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宽容大度平和——怀念夏凤珠大姐
第一次见到夏大姐是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在华中银行二分行刚进高邮城时。一个星期六，我们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同志，背着背包兴冲冲地走来，她这是来过星期六的，但没过多久又见她很沮丧地离开了。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一打听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夏凤珠。她1939年参加抗日战争，40年入党，长期在敌后从事党群工作，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农抗会会长、反清乡报导团团长，当时是苏中二分区高邮龙奔区区委书记，可以说是女中豪杰。她爱人是我们二分区的杜副专员，他们平时分居两地，每到星期六团聚一次。但这次她刚到，就被杜撵了回去，杜很不客气地冲着她说：你来干什么？你快回去。夏大姐没有哭闹，背上背包默默地转身回区里去了。看着她远去的身影，我们都为她打抱不平，觉得杜太无情无义了。
1951年我到了扬州，在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会计科工作。那时杜**和郭建也在扬州，他们已经结婚，并为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苏北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扬州召开，郭建和杨桂芳都参加了，还都是主席团成员。杨桂芳很气愤地说郭建：她有什么资格参加？知情人就劝杨桂芳：组织上都作了处理了，你就不要再管这事了。当时夏凤珠是蚌埠市妇委书记，华东第一届妇代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结束，夏凤珠回安徽，还专程到扬州看望杜和郭建。郭建生了第一个孩子。郭建请夏凤珠吃饭。我爱人邓克生和郭建是湖南老乡，就被请去作陪。回来后我们都被夏凤珠的宽容大度所感动，一般人是很难像她这样处理这种问题的。
郭建先是调上海华东妇联后又调到全国妇联任副主席，夏凤珠也先后调任华东妇联生产部副部长及妇干校副校长、全国妇联干部处副处长、研究室研究员、功能联络部副部长及办公厅副主任。曾在蔡畅同志身边工作，任机要秘书，陪同李富春副总理和蔡畅同志去海南休假。在海南和两位革命老前辈的合影，夏大姐一直珍藏在身边。1990年代初，我搬到高云岭村，和夏大姐成了邻居，常在一起闲聊，看到那珍贵的合影，才知道她曾在中南海工作过。
夏大姐人品好，人缘好，她离开全国妇联那么多年了，全国妇联的同志还和她保持联系，经常通电话，互相问候。林佳媚同志每次去上海路过南京都要来看望她，还常给她送鲜花，林佳媚的女儿李小林来南京也会来看她。有时她还把她们送的鲜花转送给我，说这么多的花，我留一半，送你一半，大家分享。夏大姐和董边（田家英夫人、原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关系也很好。蔡畅同志诞辰100周年，夏大姐应邀去北京参加纪念活动，回来后她特别告诉我：董边同志多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要求对田家英之死进行调查，弄清事实真相，还田家英一个清白。从北京回来那天，她还看望了田家英的女儿。
夏大姐从董边那里带回来的一个消息对我帮助特别大。董边邀约原妇联的老同志聚会与她相见相叙时，有位同志说起她在延安时就得了关节炎，一直治不好，后来得到一个偏方：芥末粉用水调和了涂在关节患处，一次就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关押，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也落下关节炎，久治不愈，正为此发愁。一听有如此妙方，就按照她说的方法试试，果然见效。至今，我已89岁，还腿脚灵便。为此我特别感谢夏大姐。
夏大姐为人随和、热情好客，家里来人不断，我也成了她家的常客和食客。藕饼、老菱、芋头等家乡时新，她家一做好就打电话来，我就立即赶去尝鲜。有时家里包了水饺，也要我过去分享，我也召之即到。每周她家都是高朋满座，顾斌、顾尔钥、徐敏、张玉华等都是她的常客，每有朋友到，她就打电话给我，我必定跑过去作陪，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有时人多了，打牌还得轮流作战，打几副就轮下来休息一下，气氛非常好。
