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燃烧的青春——记蒋巍的知青时代 热血燃烧mp3下载

对不起,太忙了,连文章都没有贴完整,对不起各位关注的文友了!!

热血燃烧的青春

——记蒋巍的知青时代

三 读书与下乡

还在二十九中学读初中时,有一年冬天,蒋巍同母亲路过矗立在哈尔滨南岗区的第三中学,这所名牌学校确实让他无限神往。大约十三岁的蒋巍从校园墨绿色的木栅栏缝隙处向里面张望,见到许多学生在冰场上滑冰,当时他对母亲说,高中时我一定要考进三中。果然,一九六四年,二十九中学的数百名初中学生中,仅有两名学生考入三中高中部,蒋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心里那个得意劲儿,甭提了。

有趣的是,初入三中的蒋巍一连给三中带来“三震”。

第一震,为了奖励蒋巍,父亲给他买了一件黑白格短袖衬衫,在那个穷困、封闭、衣着大体只有蓝灰白的时代,这种调子的衬衫是很扎眼的。去三中报到的第一天,蒋巍兴高采烈穿了这件潇洒时尚的新衣服进了校门,肯定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后来他才知道,这件衬衫给同学们的印象很不好,让大家侧目不已。因为当时上演的一些香港电影里,小流氓和黑社会人物才穿这种花里胡哨的黑白格衣服。而且第一次见到班主任老师孙中圣,蒋巍就很生猛很斗胆地问了一句:“老师您贵姓?”显得特成熟、特社会的样子,这也让一向特别质朴、特别书呆子气的三中师生们大跌眼镜——哇,这不是“流氓闹校”吗!

第二震,按传统和惯例,哈尔滨第三中学入学后的各科第一堂课,都是考试,题很难,那是三中的校风。因为考入三中的肯定都是哈尔滨各校的学习尖子,个个小脸朝天,傲得很,三中就是要给你个下马威,用难题杀杀你的威风。果然,考试成绩一公布,同学们大都不及格,这些天之骄子何曾遭遇过这等严酷打击,全班一时间泪落如雨,哀声动地。

其中,语文考试的题目,是让学生把考高中的作文重写一遍,题目是“革命烈士诗抄读后”。据蒋巍说(对蒋巍自吹自擂的话,有时你由不得自己,不得不信),那篇文章让他写得热血沸腾,气势磅礴,激情飞扬。第二天,语文老师赵淑云——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女教师就在课堂上当众宣布,由新生蒋巍接任校刊《迎春花》主编,因为前任主编这一年进入高三,要集中精力准备应付高考了。哇,赵老师的话音一落,全班同学都惊讶万分地瞪大眼睛瞅蒋巍,好像他是外星人。他们对蒋巍的“不良印象”还停留在第一震里,万万没想到蒋巍立马给他们来了第二震!

一年后,校刊前任主编在操场上遇到蒋巍,他一脸神秘兮兮的样子问蒋巍,你猜我考哪儿了?

蒋巍问,考哪儿了?

那位学友骄傲地说,北大中文系!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个消息会给蒋巍带来多么大的震动。他对我说,当时他羡慕极了,心想我的前任考进北大,以后我当然也要进北大!

后来的岁月中,蒋巍常在各地给文学青年作报告时说到这件事,他说,后来,我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和愿望——进了北大,不过后面要加一个“荒”字——“北大荒”,全场顿时一片笑声,蒋巍这个“包袱”抖到哪里哪里响!

第三震,考入三中高中部两个月后,适逢国庆十五周年,学校搞了一次全校征文,蒋巍写了一篇散文《帽子的故事》,发榜时竟然只获了三等奖!这大概是青年蒋巍在文学追求之路上首遭打击,让他大为沮丧,觉得很没面子。从小学到高中,在学校历次征文中,这是他获得的最低档次啊!以后还怎么当校刊主编?

没想到,蒋巍很快又出奇制胜。黑龙江省广播电台来三中选学生征文,在从一等奖到三等奖的数十篇征文中,竟把蒋巍的《帽子的故事》挑走,并在广播中播出了,学校还在校门大厅贴出了告示牌,通知全校师生注意收听——这终于让蒋巍那颗受伤的虚荣心获得极大的满足。不过不知为什么,也不知谁规定的,那时不给学生稿费,省电台只奖给蒋巍几本新书,当赵老师在课堂上把厚厚一包书发给他时,全班同学自然又小小地“地震”了一次。

