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 钱塘汪氏 振绮堂 诗人群 家族文学
武林藏书家，吴赵王与汪。（吴氏瓶花斋，赵氏小山堂，王氏养素园及君家振绮堂皆著名者。）诸家尽云散，振绮岿灵光。奇册隆世守，秘箧函幽香。[1]
钱塘汪氏家族的兴起，始于乾隆年间的汪宪，衰落于咸同战乱之际的汪曾本；至光绪末年民国初年汪康年、汪大燮，汪氏家族略有复兴迹象。汪氏振绮堂作为两浙有名的藏书楼，在乾嘉道之际，多与赵氏小山堂、卢氏抱经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郁氏东啸轩、吴氏拜经楼、郑氏二老阁、金氏桐华馆等在同一行列；在藏书之外，汪氏家族的汪宪、汪瑜、汪璐、汪端、汪远孙、汪迈孙、汪菊孙以及后来的汪康年，还有与汪氏家族因姻娅而建立联系的梁敦书、陈文述等家族，在杭州形成一个诗人群体，风雅绵延百馀年。汪氏家族的起落变化之间，书香特质始终未变。藏书、著书、刻书活动为汪氏家族在作为人文渊薮的两浙塑造了独有的文化身份，作为振绮堂的藏书楼名，直到汪康年编刻丛书时还沿用，钱塘汪氏小宗谱，也以振绮堂标识。对于汪氏家族而言，振绮堂及其藏书是一种文化资本，它为汪氏家族赢得了无数声名，对于族人而言，因为振绮堂的驰名而吸引集结大批文士，使得它成为一个文化或文学交流中心，汪氏的族人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并接受文学的熏陶。
徽州人的外迁对各地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汪氏家族祖籍歙县，与其联系密切的瓶花斋主人吴焯也是歙县人，吴氏后人吴用威云：“吾家故歙人，明季始移居于杭。康熙中门祚寖盛，一时群从多以谈艺好客相尚，而绣谷（吴焯）先生尤为眉目，瓶花雅集，东南称诗薮焉。”[2]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是歙县长塘人，其父鲍思诩业冶坊于浙，先侨居乌程，后移家杭州，其父性嗜书，大购海内善本，廷博光大父志，遂以藏书刻书名世。[3]此外，由休宁徙居桐乡的汪氏家族中，汪森、汪文柏、汪文桂三兄弟以藏书名世，又皆有诗集，如汪森的《裘杼楼诗稿》、汪文柏的《古香楼吟稿》，藏书、写诗传统到汪森的曾孙汪仲鈖、汪孟鋗犹得以延续，二人有诗集《桐石草堂集》、《厚石斋诗集》。黄裳尝推测汪家“必休宁大贾也”，又云：“颇疑汪氏之先为休阳巨贾，寄籍桐乡，好风雅，而名士者流亦倚之，遂为文化中心。乾隆中扬州马佩兮兄弟则业鹾巨富，藏书好客，亦如之。较早杭州有汪然明，亦徽州大贾，尝为柳如是刊《湖上草》，亦自有《春星草堂集》。稍后汪启淑亦徽人巨富，居杭州，藏书藏印，好事著名。”[4]其中汪然明即汪汝谦，生于万历丁丑，卒于顺治乙未，本是徽州歙县丛睦坊人，迁居杭州后，造“不系园”和“随喜庵”画舫，集结当时文人，如陈继儒、钱谦益等近五十人，雅集唱和，风雅之至。[5]自汪汝谦后，汪家代有文人出，《丛睦汪氏遗书》收录汪氏十五人诗文集，绵延八代，汪师韩即其中著名者。
这些迁入浙江的徽州人在经商致富后，由商转文，或亦文亦商，收藏作为文化财富的书籍，构建藏书楼，通过风雅的集会，渐形成文化中心，在此文化中心生活的族人，无论长幼，皆得文化之熏染。此种不断转化和承接，促使书香之绵衍，文化世家之形成。汪氏家族由徽州入浙江，以何种职业起家，又有何种凭借能维持百馀年的风雅，在汪氏文士的诗文集中没有线索；而在汪諴《十村公遗训》中有一条重要材料：
我们人家除开当外，别无一事可做。[6]
一九三五年洪业对汪适孙（号又村）藏书簿记钞稿本研究后，得出与上条材料相呼应的结论：
汪氏虽妇女辈，亦辄以书画诗词，名闻于世。一家四代，文雅风流，冠冕全郡。此亦唯其裕于财故能为力耳。今观此册叶八十二有奕懋典、恒泰典、宏兴典、宏丰典年月总赈各若干册。所开当铺，已有四所，其富可知。故能豪于好客，而勇于买书刻书也。[7]
道光之初，东南数省，岁时丰登，民生给足，世家右族，尤能不事淫靡，好为文字友朋之乐。而其时知名之士，承乾嘉诸老之绪论，词章经术具有原本。寻常觞豆，篇什流播，彬彬可观。先生（汪远孙）兄弟藉祖父馀资，读书好客，倡为吟社至十馀年，又为世家右族之所未有。[8]
汪氏家族的当铺不止以上四所，检汪诒年撰《汪穰卿先生传记》，又提及“文泰当”、“临平当”。[9]典当业是汪氏家族优裕经济境况的保障；此外，在承平之世和人文之区崛起，也是振绮堂扬名于世以及振绮堂诗人群形成的重要条件。
