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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敬仰思想
公方彬：自序一
《思想的原野》（上下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讲伟大，每个人都可以开列出许多。社会中有伟大，伟大的母爱、伟大的牺 牲……自然界也有伟大，自然力量之伟大，自然造化之伟大……自然界之伟大在 突出奇崛，社会存在之伟大在常人所不及，常势所不至。如果我们再在伟大前面 加上一个“最”字，问题或许就不那么简单，至少难以轻易作出回答。
以不同价值标准判断，结论有所不同，因此最伟大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命题。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依照自己的价值判断给出答案：思想最伟大！对于这 样的结论，相信应者众，至少大多数人不会轻易否定。这不仅因为我们经常为伟 大的思想所感动，更因为对自然、社会和灵魂的关注皆源于思想，或最终都要通 过思想。离开了思想，人类或许成为被抽空的皮囊。追根溯源，思想这一概念就 来自佛教，即便不作这样的追溯，也还是可以认定，惟通过思想有希望弄清我们 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诸如此类的基本的也是终极的命题，进而获得精神归宿。
看一下人类发展史，所以由蒙昧步入文明，拥有了更强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根源于思想家的思想指引。比如上个世纪的激情燃烧，就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如果追溯至人类进入城市文明，更是奠基于一大批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的产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就把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因 为这个时期产生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 中国的老子、孔子等一批思想的巨人。恩格斯评价，他们几乎思考了人类所有的 基本问题，并且得出初步结论。如果没有了这些思想巨人，人类文明史将暗淡很多。
即使仅仅从关注灵魂世界的角度讲，我们所以能够认识自己，也是得益于思 想家的引领和启发。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 地思考它们，心中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 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样的感知力显然非自然产生，一定是思想家 们的指引和启发。有了思想家为我们开拓的认知力与精神空间，我们才会偶尔为 伟大所感染和感动。比如，当我们来到罗马的梵蒂冈，驻足于签字大厅拉斐尔的《圣礼之争》、《雅典学园》、《三大德性》、《帕纳巴斯山》四幅巨作前，就 能够对神学、哲学、法学、诗学产生更深刻的理解，甚至产生灵魂深处的强烈震撼。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敬仰，就是缘于他们让我们的精神世界由有限而无限？不全是。其实，这种敬仰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对思想家及其 思想的畏惧。为什么？因为思想家的思想走得太快、太远，以至常人无法跟进， 这在客观上构成了落差，进而打破了社会既有的平静与平衡，打破了我们精神世 界的平静与平衡，造成精神紧张甚至是威胁感。哪怕后来我们都成为思想家之思 想的受益者。这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铁饭碗带来的是效率，由此而让我 们享有了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改革之初每个人感受到的却是压力，是威胁， 因此更多排斥。至于社会管理者所以对思想家及其思想一开始多采取排斥态度甚 至打压，除个别人、事件源于某些人的好恶与私利作祟之外，大多情况下是社会 运行规律使然。大众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先行者、落伍者、守中道不逾矩 者，社会管理者虽明白先行者之伟大，但基于功利和维持社会稳定与平衡，往往 出手打击走得过快的人。比如，古希腊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是被公民法庭判处死刑的，后来民众省悟了，发现自己杀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于是又把告苏格拉底的人也判了死刑。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会，仍然要杀掉一个 个走在最前面的人。所以思想家往往意味着悲剧，盖其中之原因——社会规律使然。
既然人们都不愿意受到威胁，因此排斥思想家及其思想，为什么最终又敬 仰且张扬呢？这就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规律。大凡称得上思想家者，其境界必然 高远，必然适度脱离现实功利，并且需要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非此不足以支撑 伟大思想的产生。特别是，思想家的思想在一个阶段惊世骇俗，但社会发展进步 后，曾经电光石火的思想不再可怕，同时对现实的关照力逐渐显现，应用价值不 断发掘，大众开始受益。与此同时，我们灵魂中那种多数情况下被埋藏起来的美 好情感开始发酵，就是自己不能高尚，但向往和推崇高尚，这近乎本能。有了这 样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思想家身上的担当与牺牲精神终究被接 受，并且是一种不可超越的魅力。同样重要的是，思想家身上高贵品格不难辨 认，历史规律表明，思想的道路并不平坦，虽然我们借思想家的思想指引前行， 然而产生和坚守思想又是如此艰难，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倒在思想的道路就足以 证明。既然思想家成了牺牲的代名词，那么每一个步后尘者必定是品格高尚的 人，他们的执著和对真理的向往使他们不惧死亡、直扑死亡。更具悲剧色彩的 是，思想家许多情况下不是倒在强权者手中，而是倒在受自己思想关照的广大民 众手中。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一位思想家，他是为拯救民众而选择了死 亡，然而走向刑场的道路上，迎接的不是景仰，而是辱骂和臭鸡蛋。不管现实世 界还是宗教领域，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能产生信仰，而悲剧又更强化信 仰。所以，当我们认清思想家只承担责任和痛苦，而无法享有生前荣耀之时，当 人们认识到思想家及其思想不再对我们构成威胁，只需尽情享受其思想的大餐 时，自然毫无顾忌加以推崇，有时不惜将思想家及其思想推崇至顶礼膜拜的程 度。这大概就是孔子被一代代人推向神坛的重要原因。
