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代人，也许在工作忙碌之余，或遭遇不幸时，会暂时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修养问题；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总是给自己的人生安排了太多的事情，无暇顾及性格的改变问题。生活的负担、工作的压力太重了，哪有专门精力去修身养性！但是，在古人认为，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专攻什么领域，都不能不学修身这门功课。并且需要用一生时间来学习，永远不能废弃。所以《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门功课，值得我们用一生来学习，永远也不能放弃吗？
“磋”与“磨”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修身”一词，较早见于《周易》、《大学》、《中庸》、《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修”，修理、加工之义；“身”，指性格、人格素质等。“修身”一词，本义就是磨炼人格的意思。我们时常使用的“修养”一词，来自于“修身”和“养性”两个术语。“修”需要雕琢，“养”就是培养，“修”和“养”是相互对应、相辅相成的。本书有一章以“存养”为主题，专门讲儒家“养”的思想。从狭义上讲可以将“修”与“养”区别开来，从广义上讲两者同属于儒家“修身”范畴。
儒家经典《大学》引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八个字，来分别形容为学与做人。其大意是，人的性格好比是一块原始粗糙的玉石，要想使之成为精美的艺术品，需要反复不断地雕琢，精益求精。总之，不能一切听命于本能，需要人有意为之。虽不排除有些人，从来不做修养的功夫，人格也很高尚；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都需要类似于加工玉石的切、磋、琢、磨的过程。
有些人将自己性格的不成熟，归咎于没有良好的环境、名师的指点或丰富的阅历等。这固然有理，但是环境、教育和阅历并不代表一切。无论一个人的环境或阅历怎样，人格的成长和完善最终还必须依赖于每个人自己有意识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儒家认为修身需要时时讲，日日讲，月月讲。尤其是宋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学者投身于其中，殚精竭虑，辛勤摸索，使修身成为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专门之学，有汗牛充栋的言论和博大精深的体系。遗憾的是，今天的教育体制，从不教授古人在这方面所积累的宝贵思想，几乎将它们统统抛弃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向我们揭示了“美德”（arete）与知识（episteme）的本质区别。设想你没有数理化知识，可以通过听课和书本学习获取它，这完全是一个理论学习的过程。但对于美德来说则不然，你没有的美德，光靠上课和学习理论是无济于事的。知识可以通过学习得来，而美德只能通过实践训练来获得；对于德性来说，“习惯的养成”比什么都重要。亚里士多德说，比如说石头不能自己往天上飞，哪怕把它往天上扔一万次，它也不会因此而学会自己往天上飞。但是对于人来说，原先没有的美德，可以通过反复实践和训练来获得。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FriedrichPaulsen，1846—1908）也指出，正如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只能依靠艺术家而不是美学家来完成，再高明的美学体系也演绎不出生动具体的艺术作品来，德性和人格只能靠道德的天才们在实践中来完成，而不可能指望伦理学的理论。这些观点与儒家“切磋琢磨”的修身思想是一致的。
由于受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太大，加上功利和浮躁，今天的人们，多半希望能在一夜之间找到可以迅速拯救自己的指导原理。最好是由某位圣哲出来，把最适合于我们的做人原理发明出来，自己只要在一切场合下照搬套用，就一劳永逸了。其实，人格的培养不像数理化解题，只要能针对场合应用原理或公式就行了。人格既没有固定不变的含义，也不存在确定不移的原理，甚至没有一个最终完成的时候。现代人在理解古代思想时，有时会不自觉地受实用、功利思想的影响，误以为古人的修身思想不切实际，而不知道是自己把古人的思想矮化甚至丑化了。因此，我们读古人的修身论著，一定要抛弃现代人的成见，把性格的培养当作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来对待，而不是追求客观、现成的方案或原理。
“养”与“得”
我国今天的教育体制，是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其精神实质在于知识学习，而不是人格教育和德性培养。即使其中有一些道德教育课程，也往往成为不受人重视的“点缀”，事实证明这些课程多数不太成功。然而，这种模仿西方建立的学校体制，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盲目地学习西方，废除了传统的国学，成为今日中国社会一系列精神道德问题的根源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在西方，人格教育和德性培养，主要是通过家庭和教会来完成的。学校与教会的分离，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分而治之，乃是西方教育传统的主要特征之一。今天西方语言中的“学校”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本义为“闲暇”，“希腊人是这样考虑的：一个人有了闲暇时间，他就利用它进行思考，寻求事物的来龙去脉。对于希腊人来说，闲暇与追求知识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希腊人最热衷的学问“哲学”，本义也是“爱知识”。可见西方学校教育的传统是重知识，不重德性。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西方人不重视或放弃了德性教育，就完全错了。相反，教会承担了人格培养和德性教育方面的主要任务。今天，我们到欧美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哪怕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镇，也能看到三五座不同的教堂。很多西方人都是从小跟父母一起，在教会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是在父母和教会的教育下慢慢形成的。教堂所组织的、旨在培养人们如何做人的读经班和研讨活动，可以说不计其数。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然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让宗教成为全社会最有效的道德教育手段，却又将中国古代的人格和德性培养传统从现行教育体系中取消了，这不是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一个败笔吗？
我们大概也知道，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内容，本来是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宗旨的；即使是治国平天下，也是为个人的自我完善为目的的。孔子曾谆谆告诫弟子，做学问的根本目的为“为己”而不是“为人”（《论语?宪问》）。《论语》中孔子与弟子讨论“学”，通常都是指待人接物和性格修养。儒家经典《大学》一书，就是教人如何成为“大人”之学。所谓“大学”，指使人成为一个与天地并立的、“大写的人”的学问。易言之，“大学”就是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崇高的道德情操、理想的人格境界和辉煌的事业成就的人。这种“大学”的理想不正是我们多数人所梦寐以求的吗？这种学问今天已经过时了吗？
那么如何来学习《大学》呢？孟子认为关键在于一个“养”字（《孟子?滕文公》）。所谓“养”，既可指通过日积月累的培养，也可指让生命在修身中获得滋养。你修身不是为了别人或社会需要，而是为你那干涸的心田施加营养，让它获得充分的滋润和健康的成长。今天，我们面对知识分子的中年早逝，职业精英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广泛的社会心理疾病，不能不认识到修身和养性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应该认识到，古人博大精深的养生学问并未过时。当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心灵上班，带着深刻的焦虑下班，感情、婚姻、家庭、事业、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哀叹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时，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教会我们一门生活的艺术，让我们从小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把握正确的生活方向，创造精神的幸福和快乐？古人在过去几千年漫长岁月里，在这些方面所摸索和积累的伟大智慧，我们凭什么轻而易举地抛弃？
宋代以来的理学家们认为，真正的道德进步不是去服从教条的规范，而是去挖掘合乎自己天性的东西。他们将“道德”的“德”解释为人性中固有的虚灵不昧的内在品质，认为学习和修养只是认识到人性中固有的优良品质，成全我们的天性。只有这样，才能“有德”，而“有德”即“有得”。古人云：“德者，得也。”“得”，是心得，指心灵的收益和滋养。可见他们并没有把“德”理解为抽象的道德规范。古希腊文中也有一个“美德”（aretee）的单词，可指灵魂中高贵的部分。希腊哲学家强调美德是人合乎人的天性的，可见其含义与古汉语中的“德”相近。但是希腊哲学家们主要从思辨的角度来理解美德是什么，关心美德是什么，而儒家关注美德如何实现。
“信”与“修”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中国人失去了信仰。怎样来找回信仰呢？于是，有人开始去找。但是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一个能够自己可以接受的信仰。其实这种对信仰的理解，有极大的误区。因为他们对“信仰”一词含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西方，即把信仰当作一个外在的目标，认为信仰者的主要工作是选定好目标，然后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它，为之生、为之死。不过，西方人是强调信仰与知识不能相互代替的，由于我们并不接受西方基督教信仰，又把科学当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于是我们在把信仰理解为外在目标后，又一再强调信仰需要建立在“科学”之上，需要以合乎科学的论证为前提。这样一来，当我们思考该不该“信”某种学说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用科学的手段来论证它。其实，这是对信仰的错误理解。把信仰当作现成摆在面前的一个理想目标，然后用逻辑或科学的方式来论证某种信仰值不值得接受，这种做法本身就注定了一个人可能永远进不了信仰的世界，因为他可能最终发现：没有任何一种信仰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信仰本质上是一个践履和体验的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科学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信仰思想与此西方的信仰概念大不相同。儒家从不告诉我们该信仰什么。儒家认为，信仰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通过修身和践履，体验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有信仰”，在这里不是指信仰“某某东西”，而是指对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在具体处境和行为中实现它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静坐也罢，待人接物也罢，都涉及到人生信仰的培育。因此，在儒学看来，关键不是你“信不信”，而是你“修不修”——修身、修炼、自修……通过修身，你不仅能找到为人处世的恰当方法，而且收获了更大的精神幸福，理解了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人才能获得坚定的人生信仰。从这个角度说，信仰需要通过艰苦的修身过程来建立。信仰并无绝对的有或无，多数人都处在从无到有的中间地带。
从儒学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要解决当代中国的信仰问题，关键不在于去告诉人们该信仰什么。恰恰相反，应该将主要努力放在如何修身养性之上，让人们在这一过程上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精神的家园。如果这样做，信仰失落的问题自然会解决。
儒学复兴从修身做起
近年来陆续听到各种有关国学复兴的呼声，从海外到中国，从港台到大陆。有的人写成了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字的洋洋大著，系统论证儒学为何能与当代社会相结合。近年来，国内更是出现了不少复兴儒学的宏伟方案，包括所谓的儒家国教化方案。这些书、这些方案，有很多都讲得鞭辟入理，但我总感到还有些不足，时常心中茫然。一门以修身和践履为主的传统，难道可以靠建构体系的知识化努力来复兴吗？在这个儒学凋零、人们对它的理解刚开始苏醒的年代，儒学的希望怎能寄托于不切实际的“上行路线”或空想式的儒教方案呢？有些旨在复兴儒学的理论努力，总让人感到好大喜功，不得要领，甚至误入歧途。我深信，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传统衰落、又急需传统的时代，与其创立一套把儒学与现代性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不如将其中的精华展示给人们看；与其花大量工作从事理论论证，不如用个人的亲身实践向人们展示传统智慧在当代生活中无与伦比的力量。传统的生命力在于解答现代人生活中的大量问题，一个真正相信传统生命力的人应该告诉他人自己的亲身体会。如果说，儒学或国学在今天需要创造性的转化或理论重构，也应当且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实现。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教学和读书心得的基础上，对中国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儒家修身传统的一种个人化解读。本书所讲的九个范畴，多半取自于先秦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多年阅读宋明诸子的经验使我感到，古人的语言、世界观与今人差别太大，很多表述对多数今人来说缺乏感召力。因此，我认为心性儒学如果不能用现代语言来重新表述，恐难真正在今天发扬光大。学术界多年来在心性儒学研究上多有进展，但是理论研究与学统的承续还不是一回事。毕竟儒家传统、特别是其中的修身传统，主要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践履基础上的精神传统。只有知识化的理论研究，而无系统、完整、有章法的修身实践，是不可能把宋明理学传统传承乃至发扬光大的。遗憾的是，如今谈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多半停留在知识化的理论探讨上。古人那种代代相传的，以践履、养心等为主的学统早已不复存在。这难道不是现今儒学复兴、或弘扬国学中的一个致命问题吗？因此，本书一方面希望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古代修身传统，另一方面也希望把古人的思想激活，转化为现代人修身实践的鲜活资源。我深信，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个课题，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本书主要从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式出发来探讨修身问题，期望能对儒家传统的现代开新贡献绵薄之力。
在内容方面，本书除了引用不少先秦儒家经典文字之外，还有大量参考并引用了宋明理学、明清修身杂著等等。这些杂著包括《菜根谭》、《呻吟语》、《围炉夜话》、《格言联璧》、《明心宝鉴》等，其中有些书并非儒家著作，但有助于说明本书观点，故而也辑录其中不少内容。书末附录“曾国藩论修身”，并精选了一部分古人的格言，根据本书章节分类编排。读者可在闲暇时间将书末“修身集锦”反复阅读、朗诵乃至抄写，记于心头，定是一件收益无穷的事情。本书第一讲“守静”部分，有些内容来自我的清华学生文章的启发。近年来，我在清华课程中引入“静坐”以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大量的回应（这促使我在接下来的课程中继续坚持静坐这项内容），不少学生在课程专用的网上讨论区和课程作业中纷纷谈论自己的静坐心得。其中有大量言论非常精彩，本书有些地方或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学生的文字或段落。此外，其他还有个别地方受学生期末论文启发。但是碍于这本小书的体例，不便于将援用学生的地方一一注明。希望学生能原谅采用他们文章的这种方式。
在儒学和国学领域，我只是个初学者；在修身方面，我更需要不断修习。本书主要是一本与大家共享和共勉之作，希望得到读者和学界朋友的批评与指正。
你能保持一颗安静的心吗
造化之精，
性天之妙，
唯静观者知之，
唯静养者契之，
难与纷扰者道。
——吕坤《呻吟语》
今夜，月光如水。在家写了一天东西，出去散散心，来到不远处的一个大公园，看到一个角落有很多健身器材，众人在那里悠闲地练习，我也走过去，练了起来。抬头望去，公园里有很多又粗又大的树。在夜风的吹拂下，成片成片的叶子在高高的空中无声翻卷。远远望去，明月、蔚蓝的夜空、风中摇弋的叶子，构成一幅静谧安详的图画。
我忽然意识到，很长时间以来，整日忙东忙西，忘了户外还有如此美丽的风景；是否该调整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了？总得想办法让自己恢复平静，否则即使再美丽的夜色也无法欣赏。看来我该恢复静坐了。很长时间以来，静坐对我来说已成为一种习惯，几乎每天坚持。有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一段时间没有静坐，就经常发现自己心乱如麻，魂不守舍。
让我们来看一则故事：
吴力是一家报纸的从业者，刚刚步入30岁的他感觉自己步入了精英阶层，因为他是在全国最好的媒体里写着相当不错的新闻。“刚刚才两年多，恐惧和恐慌就袭击了我。”吴说。
“感到恐慌时，我会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大灯、小灯、厕所的灯，包括鱼缸的灯。”
“我对阴天变得特别敏感，会无端地发脾气，无名火会腾地一下串上来，喜欢打电话，爱发电子邮件，想找人倾诉。”
“酷爱打电子游戏，那种和敌人对射的，一次要打100多元的，如果今天打到了最后一关，觉得一切都畅快了，如果打不到，会很烦。”
“烦的时候就拼命吃冰棍，或者开快车，拐大弯，或者倒车的时候一把倒进去，发泄，要不然就是想抓住谁暴打一顿。最后受到伤害最重的是身边最亲的亲人、妻子。”
（《南方周末》2005年5月5日）
这则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忙碌不休、心神不宁、精疲力竭的现代人的形象。尽管多数人并没有发生像吴先生这样特殊的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状况所代表的某些精神或心理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近年来，浮躁、急功近利、人欲横流、精神空虚等术语常被引用来描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亲爱的朋友，你可能没有吴先生那样的状况，但是在工作忙碌之余，你是否有时忽然觉得自己过得浑浑噩噩，失去了自我？是否有时会觉得自己多年来只是被生活的车轮拖着走，淹没在纷繁复杂的琐务之中而不能自拔？你是否有时感到，多年来我们盲目地追随世俗的潮流，内心深处时常有一种不踏实、不平静的感觉？夜深人静，当我们一觉醒来，是否有时会发现自己活得太盲目、太被动？有时甚至会质疑，难道我们的一生注定了就只能这样混下去了吗？难道这就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吗？难道这就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吗？难道当初为自己的一生许下的豪迈愿望，都只是一场空吗……
性天之妙，唯静者知之
造化之精，
性天之妙，
唯静观者知之，
唯静养者契之，
难与纷扰者道。
这段话出自明代学者吕坤的《呻吟语》。“性天”，字面意思指人性和天道。“造化之精，性天之妙”，泛指人生、社会及宇宙中最神秘、最高深同时也最重要的道理。这段话的大意是，宇宙人生最深刻的道理，只有安静下来后才能体会；那些纷纷扰扰、心神不宁的人，一辈子昏昏沉沉、浑浑噩噩，到死都不会明白；正如水只有安静下来才能映照星月一样，人心不能宁静，岂能把握生命的真谛、对人生获得清醒的认识？
翻开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千百年来，古代学者们一直把静坐或静养当作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功夫之一。在他们看来，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人，而要做人就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为此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是静坐或静养，二是在生活中践履书本上所学的东西（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实践）。其中静坐或静养在他们看来尤其重要。这种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礼记》记载，中国人很早就有在祭祀等重要活动之前沐浴、斋戒的传统。《礼记》中所说的“散斋”、“致斋”，就是一种静养、调心的过程。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中提到“定、静、安、虑、得”的思想，三国时的诸葛亮则有“非宁静无以致远”的箴言。到了唐宋时期，新儒家学者把佛教中的静坐之法借鉴、吸收并加以改造，并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实践，形成了一个日趋成熟的静坐传统。相传北宋名儒吕大临每日静坐时，将双脚搭在一块石头上，久而久之，石头上竟陷进去了两个凹槽，与他的脚印一模一样。不仅儒家，道家同样注重静养。老子的《道德经》就有“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之说，认为人要延年益寿，就必须戒欲、处静、养神。庄子也极为推崇“虚静”，声称“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庄子?天道》），他还认为圣人之心正是通过虚静，才达到了像明镜一样洞察秋毫的境地，照彻宇宙。
我们今天阅读宋明理学家的作品，发现当时的学者们已经非常普遍地把静坐当作最重要的修养功夫之一。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静坐的方法，提出了诸如“静中养出端倪”，“于静时观未发之中气象”等等种种说法，还形成了“主静”、“养静”、宁静”、“虚静”、“静定”、“静修”、“清静”、“处静”、“守静”等一系列术语。有时师生们在一起，“终日相对静坐”，不发一语。北宋儒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在其著名的《太极图说》中就提出了“圣人主静”的思想。南宋儒学大师朱熹的老师李侗一生倡导主静，动辄教人静坐；后来朱熹跟他学习静坐，并有“半日读书，半日打坐”之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王阳明是明代最杰出的儒学大师，他在谈及为学方法时曾提到，对于初学者，往往要先使其静坐，静坐到一定时候，俟其心意稍定，再教他“省察克治”（《传习录》）。曾国藩是我们熟知的清代大儒，他把“静坐”当作修身的主要条款之一，并提倡“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他还说，静坐到极致处，就能体验“一阳来复”的境界。他甚至在遗嘱中向家人提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的修身要求。
静而后能安
一直以来，我们沉浸在生活的喧闹里，内心安宁不下来，所以也没有时间去思考。即使有空闲，也会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来打发时间，让自己显得很匆忙，甚至忘了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不去面对现实。
有时候也很想去反思自己，改变自己，但是当真正的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又不想去面对，总是在逃避。即便是在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一旦去面对那些本质性的问题的时候，脑袋里就很乱很乱，或者说是一片空白。
很多很多的问题，积累已久，一直没空好好面对。有时隐隐意识到目前的生活方式有问题，心里不踏实，但是并不清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也无法再下定决心去改变现状；有时深刻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性格有问题，清楚地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又不能静下来严肃认真地去想它，痛下决心去改正。
在我给清华大学学生开设的《儒家经典导读》课上，每次上课一开始，我让大家集体静坐5分钟。虽只是短短的5分钟，也让参加者收益颇丰。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这是儒家经典《大学》的豪迈宣言。“静、安、虑、得”，代表了修养的若干过程。
静坐使人安下心来，分析自己目前的状况，我们忙忙碌碌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是有目标的忙吗？是有意义的忙吗？还是在荒废自己的生命?我们很忙，也很“盲”。我们是否让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主张？
静坐让我们平静下来，在自己的心里驻足一观。我们要认真地思考自己人生的坐标，我们不仅要看到别人，更重要的是看到自己。我们究竟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不要像无头苍蝇那样乱撞，也不要一味地跟着别人走。
静坐不仅仅是简单地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呆坐。选择一点向内用力，针对自己的弱点思考、剖析，才是要义。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思考：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我们的心是否感到孤独、无助，是否觉得过得如此的盲目，我们可以这样问问自己吗？
静坐，有时是强迫自己静下心去正视一些平时被搁置、以种种理由不去想或者佯装不在乎而回避的问题。忘却自己的性格问题，暂时自我麻醉一下总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总有一天会以无法抵挡的方式再次涌现。与其一再回避求得暂时安稳，不如主动去接触它、解决它。生活的节奏如此之快，我们似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时间去思考和处理自己的问题。静坐也许就是一种补救吧！抛开手中的事务，静心冥想，集中注意力，干净彻底地给自己一个交待吧。