在三中,蒋巍先后加入校篮球队、校冰球队,成为学校体育场上的风头人物。一九六五年,三中校冰球队在全市中学生比赛中获冠军,蒋巍是其中光荣的一员。此后数十年他一直酷爱篮球运动,甚至被友人戏称为“篮球场上的出土文物”。迄今,蒋巍还是自封的中国作协业余篮球队“总教头”,据说那些愣青的NBA式动作,都是他教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蒋巍高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请注意,正如小学六年级的他才迟迟戴上红领巾,这时候的蒋巍还不是共青团员——盖因他从来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同时也因为他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背景不够“纯洁”和“根红苗正”。蒋巍清晰地记得,那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北京来了几位搞“革命大串联”的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女中学生,皮肤很白,模样很俊,操一口声音很柔的北京腔,让青春期的蒋巍心仪不已。从此他爱上北京女孩,后来果然把一位漂亮、优雅的北京美眉张雪扬——著名画家张作良的女儿——迎娶回家。

这几位北京女红卫兵在三中操场上作了掀起“文革”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声称要“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蒋巍和全校师生听得毛骨悚然、心跳不已,目瞪口呆。

运动开始时,蒋巍还属于“保皇党”,在班级里拉起一派组织叫“红小鬼”,意思是“捍卫革命成果的小战士”。对立面的组织叫“红色尖兵”,一听就是敢作敢为、敢打敢冲的那种。尽管班主任老师平日对蒋巍并没有给予特别的眷顾,但他善良而单纯的内心还是偏向“保皇”,也因此,“文革”中蒋巍在行动上从没有对老师撒过野、动过粗,没抄过任何一位师生的家。后来,三中里最强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鬼见愁红色造反团”(有意思的是,这个造反团为首的“赵团长”和他的弟弟现在都是我军的少将)声势愈来愈浩大,“小组织”“小政党”们不可能再有存在的余地,于是“红小鬼”不宣而散,蒋巍转而加入在全市威名显赫的“鬼见愁造反团”,并很快成为宣传组颇有战斗力的“笔杆子”——类似小范围里的“陈伯达”或“姚文元”。后来他又进了“市中学红代会”搞宣传(相当于今天的共青团市委),那时还不到二十岁,他就写出洋洋两万余言的分析第三中学“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刘少奇反动路线”历史斗争的“战斗檄文”,题目气魄也很大,叫《在六七年和六八年的两个春天里》,发表在当时在黑龙江省很有影响的、由“黑龙江省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造反有理》报上,规模与现今的省报一样大,蒋文整整占了两个版的篇幅。文中充斥着他对最爱的学校和一些曾很尊敬的老师的恶毒攻击和“造反到底”的血腥味儿——当然仅仅是言词上。

自此,“文革”使蒋巍堕落为语言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下乡归来后,蒋巍真诚而歉疚地登门向老师们道了歉)。

此外,文中还充满一些颇有气势的空想与狂烈的语言,如“在苍茫的暮色中,时代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不能不承认,在那个血腥时代,这些文字还算有点儿诗意——因为纯粹意义上的诗意文学已经被扫荡一空。一时间,蒋巍在全校师生和全市中学界名声大噪,行文以具有“尖锐的鲁迅杂文风格”而著称,许多当年的读者都成了蒋巍相交数十年的好友。

蒋巍曾与三中的“鬼见愁战友”们深夜骑自行车出发,像“敌后武工队”一样,悄悄潜入别的学校高楼顶层,偷人家的高音喇叭,第二天安装到自己学校的楼上……

蒋巍还曾以市中学红代会成员的身份,陪同市里某“造反派司令”到哈尔滨一机厂“保卫战”现场进行过“视察”,见识了真正的枪林弹雨、纵横的战壕和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

蒋巍还曾目睹了一些“红卫兵”以“扫四旧”的名义,从街上抓来一些所谓“不良男女”,用麻袋把他们的脑袋包起来,然后以猛击他们的头部来表达自己的“革命义愤”。蒋巍默默靠在墙上猛烈地吸烟,那烟呛得他阵阵咳嗽——这是他有生以来吸的第一支烟,因为瞅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听着被殴打者在麻袋里发出的闷声闷气的哀叫,他只觉得心在阵阵战栗!

蒋巍还没残酷到那种程度,上去亲自动手打人,但也没有足够的良知和勇气上前加以制止……

一九六八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三中“鬼见愁造反团”的一批“战友”报名去东部边疆的饶河县插队,蒋巍报了名,但因为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父亲的牵连,政治上不可靠,未获批准。

十月,地处北部边疆嘉荫县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原嘉荫农场)到哈尔滨招收知青,那里与所谓的“苏修”只隔着一条黑龙江。血气方刚的蒋巍想,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反帝反修”战斗中,那里肯定是开第一枪的地方。而且,一位与他相当友好的女孩已经在九月份去了那里,也为响应她的呼唤,蒋巍立即报了名。