夏大姐不仅对郭健宽容大度，对杜**前妻的孩子杜晨也很好，帮助杜晨从外地调回南京，并安排工作，杜晨也把她当亲妈妈，常去看望。杜的弟弟杜文白和弟媳江季媞和她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杜文白的孩子也经常去看望夏大姐，很不容易做到的。她对家里的保姆也是如此。有一次家里的电话费一下多出了数十元，夏大姐让媳妇去电信局一查，是打到六合的长途电话，家里只有保姆是六合人，很可能是她打回家的。夏大姐并没有让保姆支付这笔费用，而是很耐心地告诉她：打到六合的电话是按长途计费的，时间不能太长。保姆一听就明白了，知错即改，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保姆对夏大姐也很好，跟了她十几年，一直为她送终。
我的一个抗大同学庞露是烈属，爱人牺牲得早，她一直没有再婚，独自带大了两个孩子。听说她的住房虽不算小，有三室两厅，但她睡觉的房间离卫生间比较远，夜里起来很不方便，就每天夜里都憋尿，到天亮才上厕所。憋尿是会损伤肾的，我们都为庞露的健康担忧。如果有个像床头柜那样的卫生箱，里面可以放高脚痰盂，夜里起来就方便了。我跑了很多商场和超市，都没有看到。一次，我到夏凤珠大姐家，看到她家正好有一个，就向她说起庞露的事，夏大姐很热心地告诉我：“这是自己定做的。我可以再去定做一个。”很快就做好了，她立即让我打电话通知庞露家拿了去。大家知道后都非常高兴，说可解决了个大问题。
有一年，夏大姐买了几盆菊花。她知道我是菊花盛开时出生的，小名阿菊，从小喜爱菊花，就从中挑了一盆白菊花送给我。走过炮兵招待所时，被一个小门卫保安揪住不放，抢下她手中的花，硬说她偷了他们点缀门面的菊花。最后她空手来到我家，满脸通红，气得浑身发抖，我让她先喝水、休息，等她平息下来，说了事情经过。我异常气愤，先把夏大姐送回家，让阿姨给她吃药，照顾她好好休息。然后就去炮兵招待所点名找他们的所长，所里的人说所长去炮校开会了，我留下了地址，告诉他们有急事找他。后来所长带着所里的人来我家，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指出这是损害公民名誉、侵犯公民权利的严重事件。接着我正告他们夏大姐是在中南海工作过的，曾经担任过蔡畅同志的机要秘书，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到南京都要专程来看望她，你们竟然光天化日之下诬陷她偷花，还把她的花抢走了。并告诉他们省里的原党政领导陈光、陈克天、谢克东等老同志都住在附近，你们这样做严重损害军政军民关系，政治影响极坏。炮兵的来人问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说：你们应该争取主动，上门赔礼道歉。我不能代替你们，只能做做协调工作。这事可大可小，大可以诉之法律，小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取决于你们的诚意。
第二天，炮兵派了三四个人，捧着鲜花和礼物，让我陪着去夏大姐家。夏大姐对他们以礼相待，平和地对他们说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连几盆花都管不好，还怀疑别人偷窃，有没有内部花卉爱好者带回家欣赏欣赏了？你们的管理制度如何？你们的内政我无权干涉，但值得你们思考。你们从上到下法治观念太差，撇开我本人不谈，这件事性质也是严重的，损害他人名誉，侵犯他人权利，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无根无据随随便便怀疑别人偷你们的花，什么性质？你们知道吗？最后，夏大姐说：我从不收礼，也从不送礼，请你们把东西都带回去，希望你们接受教训，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法治观念。并做出了送客的姿态。炮兵的同志只好再次道歉，把东西又都带回去了。
夏大姐没有生育过，弟弟的孩子小建过继给她，她视如已出。小建结婚后生了个男孩叫扬扬，学美术的，在省电视台工作。后来媳妇去世了，顾斌同志又在南通帮助找了一个，儿子接受了，夏大姐也去南通看了，挺合适。结婚后对扬扬也很好，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后来他们搬了新房子，我也搬了家，我们离得远了，走动就少了。
夏大姐过90岁生日时，我们还见了两次。第一次是小建打电话通知我，我赶到医院，和他们一起去了旁边的艳阳天餐馆，吃了寿宴，合了影，这时她头脑还非常清楚。第二次是李瑞同志为夏大姐祝90寿庆，邀请了顾彬、吴一里和我参加，李瑞的女儿李芒也在场。那天夏大姐精神特好，胃口亦好，思维清晰，我们都为她高兴。后来再见到她，她就有点漠漠糊糊了，再后来去医院看她，她就不认识人了，直至最后离开。