一、振绮堂与两家藏书楼、五位馆师
振绮堂诗人群的核心成员当然是汪氏家族文士，而群体的形成牵涉成员的文学交流和氛围的营造，譬如成员间的关系、交游的范围、雅集的空间、诗艺和学问的递传、群体的风气和影响等等，皆应留意考察，其目的在于揭示振绮堂诗人群是在多重的交流与联系中形成。鉴于作为藏书楼的振绮堂和汪远孙兄弟的重要作用，本章以“芸香”与“花萼”为主要脉络，探究以藏书楼为中心的家族性诗人群体的活动及其显现的风貌。
藏书家群体
清代江浙私家藏书，极为兴盛。仅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搜辑清代江苏藏书家238位，浙江藏书家267位。[10]吴庆坻云：“吾杭藏书家，若赵氏小山堂、吴氏绣谷亭、孙氏寿松堂、汪氏振绮堂，海内无不知者。至如乾嘉之间，旧家遗俗，率好储书，而名不显著者尚多。”[11]藏书家大抵可视为一地人文消长盛衰的标志，汪氏振绮堂正处在“前辈道絜，流风辉映，后生争鸣”的藏书氛围中。[12]艾尔曼论及十八世纪杭州的“相互交流的藏书家群体”，引用Nancy Lee Swann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九位向《四库全书》献书超过百种的私人捐赠者中，五人来自杭州，其中三人捐书超过300种。汪宪（1721-1770）似乎是当地藏书家的中心人物，孙宗濂的藏书楼也是重要的聚书中心。”[13]来自杭州的五位藏书家是知不足斋鲍士恭（鲍廷博子）、寿松堂孙仰曾（孙宗濂子）、开万楼汪启淑、振绮堂汪汝瑮、绣谷亭吴玉墀（吴焯子），还有秀水裘杼楼汪如藻。
汪宪在藏书家群体中确实是中心人物，在其子汪璐编的《藏书题识》残篇中，向鲍廷博借钞书之记录有四条，鲍廷博《挽汪鱼亭比部》诗有句云：“清白家声钦有素，丹黄手泽借还频。”又有注云：“先生既捐馆，余尚向邺架借书。”[14]《藏书题识》中还出现吴焯瓶花斋与绣谷亭，而《读书敏求记》题识中提及的吴瓯亭，就是吴焯之子，朱文藻在《清波杂志》题识中以另一种文字述及他与汪宪的交往。
吴焯字尺凫，号绣谷，其家庭有古藤一本，花时烂漫如绣，构亭其上，颜曰绣谷，因以自号，藏书最富。其子名城，字敦复，号瓯亭，嗜书，能善继之。余见时年已七十矣，其增蓄书处曰瓶花斋，距振绮堂数百武而近。两家主人常以文酒娱，佳日借书之伻，往来无虚日。[15]
两家之交往，朱文藻在另一处亦叙及：“瓯亭先生所居瓶花斋在九曲巷口，与汪氏振绮堂南北衡宇相望，两家皆嗜藏书，精校勘，常各出所藏互相借钞。”[16]藏书之事将汪宪等人联系成一体，但他们之间的活动并不仅限于藏书，雅集唱和亦是常有之事。而这些文字也约略可见汪吴两家在藏书之外，还有其他文学方面的活动，而这种以藏书楼为中心的活动在清代可能较为普遍，然其声光往往被藏书业绩所掩。“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穀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17]赵谷林小山堂的雅集，于厉鹗、全祖望的诗集中多有记载，全祖望称“小山堂池馆之胜，甲于钱塘”。[18]瓶花斋（包括绣谷亭）的雅集较小山堂而言，稍为密集，杭世骏、厉鹗诗集中可检出数十首唱和与集会的诗作，吴焯（尺凫）诗作所记载的雅集中有其兄吴宝崖、吴快亭、吴晥轮参加。从藏书楼创立的时间及其参与文学活动的先后而言，小山堂、瓶花斋在前，汪氏振绮堂随后与之相接。汪氏振绮堂从藏书到文学的发展路径，既受乾嘉以来藏书家风雅习气的影响，又与杭州藏书家群体的彼此濡染有关。汪氏振绮堂形成文士活动中心，由多方面的力量促合而成，而杭州一地绵延的书香与文人雅集传统作用深远。
汪宪有《绣谷亭紫藤盛放步入瓶花斋牡丹未残坐久雷雨口占呈主人》，其中有“草堂两地春都满，诗笔同时客共夸”之句。[19]汪宪《莲居庵修禊同用梅宛陵韵》所及雅集，吴城在参与修禊的七人之中，《三月二十九日集云根园迎夏联句》吴城及其弟吴玉墀（小谷）在参与联句的八人之列。这类唱和雅集，汪氏家族其他人极有可能随侍参加。钱陈群为汪宪所作传中言：“回忆西泠文酒之娱，与君父子杖履周旋。”[20]汪宪之父为汪光豫，在其诗作《五月二十日香树师（钱陈群）以新葺表忠观告成省视竟招湖上侍家严率三子随师有诗纪事用东坡介亭饯杨次公韵即次韵奉呈》中出现。汪宪三子可能是指能诗的汪汝瑮、汪璐、汪瑜（如图一所示）。汪宪《高丈介如示九日纪游之作率尔次韵呈政索汤吉甫世兄同和兼示儿辈》结句云：“明年登高兴未灰，试看谁是出群才，”[21]记同游之乐的同时，对晚辈亦有期望之意。