四 “在时代的列车旁”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蒋巍穿着刚发下来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土造“黄棉袄”(即所谓“兵团战士服”),扛着背包,挎着书包——书包里装着四卷本的“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和上千名风华正茂的哈尔滨红卫兵,登上北去的列车,开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虽然已近初冬,但那天阳光格外灿烂。这是即将“奔赴祖国边疆”的无比激动人心的时刻,裹着圆圆滚滚的黄棉袄,知青们的身心簇拥在一起,激荡在一起,昂扬在一起,就像一个个发光发热的“球体”,每个人的脸上额上都是汗津津、亮闪闪的。那是一个长久的延续多年的贫穷清苦的时代,吃穿都极为困难,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足,男孩女孩个个苗条得细细纤纤,躺着站着都像豆芽菜,不过那绝不是“性感”,而是“骨感”——唉,时代真是变了,现今的女孩子多渴望这种表现“极致美”的骨感啊!

出发时是十一月份,该是初冬的冷日子了,但那天火辣辣的太阳高悬于蓝天,竟然出奇的热,为了庄严,为了革命,也为了假充“军人”光荣与炫耀,蒋巍和战友们过早地套上不合身的黄棉袄(据说,那是官家发给的、崭新的、货真价实的“假冒伪劣军服”,蒋巍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棉袄黄非黄,绿非绿,而且从里到外散发着一种劣质染料的刺鼻味道),然后成群结队涌向车站。哇,那天的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全然是密不透风的人的海洋,黄棉袄的海洋,红旗红标语红袖章的海洋,似乎整个城市的人都拥挤到这里。上千名或激动或悲壮或惶惑或愁苦的“兵团战士”——其实都是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初中高中学生,最小的初一学生,也就刚刚十四、十五岁左右,还是未成年,他们当然还不懂得革命与光荣,也很少被虚妄的、高调的、冲动的傻帽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他们心中只有对亲情的无限依恋和对未来生活完全懵懂无知的惶恐。站台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泪雨滂沱,哽咽声声。无论你怎样坚强,那时只要瞅一眼车上车下那些泪水涟涟的年轻的和年老的脸,你的眼泪也会不可遏止地夺眶而出。

蒋巍的泪不多,因为没有伤别而只有牵挂。

母亲支新玉因病住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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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二三十岁的时候相当活跃,酷爱戏剧和音乐,青年时代曾同那个时代的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同台演出,新中国成立后是黑龙江省商业厅的女排队长(后来成为国家财政部长的刘仲黎是男排队长),曾参加过全国比赛,拿回许多奖牌。三年困难时期,因营养不良,母亲病倒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病恹恹的,总是与医院和大夫打交道。蒋巍的父亲叫蒋翬(音同“辉”),命运也不好,他是我国著名的淡水鱼研究专家,性情耿直火暴,在哈尔滨市政府水产局工作时被称为松花江上的“渔霸”,沿岸渔民没有不认识这个“老蒋头儿”的。“文革”中,蒋翬自然成为必须打倒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

站台上,没有亲人给蒋巍送行,也就少了诸多的牵挂、亲情与伤感。沉浸在站台上那波澜壮阔的告别与送行的感人场景中,蒋巍心里倒是惊雷般鸣响着那个时代激情如火的诗句。行前数日,即十月二十四日,他第一次用“红卫兵蒋巍”的名字,在黑龙江省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造反有理》报上发表了一首散文诗《为了迎接明天》(摘录):

当矫健的海燕,闪电似的在乌云和大海之振翅搏击的时候,它在大声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八千里风暴作琴,九万里雷霆作鼓。前进在同工农兵结合道路上的新中国第一代红卫兵,吹奏起雄壮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纪的青年进行曲!

……为了保卫今天,为了迎接明天,我们前进在永不褪色的红旗下,投身到从井冈山出发的行列中,手不离镰刀,脚不离草鞋,心中不离红太阳,一腔沸腾的热血呵,在几代人的心头飘红旗。前面的——是高山上的不老松;跟上来的——是颗颗松子要生根!

呵,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最亲爱的党,请放心吧。看您亲自哺育的第一代红卫兵,将怎样——伸出有力的臂膀,挺起火热的胸膛,托起那风雷激荡的苍茫大地,走向炉火正红的广阔疆场!

列车一声长啸,启动了,像大江东去,像万马奔腾……

再见了──同志!

前进吧──列车!

开始了──战斗!

在广阔的天地里,红卫兵粗大的双手,将捧出红日,照彻——全球!

青年的热血是最容易点燃的。后来蒋巍才知道,这首诗在当时的哈尔滨,在准备下乡、要走未走的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极大影响。许多红卫兵把它印成传单,雪片似的撒遍大街小巷。后来认识蒋巍的一些朋友开玩笑对他说:“当初我们下乡,就是让你的诗给忽悠去的。”

这些我曾亲自见证,一次,蒋巍到我所在的一个电视剧组看我,当时开车的师傅一听他是来自北大荒,就说起你还记得一首诗吗?