我们常常感叹生活如此匆匆，无暇回味；抱怨不幸身居闹市，不得安宁。于是乎，不禁悲从中来。可是如果我们能认真地想想，是生活匆匆，还是我们受了生活的挟持而变得匆匆？是闹市喧嚣，还是我们受了闹市的影响而内心喧嚣？
其实，真正还是生活成了我们的主人，而不是我们是生活的主人。这就是我们不幸的根源。要摆脱这种不幸，做自己的主人，做生活的主人，就得学会安身立命的功夫——忙里偷闲，闹中取静。“泰山崩于前而不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境界，不就是这种生命哲学的生动体现吗？
让我们从静坐开始，从静心开始。
一位同学说得好：
只有静，才能在喧嚣的尘世中，不断反省自己，做到内观其心，外观其表；只有静，才能不断地明确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至于因为世俗的诱惑，偏离目标太远。
人性之静，人心之静，靠培养。我们处在并不是很清静的世界中，身边无时不充满着诱惑，这就需要我们自己不断地去克服，不断地去抵抗，不断地去追求“独坐幽篁里”的境界。这种境界中，没有急功近利的追逐，没有勾心斗角的竞争，没有庸俗可笑的闲聊，只有自己对自己的反思与审问。
修身的目的，在于不断地完善自己。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能坚守自己的一方净土，不断地追求自身的完善，追求人生境界的提升。如果不能将自己融入“静”中，怎能反躬自省，不断地完善自身呢？
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
有人说：“我恐怕不适合于静坐，我发现自己总是静不下来。每次一投入静坐就思虑混乱，心神不宁。”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吧，一下子难以克服。静坐时要把握好一根弦：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毅力，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培养人格毅力的方式很多，静坐是其中有效的方式之一。
一位同学在网上说：
追求内心的平静，并非一定要置身于山水之间，而是要不断修身养性达到内心的淡定。少有人会像亨利?戴维一样独居于森林的小木屋里多年，然后把心镜中所反映的世界写成《瓦尔登湖》，幻化作一缕回归本心、亲近自然的清新长风。也许世人皆会在高山流水间忘却烦恼，但却不能在尘世间超脱，这也是修身的必要之所在。在浑浊的生活中静得下心，便可脱凡入圣。
另一位同学则说：
静坐时，我把心放飞到大自然中去，或仰望蓝天白云，或俯瞰大地山川，或眺望远山，或享受花草的芬芳，将自己陶醉在大地的博大与宽广之中，这样使自己放松心情，敞开心胸。此时此刻，那些生活中的烦心事，或者一些让我沉湎的东西，都会变得淡薄飘渺。以这时候的心情做事，就不会急功近利，因而会让自己感觉到非常顺畅。淡薄很多世事，也许比拼命克制更好。
可见不同的人静坐体会不同，静坐时自我调节的方式也不必拘同。
宋代学者程颐说“静后见万物，自然皆有春意”（《近思录》），明代学者吴与弼则说“淡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康斋集》卷十一）。可见古人在静坐方面的体会是很深的。
静坐能历练人的气质：一种处乱不惊的气质，一种娴静沉着的气质，一种淡泊宁静的气质，一种善于自我剖析的气质，一种巧辨是非的气质，一种睿智理智的气质。这些气质都是一个想有一番成就的人必要的。而这些与外界都无关，只是自身心智的磨炼，所以不必对环境的要求太苛刻。夜静风清，固然有助于人静心，但是，一个想历练自己定力的人，身处喧嚣却独自保有一种宁静的作风，耳充噪声却坚守自己的一份清静，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今天我们时常看到一些人在讨论浮躁的问题，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发现自己确实久已染上了浮躁之病。但是，明知自己浮躁，就是无法真正改变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安静不下来，因为我们不肯花专门功夫来面对它。让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的。清人金胜兰编的《格言联璧》中有言：
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
守默，然后知平日之言躁；
省事，然后知平日之心忙；
闭户，然后知平日之交滥；
寡欲，然后知平日之病多；
近情，然后知平日之念刻。
儒家倡导的静坐之法，常被人与佛教、道教、瑜伽等的静坐修炼混为一谈。有的人只要一提到静坐，就想到“气从丹田而出”，想到气功、太极中的练功之法，把静坐说得玄乎又玄，仿佛神秘得不得了。这是完全不对的。儒家所说的静坐，乃是非常简易的身心调节手段，主要是一种个人的内心活动，与太极、气功、瑜伽中的功法迥然不同。当然，这不是说儒家的静坐思想与佛家、道家无关，应该说儒家的静坐之法也是受到了后者的启发，宋明以来形成的儒家静坐传统受惠于佛、道良多，儒、道、释的静坐思想常息息相通。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古人相传数千年而不息的修身和做人传统，特别是其中的静坐、静养之法，已经在现代人功利思潮的熏陶下丢弃殆尽。他们把古书按照现代西方知识的范畴和体系重新编排，结果讲解古人思想的人根本不需要付诸亲身实践，就可以成为大学教授、知名学者等。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遗憾，也是我们今天重谈静坐的主要原因。
养成一个良好习惯，不管如何繁忙，每天腾出一段时间静坐。哪怕只有5分钟，都会有所收获，只要你认真。
至静以宁其神
静坐，就是要先让自己的身体从烦躁中静谧下来。在空灵的寂静里，即使有一些思绪在脑海里漂浮、幻灭，也能获得一种心如止水的平静。平静，即使是简单的平静，也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命的美丽。
一切都起于默默，源于默默。也许我们的确是应该学会默默地去思考、去怀想。
静坐，是静心，也是净心。要让灵魂清除一切杂念，游离于世俗的羁绊，进入自由的境界。
境由心生。静坐之静，来自于自己的灵魂深处。因此，静坐之时，一切于己无益、于人无用的事情，统统放到一边。唯此，才能获得心静、心净、心境。
静坐到一定程度，会发现那潺潺的水声，那动人的鸟鸣，那鲜花的清香，那温柔的风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和谐。将那些自然之美铭记于心并成为我们永远的感动吧，自然与本真，本来就是密不可分。
有位学生在谈自己的静坐经历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初静坐时，感觉思绪万千，但是每条思绪，当接近内心的时候，又似乎静止在那里，让我感觉不到它到底是什么，感觉像是自己在伸手向万丈深渊抓一个正在落体的小球，怎么也抓不到，大约过了3分钟，突然想起了自己从开学以来的一些行为，好懒散，好堕落，和上半学年的自己完全不同，突然很惭愧，之后又想到马上期中考试，还没做复习云云，想起自己应该好好学习了，之后又是一片空白，大约过了几十秒，闹钟响了，睁开眼，又是新的世界。
这位同学对静坐的反省相当细致，不过显然，他思绪太乱，还没有找到感觉。古人云：
至道之要，
至静以宁其神，
精思以彻其感，
斋戒以应其真，
慈惠以成其功，
卑柔以存其诚。
（宋白玉蟾《海琼白真人语录》）
这段话的大意是：真正的安静，是指灵魂从根本上得到了安宁。有了这种安静，方可对生命的本质作深刻的思索，领悟其中的真谛，这样才能通达人情事理，对人事的感觉能力大大增强。一直以来，由于没有安静下来，浑浑噩噩，仿佛失去了自我。通过斋戒和静坐，终于体验到自我的真实存在，故曰“斋戒以应其真”。发心为善，肯为他人付出关怀和爱，唯此方能成就真正的事业，故曰“慈惠以成其功”。待人接物时，永远保持谦卑；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位置，而不是咄咄逼人，甚至盛气凌人，故曰“卑柔以存其诚”。
按照古人的一种思想，“静”代表生命的本源，“动”好比是本源的延伸。因此，静坐实际上是让我们回归生命的本源状态。老子《道德经》上有“归根曰静”的说法。《周易?系辞》中从动静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乾坤变化的本质特征，北宋学者周敦颐把这一思想作了更精辟的发挥。他在《太极图说》中把宇宙的起源说成是一个无极→太极→阴阳→……→万物的衍生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通过太极的动静来实现的，即所谓“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过程。正因为，他从动静与宇宙衍化的关系出发，得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主静”，可以说是以静为生命之本。
从生命本源的角度来理解静坐的意义，并不是说只要回归寂静就够了。而且，这也不符合《周易?系辞》以及《太极图说》所讲的动静关系的辩证法。上面说，正是通过太极、阴阳、乾坤的动静关系，才衍生了宇宙万物。如果只有静，没有动，那就没有变化，没有生命的繁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成天忙碌不休，只有动、没有静，忘记了生命之本，当然更不行。
显然，静坐不是静心的唯一途径。我们可以泡一杯茶，冲一杯咖啡，听一曲悠扬的音乐，使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暂时把一切烦恼抑或是喜悦抛在脑后，静静地享受眼前的清茶、浓浓的咖啡、悠扬的曲子，这个时候你也许觉得全世界都静了下来，自己全身心都放松下来了，简直就是最大的享受了。你也许喜欢在运动和锻炼的时候使自己放松下来，跑步、健身的时候，可以戴上耳机，尽情享受自己喜欢的音乐，使自己的心从平时的繁忙中解脱出来，给心灵一个安静的空间，难道这不也是一种享受吗？甚至不排除，累了、烦了的时候去打一场球，虽然大汗淋漓，但是心灵得到了最大的放松，球场上只有篮球、篮筐、队友、对手，一切俗事界抛诸脑外，那也是一种“静”，于“动”中体验到的“静”。
为什么我们不会养生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
近年来，英年早逝已成为一种频发的社会现象。早逝者有大学教师、科技精英、企业总裁、影视明星、政府官员、新闻从业人员、作家、艺术家、公安干警等等，年龄大都多在35－55岁之间。其中不少才华卓著、成就斐然的行业精英，只有三十多岁，就溘然离去。为什么现代人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质量却反而下降了呢？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养生吗？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指出，因生活方式不良导致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癌症和呼吸道疾病等导致死亡的人数，在发达国家占总死亡人数的70%—80%，在不发达国家占40%—50%。一份调查指出，北京市居民中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恶性肿瘤、意外死亡、心脏病、脑血管病、消化系统疾病，共占该年龄段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这些疾病多与生活方式有关。专家对京沪穗等城市的调查显示，生活方式疾病的患病年龄正在明显提前，相当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工作较忙碌的年轻人，患有腰椎病、脊椎病、颈椎病、心血管病和糖尿病（参《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6月5日，《当代健康报》2004年08月12日）。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出，工作压力大、劳累过度、缺乏运动、饮食不合理等几乎是导致上述一系列疾病及英年早逝的主要因素。
现代人往往过份投入于工作，忘记了身体的承受能力，忘记了生命本是目的而非实现任何其他事业或目的的手段。现代人之所以不懂得养生，固然可能与工作压力太大有关，但也与他们缺少传统文化修养有关。中国古代的养生之道，试图把对生命价值的理解贯彻到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去，时时把握生命的节奏，事事确保身心的和谐，力求做到时时养生、处处养生。所以他们强调对成败要看得透一点，再忙也要有闲情逸致，再苦也要颐养天年。
以孟子、庄子等为代表的古代学者们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天生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学习“存养”。“存养”来源于《孟子》中“存其心，养其性”一语，“存”是保存、保护，“养”是养生。今天我们读古人的书，发现古人把养生当作一门最高深的学问，他们讲究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力求时时刻刻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他们认为生活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并用自己的生活来探究和理解这门艺术。但是，现代人虽然物质条件发达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而生命的问题却反而越来越多了。
动静节宣，以养生也
《近思录》（朱熹、吕祖谦编）中有这样一段话，出自于宋代学者程颐：
动静节宣，以养生也；
饮食衣服，以养形也；
威仪行义，以养德也；
推己及物，以养人也。
慎言语以养其德，
节饮食以养其体。
“节宣”，控制自己发声的节奏。“宣”即喧，喧闹也。这段话的大意是：控制好自己行为的节奏，可以调节身心；通过饮食、衣着和打扮，可以培养我们对身体的美感体验；待人接物有礼有节，可以培养我们做人的美德；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才能让他人获得滋养。言语关乎我们的德性，不可不慎；饮食关乎我们的身体，需加调养。总之，言谈举止、饮食起居之中都包含深刻的养生道理，都对生命有重要影响，岂能轻忽？
程颐的养生之道，对今人来说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现代人懂得一点养生之道，或许不至于长期透支自己的生命；如果今天的教育体制中多教一些古人的修养思想，让人们变换角度去理解生命的意义，或许英年早逝现象会少得多。
例一、企业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商海中，企业家们要做大事业，就要放弃很多休息时间。当‘上班族’下班享受家庭的温馨时，他们还在联系业务、应酬客户；当公务员开始实施强制年休时，他们正忙着商务谈判、扩大销售。一些企业家的口头禅就是：‘这么大一摊子事，哪有时间休息啊!’因为忙，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锻炼。长期的透支，使一些企业家甚至是青年企业家的健康亮起了‘红灯’。但更需要引起警惕的是，许多企业家虽然看到了‘红灯’，仍然没有调整‘减速’，也没有进行及时治疗。据有关报告分析，影响企业家健康的主要因素并不完全在那些疾病本身，很大程度上在于不能及时治疗、饮食结构不合理、不能劳逸结合等”（《经理日报》2004年11月12日）。
例二、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利用下班、节假日、休假加班加点工作，已是司空见惯。新闻从业人员似乎已习惯于‘越是节假日越忙’这样的生活节奏，这已成为一个好记者、好编辑的客观标准。”调查表明，“64%的人放弃了每年应享受的公休假，当身体不适时，竟有44%的新闻工作者照常上班，而只有10.5%的人主动休息；16%的人上医院看病，33.5%的人自己买药服用。新闻工作者本身经常熬夜（35%）、吸烟（21%）、饮食不周（19.5%）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这一特殊群体身体素质普遍较低的重要原因”（《中华新闻报》2002年01月01日）。针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8.5%的人每天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60.5%的人没有享用国家规定的每年一次的公休假，59.5%的人从来没有参加过单位组织的疗养，而生病时有44%的人照常上班（《当代健康报》2004年8月12日）。
例三、民警：民警因劳累过度而猝然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事件，近年来经常见诸报端。“在每年因公伤亡的民警中，因积劳成疾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且近年来明显增多。据报道，2003年全国共牺牲476名民警，其中212名是因积劳成疾牺牲在抓捕疑犯等案件侦破工作岗位上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几岁。不少民警长期超时、超负荷工作，身心得不到及时的休息与调整，经常处于疲惫烦躁的‘亚健康’状态；一些民警身患重病仍坚守工作岗位，直至英年早逝——这无疑是件令人深感惋惜与痛心的事情”（《工人日报》2004年07月12日）。
医生时常建议病人要摆正工作、生活和健康的关系，不要超负荷地工作，过早地预支了健康和生命。为了预言疾病，医生常规劝人们“应有豁达的性格、宽广的胸襟”，“不能对自己太苛刻，不要在未达到目标的阶段像个陀螺似地一刻也不懈怠。”“.在对工作和家庭问题上分身乏术的情况下，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全背在自己身上，要学会借社会力量为自己减压”“中年人要在精神上多给老人一些关心，这样老人心情好了，中年人自己的心情自然也会好。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年人不要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强加到孩子身上……调适自己的心理预期，这也有助于心理健康”。（《新疆日报》2005年2月3日）
医生对中年早逝的建议，难道不是对程颐“动静节宣以养生”观点的最好注解吗？
动息皆有所养
宋明以来儒家修身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将“养”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程颢（1032－1085）是这一思想的主要提倡者之一。程颢，程颐的哥哥，北宋杰出的理学家，著名的“北宋五子”之一。程颢提出，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涉及到养生之道；饮食起居的方方面面，都应精心讲究。从所听之乐、所习之礼到所用之具，从饮食起居到盘盂几杖，“动息皆有所养”（《近思录》）。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影响极为深远。我们知道，古人将下棋、舞剑、练拳、喝茶、饮酒、养花甚至房事等等，都当作充满情调的生活艺术，和韵味无穷的养生过程，这与程颢的上述思想也完全一致。
看看现代人崇尚的体育运动，就会发现其精神实质与古人练太极、气功等有本质区别，因为古人强调在练功过程中如何掌握自己生命的节奏，达到身心和谐、通体舒畅、性情柔和。而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则使人们只知道拿冠军，为此他们常不惜让自己的身体严重透支。再以下棋为例。同样是下棋，现代人总是过份看重胜负，急于分出高下，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思考，也不能品味下棋时用心思考的乐趣。而古人把下棋当作培养自己涵养的过程。所以他们倾向于认为一盘棋下多久都无所谓，关键是下棋时人的毅力、耐性、修养都能得到锻炼。
程颢“动息皆有所养”的思想，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有点“小资情调”，这种情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例如，现在人买房子要装修，装修完了还要装饰，都异常注重空间的利用，家具的组合，颜色的搭配，等等。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家装扮得异常温馨。为什么人们如此注重家的环境呢？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心理更放松，精神更安逸。按照程颢的观点，现代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精心构造，就是一种典型的养生。事实上，现代人的养生不仅体现在自己家里，还体现在对居住小区、工作场所甚至城市环境等的日益重视。为什么我们非常在意自己生活小区的环境？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和地区十分重视城市的布局和改造？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重视生态自然呢？因为人们认识到：生活环境好并不仅仅是延年益寿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可以使我们赏心悦目，使我们心境更安逸，心情更舒畅；好的生活环境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静化我们的心灵。在这方面，古人做得比我们好多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那么发达，就是他们重视养生的明证。有时我们参观一些古代园林，那弯弯曲曲的堤径，婀娜多姿的垂柳，碧波荡漾的湖面，精巧别致的建筑，精雕细琢的柱石，乃至晴空朗月的空灵，顿觉心旷神怡，不禁为中国古代园林艺术赞叹不已。可以说，古人是十分注重园林在“养人”方面的功能的。
也许你会说，所有这些东西都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关。当人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时，自然也谈不上养生了。这种说法就有些片面。一方面，无论是穷还是富，人都需要陶冶情操、涵养性情，这是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唯一办法。你可以买不起新房，但是不等于你不能让自己的家温馨惬意，充满情调；你可以没有豪华的装饰，但是你不应该不让自己的居所干净整洁；你可能生活压力大，整日奔波操劳，但是你没有理由不学会适当地放松自己，修身养性、调节身心，如果你真的珍爱生命的话。相比之下，古人在物质生活水平那么低下的情况下，能创造出精致的养生之道，从本书所讲的修身学说、到中医养生、再到园林艺术等等，在我看来并不仅仅是一些有钱士大夫的个人嗜好，而且也与他们对生命的理解有关。像我们前面那几位英年早逝的学者，如果真的多一点生活情趣，或者可以分散一下他们的精力，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而不至于没日没夜地工作，导致悲剧的发生。
有一段时间，我每次上班，要穿越好几块交通拥挤的地段，有时走在马路上感觉很危险。其中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成天车水马龙、十分繁忙，很多人大胆闯红灯，我看到那么多人闯红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走还是停。后来发现还是走节省时间，于是跟大家一起走，甚至小跑。这样过马路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东张西望，非常紧张。有时候，因为心里有事，急于早点赶到单位，就更加匆忙地赶路，甚至顾不了那么多交通规则了。后来经过几次惊吓，我忽然想明白了，我们固然有理由怪交通规则不合理，怪大街上的行人、车辆野蛮，但是，怪别人并不能拯救自己啊！应该明确自己当以什么样的心态赶路，至少不应该成天让自己处在一种非常紧张、很不安全的状态。换一种心态来思考，我感觉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自己的一颗心太忙。成天到晚赶、赶、赶，差点连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真的有必要吗？为什么不可以慢条斯理一点，把过马路当作一种享受呢？
我们应该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才是，因为人生本来就是由无数个平常的分秒构成的。应该彻底改变自己的心态，认识到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分秒，包括上班、过马路，都是风景，是生命中跳动的音符，而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应该从容自若地去?用。我们之所以这样匆忙，主要是因为心里有事，有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其实这正是我们人生的误区所在。我们可能没想到，等到那些工作真的完成了，我们又会认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于是再一次投入到新一轮忘我工作中。结果，在我们一生的任何阶段，我们总是有理由认为“现在”是手段，是实现其他更重要的目标的工具，因而都没有被当作过程享受过。我们被一种急功近利之心牢牢抓住而不能解脱，从不会享受当下的人生，就这样一直到老、到死。无数个“现在”过去了，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自己老了，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的一生活得是不是有意义。问题不是我们不能享受生活，而是没有那份心情享受。说穿了，还是因为缺乏从容自若地生活的心态。这个思想的误区，我们一定走出来。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从“养心”开始，让自己的脚步伴随着生命的韵律，让自己的一举一动符合自己生命应有的节拍。用程颢的话说，这就叫做“动息皆有所养”。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存心，养心，养性
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还认为，一个人有无巨大的人格力量，取决于他平时自我修养的功夫；而衡量这种力量的主要标准，体现在他做人有无“浩然之气”上。孟子是一个具有豪侠之气的人，对完美的人格有很多描述。诸如“浩然之气”、“大丈夫”、“贫贱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等术语警句，均是孟子首创、一直沿用至今。可以说，孟子对“浩然之气”的描述，乃是他对于“存心”、“养心”和“养性”更具体、更深刻的阐述。
在《孟子?公孙丑》中，有这样一段孟子和公孙丑之间的对白：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让我们来看看孟子这段话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一种做人的豪迈气概，它使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无比刚劲、无比高大，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所代表的伟岸人格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平时对自己的要求。首先，浩然之气是“养”出来的，而非临时制造出来。如何养？答曰：“以直养”。何谓“以直养”？答曰：一个人如果平时总能够正直无私、刚正不阿，关键的时候自然能体现出较高的境界和水准。如果我们欣赏历史上的有些伟人，尤其是那些在国家、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为国捐躯的人们，或者有些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表现出大仁大义、以壁立千仞的人格震撼了无数心灵的人们，那么，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是这些人平时长年累月、始终如一的做人功夫，使得他们在异乎寻常的历史考验面前，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所以，没有长期以来为人处世的功夫基础，不可能在关键时刻表现巨大的人格力量来。这就叫做“以直养”。此外，孟子在讲到“以直养”的同时，还强调了“直”不是简单的直来直去，而要“配义与道”，即“直”要合乎道义和公理。我宁愿用我们今天的一句话来说，“直”要合乎天理良心，要经得起推敲和检验。
