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纪实系列《俺村的老故事》将陆续发出以前我所能知道的，并又经到刘家村收集到的几位前辈和相关的一些老故事。
此前已写成发出的老故事有（已链接）：
1.《中国远征军抗战英雄：李常裕》
2.《奉天新明制钟工厂经理：刘振翔》
3.《清朝末年武举人：刘玉球》
4.《著名战斗英雄：刘奎基》
我的《纪念俺爹刘柏若同志第88个生日》文中有一张我爷爷刘延龄及其五位子女约1933年的老照片。大连地方史著名专家嵇汝广先生看到这张照片后要求我就这张照片写出解说词，前不久我写好后就发给了嵇先生。近日，我又找到一点资料，再加上一些其它相关故事，做为纪实系列《俺村里的老故事》之五。
我所知道的我爷爷主要是从各地亲戚和老家乡亲们的零散回忆中得来的，由于搜集得太少且很零散，现只能对一些断断续续的老故事参照时间背景进行大概的连接，有待继续搜集补充和更正。
想起我以前发过一篇《我的地主奶奶》，那就把这篇的题目与之相应吧。为便于叙述，恕我不恭，在下文中说明了关系之后尽量略去我对前辈们的称谓。
一、关于刘延龄王世芳夫妇及其七位子女们的部分老照片
截止现在只找到刘延龄(约1890-1941，字益之）的这两张老照片，一是前已述及的这张合影，再是他单人的。
这张6人合影的，约1933年拍于大连，单人的这张，从大概的年龄上看，应该早于合影的那张，那就是拍于上世纪20年代。合影照片中间坐者是刘延龄，其两边五位子女按年龄依次为：
左二：长子刘振声(1914年1月-1993年5月，字伯和)；
右二：次子刘振邦(约1915年-1943年冬，字仲彦)；
左三：长女刘素真(1921年-约2007年)或次女刘素贞(约1923年-1993年），看相貌像，但身高和年龄看上去太小，不太像；
右一：三子刘柏若(1926年2月-2010年10月，原名刘振家，又名刘伯若，字柏若，即我爹)；
左一：四子刘振民(1927年8月-2006年3月)。出生于黄县怀麟医院（系美国教会医院，今烟台北海医院最早前身）。
另有：五子刘振武（1931年12月-2010年9月）当时不到两岁、六子刘振宏（1935-约2003）当时未出生，所以合影中没有他俩。
下图依序是刘延龄夫人王世芳及其八位子女不同时期的部分照片：
夫人王世芳与3岁的四子刘振民，根据照片背面其长子刘振声写的记录，是1931年3月29日拍于大连美华照相馆（在大连的万岁街，当时的万岁街即今万岁街北段，为今长江路至长兴街之间的不到1公里路段）。
长子刘振声(左)约1937年在日本。次子刘振邦约1936年在日本。
左图：长女刘素真(前左)和表姐妹们（前右王友兰,后左王芸兰,后右王翠兰）约1938年在沈阳或大连
右图：次女刘素贞(左)1938年在沈阳或大连,右长子刘振声夫人王璧云和女儿刘娴（时3岁）
三子刘柏若，1949年在江西四子刘振民，1958年在福州
五子刘振武，左图约1940年十来岁时，中图约1949年在武汉六子刘振宏,约1955年上学时
二、关于刘延龄故事
在胶东蓬莱蔚阳山刘家村，世代家境殷实且身材多高大的刘玉球(约1870年生人，其后身高近2米，约1890年在省城济南考中武举人)，生有三子，依次是刘永龄、刘化龄、刘延龄。
三子刘延龄少时聪颖好学，擅长珠算、心算，大概其父刘玉球也看出他这个最小的儿子是个做生意的好苗子，就找了在黄县城做布匹批发生意的王谦亭（约1865-约1943，黄县关张家村人，他在关张家村的宅院里建有一排齐整美观的六座瓦房，后边是一座在胶东农村很罕见的二层楼房。在黄县城东大宗家村拥有一处二百多亩地的庄园，在黄县时称“河东第一家”。他在黄县城商号址据说即解放后的黄县县政府大院），让刘延龄到商号里跟他学生意，王谦亭也发现刘延龄有经商的天赋，就安排他先当账房，后来当主管。再后来，王谦亭看刘延龄聪慧机灵，刘王两家又门户相当，便将三女儿王世芳（1893-1976）许配给他。
清末民初间的约1910年前后，刘延龄王世芳结婚时，王谦亭给女儿的嫁妆中也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这就使得出身于富家的刘延龄更加富裕了，其夫人王世芳有文化也很有经营意识，他们不仅进一步购置土地，又雇佣了长工（大把头许谊仁（1902-1968），二把头佚名，这二人都是从外地逃荒来到刘家村的，“把头”即管家），还置办了奢侈用具，例如主要用于去20里远的黄县、60里远的蓬莱等县城访亲拜友谈生意、赶会看戏的“轿车”（是适宜于简陋山路的一种木轮铁箍马车，其上装有在木骨架上蓬以绣花车衣而成的车厢，车厢前边伸出一遮沿，给车把式遮阳防雨），后来又买了一辆洋车子（即自行车）用于近程。