“列车一声长啸,启动了,像大江东去,像万马奔腾……

再见了──同志!

前进吧──列车!

开始了──战斗!”

后来一听这首诗就是他写的,师傅差点要和他来个拥抱,后来又差点给他一拳,说你太能忽悠了!

三年后,即一九七一年,蒋巍就创作了前面提到的那部数千行抒情长诗《光荣呵,我们这一代》,其中一章“在时代的列车旁”,写的就是知青上山下乡之际,在站台上与亲人含泪告别与送行的壮阔场景,这一章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占了大半版的篇幅。时在北大荒的蒋巍信息不灵光——因为这首诗而在黑龙江文坛一举成名——这样大的事情他居然毫不知晓!后来他才知道,这首诗在当时的读者中间引起很大反响,那时社会文化生活很少很单调,各地各单位搞联欢会,很多都是诗歌朗诵,蒋巍的这首诗就成了联欢会上的最能蒙人的演出。黑龙江的文友和评论家普遍认为,长诗《在时代的列车旁》是蒋巍的“成名作”——当然不过是“地方土特产”而已。迄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种虚妄的革命年代、革命气氛和革命诗抄早已风流云散,可谓“是非成败转头空”,但黑龙江有许多同代人,现在有做大老板的,有当各级领导的,也有下岗的,酒桌上见了蒋巍,总会有人挺胸腆肚,抑扬顿挫地背诵一段《在时代的列车旁》,足见当时此诗在黑龙江的影响之大。

哦,连蒋巍的太太雪扬女士当初都是因为读了蒋巍的诗,有点迷糊,有点晕菜,什么财礼也没要就义无反顾做了“蒋张氏”。

蒋巍还有两句真正的“千古绝句”,大概算是历代革命诗抄的“顶峰”了,“前无古人”不必说了,肯定也是“后无来者”,中国诗史上无论如何应该留一笔。这首短诗发表在一张红卫兵报上,全诗已经忘了,只有下面这两句是最能表达“反帝反修”革命激情的“神来之笔”——“解放莫斯科,攻克华盛顿!”

这样的千古名句,肯定属于蒋巍。

五 夜过小兴安岭

一路的火车上,知青们的情绪经历了几起几落。

列车刚刚启动出发时,大家把脑袋甚至半个身子争相挣出车窗,一边拼命挥手,一边泪流满面地、甚至哭号着大声呼唤着亲人,站台上的亲人也排山倒海地没命跟着列车跑,车上喊着一声声保重,车外喊着一声声叮嘱,那真是震天撼地、感天动地的泪别场面。

列车驶出车站,驶出城市,车厢内突然安静下来了,而且安静得出奇,大家谁都不瞅谁,再好的同学、战友,也都像陌生人了——大家都在忙于揩去涌流不止的眼泪。因为终于离开校园和父母,向人生不可知的未来出发了,其实革命在心底是虚妄的,人生才是具体的,就在这一刻,大家忽然觉得自己成了大人!今后要以自己还十分稚嫩的肩膀独自担当生活里的一切了,犹如小鸟第一次离巢,在那样纷乱的时代,目睹了太多的眼泪和鲜血,自己独闯天涯,今后能活下去吗?能活得好吗?此时此刻,人生一切可能的沉重突然朦胧地浮上心头,他们不免有些惊慌有些惶惑有些恐惧。成了大人了,刚才的泪水太多太多,此刻想来真有点不好意思。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第一次“少小离家”,他们长久地沉浸在依依惜别的心境里,默默回味着渐渐远去的亲情。就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车厢寂静无语,只能听见隆隆前进的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咣当咣当的声音。

毕竟,孩子们总是健忘的、欢乐的、愿意朝向未来的。一个多小时以后,惜别的情绪渐渐淡去,车厢重又喧闹嘈杂起来。兴奋地讲述红卫兵“造反”故事的,深情地回忆同学轶闻趣事的,好奇地揣度边疆生活的,猜测“兵团战士”将来会不会打“反帝反修”第一枪的,大家扯着高嗓门儿聊得热火朝天,特别是那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男生女生,英姿飒爽、精神抖擞地站在车厢中间,甚至跃上坐席,给大家表演节目,领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掌声笑声歌声一浪高过一浪,并且飘出车窗,响彻茫茫平野巍巍高山……

热聊疯闹了几个小时,大家都觉得累了。因为即将出发的激动、准备行装的紧张以及一边许多天里忙于告别亲友的疲惫,这会儿,所有的困意倦意都涌了上来,大家东倒西歪,大部分都睡着了,车厢里又安静下来。

