的报道，特意向罗青长核实。

②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美方出钱出设备出技术，为中方培训特务，帮助国民党军统畸形扩张，成为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军统将逮捕的地下共产党员关押在这个中美所里。

③阎明复：中国慈善总会会长，2000年11月20日采访。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曾经留学苏联，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俄语翻译，1979年出任中央统战部长，1989年后任中国慈善总会会长。张学良将军百岁诞辰，还专门邀请这个故人之子到夏威夷参加庆典。

①吕黎平：前沈阳空军副司令，1994年采访。西路军残部400多人被陈云接到新疆之后组成新兵营，在苏联的帮助下学习飞行、炮兵、装甲、通讯等现代军事技术。吕黎平是航空队队长。他的12名战友被陈云、邓发挑去作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作者在北京联系到这个情报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刘鹤孔，他当年的事迹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惊险。

①李悦：《情报英才王新潮》，公安史资料。这段事迹透露苏共在中国情报活动的一角。

②姚伦：《我在情报工作中的一次奇遇》，《历史瞬间1》，群众出版社。没有当成“苏联特务”的姚伦，却从此进入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先后任晋察冀社会部审讯科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审讯科科长，建国后担任公安部预审局局长，承担多项重大案件的审讯工作。

①梅黎：1998年12月8日采访。梅黎记忆奇佳，谈起香港的情报生活纤细毕至，对于潘汉年的衷心钦佩更是溢于言表。梅黎“住机关”的龚饮冰是中共特科成员，其子龚育之是中共的大笔杆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建国后，张惟一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潘汉年被捕后，张惟一心情沉重，1955年去世。梅黎还叙述陈曼云同小泉在不久前的有趣重逢。

①柯兴文：《魂归京都——关露传》，群众出版社。关露执行这次任务，蒙受“汉奸文人”的误解，后来又因潘汉年牵扯而被捕入狱。作者采访的其他人也提到关露的贡献。

①方知达、梁燕、陈三百：《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东方出版社。这本经过有关方面审查的书籍，透露一个日本间谍小组的秘史。王炎堂将其推荐给作者，作为中共对日情报工作的杰出范例。

①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社。破获共产党“南委”，是徐恩曾惟一可以得意的战绩。

①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知晓周恩来在国统区的秘密统战活动。“南委”失事后周恩来的机断处置与感情痛苦，反映了情报工作领导人的特质。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采访时作者特意追问毛泽东会见亲戚的情况，可秦平说：我把他引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面，自己在卫士室等了一个多小时。纪律严格，不该知道的就不知道。

第六章反间谍与反间计

“特务”，“侦探”，“奸细”，“间谍”。

非专业人士，有谁能够弄清这些专有名词的区别？反正这些人都是保卫部门“反”的对象，于是有了“反特”、“反探”、“反奸”、“反谍”。

如果查阅字典，你会发现这几个词义在循环解释，还是区分不清。依照惯例，“特务”

的工作内容比较宽泛，从事情报、行动等秘密工作，包括保卫工作，都可算特务。侦探的工作主要是刺探敌人的军情，可以临时使用平民充任，不像特务那样专业。奸细，则特指背叛自己本来所属阵营而为敌方进行情报服务的人，属于政治定义而非专业定义。间谍的定义最为严格，专指打入敌方阵营从事情报、行动工作的人，不像特务那样包括在本机关从事的工作。在中共保卫系统中，战争年代经常要“反侦探”，抗日战争叫“锄奸”，建国初期称“反特”，现在的标准说法是“反间谍”。

保卫工作有多项任务，反间谍，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工作。

抗日战争的时候，反间谍叫做“锄奸”——铲锄奸细——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是“汉奸”呀！

中国不乏亡国灭种的历史，最为沉痛的教训之一是：强敌不可怕，更为危险的敌人还是出卖自己人的奸细！

又一个令人沉痛的事实摆在面前：中国人里面从来不缺汉奸。

东北有前清皇帝溥仪，南京有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华北有政务委员会主任王克敏，这些中国的大人物公开为日本人成立汉奸政权。基层汉奸也多，各沦陷区的乡村普遍建立维持会，本地士绅出面为日本人维持统治。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汉奸开展活动，千方百计渗入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汉奸与帮会结合，陕甘宁边区有黑军、天星党，淮北区有花篮会、先天道、黑衣会，发展组织、收买情报、放毒刺杀、引路破坏，形形色色的汉奸成为日军侵华的“第五纵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惩治汉奸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伊始即连续发布“锄奸指示”，军队系统的保卫部门叫做“锄奸部”，地方政府设有“锄奸委员会”，儿童团拄着红缨枪把口查路条也是锄奸防奸。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惩治汉奸就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任务。锄奸，也就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主要任务。

1938年3月27日傍晚，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

会场正面，一列长桌摆成半月形。正中端坐审判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成仿吾、莫文骅，旁边是来自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人民陪审员。

会场旁边，三挺高射机枪直指蓝天。

会场之中，近万干部群众凝神倾听。

被告人吉思恭被押了上来。

案情是一个诡谲的故事。北平的“孔女”和安徽的“张女”，不远千里来到西安，打算到延安读书。一个自称是八办政训处处长马克志的男子，主动上门联系，说是可以介绍两人去陕北公学。马克志对两个女生进行简单的考察，便介绍她俩入党。说是孔女身体较弱不宜去延安，写了一封介绍信，要她去耀县工作，张女则成为随身秘书。马克志带着张女去延安，沿路测绘地图，发出信件。投宿时，说是工作掩护，让张女与自己同居。这一男一女正在渭南考察，突然被捕。马克志声称找西安八办营救，公安局告诉他：八办正在找他这个政训处长。处长闻言登时垮了。

原来。马克志真名吉思恭，1936年加入日本特务机关。绥远抗战时带领一个日军间谍小组活动，被傅作义部队逮捕，因证据不足释放。后来又到西安，以地舆学社的工作掩护进行情报活动。吉思恭尾随报考学生混入八办，听说这两个女生想去陕公，就假借政训处长名义诱骗，一是想借人掩护自己测绘陕西兵要地图，二是借机骗色。没想到孔女到耀县没有找到吉思恭推荐的联络人，回到西安到八办找政训处长，无意中揭穿骗局。

公审大会上，吉思恭供认自己参加日本特务机关，接受测绘、密写训练，曾经绘制地图秘密邮寄给日本特务机关，每月领取300元津贴。

抗大代表、妇联代表在大会发言，要求严惩汉奸。经过退场商议，审判长宣判：吉思恭执行汉奸任务，处以死刑。

万众瞩目之中，汉奸吉思恭被枪毙。

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山西的集团军司令部，在太原、汾阳、离石、岚县、临汾设有特务机关，在临县、兴县、碛口、军渡、柳林、三交设有特务据点。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先后被延安捕获的派遣特务有拜明耀、宋昌龄、罗鸿沟、王玉田、蔡长庚、橄玉书、李田心、李巨川、高子文、王芝生等人。还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遣到延安的林苏果夫妇，王哲夫妇。

遗憾的事实是：日本人在中国不难找到汉奸！

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就要对同胞之中的汉奸分外警惕。

“高级特情突击竞赛”

黄河天堑和潼关天险阻挡日军进入陕西，延安始终处于后方，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力图渗入延安，但还是难以实现。对延安威胁最大的间谍活动，实际来自国民党。

中共于1936年底进入延安。1937年5月，蒋介石派遣中将高参涂思宗率团访问延安，军队系统的特工科长杨蔚混入活动。1937年冬天，徐恩曾派人到延安“作了一次探险旅行”，了解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策略。这个间谍从延安搞到一本题名《党的策略路线》的书，据说是张浩在“抗日大学”讲课的教材。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到各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介绍间谍经验，风光一时。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此人高升“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也许与这段秘书经历有关。

国民党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可是，作者向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汪东兴、刘坚夫等人打听，他们都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没有用过沈之岳这个秘书。又询问曾经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才打听清楚。原来，这沈之岳确实曾经进入延安，1937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溜了。什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那是吹牛！①无论自称的间谍成绩有多大水分，中统、军统做延安工作还是十分出力。

围绕陕甘宁边区，中统原有山西、陕西、宁夏等省级区室，又建立洛川、榆林、彬县、西峰等专区级区室。延安、甘泉、富县等地的邮电局中都有中统特工，中统特务梅某还担任延安电报局局长。

军统的前身组织从1932年起即在陕西、甘肃活动，1934年在西安建立陕西站，由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陕西站针对陕北红军展开工作，建有绥德、洛川、汉中、安康、潼关等小组。甘肃站设在兰州，由中共叛徒史铭任站长。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军统即在西安成立西北区，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成为军统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区，张严佛任区长。西北区的特务组织很快扩大到五省范围，设有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20多个组；西安无线电支台，下属20多个分台，台长汪克毅还以延安电报局局长的身份，驻扎延安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派遣一个考察团去延安，张严佛就派中共叛徒郭子明混入，郭子明回来写了两万多字的延安情况报告，立即被提拔为军统局二处中共科科长。

西安事变爆发，军统西北区一度垮台，很快又恢复。1941年，军统进行针对延安的组织大调整。将原来的西北区改为晋陕区，管辖山西、陕西两省。新建西北区，管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两区从东西两面形成钳形攻势，夹击陕甘宁边区。晋陕区有榆林、洛川、延安、马栏、三边等组。绥德附近的吴堡是延安通向晋西北、华北根据地的要道，军统特意将这里的榆林组上升为榆林站，封锁黄河渡口，从东北方位向延安渗透。西北区由中共叛徒程一鸣任区长，下设兰州站、平凉站、武威站、宁夏站，还有西峰组、迪化组、青海组、拉萨组、酒泉组，从西面渗透陕甘宁边区。

如何派遣特工潜入边区，中统、军统都想了不少点子。在边境地区拉拢人员建立秘密组织，在行商、小贩中发展关系混入延安，还专门训练谍报人员打入中共组织，但是，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

对共谍报，国民党以往的成功大多来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统特别重视采用“突击”政策。所谓“突击”，就是对中共成员进行秘密逮捕，强制说服，拉拢其为内线，而后秘密释放。突击活动先后有“内线突击”、“自首政策”、“一和二运动”。1940年，中统又下文在全国各省室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委各级与后方留守机关的高级负责人为对象，定10—12个月为突击期，由各省室主任及实验区长亲自主持，每单位完成1—2人为合格。①“特情”工作又不是体育活动，居然还要开展“竞赛”？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开展谍报工作之积极与急迫。

“打暗仗”

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成了公开的“友党”，两党之间的暗中特务活动本应自然消亡，但是，公开归公开，暗地里却是另一番图景。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归纳敌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暗的仗因为是暗，许多人不大注意；正因为是暗，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人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这就是反敌探奸细反共特务的斗争，叫做锄奸保卫工作。”

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明仗”是“军事斗争”，“暗仗”是“隐蔽斗争”。

边区政府报告指出：“暗的敌人”来自两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反共分子的特务。

“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日寇直接奸细”。从1939年至1941年，延安保卫机关共破获73件。太原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高子文，以三千元特别费，专程到延安谋刺毛泽东、周恩来。山西日本特务机关训练小勤务李永茂，派到边区偷文件、偷密码、放毒。抗大和陕公还发现日本培训的夫妻间谍。第二种是“日寇间接的组织”。1937年至1938年，边区内外有百余股土匪，李青伍股在劳山伏击周恩来，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要打通山西路线迎接日军，绥德、关中还有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1938年至1939年破获日寇收买哥老会组织的“探访委员会”、“地方探访队”、“防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义贯大刀会”等。

从以上概括可以看出：当时对日本特务十分重视，但情况掌握得还不够准确。比如：判断李青伍是日本特务，伏击周恩来是为了破坏国共谈判。

“暗的敌人”，第二方面是“反共分子的特务”。“和日寇无形中结成统一战线的就是反共分子的特务。”

这些反共分子又称“顽固派”，实际指国民党中坚持反共的派别。这个派别弹性很大，国民党的总裁在内部总说“有共无我”，到了一定时候，特别是有意与日本媾和时，也会公开反共。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确实就是“和日寇无形中结成统一战线”。“反共分子的特务”，这“反共分子”的限制词，实际是照顾国共合作，其真实内容，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保卫圈内简称“国特”是也。

中社部指出：“国民党在中国有长期统治历史，庞大特务机关利用着相当数量富有政治经验的我党叛徒及具备着其他便利条件，因此，尤须切实掌握政策，分化其社会基础，以达肃清内奸，粉碎敌人之目的。”

无论“日探”还是“国特”，对外统统纳入“锄奸”范围。凡是针对共产党针对边区的特务行为，都是资助日本侵华的奸细，都属非法，都应铲锄。“反特”、“反间”，也许还有党派之争的色彩，“锄奸”却是民族大义，名正言顺。以“锄奸”代称抗日时期的反间谍工作，可见此时中共反间谍策略之高明。

如果说中共对于日本的谍报机关还了解不够的话，国特机关则是老对手了。

边区外围的国特也分为两种：“建立边区外围的特务堡垒”。“第一，边区周围各县，上自党务、行政、军事、交通、文化等机关，下至乡村保甲，一律都是受过训练的所谓‘忠干人才’，专以破坏边区为能事，这类机关，共计有三百多个。”“第二，组织群众的特务团体”。“第三，秘密建立所谓肃奸网、递步网、谍报网等”。“第四，制造土匪，如经常骚扰边区的赵老五、张庭芝、夏老幺、陈老大等，都为他们所支持，其次则公开纵兵为匪，如过去的西峰保安队、清涧保安队抢杀行旅，最近之原何绍南保安队，准备侵入边区”。

“布置边区内部的明暗点线”。“一是以公开合法的机关和团体作为变相的领导特务机关的明点线，其次是设法打入我内部，或直接派人，或用金钱美女收买的所谓暗点线（内线）及建立秘密保甲等，这是反共分子破坏我们的主要策略，三年来经我们发现的达一百人以上。”①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下发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面对日益加重的反间谍任务，边保重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自己的监听电台，配备技术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还创办情报刊物《书报简讯》，定期向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通报敌特情况。

针对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情报据点，边保也设立自己的情报据点。面对南、西、北、东四个方向的国民党谍报力量，边保于1941年增设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处。

边区的锄奸工作还注意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进行。将原来是政府机关的“锄奸委员会”改为群众团体，由乡参议会在公民中选定七人组成，乡长、锄奸主任、自卫军连长为当然委员，负责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锄奸工作。

中共的组织能力极强，边区的党政军群都动员起来锄奸，边境有检查站的盘查，内部有组织部门的审查，这就使得敌特打入相当困难。

日本特务机关培训了一个中国间谍王玉田，作为巡回教师混入根据地，在晋西北被逮捕，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个巡回教师变成巡回反面教员，向各地介绍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特点。通过破获日本特务，中社部还掌握了日本人与阎锡山秘密谈判的情况，中共中央适时进行公开揭露，制止国民党方面的投降企图。

延安有所日本公民学校，各根据地抓到的日本俘虏集中到这里，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后来的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教育培训。这里的日本学员很多都转变思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还组成“日本反帝大同盟”，向日本人和国外宣传抗日思想，策反侵华日军。因此，这个学校也就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渗入破坏对象。

有个日本兵学员被借调到边区高等法院协助工作，同时监管改造。说是监管，其实相当自由，这个日本人满延安晃荡，抗大上课去旁听，部队训练去观看，延安召开群众大会还上台发言，显得相当进步。后来因为受怀疑而被捕，两个战士押送，一人放下枪去大便，这个日本人便抢枪打死两个押送战士，用指南针引导向黄河方向逃跑。边区各地都有锄奸组织，这个日本人混不过关卡，就强迫农民做饭，却被农民悄悄报告锄奸部门。就在这个日本特务用裤子装满馒头，扛在脖子上赶路的时候，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的一个班及时赶到，将其击毙。①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声势浩大，又组织严密，明里暗里织就天罗地网……无论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将派往边区视为畏途。沈之岳等人进来不久，看到前程危险，就自己开溜了。

