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解读：张爱玲小说《色·戒》
文/程致中
2007年，李安执导的影片《色|戒》上映后，张爱玲后期那篇不起眼的小说《色·戒》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小说成于1950年，1979年张爱玲将它和《相见欢》、《浮花浪蕊》两个短篇结集成《惘然记》出版。在《惘然记》“序”中张爱玲说：“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这部非常个人化的小说传达出张爱玲的情感记忆，鉴于其背景非常复杂，自然会引起争议。
张爱玲声称《色·戒》写了30年，好像有一条蛇啃噬她的心，好像她有什么放不下、拾起又心痛的事，如骨鲠在喉，欲说还休。可以认为，《色·戒》讲述的是一个女人郁结了几十年的心事。李安没看错：“张爱玲的所有小说都在写其他人的事，只有这一篇在写自己。”张爱玲是借了王佳芝的故事剖析女性的情爱心理，意在诉说究竟是什么断送了她的爱。
与胡兰成的婚恋是张爱玲一生中最浪漫的一次“大撒手”。她曾沐浴在男欢女爱、“欲仙欲死”的欢悦里，这场很快夭折的婚姻也给她带来终身的痛苦。胡兰成是汪精卫政府的高官，出身贫寒，已结过两次婚，他倾慕张爱玲的才华，惊羡她显赫的家世；张爱玲则仰慕胡兰成阅历丰富，倜傥风流。初恋不久，张爱玲就在送给胡兰成的相片背面题辞：“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一向矜持骄傲的张爱玲在她的偶像面前竟然变得如此谦卑！因为爱，此后几年她可以把时局、政治当作耳旁风身外事，甚至可以容忍胡兰成狎妓；但她究竟不能容忍胡兰成一次次的背叛和伤害，为了起码的自尊，她终于斩断情缘，结束了这段浪漫颠倒的乱世情缘。
从爱情传奇的角度看，张、胡二人的婚姻可说是天上人间的一段奇缘，而从政治立场评判，早就有人说她与汉奸有染。夭折的恋爱酿成终身的痛，沸沸扬扬的舆论又不能假装看不见，于是小说集《传奇》重印时，她在一篇题为《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短文中写道：“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谁也不愿顶个文化汉奸的罪名，张爱玲难免不在这里以及其后的作品中，就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向世人有所“解释”。我想，这也正是王佳芝的故事让她拿不起，放不下，前后改写30年的根本原因所在。
除了作者自己，王佳芝的原型还有抗日英烈郑苹如。郑苹如是国民党元老郑英伯之女，上海沦陷后加入中统，受命刺杀大汉奸丁默邨（此人追随汪精卫大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者，国人斥为“丁屠夫”，日本记者也称之为“婴儿见了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郑苹如刺丁事泄被捕后壮烈牺牲，其父不愿以出任伪职的条件保释女儿，抱病而终，其兄也在一次对日空战中英勇献身，可谓满门忠烈。张爱玲标榜自己不问政治，不写“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她的小说只是借取郑苹如刺杀汉奸这一历史事件的外壳，婉转曲折地诉说自己的心语。王佳芝当然不是郑苹如那样的女英雄，而是涉世不深，不懂爱情也不懂男人的小女生，是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业余特工。仅凭着一股冲动的爱国热情去演爱国戏，纯属偶然地被推上用美人计诱杀汉奸的舞台。“张爱玲是不屑说谎的，的确可抛开那个历史事件来看这篇小说，张爱玲做了细致铺垫，把王佳芝（这是个懵懂上道的女孩）与郑苹如（那是个主动请缨的战士）剥离了，而且不惜淡化甚至完全牺牲那么精彩的天然的传奇情节，而把笔墨倾泻在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上，反复对照男女主角的心理，目的在书写自己的人生感悟。”
王佳芝本来是带着使命来诱杀汉奸的，可是在珠宝店里她“临时变计”放走了老易。平心而论，她并不真的在乎老易送她钻戒，而是在一种恍惚、紧张、拘谨的气氛中，把11根金条的钻戒和老易对她的情分等量齐观了；顷刻间她突然觉得“这个人是爱我的”，于是先前爱国、杀汉奸的信念彻底垮塌，她沉迷在“真爱”的幻觉里，放走了敌人。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根本上只是一个虚荣、自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她把所谓“真爱”置于国家民族大义之上。张爱玲或许不会欣赏王佳芝这种害人又不利己的背叛行为，但她显然偏爱这类女性对情感孤注一掷的追求，她用王佳芝的故事告白天下：“真爱”是无法抗拒的，“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从而为她与胡兰成那段旧情，给出一个不圆满的“辩白”。
小说里的易先生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矮男人，苍白清秀，头发微秃，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此人老奸巨猾，疑心极重，狡兔三窟，难以上钩。王佳芝说要他上钩还非得盯牢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眼前晃”。对付重庆特工和行刺失败的学生他绝不手软，一个电话打过去，将他们统统枪毙。小说结尾部分，易先生的灵魂独白值得注意。当他想到王佳芝临终会恨他，竟自欺自慰：他不是“无毒不丈夫”的男子汉；如果说是杀人灭口，他也会理直气壮，因为外间讲起来爱国大学生暗杀汉奸影响也不好；他对战局并不乐观，聊以自慰的是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可是易先生并不爱她，“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倀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易先生对王佳芝，说到底不过是“原始”的“最终极的占有”。张爱玲在这里无情地剥露了易先生自私卑怯、患得患失的灵魂，我们从这段自白，也能读出张爱玲对过去那份旧情的牵念和对那个阴险狠毒的旧情人的哀怨。
小说把王佳芝的临时变卦归结为“真情”乍现，小说通篇以女性逻辑演绎了一个“情”字。李安看出这一点，他说《色·戒》是张爱玲的“忏悔之作”，“明写易先生，暗写胡兰成，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小说中“色”的描写偏重情感演绎，而非色相展示，她要着重表现的是“色”中之“戒”，“戒”的是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性，“戒”的是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
张爱玲曾在散文《有女同车》里感叹：“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小说《色·戒》讲的就是历史风云中她和初恋男人那段挥之不去的情缘，倾诉出她永远的“念”和“怨”。张爱玲声称她的作品“不涉及政治”，也不屑于考订历史，可她无法斩断她与汉奸话题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她别出心裁地采用小说形式“辩白”她和胡兰成的关系。由于小说文本事实上纠缠着各种政治元素和作者非政治、非革命的创作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给作品带来扑朔迷离、忠奸难辩的先天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