刘延龄很有心计，也很小气，当地人都说他鬼点子多，又因排行三，人送绰号“三小鬼”。例如他与人谈生意时，是一边与对方说话或抬高卖价或压低买价或褒贬成色，一边暗自把手缩在袖筒里指算，生意谈得差不多了，双方的利如何他在袖筒里也算出来了，能把对方说得心服口服地很乐意与他成交。再如他向佃户收租子，粮食倒入斗里之后，他都要亲手连续拍斗的侧立面，以尽量缩小斗里粮食颗粒之间的空隙。
南京的刘奎基老爷子曾给我说过一个故事：1938年割麦子的时候，刚十来岁的刘奎基和刘宏基、刘振民三个都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们，一天在村子的石围子（即用石头砌成的高三米厚半米的围墙）的缝隙中看到有一个手雷，他们高兴地叫着“小甜瓜”就动手抠了起来。抠出来后他们想这玩意一定比大鞭炮还要响，就想着怎么把它弄响，但看着天色晚了商量着过后再来。
我四叔刘振民把手雷悄悄地带回了家，藏在炕洞里。
过了几天他们想起了手雷，就约好了到村外去弄响它，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点火，又是砸又是摔又是传着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给弄炸了。刘宏基的肠子给炸出来了，刘振民的腿给炸破了，乡亲们听到爆炸声就跑过去看，刘延龄家的大把头许谊仁（1902-1968）扛着一扇门板把刘振民抬了回家，刘延龄看到后让许谊仁赶着马车一起把刘振民送到黄县城里的美国人开办怀麟医院，当时处理好伤口后又打了一支才发明出来几年的德国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回村后刘延龄一是心疼他四儿子，再是心疼化了十多块大洋买的青霉素（当时在蓬黄一带农村，十块大洋可买半亩中等耕地），他越想越气，就到刘奎基家找他算账。那天，刘奎基知道自己惹了个大祸，就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刘延龄找不着他，就在他家门口发狠道：等找着这小子非把他装麻袋扔海里去。
刘宏基的肚子缝上之后在家躺着养伤期间，有一天日本鬼子飞机飞过刘家村，乡亲们都出去看，刘宏基一人在家爬到炕边不慎摔下后伤口破裂，由于无人照看而身亡。
呵呵，刘奎基爷当时讲完这故事还对我开玩笑说：幸亏你爷爷那天没找到我，要不然共和国就少了一位著名战斗英雄，那你那个老地主爷爷的罪名就更大了。我问他那后来我爷爷再见到你怎么办？他说：后来，老远地一见到他我就跑啊，再后来他就消气了，见到我就骂上几句解解恨。上右图是刘奎基爷1940年前后在沈阳做工时的照片。
更加富裕了的刘延龄，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在偏远的山村里做个土财主，他的视野从黄县、蓬莱等县城扩展到如烟台青岛等城市之后，又看上了东北、上海乃至海外的日本。
上世纪20年代，刘延龄的岳父王谦亭在东北发展，其中在大连等地开设了三处百货等商号并置办了住宅。这时的刘延龄便到了沈阳、大连等地。大概先是介入了他岳父王谦亭在东北的生意圈，接着就筹划自己的生意，与他大哥刘永龄、二哥刘化龄，和堂兄弟、妻兄弟或其后代们合作。在初具规模后便携家常住沈阳、大连等地。到了30年代，日本人课税过重，对很多商品的经营有大都列为“犯私”，所以王谦亭生意的生意有些受阻。而这时，在东北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的刘延龄，为了使下一代彻底脱掉身上的“土气”，他让长子刘振声到东北各地和日本旅游考察，以扩大视野增长见识，送次子刘振邦考入上海国立医学院后又接着到日本镀金（据网络资料，1912年到1949年的整个民国年间共有约20余万高校毕业生，这样算来，当时全国年均高校毕业只有5千多人，与现在相比，还不到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700万的千分之一）。
在现在我能找到的刘振声、刘振邦在东北、日本的一些老照片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装束和气质，即便是在现在，也是很“潮”的。如前面的部分照片和下面他弟兄俩在三四十年代的照片（下图，上左是二子刘振邦，其余三张是长子刘振声）：