以“拉出来”对“拉出去”

建立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

打进去——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本书第五章中描述的间谍就是这种实例。

拉出来——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服务充当内线。本章着重叙述这种间谍。

间谍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任何一方的情报、保卫机关都十分重视入口，新人加入一律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口之后，还有重兵把守的通道。混过政审加入组织的间谍，要想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还要经过多道筛选。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适时收到效果。

选择敌特机关之中关键岗位的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叛徒上尝到甜头，因此特别注重对中共采用“拉出来”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红军高级干部徐梦秋，拉出去不少共产党干部。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

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的团长何志德急匆匆来到设在交道镇的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

接待何志德的边保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何某可是个著名的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遭受国民党的迫害，位列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此人怎能叛变呢？

搞锄奸工作，对于秦平也是一个新的课题。秦平原名强万夫，山西介休人，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到山西决死队从军，10月由钟赤兵介绍到延安找周兴。起初在抗大锄奸部，1938年2月调到边保一科（情报科），后来到陇东做外勤工作。1941年2月，刚从陇东调回延安的强万夫，又被布鲁派到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科长。同事张季平说：你强万夫这个名字敌人知晓，给你改个名，我叫季平，高鹏飞叫富平，你就叫秦平吧！于是，强万夫就变成秦平了。

何志德向秦平详叙经过。富平一带是国统区与边区的交界之地，何志德在边区剧团工作，族兄何某就在五里外的国统区淳化县通润镇税务局工作。前些日子，何某托人捎话，说是有要事相商，要找何志德面谈。路又不远，何志德没有请示组织就当晚上路，从小路绕过国民党的检查站，顺利到达通润镇。见到何某就发现不对头。何某明确要求何志德秘密自首，在边区充当中统的内线！何志德不答应，何某就拉下脸子威胁。磨到半夜，何志德假装解手，披着何某的棉大衣，连夜跑回边区。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

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栏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

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机，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

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青年，也会被国民党拉出去做特务！事实使人看到：“拉出去”比“打进来”更危险。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要防止敌特“打进来”，又要防止敌特“拉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防止“拉出去”的任务更加重要！①都知道“拉”比“打”有效，那么，人家能够从我们的队伍之中“拉出去”，我们为何不能从他们那里“拉出来”？

难啊！不是难在别人不让拉，而是难在自己不肯拉。

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曾经从国民党中拉出鲍君甫，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国民党的“拉”，共产党最好的防御也是“拉”，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不会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利用的人（进步人士、动摇汉奸、投机分子、失意分子、叛徒等等）则内线工作不能得到大的成绩。”有了中央的上方宝剑，情报部门就放手在敌营之中开展工作。

国民党本是革命起家，吸收特工人员也以革命理想为号召。可是，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正在走向腐化，就连抗日也要张学良兵谏，这就失去进步的号召力。于是，已经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步青年，就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念头。

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在后方，张蔚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

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情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硕卿，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余硕卿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余硕卿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余硕卿改名黎琳，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琳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琳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她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黎琳到曾家岩八办报到时，叶剑英正在物色人选联络军统的电讯小组，于是，黎琳又改名张露萍，成了张蔚林的妹妹。

张露萍在军统中又发展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二十的张露萍任支部书记。

这个秘密支部很快拿到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波无处匿藏，都暴露于中共侦听之下。通过赵力耕、杨洸这两个报务员，张露萍可以拿到军统总台收发的电报稿，就和冯传庆、张蔚林一起琢磨破译。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发到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被动。①举国抗战，谁能高举抗日大旗，谁就赢得人心。可是，蒋介石的首要任务是保住手中的权力，未免在国内各派别之间勾心斗角，这就输了共产党一筹。

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个国民党的“死穴”。凡有国民党高级官员路过延安，毛泽东大多亲自交往。1938年5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去西安公干，回驻地榆林路过延安，不住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却在骡马大店落脚。在延安全城布有眼线的公安局得知情况迅速上报。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宝珊的到来，立即指示交际处长金城热情招待，自己上门看望。邓宝珊与毛泽东交谈甚欢，第二天又应邀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参观，竟至盘桓一周，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邓宝珊原是西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从甘肃排挤到榆林。这个扼守延安东北通路的国民党上将，从不参加反共军事行动，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压力，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1942年春节，国民党派驻晋察冀边区的书记长田昆山路经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认为这人是个老右派、老特务，不予交往。毛泽东却对金城交待：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争取团结顽固分子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调查过国民党的一个地方政府，一千三百多人中，真正反共顽固派只有四五十人，不到百分之四。对顽固派特务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都看成坚决反共或愿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派汉奸。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毛泽东亲自与田昆山长谈。会见后田昆山对金城说：勾结日寇反共是可耻的

第六章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3）

抗战期间的中国政坛趋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台较量。蒋介石惯于运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舆论纷纷谴责。毛泽东、周恩来则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最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也来到延安了。

1943年7月，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国变成盟友，中共也与美国合作抗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可不简单，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的政治顾问，如果说这个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特务，并不过分。

中共中央为了接待这个美军观察组，特意成立一个外事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任组长，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际处长金城任副组长。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亲自宴请交谈，八路军作战室敞开参观，交际处架好无线电天线，联防司令部腾出最好的石头窑洞，这种态度，这种效率，顿时使得美军观察组感到延安的善意。国民党倒是号称与美军友好，可美军要求在重庆架设一部无线电天线，居然要十几天才能完成。

中美之间抗日大方向一致，情报合作互利互惠。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实情，也为中共带来外面的报刊信息，定期航班还为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往来延安提供方便。这种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倾向反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观察组才撤离延安。

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工作相当成功。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中，就有多名中共党员协助工作。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始终主张使用八路军抗战，招致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与美方摊牌，撤换了史迪威。蒋介石丢失大陆后，美国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谢伟思和戴维斯还遭到政治迫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的驻华美国人士也恢复了名誉。他们认为，若是按照当年延安的势头去做，中美不至于交恶30年！

中国人最讲信义，中国人珍视友谊。好交友，重信义，这种美好的人类道德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有时甚至能够跨越敌对的阵营。世间无非敌我友，能够团结自己，结交朋友，那是政治家的基本功。可是，能够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在敌人阵营之中结交朋友，那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

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

无论国民党的“拉出去”还是共产党的“拉出来”，大家都在制造“叛徒”。变化频繁的中国政坛，似乎从来不缺“叛徒”。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

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当面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①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深入虎穴却送去一个虎子，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完全失败，而且败得糊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

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机遇。正是中央确定的“化敌为我服务”的正确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

军统也使用了大批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还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②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战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

“夫妻间谍”

中统重用李茂堂，本来用于侦察陕甘宁边区；可是，中共却逆用李茂堂，反过来侦察中统。从专业角度说，这是一个“反侦察”的成功案例。

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

延安的保卫圈颇有一些间谍战的爱好者，布鲁就时常探讨：侦察、反侦察、反反侦察……间谍、反间谍、反反间谍……

这“侦察”，就是我方侦察敌方的行动；这“反侦察”，就是敌方防范我侦察的行动；这“反反侦察”，就是我方针对敌方防范行动而采取的进一步侦察行动……

当然，也可从另一视角说，敌方派来间谍，我方反间谍，敌方又反反间谍……

说来说去，往往把人绕住了。都说布鲁抠名词，布鲁却乐此不疲。谍报战争越来越复杂，方法论也得跟得上去才行。

一个复杂的间谍案件出现了。

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一排窑洞的尾巴上。

这对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现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张帆寄来的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做退稿处理。王初细读，这首短诗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大概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压下来研究。

没几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报》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一连三次。什么重要稿件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汪金祥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国秘密战郝在今中国秘密战

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王初记录。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壳了。陈龙是东北人，懂得一些俄语，张某不敢再往下说，顶住不讲。

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这女人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

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买水果的时候使用俄语，张某就用俄语答话，这就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还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一天晚上，张某正在发报，日军的监听车突然驶来，将两人逮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两个延安来的间谍，就决心逆用。日本人布置这二人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显然，苏军情报组的这对间谍夫妻已经被反用，成为日军间谍。中社部立即将男子张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则被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①按照布鲁的说法，这个案例就是“反反侦察”。我方派出侦察的间谍，被敌方采取反侦察措施逆用，而后，我方再采取反反侦察措施……

“双重间谍？”

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生活经历比较简单，抗日战争的来临，一下把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摆在大家面前。

各根据地送来一些奇特人物。

四个白俄，从东北沦陷区辗转而来，莫名其妙地路过边区，被送到延安收审。

一个日本女人，汉话不懂几句，见人就鞠躬。不宜关押，留在保安处帮干部带孩子。

两个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人找到延安联络，这个“爱新觉罗博德”从藏氏帽子的缝口中撕出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介绍信，“北洋大臣内帘办事”。

一个东北汉子，关在边保还唱满洲国国歌，每天洗冷水澡。

全国抗战，搅动五湖四海，各党各派、三教九流，都在秘密活动，很难判定谁是敌特、谁是间谍。

就是边区当地，情况也不简单。

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兑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国民党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叛徒要肖某写情报，肖某不肯，那人就威胁要控告肖某私通共产党。肖某为了保住自己，就抢先控告姓张的私通边区。两人闹得连国特机关都不相信了。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待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

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

白区的隐蔽斗争更为深入，来自那里的人物更是忠奸难辨。

一对风度翩翩的男女来到延安，男子叫做张醒，据说是托派中央委员，女人则是政治局委员项英的前妻，据说是个叛徒。中社部通知保安处，由陈复生将二人逮捕。

一个叫做王文元的人从上海来到延安。王明的夫人孟庆澍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揭发：有个托派中央委员就叫王文元。中组部谈话后通知保安处，派秦平带人将其秘密逮捕。

上海的民族解放大同盟遭到国特破坏，林里夫在当地找不到组织辗转来到延安。有人说他曾经留学日本，可能是日本特务。于是也关在保安处。

白区党组织大多遭受严重破坏，有些人的真实面目就一时难以查清。

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

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

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

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

边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

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保关中外勤组乘机派这个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杨宏超一些假情报、假特情。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搞回不少情报。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边保，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成了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撤掉。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由新正县委书记李科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下，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曲及先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但是，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有时也就是些马路新闻。

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这个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发现疑点：文彬做周崇德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中不久，文彬怎能很快知道？

经过审问，文彬交待内情。文彬回国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德。

杨宏超策反周崇德？

最近边界形势紧张，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另找出路。这杨宏超本是关中外勤组派往中统的内线，近来却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又派人策反关中干部？叛徒何某那样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关中外勤组长秦平不得不怀疑杨宏超。

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得知此事，率队来关中秘密逮捕杨宏超。后来，杨宏超案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之中的典型案例，杨宏超的叔叔杨远耀是陕北的老党员，此案又牵扯到陕西党。

八十年代，杨宏超案件得到平反纠正。

但是，1991年出版的师哲回忆录专节介绍这段经过，依然将杨宏超作为中统特务。

1994年作者采访时，秦平对此案仍有自己的看法，其他反间谍专家有的也与秦平有同感。①复杂的情况使作者警惕：这本书不好写！

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作为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作者，无权轻下判定。

可是，正是因为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而且读者又没有身临其境的条件，所以，读者才对你的书感兴趣。

天下又有几个作者能够身临作品之境？作为一个为读者写作的作者，理应知难而进。

未能身临其境的作者，只得在想象中体味当时的情境。

杨宏超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偶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从一个进步青年一下变成间谍，显然缺乏训练过程。

再看当时的社会情况，边区里面共产党强国民党弱，边区外围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当地人也要生存，除了少数坚定分子之外，芸芸众生怕是只能两面应付。

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如何生存？起初身负共产党相送的假情报，当然赢得国特机关的信任；又带回国民党的真情报，当然赢得共产党的信任。两面受信任，这种双重间谍的日子好过。

可是中间有个转折。杨宏超带给国特的情报关系公开声明辟谣，那杨宏超还能继续受到国民党信任吗？不受信任的人还能得到机密情报吗？不能送回机密情报还能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吗？两面不受信任的双重间谍心态如何？

从人性角度，应该理解杨宏超的艰难处境。从工作角度，杨宏超送回的情报质量下降也可以理解。但是，间谍战争又是铁硬的现实：敌对的双方迫使你二者择一！

本想左右逢源，反落两头受气。对于一个并非久经考验的嫩间谍，发生诸多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间谍道德坐标尺中，坚定、动摇、逃避、脚踩两只船、自首、叛变、投敌，各种选择都在诱惑。

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到底忠于何方？

此案的关键在于派遣文彬到边区策反。如果瞒着边保，杨宏超就是叛变；如果报告边保，杨宏超就是可靠。

作者就此事询问李启明，得到明确回答：中统派遣文彬策反周崇德，杨宏超当时曾向边保报告，但是由于联络困难，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秦平手中，所以引起误解。

作者又问：考察一个间谍到底忠于谁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难度的问题。中社部当年的文件曾经列举多项标准。

李启明回答得很明确：看他带回的情报质量。①一语道破！

给谁的情报真实准确级别高，就是对谁忠心。其他的什么签字画押口头表态都是虚的。

这个案件令人感慨。

几十年后，当事人仍未掌握全部情况，还有不同看法。遥想当时，案情扑朔迷离，谁能判断清楚？

事后诸葛亮都不好做，事前谁敢称诸葛亮？

写出几个当事人对此案的不同看法和长期的认识过程，并非计较谁对谁错。而是试图证明——反间谍，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都知道派遣间谍打入敌特机关十分困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反间谍不比派间谍容易。

派遣间谍，我在暗处，敌在明处，我可设计骗诱敌人。

反间谍，敌在暗处，我在明处，难以识别对手的真实身份。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间谍战争更为复杂，谁的脑袋简单谁吃亏！

反反间谍

连续用上两个“反”字，这种绕口令式的专业术语，仍然不足以描绘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

1938年底，李启明到绥德从事外勤工作，在国民党驻军中发展了鲁南，鲁南又在专署发展龚震，在保安团发展崔际胜，从而形成一个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提供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反共活动和贪污赈款的内情，使得这个“磨擦专员”名誉扫地，悄悄逃出绥德。

从敌人内部拉出特情，利用情报取得斗争胜利，这已经是一次成功的谍报斗争。但是，边保并未就此停步。

1940年绥德解放，鲁南情报组并未暴露身份，崔际胜随同何绍南残部撤往榆林，鲁南和龚震则被八路军俘虏。边保精心设计，以遣送俘虏的方式，又将鲁南和龚震派往国统区。

让敌方带着间谍走。

鲁南情报组继续在敌方内部活动。3月，鲁南到绥远，打人国民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部任一总队特务营书记，发展营副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10月，鲁南发觉一总队司令冀聘之对自己有所怀疑，就把崔际胜派到伊克昭盟札萨旗保安队落脚，自己和龚震回延安汇报。当年冬天，李启明又派鲁南回绥远工作。鲁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结识国民党神木县书记长，以此跳板转入马占山的骑兵五师。鲁南与此前潜伏在伊克昭盟的巴克昌合作，收集绥远蒙政会与国民党蒙旗党部的情报。1941年夏天，鲁南又打入伊克昭盟首府东胜任贸易管理局秘书，又任用龚震当办事员，让崔际胜当听差。这个重新聚拢的情报组，又获得国民党在蒙旗地区的情报和军统东胜稽查所的电报密码。

