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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师的情感投入
心理治疗师和来访者必须共同努力，来让这种互动对治疗有价值。在这种合作条件下，选择适当的时候，节制、匿名、行为和态度的口立可能会放弃，反移情表露会被提倡。这些不仅是作,摆脱冶疗阻筑的手段，而且通过直接的情感投入，增加人工互动的新维度，相互理解和学习中的平等关系，与此种情感投入形式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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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坚信洞察情绪无助于治疗。“谁会管动机和来由？”精神药理学的领导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诺?克莱因说：“没人可以打倒弗洛伊德，因为没有人可提出更好的关于内心冲突的理论。但重点是，我们已经有办法治疗这些病症了。”用哲学的角度来看病因，治疗是对的，是医药救了我们，但我们也要注意病源。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史蒂文?海曼说：“像冠状动脉疾病，我们不会只开张处方就了事。我们还会要求病人控制胆固醇，教他们运动方法和合理饮食，有时还有压力管理。并不是只有心理疾病才要多管齐下。药物疗法与心理疗法之争非常可笑。二者都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依我个人的看法，双方应该携手合作，因为采用药物治疗更能够让病人投入心理治疗，理清心中的纠结。”艾伦?弗兰克所主持的一连串研究显示，在为病人摆脱忧郁方面，心理治疗的效果没有药物好，但在避免病症再度复发方面更为有效。虽然这方面的资料错综复杂，但从中可以看出，结合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效果比单用一种好。“这种治疗策略可避免再度陷入忧郁症，”她说：“我不知道将二者结合的治疗方法未来还有多少发展空间，这令人担忧。”布朗大学心理学系的马丁?凯勒曾参与一个多校联合的团队，他在最近的忧郁症者研究中发现，只用药物的病人中，感觉有明显改善的不到一半；只用认知行为治疗的人之中，明显改善的也不到一半；而二者合用的则有超过八成的人有明显改善。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愤怒地说：“百忧解不是用来避免和病人交流的，而是用来深入了解病人的。”鲁曼也这么写道：“医生受训练的目的是观察和了解病人，但他们做的事却只是丢给病人一根药物做的‘棒棒糖’，然后就什么也不管。”
当你不幸落入忧郁的深渊，你自然而然想要了解患病的原因，即使已脱离忧郁，仍然想知道究竟。药物仅仅改变某些症状，并不等同于治疗。问题和问题背后的真相都需要密切注意。也许在医药发达的未来，药物可以治好更多人，整体的国民健康状况会大大提升。但若因此就把谈话治疗抛诸脑后，却是非常危险的。心理治疗可以让一个人明白，药物在帮他重建新的自我，并接受原来的自我已在崩溃时失去的事实。你需要在忧郁最严重的时候浴火重生，需要学习避免再度陷落的方法。你要以不同的方式过日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要让你的生活、睡眠、饮食、运动变得规律化不太容易，”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诺曼?罗森泰提到：“想象一下你在忧郁时，要做这些事有多难！你需要一位治疗师，就像需要一张沙发一样，可以让你尽量规律地进行日常生活。忧郁是一种疾病，不是生活方式，你得想办法克服。”“药物治的是忧郁症，”我的治疗师曾说：“而我治的是忧郁症患者。”什么事可以让你冷静下来？什么会使症状恶化？从药物的观点来看，因亲人过世所造成的忧郁，和不断失恋造成的忧郁，二者没什么差别。虽然前者产生的极端反应比后者合乎人情，但从临床经验来看，几乎完全相同。就像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临床医生席维亚?辛普森说的：“如果看起来是忧郁症，那就当成忧郁症来治。”
当我第二次精神崩溃前，我中断了心理分析治疗，大家都力劝我再找一位新的治疗师。找新的治疗师是件烦人又讨厌的事情，但在陷于重度忧郁之苦时才做这件事，结果会更糟。好的治疗师很难找到，我在六周内换了十一位治疗师。每换一位，我都要把自己的苦恼从头到尾讲一遍，讲到最后，好像我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有些治疗师看来满有智慧，有些则脾气古怪。一位女治疗师把所有家具都用保鲜膜包得紧紧的，以防止被她那群小狗破坏，她还一直请我吃放在塑料盒里，看似发霉的小鱼饼干。我离开时，一只小狗在我的皮鞋上撒尿。有位男治疗师给我的问诊室地址是错的（“哦？那是我以前的地址！”），还有一位说我没什么毛病，应该振作起来。有一位女治疗师说她从不相信情绪，而一位男治疗师则宣称他除了情绪什么都不相信。还有一位唯心论者；看病时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荣格的信徒和自学成材的心理医生……有个男治疗师不停地打断我的话，说我跟他一模一样。有人在我拼命解释后，依然搞不清楚状况。“我们想做各种药物与心理治疗比较的研究，”史蒂文?海曼说：“但有人纵向比较过好的治疗师和糟糕的治疗师吗？我们会是这方面研究的开路先锋。”