我们还要承认，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惧怕思想家及其思想，不是所有社会都致 力于消灭思想家及其思想，即使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存在方式和程度的差异，这些都与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权力运行等因素有关。经历过思想启蒙的国家和民族包容度更高，这里的思想家发挥空间就大，而封建意识浓厚的国家和民族包容 度差，这里的思想家腾挪空间必然小。欧洲的历史就充分证明这一点，由于有了 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导致12铜表法产生出来，社会的宽容度开始扩大。当贵族 和牧师组成的利益集团与英国国王签订城下之约，也就是1215年的《大宪章》， 从此有了政权的更大宽容，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其他国家，为什么牛 顿和亚当·斯密出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不能不说与此有关，甚至说旨在消灭 资本主义的马克思长期在英国活动，而没有被消灭，也与此有关。诚然，欧洲有 过神学一统天下的历史，因此而来的是一个个思想家被消灭，但由于有了启蒙运 动，再加上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自由，美国平权运动带来的平等，终于宽容不同观 点和学派，由此带来思想家的大量出现。所以说，思想家和思想的生存环境与一 个民族是否经历过精神的洗礼关系紧密。
即使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因为人文精神差异而存在着包容 度的区别。比如，走过相同的历史阶段，有的民族思想荒芜，几可被忽略，而有 的民族则思想灿烂，他们不仅以思想照耀着自己，甚至照耀整个人类前行。可以 说，思想巨人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秀的人民。以俄罗斯为例，这个民族曾产 生出一大批思想家，尽管统治者不都宽容，但由于受欧洲思想影响巨大，统治者 在压制思想时是有所忌讳的。比如，沙皇十分忌恨托尔斯泰，但他并没有借手中 权杖消灭托尔斯泰的肉体，相反却感叹“俄国监狱已经容不下托尔斯泰了”。更 为可贵的是俄罗斯拥有产生思想家的丰厚土壤，这个土壤是由崇尚思想的国民构 成，那里的国民不会随封建统治者跳舞，而是尽力给思想家以呵护，至少是灵魂 的抚慰。结果就是俄国在政治最黑暗时期仍然有大量思想家产生出来，同时其思 想还拥有广阔的发挥空间。
中国为什么难出思想家？很重要的是中国近现代几乎没有受到过西方社会那 样的思想和精神洗礼。中国历史上仅有春秋一个时期创造过思想辉煌，原因在于 分裂的中原处于诸侯争霸，谁想成为霸主获得霸权，必须借助思想家的思想，这 就具备了包容思想的客观条件，并由此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思想辉煌。汉代统一中国后，儒家独大，各种流派逐渐式微。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八股文彻底地把知识阶层的创造力推入绝境。与上面所讲到的规律相一致，中国思想沉 寂，除了统治者的强力打压，就是民众缺少人文思想的洗礼，知识阶层被彻底驯 化。如此便有了梁启超先生的观点：“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进一步讲中国 知识阶层缺少高尚之目的。知识阶层没有了高尚目的，就缺少了担当精神、牺牲 精神，也便不会为思想而冒险。
新中国成立，这原本是中国走向思想辉煌的契机，一段时间里也确让知识分 子确信中国文化和思想繁荣即将到来，而知识分子的兴奋、欢呼与期待，从胡风 长诗《时间开始了》可以看出。好景不长，时代局限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 历史转了个弯，让中国文化遭受重创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此后很长的时间 里中国鲜见思想的光芒。正所谓一着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即使改革开放后“科 学的春天”到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困顿于精神和思想的樊篱不能自拔，终 于只产诠释文章，不产原创思想，更可悲的是自己无法产生思想，只想打压不多 的几缕思想。放眼今天的知识界，不敢思想，不会思想，没有独立人格，再加上 功利主义，一片沉寂，已经不能承担起创造出支撑一个政党和一个民族崛起的先 进理论。这大概是十八大报告，屡屡提及“理论创新”、“勇于创新”的重要原 因所在。
思想走多远，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才能走多远。什么在支撑着我 们的精神世界，我们依照什么去追求？人们未必都有意识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但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之时，当我们环顾周围之时，难免不得出这样的 结论，个体的人与他人，之所以出现社会价值实现上的差异，很重要的一点便是 思想上的差异。可以说，缺少思想光芒映照的人不会走出更远。由单个的人推延 至一个政治集团乃至一个民族，道理和规律相同或相似。看一下世界的政党发展 史，为什么出现兴衰更替？关键看有没有最先进的思想注入进来，特别是社会主 义国家，为什么一个个走向消亡，也是由于僵化而不再拥有先进思想的指引。这 方面苏共最为典型。再到大国的崛起，表现形式虽然多样，根本也是看有没有一 批思想家以伟大的思想来校正方向。正所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心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天空是什么？天空是精神，而精神源自思想。
我们已经走出多远和想走多远？回溯历史便十分清楚，中华民族已经走出了很远，并且越是回看感知越多。但是，到了近代以后，中国衰落了，并且是被抛 得很远。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一个唯一没有切断文化源流的世界古文 化，一个创造过人类辉煌，且雄居世界巅峰的民族，骨子里渗透的、血脉中流淌 的都不可能是甘于寂寞，再加上1840年后的百年屈辱，更决定了对再度辉煌的渴 望。渴望辉煌自是好事，但需要认清如何满足渴望，找到达成目的的途径。毕竟 今日之大国崛起不同以往，也就是说铁血不再是样板，创造文明的能力才是唯一 正确的途径。换句话说，谁能够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谁就能够 实现真正的崛起，而文明需要思想家及其创造的思想来支持，否则，物质力量或 军事力量再强大，都不敢言崛起，尤其是置身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
既然崛起无法离开思想，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来保证更多地产生思想家和 思想？首先，执政者更新观念，尽快确立新政治观。科学把握思想对于执政的重 要，也就是说不要以消灭异己来保护主流思想，而应当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获得 最先进的思想。社会与自然界规律都已经表明，没有了天敌，没有了威胁也就失 去了提升自己的动力。苏共领导人总结失败的教训时讲到，苏共的失败根源于三 个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经济垄断。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有一个问题需要 我们反思，进入新的时代，我们产生了多少为之自豪的思想？！为什么缺少思 想？就是因为太强调一致，太热衷于“对表”。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文环 境，或者说提升全民族的人文品质，以提升大众的包容度和理解力，为思想家和 思想的生存创造社会条件。再次，知识界、理论界要承担。进入改革开放后，思 想理论界都进入了一种躁动状态，没有多少人还能够静下来思考问题。于是文化 的泡沫比比皆是。解决知识界的问题，特别需要强化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要有 信仰和信念的支撑。