其次，孟子认为，培养浩然之气主要靠诉诸自己的内心来做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平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总能够从良心出发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心安理得。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会让自己内心深处感到不安，就会“气馁”，当然不可能再有正气。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孟子非常重要重视做人做事要扪心自问和自我反省。扪心自问时心中坦然，自我反省时毫无愧疚，才可能一身正气。孟子还在其它地方使用了“自反”、“反身”等说法，“自反”、“反身”都是自我反省。他引用曾子的话说，真正的勇敢并不仅仅指不怕死，而是在自我反省时心中没有愧疚和不安；“自反”时心中不安，即使是再弱小的对手也能让人心惊胆战；“自反”时心中踏实，即使有千千万万的敌人，也敢勇往直前。
其三，孟子强调，培养浩然之气并不是指按照外在的社会规范来要求自己。他坚决反对根据外在的道德规范和标准来培养人格，认为那样等于是揠苗助长。孟子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而不是“义袭而取之”。所谓“集义所生”，就是平时一直按道义要求自己，有了日久天长的积累才能有浩然之气。所谓“义袭而取之”，是指把“义”当作一个外在的无条件要求，强迫人服从。揠苗助长的故事，就是由他从这里讲出来的。如果按照孟子的观点，今天学校里盛行的许多道德教育，是否也是在揠苗助长呢？我们发明了很多道德规范，制定了许多道德准则，要人们学习和遵守，可是效果又如何呢？多数情况下，我们提倡道德，乃是因为听说社会需要道德，听说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把道德当作满足外在社会需要的工具来对待，对于道德所具有的自在价值以及道德成长的规律缺乏足够认识，可以说是揠苗助长的典型例证。
在孟子看来，崇高的道德境界和伟大的人格风范，决不可能被理解为外在规范和标准的产物，而只能来源于我们灵魂深处积蓄已久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在精神的升华中对人性之崇高、生命之伟大的切身感受。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性命攸关的转折关头誓死如归，在重大的人生考验面前无所畏惧，才表明我们有伟大的人生信念，有了浩然之气。孟子强调，所有无私无畏的人格力量的源泉，主要不是来自于对外部价值规范的接受，而只能来自于我们灵魂深处，来自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鲜活人性的魅力。具体的实现要依赖于以合乎道义的方式做人，从良心出发做事，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心。
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
儒家关于“养”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养人”，与上面讲的“自养”过程相反，进一步发展为“养的人际关系学”和“养的政治学”。理想的人际关系赖以建立的前提是，能够“以善养人”，而不是“以善服人”。孟子说：
以善服人，
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养人，
然后能服天下。
（《孟子?离娄》）
什么叫做以善服人？什么叫做以善养人？关键在于“服人”与“养人”怎么理解。根据古人的注解，“以善服人”指以威武逼迫人服从，春秋五霸就是典型；“以善养人”指真心诚意地关心、帮助和爱护别人，使人们心悦诚服，求之不得地追随你，其典型的例子是“七十子之服孔子”。用今天的话来说，“以善服人”可指运用权威的力量来强迫人为善。能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威来做善事，当然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于你。如果他们没有违背你，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在孟子看来，最成功的做法并不是让人们慑于权威而不得不服从，而是能够让人们发自内心地自觉追随。然而，要使人们自觉追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涉及人另一个重要的儒学概念——“化”。
一是“教化”。根据《说文解字》，“化”的本义与教育有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化”字由两个人（一个正立、一个倒立）构成的，因此，本义可能指人通过教育而发生了转化。直到今天，我们还用“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来比喻教书育人的过程。不过，古人所说的“教”并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且可指人格境界高的人对他人的影响，并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中渗透着“教化”的成份。《孝经》中提到“教之化民”，大意是认为古代圣贤能够以身作则来感化他人，收到了人与人心心相应、和睦相处的功效。这里的“教化”绝不是指编出一些规矩和准则来让他人学习或遵守，而是包括：自己满腔赤诚、关心他人，他人也因此学会了亲亲、爱人；自己公正无私、廉洁自律，让他人理解了什么是公平、正义；自己待人谦逊、礼让，让他人懂得了何谓知书达礼；自己修习礼乐，他人也开始参与其中，其乐融融；自己正直果毅、是非分明，让他人有了善恶之分。通过读《孝经》，我们就能明白儒家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理想并不是要人服从自己，而是以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人，从而达到以行育人、以善养人的的效果。孟子提到了“善政”和“善教”的区别，“善政”指好的办法措施，“善教”指严于律已，感化他人。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可笑的是，在如何来影响和改变他人方面，后人往往只会想到宣传和说教，很少体会到古人“教化”思想的精髓。
二是“风化”。“化”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指一个人在没有被迫和勉强的情况下，缓慢地、不知不觉地被改变了。《说文解字》用“风动虫生”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化”的这一含义。许慎说，“风”（繁体作風）由“虫”和“凡”两部分构成，其中“凡”代表发音，“虫”代表含义。“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春天来了，在春风的吹拂下，虫子开始孵化，一个新生命从无到有地诞生了。是春风的滋养，使一些细小的微生物发育、生长，化成了虫子，又从地上的爬虫化成了天上的飞虫。风是“无形而致者”（［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它在无形中滋养了万物，孕育出了新生命。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养”而“化”的过程。善于在人际关系中不着痕迹地影响别人，人们跟你相处如沐春风，不知不觉地发生着转化，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化”的过程。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毛诗》上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指君子的德性能够像风吹草动一样感化众人，让他们从善如流、乐此不彼。孟子用“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孟子?尽心》）来形容“化”的过程。意思是，好的政治并不强迫别人去学习，而是通过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让人们一天天变好，却不知道是谁让他们变好的。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注中说：“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意思是，前昔圣贤在位时以身作则，感化了人们的心灵，让无数人获得新生；如今他们虽已离去，但他们铸就的一些良好风气一直传到了现在。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诸如以德化民、化民成俗、天下化成、施化、化育等一系列表达类似思想的名词。
总而言之，儒家学者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也是君子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养育新生命的过程，他把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当作目的，而不是实现私人目的的手段。之所以强调“以善养人”，而不是“以善服人”，正因为在孟子看来，勉强要人听从于你没有任何意义。能够以崇高的美德感化天下，让他们的心灵从你的人格魅力中获得滋养，他们的人性在不知不觉中健康成长，这才是君子在社会交往的理想。今天，从更宏观的?度来看，我们要问：一个社会的繁荣昌盛，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主要依靠什么呢？难道可以仅仅依靠经济、政治和法律手段吗？在儒家看来，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要培养人民良好的道德情操，让人心自觉地从善如流。为此，就需要“以善养人”，需要“教化”和“风化”。只有这样，才能从人心中形成强大的道义力量，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牢固的基础，为正义的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因此，“以善养人”，意义极为深远。
你日三省汝身
欲无得罪于昭昭，先无得罪于冥冥。
——《菜根谭》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故事。曾子的话出自《论语?学而》，原文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许谁都知道，能养成自省的习惯，时时自我解剖，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修身之道。可是通常情况下，我们就是没有精力和时间自省。现代人，真正严肃认真地自我反省的很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忙。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哪有精力和时间自省？
其实，在我看来，以忙为由而不自省，主要还是由于对自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与其说忙而没有时间，倒不如说，多年来已经习惯于没有反省的生活状态。如果我们真正的静下心来，好好地想一想自己多年来的生活，想一想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想一想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否就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想一想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所走过的弯路、所遭遇的失败以及导致这些挫折和失败的主观原因，或许我们真该痛下决心，开始新的生活，让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如果真正愿意自省，时间多得是。我们有那么多时间上网，跟人闲聊，下棋，游戏，寻找刺激……真的没有时间自省吗？自省本来就不是一件难事，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场合进行。可以睡觉时自省，也可以在工作间隙，在休息时间，在公交车上，在侯车处，在散步时，在排队时，在节假日……什么时候不可以自省？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有心，都是自省的好时光。关键是，我们能彻底静下心来自省吗？我们真的愿意严肃、甚至痛苦地面对自己身上一些致命的问题吗？如果我们认识到，通过自省可能发现自己身上的致命问题，可以彻底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可能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呢？如果能从这一角度认识自省的重要性，还有什么理由不放下手头的事情，投入到自我反省中去？
确实，在这样一个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异常激烈、生存压力巨大的社会里，我们不得不忙。但是，正因为忙，所以更应该保持一颗安静的心，一副清醒的头脑。否则，只会导致我们在匆忙之中作出错误的选择，让自己成了工作的奴隶，人生的境界和水准永远得不到提高。事情忙是一回事，心是否忙又是另一回事。能做到事忙而心不忙，不是很容易。多年来，我们是不是由于事多事忙，心也不能再沉静下来？
从小到大，无论人生的哪个阶段，我们几乎都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不得不疲于应付、忙个不停。而这种忙，也使得我们有时失去了自我。有时我们感到自己像一片树叶，在生活的大潮中茫然漂流。有时我们感到自己像一根螺丝，被钉死在命运的车轮上，只能随着车轮被动地旋转。我们何时是自己的真正主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阶段，我们几乎都受到了来自于他人的深刻影响，父母家人、亲戚朋友、老师长辈、同事领导……，是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切；当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单位和新的环境为我们安排了一切，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方向。
我们是环境的一分子，永远只能随着命运的安排起舞吗？
如果我们真正想做自己的主人，让人生过得特别有意义，就应该彻底地安静下来，认真地自我反省，想想自己的人格有些什么欠缺，想想自己的选择出了什么问题，想想自己是否该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菜根谭》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忙处事为，
常向闲中先检点，
过举自稀；
动时念想，
预从静里密操持，
非心自息。
这段话的意思是：生活虽然忙，但如能忙里偷闲，经常反省和检点自己，出错的几率自然会少。应事接物之际，最好能保持内心的沉静，清醒地把握自己，不好的念头自然会平息。一旦工作起来，可能会全身心地投入。全身心的投入有时是必要的，但如果过于投入，我们的心被工作或事务牢牢控制，久而久之，将无暇再面对自己，心也完全麻木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了工作间隙和闲暇时光，心还是一刻也不能放松。长此以往，会感觉自己活得很累。这是一种“拎得起，放不下”的心态。《菜根谭》中的这段话试图说明，在繁忙中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在喧嚣中要恪守神奇的清醒。
认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被誉为希腊哲学之父，也是一个人格极其高迈的人。公元前399年，他被雅典人以渎神和危害青年等罪名判处死刑。在判决前的法庭申辩中，他当着许多听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丰来到了雅典的德尔斐神庙，这是一个雅典人供奉太阳神阿波罗的地方，凯勒丰问神一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神庙里的女祭司告诉他：没有。他把这个答复告诉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最有智慧的人啊！他也知道，在很多领域世界都有人超过了他。那么，究竟为什么神会说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呢？为了得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苏格拉底遍地寻访，求教于那些被公认为很有智慧的名流。结果却令苏格拉底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这些人虽然一方面确实在一些重要领域超过了苏格拉底，但是另一方面却多半认识不到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某个方面的成就而误以为自己无所不通，无所不能。
最后，经过多番思考，苏格拉底很沮丧地得出：如果“苏格拉底最有智慧”的神谕正确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神面前，苏格拉底与那些名流贤达同样地无知，区别仅在于：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而后者却不承认。所以苏格拉底强调，真正的神谕应该是，“人们啦！……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认识你自己”，早已成为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甚至到临死前，苏格拉底也不忘利用一次机会教育人们，不要妄自尊大，要学会认识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自己说，他的母亲是个助产婆，他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的思想。
能够大胆承认自己的无知，有时确实非常艰难。特别是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独特的，自己就是比别人强。尽管身边的人未必都承认自己，但是我们内心里并不服气。有些人以一技之长而傲视他人，有些人因容貌佼好而小看同侪；有些人以家庭背景自我标榜，有些人自认为潜力巨大而过于自信；有些人靠耍小聪明而自以为是，有些人因小有成就而刚愎自用……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果我们成天陶醉于自我的“独特之处”，自然不会有真正的自我反省。因为我们身上的很多毛病，在一种自以为是的心态支配下，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认识的。这也会使我们在遭遇挫折或失败时，有时会气急败坏地责怪别人。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会发现，那些最有成就的人们不愿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可能平时就很在意自己的名声、地位和价值，把自己看成比别人更成功、更高贵或更有价值。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人敢向他们挑战，就会深深地激怒他们。这也是苏格拉底惹恼了许多当时的贤达名流，以至于丢掉性命的重要原因。但是，苏格拉底的话确实也指出了人性的某种共性，那就是自我中心和妄自尊大的本性。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反省和克制自己，完全可能成为这种本性的奴隶。这正是自省的重要性所在。让我们记住《格言联璧》中的一句话吧：
盖世的功劳，
当不得一个矜字；
弥天的罪过，
最难得一个悔字。
突破心灵的paradigm
美国学者库恩（ThomasKuhn，1922-1996）在其于1962年出版的小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式”（paradigm）问题。库恩的“范式”概念是指从事同一领域的科学工作者，通过几代人的积累所逐渐形成的一系列信念、方法和预设等等；这些共同信念、方法和预设经过一些人深思熟虑的加工、完善，成为一段时期内所有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或模型，即范式（paradigm）。科学研究的范式在形成后会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传播，它像一整套“前提假定”一样，成为同一学科领域的人们不得不共同接受的规则或标准，也构成了许多人不言而喻的思维框框。只要没有人突破范式，就很难有真正的科学革命，而至多只能有具体领域、具体问题上的突破。库恩的“范式”概念提出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今这一概念在许多其他领域也被人们日益普遍地使用起来。
如果我们将“范式”这个词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或许有助于说明自省的重要。那就是，每个人在一生的历程中，都会形成一整套自己思考问题的范式，具体表现为为人处事的基本方式、看待社会现象的基本立场、对于人生的基本信念，等等。可以这样说，思维范式相当于构成我们每个人世界观与人生观之基础的思维框框总和，它本能地支配着我们的思想，也束缚或限制着我们的行为。正如库恩指出的那样，范式被人接受往往并不是由于人们已经对它的基础进行了足够理性的检讨，而是由于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人生的范式也是这样，它未必经过了个人的认真检讨，甚至可能建立于个人喜好、直觉以及包括家庭环境在内的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上。但是它构成了我们做人的基本信念，我们“相信”它的有效性，并认为至少迄今为止它都是“对我来说”最有效的。或者如果别人对我的批评触及到了它，我还可能从宿命论的角度来为自己辩护：“我这个人就这样了，这大概这就是我的命吧。”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思维范式究竟是什么，他自己未必总有清楚明确的认识，往往只有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思维范式才会浮现出来。他可能会说：“我就是改不了这个毛病”，“我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性格弱点…..”，“我就是这个特点”，等等。一个人的思维范式，包含许多自己已知或未知的内容。
兹举一例。比如，我曾经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具体表现为：希望自己各方面不比别人差；死要面子；在人前受了委屈，心中暗暗发誓要在其它方面超过人家；在事业上期望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实力；有时不自觉地认为比同学、同事或朋友更厉害……这种要强心理支配了我许多年。有一天，《菜根谭》中的下面一段话给了我巨大的启发：
为善而欲自高胜人，
施恩而欲要名结好，
修业而欲惊世骇俗，
植节而欲标异见奇，
此皆善念中戈矛，
理路上荆棘，
最易夹带，
最难拔除者也。
须是涤尽渣滓，
斩绝萌芽，
才见本来真体。
“善念中戈矛”，善念中的不善因素；“理路上荆棘”，与理不合的成分。“自高胜人”，“要名结好”，“惊世骇俗”，“标异见奇”，含义不难理解。这段话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我的争强好胜心理，其实是很多人身上共有的。如果说我的争强好胜是为了证明我的独特价值，那么，争强好胜心理普遍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也已经证明，一个为此种心理支配的人并不独特。
这里的思维范式突破在于：过去我是在无意识中受“争强好胜”这一思维范式支配的，从未直接思考过它有什么不好。现在则能尝试从中走出来，反省自己是如何受这一心理支配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性格缺陷。结果，我发现自己多年来的生活方式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多年来就是由于自己争强好胜，才表现出过强的事业心，结果养成了不会享受生活的缺点。事业追求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空间，也使我的生活变得枯燥乏味、没有情调。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一些过去我瞧不起、或者看来不如我的同学或朋友，其实非常懂得生活，他们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凭什么说他们过得不如我有意义呢？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面向生活，调整自己，用更多的时间来创造人生的乐趣，对事业的成败也努力用平常心来看待。尽管不能说已经完全走出了过去的思维范式，但是至少已能正视自己的问题。
也许你会说，要做到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太难了。谁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啊？许多人正是争强好胜、不甘居人下，才有了奋进的动力，并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再说，如果没有一点争强好胜的心理，人生在世岂不是一点激情都没有了吗？这类问题，我也经常被学生问到。这可能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仔细研读《菜根?》，就会发现作者告诉我们：不是不要奋进，而是以另一种更好的方式奋进；如果只能采取争强好胜的方式奋进，那也注定了你一生的境界和幸福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打转；但是，事实上，还有更好的奋进方式，让我们这一辈子所得更多，生命的质量更高，人生的幸福更长久。
因此我认为，认识和研究在无意识当中支配自己的思维范式，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也应该是自省的基本任务。因为有些支配我们的思维框框，我们能清楚地把握，对它的好坏还能有所认识；而有些思维范式或框框，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却在无意识中深刻地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限制了我们的人格规模。这些不好的思维范式或框框，如果不搞清楚，有可能成为我们性格中永远无法突破的局限，甚至给带来巨大的忧患，我们却到死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每次读《菜根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等书，总是被其中所散发出来的智慧光芒所震慑，让我一次又一次认识到局限着我的思维框框或范式。
欲无得罪于昭昭，先无得罪于冥冥
让我们从《左传》中的一则历史故事谈起。
公子商人、公子元、齐昭公等人都是齐桓公之子。公元前613年（鲁文公14年），齐昭公死后，公子商人弑昭公子自立，成功地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史称齐懿公。就在懿公在刚杀死齐昭公之子、还未即位之际，他曾去找他哥哥公子元，说要把国君之位让给他，公子元答道：“你还是放了我吧！你想得到这个位置想了这么久了，我能臣服于你，你岂能让自己心中有憾？”
齐懿公为公子期间，曾与邴歜之父争田未果。等他当上国君后，硬将此人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剁掉双足。他看骖乘阎职之妻漂亮，又将其占为己有。
一天，齐懿公来城郊湖中游泳，岸上的邴歜突然拿起竹鞭，照准阎职猛抽。一便打一便说：
“老婆被人霸占了都不敢生气，我抽你几下算什么？”
阎职怒道：
“父亲被人鞭尸都不敢报复，相比之下哪个更耻辱？”
于是俩人合谋将懿公害死，把尸体丢进竹林后逃离。史书记载懿公死于文公18年5月（公元前618年）。
齐懿公之死，表面看来是由于他得罪了手下的两个小臣。然而，稍加思索即可发现，他死于贪婪和自愎。他太在乎自己了。公子元已将齐懿公的病根子说出来，但是这个隐藏于他内心深处的病根子，又岂是懿公自己所能看清的？《菜根谭》中有这样一段话：
肝受病则目不能视，
肾受病则耳不能听。
病受于人所不见，
必发于人所共见。
故君子欲无得罪于昭昭，
先无得罪于冥冥。
