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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燃烧的青春
——记蒋巍的知青时代
三 读书与下乡
还在二十九中学读初中时，有一年冬天，蒋巍同母亲路过矗立在哈尔滨南岗区的第三中学，这所名牌学校确实让他无限神往。大约十三岁的蒋巍从校园墨绿色的木栅栏缝隙处向里面张望，见到许多学生在冰场上滑冰，当时他对母亲说，高中时我一定要考进三中。果然，一九六四年，二十九中学的数百名初中学生中，仅有两名学生考入三中高中部，蒋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心里那个得意劲儿，甭提了。
有趣的是，初入三中的蒋巍一连给三中带来“三震”。
第一震，为了奖励蒋巍，父亲给他买了一件黑白格短袖衬衫，在那个穷困、封闭、衣着大体只有蓝灰白的时代，这种调子的衬衫是很扎眼的。去三中报到的第一天，蒋巍兴高采烈穿了这件潇洒时尚的新衣服进了校门，肯定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后来他才知道，这件衬衫给同学们的印象很不好，让大家侧目不已。因为当时上演的一些香港电影里，小流氓和黑社会人物才穿这种花里胡哨的黑白格衣服。而且第一次见到班主任老师孙中圣，蒋巍就很生猛很斗胆地问了一句：“老师您贵姓？”显得特成熟、特社会的样子，这也让一向特别质朴、特别书呆子气的三中师生们大跌眼镜——哇，这不是“流氓闹校”吗！
第二震，按传统和惯例，哈尔滨第三中学入学后的各科第一堂课，都是考试，题很难，那是三中的校风。因为考入三中的肯定都是哈尔滨各校的学习尖子，个个小脸朝天，傲得很，三中就是要给你个下马威，用难题杀杀你的威风。果然，考试成绩一公布，同学们大都不及格，这些天之骄子何曾遭遇过这等严酷打击，全班一时间泪落如雨，哀声动地。
其中，语文考试的题目，是让学生把考高中的作文重写一遍，题目是“革命烈士诗抄读后”。据蒋巍说（对蒋巍自吹自擂的话，有时你由不得自己，不得不信），那篇文章让他写得热血沸腾，气势磅礴，激情飞扬。第二天，语文老师赵淑云——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女教师就在课堂上当众宣布，由新生蒋巍接任校刊《迎春花》主编，因为前任主编这一年进入高三，要集中精力准备应付高考了。哇，赵老师的话音一落，全班同学都惊讶万分地瞪大眼睛瞅蒋巍，好像他是外星人。他们对蒋巍的“不良印象”还停留在第一震里，万万没想到蒋巍立马给他们来了第二震！
一年后，校刊前任主编在操场上遇到蒋巍，他一脸神秘兮兮的样子问蒋巍，你猜我考哪儿了？
蒋巍问，考哪儿了？
那位学友骄傲地说，北大中文系！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个消息会给蒋巍带来多么大的震动。他对我说，当时他羡慕极了，心想我的前任考进北大，以后我当然也要进北大！
后来的岁月中，蒋巍常在各地给文学青年作报告时说到这件事，他说，后来，我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和愿望——进了北大，不过后面要加一个“荒”字——“北大荒”，全场顿时一片笑声，蒋巍这个“包袱”抖到哪里哪里响！
第三震，考入三中高中部两个月后，适逢国庆十五周年，学校搞了一次全校征文，蒋巍写了一篇散文《帽子的故事》，发榜时竟然只获了三等奖！这大概是青年蒋巍在文学追求之路上首遭打击，让他大为沮丧，觉得很没面子。从小学到高中，在学校历次征文中，这是他获得的最低档次啊！以后还怎么当校刊主编？
没想到，蒋巍很快又出奇制胜。黑龙江省广播电台来三中选学生征文，在从一等奖到三等奖的数十篇征文中，竟把蒋巍的《帽子的故事》挑走，并在广播中播出了，学校还在校门大厅贴出了告示牌，通知全校师生注意收听——这终于让蒋巍那颗受伤的虚荣心获得极大的满足。不过不知为什么，也不知谁规定的，那时不给学生稿费，省电台只奖给蒋巍几本新书，当赵老师在课堂上把厚厚一包书发给他时，全班同学自然又小小地“地震”了一次。
在三中，蒋巍先后加入校篮球队、校冰球队，成为学校体育场上的风头人物。一九六五年，三中校冰球队在全市中学生比赛中获冠军，蒋巍是其中光荣的一员。此后数十年他一直酷爱篮球运动，甚至被友人戏称为“篮球场上的出土文物”。迄今，蒋巍还是自封的中国作协业余篮球队“总教头”，据说那些愣青的NBA式动作，都是他教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蒋巍高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请注意，正如小学六年级的他才迟迟戴上红领巾，这时候的蒋巍还不是共青团员——盖因他从来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同时也因为他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背景不够“纯洁”和“根红苗正”。蒋巍清晰地记得，那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北京来了几位搞“革命大串联”的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女中学生，皮肤很白，模样很俊，操一口声音很柔的北京腔，让青春期的蒋巍心仪不已。从此他爱上北京女孩，后来果然把一位漂亮、优雅的北京美眉张雪扬——著名画家张作良的女儿——迎娶回家。