宽容大度平和——怀念夏凤珠大姐
第一次见到夏大姐是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在华中银行二分行刚进高邮城时。一个星期六，我们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同志，背着背包兴冲冲地走来，她这是来过星期六的，但没过多久又见她很沮丧地离开了。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一打听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夏凤珠。她1939年参加抗日战争，40年入党，长期在敌后从事党群工作，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农抗会会长、反清乡报导团团长，当时是苏中二分区高邮龙奔区区委书记，可以说是女中豪杰。她爱人是我们二分区的杜副专员，他们平时分居两地，每到星期六团聚一次。但这次她刚到，就被杜撵了回去，杜很不客气地冲着她说：你来干什么？你快回去。夏大姐没有哭闹，背上背包默默地转身回区里去了。看着她远去的身影，我们都为她打抱不平，觉得杜太无情无义了。
1951年我到了扬州，在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会计科工作。那时杜**和郭建也在扬州，他们已经结婚，并为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苏北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扬州召开，郭建和杨桂芳都参加了，还都是主席团成员。杨桂芳很气愤地说郭建：她有什么资格参加？知情人就劝杨桂芳：组织上都作了处理了，你就不要再管这事了。当时夏凤珠是蚌埠市妇委书记，华东第一届妇代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结束，夏凤珠回安徽，还专程到扬州看望杜和郭建。郭建生了第一个孩子。郭建请夏凤珠吃饭。我爱人邓克生和郭建是湖南老乡，就被请去作陪。回来后我们都被夏凤珠的宽容大度所感动，一般人是很难像她这样处理这种问题的。
郭建先是调上海华东妇联后又调到全国妇联任副主席，夏凤珠也先后调任华东妇联生产部副部长及妇干校副校长、全国妇联干部处副处长、研究室研究员、功能联络部副部长及办公厅副主任。曾在蔡畅同志身边工作，任机要秘书，陪同李富春副总理和蔡畅同志去海南休假。在海南和两位革命老前辈的合影，夏大姐一直珍藏在身边。1990年代初，我搬到高云岭村，和夏大姐成了邻居，常在一起闲聊，看到那珍贵的合影，才知道她曾在中南海工作过。
夏大姐人品好，人缘好，她离开全国妇联那么多年了，全国妇联的同志还和她保持联系，经常通电话，互相问候。林佳媚同志每次去上海路过南京都要来看望她，还常给她送鲜花，林佳媚的女儿李小林来南京也会来看她。有时她还把她们送的鲜花转送给我，说这么多的花，我留一半，送你一半，大家分享。夏大姐和董边（田家英夫人、原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关系也很好。蔡畅同志诞辰100周年，夏大姐应邀去北京参加纪念活动，回来后她特别告诉我：董边同志多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要求对田家英之死进行调查，弄清事实真相，还田家英一个清白。从北京回来那天，她还看望了田家英的女儿。
夏大姐从董边那里带回来的一个消息对我帮助特别大。董边邀约原妇联的老同志聚会与她相见相叙时，有位同志说起她在延安时就得了关节炎，一直治不好，后来得到一个偏方：芥末粉用水调和了涂在关节患处，一次就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关押，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也落下关节炎，久治不愈，正为此发愁。一听有如此妙方，就按照她说的方法试试，果然见效。至今，我已89岁，还腿脚灵便。为此我特别感谢夏大姐。
夏大姐为人随和、热情好客，家里来人不断，我也成了她家的常客和食客。藕饼、老菱、芋头等家乡时新，她家一做好就打电话来，我就立即赶去尝鲜。有时家里包了水饺，也要我过去分享，我也召之即到。每周她家都是高朋满座，顾斌、顾尔钥、徐敏、张玉华等都是她的常客，每有朋友到，她就打电话给我，我必定跑过去作陪，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有时人多了，打牌还得轮流作战，打几副就轮下来休息一下，气氛非常好。