图一：振绮堂汪氏世系图
检汪宪之子汪璐的诗集，其中也有随父参与雅集的记载，“正是梅黄杏熟时，酒边刻烛赋新诗，”[22]是其《研雨斋夜侍家严陪安居王士会汝嘉镇之汝璧兄弟小饮分韵》诗句，诗中有注说明王氏兄弟时寓钱陈群家中。王汝璧为钱陈群之婿。[23]汪璐集中有同兄汪汝瑮、汪汝瑔、弟汪瑜外游的诗作，也有写给其子汪諴及诸婿之作，其中有一诗牵涉汪氏姻亲，即《孙烛溪招饮寿松堂看牡丹二首》，其一云：
庭院浓阴被绿苔，年年婪尾共衔杯。
名花解识东君意，都向春风笑口开。[24]
诗中“婪尾”指“婪尾酒”，白居易诗中见之，意为贪酒。浓阴庭院衔杯漱醪，年年如此，可见汪璐与寿松堂关系之密。汪氏与孙氏似有多重姻亲关联。汪汝瑮，配孙氏，乃孙宗濂女。[25]汪汝瑮一女适孙效曾之子孙肃元（雨卿）。[26]孙效曾、孙仰曾、孙传曾是孙宗濂之子或侄子。[27]
汪宪到吴氏瓶花斋赏牡丹，汪璐到孙氏寿松堂续此风雅。书香与花香，来来往往的文士，多种多样的关联，杭州城东南的人文之区得以形成。
五位馆师
朱文藻，字映漘，号朗斋，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十年初馆汪氏振绮堂。据《清诗话考》所记，朱氏精文史金石之学，曾佐校《四库全书》，阮元辑《两浙輶轩录》、王昶辑《金石萃编》，均得其襄助，又编《明诗综补遗》，补朱彝尊《明诗综》之未备。[28]汪璐《藏书题识》，由朱文藻编辑，“摭其要旨，载明某某撰述，何时刊本，某某钞藏校读评跋，手编十册。”[29]《藏书题识》原五卷，今存二卷，汪宪与朱文藻之交往，于残存藏书题记中可辑得数条，虽不能见全貌，然据此可以推想当时情景。
此书文藻乙酉岁初馆振绮堂，首钞是书。[30]（《辽史拾遗》题识）
乾隆丁亥八月一日，主人从瓯亭先生借得[钞本]，属余重校，三日而毕，向所未经是正及疑譌标识者，悉加改正，凡百馀字。[31]（《读书敏求记》题识）
乾隆辛卯四月，吾友鲍渌饮得钞本一册于书肆，余假归东轩，属友人钞为一册。[32]（《南诏野史》题识）
上列三条材料时间分别是乾隆三十年、三十二年、三十六年，可见朱文藻在振绮堂的钞书、校书工作。汪宪卒于嘉庆十八年，朱文藻于藏书题识中有文字涉及，可知其作西宾时间较长。汪宪为乾隆十年进士，所结交的诗人中，有杭世骏、陈兆崙等，相关诗作有《伏日与杭堇浦陈勾山诸君南华堂避暑分得山字》，又有《三月二十九日集云根园迎夏联句》（杭堇浦、吴西林、吴瓯亭、汪西颢、丁希曾、鱼亭、徐秋竹、吴小谷），其中鱼亭即汪宪。朱文藻也在汪宪为中心的诗人群出现，如《八月十六同人樟亭观潮联句》，五位诗人中就有朱文藻。可见朱氏在学问之外，亦擅长文学。胡敬序朱氏《碧溪草堂诗集》，于此多有述及，“自乾隆己卯讫壬子，古今体数以千计。癸丑后未录入者，尚不在此数。大旨主详述事迹，多自注，足资考证，不屑屑模范山水，蹈江湖家流派，间或追步韩苏险韵，则咏古作为多。”[33]朱文藻与汪氏诗人交往最密者，似推汪宪之子汪璐。汪璐作《挽朱朗斋二首》，其一云：
弱冠论交共啸歌，当时意气喜同科。
高怀跌宕陵侪偶，插架纷纭藉校磨。
心力直追千载上，丹铅留在故书多。
名山业就人归去，回首春风叹逝波。[34]
汪璐《庚子九月偕朱朗斋文藻赵恒斋家弟天潜（瑜）游径山宿松源庵》，汪璐与汪瑜偕朱文藻“松源庵中信宿住”，其中颇有“篮舆结伴恣探讨”之乐。[35]《四月三日一房山观牡丹朱朗斋家警斋贤衢有诗见赠明日予有苕溪之行舟中补作》，一房山是汪氏家族的亭舍，其中常有文人雅集；汪璐诗云：“紫髯先生诗笔雄（谓朗斋），吾宗才子胜流亚（谓警斋）。”[36]朱文藻中岁馆汪氏振绮堂，“日与汤尹亭、孙爱白、赵恒斋、张载轩及主人群季涤原、兼山、秋岩分题斗韵，诗如束笋”，[37]“为勘校群籍，见闻日广，学日进，书法古茂，”[38]在朱文藻不断长进的过程中，与其相处的汪氏族人，如上引诗所云与之“弱冠论交”的汪璐，还有汪瑜等，在学问、诗文方面也能得益。
与朱文藻同馆汪氏振绮堂的文士，还有吴颖芳（字西林）。吴氏入馆时间，据朱文藻言，在乾隆三十三年。吴颖芳与厉鹗有交往，尝从其问诗，“平居足不入城市，家有桑竹园池之胜。……晚年城中士大夫争相延教，振绮堂汪氏则命季子、季怀执经请业，寿松堂孙氏则讲论经典，项生金门则请受诗法，先后假馆者十馀年，谈讌追欢，群英聚首。”[39]大概作为馆师的吴颖芳，除在振绮堂中校书外，还有教授汪氏子弟之责。吴颖芳所任之事，或许亦与朱文藻同。今见吴颖芳之集有《临江乡人诗》和《临江乡人集拾遗》，据汪璐《藏书题识》所记，吴颖芳通乐律，著《吹豳录》，又熟精《选》理，擅长史学，“时馆于振绮堂，主人索其书抄为十册。”[40]与朱文藻相似，吴颖芳也参与汪宪的雅集。汪宪《莲居庵修禊同用梅宛陵韵》列出杭世骏等七人，吴颖芳在其中，《三月二十九日集云根园迎夏联句》有汪宪、杭世骏、吴颖芳等八人。