这几位北京女红卫兵在三中操场上作了掀起“文革”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声称要“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蒋巍和全校师生听得毛骨悚然、心跳不已，目瞪口呆。
运动开始时，蒋巍还属于“保皇党”，在班级里拉起一派组织叫“红小鬼”，意思是“捍卫革命成果的小战士”。对立面的组织叫“红色尖兵”，一听就是敢作敢为、敢打敢冲的那种。尽管班主任老师平日对蒋巍并没有给予特别的眷顾，但他善良而单纯的内心还是偏向“保皇”，也因此，“文革”中蒋巍在行动上从没有对老师撒过野、动过粗，没抄过任何一位师生的家。后来，三中里最强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鬼见愁红色造反团”（有意思的是，这个造反团为首的“赵团长”和他的弟弟现在都是我军的少将）声势愈来愈浩大，“小组织”“小政党”们不可能再有存在的余地，于是“红小鬼”不宣而散，蒋巍转而加入在全市威名显赫的“鬼见愁造反团”，并很快成为宣传组颇有战斗力的“笔杆子”——类似小范围里的“陈伯达”或“姚文元”。后来他又进了“市中学红代会”搞宣传（相当于今天的共青团市委），那时还不到二十岁，他就写出洋洋两万余言的分析第三中学“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刘少奇反动路线”历史斗争的“战斗檄文”，题目气魄也很大，叫《在六七年和六八年的两个春天里》，发表在当时在黑龙江省很有影响的、由“黑龙江省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造反有理》报上，规模与现今的省报一样大，蒋文整整占了两个版的篇幅。文中充斥着他对最爱的学校和一些曾很尊敬的老师的恶毒攻击和“造反到底”的血腥味儿——当然仅仅是言词上。
自此，“文革”使蒋巍堕落为语言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下乡归来后，蒋巍真诚而歉疚地登门向老师们道了歉）。
此外，文中还充满一些颇有气势的空想与狂烈的语言，如“在苍茫的暮色中，时代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不能不承认，在那个血腥时代，这些文字还算有点儿诗意——因为纯粹意义上的诗意文学已经被扫荡一空。一时间，蒋巍在全校师生和全市中学界名声大噪，行文以具有“尖锐的鲁迅杂文风格”而著称，许多当年的读者都成了蒋巍相交数十年的好友。
蒋巍曾与三中的“鬼见愁战友”们深夜骑自行车出发，像“敌后武工队”一样，悄悄潜入别的学校高楼顶层，偷人家的高音喇叭，第二天安装到自己学校的楼上……
蒋巍还曾以市中学红代会成员的身份，陪同市里某“造反派司令”到哈尔滨一机厂“保卫战”现场进行过“视察”，见识了真正的枪林弹雨、纵横的战壕和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
蒋巍还曾目睹了一些“红卫兵”以“扫四旧”的名义，从街上抓来一些所谓“不良男女”，用麻袋把他们的脑袋包起来，然后以猛击他们的头部来表达自己的“革命义愤”。蒋巍默默靠在墙上猛烈地吸烟，那烟呛得他阵阵咳嗽——这是他有生以来吸的第一支烟，因为瞅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听着被殴打者在麻袋里发出的闷声闷气的哀叫，他只觉得心在阵阵战栗！
蒋巍还没残酷到那种程度，上去亲自动手打人，但也没有足够的良知和勇气上前加以制止……
一九六八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三中“鬼见愁造反团”的一批“战友”报名去东部边疆的饶河县插队，蒋巍报了名，但因为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父亲的牵连，政治上不可靠，未获批准。
十月，地处北部边疆嘉荫县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原嘉荫农场）到哈尔滨招收知青，那里与所谓的“苏修”只隔着一条黑龙江。血气方刚的蒋巍想，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反帝反修”战斗中，那里肯定是开第一枪的地方。而且，一位与他相当友好的女孩已经在九月份去了那里，也为响应她的呼唤，蒋巍立即报了名。