顺势派遣间谍进入敌方内部，长期发挥作用。延安的派遣工作颇有长远眼光。

为了发展情报关系，善于交往的龚震在东胜积极活动，办了一个小型俱乐部，这就引起军统怀疑，一个从绥德逃来的国民党军官又认出鲁南，导致两人被捕。军统突击审问，龚震承认是延安的情报人员，鲁南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关系。在此期间，鲁南设法向延安捎信，说自己“生了一场病”。

李启明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鲁南的消息，正在担心是否出了问题，接到这个生病的信息，当即明白这是暗示鲁南已经被捕。

军统相当重视手中的共产党间谍，又企图逆用鲁南打入共产党情报机关。军统继续羁押鲁南，同时要他推荐一个交通回绥德联络，鲁南就推荐了崔际胜。军统十分得意，这是创造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谍案例啊！

崔际胜到了边区的米脂，却将鲁南密信交给边保，证实鲁南已经被捕。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却另有打算。

建立鲁南这个内线力量，李启明做过发现、考察、培养的完整工作。鲁南原名赵锡鸿，曾用名赵学民、赵伯之，本是山东新泰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同国民党部队撤出山东，一直寻求抗日。1939年，鲁南只身来到延安要求参加革命，由于没有介绍信被交际处拒绝。于是，鲁南转到绥德，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当了上尉书记。在绥德，鲁南又主动找共产党驻军司令陈奇涵要求工作。经过李启明的考察，鲁南被发展为边保的情报关系。鲁南在绥德发展的情报网，确实做出重要成绩。被捕后及时通报组织也证明鲁南仍然忠于我方。

李启明决定，利用敌人对鲁南的逆用，再做一次回击。于是，李启明也回了一封密信，装作不知鲁南已经被捕，继续给他布置任务。

复信到了绥远，军统果然中计，非但释放鲁南，而且让他在东胜三青团做秘书。这样，鲁南又能继续为边保提供情报。

国民党的反间谍措施，又被共产党的反反间谍措施击破。能够在十分复杂的斗争中看准实情，把握进程，延安的谍报思维相当清晰。

1942年春，担任八战区缉私处长的军统头子马汉三，又调鲁南和龚震到绥远国民党省府所在地陕坝，策划派遣鲁南到延安工作。此时，李启明也通知鲁南回延安参加整风。国共两方的情报上级都要求鲁南到延安，鲁南当然乐得从命。到了延安，鲁南立即向组织上汇报自己在绥远被国特突击的全部情况。此时，鲁南还不是共产党员。

已经被敌方逮捕的间谍，居然得以安全返回，如此用谍也够巧妙。

整风审干后，鲁南又被派往绥远，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联会报”任秘书，掌握绥远地区的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安全返回并不满足，还要再次出击！延安的情报野心真是够大。①从敌方阵营之中发展情报力量，使用情报力量开展斗争取得胜利；情报员被破获之后，又能借敌方逆用之机继续潜伏；在适当时机策动敌方派遣，安全调回情报员；又在重要关头再派情报员重新打入敌方，长期发挥情报作用。

鲁南情报组的完整案例表明，延安的反间谍工作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反间计

间谍战的最高层次是“反间计”。

孙子兵法十三篇，最后一篇《用间》大谈如何使用间谍：“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这就是说，如果能够综合运用五种用间方法，就能迷惑敌人，取得奇效。

五种用间方法是什么呢？“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者也。生间者，反报也。”这就是说：利用关系打入敌方为“因间”，拉出敌方官员为“内间”，反用敌方间谍为“反间”，利用间谍向敌方输送假情报为“死间”，间谍带回情报为“生间”。

孙子所谓“反间”，并非现在意义的“反间谍”，而是相当于现在意义的“反间计”。反间谍一般指捕获敌方间谍，反间计则为反用敌方间谍。

孙子将“反间”看作“用间”的关键。“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这就是说，一定要查明敌方派来侦察我方的间谍，用利益诱惑其为我服务，而后交付任务放回敌方。依托这种反间，可以将派进乡亲、内线，可以向敌人传递假情报，可以如期收回自己的间谍。五种用间方法之中，关键在于会用反间，所以，对反间的待遇应该优厚。

五间之中，其他四种都是使用己方间谍，惟有这个“反间”，竟要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岂非难上加难？

《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之中，就有用间的完整范例。周瑜、诸葛亮一方，派遣庞统打入曹营担任谋士，给曹操出了连锁战船的臭主意，可谓“因间”。利用曹操扣留的谋士徐庶散布谣言，动摇军心，可谓“内间”。周瑜诱使蒋干盗书，欺骗曹操杀掉两个懂得水战的降将，可谓“反间”。老黄盖冒死使用苦肉计，向曹操传递假情报，可谓“死间”。最后大获全胜，间谍也都生还，可谓“生间”。

这里面难度最高的是反间。主帅周瑜要亲自在敌方间谍蒋干面前演戏，召集群英会大宴，用酒精和友情麻痹对方；而后同榻而眠，显示自己丧失警惕，诱使蒋干相信送到自己手边的情报确实是真的；然后，还得靠蒋干说服曹操相信这份假情报，错杀不可缺少的水军将领。

“五间”俱全，怪不得周郎能够以少胜多。“五间”俱活，怪不得三国演义永世流传。

蒋介石也是个使用反间计的高手。

1932年，共产党员许继慎等人奉命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这个黄埔学生骁勇善战，打得蒋介石这个老师没得办法。蒋介石的本事，论打仗评价不高，搞特务却是独步天下。蒋介石派遣了两个特务，冒充国民党改组派，到苏区与许继慎联络。两个特务落到保卫局手中，供认许继慎是国民党内线。于是，国民党打不垮的许继慎，死在内部肃反的刀下。①延安时期，国共双方的间谍战更为复杂，有没有反间计的范例？

且看洛川斗智。

洛川位于延安南面180里，西安路途的第一大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了很强的特务组织，中统驻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而边保驻洛川外勤组的组长赵去非，则是个情报新手。

赵去非是东北辽宁人，青年时代在锦州毓贤中学读书。日本侵占东北强制实行日本教育，而毓贤中学这个英国教会学校仍然采用中华书局的课本，就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赵去非上学时接受了反满抗日思想，初中毕业后不肯按照父母的愿望留在东北教书，执意进关读书救国。1934年到北平考入不收学费的东北中学，1936年又考入东北大学。赵去非在北平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成为民先队员。当时，一批积极抗日的东北同学，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选择，赵去非的思想已经从民族革命转到阶级革命，决心投奔延安。到了西安，张学良正在办东北学兵队，赵去非知道这是周恩来建议的，就积极参加。这个学兵队的队员都是东北进步学生，教学由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赵去非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毕业后又转入延安抗大。毕业后，赵去非进入西北保卫局，任第一检查站站长，后来又到边保一科任外勤特派员。从未做过情报工作的赵去非，看着人家都反动，不知如何开展工作，还是周兴、布鲁等人具体指导，教赵去非学会如何建立情报力量。

赵去非到洛川任外勤组长，立即着手物色情报人员。

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赵去非考察发现，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而且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是个可以发展的力量。赵去非找石志文谈话，一下捅破窗户纸，要求石志文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当时还没有这个勇气，犹豫起来。

赵去非激将：“我们谈到这个程度，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石志文也激动了：“我要是干就像个干革命的，要不就不干！”

赵去非这次短促突击够愣，石志文后来笑谈，自己参加革命是赵去非逼的！

石志文当时的心理是，共产党要是利用我，我就不干，要是看做自己人，我就干！

赵去非十分欣赏石志文这个态度，立即给他一些情报，要他主动送给中统。石志文受到中统信任，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石志文把这个训练班几十个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边保与中社部核对，两个系统送来的情报完全一致。

1940年初共产党驱逐甘泉县国民党政权，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撤出。这样，石志文又进入中统陕西省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洛川的中统干部齐开章投奔边区，石志文又乘机要求调回洛川，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赵去非在国民党洛川县政府就有了自己人。

中社部也有内线在洛川。

洛川县政府的教育科长程永和，其实是中央社会部派出的情报员。

程永和本是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地下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到延安上抗大。中社部选中程永和，派到情报据点西北旅社当会计，协助经理汪金祥工作。鉴于程永和能力很强，中社部又将其派到马豫章的肤施县政府工作，并相机调往西安。国民党不知程永和过去经历，见他文化程度高，字写得漂亮，英文也好，就调到中统省室工作。后来，又将其调到洛川，公开身份是教育科长，其实是中统的“专任调工”、陕西调统室驻洛川专区中心情报组组长、特种教育督导团团长。

程永和性格随和，很快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县调统室主任搞到一起，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系统特务有什么动向，大家都向他吹。无论是洛川派往边区的特务，还是西安路经洛川的特务，都被程永和通报给赵去非。县里有石志文，专署有程永和，中统驻洛川的专区和县机关，都有赵去非的人了。

程永和整天装两面派，言行都得稳重，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次出差西安，程永和带了一本《联共（布）党史》在路上看，火车上被人发现，到站就被军统当作共产党特务抓住。押送途中，程永和紧张寻摸对策，刚被送到军统，立即就炸：“你们军统有没有别的本事？有本事整共产党，整我干什么？”这下就把军统骂懵了，忙问程永和是什么人。程永和硬气地说：“你们不是要整中统吗？问问朱宜之，看看我是不是中统的人！”

军统给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打电话，朱宜之说：“是我的人，送到我这儿吧！”

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向有矛盾，程永和到了中统还骂军统整人，朱宜之非但不怀疑程永和，反而更加信任他。

程永和在中统混得挺好，西安几次要调，赵去非就是不放。程永和1938年到延安，在洛川一干就是五六年，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这个英俊潇洒的国民党官员在洛川是个金牌王老五，有个漂亮女人总是追求。可那女人是国民党员，程永和怎么敢娶！总是拒绝没有合理的理由，总是单身又惹人怀疑，程永和就向组织上提出派个人掩护工作。给程永和派个老婆？赵去非手头可没有这种女干部，只好劝程永和自己找个思想进步的女人结婚。可程永和不敢。过去搞地下工作被抓过，知道这事情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要是找了个麻烦人就更麻烦了。于是，程永和打光棍一直坚持到解放。

赵去非的情报网逐步渗入国民党洛川地区各部门。洛川没有电报局，国民党往来联络都通过电话进行。县政府电话总机班长宁志杰是边保的情报员，负责监听电话的特务也是边保的人，这样，赵去非通过监听国民党的通话，就掌握了洛川地区国民党各系统的情报，还掌握了洛川与西安的之间传递的情报。

延安、西安往来不断，这洛川也是个“间谍天堂”。中统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当然也要有所作为。

这天，边保洛川外勤组组长赵去非突然接到交道镇干部罗克（曹先谦）汇报：有个中统特务要来投诚！

此人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歧，富县人，通过居住在边区的兄嫂来联系，说是想找共产党。

有了石志文、程永和两个内线，赵去非对洛川地区的国民党特务了如指掌。这个党部干事王忠歧，其实是洛川的专任调工，单不移手下的一员特工健将。早听说单不移是个善使反间计的老手，赵去非估计，王忠歧的所谓投诚很可能有假。

不管真假，送上门的情报工作不能不做。赵去非布置罗克，王忠歧来的时候，就对他交待政策：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过来对比一下，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好。

王忠歧听说三八五旅的赵参谋欢迎自己，也就战战兢兢地来拜见这个中共特工。

赵去非在交道镇的饭馆里设宴，顺势打问洛川的国特机关情况。王忠歧既称投诚，当然有义务提供一些情报。

两人谈起洛川国特机关的人员情况，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

王忠歧恭敬地说：“一定照办。”

赵去非诚恳地问：“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单不移没有怀疑吧？”

王忠歧顿时领会，这个所谓共产党叛徒原来是赵去非的间谍！

王忠歧回到洛川，兴奋地向单不移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王忠歧此行挖出一个共产党间谍，充分证明边保对他是信任的！两人不知，此人当真是个叛徒。赵去非正是利用王忠歧暗箭伤人，反间计啊！

没几天王忠歧又来找赵参谋联络，赵去非继续麻痹对手，鼓动王忠歧在国特机关里面大胆干，暴露就回边区嘛！

这下，单不移以为，这个赵参谋是个迷糊人，好对付。没过一个礼拜，王忠歧又来送情报。饭桌上，王忠歧主动说：“你过去问的几个人，在洛川都很稳当，没有引起单不移怀疑，可以继续工作。”

赵去非面孔一板：“王先生，我们对你够朋友吧？”

王忠歧讨好地说：“够朋友！够朋友！”

赵去非质问：“可是你呢？你对得起我们吗？你谈的这点儿情报，我根本不感兴趣！”

王忠歧慌了：“你要什么？可以提问？”

赵去非冷冷地说：“单不移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你是来干什么的你也清楚，他的事情你就不能透露一两句？”

王忠歧见应付不过去，只得讲出中统潜伏在边区的一个特务。

赵去非得寸进尺：“单不移在边区的秘密人员都有谁？你也许不是全知道，可是，你知道的也没有全讲！”

王忠歧满脸是汗，又吐出几个。

赵去非继续挤牙膏：“你应该忠诚地告诉我全部情况！你要是不放心，可以留下。回去也行，我替你保密。”

王忠歧顶不住了，一口气说出七八个人。

赵去非又问：“你怎么来的？谁让你来的？你不要站在单不移的立场和我谈话！”

直到王忠歧说出樊某，赵去非才相信他说出了全部情况。

这个樊某是边区富县政府的秘书主任，还是边区参议院的议员！石志文、程永和报告，樊某的表弟孙世昌秘密投靠国特，还在争取樊某投敌。这次又在王忠歧这里得到证实。

赵去非穷追猛打，王忠歧吓得浑身冒汗，一个劲儿表忠心，保证为共产党做工作。

主动上门提供情报？赵去非暗笑单不移失招。

王忠歧交待了这么多情况，赵去非不好再放他回去，就将王忠歧关押在富县的魁星楼上。

第二天早上，赵去非正要继续审问王忠歧，看押干部王承义哭着来报告，自己昨晚睡着了，王忠歧跳楼逃跑！

外勤组的人们顿时紧张：放跑特务，这个责任可是不小！

赵去非尽量镇定，安慰王承义：“王忠歧逃跑，我也有责任。现在不要哭哭啼啼，要想办法，不要上当！”

什么办法？

有人主张派兵追。富县距离洛川还有二十多里，也许能追上！

有人主张抄王忠歧的老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找他兄嫂要人！

赵去非沉着思考，谍报战，关键时刻必须冷静。

赵去非布置大家：谁都不要做声，就当从来没有这回事，谁问都说不知道！

大家有些诧异。

赵去非解释：王忠歧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单不移也要考察他，为什么共产党那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忠歧也供出几个人，我们放掉一个吐光情况的，再弄一个新的来。单不移发现我们抓了他的秘密关系，就会怀疑王忠歧！

当晚，赵去非就去诱捕樊某的表弟孙世昌。

孙世昌家住富县边界，距离国统区也就三四里路。突击孙世昌必须单刀赴会，赵去非也有落入敌手的危险。可是，为了挽回王忠歧逃跑的被动局面，只有冒险。外勤组事先布置武装人员秘密潜入敌境，成扇面护卫，只准一人通过。孙世昌的小院有三间瓦房，房顶压着枪，樊某在屋里等候，赵去非在草垛里藏着。

孙世昌如约而至，房上趴着的人下来开门，赵去非掩身而入。

孙世昌大惊失色！可是门口有枪，院里有枪，只得坐下谈话。赵去非反复劝说，孙世昌坚不吐实，已经是后半夜了，不远的边界还有孙世昌带来的武装人员等着，赵去非只得派人把孙世昌押走。