朱文藻、吴颖芳是汪氏家族以汪璐为中心人物时的馆师；至汪远孙为代表人物的道光年间，家中有三位馆师。黄士珣渊源家学，西泠诸老如丁敬、吴颖芳等皆属父执，故多所熏习，晚年馆汪远孙家，校勘《咸淳临安志》。汪迈孙从其游，后为其师刊行《北隅掌录》。绘制《东轩吟社画像》的乌程费丹旭以及其子费以耕也是汪家馆师。
（费丹旭）君继家学，兼及写生，汤贞愍公（汤贻汾）官于浙，与之友。先伯父小米公（汪远孙）嗜书画，以贞愍荐，遂馆于家，作东轩吟社图。时年甫壮，就学于黄芗泉（士珣）先生，诗遂工。张叔未（廷济）、高爽泉（垲）诸老辈以书法名噪四方，君日取古碑帖请业焉，不数年，书得晋人风格。由是而禾中，而金阊，舟屐所经，求书画者日踵至。杭之游，先后十五次，垂二十年，道光己酉秋犹下榻余家之荫园，逾年春，得瘵疾。[41]
道光己酉是道光二十九年，以此逆推，费丹旭在道光九年前后至汪氏振绮堂。费丹旭生于嘉庆六年，至作汪氏馆师年正二十九岁。其时东轩吟社雅集唱和已展开，费丹旭与比长自己七岁的汪远孙、汪鉽，应是同辈人，而张廷济乾隆三十三年生，黄士珣乾隆三十六年生，对于费丹旭、汪远孙等而言，乃长辈。费丹旭进入汪氏家族，诗、书法得益于老辈的指点，诗、书、画的进步，使其成为名家。据《汪穰卿先生传记》所示，汪家在收藏古书外，亦集字画古玩，这类收集，或许有费丹旭的襄助。对于汪远孙、汪鉽等而言，费丹旭还是他们的诗友，在汪鉽《二如居赠答诗》中，费丹旭出入汪氏的画隐楼、庚辛小筑、东轩、松声池馆、荫园，《销夏倡和诗存》中有一首汪适孙、汪远孙、汪迈孙及汪鉽的同题之作《喜费子苕至》，汪鉽诗云：
已喜故人至，况逢月满楼。
函书曾惜别，庭树又经秋。
乍展新图画，重联旧唱酬。
欲眠仍复坐，剪烛为君留。[42]
费丹旭与汪氏文士交谊颇深，在乌程和杭州的短暂分别让重逢充满欣喜。汪鉽的诗作中，有多处记录费丹旭作诗情形，费丹旭的诗集在其辞世后，由汪鉽编辑，其中有与汪氏文士唱和或联句的记录。费丹旭在东轩吟社中的最主要身份是画师，《东轩吟社画像》就是应汪远孙之请完成的，汪氏家族闺秀汪菊孙亦善画，是否从费丹旭学艺，不能确考。据《依旧草堂遗稿》，费丹旭为汪鉽绘纪游图；据陆费瑔《真息斋诗续钞》，费丹旭为汪迈孙绘抚琴图。费丹旭还为其他文士绘图作画，他差不多是这一文士群体的专用画师。
二、以姻亲建立的诗人网络
振绮堂和瓶花斋、寿松堂营造了充满书香的活动空间，图书成为汪氏家族文士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媒介，五位馆师入振绮堂，多与此媒介有关。汪氏家族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另一途径是联姻，以此建立的联系在空间上不一定局限杭州一地，可延伸到浙江其他地方，而且以姻亲为基础的联系更加稳固和亲密。汪氏家族通过与浙江重要文学家族联姻，也能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中，并逐步确立家族的声名。
在汪氏家族为中心的诗人群中，桐乡陆费氏值得注意。汪璐有诗《甲子二月三日出城寓徐氏湖楼次陆费春帆恩洪婿韵》、《段桥坐月次春帆婿韵》[43]，则陆费春帆是汪、陆费氏联姻中的一环。陆费春帆，即陆费瑔（原名恩鸿，又作恩洪），乃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四库全书》副总纂陆费墀之孙，陆费元鐄之子。[44]陆费家族，在陆费瑔年轻时，似有衰落之态，在其悼元配汪氏诗作中有注云：“壬戌冬（嘉庆七年）余赘居外氏家芝庭楼东，孺人从余受诗，辄三鼓不寐，有咏雪数首，清新可诵。”此即诗中所述“刀尺声中夜漏迟，寒闺清课旧传诗。灵缣断墨分明在，不是东楼吹雪时。”[45]这段文字中有汪孺人从陆费瑔受诗事，亦述及陆费瑔入赘居汪氏家事，而此事正是细探汪氏家族文化影响力的一条重要线索。
陆费瑔《题妻侄汪小米孝廉远孙松声池馆勘书图》有句云：
松声老池馆，别我二十稔。重来步庭除，怀感涕为忍。图书三万轴，插架高于廪。……我昔忝乘龙，隅坐聆欬謦。晨昏谒起居，诗卷杂琴轸。馆我以西厢，文史勖懃恁。六经浩烟海，疑义资承禀。[46]