四 “在时代的列车旁”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蒋巍穿着刚发下来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土造“黄棉袄”（即所谓“兵团战士服”），扛着背包，挎着书包——书包里装着四卷本的“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和上千名风华正茂的哈尔滨红卫兵，登上北去的列车，开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虽然已近初冬，但那天阳光格外灿烂。这是即将“奔赴祖国边疆”的无比激动人心的时刻，裹着圆圆滚滚的黄棉袄，知青们的身心簇拥在一起，激荡在一起，昂扬在一起，就像一个个发光发热的“球体”，每个人的脸上额上都是汗津津、亮闪闪的。那是一个长久的延续多年的贫穷清苦的时代，吃穿都极为困难，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足，男孩女孩个个苗条得细细纤纤，躺着站着都像豆芽菜，不过那绝不是“性感”，而是“骨感”——唉，时代真是变了，现今的女孩子多渴望这种表现“极致美”的骨感啊！
出发时是十一月份，该是初冬的冷日子了，但那天火辣辣的太阳高悬于蓝天，竟然出奇的热，为了庄严，为了革命，也为了假充“军人”光荣与炫耀，蒋巍和战友们过早地套上不合身的黄棉袄（据说，那是官家发给的、崭新的、货真价实的“假冒伪劣军服”，蒋巍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棉袄黄非黄，绿非绿，而且从里到外散发着一种劣质染料的刺鼻味道），然后成群结队涌向车站。哇，那天的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全然是密不透风的人的海洋，黄棉袄的海洋，红旗红标语红袖章的海洋，似乎整个城市的人都拥挤到这里。上千名或激动或悲壮或惶惑或愁苦的“兵团战士”——其实都是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初中高中学生，最小的初一学生，也就刚刚十四、十五岁左右，还是未成年，他们当然还不懂得革命与光荣，也很少被虚妄的、高调的、冲动的傻帽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他们心中只有对亲情的无限依恋和对未来生活完全懵懂无知的惶恐。站台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泪雨滂沱，哽咽声声。无论你怎样坚强，那时只要瞅一眼车上车下那些泪水涟涟的年轻的和年老的脸，你的眼泪也会不可遏止地夺眶而出。
蒋巍的泪不多，因为没有伤别而只有牵挂。
母亲支新玉因病住在医院里。
母亲二三十岁的时候相当活跃，酷爱戏剧和音乐，青年时代曾同那个时代的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同台演出，新中国成立后是黑龙江省商业厅的女排队长（后来成为国家财政部长的刘仲黎是男排队长），曾参加过全国比赛，拿回许多奖牌。三年困难时期，因营养不良，母亲病倒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病恹恹的，总是与医院和大夫打交道。蒋巍的父亲叫蒋翬（音同“辉”），命运也不好，他是我国著名的淡水鱼研究专家，性情耿直火暴，在哈尔滨市政府水产局工作时被称为松花江上的“渔霸”，沿岸渔民没有不认识这个“老蒋头儿”的。“文革”中，蒋翬自然成为必须打倒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
站台上，没有亲人给蒋巍送行，也就少了诸多的牵挂、亲情与伤感。沉浸在站台上那波澜壮阔的告别与送行的感人场景中，蒋巍心里倒是惊雷般鸣响着那个时代激情如火的诗句。行前数日，即十月二十四日，他第一次用“红卫兵蒋巍”的名字，在黑龙江省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造反有理》报上发表了一首散文诗《为了迎接明天》（摘录）：
当矫健的海燕，闪电似的在乌云和大海之振翅搏击的时候，它在大声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八千里风暴作琴，九万里雷霆作鼓。前进在同工农兵结合道路上的新中国第一代红卫兵，吹奏起雄壮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纪的青年进行曲！
……为了保卫今天，为了迎接明天，我们前进在永不褪色的红旗下，投身到从井冈山出发的行列中，手不离镰刀，脚不离草鞋，心中不离红太阳，一腔沸腾的热血呵，在几代人的心头飘红旗。前面的——是高山上的不老松；跟上来的——是颗颗松子要生根！
呵，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最亲爱的党，请放心吧。看您亲自哺育的第一代红卫兵，将怎样——伸出有力的臂膀，挺起火热的胸膛，托起那风雷激荡的苍茫大地，走向炉火正红的广阔疆场！