到这里还要结合本书讲几句。思想实际上也有层次之分。一种是原创性思 想，这种思想伟大而又宝贵。还有一种思想是为伟大思想的产生奠定直接和间接的生长基础，换句话说为伟大的思想产生提供土壤。就本集子而言，不属于原创性思想，而是集纳近30年来接受媒体访谈实录，既然是接受媒体采访，就是命题 作文，前提决定了不会进行原创，更多的是诠释和解读思想。尽管如此，接受采 访毕竟是要表达思想观点和看法，虽不能放飞思想但也要以更深度的思考来赢得 受众，所以其中又有思想。回溯近30年与媒体交流，自己一直试图把自己的一些 新的思考揉进去，保证有效反映一个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期间有赖于记者的 大力支持，不仅把已有的思想传播开去，同时还迫使自己不断去进行新的思考， 未必不是缘于此，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些恰是新思想的难得动力。为此， 我想借此向进行过采访的所有记者表达深深的谢意。
一句话，我愿意一直奔跑于思想的原野，直至生命的终结！
2012年11月于北京国防大学
我为什么提出新政治观
公方彬：自序二
《思想的原野》（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在《人民论坛》杂志10月号（上）发 表后，在国内外引起远出预料之内的反响，尽管该文所涉观点只是我的《新政治 观》理论体系中的小部分，尽管编辑部为了避免影响过大而适度降调：原计划该 期只做新政治观一个专题，后来搞成两个专题；原计划请多位专家围绕我上一篇 文章——《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中的思想点展开讨论，后来不具体 挑明策划的思想渊源；原计划发表我的14000字的长文，后来摘发了其中的5000 字。即便这样，由于很多人猜测此文乃中共十八大政改风向标，再加上网民和学 界高度参与，终于把一篇理论探讨或一个新理论催化成社会热点。在该文处于热 烈讨论之时，许多媒体希望我回应，而我因种种原因放弃了，但回答置疑是理论 工作者的责任，所以，讨论降温之后，在《思想的原野》出版之时，就为什么提 出新政治观，及其网上关切阐明自己的基本观点。
我为什么提出新政治观，或者说该理论形成路径和动因何在？涉及理论自身 动因，一言一蔽之，就是将政治引到平衡利益的基本功能上来，就是让政治与时 代发展同步，根本目的在于让更能满足共产党执政需要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确立起来，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更扎实，执政能力更强。对此，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已经作了重点阐述，在今后的文章著作中还要作更加深入分析。这里想换 个视角，也就是将自己长期开展理论研究的过程和脉络盘托出来，间接说明该理 论产生之必要、之必然。
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士兵的我受诸多因素影响，由文学爱好转到基层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的道路上来，最初着眼点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即寻找 僵化落后向鲜活生动转变的路径，以此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者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形 象，提升工作效率，后来认识到方法手段改善而来的效力必将穷尽，必须找到突 破口。就如上个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由于捆住农民手脚的绳索解 除，生产力迅速释放，经济实现腾飞，农村面貌迅速改变。及至因解放而来的生 产力穷尽，农村经济进入较长期的停滞，后来将突破口选在创造生产力。这样的 规律和特征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是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挖掘和激发其 主动性和能动性，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增长点和突破口，这样我就把通过个人修 养提升精神境界，产生精神力量作为自己研究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期间不仅发表 一系列相关文章，还围绕“人生十个修养”到各地作报告，直至走上央视。尽管 演讲报告备受欢迎，尽管央视播出后获很高收视率，尽管以此内容为核心的《与 青年谈人生》出版后获国家图书奖项，我还是很快终止了这方面的工作，原因在 于过程中一个问题突出出来。
诚然，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重视并提升人文素养、品德修养，问题 在于修养过程中该坚守什么，为什么坚守，怎样坚守，如果走偏怎么办，特别是 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何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疑惑与思考 把我的研究引向核心价值观，试图通过价值坐标的确立和恒久性元素的获取，矫 正和支撑起我们的品德修养。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命题应当说是个人理论研究上的 一大突破。虽然作为哲学命题，核心价值观很古老，作为企业文化命题，也是改 革开放之初就自西方引进，但作为一个政治属性命题，一个囊括了中华民族的核 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作为一个 国家和民族精神建设的系统工程提出，这在中国还是首次。至于其中有的研究成果很快进入决策，就更值得自豪和骄傲。我曾经认定核心价值观将是自己理论研究的归宿。然而，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们逐渐把研究重点转 移到核心价值观上来之时，我发现自己的研究遇到瓶颈，因为更深层且具决定性 的命题待解，这就是政治需要重新诠释，新政治观需要确立。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至今，已有六年时间，期 间理论界一直努力争取突破，也就是产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甚至引起决策 层的关注乃至参与，结果仍未如愿。有人认为十八大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 因为提出了12个概念，其实这仍然是阶段性成果，尚不能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凝练易记，突出精神元素， 具有操作性。很显然，12个概念24个字只能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基础，而不能认定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意义上，12个概念关照了方方 面面，是对基本价值元素的集纳和归类。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西方的核心价 值观就清楚了。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目前的是“民 主、自由、人权”。北欧国家增加了“公正和互助”，如其国会建筑的核心价值 观是：“民主、自由、平等、奋进”。以此对照，显然不能说12个概念就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获得共识那么难？瓶颈何在？表 面看是多元价值观并存致使难以达成共识，其实更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自身内含 外延尚未获理论突破，高度依附社会主义本体理论的核心价值观自难产生。