夏大姐不仅对郭健宽容大度，对杜**前妻的孩子杜晨也很好，帮助杜晨从外地调回南京，并安排工作，杜晨也把她当亲妈妈，常去看望。杜的弟弟杜文白和弟媳江季媞和她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杜文白的孩子也经常去看望夏大姐，很不容易做到的。她对家里的保姆也是如此。有一次家里的电话费一下多出了数十元，夏大姐让媳妇去电信局一查，是打到六合的长途电话，家里只有保姆是六合人，很可能是她打回家的。夏大姐并没有让保姆支付这笔费用，而是很耐心地告诉她：打到六合的电话是按长途计费的，时间不能太长。保姆一听就明白了，知错即改，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保姆对夏大姐也很好，跟了她十几年，一直为她送终。
我的一个抗大同学庞露是烈属，爱人牺牲得早，她一直没有再婚，独自带大了两个孩子。听说她的住房虽不算小，有三室两厅，但她睡觉的房间离卫生间比较远，夜里起来很不方便，就每天夜里都憋尿，到天亮才上厕所。憋尿是会损伤肾的，我们都为庞露的健康担忧。如果有个像床头柜那样的卫生箱，里面可以放高脚痰盂，夜里起来就方便了。我跑了很多商场和超市，都没有看到。一次，我到夏凤珠大姐家，看到她家正好有一个，就向她说起庞露的事，夏大姐很热心地告诉我：“这是自己定做的。我可以再去定做一个。”很快就做好了，她立即让我打电话通知庞露家拿了去。大家知道后都非常高兴，说可解决了个大问题。
有一年，夏大姐买了几盆菊花。她知道我是菊花盛开时出生的，小名阿菊，从小喜爱菊花，就从中挑了一盆白菊花送给我。走过炮兵招待所时，被一个小门卫保安揪住不放，抢下她手中的花，硬说她偷了他们点缀门面的菊花。最后她空手来到我家，满脸通红，气得浑身发抖，我让她先喝水、休息，等她平息下来，说了事情经过。我异常气愤，先把夏大姐送回家，让阿姨给她吃药，照顾她好好休息。然后就去炮兵招待所点名找他们的所长，所里的人说所长去炮校开会了，我留下了地址，告诉他们有急事找他。后来所长带着所里的人来我家，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指出这是损害公民名誉、侵犯公民权利的严重事件。接着我正告他们夏大姐是在中南海工作过的，曾经担任过蔡畅同志的机要秘书，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到南京都要专程来看望她，你们竟然光天化日之下诬陷她偷花，还把她的花抢走了。并告诉他们省里的原党政领导陈光、陈克天、谢克东等老同志都住在附近，你们这样做严重损害军政军民关系，政治影响极坏。炮兵的来人问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说：你们应该争取主动，上门赔礼道歉。我不能代替你们，只能做做协调工作。这事可大可小，大可以诉之法律，小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取决于你们的诚意。
第二天，炮兵派了三四个人，捧着鲜花和礼物，让我陪着去夏大姐家。夏大姐对他们以礼相待，平和地对他们说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连几盆花都管不好，还怀疑别人偷窃，有没有内部花卉爱好者带回家欣赏欣赏了？你们的管理制度如何？你们的内政我无权干涉，但值得你们思考。你们从上到下法治观念太差，撇开我本人不谈，这件事性质也是严重的，损害他人名誉，侵犯他人权利，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无根无据随随便便怀疑别人偷你们的花，什么性质？你们知道吗？最后，夏大姐说：我从不收礼，也从不送礼，请你们把东西都带回去，希望你们接受教训，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法治观念。并做出了送客的姿态。炮兵的同志只好再次道歉，把东西又都带回去了。
夏大姐没有生育过，弟弟的孩子小建过继给她，她视如已出。小建结婚后生了个男孩叫扬扬，学美术的，在省电视台工作。后来媳妇去世了，顾斌同志又在南通帮助找了一个，儿子接受了，夏大姐也去南通看了，挺合适。结婚后对扬扬也很好，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后来他们搬了新房子，我也搬了家，我们离得远了，走动就少了。
夏大姐过90岁生日时，我们还见了两次。第一次是小建打电话通知我，我赶到医院，和他们一起去了旁边的艳阳天餐馆，吃了寿宴，合了影，这时她头脑还非常清楚。第二次是李瑞同志为夏大姐祝90寿庆，邀请了顾彬、吴一里和我参加，李瑞的女儿李芒也在场。那天夏大姐精神特好，胃口亦好，思维清晰，我们都为她高兴。后来再见到她，她就有点漠漠糊糊了，再后来去医院看她，她就不认识人了，直至最后离开。