列车一声长啸，启动了，像大江东去，像万马奔腾……
再见了──同志！
前进吧──列车！
开始了──战斗！
在广阔的天地里，红卫兵粗大的双手，将捧出红日，照彻——全球！
青年的热血是最容易点燃的。后来蒋巍才知道，这首诗在当时的哈尔滨，在准备下乡、要走未走的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极大影响。许多红卫兵把它印成传单，雪片似的撒遍大街小巷。后来认识蒋巍的一些朋友开玩笑对他说：“当初我们下乡，就是让你的诗给忽悠去的。”
这些我曾亲自见证，一次，蒋巍到我所在的一个电视剧组看我，当时开车的师傅一听他是来自北大荒，就说起你还记得一首诗吗？
“列车一声长啸，启动了，像大江东去，像万马奔腾……
再见了──同志！
前进吧──列车！
开始了──战斗！”
后来一听这首诗就是他写的，师傅差点要和他来个拥抱，后来又差点给他一拳，说你太能忽悠了！
三年后，即一九七一年，蒋巍就创作了前面提到的那部数千行抒情长诗《光荣呵，我们这一代》，其中一章“在时代的列车旁”，写的就是知青上山下乡之际，在站台上与亲人含泪告别与送行的壮阔场景，这一章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占了大半版的篇幅。时在北大荒的蒋巍信息不灵光——因为这首诗而在黑龙江文坛一举成名——这样大的事情他居然毫不知晓！后来他才知道，这首诗在当时的读者中间引起很大反响，那时社会文化生活很少很单调，各地各单位搞联欢会，很多都是诗歌朗诵，蒋巍的这首诗就成了联欢会上的最能蒙人的演出。黑龙江的文友和评论家普遍认为，长诗《在时代的列车旁》是蒋巍的“成名作”——当然不过是“地方土特产”而已。迄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种虚妄的革命年代、革命气氛和革命诗抄早已风流云散，可谓“是非成败转头空”，但黑龙江有许多同代人，现在有做大老板的，有当各级领导的，也有下岗的，酒桌上见了蒋巍，总会有人挺胸腆肚，抑扬顿挫地背诵一段《在时代的列车旁》，足见当时此诗在黑龙江的影响之大。
哦，连蒋巍的太太雪扬女士当初都是因为读了蒋巍的诗，有点迷糊，有点晕菜，什么财礼也没要就义无反顾做了“蒋张氏”。
蒋巍还有两句真正的“千古绝句”，大概算是历代革命诗抄的“顶峰”了，“前无古人”不必说了，肯定也是“后无来者”，中国诗史上无论如何应该留一笔。这首短诗发表在一张红卫兵报上，全诗已经忘了，只有下面这两句是最能表达“反帝反修”革命激情的“神来之笔”——“解放莫斯科，攻克华盛顿！”
这样的千古名句，肯定属于蒋巍。
五 夜过小兴安岭
一路的火车上，知青们的情绪经历了几起几落。
列车刚刚启动出发时，大家把脑袋甚至半个身子争相挣出车窗，一边拼命挥手，一边泪流满面地、甚至哭号着大声呼唤着亲人，站台上的亲人也排山倒海地没命跟着列车跑，车上喊着一声声保重，车外喊着一声声叮嘱，那真是震天撼地、感天动地的泪别场面。
列车驶出车站，驶出城市，车厢内突然安静下来了，而且安静得出奇，大家谁都不瞅谁，再好的同学、战友，也都像陌生人了——大家都在忙于揩去涌流不止的眼泪。因为终于离开校园和父母，向人生不可知的未来出发了，其实革命在心底是虚妄的，人生才是具体的，就在这一刻，大家忽然觉得自己成了大人！今后要以自己还十分稚嫩的肩膀独自担当生活里的一切了，犹如小鸟第一次离巢，在那样纷乱的时代，目睹了太多的眼泪和鲜血，自己独闯天涯，今后能活下去吗？能活得好吗？此时此刻，人生一切可能的沉重突然朦胧地浮上心头，他们不免有些惊慌有些惶惑有些恐惧。成了大人了，刚才的泪水太多太多，此刻想来真有点不好意思。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第一次“少小离家”，他们长久地沉浸在依依惜别的心境里，默默回味着渐渐远去的亲情。就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车厢寂静无语，只能听见隆隆前进的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咣当咣当的声音。
毕竟，孩子们总是健忘的、欢乐的、愿意朝向未来的。一个多小时以后，惜别的情绪渐渐淡去，车厢重又喧闹嘈杂起来。兴奋地讲述红卫兵“造反”故事的，深情地回忆同学轶闻趣事的，好奇地揣度边疆生活的，猜测“兵团战士”将来会不会打“反帝反修”第一枪的，大家扯着高嗓门儿聊得热火朝天，特别是那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男生女生，英姿飒爽、精神抖擞地站在车厢中间，甚至跃上坐席，给大家表演节目，领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掌声笑声歌声一浪高过一浪，并且飘出车窗，响彻茫茫平野巍巍高山……
热聊疯闹了几个小时，大家都觉得累了。因为即将出发的激动、准备行装的紧张以及一边许多天里忙于告别亲友的疲惫，这会儿，所有的困意倦意都涌了上来，大家东倒西歪，大部分都睡着了，车厢里又安静下来。