甚至 还可以说，究竟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个更能实现“建设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目标，都有研究的空间和余地。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 我们对政治的诠释，或曰新政治观能否产生出来。不能对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生态 作出准确判断，不能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特质，就不可 能产生科学恒久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我由核心价值观研究转到新政治观研究的 主要原因。当然，真正开展新政治观研究后，发现其关照范围更宽阔，意义更重 大，核心价值观已经降至其内容之一，甚至不是决定性内容。完全可以说，新政 治观直接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实现第三次飞跃，十八大报告明确的政治体 制改革将走向哪里和走多远，中华民族是否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为了阐明新政治观具有广泛关照力，这里仅就中华民族道德建设作出分析。当代人最焦虑的问题之一是社会公德不彰，为什么一个重道德甚至依靠伦理道德 维系政权与社会的国家和民族，道德建设如此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 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熟人道德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下的陌生人道德，却尚未实 现有效转换；其次，儒家伦理下的重私德到市场经济下的重公德，尚未实现新的 平衡；再次，善和道德奠基于宗教，我们试图摆脱宗教而以政治来推动，却尚未 有效诠释和畅通路径，等等。尤其是以功利的政治解释无功利的道德和善，其间 有哪些问题需要处理，以免发生冲突？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需要开展的工作更 多，问题是表面现象背后涉及的是对政治的重新认识，也就是新政治观的支持。 否则，政治越发力，越是无法接近所期望的道德。
换个视角分析，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民风，一个社会的道德状态很大程 度上受党、政府内成员的道德水准的影响。现实看存在着官员追求道德的动力不 足，且进步艰难，除了官场本不是张扬道德的空间，更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很大 程度上抑制了官员的道德追求。比如，每一个步入官场的人，都追求更大更充分 的价值实现，这就难免竞争，而竞争最关涉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如果制度设计 科学，道德就得到维护，否则会抑制甚至扭曲道德。也就是阳光下的竞争可以维 护道德，潜规则下的竞争直接弱化乃至扭曲道德。我们虽然也强调“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但倡导与实际还有很大的差距。当一个人在竞争中的胜出多数情况下 必须求助于潜规则之时，你就不要希冀道德得到遵循和张扬。那么，是中国共产 党不希望自己的成员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肯定不是，党希望集团内的成员道德 高尚，以此保证党的纯洁，保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问题是我们更强调政治需 要，政治集团强调政治需要合乎逻辑，问题在于政治存在着如何解读和诠释的问 题，而不同解读和诠释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比如，选“党放心的人”最后异化 为少部分人选少部分人，甚至出现“马德案”中的情况：“我想提谁还能提不了 吗！”到这时情况就很危险了，因为打着党的旗号售私，比公开买卖官对道德的 伤害更大且深远。为什么马德领导下的绥化市所有处级以上干部皆向其行贿？道 理即在于此。不给竞选者以公开表达理念以获得支持的做法，那么选择恰是扭曲道德和价值观，甚至胜出者也不会因此而得来道德感。当我们把民主选举过程中的赢取支持的活动都视作“非组织行为”后，就等于剥夺了以公开表达理念获得 拥护者的权利，这时要么保持道德高尚而坐视别人拉票，要么放弃操守进行私下 拉票，二者必选其一。不管答案多么的无奈和痛苦，我们都必须承认，仅仅通过 信仰和党的性质宗旨来提升集团内成员的道德水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下来的 只能是通过改善体制机制维护政治活动中的基础道德。政治有特有的伦理道德， 以近乎宗教性质的道德标准去评价内含着利益的政治集团，是虚幻的，以社会公 众的道德去评价和规范官员的行为，也不会把官员引入正确的方向上来。这也是 新政治努力解决的。诸如此类，都是鲜活的现实存在，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其 空间和内容一定会有新的拓展。
有了上述介绍，这里再就新政治观发表后的各方关切作出部分解答。历史证 明，一种新的思想或理论产生出来后，引起关注乃至置疑实属正常，只有惊诧和 置疑过后，经过思考和回味，才可能品出其间的滋味。
一、“为谁说话”与强调理论准备不足的目的
在过去不太长的时间里，郑州那位副局长一句“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质问，引来网民一面倒的讨伐。这充分说明，人们都不希望中国共产党 与人民的依存关系发生蜕变——由利益共同体异化为利益对立体。倘真这样，必 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想不到新政治观发表后，仍有不少网友质问我是为共产党辩护和开脱，还是 为老百姓的诉求说话。如果强调的是理论工作者的品格和责任，那么唯一标准就 是真理。如果就事论事，网友的问题也不难回答，作为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必 须站在党的立场上，并且内含着为人民群众的诉求说话，因为在我的精神世界和 价值坐标中，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研究的理论就是强化这种一致性和不 可分隔性。
即使纯粹从社会角色分析问题，作为人民中的一分子，同时自己选择了中国 共产党，就意味着价值观、政治观与共产党一致。如果身在党内心在党外，以反 对共产党来体现自己的人民性，政治品格已经出了问题，久而久之还会因灵与肉的背离导致双重人格。即便党的成员有不少因精神蜕变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我们也需要理性和辨证，不能因为大树底下有枯枝败叶就想把大树锯掉，不能因为 水是脏的就把孩子一起泼掉。否则只能导入非破坏而不足以建立，非摧毁而不足 以获新生的逻辑与轮回。倘是如此，对国家和民族注定是灾难，对每个人同样不是福音。
至于文中提出理论准备不足制约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许多网友认定此乃 为政改迟缓开脱，这种判断属于没有认真阅读文章，更多的是受标题党的影响。 该文立意其实比政治体制改革更宽泛和高远，因为文章探究的是根本理论的突 破，通过理论突破推动国家和民族实现第三次飞跃。既然讨论的焦点已经变异， 既然这种变异中又折射出社会脉动，那么我们便不再局限于文章本身，而是随讨 论焦点的变化而改变，也就是把重点放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来。