天近黑的时候,火车抵达黑龙江省北部、紧贴小兴安岭南麓的汤旺河小站。这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破站,风雨飘摇的样子,没站台没出口没围墙,更没有检票员,跳下车厢就是堆积着乱石的路基。蒋巍和知青战友们扛起行李拎着箱包,踏着路基石跌跌撞撞下了车,然后有炊事人员抬着许多热气腾腾的汤桶和装着大馒头的竹筐过来,上千名知青分成几处,排队领到自己的一份,立即找个地方或蹲或坐狼吞虎咽起来。这是蒋巍吃的北大荒的第一顿饭。稍事休息,随着带队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军务股负责人一声令下,他们又扛着自己的行李,蝗虫般挤上二十余辆敞棚大解放,沿着颠簸不平、尘土飞扬的砂石公路,向团部进发。团部在此时的小兴安岭山麓已进入冬季,又是深夜,他们站在疾驰的敞棚汽车上,尽管穿着黄棉袄,有的还裹着棉大衣,但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依然像刀切面一样,把脸颊刮得生疼。蒋巍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彻骨的寒冷和山风穿石透壁般的锐利,只一会儿,身上的棉衣便像纸做的一样透凉了。这时候,想爹想妈之类的小感情被烈风一扫而空,只剩下求生求暖的欲望。知青们把脸背过来,紧紧挤做一堆,用以保护体内那仅存的一点暖意,同时乞求着盼望着赶紧到达终点。黑夜无边无际,雪亮的车灯照耀着路前方,偶尔会有一只傻狍子或兔子什么的,闪电般掠过车灯射出的光柱,那一刹那浑身亮晶晶的,叫知青们孩子气地惊喜一阵。

车队像一排萤火虫,蜿蜒穿过茫茫夜色和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蒋巍记得,那时的森林巨木参天,密不透风,波澜壮阔,黑森森壁立在公路两侧,车行其间,仿佛进入令人敬畏的神圣而又神秘的巨大教堂。风过处,松涛阵阵,回响连绵,叫人想起钟楼那辽远深厚的钟声。二十年后,他再回嘉荫的时候,路两旁的森林已经稀疏多了,参天红松被砍伐殆尽,只剩些纤细的杂木毫无章法地林立着,没生气也没气势,一片弱不禁风的可怜模样。

近午夜,车队到达团部。知青们集体睡在一座空阔的大礼堂里。一路火车汽车地颠簸,精神又亢奋,这会儿累极了,打开铺盖草草睡下,冷啊热啊环境怎样啊,完全没有感觉,立马就睡成了死猪。第二天,军务股长宣布,蒋巍和数十人被分到三营十一连,据说那是曾在沈阳军区毛泽东思想讲演会上出过风头的先进连队。在哈尔滨就知道蒋巍是“小秀才”的股长悄悄跟他说,把你分派到那里去,就是想让你多了解一下那里的先进经验,将来好写写“讲用材料”什么的。

这个偶然的分配让他大为意外和吃惊,那个曾向蒋巍发出热情召唤的“她”就在十一连啊!

乘解放牌载货汽车到达连队时,早来一个多月的第一批知青和老职工们手里挥动着“红宝书”,还写了些标语,列队站在路口欢迎新来的战友们。蒋巍与同来的战友们下了车,排队向连队里走,蒋巍一边走一边拿眼睛在欢迎队伍里四下找,找一个熟悉的女孩身影。心里同时就惊叹着怎么这样巧,我居然被分到她所在的连队来了。

蓦地,一个穿黄棉袄、戴近视镜的女孩从路旁的欢迎人群中跳出来,两颊飞红,目光炯炯的,兴奋地拉了蒋巍一把,哦,是她!

六 与“她”的偶然相聚

和蒋巍同批分到十一连的知青,大都是哈尔滨第四十九中学的初中生,看着就像拖着鼻涕的小孩崽子,像他这样的高中生极少,而蒋巍又来自很有名气的省重点中学——哈尔滨第三中学,因此他很快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此外,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女孩L。因为蒋巍的到来,她十分欣喜,并且误以为蒋巍是期望与她在一个连队而主动地、经过一番“活动”做到这一点的。L大概和许多战友和女友谈到这一点,于是在知青中迅速传开,蒋巍和L是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蒋巍到一连就是冲她来的。

很快,蒋巍从男友们同他谈起L时那闪烁的眼神、鬼怪的表情和调侃的语调,以及蒋巍与L交谈时他们总是借故走开的情形,感觉到周围的人们已经把他和她认定为“恋友”了。说实话,这使蒋巍稍稍有些窘迫并觉得有些不愉快。