天近黑的时候，火车抵达黑龙江省北部、紧贴小兴安岭南麓的汤旺河小站。这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破站，风雨飘摇的样子，没站台没出口没围墙，更没有检票员，跳下车厢就是堆积着乱石的路基。蒋巍和知青战友们扛起行李拎着箱包，踏着路基石跌跌撞撞下了车，然后有炊事人员抬着许多热气腾腾的汤桶和装着大馒头的竹筐过来，上千名知青分成几处，排队领到自己的一份，立即找个地方或蹲或坐狼吞虎咽起来。这是蒋巍吃的北大荒的第一顿饭。稍事休息，随着带队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军务股负责人一声令下，他们又扛着自己的行李，蝗虫般挤上二十余辆敞棚大解放，沿着颠簸不平、尘土飞扬的砂石公路，向团部进发。团部在此时的小兴安岭山麓已进入冬季，又是深夜，他们站在疾驰的敞棚汽车上，尽管穿着黄棉袄，有的还裹着棉大衣，但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依然像刀切面一样，把脸颊刮得生疼。蒋巍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彻骨的寒冷和山风穿石透壁般的锐利，只一会儿，身上的棉衣便像纸做的一样透凉了。这时候，想爹想妈之类的小感情被烈风一扫而空，只剩下求生求暖的欲望。知青们把脸背过来，紧紧挤做一堆，用以保护体内那仅存的一点暖意，同时乞求着盼望着赶紧到达终点。黑夜无边无际，雪亮的车灯照耀着路前方，偶尔会有一只傻狍子或兔子什么的，闪电般掠过车灯射出的光柱，那一刹那浑身亮晶晶的，叫知青们孩子气地惊喜一阵。
车队像一排萤火虫，蜿蜒穿过茫茫夜色和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蒋巍记得，那时的森林巨木参天，密不透风，波澜壮阔，黑森森壁立在公路两侧，车行其间，仿佛进入令人敬畏的神圣而又神秘的巨大教堂。风过处，松涛阵阵，回响连绵，叫人想起钟楼那辽远深厚的钟声。二十年后，他再回嘉荫的时候，路两旁的森林已经稀疏多了，参天红松被砍伐殆尽，只剩些纤细的杂木毫无章法地林立着，没生气也没气势，一片弱不禁风的可怜模样。
近午夜，车队到达团部。知青们集体睡在一座空阔的大礼堂里。一路火车汽车地颠簸，精神又亢奋，这会儿累极了，打开铺盖草草睡下，冷啊热啊环境怎样啊，完全没有感觉，立马就睡成了死猪。第二天，军务股长宣布，蒋巍和数十人被分到三营十一连，据说那是曾在沈阳军区毛泽东思想讲演会上出过风头的先进连队。在哈尔滨就知道蒋巍是“小秀才”的股长悄悄跟他说，把你分派到那里去，就是想让你多了解一下那里的先进经验，将来好写写“讲用材料”什么的。
这个偶然的分配让他大为意外和吃惊，那个曾向蒋巍发出热情召唤的“她”就在十一连啊！
乘解放牌载货汽车到达连队时，早来一个多月的第一批知青和老职工们手里挥动着“红宝书”，还写了些标语，列队站在路口欢迎新来的战友们。蒋巍与同来的战友们下了车，排队向连队里走，蒋巍一边走一边拿眼睛在欢迎队伍里四下找，找一个熟悉的女孩身影。心里同时就惊叹着怎么这样巧，我居然被分到她所在的连队来了。
蓦地，一个穿黄棉袄、戴近视镜的女孩从路旁的欢迎人群中跳出来，两颊飞红，目光炯炯的，兴奋地拉了蒋巍一把，哦，是她！
六 与“她”的偶然相聚
和蒋巍同批分到十一连的知青，大都是哈尔滨第四十九中学的初中生，看着就像拖着鼻涕的小孩崽子，像他这样的高中生极少，而蒋巍又来自很有名气的省重点中学——哈尔滨第三中学，因此他很快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此外，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女孩L。因为蒋巍的到来，她十分欣喜，并且误以为蒋巍是期望与她在一个连队而主动地、经过一番“活动”做到这一点的。L大概和许多战友和女友谈到这一点，于是在知青中迅速传开，蒋巍和L是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蒋巍到一连就是冲她来的。
很快，蒋巍从男友们同他谈起L时那闪烁的眼神、鬼怪的表情和调侃的语调，以及蒋巍与L交谈时他们总是借故走开的情形，感觉到周围的人们已经把他和她认定为“恋友”了。说实话，这使蒋巍稍稍有些窘迫并觉得有些不愉快。
这里对L稍做一点介绍。
蒋巍在哈尔滨中学红代会搞宣传工作时，L所在的中学发生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的激烈争执，双方的口号都很激进，却水火不相容，打得一塌糊涂。于是，“市红代会”决定派去一个工作队，由全市著名的正牌“造反派”组织——三中“鬼见愁造反团”组队，去调查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和实质上的“保守派”。蒋巍参加了这个工作队。经过十几天紧张翔实的调查摸底，他们判定，由L所领导的那个组织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因为这个结论，另一派组织很快就散伙了。这样，蒋巍和L渐渐熟悉并且接近起来。
