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阿Q是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他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阿Q正传》之所以有如此大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部小说中鲁迅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阿Q的形象。
文学创作中成功的人物形象，阿Q自然具有十分复杂的性格，他质朴而又狡黠、自尊而又自贱、保守而又趋时、蛮横而又卑怯、敏感而又麻木。而在其复杂的性格中，所有研究鲁迅的专家学者几乎一致都公认“精神上的胜利法”是他性格中最为突出和显著的因子。而鲁迅先生在这部小说中正是通过对阿Q这种精神胜利法的描写和刻画深刻的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
一、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
阿Q非常穷，穷到只剩一条裤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Ｑ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阿Q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是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像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刻画了阿Q的这一性格特征。他对于自己的身世很是渺茫，与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连老婆也娶不上，却偏偏要虚妄地夸口“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表现出盲目的妄自尊大；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就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响头之后，站了一刻，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表现出他的自欺欺人；后来人家打他，还要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牲，阿Q被迫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这下他该自认失败了吧?并不，他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又胜利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打嘴巴以假想打的是“另一个”而在精神上转败为胜，表现出他的自我摧残；被王胡撞头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吃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而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和小D摆“龙虎斗”，调戏小尼姑，表现出他的畏强凌弱；阿Q向吴妈求爱，被赵秀才用大竹杠教训了一顿，过了一会，他听见外面有声音，一看是吴妈在那里哭闹。“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表现阿Q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忘麻木。阿Q在现实中处处失败却用这种法宝取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如同麻醉剂，麻醉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也不觉醒。生命将要结束时，阿Q还自我安慰地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的性格至死未变。
阿Ｑ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Ｑ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Ｑ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
在阿Ｑ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Ｑ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Ｑ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Ｑ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Ｑ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Ｑ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
阿Q作为一个小说人物，是作者虚拟出来的，自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但这个虚构的人物的悲惨的命运集合了我们民族那种阿Q式的对待生存挑战的态度和方式。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大量的民谚、俗语、笑话、史实、文学作品，反映出众生的阿Q相。比如，某人被盗而丢了钱财，就会在心理上自我安慰，说什么“破财免灾”；吃了亏又没办法伸冤时就想起“吃亏是福”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与仇人对骂而骂不过，就以“鸡不和狗斗”来收场。这些现象都是在普通日常生活里随处随时可以看到的。又如，在我们中国传统中的避讳，也体现了阿Q精神。明明是死了，却要说“仙去”；明明是被逐，却要说“巡狩”；以前尊祖或圣人或皇上的名字要避免直说出来，不得已的时候即要缺笔；而今，我们对领导也是不敢直呼其名的。阿Q也是避讳的，头上有癞疮疤，于是讳“亮”“光”“明”等，别人一说，他要脸红，伤了他的尊严。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
二、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描述是对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毕生探索的重大课题"，"改革国民性的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国绶《改革国民性的全方位思考》)。因此，"改革国民性的思想"就成为我们解读鲁迅创作的一把钥匙。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对当时中国的国民性有着如此独特思考和深刻剖析的莫过于鲁迅。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那么，鲁迅是如何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呢?