让我们仔细体会一下。什么叫做“人所不见”？什么叫做“人所共见”？我认为这段话是对苏格拉底“认识自己的无知”这一名言的极好注解。它的大意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动机和想法，他的思想的真实面目，有时不会直接表现在行为中。他在外在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其症结可能深藏于他的内心世界背后，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更何况别人了。比如齐懿公的内心世界，在他做出一系列行为之前，谁也看不出来。等到有人看出来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又如，有的人总是想占别人的便宜，这是他的思维范式。但是他在每次想占别人便宜的时候，他可能并不认为这是在占便宜。强烈的欲望促使他本能地向那个方向发展，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甚至可能认为那些便宜是他应得的，那是他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恰当方式。因此达到目的时他就开心，达不到目的时他就沮丧。正因为他视自己的做法为正常，所以可能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也拒绝对自己采取批评和反省的态度。总之他对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是不能正视的。这也就是说，他不能跳出自己的思维范式之外，对长期以来支配自己的思维范式的利弊得失作出清醒的评判，批评的检讨。所以说，“病受于人所不见，必发于人所共见”。
“故君子欲无得罪于昭昭，先无得罪于冥冥。”昭昭是人所共见的，冥冥是人所不见的。苏格拉底讲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的无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都是因为一个人“冥冥”中的东西，别人无法晓得，自己也未必能清醒地面对。比如齐懿公死于臣仆之手，还有历史上的一些风云人物功败垂成，我们看到他们的故事时，是否会有一阵窃喜，以为自己不可能犯他们所犯的那些低级错误？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可以说你也在妄自尊大了。这不仅是因为你小看了他们，至少你这种想法本身已经是在寻找理由证明自己比他们强，这难道不也是“太在乎自己”的明证吗？所以，很多内心深处的病根子，在别人身上存在，在你我身上可能同样存在，也许程度不同，也许表现方式不同。我们如何能轻率地说自己不在乎自己呢？所以要想“先无得罪于冥冥”，其实很不容易，需要深刻的自省。
职业枯竭就在你身边
知止而后有定。
——《大学》
1961年，美国作家格林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枯竭的案例》(ABurnoutCase)的小说，书中描写了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功成名就后逃往非洲原始丛林的故事。原来，这位建筑师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在精神上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最终他感到自己的心理和精神被工作耗尽，不得不彻底放弃。1974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FreudenBerger首次提出“职业枯竭”(jobburnout)这一概念。今天，“职业枯竭”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心理学术语，也有时被称为心理衰竭，用来描述职业人在工作重压之下身心俱疲的感受，一种身心能量被工作耗尽的感觉。到了90年代，对于职业枯竭的研究范围从服务性质的行业逐渐扩展到教育业、技术业和培训业（如教师、电脑工程师、军人、管理人员等），并迅速从美国向欧洲乃至亚洲国家辐射。
研究者提出，“可以把职业枯竭看作是个体无法应付外界超出个人能量和资源的过度要求时，所产生的生理、情绪情感、行为等方面的身心耗竭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情绪衰竭。是枯竭的个体压力维度，表现为个体情绪和情感处于极度疲劳状态，情感资源干涸，工作热情完全丧失。
(2)去人性化。是枯竭的人际关系维度，表现为个体以一种消极的、否定的、麻木不仁的态度和情感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对他人再无同情心可言，甚至把人当作一件无生命的物体看待。
(3)个人成就感降低。是枯竭的自我评价维度，表现为个体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的评价下降，自我效能感丧失，时常感觉到无法胜任，从而在工作中体会不到成就感，不再付出努力。
有人这样刻画职业枯竭：
染上职业枯竭的人犹如失去水的鱼，备受窒息的痛苦。他们感到自己有明显的空虚感，觉得自己的知识好似被掏空了一样，无法满足工作需要;注意力不集中，思维效率降低;不能适应知识的更新。个人成就感降低，自我效能感下降，自我评价下降;怀疑自己，时常感觉到无法胜任工作，感到无能和失败，退缩，从而减少心理上的投入，不再付出努力，消极怠工，缺勤;离职倾向加剧，甚至转行。据调查，现代人产生工作枯竭的时间越来越短，有的甚至工作8个月就开始对工作厌倦，而工作一年以上的白领人士有高于40%的人想跳槽。产生职业枯竭的工作者会出现失眠、焦虑、烦躁等生理上的疾病、心理上的不适以及行为上的障碍，若不及时处理将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期的伤害。（《健康之友》2004年09月23日）
虽然职业枯竭的问题在我国一直到20世纪末叶才受到关注，但是调查结果显示，世界范畴内普遍存在的职业枯竭（又称“工作倦怠”）现象正在侵袭中国。相当多的受调查者出现了中度职业枯竭，有的出现了严重的职业枯竭，而且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其中教师、医护人员、警察、新闻从业人员等，成为了职业枯竭的高发人群。有人甚至预测，职业枯竭将成为21世纪的“流行病”。此外，调查表明，慢性疲劳综合症在城市新兴行业人群中出现发病率较高，科技、新闻、广告、公务员、演艺界、出租司机等行业发病率超过一半。另外，大多数“坐班”人员处在亚健康状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益普遍和严重的职业枯竭呢？Maslach和Leiter提出了六大因素（参《牡丹江大学学报》第16卷第1期）：
（1）工作负载和强度，时间要求和工作的复杂性；
（2）对自己日常的工作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3）太少的薪水并且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
（4）感觉团队精神和人与人的关系淡漠；
（5）缺少公平、信任、公开和尊敬；
（6）公司或单位总让人干与自己的核心价值不符的事情。
现代人总是自豪地认为现代社会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比古代繁荣发达得多，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现代人的生活质量未必比得上古人。
于心气上验之
让我们从一则故事讲起。有一次，宋代理学家程颐收到友人张载的一封信，张载在信中将自己最近关于修养的体会写成了一篇文章，请程颐指点。程颐看后在回复中说：
所论大概，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欲知得与不得，于心气上验之。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实得也。思虑有得，心气劳耗者，实未得也，强揣度耳。…须潜心默识，玩索久之，庶几自得。（《近思录》卷三）
这段话的大意是：你所写的东西，内容固然不错，但是从你的行文可以看出，你为了写这篇东西，搜肠括肚，费尽心机，搞得自己精疲力竭，身心憔悴。你这是何苦呢？你口口声声要发明可以拯救人性的大道理，但是与此同时看看你自己，却活得如此辛苦，岂不是自欺欺人吗？程颐的这段话，显然是在讽刺一些人为了某一个更大的事业，而把自己当下的生活搞得不成样子。他从养生的角度否定了这种修业方式。
在这里，“苦心极力之象”与“宽裕温厚之气”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是为了某个外在的目标而牺牲当下，把自己搞得很苦；后者则是工作时从容自得，心里放得开，工作本身成了享受。程颐还指出，要想知道自己人生的修养和境界如何，其实很简单，验看一下自己的心气就知道了，“欲知得与不得，于心气上验之。”“得”是指在做人方面，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了感觉。就像穿鞋子一样，好与不好自己心里最清楚。一个人在思考人生的道理时，如果想明白一个道理后，感到内心里非常充实、有活力，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和放松，那说明是真想明白了，“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相反，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把做人的道理想明白了，但在想的过程中他感到心力交瘁，有苦难言，那还不是真的想明白了，而是勉为其难，自欺欺人罢了，“思虑有得，心气劳耗者，实未得也，强揣度耳。”因此，他建议张载还是“潜心默识，玩索久之，庶几自得。”“玩索”就是反复的玩味。
宰相司马光与程颐交情笃深，曾推举程颐做了当时宋哲宗皇帝（1085－1100年在位）的老师。有一次，程颐听说司马光为了编《资治通鉴》这部书，经常通宵达旦的不睡觉，有时候整夜整夜地秉烛沉思，长时间地焦虑不安。程颐私下跟自己的学生说，司马光这个人简直是太悲惨了。做人嘛，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呢！人活一世，究竟有多少血气，经得起你这样劳耗。在程颐看来，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事业，都要能够保持宽裕温和、从容不迫的心态，才真正活得有意义。换言之，为了事业有成，让身心健康受到摧残，即使取得了再大的成就，都是没有意义的。至于有些人生命质量差到了心理衰竭、身心俱疲甚至朝不保夕的程度，更是与初衷背道而驰了。在古人看来，这就叫做“偏执”，应当“去执”。我们今天也可以借用一下西方哲学名词，称之为“异化”。所谓“异化”，是指从事一种与人性相对立的工作。不是说他的工作目标不好，而这种以牺牲生命质量为代价的追求，是不值得的。程颐所批评的正是这种异化或偏执的工作态度，它在今天的白领阶层中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呢？
在程颐看来，人生在世，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尽可能过得有意义。无论我们学什么，做什么，都不应当为了将来的目标，而牺牲了当下。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为未来的某个看似必要或宏大的目标而奋斗，而把当下的时光当作手段来对待，据说牺牲当下的生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将来。结果，无数个当下过去了，我们发现自己依然生活在为将来而牺牲当下的情境中。最后，老了，发现自己仍然在为将来而牺牲当下的生命。好不容易快熬到生命的尽头时，忽然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摆脱为将来而牺牲当下的苦命。固然，有时候我们是不得已而牺牲当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事实上，情况未必如此简单。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生命的珍贵，无论如何迫不得已，都应该努力把每一个现在过得更有意义，因为人的生命就是由无数个当下构成的。
偶尔听说一些名人，功成名就，身家亿万，仍然选择了出家之路，了此余生。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看破了尘世的各种物欲，发现人生的种种追求，最终带来的都是心累和烦恼。他们感到如果不出家，就不能从为物欲所累中彻底走出来。跟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心力交瘁、心理枯竭甚至过早夭折的知识精英相比，这些人的选择未必是错的。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1)
知止而后有定
宁吾真体，养吾圆机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我自己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是个非常心高气傲的人。那时我正上大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基本修养，也完全瞧不上。后来随着年龄渐长，生活中的挫折，以及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等，使我感觉到有必要回归国学来寻找精神的寄托。有一次，我在一本古人的书中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财、色、名、位四者，古往今来，很少有人能看得破；放眼天下，那些形形色色、无以数计的人，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几乎都逃不出这四个字的“魔掌”；总之，这四个字是无数人一生烦恼的根源。我当时有些不服气，反复想了一想自己所有重要的欲望，是否能找到一个出乎其外的？结果果然发现，自己所有的欲望，几乎都逃不出这四个字的范畴。这还真叫我有些惊讶。现在我们也不妨再分析一下，我们这一生，真的可以不追求财、色、名、位这四者吗？
首先，“财”，即财富。包括我们今天所谓加工资、捞外块、拿稿费、做生意、炒股票、买基金、买房子等等，皆为求财也。人生在世真正不求财的人很少很少。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我们为一个字“财”字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其次，“色”，我们今天可以更广义地理解两性关系或感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恐怕这都是他们终身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感情问题，同时涉及恋爱、婚姻甚至性欲方面的问题。现今的社会离婚率很高，感情问题成为困扰无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大问题。我们在青春期开始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为情欲、性、感情、婚姻等等经历了多少麻烦、痛苦甚至焦虑啊！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学习过一门如何面对异性、如何谈恋爱、如何建立美满感情生活的功课；从家长到老师，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给许多人太多有益的启发，这导致我们长大后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走了很多弯路。与此同时，我们做人方面的许多性格缺点，都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来，有可能伤害到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其三，“名”。这里的“名”，决不限于媒体上所讲的“名人”，而包括一切想出名的心理。例如，你在家乡出了名，在同学朋友师长面前有面子，在某行业成名，在某个圈内有名，凡此种种莫不是求名之心；又比如，有些人个性要强，死要面子，唯恐人前被人笑话，事事处处都要争取不比别人差，这是在乎自己的名声的心理，同样与“名”有关。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梦想功成名就吗？我们希望自己这一辈子过得轰轰烈烈、大有作为，潜意识中有多少成份不是为了个人名利呢？当然，有些人并不太追求有名，但是他（她）不可能不在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名声吧？
其四，“位”。职位，职称，职务，地位，身份……凡此种种，皆位也。位的问题，同时是与名、与利（财）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求位之人，多半是为了得到名、利甚至色方面的好处。因此，这一项几乎可以看成为前三项服务的。但由于“位”对于名、利和色的目标太重要了，所以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独立项目。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2)
请问读者，你人生的最大欲望，是否能超出财、色、名、位这四个字的范围？它们是否构成了你一生的大部分追求？也许正因为我们都孜孜不倦地追求它们，所以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我们一生烦恼的主要源泉。现在最常见的英年早逝现象，有多少与对财色名位的追求无关呢？一位健康教育专家说，中年人最大的特点是爱名爱利爱攀比，最大的缺点是不懂得爱自己和家人。结果导致对健康和生命的漠视（参《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9月1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谁又能说自己可以完全拒绝这四样东西呢？儒家并不主张拒绝情色，更不否定名利，而是要人们学会如何恰当地对待它们，因为处理不好的话，有可能伤害到自己。就好比食物一样，没有人能不吃不喝，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暴饮暴食。与此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许拒绝不了财、色、名、位四者，但是如何恰当地处理好自己在这方面的需求，才是避免不必要的精神烦恼和心理问题的关键。
古人云：
宠辱不惊，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小窗幽记》）。
意思是，一个人的心境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自己的喜怒哀乐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无论别人喜欢不喜欢自己，无论什么样的宠辱遭遇，都不能改变自己心境的平衡。这是因为他能够悠闲从容地看待名利财色，就像欣赏窗外的花草一样。人生在世，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自然不会被内心深处的紧张和焦虑折磨；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风波，都能够以从容平淡的心境去面对。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学者在精神上的终极关怀是什么。今天的人常常在谈论信仰的失落问题，很多人认识到信仰失落已成为当下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一大问题。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信仰不是指在我们的性命之外人为地树立一个东西，作为信仰的对象。而是针对当下的生活来培养自己的身心状态、心理感受，特别是对生命意义的体验。把信仰外在化、客观化，不是中国文化对待信仰的固有态度。如果你硬要问他们人生的终极理想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小窗幽记》上的这段话，就代表了中国式的人生终极关怀，是中国人对人生最高理想的理解。它的特点是：追求一种超脱、潇洒的生活方式，一种看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精神无限自由和幸福的人生体验。由此看来，现代人的许多烦恼和精神疾病都是人为的，是人生的修养和境界不够所致。
我曾经听到一位日本企业家的讲座，他主要回忆了自己修禅的经历。一个偶然的原因使他决定到禅房去体验生活，生命的奇迹也由此开始。他说，从他第一次踏进禅房时起，就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种特殊的氛围让他一下忘却了人生的全部烦恼，就像抖落了浑身的尘土一样无比轻松，在无限的静谧安宁中体验到生命的自由。他认识到世俗生活的鄙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喜悦。他说在他修到第七天的时候，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自己走在大地上那清脆悦耳的脚步声，仿佛声音是从大地的另一端发出的。他发现，多年来，他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地生活过，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生命的幸福和意义。这真是生命的再生，从此他每个月都要抽若干天到禅房修禅，有时要修一个星期左右。这次讲座给我很大触动。当然，我们不可能都进入世外桃源，一年四季呆在禅房里。关键在于，修禅的经历为什么能让这个企业家有如此巨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在平时的生活里，人们通常都沉浸在物欲和事务中不能自拔，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真正安静下来，好好面对自己，更不会超脱自己，所谓驴子打滚的状态。通过换一个环境，就能冷静地面对自己和超脱自己。但是仅仅靠在禅房里打坐是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只要他还要回到现实生活中，还要经营自己的企业，就不得不仍然面对很多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还在于见识的提高，以及“在事上磨”的功夫。如果说入禅房是“宁吾心体”的话，还需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养吾圆机”。
能轻富贵，不能轻一轻富贵之心(1)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告子》
据统计，冠心病死亡率最近十年中在我国有了明显的升高。一些导致猝死的疾病，过去一直是老年人的“专利”，如今蔓延到中青年人身上。有人指出，现在，在中、青年人中“流行”一种“代谢综合症”，这种综合症的病症包括很多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吸烟、尿酸高、体力活动少、有心血管病家族史等。而导致这些病症及猝死的原因有过度疲劳、心理压力大及生活方式紊乱等三大因素。比如，在公司上班的白领经常熬夜，媒体工作者休息时间过少、饮食没规律，司机长时间不活动、出现肥胖等，这些人经常会出现过度疲劳、情绪激动、电解质紊乱、高度紧张等情况，是引起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的重要原因。专家指出，现在不少中青年人长期生活无规律，心理承受巨大的压力，久之心、肝、肾等人体主要器官出现功能障碍，严重的可导致猝死。
为什么现代人普遍感到心理压力太大呢？这不仅与外部环境、特别是流行风气有关，也与心理素质有关。并不仅仅是身累，真正严重的是心累。以演艺界为例，某报道指出，“身在演艺圈里的人们，其压力比普通人要大得多：圈内知名度的竞争，受观众的喜爱程度，想出人头地或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剧烈的社会竞争形势之间形成的差异，给艺人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而其工作性质又决定了他们生活不规律，体力严重‘透支’”。文章提醒，“明星、艺人要想摆脱心理危机，就要调整心态，学会给自己减压。特别对于那些正值中年的大腕儿来说，身体正处于一个临界点，更要学会调节”（《北京青年报》2005年08月20日）。
另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过劳导致猝死现象的角度，就是现在流行的“精英症”，它正引起不少人的关注。所谓“精英症”，是指那些在各行各业取得了杰出成就的精英人物们，精神普遍遭受了严重的困扰。“精英症”的实质或许可以用二个字来根据：“心累”。精英们表面上是自己领域的“红人”，受到众人的羡慕和追捧；但是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心理世界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一种不甘人下的心理像蝎子一样日夜撕咬着精英们的心灵，使他们有时心力交瘁。精英人物们通常给人们的印象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做事认真、踏实，肯付出；但是人们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他们的所有责任感又与他们过于要强、过于注重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有关。下面几段话我从一篇报道中摘录的，代表对精英人物心理的一种描述：
要始终保持一个姿态：最好的，最好的，永远都是最好的。这是精英永远的姿势。强大的社会关注度是一种推动力也是一种压力。
很多精英的特殊角色意识常常要告诉他总比别人强，别人能出错他不能，别人能生病他从来都不生病，这样绷着绷着，最后就断了。
在很多精英看来，社会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把看不见的尺子，在推动着，在衡量着。你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就获得什么样的压力，获得什么样的焦虑。
不肯放弃，不肯降低标准，最后的结果是导致自己痛苦。这就是精英的痛苦，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在痛苦中麻木，有的人在痛苦中发疯。
（《南方周末》2005年5月5日）
现代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事业越做越大了，但是看看他们的心，都由什么的东西主宰着，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在精神和身体上出现了那么多问题了。该醒醒了！
能轻富贵，
不能轻一轻富贵之心；
能重名义，
能轻富贵，不能轻一轻富贵之心(2)
又复重一重名义之念。
《菜根谭》上的这段话是分析人们的要强心理。一个人可能表现得非常不在乎金钱和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非常在乎“他具有不在乎金钱、地位的特殊优点”这一事实；一个人可能表现得非常重义气、重名节，但是与此同时，他又非常在乎“他具有重义气、重名节的特异品质”这一事实。这是人心中最微妙复杂的东西，也最不容易被自己察觉和清除。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
《明心宝鉴》里有一段话：
心安茅屋稳，
性定菜根香。
世事静方见，
人情淡始长。
正因为心不安，所以永远不会有“稳”的感觉；正因为欲望太强，所以不可能安贫乐道，无法过古人那种咀嚼菜根、却能津津有味的生活。“性定菜根香”，性不定，当然不会觉得菜根香。“世事静方见，人情淡始长”，这是说只有真正安静下来，用心去体会，才会明白人事的奥妙。我们不禁要问：像机器零件一样随着时代的车轮被动旋转，在忙碌之中茫然度过一生，没有平静、没有自我，这就是现代化所带给我们的伟大成果吗？只想着金钱利益，没想过安贫乐道；只想着功成名就，没想过默默无闻。不是没有名利我们就过不好，而是我们认为没有名利就过不好。所以我们不能体会平淡自然而其味无穷，清贫朴素却宁静安逸的生活。