我强调理论准备不足的目的是什么，诉求何在？其实很简单，理论不足就要 找到制约理论发展的原因，就要消除制约理论发展的因素，保证创新、发展和完 善理论。其间最关键的是执政党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更大的包容度，以实质性 的措施支持引导理论创新发展，必要情况下开展争论。
谈及理论上的争论，难免涉及当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他提出了一个 “不争论”的著名思想，其实这种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知道先有理论走得更稳，更少走弯路，却选择了不争论，就是因为当时缺少争论的社会基础，属于特 殊时期的特殊办法。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有人讲论战的结果迟滞苏联 改革数十年，为什么，当时中国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苏联想突破这 一理论，又不敢公开说，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开会时中共代表团引经据典，慷慨激 昂，而苏共代表团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找出只言片语，疲态弱势尽显。 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与此相近，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更主要的还 是发展和突破，在大众包括党内高层尚存在更新观念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讨论 的，只能先干后总结，让事实说话。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在有了30年发展成就与实践经验的情况下，我们社会已 经拥有了比较强的讨论甚至争论的基础，也就是说，今天不仅不能限制争论，并且应当鼓励和支持争论，通过争论寻找前进的路径和方法，尤其是通过争论达成共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过程和组成部分。看一下1978年的真理标准 大讨论，为什么激发了人民如此昂扬的精神风貌？就是因为全社会直接间接参与 其中。今天，中国在精神疲软的情况下，要焕发昂扬的精神，执政党必须主动开 展一次新的大讨论，唯此才敢言民族的精神崛起，才敢言物质成果得到巩固。
二、导致理论准备不足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有网友质问，新中国成立已有60多年，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为什么仍然出现了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直持续下去？可以肯定，理论不足 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国就无法前行。至于导致理论滞后或不足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其一，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太快，新生事物太多，就如乘坐在火车里，刚看 清眼前景色就被新图景所替代。比如，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序快速提升，由受援到 助人，由跟着他人制订的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制订，仅仅30年。当然，最重要的 还在于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带来的影响，因为由此而来的是新的博弈规则的形成。 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政治生态变化是两种制度趋同，就太简单不过了，问题是现 阶段世界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倾斜，当僵化的老路走不通，西方的道路也不 接受，那么创造新理论走出新途径就是唯一选择。这原本就不是容易做到的。
其二，理论工作者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偏弱，尤其缺乏敢于为真理献身的 勇气，制约了重大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两年前我曾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提 出中国为什么难出思想家的命题，在种种原因中有梁启超所归结的“中国人缺少 高尚之目的”。理论工作者原本走在社会的前列，其存在天然的风险，没有担当 和牺牲精神，就只能解读和诠释。实际上，党和社会的宽容度比理论工作者的理 解程度要高得多，近年来我给中央、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80余份，这些 报告很多是对现行做法的质疑，我的演讲报告也有上千场，报告中有很多对现实 的批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限制，关键在于有没有真知灼见，是否在向真理迈进。
其三，社会大众除自身参与不够外，尤其没有承担起为大思想、大理论的产生创造良好环境氛围的责任，换句话说没有为思想和思想家提供支持，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到扼杀思想家和思想的队伍之中。看一下人类发展史，那些伟大的 思想和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产生于优良的土壤，当我们不把自己化作思想和思想家 成长的推动力量，而只是愤青式地批评，显然不理性。其实，如果我们每每为新 锐思想而诧异时，就意味着自己尚未成为理论创新的推动力量，而是羁绊者。
其四，在一元的时代整合理论易，在多元的时代整合理论难。在理论建设 方式上，我们与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政党理论多出于思想家、理论家， 并不一定出自政党或政党领袖，比如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是建立于亚 当·斯密、卢梭、洛克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理论，政党和政治领袖只是拿来主义。 我们却需要党的领袖创造理论，要单个的人来完成宏大的理论并不现实，因此领 袖也是需要借助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群众，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 慧的结晶，就是这个道理。当然，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文化传统的 原因，领导人在理论发展上所起作用更大，更具主导性，这也是事实。到这里， 我们就不能不说能不能有效整合理论，也决定着理论创新能力。