不久，石志文和程永和就报来洛川情况。

王忠歧顺利逃回，果然引起单不移的怀疑：共产党的边保那是什么地方，就能让你一个轻易跑出来？追问之下，王忠歧又承认向赵参谋供出几个人。这可把单不移气坏了，几年工夫才培养这几个人，都让你一下出卖了！单不移立即下令关押王忠歧，又派人通知孙世昌，不能和樊某接头。那知晚了一步，孙世昌已经被捕。这下单不移更认定王忠歧肯定是共产党派回来的，下令狠狠用刑。

冤枉万分的王忠歧大骂：“你单不移这么对待我？共产党还好些！国民党这样下去还不亡党亡国？”单不移更加痛恨王忠歧，下令将其秘密活埋，而且是大头朝下。

边保人们大喜：单不移替我们出气，我们抓住还不准活埋呢！洛川这出戏简直比蒋干盗书还过瘾。

赵去非又设计继续扩大战果。

边保向外放风，摆明王忠歧是自己逃跑的。

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和王忠歧过去的交待完全一致！王忠歧本来就有人缘，单不移本来就不得人心，洛川的国民党人员骚动起来。石志文、程永和两个乘机鼓噪，说单不移这个外来户专整本地人！这下闹得单不移在洛川待不下去，丢下工作擅自出走。

中统的洛川调统室无人负责，边保立即着手夺权。宜川县的中统专任调工聂铭锡也是边保的内线，不待上级任命自行来到洛川，控制了电台，向西安发报“挺身而出，主持大局。”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正在担忧洛川失控，恰巧接到聂铭锡电报，只得任命聂铭锡代理单不移职务。后来，朱宜之嫌聂铭锡资历还嫩，又任命石志文为洛川调统室主任。

不管是聂铭锡还是石志文，都是共产党的人。洛川的中统机关，从此完全掌握在边保手中！

利用敌方间谍，利用到整体控制敌方特务机关的程度！边保这个反间计，效果可是超过孙子兵法的要求。①喜好钻研的赵苍璧认为：“在隐蔽斗争中，敌我双方都要按照自己的谋略和方策行动，双方的谋略和方策都是为了战胜对方。”“敌我之间的这种智的较量，针锋相对的谋略和方策，我们谓之‘智异’。”

边保积极开展“智异斗争”。

绥德、米脂外勤据点设法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内线。军统榆林、绥德区上校专员韦良的妻子是米脂人，边保就通过其妻联系，争取韦良成为内线。韦良提供胡宗南部的动向，揭露军统挑拨西北军邓宝珊、高桂滋、高双成各军之间关系的阴谋。国民党榆林区秘书长李文芳也成为边保内线，向边保外勤曹鸿壁提供中统电报密码和中统依靠胡宗南进入边区的情报。

1942年年底的时候，边保各外勤据点已经在对面的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情报力量百余人，获得情报数百件，其中有中统陕西省室特情突击竞赛指示，洛川、榆林等区室的工作计划，而且控制了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据点。

国共两党围绕陕甘宁边区的情报竞赛，共产党逐步领先。

情报、保卫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谍报战。

谍报战的特点就是敌我混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因此，谁能化敌为我服务，谁就能取得谍报战的胜利。

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也就掌握着一个间谍的生死富穷。那么，还会有哪个国民党间谍肯为在野的共产党服务？

请看打入中共的最大的国民党间谍案。

①凌云：前安全部部长，1998年5月27日采访。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对国民党特务机关了如指掌。

①中央社会部：《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给各地的指示》，周兴自存档案。从中社部这份文件中，可以判断这份中统“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原意。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民国28-30年），周兴自存档案。这份报告对于敌特情况的概述，反映当时边保对敌情的认识。可惜，由于时间相隔太久，对于报告中提到的大量反间谍案件，作者只能选择其中的重要案件加以叙述，没有条件一一核实了。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梁济长期在延安市公安局工作，当时延安市局负有监管这些日本俘虏的任务。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作者曾与秦平多次交谈，又核对他自己写的回忆文章，从中掌握很多重要情况。

①明军、地久主编：《中共特工秘录》，大连理工学院出版社。此书记载多名中共大间谍的事迹，其中就有中共在军统电台中的秘密支部的故事。张露萍这个秘密支部后来暴露，全体成员都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监狱，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由于地下工作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张露萍的真实事迹在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①罗青长：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毛泽东笑谈“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的生动细节，还是罗青长亲自对作者说的。

②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军统内部的中共叛徒情况来自沈醉记叙。沈醉在建国后碰到一个前军统干部，才知道此人是打入军统的中共情报员。作者在采访中也听说有至今保密的类似情报员。假叛变的情况也是有的。顾顺章叛变时，特科刘鼎无法藏身，经领导批准假装投降，后来又秘密脱逃回到延安。

①王初：前公安部副局长，1998年12月7日采访。日本间谍能够打入延安的并不多见。王初经手的这个日本夫妻间谍案件曲折有趣。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亲访。这个杨宏超案件后来成为“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例。

①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杨宏超案件曾有多位当事人，但是他们后来都中断了和此案的工作关系，而李启明始终掌握完整的案情。

①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李启明亲自发展鲁南这个重要的情报关系，并介绍鲁南入党。

①朱世同：前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2001年8月23日采访。朱世同的父亲朱蕴山当时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地下共产党员。朱蕴山支持自己的学生许继慎等到农村创建根据地，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参与邓演达改组国民党的行动。由于许继慎被错杀，朱蕴山愤而脱离共产党组织，后来在民主党派中积极活动，仍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①赵去非：前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1998年9月24日采访。没有文字材料，也没有事先准备，赵去非将洛川斗智娓娓道来，栩栩如生。张季平等同事可以证实和补充这段叙述。石志文建国后任西安地质学院院长，程永和建国后任云南省公安厅二处处长，后任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第七章延安反特第一案探究奇案

大概是1984年左右吧，作者看到一份材料，那是总政保卫部长郝苏写给甘肃省庆阳地区公安处的一封回信，对于征集公安史料的回答。

全文不长，其中一段引人注意：“吴南山，庆阳人，曾任我方庆阳县政府教育科长。他于1938年秘密地到陕西汉中参加戴笠系统在那里设立的特务训练班（名义是游击训练班）。1939年回到庆阳后即向党组织秘密交待，由保安科反用，从中了解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动态。更重要的是吴南山在1941年提供了戴笠派往延安搞行动破坏的祁三益等。还由此发现了延安的几个特务，都是汉中训练班的，名字记不清了。到1942年审干、抢救运动时，可以说汉中训练班派往边区的所有特务全部落网，派往其他抗日根据地的也有名单，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陇东地区的范围。吴南山在这个案子中有很大功绩，后来经西北局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请陇东地区领导人和公安处的同志不要忘记这个人。乔苍松、涂占奎和我都经手此案，李甫山、赵苍璧同志更清楚一些。”①郝苏评价什么向来谨慎，这次居然说“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陇东地区的范围”。而且，此案之中的特务吴南山居然还入了党？这就不免引人关注。后来，又听说破获此案还得到毛主席的表扬。这样，作者就开始关注这个案件。

郝苏文章中提到的几个知情人，乔苍松在陕西，涂占奎在青海，李甫山在山西，惟一在北京的赵苍璧也于1993年去世。幸而吕璜知情，此案由布鲁从陇东带到延安，继续扩大战果。作者又找曾在延安处理此案的李启明。恰好李启明正在组织撰写有关历史资料。去西北收集材料的严夫当时也在陇东从事外勤工作，收集了一些文字材料。

初步掌握的情况表明，此案发生于陇东，结案于延安；涉案人有吴南山、祁三益等人，办案人有布鲁、李甫山、赵苍璧等人；侦破此案，一举抓获混入中共组织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数十人，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这个案件的分量越来越重，应该寻找其他文字材料，以印证口述材料。

这下却陷入困惑：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个案件的记载。

时隔五十年，难道此案仍属保密？

放大搜寻范围，特别是注意一些前国民党特工人员撰写的回忆录。

当时军统西北区负责人是程一鸣。此人在建国后逃到台湾，任保密局驻澳门情报站站长，起义回到大陆，撰写了详尽的回忆军统的文章。可是，翻遍程一鸣的文章，根本没有这个汉中特训班的只言片语！

这不会是遗漏，因为程一鸣的文章有“六、特务的训练”，其中提到“这些训练班的公开名义，计有：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中央警官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杭州警官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军事委员会外事训练班、财政部缉私人员训练班、财政部货运局训练班”。程一鸣又将“能记忆的各种特务训练班的实际情况陈述如下”，提到的有：参谋本部乙种谍报参谋训练班、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军统局黔阳训练班、中央警校特别警官训练班、息烽特训班、外事训练班、监察训练班。程一鸣又写道：“军统局训练班很多，究竟有多少个？不清楚。我所知还有：谍报参谋训练班、邮检班、货运班、越南班、外语班。”程一鸣甚至想到军统局和美国合办的班：“南岳中美训练班、雄村中美训练班、息烽中美训练班、建欧中美训练班、漳州中美训练班、华安中美训练班、丽水中美训练班、重庆中美训练班、西安中美训练班、陕坝中美训练班。”就是程一鸣的记忆不完全，他也写出这么多训练班，不会把自己经手的“汉中特训班”忘了吧？

程一鸣专门详写军统的西北区，承认自己在1941年春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从事大量反共活动。那么，程一鸣为何偏偏不讲自己最为成功的反共谍报工作“汉中特训班”呢？①想像力被激发了。

也许，程一鸣以为，这个汉中特训班并未被共产党破获，还有特务深深埋藏，因而不想得罪人。或是，这个程一鸣压根儿就是假装投诚？还是，这个案件内情极其复杂，有关方面将程一鸣的叙述在发表之时删去？

又去打听程一鸣的情况。知情人告知，程一鸣曾是中共叛徒，建国后又从澳门回大陆投诚，确有立功表现，摧毁了国民党驻扎澳门的特务机关。程一鸣提供的材料，不但包括国民党特务在大陆时期的情况，还包括台湾情况。程一鸣去世的时候，广东安全局特地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这么一个人，不会故意隐瞒汉中特训班吧？

又寻找其他前国民党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章。一本台湾出版的《国民党军统》内幕，提到各特训班的毕业学员，在军统形成三大派系。这就显得作者相当了解军统内情。可是，此书也没有提到“汉中班”。

是否因为这个汉中班依然有人在大陆潜伏，台湾方面要为他们保密？

又细查沈醉发表的文字。沈醉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核心人物之一，掌握的全面情况大概要比程一鸣多。

沈醉写到，军统确实十分重视举办特务训练班。凡是军统办的“特训班”，一律由戴笠亲自兼任主任。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还有一个称呼——“校长”。狠抓军权的蒋介石，特别重视培植嫡系，于是，就格外器重自己任校长的黄埔军校系统。凡是黄埔毕业生，对蒋介石都不称总裁而称校长。蒋校长的学生戴笠当然也重视学生，这样，戴笠在军统之中，也是学生满天下了。

军统特训班于1938年创立，对外称“特警班”。各班以地名冠名，一般知晓的有：湖南醴陵的陵训班、贵州黔阳的黔训班、贵州息烽的息训班、四川重庆的渝训班、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福建建欧的东南特训班等，先后毕业学生1.5万人至2万人。

军统的纪律是“生进死出”，进了特训班就是军统成员，必须放弃个人自由，遵守团体纪律。“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战时不得结婚”……特训班将军统“家风”灌输于学生。最为重要的课程是“反共”，由中共叛徒张国焘、叶青亲自编写的教材，讲解“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等课程，最后一讲是蒋介石的语录汇集，“有共无我，有我无共”。特训班的学员被告知：“军统与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还不至于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别想活命。”

这令人感到有趣，国共两党在狠抓情报、保卫工作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都重视办班。就在延安中社部、保安处大办情报训练班的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在大办情报训练班！

可是，沈醉早期撰写的《戴笠其人》，并未提到“汉中特训班”。

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沈醉的文章中才有了线索。在《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一文中，沈醉记述军统通过训练班培训特务，向延安派遣的情况。

抗日战争之前，军统的前身是“特务处”。处长戴笠指示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专门培训一批特务打入陕北苏区。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内设立一个“特警训练班”，培训了五六十人，其中薛志祥等几个人混进苏区，但无法扎根，不久就撤出了。还是共产党的叛徒有办法，张国焘进入军统后，向戴笠提出一个建议：共产党重视青年学生，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也应从培训学生入手，以期打入中共。于是，军统开始重视吸收学生加入特训班。军统特训班的毕业生，有些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的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务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最为隐秘的一批，则是派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潜伏。

怎么打入延安，是这些特训班的主要课题。张国焘撰写的教材，主要是介绍中共上层情况，对于间谍行动没有多大意义。戴笠就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办法。军统的基本特务之中，去过延安的有秦某、赖国民、沈之岳等人。沈之岳先后去过两三次，在抗大还加入了共产党，在军统之中大为走红。

军统榆林站曾经培训学员打入延安，但是很快都被边保捕获，而且公开送回国统区，弄得戴笠十分尴尬。

沈醉和军统西北区的几个负责人私交很好，了解到，西北区派往延安的特务大多是兰州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军统兰州特训班，有谍报系、警政系、电政系、外事系、边疆系、军事系，前后培训5期，毕业学员两千多人。兰训班的培训目的就是打入陕甘宁边区，选择的学员大多是西北籍贯，有老家或亲友在边区。这些特务进入边区并不很难，但是电台带不进去，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就更难。

戴笠不知，兰训班难以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边保派出的毛培春早已打入兰训班成为内线，许多同学早就被揭发了！

继续细读文章，发现沈醉这次提到汉中特训班！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留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时间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些情报。”

尽管沈醉的记述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这个汉中特训班却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证实！①1992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终于写到这个班，不过，名头是“”西安特侦班“：”1939年成立，设在陕西汉中，1942年迁到西安，改称西安特侦班。戴笠兼班主任，以特侦站站长程慕颐兼任副主任，学员来源一部分是由战干四团挑选来的，一部分是由兰州训练班挑选来的，每期人数三十人，训练期满派在特侦站工作。“

这就从台湾方面证实了这个“汉中特训班”的存在。有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写明这个班毕业学员的真实去处是延安。②爬梳手头材料，作者发现，原来是自己不熟悉情况搞错了。

领导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是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而不是程一鸣的西北区！抗战时期，军统数次调整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工部署。1934年成立陕西站，1935年成立西北区。这个庞大的西北区下设五个省站，统管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工。1936年西安事变摧垮了军统西北区，之后的国共合作又使军统不好大肆活动，于是军统就隐身在西安行营、天水行营之中开展工作，后来又分设晋陕区和西北区。所以，西北区负责人程一鸣并不一定能知道晋陕区的西北特侦站办了一个汉中班。程一鸣的文章没有提到汉中特训班，只是证明程慕颐的保密性相当强，连同事都不知详情。这也不奇怪，成功打入延安，要防止泄密；被延安破获，更要遮丑；反正程慕颐不好再提这个汉中特训班。后来，程慕颐随同蒋介石撤到台湾，就更不可能给大陆留下公开文字了。

也不能光怨作者弄不清楚，军统这两个区都有一个“程一”！知情人都说汉训班的领导叫做“程益”。现在看，这个“程益”显然是化名。可是，谁能说清这个“程益”是“程一鸣”之中的“程一”还是“程慕颐”之中的“程颐”？在作者看到的文件中，程慕颐签名有时就用“程一”！

从国民党方面落实了汉中特训班的来历，又要问：共产党方面为何不公开披露这个成功的反间谍案件？

赵苍璧、郝苏这些老保卫，保密观念已经融化到血液里面，甘当无名英雄也是自觉遵从的职业道德，他们不说，可以理解。可是，还有那么多史学工作者、报告文学家，为什么别人也不写？