一位朋友从韩国回来，说起韩国的企业，他告诉我韩国的私营企业内部等级较严，论资排辈严重。所以一般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及时到公司上班，为自己积累资历。与此同时，不少韩国企业内部管理得井然有序，效率很高。他说韩国的大公司一般都不会解雇员工，但这并不等于在里面工作就很轻松。员工需要把公司当家一样来爱护，否则也不是那么好“混”的。因此，明明公司规定9点上班，多数人可能8点就到了；下班时间可能是5点，但是通常情况下也得把手头的事情做完了再走，不能急着离开。这种自觉地放弃“自由”的现象，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相比之下，在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曾一度下海成风，个个都想跳槽，人人都想当老板，少有人愿意给大企业打一辈子工。正因为人人都不愿受人支配，许多新成立的公司、企业，尚未进入持续的良性循环状态就过早倒闭。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往往合作不了多久，就各自解散，分道扬镳。另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是，在市场经济实行不长的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恰当的商业行为规范。坑蒙欺诈行为十分普遍，人们争相以钱多为荣，而不是以合乎道德为荣。有人说，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幅“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毫无廉耻”的图画，结果，当我们有一天也搞起资本主义时，人们自然地按照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和没有廉耻的方式行为，而不知道还有义利之辨了，更不知道商人、企业家也需要有职业的神圣感和个人的尊严。正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变得唯利是图，只有金钱、利益能满足他们的心灵，加上竞争异常激烈，甚至你死我活，心理压力怎能不大呢？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对资本主义的片面看法，也许会发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育较成熟的社会里，人们在同样的竞争环境中心理压力可能比我们小得多。
儒家的修身学问从来不要人们拒绝名利，而是要我们学会如何正确面对名利，掌握好分寸。孔子就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还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认为人们求利是正常的，只有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才需要在义、利之间作出选择。先秦儒家多明确主张礼乐制度要合乎人心、顺乎人情，《礼记》中多次把人情比作田地，说礼要在人情之田上培植，提倡“缘人情而制礼”的思想。很多人误以为宋明以来儒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是要人们舍弃一切正常的生理欲望，这完全是误解。只要读过他们的书，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具体说来，他们把“人欲”界定为那些超出正常限度的欲望或自私自利的欲望。比如宋代学者谢良佐曾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来说明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一个人过路时看见一个小孩即将落入井中，而将小孩救起，如果他这样做是出于良心的自然发现，就是天理；如果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兄弟，或为了博取他人的好感等，或因为他不想听小孩的哭声，就是人欲（《上蔡语录》卷一）。朱熹曾以饮食为例来说明什么是“存天理、灭人欲”，指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文渊阁四库全书?御制朱子全书》卷四）。据此，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并不是说自己没有欲望了，而是说经过多年的修炼，他的人生欲望已经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地步。
身不宜忙，
而忙于闲暇之时，
亦可儆惕惰气；
心不可放，
而放于收摄之后，
亦可鼓畅天机。
这段话同样出自《菜根谭》。它讲如何处理一个身的忙与闲，以及心的收与放的关系问题。与其为名利而牺牲身体、劳耗精神，不如静下心来做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与其为了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而殚精竭虑、心力交瘁，不如放弃身外之物，甘贫乐道，陶醉于物我两忘的精神幸福中。因此，人生要想求得最大的幸福，就应该追求内心的悠闲、自在。所谓“忙于闲暇”，指即使忙，也要带着一份悠闲的心情。所谓“心不可放”，指不可把心沉没于追名逐利之中，“放”是迷失的意思。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只是一点方寸之心，千罪万过
吕坤说：
浑身五脏六腑、百脉千络、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毛发甲爪，以至衣裳冠履，都无分毫罪过，都与尧舜一般。只是一点方寸之心千过万罪，禽兽不如。千古圣贤只是治心，更不说别个。学者只是知得这个可恨，便有许大见识。（《呻吟语》）
这段话大意是说：人体浑身上下，从五脏六腑到耳目口鼻，从经脉血管到四肢百骸，从毛发甲爪到衣裳冠履，都没有丝毫罪过，都与尧舜等圣贤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的话，问题一定不出在身体器官上，而出在我们的一颗心上；如果我们与尧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绝不会体现身体器官上，而只能出在心上。因此千百年来，圣贤们所做的全部工作，其实归根结蒂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治心。
“心”是需要治的。古人认为“人心”通常都不是生来就完美无缺，都需要治理，决不能顺其自然，“跟着感觉走”。吕坤曾说自己“用三十年心力，除一个‘伪’字不得”（《呻吟语》）。可见他在治心方面所花的工夫有多深。根据前面那段话，“治心”应当是每个人人生的头等大事。我们发现，现代人和古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现代人从不把“治心”当一件重要的事情去做。
用吕坤的观点来衡量所谓的“精英症”，可以发现，现代人的许多病根子恰恰都出在不治心之上。现代人每天将主要精力花在事业、前途、人际关系、金钱乃至享乐上面，可能连片刻的心思也不放在“治心”上。按照吕坤的理论，这叫做舍本逐末。本来对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却不去过问，结果必然要受到惩罚。什么样的惩罚？心不治，心理疾病就会日益严重。轻一点表现为心理压力大、精神过度紧张；重一点的表现为身体健康出现种种问题，疾病缠身。有人说，我们正从“东亚病夫”变成“东亚药夫”。更严重的当然是各种各样的癌症，什么肝癌、肾癌、淋巴癌等等，还有可能导致猝死的心脏病或心血管疾病，等等。我丝毫无意批评那些英年早逝的精英们，而只想恳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即使从医学理论的角度看，癌症、冠心病等一类病症的发生，也与当事人的心态有很大关系。某报的一篇文章在分析了心肌梗死的病理原因后，这样呼吁人们：
放松精神，愉快生活，保持心境平和，对任何事情要能泰然处之。参加适当的体育活动，但应避免竞争激烈的比赛，即使比赛，也应以锻炼身体、增加乐趣为目的，不以输赢论高低。（《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9月2日，第2402期）
类似这样从医学角度向社会发出的呼吁已经不胜枚举。这类呼吁可以用古人的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治心。
例如，“精英症”的产生除了与精英的角色意识有关外，还与今日到处盛行的急功近利情绪有关。正如一位作者所说，“如果一个社会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鼓动欲望的话，它就能允许一个人花20年、30年时间去获得成功，而现在却仅仅给年轻人5年、7年的时间”（《南方周末》2005年5月5日）。这种急功近利的情绪，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克治的一大心病吗？固然在今天急功近利是一种社会风气，让一个人不跟风似乎很难。但是考虑到这个心病对于生命的影响如此之大，任何人都有理由出于珍惜生命而选择不急功近利。当然，精英的角色意识，以及他们的要强心理，毫无疑问同样是需要治疗的心病。
再比如，前面我们说，在人生不同阶段我们总有理由忙，本身也说明了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添加了许多精神枷锁，许多心理包袱完全是人为的。所以从根本上讲也还是一个心病的问题。
因此，需要重视古人的治心理论。
了心自了事
先轸是春秋时期晋国有名的卿大夫。公元前627年（鲁僖公33年），晋文公重耳去逝的消息传出后，秦穆公由于嫉妒晋国的霸业，不顾同盟协定，派大军来袭击晋国。在晋国三军（上、中、下三军）主帅先轸的精心谋划下，秦军几乎全军覆没，最高将领孟明等三人亦被生擒活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晋殽之战。但是此时继位的晋襄公，生母是秦穆公嫁给晋文公之女。她跟襄公说：“这场战役完全是孟明等人挑唆起来的，把他们放回去，秦君一定会严办。岂不是比你亲自杀他们更好吗？”就这样，晋襄公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把孟明等人放走了。第二天早朝时，先轸打听秦俘，得知襄公已私自把孟明等人放回，大为震怒，当场破口骂了起来：“我们九死一生在战场杀敌，好不容易把敌帅抓到，你竟听信妇人之言，轻易把他们放了。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我看晋国完了！”说完他竟不顾襄公的反应，以“呸”的一声来表达愤怒。襄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马上派人去追，但没有追到秦俘。这年八月，狄人伐晋，被晋人打败。先轸说：“我侮辱国君未受惩罚，岂敢不自己惩罚自己呢！”说完他脱掉甲胄，单枪匹马冲入敌阵而死。狄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将其尸首交还给了晋国，面容看上去像活人一样。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先轸的死。显然，直接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该那样对国君无礼，愧疚、自责使他选择死来解脱。你也许会说，先轸的行为未免太极端了。既然襄公已经对自己不计较了，何必还要自己惩罚自己呢？而且还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这个必要吗？
首先，应当承认，先轸那天当着众臣的面，公开地对国君无礼，确实相当过份。即使在今天，如果哪个下级敢当着同事的面，以“呸”的方式来回应上司，也是上司所受不了的。先轸身为晋国主帅，当然知道自己有失分寸。但是由于晋襄公并未对他表达任何不满，亦无任何惩罚或报复，这反而使先轸愈发地感到不知所措了。
仔细研究先轸在晋国受到赏识、提拨并被委以重任的经历，可以发现：僖公27年（公元前633年），晋文公重耳结束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回国当上晋国国君后不久，就任命先轸为“下军佐”，位居晋国六卿之列，此前看不到先轸在晋国有任何职务的记载。先轸的被任用，完全是由于晋侯赏识他的人品。次年，先轸又被提拔为晋国中军帅，位居六卿之首。先轸以一介匹夫，而能在短期内成为晋国三军统帅，超过所有其他追随重耳在外长期流亡的人。在接下来晋、楚城濮之战以及秦、晋殽之战中，先轸以实际行动来报答晋侯的知遇之恩。他高超的谋略和过人的见识，为奠定晋国在中原的长久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结合上述两方面情况，可以发现，先轸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那天的行为对不起晋文公的栽培；而他之所以会如此深刻地内疚，不能解脱，又是因为他的心太真。这可以拿来解释儒家的治心理论。一个本来赤胆忠心的人一时行为失当后，熬不过自己的心，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在深重的愧疚感压迫下选择了死亡。全部问题出在他的“心”之上。“心”的问题是他所无法回避的，也是我们时常所无法回避的。如果先轸事后没有愧疚感，他大可不必活得那么累，也不会选择自尽。但是，关键在于，有无愧疚感，却不是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了心自了事，犹根拔而草不生”（《菜根谭》），先轸不能从心上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他的负罪感会一直陪伴着他，直到死为止。
中国古代的“治心”理论有两个方面，一是从身心和谐、精神安逸、心性自由的角度讲治心，主要是一个怡情养性的问题。这种理论由先秦道家较早提出来，在魏晋玄学、隋唐佛教（特别是禅宗）以及宋明理学中得到了发展；二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讲的，即孟子所谓的“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它由先秦儒家提出、在后世儒学中得到发展。在本讲前面几节讲的主要是怡情养性的问题，从本节始我们关注治心理论的第一层面，即仁义道德的问题。
贪了世味的滋益，必遭性分的损
设想有个人去劝说先轸，“你不必自责，这样你可以生活得更快乐”，理由如下：
1、追求幸福快乐是每个人天经地义的权利；
2、选择不愧疚、不自责，你可以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
3、所以，你应该停止一切愧疚和自责。
可以想像，假设有人这样去劝先轸，肯定无效。问题并不出在先轸不愿追求自己的幸福快乐，或不懂得这里的三段论逻辑，而在于他的道德感和良心对他的支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一切理性的计谋在上述劝说面前都灰飞烟灭。尽管可以肯定，并不是每一个人在有了与先轸同样的遭遇时，都会像他那样愧疚和自责，但是他的行为却表明了他是一个凭良心活着的人，是一个有自己的道德感的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道德感和良心，先轸的愧疚感体现的正是一个普通人的道德感和良心。也许我们并不总是有意识地从良心的角度出发来做事，也不一定清楚自己的良心是什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受道德感和良心的支配。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每次与自己的心过不去总是会失败，我们斗不过自己的心。我们并不总是自己的心的主人，而是它们的奴隶。从这个角度说，先轸是受到了他的良心的驱使。不仅先轸要受自己良心的责罚，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难逃此运。很多做了坏事的人，夜半睡梦中心惊肉跳，一有风吹草动就魂不附体，不也是在受良心的惩罚吗？这同样不是他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那些做了坏事的人，当然会选择逃避良心的责罚，选择不心惊肉跳、不魂不附体。
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出：既然道德感和良心是我们所驾驭不了的，积极地认识和了解道德感和良心的本质就十分重要了，至少我们应该学会认识良心对我们发生作用的规律是什么。比如，我们应该了解，怎样才能比较好地避免不受道德感和良心的惩罚。对于这一问题，古代儒学大师们提出的观点至少包含两条：第一、只有“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即“尽心”，才能心安理得，不受良心的责罚；第二、当义利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只好选择舍利取义。这两条都是孟子最早明确提出并论证过的。现将这两条略释如下：
首先，事事处处要扪心自问，时时叩问良心允不允许；只有心里干净，才能做事。孟子曾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良心，差别只在于有的人由于不注意，良心已经麻木，而有的人有意修养，良心得以发展，人格得以健康。因此，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良心，尤其当良心处在萌芽状态时，要有意识地保护它，把它扩充、使之发扬光大。处在萌芽状态的良心被他称为“四端”，包括恻隐之心、好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
其次，由于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与良心的要求相冲突，特别是人的私欲膨胀时，会与道德、良心背道而驰，这时恰好考验一个人的人格，解决之道在于明确义利之分。很少有人天生愿意去害人，往往都是由于自己的欲望与他人的需要不两立时，才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怎么办呢？不能够见利忘义，有时得舍身取义。
古人云：“讨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亏；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损”（《菜根谭》）。“天道”和“性分”这两个词我们听起来有点玄乎，其实意思很简单。你占到了别人的便宜，别以为你真的占到了便宜，在这个方面占到便宜，在其它方面会付出代价。所谓“性分”就是人的天性，老天爷赋予我的天性就称为性分。天是冥冥中的主宰，你若在人事方面占别人的便宜，就是对天道的不敬。当然不是指你一定会马上受到恶报，但是老天爷会让你体会到灵魂深处的不安，受到良知的谴责，即“必遭性分的亏损”。你所占到的便宜可能只是一粒芝麻，但是你所亏损的则相当于一只西瓜。有些人总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捞到本不属于自己的好处，结果老天爷让他终日惶惶不安，甚至长期生活在罪孽感之中，生命质量大打折扣，这不是丢掉了一只西瓜是什么?当然先轸不是一个贪心之人，但是毕竟他的性格有欠缺的一面，所以他对事情也有一定的责任，这才导致他也逃脱不了良心的惩罚。吕坤说，“唯理义之悦我心，却步步是安乐境”（《呻吟语》），即从情理、道义的角度来做事，会使人心安理得，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也许会说，换作别人可能不会像先轸那样有罪孽感，但是别人可能在这件事上没有罪孽感，不等于他不会在其他方面有罪孽感。
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中庸》
最近一些年，心理门诊开始在我国遍地开花，各种各样的心理诊所或门诊火爆，尤其以节假日期间为甚。每逢像“五一”、“国庆”之类的长假，医院的精神疾病门诊量就会剧增。北京某著名的精神卫生研究所自开设了心理治疗门诊以来，就不断增加门诊量，一天的门诊量一年内增加100个，平均达每天330人，还是供不应求。据一家健康咨询中心2006年对患者的统计，患心理疾病比例最高的是感情问题，包括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其次是工作、事业、前途类问题，列第三的是子女类问题，包括高考落榜、网迷厌学、家长忧虑等等。
有关中国员工心理健康的调查显示：在所有参加调查的人中，有接近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存在比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被调查者经常频繁地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有：精神上的压力；感觉不开心、郁闷；觉得自己不能担当有用的角色。调查给出了不同学历、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职位、不同地区的人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精确数据。其中，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比其他年代出生的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更高（《中国人力资源网》2005年7月8日）。
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引人注目。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我国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2.97％，有焦虑不安、恐怖和抑郁情绪等问题的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6％以上。另外，我国17岁以下未成年人中将近十分之一的人有各类学习、情绪、行为障碍。其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四分之一左右，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大学生中相当多的人有心理障碍，以焦虑不安、神经衰弱、强迫症状等为主。而且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有上升的趋势（参《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10日及《光明日报》2004年4月9日的有关报道）。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喜怒无常，情绪不稳，自我失控，心理承受力低，意志薄弱，缺乏自信，学习困难，考试焦虑，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贫乏，学习成绩不稳，难于应付挫折，青春期闭锁心理，并在行为上出现打架、骂人，说谎，考试舞弊、厌学、逃学，严重的出现自伤或伤人现象。
另据根据卫生部消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在中国，疾病负担较高的25种疾病中，精神疾病占5项，分别是抑郁症、双相情感疾病、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自杀。精神障碍所造成的负担，在目前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已经超过心脑血管、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等疾患。中国各类精神疾病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另外，目前中国精神病患有低龄化、女性化、白领化等趋势。目前，30岁以上的都市女性患抑郁症的比率正在上升。不少女性由于生理因素，感情丰富、敏感、多虑，苦恼长期无从排遣，不知不觉陷入到抑郁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商人、成名文艺工作者、三资企业高级职员、机关公务员等出现在各种心理咨询门诊（《浙江科技报》2001年1月18日第4版）。
这是一个躁动的、人心不宁的年代。数不清的人们生活在“深重”的精神痛苦之中……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
早在1923年，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自我－本我－超我的学说。他认为，人的自我（人格）可分为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的原始生命本能，与生俱来的冲动，它的目标是冲破一切道德和规范的限制，不断追求实现本能的欲望；“自我”是人的现实自我意识，“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调节阀，协调二者的关系。“超我”代表外部社会规范和道德在人心中的内化，构成了行为的消极限制。“自我”对于“本我”、“超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衡量一个人心理健康与否的基本要素。只有消除了自我的三种焦虑，并在于三者之间建立了平衡与和谐，才能确保心理健康不出问题。按照这一理论，当代中国社会上述严重的心理健康有两种解释：解释一、当代中国人生理欲望太强，本我对超我构成了强大冲击；解释二、当代社会给人们施加了过多过大的道德规范和现实条件限制，即超我过于强大，本我长期处在受压抑的状态中。
这种解释表面看来是似乎有道理，其实有两个严重的局限：
首先，困扰中国人心理的许多欲望，如好面子、贪图虚荣、做人上人等等，主要与文化有关，而不是生理欲望。而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作为人的生命力本能，主要是指生理上的，早期以性本能为主，后来也包括饥、渴、死亡等。给我们带来精神痛苦和心理困境的欲望基本上都是由文化致生的，而不是来自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与文化无关的本我世界。另一方面，如何处理这些欲望，是尽力去满足它们、还是应该压制它们，才能重建个人心理世界的平衡与和谐呢？这个问题，涉及到这些欲望本身的性质，也是弗洛伊德所未回答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用《中庸》的“中和”思想来解释当代人的心理疾病，反而更有效。按照《中庸》的观点，现代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来源于他们失去了对本性或真实自我的把握。这里，人的本性或真实自我，即《中庸》和孟子所谓的“性”，绝不是弗洛伊德意义的“本我”。因为“性”不是本能的生理欲望，更不是性本能，而是通过修身、通过“致中和”才能把握到的生命本体或本源。只有体认到人的本性或真实自我是什么，并在现实生活中采取有益保存和发展其本性的行为，才能消除心理疾病。据此，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和心理疾病，不是由于欲望在现实中得不到充分满足所致，而由于欲望以及满足欲望的行为伤害到了人的本性和真实自我。《中庸》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