这里对L稍做一点介绍。

蒋巍在哈尔滨中学红代会搞宣传工作时,L所在的中学发生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的激烈争执,双方的口号都很激进,却水火不相容,打得一塌糊涂。于是,“市红代会”决定派去一个工作队,由全市著名的正牌“造反派”组织——三中“鬼见愁造反团”组队,去调查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和实质上的“保守派”。蒋巍参加了这个工作队。经过十几天紧张翔实的调查摸底,他们判定,由L所领导的那个组织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因为这个结论,另一派组织很快就散伙了。这样,蒋巍和L渐渐熟悉并且接近起来。

L也是高二年级的学生,大概与蒋巍同岁。人长得白净而清秀,戴一副近视镜,举止稳重,善于思考,而且能写一手好文章。那个年代激进的年轻人思考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造反到底”之类的“革命理论”,蒋巍和L自然也是如此,因此双方很有“共同语言”,常在一起庄严而郑重地谈论那些虚妄的“大道理”和这一代的“历史使命”。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夏夜,有几次,他和她并肩坐在红代会门口街边的石阶上,不知不觉就谈到灯火寥落而星光灿烂的深夜。这是蒋巍第一次与女孩倾心相谈,那种诗意的、美好的、放松的感觉让他很陶醉。

渐渐的,蒋巍和L之间有了一种朦胧的亲近的“友情”,但所谈内容依然是“纯革命”而非“关系”和“爱情”之类。蒋巍郑重地对我说,我们那一代青年纯洁极了,我和L之间的亲密也是保持着两尺以上的距离,连手都没碰过。

一九六八年九月,L早蒋巍两个月去了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即现在的嘉荫农场),很快,蒋巍接到她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那里种田的机械化程度怎样高,而且紧靠黑龙江沿岸,是“反修第一线”云云。那时蒋巍下定决心要开“反修第一枪”的,所以有这样高昂的政治热情和雄心壮志,盖因蒋巍的家庭背景实在不够“纯正”。蒋巍必须以英勇献身的方式,来证明蒋巍是祖国“可靠的花朵”。

蒋巍的态度确实很坚决。下乡前夕,哈尔滨市“革委会”一位老领导陈达十分欣赏蒋巍的文笔,要蒋巍别下乡了,给他做秘书。陈达是一位老革命、抗战老兵,做事情热情很高,脸上总挂着平易近人的亲切的微笑。他的脖颈后面有三条深深的刀疤,因为胖了,形成三道突出的肉褶。听说那是在东北抗联搞斗争时,一次被俘,日本鬼子照他的后脖颈砍了三刀,以为他肯定死了,扬长而去。没想到陈达的命如此之硬,几个小时之后竟然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到附近的老乡家,活了下来。

陈达留蒋巍做秘书,对不愿离家的害怕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大好事。蒋巍却坚辞不受,义无反顾,依然打起背包就出发。历史证明,在这件事情上蒋巍以懵懂无知的激情,走出了多么具有“先见之明”和“深刻洞察力”的一步棋——幸亏蒋巍下决心远走他乡,很早离开哈尔滨的“文革”风暴中心、是非之地,免除了后来许多政治上的“麻烦”。而留在市中学“红代会”的几位青年干部尽管躲过上山下乡运动,但在“文革”一波接一波地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每一场“路线斗争”都存在“站队”、“划线”和“表态”问题。这些“造反派”出身的青年干部不论主动或是被迫,都要冲杀到“路线斗争”第一线当“先锋”和“炮弹”,今天“炮轰”这个,明天“油炸”那个。“文革”结束后,各级组织开始清理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红代会”的好几位青年干部都沾上或大或小的问题,政治上受到处理,运动中看似那么风光的前程就此告终,从此一蹶不振。

七 沉重的家世

说到这里,对蒋巍一直不愿提及的家世做一个清楚的交代。那个年代,蒋巍所以表现得那样激进,首先是因为他有着一个政治上相当沉重的家世,因此他特别渴望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来向党证明自己的可靠。

蒋巍的太爷和爷爷那两代是辽宁省营口市有名的“房产主”,到爷爷这代因为时代社会的剧变和家族的养尊处优,算是败落了。父亲则是永远不被信任的“臭老九”、“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母亲支新玉那边的族谱更加吓人,祖上是落户在沈阳的满族贵族,正黄旗,大清王朝时是给皇帝看管老家庄园的,据说沈阳皇姑屯一带有一大片土地、几条街和一个学校就是母亲那边的祖产。蒋巍还记得,幼时,父母都去上班了,姥姥在家带蒋巍,一看蒋巍淘得乌烟瘴气、不可开交,就会从腰间的衣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手帕包,打开来,里面是一些闪闪发光的好玩的东西,长大后蒋巍才明白,那是几样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记得其中有一枚夜明珠,比鹌鹑蛋略小,在黑暗中发着淡绿的莹光,珠上钻有很细的小孔,从小孔望进去,里面是一尊如来佛像。听母亲说,姥爷和太姥爷那两辈人一辈子什么营生都没做,也不会做,只靠典当甩卖房产、地产和珠宝首饰,包括成匣子的大批祖传线装书过日子,天啊,这话听得蒋巍心怦怦跳,眼珠子血红。到姥爷晚年,家里只剩下一个大车店,末了也被日本鬼子征用了,一个大家族就这样衰败崩落下来。