又《外父汪春园（璐）先生挽辞》其三有句云：
忆昔依甥馆，追陪越二年。谈经夏侯坐，读画米家船。[47]
陆费瑔至少有二年的时间在汪氏振绮堂中读书，从岳父汪璐问学。诗句中弥散的温情，足以显示汪璐对女婿的看重。汪氏家族丰富的文化资源因联姻得以共享。
陆费瑔的诗艺，阮元评曰：“格律性灵，兼擅其胜。上追乐府，中抗唐贤，当与国初诸大家并驱争先，乾嘉诗人，惟仲则古体堪与颉颃。”[48]此语可能有溢美之嫌，然观陆费瑔诗作及《论诗六百言寄蔡七浣霞仪部銮扬》，犹可称自有主张的诗人。陆费瑔诗作中有三首怀念汪璐之作，而与汪氏家族同辈或晚辈的唱和之作也有数首，如诗集卷四中有《潞河舟次简汪六槎庵俶蒋大孟谋锡恺》、《马头道中赠汪六槎庵》、《偕汪少洪蓉垞昆季舍弟问渔》、《湖楼寓居少洪以诗见赠次韵奉答》。诗题中提及汪俶、汪迈孙（少洪）、汪遹孙（蓉垞），又有陆费瑔弟参与。检汪氏宗谱，还可发现两个家族更多的姻亲关联。汪俶为汪汝瑮第三子，配桐乡陆费元鐄女，[49]汪俶一女适桐乡陆费瑔之子陆费榦，一女适陆费葆。[50]
闺秀诗人汪端是汪氏家族中活跃的人物。汪端聪颖天授，七岁赋春雪诗，读者谓不减“柳絮因风”之作，因以小韫呼之。汪端早年习诗以高启为标准，中年以后，诗风变为沉郁哀怨，常有名士牢愁、美人幽怨之意。汪端的诗歌创作，也是在汪氏家族的姻亲网络中展开，图二呈现梁、汪、许三家姻亲网络中的局部。[51]
图二：梁氏、汪氏、许氏三家姻亲网络图
将上图与汪端的诗集结合考察，可知她在诗方面承接三方面的影响：
其一，承自家之统系。“端在襁褓，即从先太夫人口授六朝唐人诗，七岁试笔为小诗，多经先府君点定。”[52]母亲梁氏的口授，父亲汪瑜的点定，开启汪端的诗学路径。而那首为其赢得“小韫”雅誉的咏春雪之作，也是其父命诸兄及伯姊的同题之作，其举显然是仿效谢氏故事。汪端还得伯父汪璐之教，《题小米松声池馆勘书图》诗中有句云：
松声旧池馆，絃诗常闭户。余幼承良迪，清谈侍挥麈。[53]
汪端早期诗作中有与其兄汪初（问樵）、汪潭（蒨士）、其姊汪筠（纫青）的唱和之作，如《秋夕次蒨士兄潭韵》、《重至西湖寄纫青姊》、《柳枝词和伯兄问樵》、《上元夜雪月交辉同问樵蒨士两兄纫青伯姊同作》、《秋月池上书寄纫青》等，而《秋夜同伯姊纫青玩月各占一绝》，可从比较中见姊妹的诗思：
候虫喧四壁，我心自闲静。启户寂无人，满地梧桐影。（汪端）
凉萤飞夕苑，玉笛倚高楼。沧海一轮满，关山万里秋。（汪筠）[54]
同作诗咏月，而诗中不及“月”字。一用候虫，一用凉萤，用细小之物引出后三句，起笔之法亦同。汪端诗从声音入手，写寂静，写树影，写庭院，乃眼前所见，眼光向下。汪筠从流光着眼，以眼前之高楼，写沧海与关山。举头遥想，多神游中之物象。一细微，一阔大。一自写所感，一从唐诗衍化。早年习作，虽未臻佳境，然取径不同，足资姊妹比较观摩。
其二，受抚于姨母梁德绳。梁德绳乃嘉庆己未进士许宗彦之妻，“所生子延敬、延瑴，与侧室子延润，均未逮成童，恭人延名师以教之，所与交必通名于恭人，察其有器识文艺者而后命之交。”[55]梁德绳之姐梁瑶绳适汪瑜，早卒，遗女汪端亦由其鞠养，汪端因而沐浴来自另一家庭的关爱和书香。梁德绳的诗集中有长诗《小韫甥女于归吴门以其爱诗为吟五百八十字送之即书明湖饮饯图后》，汪端有和作《辛未春日返棹武林赋呈楚生姨母即用赐题明湖饮饯图原韵》，此诗连同梁德绳的原唱一并收入汪端的《自然好学斋诗钞》中，现节录二诗，以见诗学传承之轨迹。
我姊失长年，遗汝在婴孺。虽非握手托，默然相委付。汝随严亲游，飘摇亦云屡。……我闻迎汝来，相依一年住。团圞表姊妹，提挈共朝暮。……论史多持平，颇合风雅趣。拟古揽荃桂，体物妙风絮。夫子论诗苛，瘢垢好磨鑢。纷纷辨真伪，许汝得参预。（梁德绳）
长兄没锦城，衰门运舛互。次兄滞功名，蓬荜嗟不遇。……十六失椿庭，悲怀孰堪诉。从兹依纱幔，画楼容小住。新晴绮阁春，华月南园暮。……若昭与令娴，婉娩耽竹素。胜境共留连，词华各丰嫭。……年来成篇章，不解自琢鑢。舅嫜擅风雅，问字时容预。妙理为剖析，绣谱金针度。（汪端）[56]
汪端十六岁入住，十八岁嫁陈裴之，与梁德绳、许宗彦一家相处时间似不过两年。其间之快乐，一方面来自人情，包括与表姊妹的“提挈共朝暮”，另一方面来自诗学的长进，得姨母姨丈的指点，得“绣谱金针”。汪端有《明三十家诗选》之作，梁德绳为撰序，阮元称汪端诗选，“亦恭人（梁德绳）之教也。”[57]梁德绳对汪端的指教，并不仅是诗艺方面，在《落叶和汪小韫甥女韵》一诗中，有“繁花零落总随时，犹记清阴满广墀”、“惊心霜早红辞树，转眼春生翠坐帷”之句。面对象征意味的落叶，梁德绳的诗呈现出通达与自强不息之意趣，这对于“飘遥忍悉数”[58]的汪端而言，无疑是劝勉。而汪端受教之时间，亦不仅限于相处的一二年。在《重过鉴园吊许周生姨丈并呈楚生姨母》二首其二中，汪端称“十年绛帐听论文。”[59]
