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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9日，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院本月19日正式公开孔祥熙档案。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暨胡佛档案馆馆长苏萨（RichardSousa）表示，新公开档案的广度与深度，足以让中外学界重新思索并评价孔祥熙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
孔祥熙于1881年出生于中国山西省太谷县，早年留学美国欧柏林学院与耶鲁大学，1914年与宋霭龄结婚，并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他曾任国民政府工商与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他于1948年开中国，定居纽约，于1967年病逝。苏萨指出，孔祥熙文件数量庞大，共有103盒，因史料年代久远，为了保存与安全，胡佛档案馆决定以微缩卷型式对外公开。
苏萨表示，孔祥熙档案先开放文件状况较佳的51盒给学者与公众，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进入胡佛档案馆观看档案内容。至于蒋经国档案何时开放的问题，苏萨透露，蒋经国档案还在整理当中，尚未决定开放时间。
参与孔祥熙档开放工作的胡佛研究员林孝庭表示，这次开放的孔祥熙档案中，有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高层对于中共在陜甘宁边区的机密政情报告，外界得以一窥延安时期的中共军事、经济与财政活动，也可理解国民政府当时如何评估与看待中共；而蒋介石等人当时对中共的情报分析，又如何影响其对中共的认知与评估，并成为日后国共全面爆发内战根源之一部分。孔档里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工业现代化与自主化、抗战初期日本在华外交、政治与军事情报、孔祥熙参与蒋介石与其它军头间往来折冲的信函、以及参与国民政府最高决策所留下之大量会议纪录与备忘录等。
林孝庭指出，孔祥熙档案可以让外界了解他不仅主导近代中国财政、工商与金融发展，更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外交、党务、情报与中共问题上，都曾经扮演过去被忽略的关键角色。
胡佛访问学者、宋子安媳妇宋曹璃璇说，外界对孔祥熙有部分误解，在孔档案开放后可以找到答案。她说，档案中记录1950年代中国财经贫乏混乱与通货膨胀时，孔祥熙如何建立国家财经制度与度过难关。孔档公开后，外界对孔祥熙处于战火下时的行事风格，将能更清楚理解。
最受孔祥熙宠爱的长女
孔令仪1915年12月出生，被人称做“孔大小姐”。到晚年，她更成为孔家不折不扣的“大家长”，掌管家族的主要事务。
孔祥熙与宋霭龄共有4个孩子，最受孔祥熙宠爱的就是大女儿孔令仪了。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孔令仪长得与孔祥熙比较像，而且性格也与孔祥熙相似。
孔令仪的私人葬礼在曼哈顿举行，随后安葬在离纽约五六十英里的纽约上州芬克里夫陵园。那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墓地，中国的许多名人，如宋美龄、顾维钧、宋子文和孔氏家族其他成员都安葬在那里。但他们的墓地不在露天的草坪上，而在极其干净、华贵的室内灵堂内。四壁是光亮如镜的乳黄色大理石，刻着去世者的名字，厅内有供亲友追思的长凳，鲜花就放在墙的前面，环境简洁，气氛庄重。孔家有一个单独的小隔间，小石桌上放置着鲜花，旁边的隔间就是宋美龄的安息之处。
据孔宋家族最信任的《联合报》记者傅依杰介绍，在孔家的子女中，宋美龄最疼爱的是孔二小姐孔令伟，最依仗的是大公子孔令侃，而最亲近的就数大小姐孔令仪了。孔令仪和这个小姨很有缘分：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她是婚礼中的小伴娘。后来她在南京念中学，则常住蒋家数年，深得蒋宋夫妇宠爱。据说，她可以不敲门即闯蒋氏卧室。而蒋介石在戎马军旅中，给宋美龄写信，信函虽文字简短，却多次提及孔令仪，不仅以乳名“Baby”称呼，还关心询问其病情，惦记其生日，视如亲生。此类信函共有11封之多，关系之亲密，可见非同一般。
宋美龄能活到106岁的高龄，与孔令仪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为了随时照料宋美龄，孔令仪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纽约。她有时与宋美龄谈天说地，有时陪她到户外散步，十分亲近。
2003年，宋美龄过世后，孔令仪因操劳过度、情绪悲痛，身体已经相当不好了。她目送着家族成员一个个的离去，最后只有自己孤单一人。孔大小姐心中的凄楚旁人难以窥见。
记者在宋美龄的葬礼和追思会上见过孔令仪。其时她已80多岁，虽是举丧素服，却仍丰润端庄，显得远比实际年龄年轻。记者没有机会直接采访她，但对一件事情印象深刻：宋美龄去世后，国内有关方面除发电致哀外，还希望能送花圈。但当时我总领馆与孔令仪尚无交往，并不知道她是否能接受。当记者通过私人途径向孔令仪征询意见时，她极为友好地表示接受，使此事圆满实现。
另一件孔令仪做的好事，是她对孔氏家族档案的捐献。孔祥熙曾在日本担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筹集资金和整理文件，后追随孙中山革命，代表孙联络北方将领。孙中山先生去世时，孔祥熙也随待在侧。在民国期间，孔担任过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等职务，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有关资料档案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但这又是孔家私人财产，如何处置必须由孔家人士决定。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得到蒋介石日记的保管权后，也想得到孔祥熙档案。孔令仪在经过慎重考虑后，于2005年2月决定将孔家史料捐出，并公开让中国近代史学者研究。她表示：“是非功过，由历史判断。”态度相当开朗。这批文件多达200多盒，涵盖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时期等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这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孔令仪离开大陆60多年后，去年终于返回大陆访问，到上海参观了其幼年故居，其殷殷乡情感人至深。虽然安息地在美国，但她的一颗中国心是长存的。
孔令仪捐赠仪式
孔祥熙 宋霭龄 孔令仪合影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
孔祥熙：民国山西太谷票号商人，近代“晋商”的优秀代表。曾任民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之职，名列“四大家族”之列。
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谷人。早年经营钱庄。1901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辛亥革命后，任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参议。1921年后，任鲁案善后公署实业处长，中俄交涉公署驻沈阳代表 。1924年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1927 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1948年赴美定居。1962年去台湾 ，任中华书局董事长 。1966 年又赴美国，1967年卒于纽约。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
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
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