此外，也必须承认，我们确有一批僵化守旧的领导干部甚至领导机关采取 的就是抑制理论创新的做法，凡事看老祖宗讲过没有，领导人说过与否，时时事 事“对表”，有时甚至抡起权力的大棒，结果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扼杀于萌芽状 态。按照这些人的逻辑，我们党永无发展，更谈不上赢得革命的胜利。讲毛泽东 伟大，在于其不搞王明那样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开创了农村保卫城市的道 路，如果他也坚持学习苏联，走城市开花的道路，中国革命成功的路还会很长。 讲是邓小平伟大，在于其创新的勇气，敢于跳出“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科学发 展观好，同样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上强调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必须科学 发展，并且以人为本的发展，等等。由于一些掌握着一定的舆论生杀大权者习惯 于抡着大棒说话，也就是不善于运用思想的武器，更喜欢用消灭思想的武器，结 果限制了思想的飞扬。这些人并非不明白，世界在前进，我们不解放思想，理论 停滞不前，只能被淘汰，为什么仍然容不得创新呢？除了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 原因外，还在于私利作怪，不创新只有一个问题，创新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这样的人表面看其立场最坚定，最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盯着自己的那顶乌纱帽，最能误党误国的或许就是这些人。
三、为什么说科学理论对政治体制改革不可或缺
前面已经就理论不足的问题阐述了一些观点和看法，考虑到理论建设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这里结合改革路径再作进一步分析。恩格斯说过，“一 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列宁指出：“没 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一项牵动全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命运的重大改革，如果没有了理论指导和价值选择，无异于盲人瞎马，更是执 政集团不负责任的行为。为什么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强调旗帜、道路、理 论、制度四位一体，一个都不能少，原因即在于此。
诚然，理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和作用发挥方式，但根本上区别不 大。讲表现上存在差异，比如中国革命初期，实际上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没有 多少，大批没有理论的人担负起革命的责任，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比如军事 学院建国之初曾集中搞过战役指挥员培训，三年下来培训52名兵团、正军、副军 职指挥员，其中文盲9人、初小35人、高小6人、初中1人、高中1 人。这就意味 着没有理论的人仍然可以打胜仗。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改革家也非拥有深厚的理 论素养，仍取得巨大成绩，安徽小岗村的“泥腿子”甚至拉开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革命的序幕。除却表象深及根本，理论仍然起着根本作用，因为所有革命者有意 识无意识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 结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有人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就是摸着 石头过河，因而是理论先于实践，由此证明没有理论指导社会同样可以前进，并 且也可以取得大成就。实际上这曲解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没有真正把握邓小 平理论的特质。或许大众乃至高层领导在改革上缺少系统的理论，但在邓小平的 脑海里应当是清楚的，他只做不说在于僵化思想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情况下，如果 过多在理论上争论，什么都做不成，所以就此认定小平脑子里也不清楚在走什么 路，那么“总设计师”的称谓也就不存在。看一下“六四”后他一再强调十三大 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92南方谈话又强调改革，这些都说明他的思路是十分清楚而坚定的，其思想理论也是线条清晰和一贯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适应特殊的时代， 超越这个时代而不发展，很有可能变先进为落后，甚至成为抑制发展的力量。比 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改革开放发展之必须，因为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 济，必须集中资本，看今年的伦敦奥运会，其中生动地还原了当年的圈地运动， 没有圈地运动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但由于圈地运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对农 牧民利益的侵害，就需要在适当时机进行调整，否则社会阶级或阶层之间必发生 冲突。在政策支持鼓励下，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要的，但如果长此以 往，尤其富起来的人中掌握公权力者居多，钻法律空子会成为常态，这就说明政 策出了问题。到这里，我们不能批评古人，这是我们后来在继承和发展上需要作 出努力的地方，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什么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因 为修正已经出现的为发展而发展，低层次发展，搞影响子孙后代的发展，其产生 还是为了以理论来支撑发展。
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飞跃，都是源自思想和理论上的 突破。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一批思想家给民众以思想上的启蒙，从而帮 助人们从神学重压下解放出来。我们一再讲古希腊的辉煌，那是因为有了苏格拉 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大批思想家，讲中国的春秋的思想辉煌，那是因为 有了孟子、孔子、墨子这样的思想家。是他们的思想引领着人类的前进方向。尤 其典型的是工业革命，一方面体现于科学发现，也就是蒸汽机的产生，自然动力 进入人工动力阶段，生产力实现了飞跃，另外一个体现于是亚当·斯密的《国富 论》，从此以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进入经济运行和制度设计。而中国今天 的发展道路，就是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中国在摸索中走了很多年，一 直未能找到出路，最后还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 此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完全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就没 有新中国。所以，在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尤其是进入当代，没有理论的突破也便 没有社会发展的突破。没有理论的指引就很难避免走弯路。