30年代约中期，刘延龄回村置地扩建了多处房产，主要是在村子的西北部购置了大约五亩土地（也有人说约十亩大），建起了一丈高的围墙，南面建有一丈（即3米）宽的主门，为可装卸式的长板门，约有八九叶的门板每叶宽约一尺多（约40厘米），可使载货马车直接进出。形成了在附近几个村子都很有名气的“西大院”，院子里有：
北部是正房一排五间东西长近20米，用来做粮库，正房北面的小后院南北长约20米。
中部是东西俩厢房，东厢房五间南北长十多米做大车库、农具房和外地来的长工住房；西厢房南有外来的李福庆家三间土房，刘延龄多次与其协商出高价买下来，李福庆没答应。所以西厢房建的比东厢房少几间，做牲口房和草料库。
南部是硬地面的场院，用于打晒粮食。
西大院建成后，应该说是刘延龄在土地的占有达到了最高时期。直到现在，我在周边的好几个村子与不相识的老人们说起话来，我说“刘延龄”他们大都不知道，但对我说的“西大院”他们都知道是以前没收的一个老地主家的房地产，我告诉他们我就是那老地主的孙子，他们就知道我是刘家村的，并且还知道这个老地主家是个“八路窝子”，我接着告诉他们，我就是这家第一个正式参加八路的刘振家的儿子。
其间，刘延龄还担任了刘家村村长。为刘家村保平安谋发展，曾致力于抵御土匪骚扰村民、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帮助支援地方民主政府等工作，也重视与周边的乡绅、官员们的交往。
例如，接受了所在乡的乡长许克玉“认干亲”的请求，认其单传的儿子许墨林为干儿子，这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刘姓人家一般是不会轻易接受的。而当时的区长许子东（原名许绍文，原为国民政府任命的副区长，日本人侵占后任伪区长）是许克玉本家侄孙。许子东的儿子当时跟许世友当文书，许子东的侄女于1945年初与刘延龄的三子刘振家成婚。
再如，一次有一股强势土匪欲侵扰刘家村，大概是由于本村所在的区或乡无力抵御，刘延龄遂花钱向另一个区求援，及时派来武装力量击退了土匪。
又如，1939年3月，日军再次进攻蓬黄掖三县抗日根据地，山东省第一个地区级抗日政权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暨所属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奉命一分为二，一部分实施战略转移，一部分向蓬黄栖的艾崮山区（即蓬莱城南30多公里的艾山-崮山山脉。右图为崮山）东进，建立蓬黄战区。1939年农历四五月份，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黄县县长曹漫之想起了前不久在黄县与刘延龄见面时刘对他说的，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刘家村来找他，遂于一天晚上率80多人来到蓬黄边区的刘家村，村长刘延龄很爽快地随即将他们全部安顿了下来。
住在刘延龄家闲置的三间客房里的曹漫之、蔡志勇（原名蔡英德，当时化名李然）夫妇看到屋里有不少医学书（这些医学书是刘延龄二子刘振邦此前在国立上海医学院用的教科书，和另外买来读的），就与刘延龄和刘振邦商量说，山里的八路军野战医院急需医学书进行培训，能不能卖给一部分。刘延龄、刘振邦爷俩不仅很大方地表示愿意捐给咱们抗日队伍一部分医书，而且当他们后来离开时，刘延龄看到他们只带有三匹马，担心战士们背着这些书翻山越岭太吃力，就专门就派刘延和牵着一头黑驴用驮篓驮着书跟着队伍送到山里。曹漫之对此很感动，令全体官兵一一与刘延龄握了手告别。
剩下的那一部分医学书我在刘振声的次女刘姗家只找到一本，是同仁会（日本于1902年在东京成立的一个医学团体）1930年在东京出版的中文版《药理学》，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林春雄著、医学士刘懋淳译，扉页底部印有“刘仲彦”（刘振邦字仲彦）印章：
约1939年下半年，刘延龄辞去村长职务，再度到大连等地发展生意。
刘延龄在东北发展的鼎盛时期，据村里人说曾在大连开设了有半条街的商号，并带去一些亲友到大连发展，其中包括刘延龄的干亲许克玉的侄儿、二子刘振邦的同学许相林（字佐臣）和刘振东等到大连学习西医。当时村里有人去大连，见到过刘延龄及其长子刘振声的都说，他爷儿俩的穿戴和说话都俨然阔佬气派，一丁点儿也看不到咱乡下人的样子来。再是，在文革初期我曾经看到墙上贴的大字报上说刘柏若（刘延龄三子，即我爹）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地主兼资本家子弟，并对刘柏若及其家属用的高档生活品和生活习惯进行的批判中，说是依旧过着资本家的奢侈生活。