必须注意，不少人未认真读书，将“中庸”解释为不温不火的平庸之道，和没棱没角的滑头哲学，是完全失实的。因为“中”的本义是“不偏不倚”，即没有发生偏差；“庸”指常道，即道理、原理。在这里，“中”主要指人未与外界接触，情绪还没有发动起来、因而人性没有偏离正道的状态。根据古人的注解，“中”代表静——在虚静之中，人心无私无欲，人性真实本源，人能充分体验自己的真实本性。“和”代表动——人行动起来后，做到和谐、有条不紊，其中包括个人身心的和谐以及个人与外界的和谐。宋明理学家认为“中”代表生命的本然真实，即生命本体，他们经常通过静坐来“观未发之中”。“观未发之中”，就是找回生命的本体。但是人不可能永远静而不动，如果动时情绪不受控制，就会破坏自己的心境，打破身心的平衡与和谐，即“不和”，因此需要“发而皆中节”。“发而皆中节”，才能保证内心的平静，才能“守中”；有意识的保持内心的平静（即“守中”），才能调控自己的情绪，使之“趋和”。可见，“守中”与“趋和”是相辅相成的。“守中”、“趋和”，即《中庸》所谓的“致中和”。一方面，“中”是指内而言，“和”是指外而言；另一方面，“中”代表静，“和”代表动。动静相依，内外相成，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实际状态。把握好“中”、“和”，不仅会让我们保持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而且也符合天地运行的法则、万物生长的原理，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从这里我们发现，弗洛伊德的学说似乎假定了人的本能欲望与道德原则、社会规范是本质上不相融的，这一假定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我”置于与社会对立的位置。“本质上不同”，本身意味着对抗是永恒的，而协调一致是暂时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假定倒是符合了西方文化倾向于永不安于现状、偏好动态超越的习性。但是如果从这一理论来理解人性，显然过于简单了，难以用来解释前面所提到的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中庸》、《孟子》的人性概念与弗洛伊德的迥然不同。孟子也知道人性中有不少本能的成份，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内容是人与动物共享的，因而并不能反映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因此，人性主要并不是自然生理欲望的总和，而是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的东西。孟子认为，人在凭良心做事的时候，会体验到什么是自己的真实本性；只有那些让人体验自己的真实本性的行为，才能真正有益于身心健康。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弗洛伊德的人性论从事实判断的角度出发，发现人性与外在规范不同甚至对立。而孟子或中国的人性论由于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得出：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恰恰也是与道德原则、外在规范相一致的。即前面我们所说的，“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损”。从弗洛伊德的学说出发，人的内在本性与外在现实规范之间永远存在着对立和对抗，因而即使本我与超我之间建立了平衡关系，也只是暂时的甚至是勉强的。而孟子的人性学说则不同，它认为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恰恰也与宇宙、社会、万物整体和谐发展的理想是一致的。由此出发，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结论就出来了：不需要把那么多心思花在思考如何遵循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上，而是花在尽可能凭良心做人做事（即尽心）上。当然，孟子与弗洛伊德的人性论，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健康的人格需要个人内心世界与外在规范、内在人性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和谐与平衡。相比之下，孟子的人性论对于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求。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慎独”一词见于《中庸》、《大学》、《荀子》等多部先秦儒家著作。这个“独”字，按照朱熹的说法，指“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即每个人独有的个人内心世界，非他人所能知。“慎独”，顾名思义，就是要谨慎对待自己那个人所不知、己所独知的内心世界。《中庸》曰：
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中庸》从“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的角度来理解“慎独”，即高度警惕内心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为，尤其是当它们还在处在隐微幽暗之地、不为他人所知之时，就要及时加以制止，不可掉以轻心。也有人将“独”理解为不为众人所窥的场合，“慎独”即所谓“不愧于屋漏”、不在暗中做坏事。《大学》则从“诚于中、形于外”的角度理解“慎独”，即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要以内心的真诚为前提，从发心、起念到行为都主动要求自己出乎真诚。曾国藩在论及“慎”之义指出，“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现代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由于平时很少孤身独处、独自面对，或者说很少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作认真、细致地反省（即不能“守中”），对于心理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消除不及时，导致了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即不能“发而皆中节”（“趋和”）。既不能“趋和”，也无法“守中”，导致自我的长期迷失，以及身心的和谐平衡长期得不到恢复，才会出现心理健康上的各种问题。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心理上的问题需要对自己有异常清醒的认识，并在平时防微杜渐才能防患于未然；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心理世界的种种问题，非诉诸“慎独”的功夫不能解决。
很多人在众人看来较为成功的学子，不知道自己究竟该追求什么。他们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不错，得到了无尽的宠爱和赞赏，家长老师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切，只要好好听话就行了。所以多年来自己的一切，包括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将来找什么工作，要不要交朋友……都是父母、长辈、老师们替自己设计好了的，自己也已习惯过一种不加反省的生活。久而久之，当生活中出现矛盾，必须由自己作出抉择时，忽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面对。因为长期以来不去思考自己的真实需要，不去有意识地认识自己的“本我”，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是太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社会太功利，人人都被功利需要推着走，结果忘了人生的真实方向。当问题和矛盾日益增多后，心理健康就出问题了。遗憾的是，很多人对自己的心理问题都缺乏认识能力，更谈不上诊治了。
有关中国人精神心理疾病的研究指出，精神或心理疾病在中国还是个隐蔽的杀手。许多患者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羞于向人道破，也不愿意去看医生，导致心理疾病愈来愈严重，从小病发展到大病。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成为自己的心理分析师，自己给自己治病，“隐蔽杀手”的问题岂不是自然化解了吗？其实对于心理疾病，即使病人主动找医生看病，也必须依赖于病人的自觉，真正战胜疾病总是要靠自己。对于生命来说，再好的医生也不能代替自己。最了解我们的人永远是自己。因此，如果每个人都具备一点心理健康的知识，学会认识自己，战胜自己，岂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吗？
抛开一切客观因素不谈，从主观上来分析，现代人心理疾病的产生主要由于从不对自己的“心”进行调控，问题愈积愈多，就引起种种心理疾病。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修养学说包含大量心理分析内容，用现代术语讲，可以说修身的主要成效之一正是把人培养成为自己的心理医师，中国古代的儒学大师、道士以及禅师等等可以说都是当时最好的精神分析师。看看他们的作品或对话录，其中有大量对自我及他人心理的生动精彩分析，通过各种方式的点拨让人从心理障碍中走出来。古人之所以非常重视修身，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治心、努力消除自己的心理疾病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发明了很多方法，“慎独”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闲中不放过，忙中有受用；
静中不落空，动中有受用；
暗中不欺隐，明中有受用。
（《菜根谭》）
这段话说明古人如何重视内心世界的自觉和调整：有了闲暇时间不虚度光阴，而是静坐修身，忙起来时会体会到它的好处。这叫“闲中不放过，忙中有受用。”一个人安静下来时不无所事事，而是调整心态，遇事时将能更加从容自如。这叫“静中不落空，动中有受用。”当你有机会利用职务、权?、时机之便占人便宜，而不会被人发觉时，你会做吗？在无人知晓的幽暗角落，不顺手牵羊做坏事，这叫做“暗中不欺隐”。这样的人才能有高风亮节，故曰“暗中不欺隐，明中有受用。”
昧暗处见光明世界，此心即白日青天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非常忙碌的日子里，有时候，我忽然我意识到自己的心很躁，情绪不宁。有些日子，心中牵挂的事多了，一个人走在路上感到筋疲力尽，精神耗竭。有时候心里烦，借上网浏览贴子逃避现实，结果上网后总是下不来。在网上耗费的时间越多，心境越是不好。这时候，一旦我意识到这是心境不好的表现，必须用静坐来克服，就会打开定时小闹钟，认真地坐在靠椅上开始静坐。
有时候，当我闭上双眼，感觉自己的心很乱，思绪在不断翻腾。几分钟过去了，似乎一点收获都没有。于是我开始调整。我告诉自己：不能让这件事再扰乱我的心境，把它忘了吧。但是紧接着另一件事又浮上心头，占据着我的心灵，干扰我的心境。于是我告诫自己：静坐时必须忘记一切烦恼，要让自己的心进入到一个彻底脱离一切尘世干扰的状态。不一会儿，闹钟响了。我感觉这次静坐效果不够好，于是按下闹钟，继续新一轮静坐。这次静坐中，我憋足了劲，用全部精力来收敛精神，从头到尾把握一根弦：静心。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我感到心绪平静多了。闹钟再次响起，我感觉还不过瘾，于是又静坐了一轮。
多年来，我经常通过静坐的方式来达到平和自己的心境。必要时，会连续进行好几轮静坐。有时为了静心，我想像自己一个人在无边的旷地上，独自面对上苍，仿佛天地间只有我一人，我也彻底融入宇宙。这时，我的肉体和灵魂，我的一切的一切，都与无边的宇宙合而为一。我忽然发现，多日来困扰我的所有烦恼，顷刻间烟消云散，而平日的我似乎太渺小了；同时，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变得无比伟大，巍然挺立在宇宙间，仿佛人世间再可怕的力量，也不足以对我构成任何伤害。我发现，越是能最大限度地把生活烦恼遗忘，此心就越容易宁静。
静坐绝不能无所事事，而是一个痛苦的“向内用力”的过程。静坐的成效大小，取决于在静坐前的心理准备；也取决于静坐时从主观意念上对自己的克制；更取决于静坐时对自己的主观要求，有时要时刻把握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静心。闭上你的双眼，看看你的心是否安静、能否安静。静坐前的准备越充分，静坐时主观向内用力越强烈，成效也越大。静坐的成效远不限于静心。南宋学者李侗（1093一1163）等人曾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想必体会十分丰富。
一位学生这样描写自己的静坐体会：
记得有一次静坐刚开始，衣服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两下——我收到了信息。我在心里说：“等静坐完再看。”于是接下来的五分钟，我一直在与掏口袋的欲望斗争，心里反复猜是谁发来的，找我什么事。静坐的末阶段，我没有感到心灵的安定，反而无比沮丧，因为我发现自己的意志力微薄到克制如此简单的欲望都很困难。同时惊恐地发现自己有很多类似毛病：不管手机有没有反应，每隔半小时就忍不住拿出来看一下，有时如果没收到信息还会重览一遍收件箱和发件箱。每次开电脑都会登录的QQ和校内网，每次坐到书桌前就一定要听MP3。甚至站到自动取款机前都会恋恋不舍想把所有功能全试一遍，我对任何能让我暂时回避学习问题的东西都产生了依赖感。多么遗憾，那些本该拓展我视野的东西正在消耗我的时间，束缚我的生活和思想。
这样才有了我摆脱这些依赖性的小小计划。
也许对于我来说，静坐最大的作用就是促使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过错，来达到内心的纯净，即所谓“向内用力”。在静坐过程中，我所发现的问题既有类似这样的由实物带来的，也有非物质性的心灵的焦灼、浮躁、迷茫等等。克服外物造成的问题可以有具体的措施和目标，克服心浮气躁的问题却难制定具象化的衡量标准。静坐不但让我看清自我，对于后一类问题，它也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让心灵在冥想中归于宁静。安抚心灵不是教我们无欲无求，它只是教我们不要盲目地追求，不学舌，不跟风。就像江南水乡的青石板路，遇到脚步虚浮的行人就滑他一下，提醒他别忘了看看风景，回首一下来时的路，这样才可更加愉悦地前进。
毫无疑问，静坐时的向心用力是“慎独”的一种。
“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始知妄穷而真独露”（《菜根谭》），这是古代修炼者在某个瞬间的静坐体会。一个人白天可能没有时间面对自我，或者没有勇气面对自我，到了晚上，一个独自静从、独自面对时，可能会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当夜深人静、独自静坐的时候，生命中丑陋的东西，心理世界中羞于被他人知道的东西，统统涌现出来。想到自己终于能认识和直面自己的缺点，而不再千方百计遮掩，心中获得一丝安慰。但是进一步又发现，这些自己灵魂中丑陋的东西是多年积习养成，非一朝一夕可除，不能保证日后不再犯。这时不禁打了个寒噤。想到自己还有可能日后在别人面前遮掩自己，可能一错再错，想到自己怎么这么无能，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不禁惭愧难当。最终能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完全取决于“慎独”的功夫。
心可妄动乎哉，终日对越在天
程子曰：忠信所以进德也，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近思录》）
我们头顶青天，我们脚踏大地。在每一个欲望翻腾的时刻，我们能否不忘前人的教诲？在每一次命运的考验面前，我们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如果我们行得正、站得直，就会心中无愧。所谓“终日对越在天”，即说话做事时时刻想到自己面对着苍天；古人又云“举头三尺有神明”，你的心思、你的行为，瞒得过许多人，但瞒不过苍天。也许你的贪心会一时得逞，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惩罚。因此我们需要从内心深处时刻意识到头顶上的青天，不要指望你的所思所虑、所作所为能逃得过她的注视。曾国藩年轻时候立志修身，他给自己提到的最重要要求之一就是“无不可对人言之事”，认为这是培养做人正气的紧要之处，其含义与“终日对越在天”一样。
设想一下：假如有这样一个神，你在任何时候、任何一分一秒想的任何东西，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你根本无法隐瞒任何想法，你还有没有自信理直气壮地面对他？你还有没有勇气坦然、从容地行走于世间？如果你有这样的勇气，那你真不愧为七尺男儿、正人君子。按照古人的观点，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顶天立地的英雄，即“与天地参”（《中庸》）。
从这个角度讲，基督教的修身思想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基督教对基督徒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如何在上帝面前做人。让我们来看看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ureliusAugstinus，354-430)的有关言论。奥古斯丁是欧洲两位最杰出的基督教神学大师之一，在西方基督教思想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奥古斯丁没有创造体系，但是他心灵的感悟，像空谷足音一样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度，在无数的心田产生强烈共鸣，至今不绝如缕。
让我们一起来读几段奥古斯丁的话，看看他是如何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己的。他说：
我是谁？我是怎样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说过；即使不说，至少想过。
这种发自内心的自我批判，是多么的彻底！这种信仰的态度是何等真诚！奥古斯丁敢于把自己的灵魂解剖到这样一种程度，体现出他对自己的严厉要求。他又说：
主，请你促醒我们，呼唤我们，熏炙我们，提撕我们，融化我们，使我们心悦诚服，使我怀着炽热的心情向你追踪。
这既是对上帝的赞美，也是对他的满腔期待，期待主来帮他清洗心中的污垢，灵魂的渣滓。当然这样期待的前提是坚定地相信上帝存在，它同时假定：我内心深处每一个角落，肮脏也罢、见不得人的念头也罢，也许人世间没有人能知道，但是我永远别指望能够向万能的主隐瞒自己。我的所思所想、我的一切的一切，对于上帝来说都是一览无余的。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忏悔和修身都是以与上帝对话的方式进行，而对话的前提正是这样一种假定。
酷烈之祸，多起于玩忽之人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周易?乾》
栾黡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六卿之一，担任下军之将。当时晋国的军队分为上军、中军和下军，“三军”的将、佐（即正、副将领）称为“六卿”，是朝廷中地位最高的六位卿大夫。春秋时代是世袭社会，栾氏家族是晋国强宗大族之一，入春秋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晋国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僖公27年（前633年）以来栾氏一直位居晋国六卿之列。栾黡的父亲栾书生前是晋国的中军将（三军主帅），他性格较为张扬，得罪过不少人，其中包括晋国大族赵氏，但也对晋国的霸业有不小的贡献。栾书死后，栾黡自继位以来，根本没有认识到其父生前曾得罪过许多人，如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种关系，可能会给自己或自己的后代带来麻烦。相反，他自认本领比谁都强，谁也不放在眼里，在许多重大事件上公开与上级忤逆，让许多人厌恶他。
襄公10年（公元前563年），晋国作为中原盟主，率领齐、鲁、宋、卫、曹、莒、杞等列国大军三面包围了郑国。楚兵救郑，一场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当时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盟主地位，常以地处两国之间的郑国作为争夺对象。这时晋国的中军将是知武子（知罃），此人精明过人，计谋超群，他当时认为要真正征服郑国，不能单靠武力，必须服其心（后来他的谋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外，考虑到盟军的实际战斗力，他认为此时与楚军决战不是上策，要诸侯之师以退为进。但是栾黡不同意知武子之谋，作为晋国下军统帅，他公开声称：“退师，耻莫大焉。我将率下军独进。”知武子非常尴尬，幸好后来形势变化，战争没有发生。
襄公14年（公元前559年），为了报复秦国的袭击，晋国率领齐、鲁、郑、宋、卫、曹、莒、杞等十余国大军伐秦。秦人在河水上游放毒，许多列国士兵中毒身亡。加之列国军队步调不一，导致盟军在战场中陷入被动。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军将荀偃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对列国军队进行了总动员，下令列国大军于次日凌晨前集结完毕，“唯余马首是瞻”，向西面的秦军发起总攻。但是此时，下军统帅栾黡跳了出来，公开告诉列国诸侯：“列位，荀偃的马首不能代表晋国方向，我的马要往东面走！”于是他率领晋国三军中的一支，即下军，擅自回撤。荀偃一看大势不妙，只好命令列国军队全部撤回，以免被秦军包抄。晋人戏称这场这场战役为“迁延之役”，讥讽晋国军人太无能。
但是事有不巧，栾黡的弟弟栾鍼是一个有血气之勇的汉子。由于他无法忍受列国大军败北，自认无颜再面见国人。于是与范宣子之子士鞅约好，二人一起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一死为快。结果栾鍼死于敌阵，而士鞅中途逃回。栾黡气急败坏地对范宣子说：“你儿子唆使我弟弟去拼命，结果害死了我弟弟，他自己却逃了回来。你若不把他撵走，我非杀他不可！”这样，士鞅逃到了秦国，不久又被秦人放回。这件事为栾、范两族之间的仇恨种下了祸根，士鞅在日后处处与栾黡之子栾盈为敌，视栾氏为眼中钉、肉中刺。
公元前552－550年（襄公21－23年）之间，即孔子出世的前一年至出世后的第二年之间，以范宣子为首的范氏家族，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规模空前的旨在彻底消灭栾氏的内战。这时范宣子（又称士匄）已是晋国的中军将，栾黡已死，继位的栾盈是下军佐。栾氏和范氏都是历经好几代人、长达一百多年的积累逐步形成的世家大族，在晋国政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范宣子为三军主帅，又得国君支持，加以事先设计周密，结果将以栾盈为首的栾氏家族被从上到下杀了个精光，几乎一个不留。从这场内乱中杀戮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以及对晋国内政影响之大等方面来说，这样的内乱在春秋各国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据史书记载，导致两大家族之间火并的直接原因是栾黡襄公14年（公元前559年）得罪过范氏；而间接原因则是栾氏家族数十年来，得罪了晋国上层的主要势力，包括赵氏、知氏、荀氏、范氏等晋国最重要的几个大族，致使当时晋国上层势力之间多年来形成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对栾氏家族相当不利。
“酷烈之祸，多起于玩忽之人”（《菜根谭》）。虽然栾氏之灭与范宣子父子心胸狭隘也有关，但如果不是栾氏事先得罪了那么多人，范宣子是无论如何不敢对栾氏下毒手的。从《左传》可以看出，栾黡并不是个很有城府的人，也不工于心计，他的主要缺陷是过于自负、从不顾及他人脸面、一再伤及他人自尊。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他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就在自己张牙舞爪地显示自己时，别人对他已恨之入骨；为了消灭栾氏，已经有人在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这些都栾黡完全忽视了的东西。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明代学者王永彬说得好：
为善之端无尽，
只讲一让字，
便人人可行；
立身之道何穷，
只得一敬字，
便事事皆整。
（《围炉夜话》）
为善途径虽多，其实也不复杂，“让”就是一个人人可行的原则；立身之道虽广，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懂得了一个“敬”字，自然事事安顿。这体现了儒家的“主敬”思想。所谓“主敬”，简言之就指对生命有一颗敬畏之心，包括对他人的生命常怀敬畏，对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其缺陷）常怀忧惧。试想：当有闲暇时间并安静下来时，你在内心深处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处置内心世界中种种复杂的念头？又是怎样安顿你那颗不安的灵魂的？这里没有任何高妙的法术和过人的技巧，只有一条：以虔敬之心待己待人，这就叫做“主敬”。
“主敬”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极重要方面。《论语》中“敬”字出现至少二十多次，孔子及其弟子主张“居处恭，执事敬”（《论语?子路》），“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论语?公冶长》），“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论语?雍也》），“貌思恭，事思敬”（《论语?季氏》），“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论语?颜渊》），“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祭思敬，丧思哀”（《论语?子张》），“敬事而信”（《论语?学而》），等等。这些岂止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认真执行的。《论语?乡党》详尽地记录了孔子从早到晚、在不同场合与人交接的恭敬之态，令人叹为观止。
“主敬”一词较早见于《礼记?少仪》，宋明以来广为人们引用，作为修身的重要范畴。“主”者，以某某为主、为根本的意思。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遗书》卷十八）。程颐把“敬”当作“持己之道”。这里“涵养”不是名词，指修养过程。“涵”字出自于“函”，在甲骨文中是箭匣之类的东西，今日汉语中“信函”一词仍保留了“函”的部分原始含义。“函”用在人身上的时候，加了一个三点水，是为了区别起见，有涵容、收摄、收敛、收拢等义。今天当我们说某个人没涵养时，“涵养”是名词。而在儒家学说史上，“涵”字本是作为动词使用，“涵养”指收敛己心，学会把自己的心收拢进来，不要让它因发散而迷失方向。所谓“涵养须用敬”，就是以虔敬之意收敛己心。
如何以虔敬之意来收敛己心？《周易?文言》说：
君子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
敬、义立而德不孤。
“直内”，按我的理解，可指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用正直的态度来校正。但是，“直”也可理解为“直面”，指对心中的阴暗面敢于正视，而不是逃避或遮掩。一个人心中对生命常怀敬畏，自然能直面自己的性格弱点，正视心灵深处的丑陋，而不会逃避或遮掩。每个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是承认自己的弱点和缺陷则往往很难。人格的扭曲、心理的疾病，正因为长期对自己性格方面的问题不能正视所致，因而需要“敬以直内”。“方外”指直截了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显然“义以方外”，即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地待人待事，反对圆滑世故、八面玲珑。如果能虔敬地直面灵魂的弱点和丑陋，就能胸怀坦荡、胸襟博大，“心底无私天地宽”。“义以方外”与“敬以直内”相辅相成，后者可看成前者的产物。“敬义立而德不孤”，“敬”指“敬以直内”，“义”指“义以方外”。“敬义立”，就是能够做到“敬以直内”和“义以方外”。“德不孤”，品德和言行得到他人的共鸣，不会感到孤单。王永彬说，“静能延寿，敬则日强”（《围炉夜话》），如果能把握好这两个方面，使之相辅相成，定能受益无穷。
倚高才而玩世，背后须防射影之虫
倚高才而玩世，
背后须防射影之虫；
饰厚貌以欺人，
面前恐有照胆之镜。
（《菜根谭》）
“玩世”，我们有时候也说“玩世不恭”，这里指待人待世刚愎自用，不把别人当回事。你也许觉得自己不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其实不然。因为这里的“玩”字，含义比较丰富，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关系。有时候我们说，“我跟你不是闹着玩的”，“你别拿我讲的话当玩笑”，“那小子谈恋爱不老实，把她给玩弄后抛弃了”，“好哇，你敢跟老子玩！”……。“玩”的概念在生活中有这样一些含义：做事不负责任，待人缺乏诚意，刻意利用、玩弄他人……。“射影之虫”，原是一种能喷射毒气的动物，夏天的傍晚，它有时匍匐在草丛里，趁行人不注意，出其不意地向其喷射毒雾，杀伤力很大。不仅自然界中有射影之虫，人间世界也有。有时候我们自以为了不起，一时欺骗、蒙混、玩弄他人而得手，于是更加自得，认为世上无人能成为自己的对手。但是我们忘了，也许恰恰是自大、自得导致我们成了别人的靶子还不知道，也许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生活中的“射影之虫”到处存在啊。