阿Q是“现代中国人沉默的灵魂的艺术典型。”阿Q“精神胜利法”不只是农村贫雇农身上所特有的顽症，他更是所有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痼疾。正如鲁迅先生自述的“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
对于国民性，诸多专家有诸多论述。如林雨堂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美国人亚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史仲文的《中国人：走出死胡同》、刘再复、林岗的《传统与中国人》、闫玉刚的《改造国民性——走进鲁迅》等等。在这些论著中，专家们对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详尽而又深刻的剖析和批判。虽然大家们所站的立场不一样，观照的角度不一样，审视的层次不一样，但对国人的精神缺点的剖析和批判却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如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其实诸位大家所指出的在鲁迅作品里都有反映。一个阿Q就完全的代表了这所有的一切，一个精神胜利法就完全代表了一切。阿Q就是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阿Q精神寄植者，精神胜利法的典型。鲁迅写阿Q就是“意在暴露国民性的弱点”，“画出国民的灵魂来”。
鲁迅是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伟大哲人和文化战士。他毕其一生，不断对专制社会以及附庸其上的文化礼教的黑暗进行毫不妥协的批判。阅读鲁迅的作品，其中对中国国民性中痼疾的揭示和批判则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也最能体现鲁迅身上所具有的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实质。鲁迅的杂文、小说，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劣根性，而闻名中外的《阿Q正传》中的阿Q则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鲁迅毕生探索的重大课题"，"改革国民性的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国绶《改革国民性的全方位思考》)。因此，"改革国民性的思想"就成为我们解读鲁迅创作的一把钥匙。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对当时中国的国民性有着如此独特思考和深刻剖析的莫过于鲁迅。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那么，鲁迅是如何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呢?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认为中国民族的“种性”是“孱弱”的，他根据“优胜劣败”的公式，认为中国民族有灭种的危险。而鲁迅所说“国民性”的缺陷也是“种性”或民族的弱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正在走向衰亡。中国社会变得奇形怪状。畸形的社会必然产生畸形的国民。鲁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的衰败，在于愚弱的国民。在日本，那个使鲁迅受到强烈刺激的日俄战争影片的被示众者和看客，使他联想到所见的“愚弱的国民”，他首先指出国民劣根性以愚昧和精神麻木为特点。医治国民精神的创伤，正是他弃医从文的缘由。辛亥革命中，鲁迅满腔热忱地投入革命，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在这场革命中扮演着小丑的角色。旧势力顽固、狡猾而凶残，革命党幼稚、脆弱而易变，老百姓则在“铁屋子里”酣睡；虽有一时的“梦游”，但最多像阿Q那样喊几声，抢点东西，做做权力、财产和女人的梦，并没有真正醒来。在辛亥革命这场戏剧演出中，鲁迅看到几千年国民劣根性的总表演。
鲁迅给我们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国民劣根性：吃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守旧排外、漫夸历史、愚昧麻木、卑怯巧滑、投机钻营、色情狂……《阿Q正传》正是国民劣根性的总展览。
三、鲁迅描述阿Q 精神胜利法及批判国民性的背景与意义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之交轰轰烈烈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似乎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反而对要求革命的农民采取排斥和压制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彻底打击和镇压封建势力，反而采取了妥协、宽容和姑息态度。所以，革命遭到失败。例如，在武汉，曾任清廷21混成协协统，多次破坏湖南革命党人活动，又亲手杀害过起义士兵的黎元洪，却当上了革命后湖北省军政府的大都督；在绍兴，曾在徐锡麟案件中直接筹划杀害秋瑾的章介眉，也当上了革命后绍兴军政府的“治安科长”。当时，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封建军阀、官吏个个狡诈善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纷纷钻进革命阵营，一旦得势，便回过头来屠杀革命党。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得以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起向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扑。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得以窃取政权。辛亥革命流产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华盖集·通讯》)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根据鲁迅做小说的目的、治疗国民弱点的论述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言论，我们可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
鲁迅研究学会会长林非认为，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或思想家，像鲁迅如此执著、如此严厉、如此深刻地批判过中国人的精神弱点。但鲁迅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曾得到鲁迅亲自指点的作家聂绀弩，早在1940年就提出，鲁迅先生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觉醒”，“民权的觉醒”。因为，“如果人民的脑子不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人民不获得人的知识，人的思想，无论什么改革，无论那改革得到怎样的胜利，也将是表面的，形式的，换汤不换药的。”1936年3月4日，鲁迅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曾这样说：“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数游牧民族之苦，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弱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受战乱和动乱之苦的中华民族，在新旧世纪交替的今天，正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昭示着它的强大，迎接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眼下，似乎已没有被“挤出”的危险，但鲁迅先生的担忧并非多余，他在许多作品中反复揭示的“国民的劣根性”有许多仍顽固地“驻守”在我们国人的身上，严重影响着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反思我们国人的整体素质，我看仍有十分的必要。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研读鲁迅作品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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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止止．再论阿Q的典型性http://www.guxiang.com/xueshu2002/10/24
【9】 曲志红、李斌．永远的民族魂,http://luxun.chinaspirit.net.cn
【10】徐恩惠．就呐喊中的几篇小说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煤炭普教》2003年第1期
【11】林非．《阿Q正传》与鲁迅,．http://www.sina.com.cn 2001/10/09
【12】陈淑渝．阿Q的诞生,http://luxun.chinaspirit.net.cn
【13】鲁迅．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