这，可以说明刘柏若的父亲刘延龄在那商号里至少是股东之一的资本家——若是仅在农村拥有过多的土地那只是土地主而不会是兼资本家的。但我想这商号很可能是多人合伙的并且最大的股东应该是他岳父王谦亭家，但具体在大连的什么地方，经营什么，资本有多大，字号叫什么，何时开设的等详情现无从查考。商号的最终结局说是毁于战乱，但不知具体是在什么时间。现经刘延龄夫人王世芳的侄儿王克行回忆，刘延龄在大连的后期，是住在他岳父王谦亭在“刘家屯泰山街81番地”买下的宅子里，即今沙河口区长江路南与民权街北之间的泰山街或泰山北街一带（见下图）。
30年代，刘延龄就染上了流行的抽大烟恶习，当时仅刘家村就有三家大烟馆（刘德纯、刘宽龄、刘延龄大哥刘永龄各开设一家）。对此，夫人王世芳很是生气，但也无奈。约1938年的一天，刘延龄三四岁的六子刘振宏在家里看到了一个大烟泡感到好奇给吃了，幸亏及时送到黄县城的医院才脱险。再后的1939年刘延龄到大连之后，抽大烟不再受夫人约束了，就愈发上瘾，终于1941年因“烟痢疾”(又称“烟后痢”，是抽大烟中毒出现的一种与痢疾症状相似的病)住进大连的一家教会医院，后又就近住进朋友周惠民办的惠民医院（惠民医院在当时刘延龄住的刘家屯泰山街81番地对过），刘延龄的干亲许克玉的侄儿、二子刘振邦的同学许相林（字佐臣）此前经刘延龄介绍到这家医院当医生。
当得知自己病入膏肓，刘延龄命长子刘振声给老家的夫人王世芳发电报，希望她来大连探望。接到电报后的王世芳更为生气，加之她为家里的经营事务一时又难以脱身，所以她没再去大连见他最后一面。
1941年秋玉米快熟的时候，刘延龄在大连去世，长子刘振声用里棺外椁（即在棺材之外再套上一个大一些的棺材）为其父入大殓，并按照日本人在大连的卫生防疫机构对出港海运遗体的规定，把棺椁再用白铁皮包焊，经卫生防疫机构检查合格后，与四弟刘振民一起雇船海运到黄县栾家口港（下图，现在的栾家口港的一部分——渔港），再雇马车走了8公里的陆路运到刘家村，由当时的村长刘德厚带领族人在村西头迎灵，安放在西大院祭奠三天，其间，曾请来九位道士念经一整天。下葬前又重新换了一套柏木棺椁，葬入以青砖砌成的墓穴。
刘延龄的坟墓建在村南自己家的耕地里（这块地的原址现属曲家庄，在今柏油公路路西、刘家村南马路路南，当时地中间有一口椭圆形的水井，用于浇地），入葬时，墓坑是用青砖砌成的，到了胶东解放时在掘地主老财的坟墓中被挖了。1976年王世芳去世火化，其长子刘振声在刘延龄的原坟地上捧了一抷土，算是给两位老人合墓，安葬在刘家村的南山上。其后，由四子刘振民出资给两位老人立碑（右图）。再其后的2006年春，刘振民去世后，其子女将骨灰安葬在刘延龄王世芳墓的右后方并立碑。
前些年，刘柏若与同村的一老战友在一起闲聊时，当说起他们自己以后“老了”的事儿，刘柏若就问他是不是还叶落归根回老家，那战友说他当年带着民兵把老家一带的地主老财们的老坟挖了不少，所以他“老了”不能回去。刘柏若问他是不是还担心人家挖他的坟？记得当时我也插嘴说：您挖地主老财的坟是革命行动，是政府行为啊。这时刘柏若猛然想起来什么，又笑问他：我爹（刘延龄）的坟也是你领的人挖的吧？
那战友也笑了，说那肯定是漏不下你那个地主老爹的坟啊。
三、关于刘延龄夫人王世芳的故事
村里人说刘延龄对佃户的盘剥够狠的，如果他活到土改以后肯定得把它整得不轻，而他夫人王世芳和长子刘振声都很开明并且对人也挺和善，勤俭持家。出身于大家闺秀的王世芳在1941年刘延龄去世后，就撑起了这样一个多子女、多财产的大户。70年代我回刘家村看到奶奶王世芳家的毛巾都是黑色的，我感到好奇，我六叔刘振宏告诉我说：你奶奶一直都是这样地节俭，浅色的毛巾洗的时候得多用肥皂，染成黑色的是为了节省肥皂，看上去还很干净。刘振声在其父丧事办理完毕后又去了东北，1944年春回刘家村后的当年，一次突然有伪军来扫荡，时有八路军游击队的十多人住在村里的西大园，刘振声与刘玉瑞一面掩护好游击队，一面与伪军头目刘魁龄（乳名大柱）周旋给糊弄走了。刘振声更是热心于村里的公益事业，1946年刘玉瑞任村长期间，刘振声被群众推选为财粮委员兼会计长达五年，后由于1959年被群众推选担任第三生产队队长三年。由于长子刘振声只有俩女儿、次子刘振邦也只有一女儿(右图后排三位站立者是出生于30年代末期的我姐姐刘娴、刘媛、刘姗，二排右是我伯父刘振声夫人王碧云)，刘振邦于1943年病故。