“饰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胆之镜”，说的是同样的道理。有些人自以为是，为人处世老爱耍小聪明，多次得计之后，总以为自己最聪明，自己的阴谋不会有人知晓。其实，别以为人家真的不知道，也许你的心腹肝胆早已被人看穿，说不定什么时候你所有的恶劣行径都会被人揭穿，你心里真的不畏惧吗？做人要意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比自己更聪明的人多得是。多年来，你在背后说了人家多少坏话，做了多少伤害他人的事，别以为人家不说出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以为仅仅靠一张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就能蒙人，让人家信以为真，那只是暂时的。生活需要靠实际本领，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那种不干实事、专爱跟领导打小报告、完全靠耍嘴皮子、到处煽风点火之人，活得何其龌龊、猥琐！所以这段话虽然含义简单，但是对我们做人有一定的警戒作用。即使你现在没有玩的心态，记住它也未必无益。
步步占先者，
必有人挤之；
事事争胜者，
必有人挫之。
（《格言联璧》）
有的人做人做事喜欢逞强好胜，喜欢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当生活中有人可能超过他时，他心中无法忍受，甚至不惜使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来压制他人。有的人欺人太甚，就是因为做人太贪婪，私心太重。有的人做事总是好占便宜，什么好处都要占，什么机会都要归自己才行，而一到需要实实在在做事的时候，他总是有各种理由和借口躲得远远的。这种人，可能得便宜于一时，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遇到真正的对头，那时可就要吃尽苦头了。
恃力者，
忽逢真敌手。
恃势者，
忽逢大对头。
人所料不及也。
（《围炉夜话》）
每个人都自己的特长，或过人之处。但是人们有时容易因为自己的一点长处，而以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你可能在某方面超过了别人，但是并不等于你在所有方面都超过别人。人总是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来衡量别人，容易犯一些低级错误，过高地估计自己。有些人因为有些力气或功夫，唯恐别人不知道，动不动爱以武力来压人。这种人，说不定什么时候遇到比自己功夫更高的对手，被打得再也不敢到处逞能。有些人有权有势，动不动仗势欺人，说不定什么时候遇到了比自己更有权势的对手，被人家整得死去活来，再也不敢耍威风。“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楼梦》中的这句话我们人人都熟悉，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总之，上面这几段话都是提醒我们做人要谨慎，不要太张扬，不要嚣张。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说“这小人太狂了”，“某某人做人太张扬了”，“我奉劝你今后做人不要太‘颠’”，“你以为你是谁呀？”，“某某人太不像话了”……。我们会用“猖狂”、“嚣张”、“狂”、“颠”、“张扬”等词来形容一些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惯他们的一些行为，他们太自以为是，太不懂得尊重别人，做得太过份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得意忘形、盛气凌人甚至恃强凌弱的时候，尤其当我们志得意满、有所成就、备受他人恭敬和亲睐的时候，难免就会张扬一些。有时候在别人看来你已经“狂”得不得了了，而你却觉得很正常，仿佛书上说别人狂妄自大的话都跟你绝缘。在这种情况下，以上面的话为戒，正是“主敬”的应有之义。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生生之谓易
据报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年有近30万人自杀身亡，有200万人自杀未遂，150万人因家人或朋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因父亲或者母亲自杀而变成单亲家庭（参《北京科技报》2004年9月15日）。造成自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抑郁症患者85%以上有自杀倾向，自杀成功率高达10%～15%。那些因抑郁症而自杀的人包括名牌高校的学子，现代社会的精英，和许多生活、工作压力大的人，等等。
今天，抑郁症确实已经在我们身边蔓延开来。有人甚至认为抑郁症已成为在现代社会的压力和巨变中行走、追求生活之生灵的噩梦。也许你稍微了解一下就会发现，或许就在你身边，就有亲友处于这种心病的折磨之下，其精神和身体经受着炼狱一样的痛苦。那是一种对生命失去了热爱，对亲人丧失了爱心，不再有期待、不再有激情的万念俱灰的感觉。患者的眼中，游离着暗灰色的、死亡的色彩……
面对抑郁症的蔓延和自杀率的上升，我们不禁要问：
我们有权力自杀吗？
我们有权力虐待自己的生命吗？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虽然无权虐待他人的生命，但是至少有权力虐待自己，包括让自己处在长期自我折磨的精神压抑之中，或者选择自杀。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就像我们有权力随便处置手中的财物一样处置自己的生命，有权力选择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包括选择自杀。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古往今来不同人们、不同文化传统对同一问题的回答。
按照儒家思想，我们永远都没有权力虐待自己的生命，理由很简单：我们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而且也是属于这个世界整体。古人认为，人是天地间的一分子，每个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小宇宙——都是与天地这个大宇宙息息相通的，古人称之为“天人感应”。因而每个人活在世上最神圣的任务之一就是认识大宇宙的道理，大宇宙的道理就是“天道”（亦称“天地之道”），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天道”。以《周易》为代表的宇宙观认为，天地之道在于“生生”。《周易》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指《易经》之理）。所谓“生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生命的健康发育和生长，“生生”是一种对生命高度敬重的精神。与此同时，《周易》还提出“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即宇宙万物各得其所、和谐共生，这与《中庸》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精神相一致。
除此之外，古人又认为，人是万物之中“得其秀而最灵”者，因此他能懂得遵循天道，而不像动物那样盲目无知。为了遵循天道，就得充分发挥人之为人的生命潜能，即“尽其性”（《中庸》）；只有“尽其性”，人才成为真正的人，这叫做“与天地参”。如果“尽其性”可指让生命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那么“与天地参”，是指人与天地并列而为三（叁），这是人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可与天地并列的标志。从这个角度说，自杀、患抑郁症等等虐待生命的行为，是不符合宇宙万物发育、成长的“生生之道”的。因为这类行为把人性中能够“与天地参”的禀赋压抑了，是对生命的矮化和不敬。从儒学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痛苦指数”高，就违反了“生生之道”，与“天道”相对立。
其实，受基督教影响深刻的西方文化传统也强烈反对一切由于自身软弱而虐待自己生命的行为，尤其反对自杀。按照基督教的观念，人是上帝的杰作，但是上帝创造人并不是盲无目的的，而是先天地赋予了人的生命以目的和意义。人的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忏悔和赎罪来超越尘世和肉身，回归于上帝之城。因此，人没有权力在没有完成这一神圣使命之前就采取自杀的方式自行了断，提前结束尘世生活。在西方思想史上，包括奥古斯丁(AureliusAugstinus，354-430)、休谟（DavidHume，1711-1776）、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杜尔凯姆（EmileDurkheim，1858-1917）等等都写了专门论述自杀的作品，他们基本上都明确反对自杀，或论证为什么自杀是不道德的。其中有些学者虽然抨击了教会对自杀者的态度，但却同样论证了自杀不应该。比如叔本华认为基督教把自杀等同于犯罪完全是教会的教条思想，但是他同时认为“自杀阻止了最高道德目的的实现”，所以也明确反对自杀。因此，西方人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也认为人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自己，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不可逃避的神圣使命需要完成，而不能在没有完成它之前提早结束生命。至于生命中的痛苦和不幸，基督教传统则倾向于认为人活着的目的之一在于积极地体验痛苦，确认自己的原罪，进而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不能正确面对痛苦和不幸?而是消极被动地自我虐待（比如患抑郁症）或自杀，也是应该从道德上谴责的。当然，笼统反对自杀或自我虐待，也未必恰当。比如像王国维、梁巨川、陈三立等人的自杀，琅琊山五壮士的自杀，特工被俘前的自杀……这些自杀行为，人们非但不一定谴责，甚至看成是英雄气慨加以讴歌赞美。
言行，君子之枢机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周易?系辞》
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谈到自己参加一个酒会，酒会上一位有一定资历的中年总编“大人”侃侃而谈，五分钟、十分钟、半小时……长时间一个人独白，内容都是一些值得炫耀的个人经历，却意识不到在场的多数人早已经感到厌倦，只是碍于情面不便打断而已。最后作者用言语“修理”了总编一顿。这使我想到，人生到了一定年龄，做了别人的或师或长，成为一些聚会场合的“重要人物”，这时言行尤其容易出差错。至少你在一些人心目中相对位置高一些，有一些别人没有过的经历，这些都很容易成为你吸引眼球的“资本”。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你的优势往往导致这样的情景：有时别人并不喜欢你或者你的话，但是出于面子的缘故，只好长时间忍受你“扯淡”。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你的反感可能也特别强烈。
所以我感到人到了一定年龄，“谨言”更加重要。说话不注意，或者你让人感到洋洋自得，或不尊重他人时间，或无法赢得他人的兴趣或理解，或者让人觉得你“好为人师”等，都可能引起别人反感，弄不好会像总编大人那样被“修理”；即使没有人“修理”你，至少自己也应该识趣一点，不要讨人嫌。我自己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无疑也曾多次当面或背后被个别学生骂或诟病。尽管他们对老师的批评，有些是出于年少气盛，不理解老师的处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话就没有三分理。至少做老师的我，有时还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的话已经引起别人反感了，即使你的动机再好，再讲下去还有意义吗？干吗不及时调整一下说话的方式呢？类似那位总编大人的说话方式，我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也时常提醒自己，尽量不要犯同样的毛病。
也许你会说，这样说来，似乎我们周围到处都陷阱，连说话也这么小心，岂不是活得太累了吗？其实，过份地小心谨慎，是不切实际的。与其一再提醒自己不乱说话，不如好好反省一下病根子在哪里。比如，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对自我形象的认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在公众场合中的外在表现，尤其影响他与别人交接、说话的方式。应该承认，人总是倾向于寻找一些让自我感觉能够良好的“证据”的。在寻常的日月光景里，我们比较容易因为自己在工作或生活方面的某些特殊“成就”，而自我感觉良好起来。每个人在自己的心目中，都对他（她）自己有一个基本认知。有的人认为自己是同行中最有成就的，有的人认为自己是同学中最成功的，有的人认为自己是本单位最特别的……这一类“自我形象”，乃是个人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认知。到了公众场合，这些自我认知容易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成为其待人接物的依据。其中一个常见现象就是，自我认知过于良好，自然意识不到他人的反感，也就是说，意识不到自己在公众或他人面前的形象可能不好。
《周易?系辞》曰：
言行，
君子之枢机。
枢机之发，
荣辱之主也。
所谓“枢机”：“枢”，户枢，负责门的开闭；“机”，弓弩上负责发箭的机关；以“枢机”说“言行”，意指言行为君子立身、行事最紧要的步骤。一个人一生的荣辱、成败，取决于其平时的言行，故曰“荣辱之主也”。我们从下面要讲的一些故事中，也可以发现言行与个人荣辱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对身边每一个人的印象，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由我们的言行造成的。因此，言行确实关乎个人荣辱甚深。
括囊，无咎无誉
子公和子家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灵公手下两位大臣。他们都是先君的儿子，郑灵公的庶兄弟。
有一天，子家去见子公，只见子公摇动着食指，神秘兮兮地对他说：
“下次我如此，你就有好东西吃了。”
次日上朝，郑灵公当众宣布：楚人送来了一头鼋（时人视为高级珍稀美味），为慰劳群臣，他打算跟大家分享……话音未落，子公再次诡秘地向子家摇动起食指来，子家当场“扑哧”一声，两人相视而笑。灵公莫名其妙，事后问子家，子家据实以告。
等到郑灵公邀群臣吃鼋的那天，灵公吩咐分给每人一份，唯独不给子公。子公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走到盛鼋的鼎边，硬是用手指伸进去尝了一口，尝完拔腿就走。郑灵公大怒，扬言要杀他。
子公与子家一起商量对策，子公认为郑灵公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他劝子家趁早动手，因为子家执掌兵权。
子家说：“就是家里的牛老了，也不敢随便杀啊。更何况国君呢？”
子公见子家犹豫不决，就反诬说就一切都是子家惹出来的祸，将来出了事子家逃不了干系，他必须承担全部后果。子家一下子没了主意，在子公的怂恿下杀了郑灵公。
由于子公并未直接参预弑君，史书记载都只说子家弑君。郑人也认为是子家杀了国君，对他痛恨有加。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子家卒，郑人将子家开棺暴尸，并将他全家老小一起逐出郑国。从此子家一族永远消失在政坛。这件事见于《左传》、《史记》等书。
子家本无弑君之心，郑灵公也并未表示要杀他，但他却被人言语所动，一时糊涂、没有主见，不仅背负了全部骂名，连子孙后代都遭了殃。而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则是言语失当。在即位新君面前，倚老卖老，言行放肆，不当一也；国君问话，本当立即认错，诚恳道歉，而非推卸责任，归咎兄弟，不当二也；子公相问，当以理服之，使其收回恶念，而竟毫无原则，受人挟持，不当三也；胸无主见，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他人之所快，不当四也。可见言行不当，有时会引火烧身。至于郑灵公本人之死，显然也与他言行不当有关。他过于在意别人在言语上对自己的尊重，不能开诚布公地与下属相待，心胸狭隘、斤斤计较，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灾祸不幸发生在他身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祸从口出”、“守口如瓶”、“言多必失”、“听其言，观其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说法，这些想必都是前人从无数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用来说明谨言慎行的极端重要性。毕竟一个人说话时，人前人后，讨厌与喜欢，赞赏与批评，都容易口耳相传。是与非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辨。同一句话，不同的人理解起来，往往得出有不同的结论。有时候自己一个不经意的牢骚传到别人耳朵里，在对方大脑的加工下，再传到别人耳里，表述出来的意思与你的真实意思可能相差千里。
《围炉夜话》中有一段话说得精辟：
神传於目，
而目则有胞，
闭之可以养神也；
祸出於口，
而口则有唇，
阖之可以防祸也。
闭目可以养神，闭口可以防祸。“闭起来”功效如此之大，有时我们偏要“张开”……
《周易》把人口比作袋口，说有时要像封住袋子一样封住自己的口，不要说一句话；只有一言不发，才不会伤害到自己，虽然缄默势必得不到赞美：“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周易?坤》
君子洗心，退藏于密
真机、真味要含蓄，休点破
无言是一种力量，含蓄也是一种力量。明人吕坤云：
真机、真味要含蓄，休点破。其妙无穷，不可言喻，所以圣人无言。一犯口颊，穷年说不尽，又离披浇漓，无一些咀嚼处矣。（《呻吟语》）
有些人不懂得含蓄，不善于运用语言的力量。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说到后来，添油加醋、望风捕影，乃至摇唇鼓舌、惹事生非，全无深意矣。
人们之所以有时说话啰嗦，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话的份量。孔子曾告诫说，其实，一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在这个世界引起反应，要么是好的反应，要么是坏的反应。即使是深居简出，如果你的话深邃、智慧，在千里之外都会得到响应，更何况那些近在身边的人。反之，如果没有道理，即使是千里之外的人也可能批评你，更何况你身边的人？一个人所说的话，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人；一个人所做的事，往往波及他方。个人永远是宇宙的一部分，并深刻地依赖于整个宇宙的律动。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周易?系辞》），岂能不慎？孔子又说“一言可以丧邦”、“一言可以兴邦”（《论语?子路》），同样是告诫人们不要随便言语。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大教育家之一，一生培育了大批弟子，他的学说后来主导中国学术潮流七、八百年。一次一个名叫胡季随的人来向朱熹求学，朱熹让他回去读《孟子》。几天后季随见朱熹，朱熹问他对《孟子》中的一句话如何理解，季随据实作答。朱熹认为季随理解有误，批评季随鲁莽，不用心思考，让他回去继续想，直到想明白为止。季随回去后左思右想，不得门径，苦不堪言，竟至于病倒。直到这时，朱熹才告诉他孟子那句话的真谛。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提及此事时说：
古之人，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黄宗羲的意思是，朱熹之所以不轻易道破，是因为只有自己领悟出来的东西，才会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轻易道破，听者反可能会视为儿戏。
《礼记?曲礼》上说：
凡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这话是说。身为大臣的，跟国君说话时，不一定要说得太直白，最好是点到为止。如果君王不能领悟，说明他的理解力差，或者他与你思路不一致，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再干下去呢？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巧言令色，鲜矣仁
太子申生是晋献公之子，为人厚道，没有野心，晋国大夫多与之亲近。但晋献公后从骊戎国娶来骊姬后，宠爱不已。骊姬想立己子为君，一再给献公吹风。献公受其影响，想把申生废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于是在骊姬的导演下，一场又一场针对太子的阴谋出笼了。先是骊姬说服献公，让太子驻守曲沃（当时晋国除国都之外最大的都城），为将来加害于他提供借口。接着又让太子担任“下军将”之职，命其带兵攻打非常强大的东山皋落氏，明知不可行，硬要他把敌人消灭干净。申生感到不妙，问手下人：
“我是不是快要被废了？”
手下人有的劝申生战死，有的劝其逃走，后因狐突之谋躲过一劫。
骊姬跟太子说：“昨晚你父亲梦到你生母了，你快去祭祭她吧！”太子祭毕，将祭品呈献于国君。骊姬趁献公田猎在外，在祭品中下了剧毒。晋献公回家后看到祭品，骊姬要他试了再用。结果，用祭品洒地，地面开裂；拿来喂狗，狗倒地而死；喂小臣，小臣当场毙命。骊姬呼天抢地，哭道：“太子真是太狠心了；为了早日即位，多等一天都不愿意；连生父都敢下毒手，将来我们母子可怎么活啊”，云云。晋献公恼羞成怒，杀了申生老师杜原款，申生逃到了新城。
晋人都知道这事是骊姬的阴谋，有人跟太子说：
“既然不是你干的，何不找你父辩解呢？”
申生说：“君父没有骊姬，吃不香，睡不稳。他这么大岁数了，我怎么忍心让他不开心呢？”
“那你为何不逃走呢？”
申生说：“他最忌讳让外人看笑话。再者，我若逃走，他更加认为是我干的，我不愿让他这么看我。”
僖公4年（公元前656年）十二月戊申，太子申生缢于新城。。
僖公9年（公元前651年）九月甲子，晋献公卒。晋人连弑二君，骊姬的两个儿子皆死于非命，此后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内乱一直延续到僖公24年（公元前636年）晋文公重耳归国执政后才真正平息。
象骊姬这样工计进谗、害人终害己的人，在历史上和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乾隆手下的和绅、《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属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多见，类似的现象还是不少的。所以孔子一生教育学生言行要敦厚踏实，多做事、少说话，尤其反对巧言令色，“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他曾说，人品憨厚、实在的人不喜欢专做表面文章，所以往往拙于言辞（“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而那些能言善辩、花言巧语之徒，往往人品不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有些人为讨好权贵，昧着良心说话，与世俗同流合污，最为可恨（“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有些人没有主见，喜欢道听途说，实不可取（“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有些人表面上一本正经，肚子里空空如也，与小人也没啥区别（“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论语?阳货》）。
孔子又说：
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论语?颜渊》）
所谓“浸润之谮”，就是利用长时间与某人的亲近关系，有计划、有预谋地去影响对方（如骊姬之影响晋献公、和绅之影响乾隆），一点一滴地把自己的动机渗透到另一个人心中，以便达到对自己有利的效果。这是指有的人心机过人，深知直截了当地说话别人接受不了，采取迂回的办法慢慢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肤受之诉”，告诉别人自己的切肤之痛，极尽夸大之能事，把自己说得很惨很惨，以便赢得他人同情，或让人站到自己一边。有些人，为了讨好当权者，用心了心思，使尽了伎俩。所以孔子说，做人要有智慧，要能够洞察小人，不受其误导，可谓“明”矣。《中庸》中说舜有“大知”，理由之一是说他“好察迩言”，这说明舜能洞察身边人说话的目的和意图，不受谗言的影响。《孟子》认为人有什么样的用心，自然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因此，知其心自然能知其言（《孟子?公孙丑》）。清人金胜兰所编《格言联璧》上的如下几句尤值得玩味：
轻信轻发，
听言之大戒也。
愈激愈厉，
责善之大戒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1)
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
有一次孔子跟学生说：“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子贡一听急了：“老师，你不说话，我们还能说什么呀？”孔子就说：“你看看‘天’吧！你什么时候听见‘天’说过一句话？‘天’从不说话，但却我们看到了四时有规律地交替、万物有生机地生长。如此伟大的事业，不都是在不声不响之中完成的吗？”（《论语?阳货》）人生的价值取决于内在沉淀，事业的成就依赖于做人功夫；修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天长日久的积累；沉不下心来，整日在口舌上做文章，终究无益。
有的人喜欢张扬，唯恐他人不知。做人越是张扬、显耀，越不会长久，这叫做“的然而日亡”。有的人从不张扬，默默无闻地做事，脚踏实地地做人，虽然不为人知，但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实力，最终赢得了社会的认可、他人的欣赏，这就叫“闇然而日章”。《大学》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世风之狡诈多端，
到底忠厚人颠扑不破；
末俗以繁华相向，
终觉冷淡处趣味弥长。
（《围炉夜话》）
别看世道陵夷、人心狡诈，最终成功的还是忠厚之人；莫叹风俗败坏，人们夸富竞奢、争相炫耀，回头想想还是清贫淡泊的时光趣味深长。
趋炎虽暖，
暖后更觉寒威；
食蔗能甘，
甘余便生苦趣。
何似养志于清修
而炎凉不涉，
栖心于淡泊
而甘苦俱忘，
其自得为更多也。
（《菜根谭》）
趋炎附势，虽得到了一时好处，但说了那么多假话，做了那么多违心事，事后想想，难道心中不觉凄凉？不如立志于在清贫中发展、在淡泊中追求，这样反而会少一份世态炎凉的感叹，多一份人生意义的体验。
使人有面前之誉，
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毁；
使人有乍交之欢，
不如使其无久处之厌。
（《小窗幽记》）
与其让人在表面上说你好，不如不让人在背后说你坏。与其追求相处一时的欢欣，不如追求相处长久的意境。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有时候，你的“光荣与伟大”会让人受不了。如果不是出自对他人的真诚和爱，有些话可以不说，以免制造不必要的嫉妒和不满。很多人同学或朋友聚会时，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恩怨和矛盾，因为他把聚会当成了炫耀个人自我的机会。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
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
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
（《呻吟语》）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2)
这段话中把人的素质（即“资质”）分为三等，第一等他称为“深沉厚重”，第二等他称为“磊落豪雄”，第三等他称为“聪明才辩”。让我们先从第三等资质——聪明才辩说起。所谓聪明才辩，就是头脑精明，会算计个人的利害得失，能小心地规避于己不利的因素，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善于用花言巧语赢得上级的欢心，或击败自己的对手。今天的人们，最喜欢看的就是教人如何奸巧、智谋的书，实际上就是在学如何聪明才辩的“智慧”，有人甚至称其为“狼的智慧”而大加宣扬；当他们私下交谈时，也多半在炫耀自己的各种小聪明，各种成功的小伎俩。这些人津津乐道的东西，说穿了就是吕坤所讲的四个字——聪明才辩。在一个信仰失落的时代，聪明才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我们从小就在学习各种对付别人的技巧和法术。比如，谈恋爱的时候想着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博取对方的欢心，谈恋爱成功后喜欢在同学同事面前炫耀恋爱的成就；找工作时，想到的只是如何掩饰自己的弱项，博取他人的信任。如果事业有所成就，自认为高人一等，就喜欢在亲友们面前展现自己如何的不同凡响。做学生的在一起交流如何对付老师，做老师的想着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蒙学生。做下属时想着如何应付领导，做领导时想着如何对付下属。做生意时只想着千方百计骗取客户的信任，做客户时绞尽脑汁逼生意人让步，哪怕对方多让一点也无比高兴。亲朋好友聚会时，常常会交流各自的“成功经验”，其实不过是一些骗取他人信任的手腕。