我最后选择了一位治疗师，这令我十分愉快，因为这位治疗师充满智慧，我在他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辉。选他的理由是他既聪明又诚恳。由于之前有过治疗师打断心理分析，又在我需要药物时不准我吃药等经验，所以一开始，我仍保持着戒心，过了很久才完全信任他。他在混乱和危险的时刻仍保持冷静。平时他很风趣，我通常很欣赏身边那些有幽默感的人。我和我的精神科医生合作良好。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愿意向病人伸出援手。之前换了十位治疗师是值得的，不要找令你嫌恶的治疗师，不管他的医术有多好，只要你讨厌他，就不会有效果。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医生还聪明，并不一定是你错：拿到精神病学或心理学学位，并不代表这个人是天才。选治疗师要非常小心，许多人会耗费二十多分钟挑喜欢的吹风机，或是向超级市场经理抱怨他最爱的罐头番茄汤没货了，但找精神科医师却随便得像找一般服务人员一样，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记清楚，你好歹是要把自己的精神交到这个人手上，而且别忘了，你要把自己都不清楚的事倾诉给这位医生。“实在很难，”罗拉?安德森写信告诉我：“你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了解你，而且在你头脑最混乱的时候还要信任他们。还要他们也信任你，也同样不容易。”
后来我的病情居然被精神科医生控制住了，连午夜陷入愁苦时，也撑得下去，我能坐起来，不再哭泣。我用反话和出其不意的幽默跟治疗我的人开玩笑。有时候，我会怀疑精神科医生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所说的感受，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口气十分超然。我猜他们一定会觉得，我藏在粗糙的面具下，居然只显露这么一点点真情，实在令人失望。我常常希望自己在问诊室中夸大感情，我用很随便的语气回避医生。我从不觉得心理治疗的场所是隐密之处,我觉得那里实在是很不安全。仅仅是偶尔,我会稍稍流露出一点点本性，但也不是经由口述表现出来的。
一种检验精神科医生是否称职的方法，是观察他检视你时的态度。最初阶段的检查，重点是问对问题。我从未见识过可靠的一对一精神治疗会谈，我去过许多医院的诊疗室，对待忧郁症患者的方式之多样令我感到讶异。大部分我所认识的好医生会先要求病人讲述自己的过去，然后很快就进入有条理的交谈，从中探寻他们想要的讯息。进行有效的交谈是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技巧。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临床医生西维雅?辛普森，曾与一位刚试图自杀的新病人面谈了十分钟，就确认她有躁郁症。而这位女病患之前的精神科医生为她治疗了五年，一直都没发现这么简单的事实，开了抗郁剂的处方却没有情绪稳定剂——这种疗法一般认为并不适合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她因而产生混乱的焦虑状态。我问辛普森后来的情形，她说：“花了好几年持续的努力，才进入谈话治疗。”后来，我参与一项由哈林医院精神科主任亨利?麦克提斯所指导的，与意外沦为游民者的访谈。他在二十分钟的访谈中，花了至少十分钟来得到患者详尽的过去居住的历史。我最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追查这些事情，他说：“曾长久居住于固定处所的人，因环境问题而流离失所是暂时的，但他们可以过规律的生活，基本上，这种人需要社会协助。习惯于过流浪生活，或一直在流浪，或想不起自己住在哪里的人，可能有严重的潜在不满，他们基本上都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协助。”我比较幸运，有不错的保险为我支付每周一次精神科医生和每月一次的精神科药物学者的看诊费用。许多保健机构对药物治疗比较精明，相对而言，也就是倾向用便宜的药。他们对谈话治疗和入院治疗却不太计较，但这却要花更长的时间，而其所费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