时年过50的王世芳仍没抱上孙子，就急于叫在沈阳的三子刘柏若回来，张罗着要给他娶媳妇。1944年春天刚满18岁的刘柏若从沈阳回村后，由村长刘奎基提名经区民主政府批准为村书记（即文书），1945年6月刘柏若在离村只有10公里远的黄县城北海军分区参加了八路军，到后来的9月底又被编入东北挺进纵队要去东北，抱孙心切的王世芳就有了常人都可理解的顾虑。对此，当初带刘柏若参加八路、当时留在胶东的刘奎基安慰她说：你家老三有是文化人，部队说安排他在司令部跟着首长耍笔杆子，不会像我这样去前线耍枪杆子打仗的。加之深明大义的长子刘振声一再劝说开导，逐步打消了她的顾虑，后来的1947年，她积极响应地方民主政府的号召，把四子刘振民、五子刘振武和她的侄子王克行送去参军（1947年年仅15岁的王克行因身高不够没被批准，后于1948年参军），加上她已结婚的俩女儿和同样家庭出身的俩女婿也都参加了革命。为此，王世芳这位特殊的地主婆在当时就成了名扬遐迩的新闻人物，曾得到县民主政府的表彰和宣传，此后直到1976年她去世这近三十年间，乡亲们一直都是用直白的语言形象地称王世芳家为“八路窝子”（我老家乡亲们对人民军队一直到文革时期，仍习惯于亲切地称“八路”）。抗美援朝结束后，三子刘柏若、四子刘振民、五子刘振武弟兄仨相约同时回到了刘家村，王世芳见到了三个戴着大盖帽扎着武装带的儿子，高兴地逢人就说：我的三个八路儿子都活着回来了，胳膊腿儿的都好好的。右图是他们弟兄仨晚年的合影。正是由于王世芳的开明，特别是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以及两个女婿、一个侄子都在战争年代参加了革命而获得到了“八路窝子”政治名声，解放后，从县委县府到村，都是对王世芳这位特殊的地主给予了最大的照顾。
旧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5%地主富农占有50%以上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下中农却只占有不到30%的土地（另一些约20%的土地主要是祭祀、寺庙庵观、学校等公益事业占有的公田），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人民政权建立之初：
首先，向地主收缴地租（即农业税吧），当时全国每年向地主收缴到粮食350亿公斤、耕地约15亿亩以上（借1949年的数据——全国粮食总产量1081亿公斤、平均亩产71公斤计算）
那么地主富农占有7亿多亩耕地(15×50%=7.5)，即平均每亩收缴近50公斤粮食（350÷7.5=47），占平均亩产的约70%。
其后的1945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后，1945年冬和1946年春，在华北、山东及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区和东北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
胶东山区可耕土地少，解放前占有二十亩耕地的就称为富户了。刘家村一带的一般农民大都搞点副业或打渔贩鱼挣点钱，富户也多做大一些的生意。
1946年4月，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将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5月向解放区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7月，中共胶东区委为贯彻中央指示和华东局会议精神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要求迅速开展土改运动，并在会后向各县派出了工作队。9月，华东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要求通过没收、清算、献田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
1946年9月，蓬莱县委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制定出《关于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几个意见》。10月，各区培训积极分子，对l至2个村进行试点。11月，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全面展开，改变农村土地的占有关系。