这方面如果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比较，问题就更清楚了。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尚属于“浅水区”。虽然经济体制背后也涉及政治体制，但总体面言牵扯面没有那么大，只要有观念上的突破和必要的勇气便可推进，也就是 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就是奠基于邓小平的“人类文明”的思想之 上，当我们跳出僵化的二元价值观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较为成熟的经济和社 会成果很快进入中国社会，比如竞争，比如股份和证券，等等都引入中国社会， 有了这些也就有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回头来看，我们社会采用了西方社会多少经 济规则和经验？难以计数，而没有这些中国还会有今天取得的成熟吗？断然不会。
政治体制改革较经济体制改革，可谓进入“深水区”。讲其深，在于政治体 制改革其实并不仅仅处理利益集团间的平衡，及其主体的运行规则诸因素，很重 要的是由此而来的还包括我们的精神系统，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更为重要， 因为西方社会精神原本并不是从政治中寻找，或者说主要不是从政治活动中寻 找，否则其也就不会轻易允许人们批判制度，辱骂政治领袖了，因为由此而来的 是对政治的不崇尚。我们则不同，由于政治中包含着信仰，政治出了问题就意味 着制度出问题，政治领袖出问题，那么我们社会便再无崇高的东西，没有崇高的 东西就意味着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会导致精神虚无，进而出现社会危机。对人 类来讲，对社会来讲，没有比精神虚无和价值观紊乱的危害更大的事情。
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完成的方法途 径存在差异。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顶层设计，但可以自下而上，原因在于经济体 制存在很大的弹性，甚至多元性、复合性，存在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可借鉴性更 大，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大量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而不惧怕。与 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在某一区域、某一系统中展开，走错了退回来即可， 不伤大局，这些特征决定了改革开放30年产生出一大批改革明星和改革家。政治 体制改革与此大不相同，这是一个影响根本的大工程，一处出问题，整个工程就 会出问题。经济体制改革错了退回来即可，政治体制改革错了几乎没有修改的可 能和余地。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是上层建筑，牵一发动全身，一些看似局部、基 层的事情，往前跨一步就是全局和顶层的事，为什么许多年来许多地方和改革者都想获得突破，结果都没有取得有推广价值、借鉴价值的成果，道理即在于此。
四、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判断和借鉴都需要理性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接受还是排斥，也就是“左”“右”之争。实际上，两种观点原本都存在问题，且不说作为 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明确“不走僵化守旧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 邪路”，就是从制度建设的规律讲，两种都行不通。按照“左”派的观点，目前 的分配不公，腐败严重都是缘于没有坚持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思想和体制机制，因 而要全盘回归，事实上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弊端，很重要的是世界已经不再是 那个“三个世界”，中国也不再是那个贫穷落后的中国，中国人民也不再是那么 一种状态，以另一种生态下的世界、国家、人民去套用过去的制度模式，显然僵 化。那么全盘西化行不行？排除制度差异下的执政党全盘接受了西方的制度也就 意味着自我批判，进而把自己排除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之外，规律表明这是任何政 党都不会作出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生长于特有的文化和制度基础上的制度，直接移植到传统文化深 厚，且在与西方制度对抗达半个世纪的制度下的中国，其间的观念冲突、行为方 式的冲突，只能带来政治和社会的立体危机。
许多网友讲，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准备了充足的理论，我们缺少的是拿来 的勇气。不能说此言没有道理，西方的确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大量 的优秀成果，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 思想和价值观的碰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突破，姓资姓社、左右之争已 经没有过去那么严重。笔者曾提出，所谓中国模式三大支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 的强大资源调节力，二是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三是中国共产党跳出了僵化的思 维模式，正在形成广阔的胸怀和应有的包容度，比如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世界 的眼光看问题”，要了解世界的规则，等等。但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东西还是很 慎重的，其实慎重是对的，西方的三权分立不能说不好，但适应西方社会和文化 基础，西方什么文化基础：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尤其是经过文艺 复兴的人性崛起，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的平权运动，形成了优良的文明和适应文明的民众，这种情况下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合理，从我们的文化来看，不管基于封建文化形成了深厚的官本位、草民意识、等级制度、仰视权 威，等等，这种情况下有老爷和奴才心理，而缺少平等意识，如何把另一种文化 和价值基础上的制度设计照搬呢。