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由于双方情投意合，
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
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
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1946年，孔祥熙在上海对其财产作认真清理，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到香港和国外。1947年夏天，孔祥熙回到了他的老家山西太谷。
在太谷，孔祥熙隆重宴请了各亲戚本家，然后与他们揖手告别。待一切准备充分后，他先让夫人宋蔼龄赴美，自己则于这一年秋天来到上海。几天后，孔祥熙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发出一电，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不等蒋介石批准，他随即匆匆买了飞机票，飞往美国。
孔祥熙到美国后，住进了离纽约不远的里佛代尔一幢豪华的别墅。这是他早先花巨资买下的，他与夫人宋蔼龄将长期住在这儿。另外，他们还在纽约郊区花160多万美金买下了一幢高级住宅，同时，孔祥熙还在纽约最繁华的闹市中心百老汇大街一家星级旅馆，长期租了一个房间，每天租金150美元。如此高昂的消费，连美国富翁也自叹弗如。
没有孔祥熙，就没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姻缘，没有孔祥熙就没有国民政府的持久抗日
孔祥熙从革命到抗日不为人知的诸多贡献
孔祥熙（1880年－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其父亲孔繁慈，是清末贡生，早年做过票号生意，后开办私塾授课。其母亲庞氏，知书达礼，在孔祥熙4岁时，就亲自教他诵读《三字经》、《论语》，为其启蒙，但不幸于1886年病逝。
在母亲病逝后的三四年中，孔祥熙一直跟随父亲在私塾学习各种儒家经典，因此打下了较好的国学根底。1890年，在父亲的许可下，孔祥熙进入美国基督教太谷分会创办的华美公学读书；5年后，又经华美公学教师魏禄义推荐，升入美国基督教会在直隶通州开办的潞河书院学习。在潞河书院学习期间，孔祥熙不仅正式皈依了基督教，而且喜欢运用基督教义抨击满清朝廷的腐朽统治，并在孙中山组织兴中会、从事反清革命的影响下，秘密团结10余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
1900年，孔祥熙因为毕业成绩优异而被潞河书院推荐往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College）继续深造。次年秋，孔祥熙抵达位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主修理化课程；两年以后，又兼习社会科学。1905年夏，孔祥熙从欧柏林大学毕业，又考入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并于两年后荣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不久，曾赶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拜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孙中山在接见他时谆谆教诲道：“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这番教诲使孔祥熙大受启发，他当即向孙中山发誓要追随其从事革命工作，并要求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欣然应允。
1907年秋，孔祥熙学成归国，直接返回太谷故里，创办了当地第一所中学“铭贤学校”（英文名为OberlinSansiMemorialSchool，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他自任该校校长，兼教史地、体育，并四处聘请外国传教士及其他人才为教师，开设数学、生物、矿物、国文、音乐、经史等课程，培养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新式人才，从而为太谷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作出了一份不菲的贡献。
1908年，孔祥熙和其在潞河书院就读时的女同学韩玉梅结为夫妻。3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浪潮。山西革命党人随即起兵响应，于1911年10月29日光复了省城太原。太谷县的清廷官吏闻讯后溜之大吉，遂使得该县陷入了群龙无首、治安失控的无序状态。与此同时，从太原溃败下来的清兵又成群结队向太谷方向流窜，对该县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之下，孔祥熙挺身而出，将太谷县城内的商团团员、巡警及其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自任总办，承担起保境安民、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此后，当袁世凯派出一支清军镇压山西革命时，孔祥熙又派出三批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娘子关抗击清军；而他则继续坐镇太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孔祥熙是一个富有经商头脑的人，在他开始走上经商致富之路的得意时刻，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因染上肺病而撒手西去。这一意外的打击使得孔祥熙一度悲痛不已，意兴阑珊。偏偏在这个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又因为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而日益恶化。于是，孔祥熙只好压抑丧妻之痛，追随孙中山前往日本，从事革命活动。
孔祥熙到日本后，恰逢好友王正廷推荐他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欣然就职，并以此为掩护，替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提供种种便利。1914年7月，孔祥熙协助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并成为首批宣誓入党者之一。在协助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孔祥熙结识了著名华侨资本家宋耀如的长女、时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蔼龄。两人于1914年春在日本横滨结为夫妇。
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孙中山特派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回国，在山西秘密从事反袁活动。这年秋，夫妇两人顺利回到太谷故里。次年元旦，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北京称帝。孔祥熙获悉后，写下一份《上袁世凯书》，送交报馆发表，对袁予以痛斥。在从事反袁活动前后，孔祥熙一面主持铭贤学校校务，一面扩大其商业经营活动。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复辟帝制失败死去。此后，孔祥熙被军阀阎锡山聘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积极协助阎在山西推行以“六政三事”为内容的村政改革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组织铭贤学校师生予以声援。1920年，山西发生罕见的旱灾，他又出面向华洋义赈会借得100万美元贷款，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晋西和晋东公路来救灾。使得众多灾民安然度过灾荒，促进了山西交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自己赢得了社会声誉。