1946年11月土改时的刘家村有130户人家、900亩耕地，而刘延龄的遗孀王世芳家（包括已过继出的长子刘振声家）占有耕地大概有一百亩，因此王世芳被划为村里唯一的地主，长子刘振声为富农，其他在外当兵或上学的第三到六子都划为中农，土改中，深明大义的王世芳对其子都按村里的平均房地产情况留下应得的一份耕地和房产以及家具，其余的耕地和包括占地约五亩的西大院的几处好一些的房产就主动交公（即“献田”）了，其中最好的一处房产（即西大院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村里使用）分给了许谊仁。其它一些值钱的动产包括汉代玉器等古董、绸缎毛料以及家具等都留给了王世芳自己用于养老或自行分配给子女。
胶东地区通过1946年11月的土改，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1947年，王世芳主动送四子刘振民、五子刘振五、侄儿王克行、长女刘素真、四子媳吴报名参军。
“剥夺剥夺者”和“耕者有其田”土改的不仅是经济意义上、也不仅限于耕地在内的土地改革，把地主经过原始积累和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地占有贫下中农的剩余价值而得到的耕地以及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超过他们应得的那一份之外的予以没收，分给没有或少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
土改时留给王世芳家应得的房产仅有：
长子刘振声一处仅有他老两口居住(他们仅有的俩女儿已成婚)，正房四间，院子的东西各有一厢房。
第三四子刘柏若、刘振民两人一处从50年代开始闲置至今。这一处在约1925年建造的时候是与下一处同属一处的，是面北的客房，土改时在王世芳家里这是最差的房子，但里边的设置却是很超前的：
室内上有木阁楼（用于存放杂物的木顶棚）、下有木地板，有玻璃门窗和水泥窗台，俩后窗下装有壁橱，俩内门是日式推拉门扇。
下左图是现在拍的东头局部照片，里边的家具全被人偷走了，下右图是室内后墙上的玻璃后窗，但窗下壁橱和阁楼、木地板、推拉门扇等都也已被人偷拆走了。
走进这座房子里，看到的是满地的瓦砾和尘土，墙角，有一顶用很细的草梗精心编制的礼帽（上右图），虽然在这房子里默默地与尘土相伴了七十年，却依旧显示着它卓尔不群的风采。
下图是2014年按原样修复好的房子，保留下来的院子东墙外上面写于60年代标语的残迹还依稀可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下一行已经辨认不出了：
第五六子刘振武、刘振宏两人一处由王世芳一人居住，是这上面那座房子正房，一排四间的前面东西各有一厢房，正房里有很考究的家具以及成匹的丝绸毛料布等，还有一口很厚实的柏木寿材（约1970年前后，王世芳感觉这寿材太招摇了，也是为了生计，就请木匠拆开改成了两个寿材，卖掉一个），青砖瓦顶的房子里也是装有木阁楼、木地板、玻璃窗，70年代我再次回老家时，钻到阁楼上看到有很书，其中主要是线装书，我只带回来我爹刘柏若读的如清华大学《机械原理》等几本工科书。
还有一处约一亩地的花园一直闲置。
60年代我第首次来老家刘家村，我看到奶奶王世芳家的大门两旁分别挂着两个牌子，上面的字我当时还认不全，只认识左边牌子上的五角星和一个“军”字（那还是由于在部队里经常看到的五角星和家具上印有“军”字，我才认识的），我就说着“军什么什么”，王世芳立刻很骄傲地指着左边的那个红牌说：“是你爸爸、叔叔、姑姑他们都去干八路了，县里给挂的‘军属光荣’牌！”可右边那个没刷漆的黑字牌她没说，后来我才知道那牌子上写着“地主分子”。
地主是剥削阶级，解放后直到到文革期间，村里开大会的大多情况下有两项内容是不可少的：首先是批斗地主，这时，村领导在主席台上说“把地主分子王世芳押上来！”由贫下中农痛斥刘延龄王世芳的种种剥削恶行，其间还振臂高呼着“打倒地主王世芳”等革命口号，王世芳还得自愿地响应道“我该死、我反动、我认罪”，当村领导说“把地主分子王世芳赶下去”时，台下就再振臂高呼几遍打倒她的口号，这一项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请军烈属上来讲述光荣的革命事迹，当王世芳在热烈的掌声中再一次登上主席台就变成“请”了：“请咱村的大军属王世芳老人家讲述革命事迹”，她这时就很气派地坐在太师椅上讲她是如何支持五个儿女参加革命的。有一次县里新上任的一位领导奇怪地问村领导：别搞错了，这不是刚才斗的那个老地主婆吗？