我们选几个方面来看。其一，关于精神世界的建构问题。在西方国家，你 可以公开骂政治制度，也可以骂总统，这些都不影响着精神系统，因为其早已是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精神世界不需要从功利社会获得，尤其不是 从政治活动中获得。如果我们坚持远离崇高，打破世俗社会中的一切，只能出现 精神虚无，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宗教社会。其二，奥巴马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这种将国家和政治割裂开来的思维和价 值观，放到我们这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政治出了问题，国家也出了 问题，国家出了问题，意味着政治必有问题。其三，西方的大国公共事务由社会 组织完成，也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所以能够这样，因为文化传统已经塑造了人民 的独立人格与独立判断，自主能力很强，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发达的自治组织， 比如，法国每万人中有110个社会组织，日本是97个，美国是54个，二者结合起 来也便有了政府停止运行之时，社会仍然继续。美国就有一个市的市长是一只猫 咪，并且已经当政十几年，我们就不行，儒家文化教化出来的人们离不开驾驭， 至少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仍然是这样，再加上我们的社会组织很弱，每万人中仅有3.37个，这种情况下也采用三权分享的小政府，很难保证社会有效运行。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借鉴那些可用的约束机制，也不意味着随着发展更多借助他们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形式。我们一定要明白，民主自由人权并不 独享于西方，尤其不独享于资本主义国家，那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因为民主原本 就不是资本主义产生后的事情，而是古希腊时期就创立出来。当然，三权分立不能照搬，并不意味着民主的意识、观念，特别是宪政、自由、博爱的东西不可借 鉴。更准确地讲，我们今天的发展已经借鉴了西方在制度建设中的许多有益的成 分，但认为不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仅仅采取拿来主义即可显然是行不通的。
所以，与其进行无休止的“左”“右”之争，不如寻找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特点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这其中已经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只要我们创造出科学的理论，这条道路即便不能引领世界文明，至少可 以保证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五、改革由谁来主导并做何种准备
政治体制必须改革，这已经成为官民、朝野之共识，成为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所以，我们在讨论政治体制时，已经不再是谈要不要 改革，而是思考由谁来主导改革，及其以什么方式推进改革。
由谁来主导改革原本不成为问题，只要社会不是进入激烈对抗，改革必然由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主导，许多网民所以争论这一问题，并非不认同中国精英主 要集中在共产党内，而是认为自己革自己的命原本就很困难，加上既得利益集团 已然形成，所以靠体制内的力量来推动改革已不可能，必须引进党派制衡力量， 说白了就是采用西方的多党制。这其实已经存在着自相矛盾，既然不相信共产党 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动力，那么，谁来把其他党派引进轮替制度？依照目前中国 政治力量构成，没有共产党自己去推动，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向其发起挑战。所 以，主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共产党，而非其他力量。寄希望其他力量主 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不理性，也无可能。
可以肯定，只要是摆脱情绪的左右，冷静看问题，中国的改革只能是由中 国共产党来主导，因为没有可替代的政治力量，至于更多方面的参与，这是需要 的。从世界的发展经验来看，体制自身都拥有一定的自净和自强能力，关键是看 是否有效呵护和调动，以新加坡为例，其人民行动党就是通过自我改革来完成进 步。我们应当相信政治家灵魂深处的自觉，更要相信产生于牺牲自己以成就民众 的政党不会也不应蜕变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强化改革的主导权，并且这个主导权包括话语主 导权。比如，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一步改革不仅更加注重顶层设计，还会进一 步强化顶层推动”。主导如何实现？在行动之中，有主动就不被动，就不会失去 话语权。可以说，理论先行已经拉开帷幕，比如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增强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我革新”的要求，“服务型”执政党的理念，都预示且反映着前进方向。如果我们再结合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 家意志”联系起来看，其走向和主线已然明晰。
那么，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起航和加速，最先做的该是什么？首先是 寻找共识；其次是引导舆论；再次是教育公民。我们认为，社会和谐是妥协的结 果，社会进步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国家民族的强盛不能寄托于某一个人，哪怕其 再伟大，根本的希望在于全民族的共同担当和参与，只有每个人都承担起属于自 己的那份责任，这个民族才能走向伟大，创造辉煌。看一下满清王朝，仅就经济 力量而言，尚不到衰落的境地，然而由于僵化和腐朽，失去方向感，无可挽回地 走向消亡。正如李鸿章哀叹：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自己不过是一个裱糊匠，努 力把船上的破洞一个个装裱起来，图个外表光鲜罢了。
一个社会的成熟，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人的美好，很大程度上反映于胸怀 和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国家和民族，一个政党或团队，一个人都需 要更大的包容度。也就是参与到政治体制改革讨论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 意见的权力，但要关照自己的灵魂而不能放任。我们应当宽容别人的一切，包括 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或理念。在无约束后的表现，有约束就是强制，你的素质 高低都不重要，因为你必须遵循，否则接受制裁，而无监督无约束则不同，完全 看自己的品德素养。正如腐败问题，我们总是讲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事实也是这 样，但真正消除腐败的并不仅仅依靠制度的约束，真正可靠的是不敢做不能做的 同时是不想做，这才是不为环境条件所左右的最可靠的保证。这样的品格和胸怀 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我的文章发表后很多网民的表现充分反映着社会的浮躁和在政治体制改革 上的焦躁。今日中国，人们几乎无法坐下来读完一篇文章，不求甚解，只图口舌 之快，如此下来我们很难进入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只能一步步走向网络暴民主 导下的扭曲社会。因为，在一个不成熟不稳定的社会，任何领导人和任何政党都 不敢轻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判断可以借钓鱼岛事件部分国民行为以佐证， 人们以游行抗议表达爱国情感无可厚非，问题是此行为并非理性。相信今天的中国家庭少有无日货者，如果真想抵制日货，就应效仿五四先驱的做法，把家中的日货搬到大街上销毁，而不是留下自己的跑到大街上砸别人的日本车。伟大的民 族首要的是成熟和理性，要善于思考，而非情绪化，更非暴民化。
2012年11月，出访澳大利亚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