除此而外,蒋巍的母系和父系亲戚中还有好几位“右派”。总之,所谓“封资修”,所谓“黑五类”,蒋巍家占全了。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家庭历史包袱,生活上发展上政治上想要“减负”“解压”,去边疆打“反修第一枪”就成了蒋巍惟一可以求得解脱的追求。

八 那位少校

在十一连,大家都认为蒋巍和L是“恋友”关系。这虽然不是什么问题,但岂不是把他想来打“反修第一枪”、以向党表忠心的宏大志向“淡化”和“庸俗化”了么?倘在哈尔滨,“文革”闹腾得没什么意思了,两人花前月下地谈谈“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和“远大志向”很可能是颇为令人惬意的,既革命又雅致。但在艰苦困顿、“反修”前沿的北中国边疆和知青大海洋中,玩这种雅兴显然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的错误的行为。蒋巍意识到,只有“革命”和“反修”才能干出名堂,“谈恋爱”只能毁掉自己。这以后他有意识地和L疏远了一些,不再个别接触和谈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和L的友情就此中断。

到十一连的当天晚上,连里的文艺宣传队(都是早来的知青)为新来的战友演出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节目。十一连果真是团首长高度重视的连队,特意在这里集中了一批富有才华的知青,宣传队里吹拉弹唱演编导,什么高手都有,还有一对小巧玲珑、秀丽活泼的哈尔滨双胞胎姐妹惠英、惠燕,都是能演戏的。他们演出的旧社会穷人受苦受难、流浪要饭的忆苦节目,把全场人感动得热泪长流,大家不断振臂高呼:“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蒋巍说,我的天,那时我们胸膛里沸腾着那么狂热炽烈的情绪,要是上级下令马上去炸掉美国白宫或“苏修”克里姆林宫,我肯定会立马出发的!

初到边疆的那几天,知青们特别想家想亲人,白天参加劳动,累得屁滚尿流,晚上回到大宿舍,只要谁提到“家”,或者唱一支有“家”的歌曲,只要谁家里有信寄来,就会有人流泪;只要有一个人流泪,大家的眼泪就跟着往下掉;只要一个人哭出声,大宿舍里就会哭声震天。大概只有蒋巍从未为这种婆婆妈妈的思乡情掉过眼泪。那会儿,他整个儿是一浑身填满“反帝反修”政治炸药的“人体炸弹”。

在连队学习了三天,劳动了七天,第十一天,团部突然来了调令,调蒋巍到团“文革办”报到。瞧瞧,“革命”有好处吧,才华有用处吧。那是一个下雨天,连队里的老式“东方红”拖拉机突突响着,把蒋巍和行李慢慢腾腾送到数十里之外、紧傍黑龙江边的团部。团“文革办”主任李景尧(号称团长石某的“五虎将”之一)向蒋巍交代了工作和任务,主要是配合团领导,写写材料弄弄简报什么的,把团里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好。李主任是一位年轻的转业军人,黑瘦,大眼,举止干练,说话干脆果断。晚上,蒋巍与先前调来的哈尔滨知青张克非同住一幢独立的白色小房。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很安静,现成的家居陈设简单而整洁,睡的是暖呼呼的火炕,与连队里在风霜雨雪中打拼的知青战友和闹哄哄、脏兮兮的大宿舍相比,环境和条件显然大为改善。上山下乡还没干过几样农活呢,一夜之间蒋巍就从“农工”变成“干部”(尽管叫“以工代干”,毕竟从蓝领变白领了),从大宿舍搬进了雅静的“双人间”。这真让他怡然自得,没文化能行么!许多年后蒋巍自诩《我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看来这种感觉从年轻时候就得到不断的验证。入夜躺在热乎乎的火炕上,静静地拿一本好书读,一时间他竟觉得自己恍然摇身一变成了什么“贵族”,仿佛正置身于假日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很快,蒋巍的“才华”开始浮出水面、显露锋芒。当“红卫兵”搞宣传办小报练出来的那套本事,在这里全派上了用场。他自作主张,办起一份团部周报,大约有现在的《北京晚报》那么大,对开四版,从写政论到发新闻,从反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展情况到报道团部工作动态,全是他一个人的稿子,而且不必打什么草稿,想出一个主题或一个点子就直接刻在蜡纸上。不同的文章用不同的字体,再套红印刷,报头上还刻有毛泽东头像。哇,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汗巴流水儿鼓鼓捣捣,没几天就拿出一份团报。当这些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送到团长、政委和其他各位领导手中的时候,他们被震得一愣一愣的。这些领导大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出身,当了许多年大兵,有了一点文化,一九六六年转业到小兴安岭北麓的嘉荫农场(即独立一团),一直封闭在深山老林里,哪见过手工操作油印、却又这么精美的小报,而且是蒋巍一个人干的!