直到1995年，《陈龙传》终于提到此案，但也比较简略。

后来，又在师哲回忆录之中找到一个线索。师哲提道：“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人所共知，康生借口反特，在延安大力推进“抢救运动”，错整了大批好人。

难道，汉中特训班一案还是延安“抢救运动”的诱因？

如果属实，那么，这个案子的后果，已经超出一般的反间谍工作范围，而是具有相当的政治作用了。这个案子也就更加值得查实，更加值得总结了。

可是，如果这个案子确实对抢救运动有影响，那么就必须问问：这个案子本身是否属实？

因为，抢救运动中的案件，大多属于冤假错案。作者的母亲就在那个时候坐过保安处的监狱。

这个“汉中特训班案件”是否属实，该问谁呢？

办案人，一般都会认为自己办的案子属实。

所以，尽管作者十分尊重这些老保卫，但是，为对历史负责起见，还是必须另行查实。

另一条查实途径是寻找涉案人。一般地说，案件的当事人，总是倾向否定案情或是减轻案情。如果当事人也能证实，应该说这个案件就是可靠的了。

那就要寻找汉中特训班的“特务”了。

寻找“特务”

作者寻找的第一对象，当然是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主角——吴南山。

郝苏的材料写道：“吴南山在这个案子中有很大功绩，后来经西北局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请陇东地区领导人和公安处的同志不要忘记这个人。”这说明办案人认定吴南山在此案之中具有关键作用，也说明办案人担心此人的下场。

这个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此案破获之后发生的抢救运动，有多人挨整，赵晓晨等人还整理了一份关押在保安处的人的名录，其中虽然没有吴南山，却有几个涉及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人物。陆为公，曾任庆阳中学校长、庆阳县长，吴南山主动交待，第一个找的就是此人。可是，此人却在抢救运动中进了边保的监狱。同狱还有祁三益、王星文等人，都是后来加入了边保组织的前汉中特训班成员。那么，吴南山是否也会挨整呢？

熟悉西北情报史的李启明、严夫等人，也不知道吴南山的去向。那个时期的情报、保卫工作相当机密，不在一个系统，往往不知情况。作者只有在采访中到处打听。一次，在采访当年陇东地委干部马兆祥时，听说吴南山解放后在甘肃平凉地区工作。于是，作者就试探性地给平凉寄去一封信。①过了一段时间，居然收到吴南山的回信！

原来，吴南山早已离休，现住兰州，辗转接到寄给平凉的信件。得知这个当年卓有贡献的人物现在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作者不禁替郝苏了却一份担忧。但是，吴南山却没有提供案件的详情。信中说道，此案的经过已经向组织上详细交待，若要继续了解，请通过公安部门联系。

这就使作者为难。向现在的公安部门解释为何了解五六十年前的案件，也要合适的理由呢。

后来，作者又从陕西省公安厅公安史志办公室整理的边保名录中，从中找到吴南山、李军的名字，就给这两家挂电话。得到的消息如雷轰顶：吴南山刚刚去世！李军也在更早的时候去世。

真是懊悔！为何没有抓紧采访这两位关键人物？懊悔之余，还是把自己帮助杨玉英编辑的《怀念周兴》一书，给吴南山的夫人寄去。

没想到，很快接到吴南山儿子吴定军的电话。原来，吴南山几次整理自己的回忆材料，都由儿子协助，吴定军也很了解情况。听说作者的写作意图，吴定军非常理解。后来，作者有机会出差甘肃，与正任平凉地区政法委书记的吴定军面谈，终于了解到其父吴南山当年的详细情况。经吴定军介绍，作者又找到兰州市公安局史志办。李文吉、马如耀两位老公安干部多年追踪汉训班案件，多次访问吴南山等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他们提供的材料，是作者目前看到的关于汉训班案件的最为完整的文字叙述。②③虽然耽搁了对吴南山本人的采访，但作者始终把这个案子放在心上。

出差山西，找到李甫山。发案时，李甫山正任陇东保安科科长。此案的大收网虽然在延安，但是，发案在陇东，破案后，涉案人也多回到陇东工作。因此，陇东这一头一尾就相当重要。好不容易找到破案的领导人物，急切了解情况，可是，李甫山却不时说起：“案子经过我可以对你讲讲，可是破案方法还是要保密的……”

作者耐不住了：“你们当年的方法还有什么可保密的？人家国民党和美国早都写出来了，早都拍成电影了！”

采访老干部，常常遇到类似问题，不是保密，就是不能宣传个人。尽管党和国家规定的最高保密期限是30年，但是，从情报保卫工作的特殊性考虑，有些事情也许永远也不会解密。在隐蔽战线，当然要永远提倡甘当无名英雄。

作者强调：“有些情况确实已经解密了。你们党性强的不宣传个人，那些党性不强的人却在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无论是对历史负责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都应该讲出真实的历史，不能埋没无名英雄！”

说起延安的故事，李甫山笑道：“你爸爸当年找对象，问我一个学者的前妻行不行，我说不行。后来又问我你的妈妈行不行，我说行。”

谈话的气氛轻松而亲切，老人终于讲出汉中特训班案件的全部经过。出门后，他的女儿告知：父亲在反右的时候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后才平反，刚刚住上新房子，心里还有顾虑。

作者又到河北正定县青海干部干休所找到涂占奎。郝苏回忆文章中提到三个陇东保安科的知情人，乔苍松是秘书，郝苏是侦察股长，涂占奎是治安股长，专门搞行动的人。

此案由陇东保安科发现，上报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边保又上报中社部，由中社部指导边保破获整个案件。陇东的领导和办案人都找到了，还应去找中社部的办案人。

中社部二室的治安科长陈龙曾负责这个案子，陈龙夫人余海宇把手头最后一本《陈龙传》，签字送给作者。

又找到曾经参与破案的王。这位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坦率叙述，使作者心中有了底：这个案件现在不保密了。作为中社部参与此案的人员，王亲自听取过康生、李克农的破案部署，还负责侦破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小组。

王炎堂、王初等前中社部干部告知：此案的范围远远超出陇东，甚至超出陕甘宁边区，有些嫌疑人还潜入其他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的身边就有一个。案发前，中社部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发现一些线索，边保发现以后，中社部又统一部署破案。此案除了在延安抓到40多人以外，其他根据地也抓了一些，牵扯人数达到200多人！①

侦破此案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保卫专业。最早接触此案的两人，并非专门保卫干部。吴南山最早找陆为公试探交待问题，陆为公就带他找马文瑞谈话。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是当时当地的最高负责人，明确肯定吴南山的作为，鼓励他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这个政策交底，对于吴南山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作者采访时，马文瑞还清楚地记得吴南山如何找自己谈话，自己如何布置保安科工作的过程。后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常委的马文瑞还肯定地说：延安审干同此案有关。抢救运动中这个案子是真的，其他大都是假的。李甫山、涂占奎还说，康生在抢救大会发言时，质问全场：哪个单位敢说自己没有特务，我给你点出来！随即点出代号，台下就有人应声而出。这下，各个单位都赶紧抓特务。

看来，这个案件对于延安审干以至抢救运动，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目前回顾延安整风审干、回顾抢救运动的文章，谈得太少太少。

已经找到案件的涉案人、办案人，又有准确的文字材料，这个案件在作者的脑子里面逐渐清晰起来。

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确实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特务打入延安的最大案件，打入人数最多，打入层次最高，打入范围最广。而共产党保卫机关的侦破，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案，政策把握最为准确，策略运用最为巧妙，人员转化最为顺利。从综合方面看，我还没有看到此前此后有哪个特务案件能够超过此案。如果说此案是“中共反间谍第一案”还没有把握的话，称为“延安第一案”，完全当之无愧！①对于这个重大而复杂的案件，还要从头细细道来。

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辖区包括陕西的北部、宁夏南部的盐池县和甘肃的陇东部分地区。陕西北部贫瘠，宁夏南部苦咸，惟有这陇东，还有一片富庶地方。陇东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东部原是陕甘边苏区，后来成立庆环分区，专署设在曲子镇。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专署在平凉和西峰。

庆阳城是陇东枢纽，北通环县、定边，可至盐池、银川；东行可至合水、富县，以至延安；西通镇原、平凉，以至兰州；南扼宁县、长武，可达汉中。北宋戍边名臣范仲淹曾在这里督师。庆阳一带是双重政权局面。城内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可是，这里又是八路军的驻防区、募补区，王维舟任旅长、耿飙任副旅长的三八五旅就驻扎在庆阳一带，蔡畅的公开职务是庆阳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县长。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环分区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是边保七里铺训练班一期毕业的乔苍松。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郝苏，到了陇东就被李甫山派到国民党专署所在的西峰镇潜伏。庆阳县保安科长郑子兴手下缺个有文化的秘书，不久又把郝苏调回。涂占奎正任环县保安科特务队指导员，忙着剿匪。

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长年处于拉锯之中的陇东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生存。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层，往往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来执政都行，我只要保住我的家产地位。平民老百姓则倾向共产党，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的八路军部队却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还搞减租减息。庆阳的老百姓遇到难处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帮助写些文案。庆阳县教育局局长是国民党员，停发义务小学教师的工资，吴南山就找庆阳西街小学的校长陆为公。陆为公是本地人，红军西征时加入共产党，又是庆阳抗敌后援会的主任，这个主任在庆阳的影响力相当于县长。陆为公帮吴南山写了状子，上告到省教育厅，可是，省教育厅派来的督学却把吴南山训斥一顿。后来，区公署又借口这个小学的教员唐得智的父亲欠了两元税款，把唐得智拉去打屁股板子！欺侮教师？陆为公、吴南山带着庆阳几十个教师冲到区公署，把区长也打一顿。由此，庆阳的国民党认为吴南山有些“红”。后来，吴南山被调到庆阳县第一完小当教员。多才多艺的吴南山拉胡琴，闹社火，排演戏剧，上街宣传，搞得更热火。国民党庆阳县教育局长缪至德点名批评吴南山。别人提醒他，你再逼他，他就跑到延安去了。

1939年12月，陇东的“磨擦”激烈起来，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镇原、宁县地区，八路军赶跑国民党的合水、庆阳县政府。吴南山和庆阳的一些小学教员被国民党裹胁到西峰镇。缪至德挟嫌报复，以吴南山和八路军接触多为借口，不给吴南山工作。吴南山离开家乡，生活无着，就在第二完小帮助闹社火。正月十五一过，社火也闹完了，又解决不了吃住，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这时碰到原来庆阳第一完小的同事胡瑞麟。只见这人穿着一身黄军装，相当神气，又相当神秘！这就引起吴南山的好奇，赶紧找他介绍工作。这胡瑞麟还卖关子，声称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的亲信组织，像你吴南山这样的人太红，不要。这个时候，不少陇东人还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到重庆工作还是相当诱人。吴南山下心央求，胡瑞麟这才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正在招生，免费上学，毕业分配工作，月薪五十元。继续上学正合吴南山的心愿，何况又可以解决生活出路。吴南山邀集李滋渊、杨易荣等几个同事一起去，胡瑞麟提供了一点儿旅费，说是不够到重庆，让吴南山到了汉中再找一个叫杜长城的人借钱。

三人到了西安，杨易荣生病住院，吴南山在街上碰到几个庆阳老乡，告诉他去的地方严得很，当地人主动报名都不要。吴南山不知这几个正是汉中特训班的毕业生，还说严怕什么。三个老乡答应照看杨易荣，吴南山就和李滋渊去了汉中。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馆子街18号，见到的杜长城是个佩带短剑的军官。杜长城看了胡瑞麟的介绍信，带两人上街照了像，然后就说带他俩去过载行乘车去重庆。杜长城坐着洋车，吴南山和李滋渊步行跟着，一直走出汉中东门，到了郊外的十八里铺，又从兴隆寺旁的小路穿过去。吴南山和李滋渊觉得这地方不对，但又不敢追问。

杜长城带着两人来到一处院落，像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庄园，有三个相连的院落，门外挂着牌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进去之后更觉不对，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

杜长城把吴南山和李滋渊交给一个叫做王绍文的教官，王教官询问一通，交待今后不准使用真实姓名，给吴南山起名“吴继尧”，还有一个代号。然后就是填表，撰写详细自传，再经过教官谈话核实后，才算正式加入。吴南山带的东西，除了水笔之外都被收走了，从里到外换上军服。教官交待纪律：一不准见了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在受训期间抽烟，三不准把真实姓名和住址告诉其他人，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外出，六不准在受训期间理发洗澡，七不准向外写信和会客，八不准在本部院子中单独走来走去，九不准在课堂上说一句话，十不准不经请示离座上厕所。

吴南山诧异：这哪里像是学校？

吴南山和李滋渊被送到一个房子里面。同屋有好几个老家的熟人，可是都不跟两人说话，有的还暗示不要交谈。吴南山好生诧异。到了厕所，才有人悄悄告诉：这里很可怕，千万不能随便说话，否则一不对就会押起来，或者失踪，或者丢到硫酸池里面！

睡觉的地方是两排草铺，一人一尺多宽，早来的学员满脸胡须，满头长发，躺下，人人都一动不动。这晚，吴南山蒙着被子悄悄流泪。

这个训练班的日程十分紧张。早上五点半起床升旗，晚上十点降旗睡觉，上午下午各上四小时课，晚上还有加课，整天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吃饭还有仪式，饭菜摆好后人人起立，待班主任程益到场，值星官一声“立正”报告人数，然后程益一句“开动”，大家才能吃饭。狼吞虎咽五分钟，值星官就吹哨停止就餐。大家又是立正，目送教官出场，而后列队慢跑十五分钟，上厕所五分钟，接着就是上课了。一天三顿饭，顿顿有仪式。

这个训练班的课程都是令人胆寒的特务专业。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也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讯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技能。“密写”要用米汤、白矾、唾液、浆糊，显现要用碘酒、火烤。密电可以用明码加“密约”，还有“隐身法”、“先横后直”、“先直后横”……

吴南山是个好学的青年，但对这些课程却是闻所未闻，只有小心学习。

这个训练班的管理极其严格。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迟到就挨打，上课说话也挨打，就连上厕所东张西望也要关禁闭。一次上课，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竹桌，教官非说吴南山“心不在焉另有所思”，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

这哪里是抗日游击训练班，分明是人间地狱！吴南山表面上检讨过关，心中暗想：在这由你，出去由我！

这个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第三国际是苏联组织的国际间谍网”，“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只有消灭中共，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复兴，太平洋才能太平”。《中共内幕》的小册子大谈共产共妻，“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

吴南山是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吴南山是来学习抗日的，教官越是宣传反共，反而越是使得吴南山觉得国民党不是真心抗日，而是真心争权。吴南山决心，离开这里坚决不给他们干事！

下定决心之后，吴南山反而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你骗我我也骗你，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为了回去有所交待，吴南山利用学习机会，暗中记忆这个训练班的组织、人员、课程设置和内容，又利用晚上值班的机会，抄写“万能显影液”和“汞爆药”的配方，搓成细卷藏到头发里面。

教官李国栋表扬吴南山学得好，吴南山乘机说：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让我回去我就干。可是，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李国栋也觉得有道理，就向班主任程益汇报。程益给吴南山编了一个代号101，就派吴南山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讯，就靠这个“海底”。

一个姓张的别动队员护送吴南山离开。吴南山知道，自己参加的是第四期，别人受训两个月，自己提前一个月毕业，是第一个离开的学员。出了十八里铺，姓张的说：“你们年轻娃娃要小心，你出去以后不要回来了。凡进过这里的人，再回来下场都不好，发现不轨就没命了！”吴南山以为此人是试探自己，故意表示忠诚，说自己还要回来。到了汉中汽车站，这个姓张的流泪了：“我看你是个忠实分子，你向程益报告去，把我收拾算了。”这下，吴南山倒放心了，此人刚才说的还是真心话。