1923年，孔祥熙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赴东北秘密结交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贯彻孙在当时推行的“联奉反直”的斗争策略。1924年初，他又秘密携带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赴北京策反直系军阀的干将冯玉祥。冯玉祥因此倾向革命，并于同年10月发动了北京政变，使得直系军阀的统治迅速崩溃。1925年3月12日，受冯玉祥邀请赴北京共商国是的孙中山与世长辞。在孙中山逝世前夕，孔祥熙日夜陪侍其左右，并因此成为著名的《总理遗嘱》见证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他又担任治丧处主任，悉心为其料理后事。
不久，北方政局趋于混乱。孔祥熙乃于1926年春去美国游历，并接受母校欧柏林大学赠予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在旅美期间，他为铭贤学校募集了100余万美元的办学基金。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在短短半年内就歼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将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孔祥熙看到这一大好的革命形势后，于12月从美国赶往广州，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广州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事务，支持北伐战争。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并于3月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该部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事实上并未赴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孔祥熙极力劝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到南京投靠蒋介石，为其当家理财，并和夫人宋蔼龄一起促成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从此，他的政治命运便和蒋介石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8年3月，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0年12月，又改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在担任这两个要职的三四年时间内，他不仅两度发表施政宣言，表示要恪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计，而且在有关专家的协助下，主持制订了《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保险法》、《工厂检查法》、《渔业法施行细则》、《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矿业监察员规则》、《中央农业试验所章程》等100多种经济法规，试图依靠法律手段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另外，他还试图通过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如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推进国际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提倡劳资合作等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由于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后由张学良的自述中证实不抵抗政策是由张所下）而遭到国内部分势力的反对，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孔祥熙为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也于同月底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次年3月6日，在和主要政敌汪精卫达成了权力分赃协议（即由汪掌管行政和外交，而由蒋掌管军事）后，蒋介石正式复出，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后，他委派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的名义出访欧美，实际上是要孔向德、意等国商洽购买军械、飞机事宜。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回国，随即于4月初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积极协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施废两改元，以在中国确立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同年10月，因为反对蒋介石要增加“剿共”军费等原因，个性刚烈的宋子文毅然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蒋介石随即敦促孔祥熙接任这两个职务，以为他“剿共”内战提供财政支持。孔祥熙于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又于11月初就任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
孔祥熙在就任财政部长之初，一方面明确提出要以“开源节流”为理财方针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强调“有急需增加的新预算，亦不能因节流而停止”，并一再保证要尽力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筹措军费，“务期早日肃清匪共”。为此，他一反前任宋子文力图实行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来为蒋介石的“剿共”提供军费。
后来，由于受西方干涉主义经济思潮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他又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试图以此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军费。也就是说，他在长达11年的财政部长任内，基本上奉行了赤字财政政策。而在奉行这一财政政策的同时，他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又在继承宋子文所推行的有关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推动了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又为国民政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财力支持和物质保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后，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资格代行蒋介石的行政院长（蒋于1935年12月复任该职）职权。