其三，与陈裴之闺中唱和。陈文述在嘉道之际，主持东南文坛风雅，其子陈裴之（小云）亦以诗名。汪端入陈家，与陈裴之有一灯双管、拈韵分笺的乐趣。汪端有诗《丙子孟陬上旬与小云夜坐以澄怀堂集自然好学斋诗互相商榷偶成二律》，其二云：
明珠翠羽非吾好，善病工愁未是痴。
花落琴床春展卷，香温箫局夜谈诗。
班昭续史他年志，伏胜传经往事悲。
流俗何须矜月旦，与君得失寸心知。[60]
其时为嘉庆二十一年，汪端二十四岁。稍后汪端与陈裴之以“寒店”、“寒浦”等题为消寒杂咏，其中有“芳辰爱景光，帷房乐恬豫。唱酬陶性情，琴瑟宛在御”之句。[61]此外，汪端诗集中也有数首与翁大人陈文述的唱和之作。
图三： 陈斐之、汪端像，选自《清代学者像传》第四册，民国番禺叶氏编印本
汪端声韵史学兼善，对汪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有影响，譬如侄女汪菊孙“自幼请业焉，故其诗亦取法青邱（高启）”。[62]汪菊孙有《停琴侍月轩诗钞》，《两浙輶轩续录》选其诗作二首，《国朝词综续编》录其词作三首。汪筠和汪菊孙行事可考者不多，但她们与汪端、汪秉健女汪清暎、汪远孙室梁端、继室汤漱玉以及汪远孙女一起形成汪氏家族诗人群的特色部分。[63]
汪端之兄汪初有《沧江虹月词》三卷行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有得益于姻亲之处。许宗彦云：“君母梁安人，山舟（梁同书）学士女侄也。学士精赏鉴，君数从谭论。学士喜收弆前人题尺，而君独爱诗笺。……辛酉甲子间，君与乌程胡骏卿缙并从余游。”[64]许宗彦又有《汪甥问樵初招饮山塘口占》诗，[65]是则汪初文学之发展，亦应置于姻亲网络中考量。
检汪氏宗谱，可发现汪氏家族已通过姻亲关系建立起颇为可观的书香网络，现将其中知名者列出：
1、汪远孙有六女，其中一女适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朱阶吉之子朱瑞清，一女适龚自珍之子龚宝琦，一女适诗人夏之盛之子夏鸾翔。
2、汪适孙之子汪曾复配诸城刘喜海之女，汪曾士配许乃裕之女；汪迈孙配孙熙元之女，其子汪曾学配胡琨（胡敬之子）女。
3、汪璐诗《新葺后园小屋落成二首》后附孙花海婿和诗，[66]汪远孙有诗《上巳雨中偕鸥盟[严杰]丈冯柳东登府孙花海邵庵两姑丈孙云壑我斯弟水北楼禊饮即送柳东之四明教授任》，[67]则知冯登府、孙花海为汪璐婿。诗中所提孙花海邵庵，即仁和孙熙元，其名出现在《清尊集》卷首所列七十六人中；孙氏有一女适汪迈孙。
4、汪阜一女适长兴朱昇黼（字星桥）之子朱步沆（字沁泉），[68]朱步沆之名在《清尊集》卷首所列七十六人中。
5、汪鉽配“归安陈氏，亦工诗词，常往来碧浪湖”，徐荣题诗云：“夫妇同乘碧浪船，湖云如水草如烟。就中随唱诗多少，似曳残声付暮蝉。”[69]
6、在汪氏宗谱外，还可查检到汪秉健女汪清暎，有《绣闲吟草》，适王浤；而王氏“固世族也”。[70]
7、此外，还有汪菊孙，适金文炳，有二子金城、金善，皆能诗善画。金善娶汪远孙女，亦能诗。[71]
这种关系较为繁复的网络，应当是其中各家族有意追求而营造出的一种结果，而汪氏家族似表现得更为明显，汪氏宗谱中收录汪諴《十村公遗训》，抄录其中两条：
儿女定亲，不可高攀门户。为女择婿，人家自然要好些。儿子定妇，只要杭城旧家有阃教者为妙，家业差些不妨。
人家生子无论智慧，总要教他读书，一以拘其身体，一以化其气质也。至廿岁以后能读书者读书，不能读书者管生意、管家务，皆是紧要之事。[72]
两条遗训，实关系到一家族内外之发展。读书乃立其本，保证家族走上正道和书香继世，使一家有品味，亦即上文中所说的“气质”；有此基础，既使退而“管生意、管家务”，亦不失为书香人家。择婿，要好人家；定妇，“只要杭城旧家”，似强调门当户对，但亦有通达之处：“不可高攀门户”、“家业差些不妨”。汪氏家族的姻亲中，确实没有显赫之家，多是杭州府或邻近地区的诗礼旧家。前文提及的陆费瑔赘居汪家，就是一好的例证。