吴南山到了西安，到北大街的一处机关接头。这里是军统西安站的联络机关，指示吴南山今后直接和这里通信联系，到西峰镇之后找张明哲领导。吴南山又到处打听一起从西峰来的杨易荣，别人说病死了。

返回陇东的路上，吴南山还心有余悸。本来是想寻找一条生活出路，没想到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虽然自己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回到陇东，共产党能不能信任自己呢？

吴南山弃暗投明

到了西峰镇，吴南山先与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接上头，又给陆为公写信，说是出去没考上学，想托他找工作。陆为公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工作。吴南山心想，只要不杀我，我就交待，要杀我我就跑！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共产党员朱开铨代理县长，原抗敌后援会主任姚静波任秘书，地方知名人士田绍锡为民政科长。上级派来高益任财务科长，郑子兴为保安科长，秦平为保安科秘书。4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决定在庆阳设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王维舟、朱开铨为正副专员。8月，又将以曲子为中心的庆环分区，与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分区合并，成为陇东分区。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为马文瑞，正副专员为王维舟、马锡武。陇东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乔苍松，侦察股长郝苏、治安股长涂占奎。

陇东地区过去没有一所中学，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决定创建陇东中学。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参加筹建，7月到陇东中学任教师，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吴南山边工作边思考自己的出路，先是给军统写了两封汇报信，第一封说回到庆阳，第二封说在陇东中学工作。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马文瑞、副校长是陆为公。吴南山带领学生平整操场、上山砍柴，工作得很愉快。可是，晚上就时常忧虑，还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共产党领导的陇东变化太大，从来没有中学的庆阳当年就有了中学，还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而吴南山本人，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陇东各方面的建设都很兴旺，吴南山观察着共产党的政策，怎么看都比国民党好。

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熟悉的陆为公，当选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吴南山还是邀请代表。见共产党这样信任自己，吴南山决心交待问题。

10月初的一个晚上，吴南山到陆为公家里谈心。两人边饮边谈，陆为公向吴南山介绍边区民主建设的情况。吴南山感叹：“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民主，我看咱们庆阳县的人民代表会就很民主。”

两人一直谈个通宵，到了凌晨，吴南山试探：“我这趟出去，动（闯）了个麻达（麻烦）。”

陆为公问：“啥事？”

吴南山为难地说：“杀头哇！人家说给谁都不能讲，说出去就要暗杀。”

陆为公硬气地说：“我们边区他敢来？我们有政权！”

边区政府的县长如此撑腰，吴南山下定决心，说出汉中特训班问题。

陆为公大吃一惊。虽然前面从话音里面听出有些问题，估计是国民党关系，但没想到居然是特务！陆为公反复追问吴南山这是否是真的，见吴南山十分认真，就劝吴南山不要背上包袱。①事关重大，陆为公没有向任何人讲，当天上午就向马文瑞汇报。这不仅因为马文瑞是吴南山的校长，而且因为，马文瑞是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

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保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尚未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

马文瑞于1926年在陕北榆林中学加入共青团，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1934年就到庆阳拉队伍，开辟陕甘东地区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庆环地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熟悉陇东地区敌我交错的情况，理解吴南山误入国特的实情。马文瑞也知道，中央正在调整政策，鼓励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

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保安科长李甫山反映。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

一家商店的柜房，一场决定案件走向的谈话进行着。面对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保安科长、县长，吴南山坦率地交待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吴南山诚恳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坏现象。

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马文瑞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①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待政策，吴南山心头踏实了。

李甫山又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凌汉传送。

陇东钓鱼，西安拉线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奉命来到陇东“襄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李甫山的班，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相当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用心钻研侦察业务的赵苍璧，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此人能力太强，与军统的联络都是独自进行，虽然组织上提供的假情报经过审查，但是，焉知此人有无私相夹带？

赵苍璧设计一个局，派治安股长涂占奎执行。

以往吴南山传送情报，都是委托张凌汉捎给西峰镇的张明哲。这次，赵苍璧又专门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涂占奎在半路截查，看看是否只传这一份情报。

张凌汉赶着毛驴上路了，保安队的吕剑华挑着担子在后面悄悄跟踪。半路上，涂占奎带着夏华、董辅元从天而降，截住张凌汉！可是，反复搜查，连驮子底下都翻到了，怎么也找不到情报。涂占奎像个凶神，也没有问出个究竟，只得把张凌汉押回庆阳。

还是吴南山悄悄问张凌汉怎么回事，张凌汉才说把情报扔了。原来，庆阳的地形是塬、沟交错，赶毛驴的张凌汉下到沟里，正好看到登到塬上的挑担人。张凌汉以前就认识这个人是保安队的，赶紧把情报扔到草丛里面。

吴南山把这个情况报告赵苍璧，赵苍璧再派涂占奎去找，果然在草丛里找到那份情报，而且确实是赵苍璧提供的那份。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的可靠。审讯得知，这个张凌汉只是复兴社成员，并未受过特务训练。赵苍璧又设计反用张凌汉，可是，这个家伙被涂占奎吓坏了，回到西峰家里，既不理吴南山，也不找张明哲，反正是不干了。①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是“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三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钓，很快有了成果。那个已经暴露的张凌汉不过是个临时交通，没有多大油水。赵苍璧又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汇报，要求派个正式交通来。不久，军统果然派来一个曾在庆阳金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此人在汉中受的是单个训练，身份十分保密。陇东方面没有揭露这个正式交通，而是让吴南山长期与其联络，继续诱敌上钩。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都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郝苏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有一次贺铸刚刚见面就急着走，吴南山故意挽留，贺铸就说，还要去联络合水县剧团的刘某。这下，又新发现个特务，而且已经当上了剧团的团长。

诱，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三人到环县。但是，高巍在环县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陇东来找吴南山。吴南山以科长身份将这三人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又将其纳入监控范围。

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天，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就碰上汉中班第四期的同学郑崇义。眼光相交，二人会意，走到偏僻角落密谈。原来，郑崇义化名陈明，潜入边区，先是在关中工作，后来又转到陇东，正在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陇东方面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发展。①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

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这个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1939年9月又迁到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郊区陈家营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

汉训班的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沈之岳1937年曾奉程慕颐之命打入延安，在抗大二期就读，并混入共产党。1939年秋天，沈之岳又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俨然一位中共专家。延安经历被沈之岳吹得神乎其神，在国民党特务圈中很是风光，六十年代在台湾任调查局副局长的高位。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共产党，离开延安后在温州特训班听训，后来到汉训班主讲“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留班任教。此人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兰训班的高才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升任教官。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为成功。张国焘叛变后给戴笠出了一计：共产党重视吸收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应从学生入手。程慕颐的汉训班招收学员，就注意选择知识青年，而且还是边区当地人。汉训班的学员大多是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很容易以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组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作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的惊天动地，死的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戴笠还有钱财奖励：程慕颐二百元，其他每人二十元至五十元。汉训班一时成为军统的天之骄子！

1941年的时候，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长（治）宜（川）、五台、新乡、潢川、蒙城、泗县、即墨、定陶、平阳、丽水、孝丰、盐城、溧水、赣北十八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慕颐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慕颐，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

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慕颐，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做出名堂。

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本来在洛川建有专门针对中共中央的延安组，但是，这个延安组却总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汉中班，才有一批人马成功地打入延安。可是，汉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更大作用。由于中共叛徒张国焘在重庆磁器口亲自举办“特政班”，1941年3月，戴笠就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中班，还将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的汉训班成员。

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与会人员有西北特侦站书记林继之、助理书记朱增福（朱国才）、情报编审朱沐光、人事徐志平、原陕西分组组长李元、延安组组长张林清、副组长傅镇基，以及赵秀、祁希贤（祁三益、祁秀山）、李昌盛（李春茂、李军）、杨朋（杨超）等人。其中祁希贤和李昌盛二人，是程慕颐专门从甘肃当地人中选拔培训的人才。祁希贤原名祁三益，甘肃镇原人，1940年3月于汉训班第四期毕业，又留下专攻特技，由于爆破技术出色，又留班任教。李昌盛原名李春茂，甘肃宁县人，1940年9月第六期毕业，也是特技训练高才生，留班任教。程慕颐见这两人熟悉边区情况，特意调到西安特侦站延安组，祁希贤任副组长兼联络员，李昌盛任联络员。

程慕颐决定，打通交通，建立复线，把汉中特训班潜入边区各地的人员都联络组织起来。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二十二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赵秀、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等四人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①

军统的爆破大王来了

1941年的10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吴南山去延安开会之后，与华池、合水、镇原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一起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那便衣青年正是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希贤！

吴南山立即想到自己的侦察任务，祁希贤也认出吴南山，两人打个招呼，退到路边小声交谈。

见到老同学，祁希贤没有完全保密：“我去延安上学，或是找个工作。”

吴南山心想，祁希贤是镇原人，不回老家去延安，肯定有重要任务，得把他控制住，就问：“你去延安有手续吗？”

祁希贤递给吴南山一张纸，原来是邓宝珊部队办事处开的护照，上面的名字已经改回“祁三益”。

吴南山就说：“你这个22A护照不顶事，会引起怀疑。”

这下祁三益就紧张了：“你说怎么办？”

吴南山灵机一动：“不如你先跟我回庆阳，我现在是县教育科长，给你搞个边区的护照你再去延安。”

祁三益十分欣慰。从西安一路过来，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匪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老师”，汉训班的学员一路侍候。眼看邻近延安，祁三益不禁心中发慌，这下好，又碰上汉训班同学了！

吴南山体贴地对祁三益说：“同路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你突然跟上不好，还是晚上到黑水寺会面。”

祁三益追上那个军官，从马背上取下自己的行李，远远跟在吴南山后边。

第二天，二人同行，途中又互相试探。吴南山不会告诉祁三益自己已经主动向共产党交待，而祁三益也没有告诉吴南山此行延安是执行程慕颐的联络任务，那个同路的军官正是西北特侦站助理书记朱国才！

回到庆阳，吴南山立即找李甫山汇报，自己擅自带回一个特务。李甫山当即表扬吴南山干得好，要他先把祁三益安顿下来。陇东保安科研究认为，祁三益此行可能有重要任务，当前不宜打草惊蛇。决心由吴南山对祁三益进行内线侦察，涂占奎进行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务任务。李甫山向庆阳县长陆为公作了交待，又由吴南山出面推荐，把祁三益留在庆阳民教馆当了图书管理员。很快，发现祁三益给上级的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又发现祁三益与专署的特务陈明接头三次。可是，二十多天过去，祁三益却没有新的动作，其真实目的还是没有搞清。倒是祁三益等不及了，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吴南山故意拖着，祁三益终于说出：“我去延安有联络任务，再迟就可能误事！”

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长布鲁赶往陇东，会同陇东分处破案。①李甫山、赵苍璧、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祁三益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祁三益实行突击。

第二天，吴南山邀请祁三益到庆阳郊外十里铺的老家吃饭，两人走到城门洞时，涂占奎带人拦截，当即将两人拘捕。为了掩护吴南山身份，将其押送三八五旅，其实在那儿帮助人家画了一天列宁像。祁三益则被押解到鹅池洞边保外勤组的驻地。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边保陇东外勤组组长陈世琦、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侦察股长郝苏共同审讯，薛光记录。

祁三益坚不吐实，可是，当郝苏问起1940年春天的去向时，祁三益就无法解释了，那正是祁三益离开镇原去汉中培训的时期！

祁三益颓丧地说：“当了特务，好活不了，好死不了，你们看着办吧。”

郝苏交待政策：“只要你交代问题，把人都弄出来，就不杀你。”

当天晚上，祁三益就交代，自己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现在，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祁三益当过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②祁三益的交代比较老实，李甫山当即予以肯定，而且没有关押，让祁三益住在鹅池洞写材料。

布鲁敏感地想到，这个家伙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搞行动破坏！于是急电延安请示。布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以行动能力著称的国民党军统，一直企图在延安暗杀中共领袖。

祁三益在鹅池洞写了两天，材料写得很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于是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经历了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实际的对比使得祁三益的思想逐渐转向共产党，可是，又担心共产党是否真正信任自己。祁三益试探提出，想回镇原老家看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布鲁果断同意祁三益的要求。

陈世琦当面向祁三益交待，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还给祁三益发了路费和通行证。

祁三益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挺好，还打听到中统有个邓应贤打入了庆阳。

吴南山到驿马关第二完小检查工作，碰到也在视察的布鲁，又发现布鲁的随行人员之中也有一个汉训班同学！约会交谈得知，这个李峰璧从汉训班毕业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居然混进边区保安处，现在正随布鲁工作。分手后，吴南山骑马跑了九十里路，半夜敲开李甫山的门报告。布鲁得知情况之后，暂时没有动李峰璧，实行暗中监控。①当年12月，边保回电，调祁三益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科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三益、李峰璧等人带回延安。

延安大案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延安。

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依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便于中共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

陇东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全然不同。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起大的破坏活动。

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曾经发现一批嫌疑分子，有陶华、郭继武、李峰璧、杨志常、杨成章、李峰等六人，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如果是特务又是哪个系统的特务，一时还搞不清楚。于是，就将这些人分散安排。杨志常、杨成章到米脂后，去一趟国民党八十六师回来就有经费，而且与县政府的复兴社分子有联系。李峰璧和李峰分配到瓦窑堡，没有发现问题，又到了延安，李峰璧还进了保安处。陶华、郭继武在固林、富县没有发现问题，陶华还被发展为保卫工作网的网员。1940年还发现陈明（郑崇文）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的秘密通讯“海底”，审讯中，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陇东专署。1941年，关中分区还发现线索，朱浪舟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朱浪舟、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是，当时重视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

总而言之，此案发作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吴南山的主动交待，祁三益的被捕，显现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②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叶青）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的时候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

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特工作。

陇东发现的国特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1月，国民党在江南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

中社部获得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中社部还明确政策：对内奸分子的处理，其执迷不悟者，实行坚决镇压；对动摇被骗分子，实行一打一拉鼓励其回心向善；对痛悔前非而愿为我积极服务者，得迅速秘密说服争取；借机深入突击者，应加紧教育，促其警惕；已被敌人说服成功者，应尽最后努力，劝其悔悟；对被敌密捕释放者，应注意调查监视，酌情处理。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协助边保工作。

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长年在西北公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科长。王是河北定县人，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主编，被保送到延安学习，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工作，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

叶运高、王到边保周兴处报到，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经带领祁三益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

周兴、布鲁与叶运高、王又到中社部汇报。

康生、李克农对侦察破案作了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

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

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

有了李克农的指示，破案人员感到心里有了底。延安的保卫干部与军统特务直接斗智的机会还不多，如何“化敌为我服务”，又是个敏感的政策问题，现在领导说得既原则又具体，大家就大胆工作了。①

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认人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简称“戴案”。

侦破“戴案”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祁三益已经投诚，边保在军统西北特侦站中有了内线。祁三益直接认识多期学员，又是上级指定的联络员，通过此人识别特务相当便捷。布鲁亲自带着祁三益工作，反复向他交待政策。祁三益见共产党的高级保卫机关如此信任自己，工作也挺卖力。

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要祁三益继续完成他的联络任务，在延安城里查找汉训班特务。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认人，新市场更是重点地域。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这里亮相。祁三益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潜伏特务见到自己人分外欣慰，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旅工作。

邻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朋！原来，杨朋改名杨超，潜入延安，在这个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联络员共同研究部署整个延安的潜伏工作，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通过杨超，祁三益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