其间，他一边以处变不惊、老成持重的政治作风，与地方大员和驻苏、日、英、美等国使节保持密切联系，以稳定内政和外交，一边以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最大目标，协同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内的主和人士，竭力遏制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的武力“讨伐”图谋，最终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后来，他在撰文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这番话语既反映了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虽力持镇静而又不得不仓卒应对的复杂心态，又折射出他为和平解决这一重大历史事变进而拯救国家命运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芦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同年10月18日，孔祥熙结束在欧美的访问，平安抵达上海。此时淞沪会战仍在激烈进行之中。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随即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同月19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移驻汉口办公。
1938年1月1日，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荣升为行政院长，同时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要职，成为领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同月，他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案》的规定，将行政院所辖机构的数量精简为七部二委，即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部和蒙藏、侨务委员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前行政院机构庞大臃肿、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弊病，既明显提高了行政院的工作效率，又直接促成了国民政府战时行政体制的建立。
是年3月，他又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常时期经济政策之商榷》的讲话，提出“在非常时期，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的原则，并据此对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农业、工业、交通、外贸等各项经济建设事业作了政策性规划。从基本精神上看，他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的决策蓝本，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显然具有方略上的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有关经济建设条文的制订与研讨工作。这一切都说明他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后在宏观政策层面上为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付出了积极的努力。此外，他还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上为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付出了积极的努力，如命令有关部门发放工业贷款，协助沿海民营工厂内迁和恢复生产；兼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以合作社方式组织民众在大后方发展小工业和手工业；饬令国家银行大量发放农业贷款，促进大后方农业生产；命令有关部门增加对大后方交通建设的投资等等。
1938年秋，因日军进犯武汉，孔祥熙随行政院各机构迁往重庆办公。次年12月，在政敌的攻击下，他建议蒋介石亲自担任行政院长职务，而他本人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此后，他为了使国民政府能够坚持抗战，于1940年11月提出了“我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的对外关系准则，希望通过奉行以亲美为中心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来获取中国抗战所急需的各种援助。
在他主持和参与之下，国民政府继1939年从美国获得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之后，又在1940至1942年间陆续从美国获得了总额近6亿美元的四笔借款以及大量的物资援助。这些来自美国的借款和物资援助对于国民政府克服战时经济困难并最终夺取抗战的伟大胜利起了积极的输血作用，但也使得它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日益依赖于美国政府。
1944年6月，国民政府派孔祥熙率团参加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而蒋介石则责成他和美国政府商讨有关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切事宜。孔祥熙率团到达美国后，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为中国争得了在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并使中国成为国际开发银行12董事国之一。同年秋，他又奉蒋介石电令，协助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为中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其间，孔祥熙还经过多次交涉，与美国财政当局商妥购买2亿美元黄金，用于抑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稳定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使对方同意以2.2亿美元结清国民政府为驻华美军垫付的军费开支。
1944年秋，由于多年抗战的巨大消耗和通货膨胀，社会经济险象环生，普通民众的生活困苦。长期掌管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大权的孔祥熙因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只好于1944年11月自美致电蒋介石，宣布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次年5月和7月，他又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至此，孔祥熙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关系宣告完结，而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结束。
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护宋霭龄治病为由，由上海赴美国纽约定居，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两年后，蒋介石退踞台湾。又一年，蒋介石宣布复任“总统”之职，并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12年后，孔祥熙因思念中华故土，由美国赴台北定居至1966年。同年，他改变在台北颐养余年的初衷，飞返美国求医。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因突发心脏病在纽约去世，享年87岁。遗著有《二十五年来中国之工商》、《西安事变回忆录》、《抗战以来的财政》、《孔庸之先生演讲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