我上初中的时候，时任村支书的刘巩业（刘延龄的大哥刘永龄之孙，即我本家的哥哥）和大队长（即现称的“村长”）许守福来我们家找我爹刘柏若买玻璃等紧缺物资，当我知道了这位许守福叔叔从他父亲那时就是我们家的长工时我怀着似乎是负罪感问：我爷爷一定和黄世仁（《白毛女》里的地主）、周扒皮（《半夜鸡叫》里的地主）他们一样那么坏吧？许守福光笑不说。后来我又问他时，他只说我奶奶王世芳对他很好，接着说了他家的身世，后来我又通过他的次子许志海知道了一些：民国初年，鲁西成武县北浮头乡（今张楼镇）许庄许谊仁（1902-1968）逃荒到了胶东一带，流落在刘家村给刘延龄家做长工，后为大把头。1929年生长子许守福，1947年生次子许守怀，1960年前后回老家成武定居。许守福在王世芳家，自幼与年龄相近的三子刘振家四子刘振民在一起玩耍，长大之后，王世芳张罗着给他娶媳妇，并专门腾出了西大院的房子给他布置成新房。在解放后的农业合作化时期直到70年代，他一直担任刘家村的主要行政领导——农业合作化时期叫“星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人民公社时期叫“刘家大队大队长”（即现在所称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通称村长）。右图是许守福1956年给刘柏若的来信。1975年我回老家时，见到许守福在村里担任“赤脚医生”的约20岁的次子许志海，经常到王世芳家给她看病，他儿子称王世芳为奶奶，不是我根据当时看到的一些故事书里描写的那样，想象着他看病之前得先说几句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批判这老地主婆一番再看病。他看病过程中的打针治疗等都很耐心，像照顾自己的老人一样。约1973年，奶奶的侄儿、我表叔王克行去看望他三姑时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奶奶在1976年去世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刘延龄王世芳夫妇共生有六子二女，但儿女们次第长大之后，只有长子刘振声一人继承了父业做生意，其余七子女，有五子女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其俩女婿也是参加革命的富家子弟），有二子分别在解放前后上大学。如今，这八个子女均已先后作古，现仅有第三、四、五子的三位夫人健在，也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了。
我爹刘柏若自从1945年离开老家后，直到1976年他母亲王世芳去世这30年间，他只回去看望两次，虽然从1955年开始，部队开始发放工资后，他就开始给他母亲寄钱，但他毕竟回家去的次数太少了。记得大约是十来年前，我妈曾向我爹刘柏若说起身后事，问他是不是在老家他妈妈的坟那儿选块地方，老两口以后得以叶落归根。刘柏若说：老太太是剥削阶级，我是无产阶级，我不能和她埋在一起，我以后想和老战友们永远在一起。他还说过，他当年是自觉地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走向了革命的队伍，他一直是这样想的。对此，我是很理解我爹的，我想我奶奶王世芳也能够理解我爹的，所以至今我也没有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刘延龄王世芳的刘姓直系孙及其后人有：孙子女16人（年长者80岁，年少者近50岁）、曾孙子女7人、玄孙1人，全都不在老家刘家村，散布在山东、江苏、北京、上海、辽宁等省市的约二十个地方，有著名学者、纪检、司法、医务、教师、会计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白领工薪阶层。与刘玉球、其子刘延龄、其孙刘柏若兄弟姐妹们那三代人最明显的不同是，应该有但却没有一个是经商或从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