团长石某喜笑颜开,多皱的脸上乐开了花。

因为团长的赏识,蒋巍迅速成为团部上下知名的佼佼者和青年骨干,用现在的话说整个儿一“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而且发展势头看起来很猛。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到团部开大会,见了蒋巍都像当兵的见了当官的,动不动举手敬礼。他也学着部队“首长”习惯,美国大兵一样把右手很老练也很潇洒地往额角上一碰,回个军礼。有时回十一连或下基层办事,路上只要遇到团部的汽车,蒋巍一招手,司机都客客气气把车停下。一个小知青,下乡没几个月,地位就如此显赫,可以想见他是何等的春风得意。

团长石某在部队是副团级干部,一九六六年三月,即“文革”前夕,他带领八百余名官兵集体转业到嘉荫农场。这里创业不久,基本建设搞得不错,机械化程度很高。“文革”开始后,石某野心膨胀,不安于做副职了,他带领八百转业官兵起来造反夺权,把原农场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打倒,原场长、我国著名农垦专家杨青海成了“走资派”,被迫下台,石某立马跃居团长一职,他的手下则纷纷做了各营各连的头头。一夜之间,这批转业官兵利用“文革”之机在嘉荫农场全面夺权,石某从此在这片“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大权集于一身,走路都是慢慢腾腾、威风凛凛的样子。

石某如此赏识蒋巍,显然对蒋巍的前途是极有好处的。后来石某操作和计划的许多事情被揭发出来,他才知道,石某制订了一个培养“团级后备干部”的名单,都是知青,蒋巍是“副团长”人选,与蒋巍同屋的张克非则是“副参谋长”人选。

一九六八年,全国进入“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又有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当作“叛徒”、“特务”、“漏网走资派”和企图翻案的“臭老九”揪出来打倒了。独立一团紧靠黑龙江边,对岸就是所谓“苏修”,独立一团机关食堂离江边不过百米左右,清晨或者傍晚散步,蒋巍常常到岸边小坐,眺望对面的风景。那边远山起伏连绵,森林茂密壮阔,除了远近几个高高的哨楼,几乎见不到人影,一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风光。那时报上说,“苏修”在蒋巍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蒋巍左看右看,那寂静的树林里怎么也不像藏有百万雄兵的样子。

不过,独立一团的“敌情”观念却搞得非常紧张。据蒋巍的顶头上司“文革办”李主任介绍,在“清队”运动中,全团共挖出数百名“苏修特务”和“特嫌”,他们在独立一团大肆活动和破坏,一九六九年初的一个深夜,团里的面粉加工厂发生严重火灾,整个厂子塌架了,库房里堆成山的袋装面粉也烧毁烧焦了不少,后来的几个月,大食堂一直在吃这种黑乎乎的磕牙的黑糊面,吃得大家直拉稀。石团长在大会说,这就是深藏在蒋巍团的“苏修特务”干的,弄得蒋巍这些小青年们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现在想来,那次火灾肯定是一个事故,石团长栽赃给莫须有的“苏修特务”,无非想推卸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

因为挖出来的“苏修特务”太多,团部、九连(地名:大岗)等几个地方专门设置了集中关押的地方,蒋巍先后去看过。即便在“文革”中的中国也十分少见。团部这里的集中营,是几幢森严壁垒的大房子,外面有荷枪实弹的知青日夜把守。有一天,蒋巍作为团“文革办”成员,敞着军大衣,穿着假模假式的黄棉袄,足登皮面大头鞋,风纪扣系得紧紧的,绷着满脸的“阶级斗争”进去“视察”了一番。房子里光线极暗,一进门,一股呛人的汗臭味扑面而来,几十个黑不溜秋的“特务”分住在两层板铺上,他们都剃了光头,表情呆滞,目光阴郁。随着看守一声令下,所有“特务”赶紧跳下床铺,齐刷刷立正站在地上。蒋巍问看守,他们都老实不?看守说,有的还行,有的很顽固。说罢那个看守突然抬脚,踢向一个“特务”的左腿膝盖处,说这家伙最不老实。那人唉哟一声惨叫,抱着腿倒在地上。蒋巍毫无表情,冷冷地看着这个“特务”,喝令他站起来,然后板着铁青的脸开始对“特务”们进行训话,训话的内容是大家可以想到的,无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快向人民低头认罪”之类,最后蒋巍问,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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