L也是高二年级的学生，大概与蒋巍同岁。人长得白净而清秀，戴一副近视镜，举止稳重，善于思考，而且能写一手好文章。那个年代激进的年轻人思考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造反到底”之类的“革命理论”，蒋巍和L自然也是如此，因此双方很有“共同语言”，常在一起庄严而郑重地谈论那些虚妄的“大道理”和这一代的“历史使命”。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夜，有几次，他和她并肩坐在红代会门口街边的石阶上，不知不觉就谈到灯火寥落而星光灿烂的深夜。这是蒋巍第一次与女孩倾心相谈，那种诗意的、美好的、放松的感觉让他很陶醉。
渐渐的，蒋巍和L之间有了一种朦胧的亲近的“友情”，但所谈内容依然是“纯革命”而非“关系”和“爱情”之类。蒋巍郑重地对我说，我们那一代青年纯洁极了，我和L之间的亲密也是保持着两尺以上的距离，连手都没碰过。
一九六八年九月，L早蒋巍两个月去了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即现在的嘉荫农场），很快，蒋巍接到她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那里种田的机械化程度怎样高，而且紧靠黑龙江沿岸，是“反修第一线”云云。那时蒋巍下定决心要开“反修第一枪”的，所以有这样高昂的政治热情和雄心壮志，盖因蒋巍的家庭背景实在不够“纯正”。蒋巍必须以英勇献身的方式，来证明蒋巍是祖国“可靠的花朵”。
蒋巍的态度确实很坚决。下乡前夕，哈尔滨市“革委会”一位老领导陈达十分欣赏蒋巍的文笔，要蒋巍别下乡了，给他做秘书。陈达是一位老革命、抗战老兵，做事情热情很高，脸上总挂着平易近人的亲切的微笑。他的脖颈后面有三条深深的刀疤，因为胖了，形成三道突出的肉褶。听说那是在东北抗联搞斗争时，一次被俘，日本鬼子照他的后脖颈砍了三刀，以为他肯定死了，扬长而去。没想到陈达的命如此之硬，几个小时之后竟然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到附近的老乡家，活了下来。
陈达留蒋巍做秘书，对不愿离家的害怕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大好事。蒋巍却坚辞不受，义无反顾，依然打起背包就出发。历史证明，在这件事情上蒋巍以懵懂无知的激情，走出了多么具有“先见之明”和“深刻洞察力”的一步棋——幸亏蒋巍下决心远走他乡，很早离开哈尔滨的“文革”风暴中心、是非之地，免除了后来许多政治上的“麻烦”。而留在市中学“红代会”的几位青年干部尽管躲过上山下乡运动，但在“文革”一波接一波地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每一场“路线斗争”都存在“站队”、“划线”和“表态”问题。这些“造反派”出身的青年干部不论主动或是被迫，都要冲杀到“路线斗争”第一线当“先锋”和“炮弹”，今天“炮轰”这个，明天“油炸”那个。“文革”结束后，各级组织开始清理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红代会”的好几位青年干部都沾上或大或小的问题，政治上受到处理，运动中看似那么风光的前程就此告终，从此一蹶不振。
七 沉重的家世
说到这里，对蒋巍一直不愿提及的家世做一个清楚的交代。那个年代，蒋巍所以表现得那样激进，首先是因为他有着一个政治上相当沉重的家世，因此他特别渴望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来向党证明自己的可靠。
蒋巍的太爷和爷爷那两代是辽宁省营口市有名的“房产主”，到爷爷这代因为时代社会的剧变和家族的养尊处优，算是败落了。父亲则是永远不被信任的“臭老九”、“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母亲支新玉那边的族谱更加吓人，祖上是落户在沈阳的满族贵族，正黄旗，大清王朝时是给皇帝看管老家庄园的，据说沈阳皇姑屯一带有一大片土地、几条街和一个学校就是母亲那边的祖产。蒋巍还记得，幼时，父母都去上班了，姥姥在家带蒋巍，一看蒋巍淘得乌烟瘴气、不可开交，就会从腰间的衣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手帕包，打开来，里面是一些闪闪发光的好玩的东西，长大后蒋巍才明白，那是几样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记得其中有一枚夜明珠，比鹌鹑蛋略小，在黑暗中发着淡绿的莹光，珠上钻有很细的小孔，从小孔望进去，里面是一尊如来佛像。听母亲说，姥爷和太姥爷那两辈人一辈子什么营生都没做，也不会做，只靠典当甩卖房产、地产和珠宝首饰，包括成匣子的大批祖传线装书过日子，天啊，这话听得蒋巍心怦怦跳，眼珠子血红。到姥爷晚年，家里只剩下一个大车店，末了也被日本鬼子征用了，一个大家族就这样衰败崩落下来。