宽容大度平和——怀念夏凤珠大姐
第一次见到夏大姐是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在华中银行二分行刚进高邮城时。一个星期六，我们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同志，背着背包兴冲冲地走来，她这是来过星期六的，但没过多久又见她很沮丧地离开了。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一打听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夏凤珠。她1939年参加抗日战争，40年入党，长期在敌后从事党群工作，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农抗会会长、反清乡报导团团长，当时是苏中二分区高邮龙奔区区委书记，可以说是女中豪杰。她爱人是我们二分区的杜副专员，他们平时分居两地，每到星期六团聚一次。但这次她刚到，就被杜撵了回去，杜很不客气地冲着她说：你来干什么？你快回去。夏大姐没有哭闹，背上背包默默地转身回区里去了。看着她远去的身影，我们都为她打抱不平，觉得杜太无情无义了。
1951年我到了扬州，在中国人民银行苏北分行会计科工作。那时杜**和郭建也在扬州，他们已经结婚，并为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苏北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在扬州召开，郭建和杨桂芳都参加了，还都是主席团成员。杨桂芳很气愤地说郭建：她有什么资格参加？知情人就劝杨桂芳：组织上都作了处理了，你就不要再管这事了。当时夏凤珠是蚌埠市妇委书记，华东第一届妇代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结束，夏凤珠回安徽，还专程到扬州看望杜和郭建。郭建生了第一个孩子。郭建请夏凤珠吃饭。我爱人邓克生和郭建是湖南老乡，就被请去作陪。回来后我们都被夏凤珠的宽容大度所感动，一般人是很难像她这样处理这种问题的。
郭建先是调上海华东妇联后又调到全国妇联任副主席，夏凤珠也先后调任华东妇联生产部副部长及妇干校副校长、全国妇联干部处副处长、研究室研究员、功能联络部副部长及办公厅副主任。曾在蔡畅同志身边工作，任机要秘书，陪同李富春副总理和蔡畅同志去海南休假。在海南和两位革命老前辈的合影，夏大姐一直珍藏在身边。1990年代初，我搬到高云岭村，和夏大姐成了邻居，常在一起闲聊，看到那珍贵的合影，才知道她曾在中南海工作过。
夏大姐人品好，人缘好，她离开全国妇联那么多年了，全国妇联的同志还和她保持联系，经常通电话，互相问候。林佳媚同志每次去上海路过南京都要来看望她，还常给她送鲜花，林佳媚的女儿李小林来南京也会来看她。有时她还把她们送的鲜花转送给我，说这么多的花，我留一半，送你一半，大家分享。夏大姐和董边（田家英夫人、原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关系也很好。蔡畅同志诞辰100周年，夏大姐应邀去北京参加纪念活动，回来后她特别告诉我：董边同志多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要求对田家英之死进行调查，弄清事实真相，还田家英一个清白。从北京回来那天，她还看望了田家英的女儿。
夏大姐从董边那里带回来的一个消息对我帮助特别大。董边邀约原妇联的老同志聚会与她相见相叙时，有位同志说起她在延安时就得了关节炎，一直治不好，后来得到一个偏方：芥末粉用水调和了涂在关节患处，一次就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关押，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也落下关节炎，久治不愈，正为此发愁。一听有如此妙方，就按照她说的方法试试，果然见效。至今，我已89岁，还腿脚灵便。为此我特别感谢夏大姐。
夏大姐为人随和、热情好客，家里来人不断，我也成了她家的常客和食客。藕饼、老菱、芋头等家乡时新，她家一做好就打电话来，我就立即赶去尝鲜。有时家里包了水饺，也要我过去分享，我也召之即到。每周她家都是高朋满座，顾斌、顾尔钥、徐敏、张玉华等都是她的常客，每有朋友到，她就打电话给我，我必定跑过去作陪，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有时人多了，打牌还得轮流作战，打几副就轮下来休息一下，气氛非常好。