李春茂于9月底到达延安，住在新市场的一家小旅店。整日城里城外游逛，上了宝塔山，进了大砭沟，还参加一场露天报告会，听吴玉章讲青年怎么对待恋爱问题。延安的青春气息感染力极强，李春茂决心先上抗大学习。抗大的学习可是同汉训班不一样，领导和学生平等相处，大家整日说说笑笑。同学多是前线回来的干部，还帮小青年李春茂洗衣服。领导和同志讲的抗日故事，李春茂听来不像假话。三个月的课程，学习了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每周还听大报告，李春茂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就是比国民党高明。对比汉训班的学习，李春茂开始想到，不能再跟军统走了。

抗大的同学中间，还有汉训班的马鸣、张秉均、赵西湖、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心情都很复杂。马鸣常常沉默思考，潜伏延安几个月了，汉训班里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地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丢了每月五十元薪水，谁来赡养老母？赵西湖气愤地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有人还赋诗一首：英雄气势冲霄汉，斗胆赤心到延安。方今始知志被欺，画虎不成反类犬。爬愈高兮跌愈响，悔后问心何为乎？

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可是也不敢向共产党投诚。于是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隐姓埋名做医生！抗大毕业后，李春茂主动要求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护士。

李春茂本想躲开汉训班，可是，春节去逛逛新市场，还是碰上延安组副组长祁三益。

祁三益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秉均（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峰璧，回到延安后也被边保说服自首，供出绥德的杨成章。

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杨超、李春茂，都纳入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侦破的下一步，进入搜集证据阶段。

此时的中共保卫工作，已经开始纠正肃反时期没有证据就逮捕的错误做法，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程序，确立了重证据不重口供的规则。

边保策划，设法取得国民党搞特务活动的物证。祁三益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说是要向西安汇报工作。可是，材料上来得挺慢。都在共产党的机关单位工作，整日集体生活，找个密写的隐秘时空都不容易，与上级接头也要等放假。过了一段时间，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青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还有的人可能是故意不写。都是程益站长派遣的人，并不一定承认祁三益是直接上级，就连杨超也似乎对祁三益有所怀疑。祁三益也不能暴露身份，就不好催得太急。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于是，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

边保打算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些人，李启明布置祁三益，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秉均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边保认为李春茂这人也可以争取。①李春茂不知祁三益已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新拉入军统网络，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于是，在1942年2月20日将其叫到总政锄奸部。李春茂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人就是延安的侦察专家钱益民，还嘴硬地闹着要请假回家。这时，锄奸部副部长欧阳毅突然喊出“李昌盛”这个名字，李春茂登时垮了——这可是自己在汉训班的化名啊！

李春茂不得不交待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没有想到，锄奸部并未严惩自己，欧阳毅部长还请李春茂到家中吃饭。晚上，又安排李春茂同锄奸部干部彭由同窑洞居住。

李春茂在锄奸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待汉中特训班的情况，列出自己联络的潜伏特务名单。这晚，锄奸部科长钱益民带着边保的布鲁来看李春茂，布鲁还热情对李春茂喊小弟弟！李春茂感动地表示，愿意弃暗投明，配合组织深挖其他潜伏特务。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保破案。①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反正，还剩一个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祁三益向杨超建议，在杨超的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杨超也狡猾，声称事关重大，要亲自回西安请示。祁三益经过边保同意，允许他返回西安，没想到，此人一去不复返。

三个联络员，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抓不到这个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这赵秀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提文明棍，随同一批国民党驻延安机关的人员步入会场。李春茂立即将消息报告也在会场活动的布鲁和李启明，布鲁当即布置李春茂设法接近赵秀，了解确切情况。李春茂凑过去，用暗语向赵秀打招呼。两人相继离开会场，凑到树阴下交谈。李春茂主动向赵秀汇报自己在延安的工作情况，赵秀听了十分满意，又说自己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现名赵子宣，住在国民党的通讯局，可以自由进出延安，要李春茂随时去联系工作。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三人反正。边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如何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又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

先是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将三人关押在保安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为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都面临选择。

首先，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人家祁三益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呢！

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审讯突击。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

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而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现在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为可靠的祁三益。万一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隐蔽最深的电台

小组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

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大家分析认为，此案除了祁三益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益直接掌握。这个姓“胡”的如此神秘，很可能潜伏在机要部门。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只得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个姓“胡”的“胡耀南”，登时唤起王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是一起来的。王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留下的印象不错。现在想起来，这三个的积极就显得虚假。王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抗大的队干部调动频繁，学员档案不全。王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王绞尽脑汁，想到从其他同学查询。抗大时有个网员羊玉，和胡耀南在一个组，相当接近，也许能知道胡耀南去向？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可是羊玉也不知胡耀南的下落！王又要羊玉寻找胡耀南的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

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与祁三益。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堃”，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士渊（胡思瑗、胡耀南、胡有连）、杨效卫（杨子才）、夏秉堃（夏珍卿）三人交待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侦破此案的王，从此留在中社部工作，后任西北公学班主任、中社部干部科长，建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干部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①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收网大捷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①

案件在整风审干之中继续深入

汉中特训班案件为何在1942年5月开始收网，当时的解释是“因时局紧张，为了防止军事情况下，这些分子在内部进行大的破坏”。现在翻阅历史记录，尚未发现国民党在那段时间对边区有大的军事行动。延安当时最忙的事情，却是整风。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同月，中央社会部发出《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的指示》，史家认为，这标志延安审干运动进入准备阶段。

春节前后，祁三益在延安发现杨超、李春茂等人。

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1日，李春茂在延安发现赵秀。随后，保安处在延安、绥德、关中逮捕成批特务。

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

8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集高级干部编组学习。

随后，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潜伏特务赵秉廉、马鸣（马汝英）。中社部逮捕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

12月6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这标志审干运动由准备阶段转入少数单位内部审干阶段。

年底，汉训班在边区的特务大多被捕，案件进行初步总结。

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是否表明“戴案”的侦破与延安整风审干有着一定的关系？

如果认为“戴案”的侦破决定了整风审干的发起，那肯定是夸大了这个案件的影响，但是，这个案件的发现，使得中共中央更为重视在整风之中进行审干，却是合乎逻辑的。②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审查干部是个重要内容，一度出现过火的抢救运动。在此期间，汉训班案件的侦破始终在继续发展。一网打尽，常常只是一个比喻用词。实际生活往往是一网打不尽，还要继续撒网捕鱼。侦破汉训班案件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42年大批捕获特务，只是破案的一个主要标志；此后，各地在整风审干之中，还陆续发现新的特务，有的延伸到解放战争，有的甚至潜藏到建国以后。

陇东始终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安塞兵工厂逮捕苟振生时，同案的安永善逃回西安，不久又到陇东的马岭活动，1942年4月被曲子县保安科逮捕。薛守业从汉训班毕业后，回老家合水县潜伏，先后密报情报8次，1943年整风中被陇东保安分处查获。河南人张益昌于1943年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后被捕。

中共情报、保卫机关查获的军统西北特侦站特务的数字，多年来未能完全查准。开始是32名，后来又抓了不少，一说47名，一说55名。这是因为，此案之中，曾受汉中特训班训练的有47名，另外还有浙江特训班5名，未受训练2名，训练地不明的1名，如果全算上，则共有55名之多。汉训班特务不止打入陕甘宁边区，还渗入其他根据地，延安结案后曾由王列表将此案通报各地，但也不能作到统计完全。

由于此案的侦破，国民党军统的秘密特务训练显露真相。设在四川重庆的“渝训班”是戴笠直接掌握的大本营，着重训练校级以上的高级特务，毕业生一般担任各地的站长、副站长、组长、副组长。设在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着重训练尉级军官，毕业生充实各特务组织的骨干队伍。设在贵州息烽的“息训班”着重训练军统内部的警卫人员。最为特殊的就是“汉训班”，着重训练打入共产党根据地的间谍，圈内人称“死间训练班”！

国民党军统的“死间”大量打入边区，不能不引起保卫系统的高度警惕。延安审干中，越来越强调反特锄奸任务。而一些军统特务主动被动的投诚，又使得中共更加强调运用坦白政策。

大胆“反用”

此案侦破工作的特点在于“反用”。

“反用”，又称“逆用”，其意义近似孙子的“反间”，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为我侦察敌方的情报。延安时候的说法是“化敌为我服务”。

此案的发现，源于国民党军统间谍吴南山的主动交待；此案的发展，主要依靠捕获后争取过来的祁三益、李春茂等人；此案的结果，又是大量被捕人员转化为中共的情报力量。由此可以说，中共情报、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这个“反用”。

不管“反用”、“逆用”还是“反间”，反正这个“化敌为我服务”是个非常非常之危险、非常非常之艰难的事情。

五大难题横亘面前：如何做到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并大胆放手？回想以前的苏区肃反，国民党派遣两人冒充改组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策反许继慎，许继慎将其交给保卫部门处理，本人却仍然受到怀疑，甚至因此被处死。现在反用更加危险的军统特务，保卫干部能不担忧这导致给自己扣上政治帽子？

如何争取训练有素的间谍投诚并检验其忠诚？看看以前打入延安的特务，汉训班教师沈之岳、朱国才等人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们训练出来的学生现在投诚，会不会是演出苦肉计？

如何调动反用者的积极性并保护其安全？执政的国民党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财产，安逸享乐不在我，高官厚禄在于敌，共产党有何资源优势？

如何通过巧妙的反用来扩大情报战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具有相当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如何瞒过其耳目诱使其上钩？

如何安排反用者的政治待遇？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曾经具有国民党特务身份的人，能不能参加革命能不能当干部能不能入党？

1942年6月10日，延安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北门外的文化沟相对僻静，这里的青年食堂今天被全部包下不准外客进入。什么人做东如此气派？

走进宴会厅的人物，原来是边保的布鲁、王凡、李启明，陪客也很威风，总政锄奸部的钱益民、张明、彭由。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情报、保卫大员，贵客是谁？

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布鲁举杯，庆贺五人参加革命！

由于这五人在案件的侦破中起到重要作用，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

第二天，延安卫戍副司令、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这五人。

这规格，超过以往所有保安处吸收新人的仪式。

尚在陇东的吴南山，一直秘密为边保工作。

捕获祁三益之后，陇东保安分处依然对军统隐瞒吴南山的真实身份。赵苍璧布置吴南山给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具有县教育科长的合法身份，建议今后派往边区的人员先通过自己，以便掩护和安排。

吴南山继续受到国特机关信任。汉训班五期的禹济川主动报告，西北特侦站派教官朱国才潜入边区领导潜伏特务。陇东的安永善、安永录兄弟参加汉训班回来，先找吴南山联络，还告知具体任务。西峰镇党务通讯处的中统特务骆洪烈是吴南山的同学，来边区活动也向吴南山暴露身份。中统特务邓应贤、邓应德潜入边区，也来找吴南山帮忙。这些特务当然都落入边保的秘密监控。

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汉训班毕业的张益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还被陇东保安分处突击反用。庆阳一完小的教师王文翰对吴南山说，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有免费学校可上。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立即向陇东保安分处汇报。外勤组长陈世琦当面向王文翰交待，布置他打入敌特机关。王文翰离开边区果真去了军统的兰训班，1943年返回边区正好碰上整风，在家待了一夜就匆匆离去。赵苍璧得知，立即派涂占奎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解放后，此人还是将兰训班的情况向兰州市公安局作了交待。

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剧团团长、完小校长等公开职务，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组长。

多年之后，吴南山回顾这段历史，还认为：“用党的政策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侦破案件是成功的。如对我的问题，就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我才主动向党交代并走上革命道路的。”

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待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

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曾经受冤被捕。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马文瑞怎能有勇气接纳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大政策的调整，起到根本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才使情报、保卫工作卸掉了包袱，敢于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够使用的力量。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6人主动逃跑，后来在战争期间又有若干背叛者。但是，还有不少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始终忠于共产党。建国后，这些人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平反，晚年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一样享受离职休养待遇，没有受到歧视。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

戴笠发出通缉令

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尽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边保却是尽量隐瞒消息，还要继续扩大战果呢！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

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

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直接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不久，西安来人，提出对祁三益的怀疑。这使边保想到，也许是李峰璧提供了祁三益被捕的消息。看来，必要时需要暴露祁三益，以保留其他人员。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可是，西安迟迟没有回信。

1942年11月，张秉均（张志刚）又逃跑了。此人是天水人，毕业于汉训班第七期，被捕后佯装积极，被边保吸收派到绥德做外勤工作。张秉均曾经参加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这下秘密不保！

布鲁还有主意，又布置赵秀写信汇报，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企图以此扰乱程慕颐心思，令其怀疑张秉均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果然，西北特侦站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两方消息，难辨真伪，将张秉均关押审查。

延安这里继续钓鱼。不久西安回信，调赵秀、祁三益两人回西安。

祁三益不肯走。铁了心留在延安，怎么还去西安？

赵秀想走边保不放。此人不像祁三益那样可靠，不能放虎归山。

调人回西安，也是王之定手段。见赵秀、祁三益两个组长迟迟不归，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的联系。赵秀从此惶惶不安，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徽县，会不会遭受报复？白天吃喝嫖赌，晚上偷偷哭泣。布鲁不放心，将其软禁一个星期，赵秀就更加消极，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1943年春天，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国统区榆林工作，乘机跑回西安。为了掩饰自己，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就被共产党的密探包围，幸亏有公开身份，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没法抓人。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出：“祁三益、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他俩到延安以后，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完了！”赵秀证实了张秉均，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报告。

戴笠亲自审问赵秀，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被中共一网打尽！

汉中训练班的教材，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处处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匪区”，这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国民党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

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军统西安特侦站，撤销程慕颐站长、林继之副站长职务；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安组，同时撤销边区周围的榆林组、宜川组、平凉组、韩城组、府谷组、环县组；又连带撤销西北特侦站下属的有汉训班学员的宁夏组、洛阳组、郑州组、胶东组、安徽组、新疆组；凡是汉训班毕业的人员今后一律不得重用。

西北特侦站成功打入延安，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现在一朝覆没，戴笠也得有所交待。

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蒋介石亲自参观，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

戴笠忙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

蒋介石满意地离去。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李春茂！

“特务”入党

“叛徒”的生存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

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

没跑的人呢？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

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的人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期间，就发生异常情况。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按照这个逻辑，边区的政治空气逐步紧张起来。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延安大会点名。枣园坦白大会，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待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

正在陇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

幸而，中社部、保安处直接了解此案的全部过程，吴南山等人又有突出贡献。陇东分处很快为吴南山做出正确结论，证明吴南山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是被骗去的，回边区向组织交代是主动的。吴南山回到庆阳复任教育科长，仍然是庆阳外勤组长。祁三益与吴南山有所不同，祁三益并非主动自首，而是被捕后经过教育才表示反正。但是，由于祁三益的交待不够完全，没有主动说出戴笠到汉中视察的情况，又被关押在保安处审查一段。祁三益在保安处表现很好，大生产运动还当了劳动模范，1944年11月随边保工作团到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李春茂在整风中被调到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被边保外勤组长欧阳天带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的身份，掩护外勤工作。

整风之后，中共的锄奸保卫政策更为成熟。

1945年秋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由中社部罗青长、汪东兴介绍，发展国民党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入党。

这种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后不暴露身份，秘密为党工作。

中共的特别党员之中颇有些人物，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是特别党员，国民党元老王昆仑是特别党员，著名记者范长江是特别党员，民盟骨干胡愈之是特别党员……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做到的特别作用。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有四类：一是各阶层进步分子，二是脱党分子，三是特务分子，四是自首叛变分子。文件分别对各类分子的入党问题规定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期、发展手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西北局社会部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①1946年9月7日，西北局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誓。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也由西北局批准入党。