除此而外，蒋巍的母系和父系亲戚中还有好几位“右派”。总之，所谓“封资修”，所谓“黑五类”，蒋巍家占全了。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家庭历史包袱，生活上发展上政治上想要“减负”“解压”，去边疆打“反修第一枪”就成了蒋巍惟一可以求得解脱的追求。
八 那位少校
在十一连，大家都认为蒋巍和L是“恋友”关系。这虽然不是什么问题，但岂不是把他想来打“反修第一枪”、以向党表忠心的宏大志向“淡化”和“庸俗化”了么？倘在哈尔滨，“文革”闹腾得没什么意思了，两人花前月下地谈谈“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和“远大志向”很可能是颇为令人惬意的，既革命又雅致。但在艰苦困顿、“反修”前沿的北中国边疆和知青大海洋中，玩这种雅兴显然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的错误的行为。蒋巍意识到，只有“革命”和“反修”才能干出名堂，“谈恋爱”只能毁掉自己。这以后他有意识地和L疏远了一些，不再个别接触和谈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和L的友情就此中断。
到十一连的当天晚上，连里的文艺宣传队（都是早来的知青）为新来的战友演出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节目。十一连果真是团首长高度重视的连队，特意在这里集中了一批富有才华的知青，宣传队里吹拉弹唱演编导，什么高手都有，还有一对小巧玲珑、秀丽活泼的哈尔滨双胞胎姐妹惠英、惠燕，都是能演戏的。他们演出的旧社会穷人受苦受难、流浪要饭的忆苦节目，把全场人感动得热泪长流，大家不断振臂高呼：“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蒋巍说，我的天，那时我们胸膛里沸腾着那么狂热炽烈的情绪，要是上级下令马上去炸掉美国白宫或“苏修”克里姆林宫，我肯定会立马出发的！
初到边疆的那几天，知青们特别想家想亲人，白天参加劳动，累得屁滚尿流，晚上回到大宿舍，只要谁提到“家”，或者唱一支有“家”的歌曲，只要谁家里有信寄来，就会有人流泪；只要有一个人流泪，大家的眼泪就跟着往下掉；只要一个人哭出声，大宿舍里就会哭声震天。大概只有蒋巍从未为这种婆婆妈妈的思乡情掉过眼泪。那会儿，他整个儿是一浑身填满“反帝反修”政治炸药的“人体炸弹”。
在连队学习了三天，劳动了七天，第十一天，团部突然来了调令，调蒋巍到团“文革办”报到。瞧瞧，“革命”有好处吧，才华有用处吧。那是一个下雨天，连队里的老式“东方红”拖拉机突突响着，把蒋巍和行李慢慢腾腾送到数十里之外、紧傍黑龙江边的团部。团“文革办”主任李景尧（号称团长石某的“五虎将”之一）向蒋巍交代了工作和任务，主要是配合团领导，写写材料弄弄简报什么的，把团里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好。李主任是一位年轻的转业军人，黑瘦，大眼，举止干练，说话干脆果断。晚上，蒋巍与先前调来的哈尔滨知青张克非同住一幢独立的白色小房。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很安静，现成的家居陈设简单而整洁，睡的是暖呼呼的火炕，与连队里在风霜雨雪中打拼的知青战友和闹哄哄、脏兮兮的大宿舍相比，环境和条件显然大为改善。上山下乡还没干过几样农活呢，一夜之间蒋巍就从“农工”变成“干部”（尽管叫“以工代干”，毕竟从蓝领变白领了），从大宿舍搬进了雅静的“双人间”。这真让他怡然自得，没文化能行么！许多年后蒋巍自诩《我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看来这种感觉从年轻时候就得到不断的验证。入夜躺在热乎乎的火炕上，静静地拿一本好书读，一时间他竟觉得自己恍然摇身一变成了什么“贵族”，仿佛正置身于假日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很快，蒋巍的“才华”开始浮出水面、显露锋芒。当“红卫兵”搞宣传办小报练出来的那套本事，在这里全派上了用场。他自作主张，办起一份团部周报，大约有现在的《北京晚报》那么大，对开四版，从写政论到发新闻，从反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展情况到报道团部工作动态，全是他一个人的稿子，而且不必打什么草稿，想出一个主题或一个点子就直接刻在蜡纸上。不同的文章用不同的字体，再套红印刷，报头上还刻有毛泽东头像。哇，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汗巴流水儿鼓鼓捣捣，没几天就拿出一份团报。当这些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送到团长、政委和其他各位领导手中的时候，他们被震得一愣一愣的。这些领导大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出身，当了许多年大兵，有了一点文化，一九六六年转业到小兴安岭北麓的嘉荫农场（即独立一团），一直封闭在深山老林里，哪见过手工操作油印、却又这么精美的小报，而且是蒋巍一个人干的！