吕坤显然是非常瞧不起聪明才辩的。他认为“磊落豪雄”和“深沉厚重”都比“聪明才辩”好。所谓磊落豪雄，可理解为侠肝义胆、一诺千金，为兄弟朋友的事可以两肋插刀、奋不顾身，为了道义的事业赴汤蹈火、大义凛然。这种人胸襟坦荡，不贪一时一事之利，不计当下得失，言必行、行必果，所以磊落。这样的人让人崇敬，但是仍然比不上“深沉厚重”。所谓深沉厚重，可指那些有雄图大略的人，对人生有高屋建瓴的把握，对他人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对自己的性格修养有严格的要求和深厚的积累。深沉厚重比磊落豪雄更能做成大事。磊落豪雄虽然可敬，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关羽、张飞可以说是磊落豪雄的典型，而相比之下诸葛亮也许可算得上是“深沉厚重”了。诸葛亮形容关羽和张飞是万人敌。但是，治国安邦、经伦天下不是“万人敌”所能承担的。诸葛亮不会舞刀弄棒，但是治国安邦、经伦天下的韬略使他能成为十万人敌、百万人敌、甚至千万人敌。这靠的不是聪明才辩，也不是磊落豪雄，而是深沉厚重。今天的中国人，当然也都希望自己轰轰烈烈过一辈子，做个不平常的人，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沉浸于“聪明才辩”。
安详是处事第一法，
谦退是保身第一法，
涵容是处人第一法，
洒脱是养心第一法。
（《小窗幽记》）
这段话虽未提到谨言，却体现了谨言的必要。韬光养晦，以屈求伸，何必费那么多口舌。汉人爱玉，常以玉喻君子，因为玉放得时间越久，越有魅力。
古人常常讲做人要大气，要有格局，所谓气象要高迈。一个人的人格局量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决定了他一生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聪明才辩可以在一些小的事情上，或短期项目上，获得成功，但是终究成不了大事。最可笑的是，有很多人明明只是个聪明才辩之徒，却自认为自己具有非凡的才能，常让人感觉不可一世。
网络时代，玩的就是心跳(1)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人品之不高，总为一利字看不破
太子蒯聩是春秋时代卫灵公的儿子，他看不惯灵公夫人南子淫乱，欲杀南子未成，逃到了晋国，投靠在赵简子门下。灵公死后，卫人立蒯聩之子辄为君，史称卫出公。蒯聩出逃后一直觊觎着君位，欲依仗大国势力归国继位。此时晋、卫交恶已久，晋人也有意扶持蒯聩为卫君，改变两国关系。但几次派兵护送，均未成功。就这样过了十三年。
卫国权臣孔悝的生母是蒯聩的亲姐姐，史称孔姬。孔姬丈夫去逝后与家臣浑良夫私通，浑良夫长相俊美，且善武功。孔姬命良夫探望蒯聩，蒯聩私下告诉他：
“你若能让我入国为君，我提拔你为大夫，免你三条死罪。”
于是浑良夫与孔姬合谋，让蒯聩扮作妇人混进孔悝之宅。在孔姬带领下，浑良夫等人将孔悝逼到墙角，强迫孔悝歃血为盟，立蒯聩为君。于是孔悝逐出公，立庄公（即蒯聩）。孔子弟子子路当时是孔悝家臣，就死于这场事变。
卫庄公蒯聩即位后，想把服侍过卫出公的旧臣统统赶走，他跟其中一人说：
“我在外流亡了十余年，你就不能体验一下吗？”
就这样，他很快赶走了三、四个旧臣。
庄公对孔悝既竭力拉拢，又充满猜忌，结果他的一个臣下与孔悝发生了冲突，被孔悝手下所杀。孔悝事后因担心出事，逃到了宋国。
庄公即位后，赵简子派人来说：“您在晋国期间，是我一直在国君面前力保您。现在您或您太子若不过来一趟，我怕在国君面前不好交待。”庄公以政局不稳为由，拒绝了赵氏。
庄公问浑良夫：“我身为卫国国君，却不拥有先君宝器。如何是好？”
浑浪夫说：“辄（卫出公）本是你儿，不如将其招回，跟太子疾一比，将来谁有才就让谁继位。辄若不才，宝器亦可得。”太子疾是庄公归国后立的太子。
太子疾闻言大怒，他带领五位勇士劫持了卫庄公，强迫庄公答应不招卫出公辄回国，并将浑良夫杀了。庄公说：
“那不行！我答应过免其三条死罪。”
太子疾道：“那等我找出三条死罪来杀他如何？”
庄公说：“那好啊！”
不久，卫庄公新造幄幕，邀名士共饮。太子建议请浑良夫。良夫身穿紫衣（有犯上之嫌），吃饭时未释剑，且袒露里服。太子令人将其牵出，数其三罪后当场干掉。
一日，庄公夜梦一人，披头散发，面目狰狞，从对面丘墟上空缓缓升起，向着庄公哀叫声声：
登此丘墟，
绵绵之瓜（gū）；
余为浑良夫，
叫天无辜！
庄公大恐，感到大祸快要临头了。
网络时代，玩的就是心跳(2)
鲁哀公17年6月，晋大夫赵简子率大军伐卫。冬十月，晋人复伐卫。卫人抵挡不过，将庄公赶跑，另立了国君。晋军走后，庄公返国，重夺宝座。此时，一些曾遭庄公排挤的旧臣联合起来反对庄公，包围了他的寝宫。庄公躲在宫内，紧闭大门向外求情，外面不答应，只好与太子疾等人逾墙而走，翻墙时摔碎了股骨。就这样庄公一直逃到了戎州这个地方，两个儿子被当地人所杀。
慌乱中庄公闯入戎州己氏家里，拿出一块璧，对己氏说：
“救我，璧就是你的。”
己氏说：“杀了你，璧不也是我的吗？”
于是己氏杀庄公而夺其璧。
从前有一次，庄公登城，看见戎州人聚族而居，问身边人：
“这里是哪个部族？”
身边人答：“戎州人。”
庄公道：“我是姬姓，要戎氏干什么？”
于是下令把戎州毁了，从此戎州人对庄公恨之入骨。
又有一次，庄公在城上望见戎州己氏之妻，见其头发秀美，下令剃下来给夫人做假发。这才是己氏杀他的主要原因。
综观卫庄公一生，可知死于何故。做太子时欲杀南子不成，被迫逃亡，或可理解。卫人不计前嫌，立其子为君，理应知足。奈何借大国之力，与子争位，禽兽不如？从庄公与孔悝、浑浪夫、赵简子关系可知，他对于别人的恩情，毫无感激之意和报答之诚，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权位。有其父必有其子，太子疾、出公辄与他几乎一样，寸利必争，寸步不让，骨肉相残，至死也不明白做人的基本道理。就这样，庄公的敌人越树越多，最后不是死于自己的政敌，而是死于戎州人之手，可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如果庄公能拿出一点诚意来待人，政敌就不可能有那么多，至少赵简子、己氏这两位对其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不会成为他的死敌，更不会欲置之死地。以赵氏而言，当时晋国霸业衰退，齐、郑、卫联合与晋作对，他希望通过卫庄公即位来扭转国际局势；庄公在晋国流亡十余年，其间赵氏想必也在晋侯面前替他担保过，大抵不外是此人忠厚实在、将来必定对晋国有利之类。庄公即位后，本应主动前往晋国拜会，满怀真诚，送上厚礼，上下打点，言语温存，多表感激，一示有情有义，二结大国之好，以为后援。庄公不去，赵氏主动来请，甚至表示让太子疾去一趟也可，言辞当属恳切，态度当属真诚。然而，在庄公心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十多年庇护之恩，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从利益上衡量，他也许认为晋国实力已衰，我还有齐国、郑国等盟友呢，再说赵氏曾几次护送他未成。真是典型的见利忘义。
再看己氏。如果说翦灭戎州是一时冲动、轻率所犯的错误，那么令己氏之妻剃发，则是不顾他人尊严，以势压人了。如果他是贤君，自然不可能有此等与民争利的欲望。即使有此欲望，只要稍微变换一下方式，不仅会得到所要之物，且可令己氏终身感激。他应先征求对方意见，以礼相待，以诚相请，重金相谢。这样做非但无损于国君地位，反而会令小民脸上有光，引以为豪。毕竟头发剃了可以再长，而国君拔一毛相赏即可使小民全家富足、并且风光一世，这样两得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显然，庄公所为，让我们看出他何等目中无人。
据史书记载，卫庄公于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至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在位。在位不到三年（哀公十五年就已即位），就驱逐了多位旧臣，撵孔悝，杀浑良夫，翦戎州，得罪之人不可谓少，其中多数于己有恩有义。从其驱逐旧臣时所言，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和境界；从其欲得先君宝器，可见其贪利之心。哀公十七年重回国都后，众人将其包围并驱赶，可见这时庄公已经众叛亲离，都是长期贪婪自私、毫无信义结出的恶果。
“人品之不高，总为一利字看不破”（《围炉夜话》）。一个“利”字，概尽人世间多少争端！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
寒山、拾得是唐代天台山国清寺两位高僧，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禅诗，和一段有名的偈语：
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
拾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也许会恨他、骂他、咒他，甚至报复他。如果你选择了忍耐，那也是因为自知没有能力报复他；即使没有报复他，你也会愤愤不平。如果你逆来顺受，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孬种、懦夫，你会感到耻辱。这是我们多数人的价值观，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么认为，从不认为它不正确。现代人主张一报还一报，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自己也曾多年一贯坚持上面所说的那种价值观。但是后来，一些人生的挫折才使我真正理解了寒山与拾得对话的深刻含义。很多年前，我因为受人诬陷，心中承受着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冤屈，很长时间里精神灰暗、痛苦，终日过着自我压抑的日子，甚至不愿见人。一天，有一位长者走过来，一本正经地跟我说：“我送你一句话，你听着：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他的话声音浑厚、铿锵有力，特别说到拾得的回答时抑扬顿挫，我在当时的处境下听到这句话，不禁潸然泪下，这话中的什么东西仿佛打在了我的心坎上。在后来的很多个不眠的风雨之夜，在我感到人生绝望、前途一片苍茫之时，寒山与拾得的对话始终像寒冬的暖流，温暖着我软弱的心，给我的生命以新的力量，唤起我新的勇气和信心。
这位学人长者的话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中很多事情，并不是一定要去反抗的；生活中有些冤屈，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洗刷的。更何况有时候也不是你想洗刷就能洗刷得了，甚至可能越描越黑。这时候我们会被迫去思考很多以前从来也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如果能过这一关，精神可能会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层次。当一个人内心蒙受了巨大委屈，根本没有办法辩白时，他能靠什么东西支撑下去呢？这是非常考验人的。也许有时，忍受屈辱，未尝不是一种境界；不白之冤，使人痛苦，也未尝不值得回味。有人因为忍受不了屈辱而自杀，而有人却在屈辱中学会了重新看待别人和自己，他们因此变得胸襟更开阔。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英才们，有几个不曾遭受到意外的冤屈。从周公、屈原、司马迁、范仲淹……一直到邓小平。他们之所以没有因为屈辱而变得玩世不恭，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这个世界更深沉的爱。多少年来，在寒流来临的子夜，吟颂着寒山、拾得的对话，我一次又一次从中感到欢欣鼓舞；多少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我为那些曾经倍受折磨、“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伟人们感动得哭泣，为这个世界上一切真诚、火热的心灵默默祝福。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2)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中国古代的修道之人，无论是儒学大师，还是佛家、道家的智者们，他们的心胸是何等开阔啊！不是宗教家的伟大情怀，岂能说出寒山、拾得的话来；不是极高的胸怀和气魄，焉能在倍受冤屈和凌辱时，仍能对生活满腔赤诚和爱！
假如你受到了莫名其妙的冤屈，假如你受到莫须有的诽谤和指责，假如遭遇了巨大的打击或挫折，假如你成为世人心目中的笑柄，饱受他人的冷眼，一时根本没办法改变，不妨把寒山、拾得的上述对话拿过来读一读，也许你会与我一样，感受到鼓舞和震撼的。
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时也那么绝对。“人犯我”究竟是事实，还是由于自己太敏感，太在意自己呢？有时候也许倒过来，与其与人争夺，不如多与人些方便；与其计恨于人，不如学会包容他人。
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人，有时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懂得真诚的价值；或者，只有在自己真的付出过真诚以后，才懂得真诚待人的必要。而平常，人们更多地想着如何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证明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的过人。“恩义广施，人生何处不相逢”（《明心宝鉴》）。换个角度来思考，与人分享利益，分享财富，分享权力，分享名声，也就是分享快乐，分享幸福。这就叫做“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死才出善言？洪应明云：
完名美节，不宜独任，
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
辱行污名，不宜全推，
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
（《菜根谭》）
你看出这段话里所包含的真诚之乐了吗？
总之，拾得对寒山的对话，反映的不是懦弱和无能，而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以无比广阔的心胸来容纳整个世界的气魄。一个以至诚的心灵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即使是自己的敌人也能容纳；他对世界的爱是如此深沉，不可能对任何人有仇有恨。只因为我们的气量太狭小，才会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跟人生气、计仇。《围炉夜话》有言：
观规模之大小，
可以知事业之高卑；
察德泽之浅深，
可以知门祚之久暂。
（《围炉夜话》）
“规模之大小”，指做人的境界、胸襟、气度。“门祚”，这户人家的福气。这段话表达了古人对人生境界高低的一种理解。《中庸》是儒家经典中阐述“诚”最集中的一篇，其中有段话引用《诗经》赞美文王至诚之心，之所以能感天动地，因为他的心“纯一不已”。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能从《中庸》等古代经典中中获得灵感，对至诚有新的认识？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有人在批评别人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同时没有倾听别人解释的耐心，对被批评者毫无恭敬之意；而有的人在批评别人时，则能刻意保持谦卑，心态高度开放，尽量在不伤害他人自尊的条件下委婉而实在地表达意见。相比之下，两者孰高孰低，一目了然，我认为区别在于一个“诚”字。
我们也见识过这样的人：听他说话，总觉得话中有话，一直绕弯子，当时不明其意，事后回想起来很不舒服。这样的人也许城府较深，或者心机较重。心机重的人跟人说话，时刻窥视着别人的内心，试图掌握他人思想，揣摩着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他（她）心里对你有所提防，千方百计应付，从不轻易表态。因此，要想知道他（她）的真实想法，非常之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头脑单纯，或一时率真，为了赢得他（她）的真心而吐露肺腑，恰好被他（她）利用。也有些人，本质上未必很坏，但因为太要面子，同时太自我中心，不懂得珍重别人，说话时想方设法、绕道迂回来呈现自己的优异或伟大，说穿了无非为了获得虚荣心的满足，这种人一生致命的问题之一就是不自信。这两种人的病根子在我看来都是不知道以诚待人。
“势利人装腔做调，都只在体面上铺张，可知其百为皆假；虚浮人指东画西，全不向身心内打算，定卜其一事无成”（《围炉夜话》）。直言、坦言也罢，谨言、不言也好，并无统一的法则，但有一条是不变的，那就是以诚为本。《大学》讲“诚于中，形于外”，主张发心要诚；只有内心真诚，才能在言行等外表中表现得自然；如果发心不真诚，终究是自欺欺人。不要以为你的心机能瞒得过别人。要晓得公道自在人心，众人目之所视、手之所指，自有无穷的威力，岂能不当回事？！因此，“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朱熹在注解中说：
故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润身者然也。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朱熹《大学章句》)
《周易?文言》称：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修辞立其诚”，言辞是要修炼的。我想这既很容易，也不容易。对于心机重、城府深的人来，就相当困难。《周易》中说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要根除邪念、保持真诚（“闲邪存其诚”），对一般人来说就更不容易做到了。
《论语》“乡党篇”中记载了孔子在各种不同场合下的说话方式，我认为是“修辞立其诚”的典型写照，最能说明“诚于中，形于外”了。让我们来讨论其中一段：
孔子于乡党，
恂恂如也，
似不能言者。
这段话记载孔子回到故乡，在乡亲父老面前说话的样子。“恂恂如也”，就指很憨厚的、踏实的样子。“似不能言者”，似乎说不出来话的样子。我们知道孔子虽然屡不得意，但那只是就他未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言，与一般人相比，他一生的政治成就是很大的，因为他的官最高当到了鲁国司寇，类似今天中国一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的副总理或部长。我们有几个人可以想象，自己这辈子能当上这么大的官呢？孔子仕途如此出色，回到家乡，见到阔别已久的乡亲父老，竟然好像连话都说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了理解这一点，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你们当上了高官衣锦还乡，你在亲人面前是何等的荣耀，你们全家都因为你而有了光彩，你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千方百计地巴结你，你一定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你怎么会连话都讲不出来的样子呢？
且不说当上副总理或部长的人太少，即便是当上个公司的小老板，成了个“款爷”，也已经不得了啦。我们不是经常看到一些人，在外面混发达了，或者是赚了点钱，或者是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或是考上了名牌大学，回到了母校或家乡，好神气啊！所谓荣归故里，时常被许多人当成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光。设想你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回到故乡或母校，你会怎样想呢？想到将会有很多的亲戚、朋友慕名来看你，将会有一场又一场围绕着你举行的宴会，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你心中是怎么想的，你打算在亲友们面前如何地表现自己呢？那些鲜花和笑脸，那些羡慕和赞美，是否正是你期待已久的呢？
当你在亲友们面前展现自己的成功、成就时，有没有想过如下一些问题：比如往昔的许多亲人和朋友们，至今仍然生活困苦之中，不是因为他们不比你聪明能干，仅仅是由于家庭条件或机遇不佳等原因，你心中是否仍能对他们的人生苦痛感同身受？也许在不自觉之中，你认为他们的卑微和渺小恰好证明了你的成功和伟大？在你功成名就之时，你能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去体谅那些曾经给予过你无私的关心和爱的人们，那些往日生活中结下过纯真友谊的、善良朴实的人们？他们此时的人生苦痛，对你来说能算什么？在你们再次相逢的日子里，你会喋喋不休地证明自己，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唯恐他们不知道你有何等辉煌吗？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黄昏时分，静静的渡口来了四个人，那里已空荡荡，大家心急如焚。忽然，他们不约而同地看见一个老人在远处打渔，急忙大声呼唤。
老人告诉他们：
“我的船太小，只能载您们当中一个人过河。而且我家在离河对岸很远的地方，我也必须马上回家了。你们要我载谁过去呢？”
四人争执不下，老人只好请他们把各自的理由说出来，自己来决定载哪个人过去。
其中一个人拿出一摞白花花的银子：
“看见这个没有？让我过去，这些全归你了。”原来他是个富商。
另一个人说：
“老子有权有势，你去问问，这方圆几十里，有谁敢得罪我？”原来他是个县官。
第三个人是个武士，他扬起手中的剑，喝道：
“你看看这个！不载我过河，一剑削了你的……”
老人无法决定，犹豫不决之际，只听最后一个人长叹道：
“我没有特长。家中妻女望眼欲穿，小女每天呼唤着我，叫我怎能不心忧……”
老人向他挥了挥手：“你上来吧！”
上船后，那人疑惑地问老人为什么带他过河，老人指了指自己的心。老人的意思是，在自己无法决定时，只好听从了心的使唤。老人何尝不想银子，也未必不怕县官和武士，但前三人向他展现的都是人性中丑陋或贪婪的一面，只有最后一人展现了人性中最可爱的东西，把他的心打动了。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这则故事也许是这段话最好的注解。
立身高低决定着一生事业的规模，境界之别决定着一生成就的大小。不是小人不愿做君子，而是他们无法理解君子的胸怀气度；不是君子看不起小人，而是小人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围炉夜话》说：
君子存心但凭忠信，
而妇孺皆敬之如神，
所以君子落得为君子；
小人处世尽设机关，
而乡党皆避之若鬼，
所以小人枉做了小人。
下面这则故事，同样表达了对真诚力量的一种理解：
这是一则关于吉米?杜兰蒂的故事。吉米?杜兰蒂（1893-1980）是美国喜剧演员，以其沙哑的声音、大鼻子与破帽子著称，曾在许多电影与百老汇演出中扮演角色。
早一两代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当红的艺人。一次，有人邀请他加演一场给二战老兵的晚会。他告诉那人，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满，只能抽出几分钟时间来表演一段独角戏，接着他就得离场赶赴其他的活动。如果他们能够接受的话，他就去表演。当然，晚会的导演欣然答应了。
然而，就在吉米表演的过程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时间早就过了他说的几分钟，可是他还站在台上继续表演，场下观众的掌声越来越热烈。15分钟过去了，20分钟分钟过去了，30分钟又过去了，吉米还在表演。终于，吉米最后鞠了一躬，离开了舞台。在后台，有人问他：“不是只表演几分钟吗？发生了什么事？”
吉米说：“是啊，我本该早走的，可是你看看前排的观众，就知道为什么了。”
原来，前排坐着两个男人，他们在战争中都失去了一只手臂。一个失去了右臂，另一个失去了左臂，可是他们合力鼓着掌，大声地鼓着掌，高兴地鼓着掌。
这是一则相当感人的故事。
古人云：“至诚如神。”又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化，感化，又可指化生万物的神奇力量。是什么力量让这位大腕演员一反常态，把原来的几分钟表演变成了半个多小时呢？是那两个二战老兵，他们特有的鼓掌方式向杜兰蒂传递的真诚，在杜兰蒂的心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后记
一年多以前，清华大学出版社两位编辑来找我，在他们的动员和鼓励下，才有了这本小书。我本没想这么快动笔写这本书的。
我是一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长大的中国人。有过浪漫的“革命”理想，也曾与千万人一起振臂高呼。和同时代很多人一样，我曾长期沉浸对西方思想的崇拜和迷信中。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经历的增多，内心深处找不到根基的感觉也日益强烈。难道人生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轰轰烈烈、出人头地？难道做学问就是为了赢得社会的承认、实现所谓的“自我”？荣耀、光环、名噪一时、引人注目、受人追捧，终究不能带给人灵魂的安稳和持久的欢娱。我深信，我们这一代人，只要对灵魂有深刻的检讨和真诚的追问，而不是在时代风潮中随波逐流、迷失了方向，内心深处一定会经历深刻的苦与痛。有谁能理解我们这一代，有谁能拯救我们的灵魂？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刻反省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反思的根本问题之一。失去了传统，我们的灵魂被连根拔起，生命的家园被撕裂；不懂得修身，我们就像那焦渴生烟的土地上的小草，苦苦挣扎，几度徘徊于绝境。对于我来说，是在回归传统中找到了生命的绿洲，通过儒家式的修身使灵魂从根基上获得了滋养。
有一天，当我有机会与青年学生们分享自己的精神历程时，没想到他们竟是那样的如痴如醉，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仿佛暗夜里看见了明灯，他们为突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王国而无比惊喜，为古代修身传统的巨大魅力所深深吸引，贪婪地吮吸着其中的伟大智慧。对我来说，没有比在课堂上与学生们分享自己的精神体验更幸福的了。为什么不能与更多的青年朋友一起来分享呢？用现代人的语言重述经过长达数千年的积累和一代又一代人的完善而形成的、博大精深的古代修身传统，难道不是比空谈抽象的指导原理，建构一些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更有意义吗？
每当读到古人的书，时常感觉到他们就在我身边，那些人生的箴言仿佛是针对我们现代人而发的。于是惊叹古人的伟大，同时也感叹今天的人们自作聪明。他们自以为高明，不知其致命缺陷早已被古人窥破。比如浮躁、功利、肤浅、缺乏耐力和韧性，没有胸怀和气度等等，看过本书的附录《修身集锦》你就明白，其中哪一样不被古人毫不留情地批评过？在一个信仰衰落的时代，也许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去告诉人们信仰是什么，而是先让自己树立起信仰来，然后向别人展示信仰世界的无限风光。本书所描绘的，不过是我个人所见识到的、古人精神王国和信仰世界里的一二风光，跟古人的修身境界相比还相差甚远，又岂敢妄自菲薄？如果你能因读此书而对古人的修身传统增加了兴趣，并付诸行动，本书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同时，望你多提意见，多加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大力支持，他的敬业精神和严谨态度令我感动，也对本书的成型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负责人胡显章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慷慨的经费支持。胡桂华女士也对本书修订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在此，对上述诸位的帮助和支持深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