陆费瑔《奉题外大父鱼亭先生振绮堂诗全集》中有“正始千秋业，贻谋五叶繁”之句，自注云：“自先生至子养孝廉登贤书者五世。”[73]远近闻名的振绮堂，代有人才出现的家世，汪氏家族在两浙别具一格；而人丁兴旺，使得姻亲关系繁复，汪氏家族以通达的门当户对建立起较为长久稳定、往来较为密切的文士家族网络，汪氏家族中的成员，无论直接关联，还是间接关联，都可置身于家族网络下内涵丰富的文士群体，这也意味着网络中每一个体的成长进步、闻见识度，都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家庭环境中取得与形成，他是较为开放空间中的幸运者。
三、汪远孙与东轩吟社诗人群
杭州的诗社或诗人群，自晚明以来先后有登楼社、西湖八社、西泠十子、孤山五老会、北门四子、鹫山盟十六子、南屏吟社、湖南诗社、潜园吟社等，[74]东轩吟社是杭州一地诗人结社风气的延续。
汪氏振绮堂作为杭州文人活动的重要空间，在汪宪和汪璐的乾嘉两朝，已初步形成；而将其再推进一步，形成一个中心，则全仗汪远孙（小米）之功。汪远孙十岁侍祖父受经，能持守振绮堂藏书，为有根柢之学，排日读《十三经注疏》，有《借闲生诗词》及《国语》、《汉书·地理志》、《经典释文》校补方面的著作行世。“著述之暇，与同里耆彦结东轩吟社，凡为岁十，为集百，荟萃所作，且绘为图。于湖滨起水北楼，春秋佳日，棲息其中。勘经之馀，焚香晏坐，时复登山临水，寄其旷逸之情。”[75]据吴庆坻言，诗社原由海昌吴衡照创立，“时振绮堂汪氏擅池馆之胜，藏书甲一郡。汪氏有静寄东轩，社集在东轩为多”，[76]故以东轩名社。诗社的发展，与汪氏池馆联系紧密。诗社为期十年的雅集，起于道光四年，讫于道光十三年，是集宾主八人轮值，每月一集，后选所作诗（含少量词）总数的十分之四五编为《清尊集》，共十六卷。道光十八年吴德旋为《清尊集》撰序，显示该集在诗史上的意义。
唐之诗人因事宴会而以韵语相唱酬者，往往有之，然非必有宾主迭为，期之以月日者也。至如宋之西崑、江西，明之前后七子，则以诗体之相同也，而建以为名，未免示人以不广。近时浙中故事，如厉樊榭、杭堇浦、符幼鲁诸先生称诗倡和之雅，人艳称之，然在当日，亦第西泠数子之相为往复，而外此之得间诗席者，盖鲜矣。今钱塘汪君小米之《清尊集》，虽迭为其主者仅有八人，而浙东西千里间知名之士，以及寓公过客之娴吟事者咸在，而闺秀之遥同者亦附录焉，可谓极一时觞咏之盛，而为前此所未有矣。[77]
吴德旋用笔之意明晰，但他以回环往复之笔，将唐宋明诗坛故事及晚近前辈风雅连带述及，因而使社集具有谱系性特征。在比较中，社集的特点也略有显露；欲对此特点作稍深入的探讨，不妨对参与社集文人予以分析。
据《清尊集目》所列，参与社集文士有七十六人之多，其中钱塘二十八人，仁和二十一人，再加海宁二人，杭州府的文人超过六成，这多少显示社集的地域色彩。这批文士是如何集结在一起的？以文会友，声气相投，当然是重要原因；或许还可进一步探究人物之关系：
其一，《清尊集》卷首所列七十六人中，汪氏家族文士有汪阜、汪鉽、汪远孙、汪秉建、汪道孙、汪遇孙；在《清尊集》中出现的汪氏文士有汪迈孙，以及闺秀汪端、汪菊孙。八人中，汪鉽与汪远孙同生于乾隆甲寅年，但他是汪远孙的族祖，辈份最长，次者为汪阜、汪端，其他皆为平辈。社集中有一家族三代人，且有女性参加，可称文坛佳话。社集之延续，汪氏文士，当有核心作用，故清人张炳堃云：“东轩吟社者，钱塘汪先生小米及其昆季倡始于道光甲申，远近名流响附。”[78]
其二，是姻亲而关联的文士，如仁和胡敬、胡珵，钱塘陈文述，仁和孙同元、孙熙元、孙颢元，仁和许延敬，桐乡陆费瑔，钱塘梁绍壬，钱塘夏之盛，长兴朱紫贵、朱步沆，共十二人。
其三，社集中有一批杭州诂经精舍弟子或相关文士。精舍弟子有：余杭严杰，嘉兴李富孙，仁和胡敬，仁和诸嘉乐，钱塘陈文述，仁和孙同元，仁和赵钺（雩门，即赵春沂），钱塘邹志初，钱塘戴熙。在阮元编《诂经精舍文集》卷首所列“荐举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当中，见于《清尊集》所列名单中的文士有嘉兴张廷济，钱塘梁祖恩，青田端木国瑚，共十二人。诂经精舍文士群形成于嘉庆年间，他们是杭州或浙江最活跃的力量。在此将其单独从七十六人中列出，一方面表明两浙自乾嘉以来，人文兴盛，杭州一地，为文人渊薮，只要有雅集，不必担心无参与集会之人；另一方面有强调之意，诂经精舍弟子之所以能被汪远孙吸引，可能是汪远孙通训诂擅词章，这正与精舍弟子的学人和文人趣味相合。此外，振绮堂的藏书，或许是促进文士凝聚成群的因素之一。