团长石某喜笑颜开，多皱的脸上乐开了花。
因为团长的赏识，蒋巍迅速成为团部上下知名的佼佼者和青年骨干，用现在的话说整个儿一“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而且发展势头看起来很猛。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到团部开大会，见了蒋巍都像当兵的见了当官的，动不动举手敬礼。他也学着部队“首长”习惯，美国大兵一样把右手很老练也很潇洒地往额角上一碰，回个军礼。有时回十一连或下基层办事，路上只要遇到团部的汽车，蒋巍一招手，司机都客客气气把车停下。一个小知青，下乡没几个月，地位就如此显赫，可以想见他是何等的春风得意。
团长石某在部队是副团级干部，一九六六年三月，即“文革”前夕，他带领八百余名官兵集体转业到嘉荫农场。这里创业不久，基本建设搞得不错，机械化程度很高。“文革”开始后，石某野心膨胀，不安于做副职了，他带领八百转业官兵起来造反夺权，把原农场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打倒，原场长、我国著名农垦专家杨青海成了“走资派”，被迫下台，石某立马跃居团长一职，他的手下则纷纷做了各营各连的头头。一夜之间，这批转业官兵利用“文革”之机在嘉荫农场全面夺权，石某从此在这片“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大权集于一身，走路都是慢慢腾腾、威风凛凛的样子。
石某如此赏识蒋巍，显然对蒋巍的前途是极有好处的。后来石某操作和计划的许多事情被揭发出来，他才知道，石某制订了一个培养“团级后备干部”的名单，都是知青，蒋巍是“副团长”人选，与蒋巍同屋的张克非则是“副参谋长”人选。
一九六八年，全国进入“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又有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当作“叛徒”、“特务”、“漏网走资派”和企图翻案的“臭老九”揪出来打倒了。独立一团紧靠黑龙江边，对岸就是所谓“苏修”，独立一团机关食堂离江边不过百米左右，清晨或者傍晚散步，蒋巍常常到岸边小坐，眺望对面的风景。那边远山起伏连绵，森林茂密壮阔，除了远近几个高高的哨楼，几乎见不到人影，一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风光。那时报上说，“苏修”在蒋巍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蒋巍左看右看，那寂静的树林里怎么也不像藏有百万雄兵的样子。
不过，独立一团的“敌情”观念却搞得非常紧张。据蒋巍的顶头上司“文革办”李主任介绍，在“清队”运动中，全团共挖出数百名“苏修特务”和“特嫌”，他们在独立一团大肆活动和破坏，一九六九年初的一个深夜，团里的面粉加工厂发生严重火灾，整个厂子塌架了，库房里堆成山的袋装面粉也烧毁烧焦了不少，后来的几个月，大食堂一直在吃这种黑乎乎的磕牙的黑糊面，吃得大家直拉稀。石团长在大会说，这就是深藏在蒋巍团的“苏修特务”干的，弄得蒋巍这些小青年们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现在想来，那次火灾肯定是一个事故，石团长栽赃给莫须有的“苏修特务”，无非想推卸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
因为挖出来的“苏修特务”太多，团部、九连（地名：大岗）等几个地方专门设置了集中关押的地方，蒋巍先后去看过。即便在“文革”中的中国也十分少见。团部这里的集中营，是几幢森严壁垒的大房子，外面有荷枪实弹的知青日夜把守。有一天，蒋巍作为团“文革办”成员，敞着军大衣，穿着假模假式的黄棉袄，足登皮面大头鞋，风纪扣系得紧紧的，绷着满脸的“阶级斗争”进去“视察”了一番。房子里光线极暗，一进门，一股呛人的汗臭味扑面而来，几十个黑不溜秋的“特务”分住在两层板铺上，他们都剃了光头，表情呆滞，目光阴郁。随着看守一声令下，所有“特务”赶紧跳下床铺，齐刷刷立正站在地上。蒋巍问看守，他们都老实不？看守说，有的还行，有的很顽固。说罢那个看守突然抬脚，踢向一个“特务”的左腿膝盖处，说这家伙最不老实。那人唉哟一声惨叫，抱着腿倒在地上。蒋巍毫无表情，冷冷地看着这个“特务”，喝令他站起来，然后板着铁青的脸开始对“特务”们进行训话，训话的内容是大家可以想到的，无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快向人民低头认罪”之类，最后蒋巍问，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