共产党人最重政治生命。对于吴南山这些人，孙子的“因而利之”尚属次要，更为重要的是“导而舍之”。党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工作，比什么物质待遇都重要。

政治上的信任，就是最为锋利的快刀，“反用”之中的五大难题迎刃而解，反用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生死考验

军统自奉为封闭性“团体”，向有自己的“家法”，“生进死出”，对“叛徒”更是严惩不怠。于是，围绕汉训班的人们，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展开激烈争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这些人个个面临生死抉择。

被军统严令通缉的祁三益、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

祁三益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祁三益从西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不少重要情报。西峰党务通讯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也想拉拢祁三益。镇原人马子元给祁三益捎来一份“委任状”，任命祁三益为一级专员。这可比祁三益现在的官儿大得多！祁三益毫不动心，立即向上级余凯汇报。

李春茂在富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逞。

王星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

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其他三人都愈斗愈勇。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

最早主动交待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

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堂妹夫翟相荣从西峰镇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峰组长李滋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

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东组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祁三益、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再去侦探。

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警惕，于是将贺铸密捕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

后来，贺铸在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训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行动具报”。“行动”，在军统词汇中就是“暗杀”！

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执行，张明哲派遣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祁三益。可是，祁三益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让他们杀得到。

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光，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天爵苦心策划，又施一计。

贺铸又返回庆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尉晋升上尉并予奖金”！

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信任吴南山，认为此信不过是军统的借刀杀人计。审讯贺铸时，赵苍璧特意叫吴南山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捣鬼！”

贺铸这才交代了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

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璧还给了吴南山一把勃郎宁手枪。

共产党给自己手枪！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经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日的《解放日报》。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训班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图谋反共。文章的最后，吴南山坦然宣布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号召其他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①吴南山主动交待之前，关中的几个汉训班人员就向组织交代问题，并且互相检举。这几个人在1941年都被审查，后来又都投入工作。冯平波被反用，从西安带回程慕颐给赵秀的指示信件交给边保。朱浪舟、金光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建国后还在公安系统工作。

还有一些人，虽然被边保反用，实际却在应付共产党，待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时，就立即反水。

那个最早被吴南山在陇东专署发现的陈明（郑崇文），很早就被边保突击反用，1945年7月也调到陇东从事外勤工作，可是不久就叛逃敌方，还诱捕汉训班同学，致使马鸣（马汝英）被害。

曾任合水县剧团团长的刘志诚，被识破后曾经坦白，又留在团里工作。胡宗南进攻边区时，主动提供军事情报，导致解放军在西华池战斗中损失惨重。此人于1947年被逮捕处决。

曾被庆阳县保安科反用的曹钊，在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后当了马岭乡的乡长，带队杀害7个解放军战士，1951年被公审处决。

薛守业在国民党进占边区后担任镇长，血债累累，1951年被公审处决。

张益昌在战争中投敌，1947年11月被边保处决。

丑吉宜是西北特侦站的交通，传递情报20多次，1946年被游击队捕获枪毙。

刘宗汉在合水县以“塾师”身份活动，被合水县保安科发现反用，后被群众打死。

也有一些人，在斗争中心灰意冷，躲回老家当平民。

麻某被庆阳保安科反用，派到合水县西华池摆小摊做外勤，没有多大成绩。国民党军队来了又当保长，也没有什么罪恶。建国后未受处理，在家务农。

赵某被捕获后释放回家，建国后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后来一直劳动。

安某被反用后回家，曾经加入国民党军队做军需上士，后来在西峰镇长盛德山的货铺管账，建国后未受处理。

那个潜伏最深的电台小组，很受中社部重视，培训后，三个成员都被派到陇东做外勤工作。战争一来，三人就走向不同方向。

胡士渊投向国民党军队，建国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得到减刑。

杨子才在二局混入中共，暴露后被开除党籍。后来又被反用，一直在甘肃工作，建国后又加入中共。

夏珍卿被派回原籍工作，又叛逃军统兰州站陇东组。建国后被判刑5年，刑满后回家劳动。

汉中班前身浙江班的一批人，打入边区最早，处理时期也最长。

周某、张某（女）、李某、吕某、陈某等人，从浙江特训班第四期毕业，于1939年一起潜入延安，抗大毕业后都分配到军队系统。李某、吕某在1943年整风中交代问题，建国后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陈某在整风中做了试探性交待，而后又推翻，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直到1955年才查实问题，被开除党籍。周某、张某（女）夫妇瞒过审干，长期潜伏在部队，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待问题，建国后在地方工作。还有一个叶某，1938年6月就打入延安，后来分配到新四军，1939年12月被查明处决。

概括这些人的人生经历，真是令人感慨。

青年时期进入国民党的特训班，所谓学习实际是毫无自由的法西斯训练。打入延安又要小心谨慎，处处隐瞒真情。被发现并反用之后，刚刚放松心情，又遭遇政治运动的严酷冲击。加入新的情报阵营受到重用，正有得心应手的感觉，又遭遇严酷的战争考验，过去的主人又来追索性命。

做间谍真是够刺激！

做间谍真是不容易！

巨大的问号

此案的涉案人员达到55名之多，其中还没有包括主动交待的吴南山。侦破期间，无人被长期关押，绝大多数人曾被反用。

对于如此之多的国民党特务进行如此大胆的反用，延安的魄力令人吃惊。

吴南山在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任庆阳外勤组组长，1947年2月奉命公开身份，4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庆阳，誓言抓住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枪毙！文人吴南山又披上战袍任武工队指导员。

一次敌军突然包围，掩蔽在窑洞里的人们都面临选择，或是跳下十几丈高的悬崖，或是被敌人逮捕。不少人犹豫了，吴南山却果断地裹上大衣跳崖！当场摔昏在沟里，吴南山半夜醒来又往回跑，鞋子跑掉了，脚上扎满了刺，实在跑不动，想起腰间还有个大烟棒子，边嚼边跑，一气跑了几十里路。跑到自己人这里，大家正在争吵，有的说吴南山投降了，有的说吴南山不会投降，见吴南山衣衫褴褛地回来，大家抱头痛哭。这时，吴南山一步也走不动了，还是警卫员脱下袜子挑刺。第二天听说，几个跑得慢的干部，被敌人割下头颅挂在树上。

一次吴南山带着警卫去县政府汇报，半路遇到敌人袭击，两人躲在山沟的水洞里面。吴南山交待：“子弹给敌人，手榴弹留给咱两个。”天黑后两人出去查看，原来是马家军骑兵袭击县政府。

战争期间，吴南山全家都上山打游击。父亲年老，母亲是小脚，儿子参加游击队，妻子病死在山里。

回忆这段惊险历程，李甫山说：当时，有的老干部被抓住都投降了，吴南山敢跳崖，说明他有决心。建国后，兰州市公安局局长李甫山，特地把吴南山要来任治安科长。后来，吴南山又任甘肃省公安厅治安科长、兰州市物资局长、平凉专区物资局长，一直受到重用。文革中，吴南山也受到冲击，但是公安部门仍然肯定他的贡献，赵苍璧还亲自写出证明材料。文革后，吴南山任平凉地区工业局长、经委顾问，离休后在兰州安度晚年。

战争来临，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扬言要报复祁三益，抄老家挖祖坟！祁三益的老家在国统区，三哥被打成残废，父亲、大哥、二哥被赶到边区。部队撤退后，祁三益的父亲和大哥又落到国民党手中，大哥被打死，父亲被关押，祁家的麦子熟了都没人敢收割。

国民党把祁三益当死敌，祁三益也把国民党当死敌。祁三益在战争中担任陇东地区武工队队长。汉训班培训的爆破技术这次派上用场，祁三益带领陇东民兵大摆地雷阵，《解放日报》专文报道祁三益的事迹。建国后，祁三益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帝侦科科长、省民委宗教科科长；文革中被定为“历史特务”清除出党；文革后得到平反，任康南林业总场场长。

李春茂在解放战争中任武工队副队长，建国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秘书科长、畜牧厅牧区处处长，文革中下放干校审查，文革后平反，任省林业厅副厅级巡视员。

王星文建国初期任新疆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

这些国民党特务机关培训出来的特务，加入共产党后却几经考验生死不渝。

作者心中盘旋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时候，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富，共产党穷，这些出身较高，在国统区出路也好的青年，为何投向共产党？

采访李启明时，作者直截了当地问：“国民党搞特务活动，论经验、论业务，论资金，论设备，都不比共产党差，为什么斗不过共产党？”

李启明明确地说：“还是人心所向！”

对于这种政治层面的回答，作者并不满意，又追问：“这人心所向，与情报、保卫工作有何具体联系？”

李启明耐心地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腐败，进步青年都往延安跑。国民党派到边区的特务，受不了艰苦，大部分都跑回去了。这个汉训班吸收学员的时候，打的旗号是训练抗日干部，参加的人多数也是进步青年，一进去就后悔。所以我们说服争取的时候，并不困难。”

明白了。

有句老话：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从小道理上讲，国民党有权有势，没有理由不胜。

从大道理上讲，共产党人心所向，更有理由得胜。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人心向背最终决定历史走向。于是，本来并不占优的共产党，也能在情报保卫斗争中取得胜利。

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空讲道理。于是，大道理即使是真理，也让人们觉得太空，于是去找小道理，就把更为管用的大道理忘怀了。

如果能把大道理同小道理结合起来讲解，这道理就令人信服。

得人心者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天下可得，情报、保卫工作焉能不得？

国共双方的谍报战争长期而复杂，2002年8月，作者在兰州市公安局又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大部已经处理，46名逃亡海外，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

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一份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除少数人外，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毛人凤予以联络。

根据这个新的线索，汉中特训班的特务远远不止已经发现的320名。于是，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兵分三路，查阅档案，外调，提审在押犯。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9期，培训8期，第9期转入重庆训练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

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还有虽然没有经过汉训班却由汉训班毕业生发展的特务。这631名中，甘肃籍的235名，陕西籍的129名，还有24名下落不明。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待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霍某在1952年参加反革命组织“光复军”，丁某在反右运动中幻想蒋介石反攻大陆。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只是进入冬眠状态，一旦时机到来，会不会有人重操旧业？①事实证明：一网打不尽，一次政治运动也揪不完。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必须持久进行。

①《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公开披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侦破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此书可能是最早的，可惜比较简略。

①郝苏：《陇东公安工作回忆》。此文应陇东公安处的邀约而写，关于汉训班案件的记述虽然简略，却是当年办案人员亲自撰写的惟一文字材料。

①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程一鸣长期在军统西北区工作，熟知甘肃方向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行动。此文全面概括军统举办的各种特训班。

①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此书集中沈醉在各个时期撰写的有关军统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提到程慕颐的汉中班。还记述，1942年春，戴笠亲自挑选三个暗杀高手，派往延安刺杀中共领袖，其中一个叫蒋更生的还是沈醉的学生，但是没能成功。

②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出版社。此文作者在后记中说，1980年3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征集《中华民国史》人物传记而写作此文，1981年9月补充材料。

①马兆祥、康润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1993年12月9日采访。这两位是红军时期的陕北地方干部，对赵苍璧的情况相当熟悉。马兆祥曾任陇东地委组织部长，也了解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一些情况，而且特别熟悉陇东干部的情况。

②吴定军：中共平凉地委政法委书记，2002年8月27日采访。吴南山的儿子吴定军，曾经帮助父亲整理关于汉中特训班的文字材料，相当熟悉有关情况，而且了解吴南山的心理过程。

③李文吉：前兰州市公安局干部，2002年8月28日采访。李文吉多年追访此案，数次采访吴南山，还整理成文字材料。

①王炎堂：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2003年1月28日采访。当时在中社部经办各渠道工作的王炎堂提醒：一个案件的侦破，往往是由各方工作汇集而成，既有保卫部门的贡献，也有情报人员的贡献。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也证实此案在中共反间谍史上的重要位置。

①吴南山：《庆阳侦破敌特案件情况》。吴南山在1984年撰写的这个材料，详细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汉中特训班情况。

①马文瑞：前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5月30日采访。作为当地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马文瑞负责领导保卫工作并掌握政策。

①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涂占奎讲的这段故事，既有动作又有对话，像电影一样生动。老干部也有不同特点。一些文化较高的干部，叙述有条有理准确可靠，可往往忽略细节。而一些文化较低的干部，对于政策分寸也许把握得不大准确，但是说起故事却栩栩如生。涂占奎以为，汉中特训班的主任是“陈仪”，那个后来被蒋介石杀了的浙江省长。这也证明，当时他听到了“程益”这个名字的发音。

①李甫山：前山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98年3月采访。此案初期李甫山在陇东，后来调延安任边保办公室主任，不但掌握陇东阶段的情况，还知道延安破案情况，并了解后来对涉案人员的使用情况。李甫山说康生在抢救运动大会上当场点名，用汉中特训班来证明延安有特务。

①李军（李春茂）：《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覆没记》。亲历人李军撰写的这本书，详细记述汉中特训班的全部历程，尚未公开出版。

①吕璜：前全国妇联副秘书长，1994年7月14日采访。当年，布鲁率吕璜等人到陇东指导工作，将祁三益带回延安破案。

②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涂占奎生动地叙述郝苏审讯祁三益的情况。郝苏后来调到边保审讯科工作，在审讯方面颇有建树，或许就是这次成功的审讯开了路。

①吴南山：《庆阳侦破敌特案件情况》。吴南山在1984年撰写的这个材料，详细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汉中特训班情况。

②陈巍著：《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学林出版社。本书从布鲁工作的角度写到这个案件。

①王：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99年11月24日采访。王在延安亲自听取中社部领导康生、李克农的指示。

①李启明：前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95年10月18日采访。李启明在延安参与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侦破，而且负责接纳吴南山等人加入边保行列。

①欧阳毅：前炮兵副政委，2002年10月采访。总政锄奸部负责侦破军队系统的“戴案”特务。1994年时，作者到广州采访钱益民，可惜，这个延安三大侦察专家之一的人物，由于老病，已经谈不出多少情况。

①王：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99年11月24日采访。王经手侦破军委二局电台潜伏特务，而且肯定此案是延安时期最大的国特案件。

①师哲：《峰与谷》，红旗出版社。师哲的回忆录发表数次，1992年出版的此书，内容更加坦率。

②王素园：《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这篇文章提到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对于抢救运动的影响，在公开文字中是罕见的。

①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周兴自存档案。这个时期，中共的有关政策规定明确而具体。关于自首叛变问题，就有细致的区分，自首而没有破坏组织的人，表现好的仍可入党。

①吴南山：《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解放日报》1947年2月7日。吴南山将自己这篇文章抄写下来，长年保存。

①李文吉、马如耀：《隐蔽战线上的歼灭战——四十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肃特斗争散记》；公安史资料选辑。此文详细记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侦破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情况，还有珍贵的附件，包括对吴南山的采访记录、边保破获军统特务的名单、军统特务的供词等。采访对象主要是吴南山，没有访问办案人。

——全书完——

中国秘密战在线阅读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413yy.cn/a/25101011/76426.html

中国秘密战郝在今中国秘密战

更多阅读

中国文字及汉语起源林语堂翻译作品

中国历史上十大伟人生平简介伟人生平事迹

《中国姓氏地图》下中国三维地图模型下载

转载中国38个复姓的起源复姓起源

中国较罕见姓氏搜集三 100大罕见姓氏

声明:《中国秘密战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为网友仗剑行诗者分享！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

更多阅读

中国文字及汉语起源 林语堂翻译作品

中国历史上十大伟人生平简介 伟人生平事迹

《中国姓氏地图》下 中国三维地图模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