夏大姐不仅对郭健宽容大度，对杜**前妻的孩子杜晨也很好，帮助杜晨从外地调回南京，并安排工作，杜晨也把她当亲妈妈，常去看望。杜的弟弟杜文白和弟媳江季媞和她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杜文白的孩子也经常去看望夏大姐，很不容易做到的。她对家里的保姆也是如此。有一次家里的电话费一下多出了数十元，夏大姐让媳妇去电信局一查，是打到六合的长途电话，家里只有保姆是六合人，很可能是她打回家的。夏大姐并没有让保姆支付这笔费用，而是很耐心地告诉她：打到六合的电话是按长途计费的，时间不能太长。保姆一听就明白了，知错即改，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保姆对夏大姐也很好，跟了她十几年，一直为她送终。
我的一个抗大同学庞露是烈属，爱人牺牲得早，她一直没有再婚，独自带大了两个孩子。听说她的住房虽不算小，有三室两厅，但她睡觉的房间离卫生间比较远，夜里起来很不方便，就每天夜里都憋尿，到天亮才上厕所。憋尿是会损伤肾的，我们都为庞露的健康担忧。如果有个像床头柜那样的卫生箱，里面可以放高脚痰盂，夜里起来就方便了。我跑了很多商场和超市，都没有看到。一次，我到夏凤珠大姐家，看到她家正好有一个，就向她说起庞露的事，夏大姐很热心地告诉我：“这是自己定做的。我可以再去定做一个。”很快就做好了，她立即让我打电话通知庞露家拿了去。大家知道后都非常高兴，说可解决了个大问题。
有一年，夏大姐买了几盆菊花。她知道我是菊花盛开时出生的，小名阿菊，从小喜爱菊花，就从中挑了一盆白菊花送给我。走过炮兵招待所时，被一个小门卫保安揪住不放，抢下她手中的花，硬说她偷了他们点缀门面的菊花。最后她空手来到我家，满脸通红，气得浑身发抖，我让她先喝水、休息，等她平息下来，说了事情经过。我异常气愤，先把夏大姐送回家，让阿姨给她吃药，照顾她好好休息。然后就去炮兵招待所点名找他们的所长，所里的人说所长去炮校开会了，我留下了地址，告诉他们有急事找他。后来所长带着所里的人来我家，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指出这是损害公民名誉、侵犯公民权利的严重事件。接着我正告他们夏大姐是在中南海工作过的，曾经担任过蔡畅同志的机要秘书，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到南京都要专程来看望她，你们竟然光天化日之下诬陷她偷花，还把她的花抢走了。并告诉他们省里的原党政领导陈光、陈克天、谢克东等老同志都住在附近，你们这样做严重损害军政军民关系，政治影响极坏。炮兵的来人问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说：你们应该争取主动，上门赔礼道歉。我不能代替你们，只能做做协调工作。这事可大可小，大可以诉之法律，小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取决于你们的诚意。
第二天，炮兵派了三四个人，捧着鲜花和礼物，让我陪着去夏大姐家。夏大姐对他们以礼相待，平和地对他们说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连几盆花都管不好，还怀疑别人偷窃，有没有内部花卉爱好者带回家欣赏欣赏了？你们的管理制度如何？你们的内政我无权干涉，但值得你们思考。你们从上到下法治观念太差，撇开我本人不谈，这件事性质也是严重的，损害他人名誉，侵犯他人权利，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无根无据随随便便怀疑别人偷你们的花，什么性质？你们知道吗？最后，夏大姐说：我从不收礼，也从不送礼，请你们把东西都带回去，希望你们接受教训，提高管理水平，加强法治观念。并做出了送客的姿态。炮兵的同志只好再次道歉，把东西又都带回去了。
夏大姐没有生育过，弟弟的孩子小建过继给她，她视如已出。小建结婚后生了个男孩叫扬扬，学美术的，在省电视台工作。后来媳妇去世了，顾斌同志又在南通帮助找了一个，儿子接受了，夏大姐也去南通看了，挺合适。结婚后对扬扬也很好，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后来他们搬了新房子，我也搬了家，我们离得远了，走动就少了。
夏大姐过90岁生日时，我们还见了两次。第一次是小建打电话通知我，我赶到医院，和他们一起去了旁边的艳阳天餐馆，吃了寿宴，合了影，这时她头脑还非常清楚。第二次是李瑞同志为夏大姐祝90寿庆，邀请了顾彬、吴一里和我参加，李瑞的女儿李芒也在场。那天夏大姐精神特好，胃口亦好，思维清晰，我们都为她高兴。后来再见到她，她就有点漠漠糊糊了，再后来去医院看她，她就不认识人了，直至最后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