查考《清尊集》、《销夏倡和诗存》及汪远孙、汪鉽等人的诗集，可考出道光二年至道光十四年间汪氏文士参与的雅集与唱和有六十八次之多。（见附录表七“道光二年至道光十四年汪氏文士参与的雅集与唱和表”）六十八次，只是编选的结果，以《清尊集》所涵盖的百馀次集会推测，汪氏文士参与的雅集与唱和之数，应远在此数目之上。
表七所列十馀年的雅集与唱和，所选择的地点明确可考者，在西湖和周边景点的有十三次，而在汪氏馆舍的有十九次，其中水北楼十一次，东轩（或静寄东轩）[79]五次，半潭秋水一房山、振绮堂、画隐楼各一次。当然，还有一些唱和，虽未标明地点，但也极有可能在汪氏馆舍内，此类暂不论。汪氏馆舍的清美，多见于家族外文士之叙写。如胡敬写汪远孙的半潭秋水一房山：
看山看水懒出郭，借君园林卧游足。君家山水太崛奇，不贮园林贮轩屋。奇峰环列虚其中，有轩横跨池中通。前池屋覆后池敞，碧沙文石鱼浮空。（下略）[80]
仅从诗句来推测，汪氏的这一园林规模比较可观。汪氏祖籍徽州歙县，胡敬的“君家山水太崛奇”，似表明徽州风格的园林与杭州本地园林有意趣之差别。前文提及水北楼在西湖之滨，它在胡敬诗笔下的屡屡出现，如春日之修禊，初冬看红叶，隆冬之对雪。
春深尚重裘，佳节忘上巳。多君好昆仲，招共二三子。[81]
从此园林可借居，安排诗几扫花除。[82]
胡敬和汪氏文士交往密切，在其诗集中有六十馀首诗与汪远孙、汪适孙及汪鉽、汪端直接关联。胡敬既是汪家的姻亲，在文学和学术上又是汪远孙等人的老师前辈。他与陈文述是乡试同年，陈文述之子娶汪端。以此推之，对于汪远孙而言，胡敬要长两辈。胡敬是嘉庆十年进士，尝任《全唐文》、《明鉴》总纂官，诗文并擅，有著述多种行世。胡敬出入汪氏馆舍，与汪氏文士往来密切，如胡敬与汪端的唱和，与汪远孙的“深知性情”的晤聚，[83]必然对汪氏家族的文学有积极影响。胡敬将汪远孙列为三位至友之一，他是汪远孙诗作的阅读者或评说者，胡敬诗中有“频年寄我什”之句。[84]在《挽汪小米中翰》四首其一有句云：
欲挽时流返古风，十年心迹印相同。识君已在耕归后，许我能超习俗中。偶占科名情冷淡，不矜家世度谦冲。择交似此交原重，太息书帷一夕空。[85]
作为汪远孙的性情之交，胡敬自然能体会出水北楼之妙，他作《题水北楼》八首，其五云：
遗砚依然旧日庐，避喧书味领三馀。
载将秋色波间艇，添得春光陌上车。
日落柳阴看洗马，月明芦薄听叉鱼。
楼居莫讶神仙好，祗恐蓬瀛尚不如。[86]
水北楼等已不是汪氏文士秘密的园林，它们接纳汪氏姻亲，也吸引《清尊集》卷首所列的众多诗友。汪氏文士，特别是汪远孙和汪鉽在附录一所列的一系列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以道光唱和频频的销夏之会而言，几乎每一唱和都有汪氏文士参加，有多次唱和是汪氏文士为主体，如《午睡》、《画隐楼晓望》唱和，参加者为汪鉽、汪远孙、汪迈孙；而《夏日闲居》、《夏闰用唐女子光威裒联句韵》等唱和是汪氏三人与胡敬。故胡敬称此次销夏之会为“小米（汪远孙）扬其波，剑秋（汪鉽）衍其派。”[87]汪远孙在东轩吟社中的核心作用，可从道光十五年所作《诗社久阒仲秋二十四日招同人集水北楼漫成二律以当息壤》看出，诗中有句云：“草堂结社一星终，多少悲欢此集中。卧榻看山输贱子，骚坛树帜仗群公。杯盘随分休拘例，诗卷娱情底要工。”[88]
以汪氏馆舍为中心的雅集唱和活动能延续十馀年，是因为其中有著名的东轩吟社的维持。黄士珣云：“东轩故汪氏先人雅集之地，（吴衡照）因与主人小米远孙续为吟社，月一会，会不必东轩，而东轩为多。”[89]汪远孙请知名画家费丹旭（晓楼）绘东轩吟社画像，选七十六人中二十七人入图。费丹旭画名满东南，山水人物兼工传神，此图“高尺有咫，长三丈馀，……布置树石，点缀琴尊，极惨淡经营之致。”[90]现录其中一段文字，并附汪氏文士部分图像，由此可揣想当日诗会之盛况。
灌木依岩，略彴横水。随负花童子度而来者，汪剑秋鉽也。一童子扫花径，穿岩背出，老树下倚石阑执葵扇者，秀水庄芝阶仲方。背侍女郎指荷池与语者，黄芗泉士珣。……水槛半露，二人对坐，其中女郎执拂侍者，为余杭严鸥盟杰及小米，小米执卷若问难状。（见《东轩吟社画像》四）小阁相连，据案作吟社图者，晓楼自貌也。……童子捧壶坐梧桐下，浮大白者汪觉所阜，据石几捻吟髭者胡书农敬。……古松蟠拏，下荫怪石，坐而琴者武进汤雨生贻汾，并坐者陈扶雅善，侧听者钱蕙窗师曾，倚松根抚膝而坐者，汪又村适孙。（见《画像》十）松旁有石壁焉，童子捧砚执笔就题者，嘉兴张叔未廷济也。茂林修竹别成境界，二人自水石间来，持白团扇者汪少洪迈孙，奚童捧诗卷于旁者汪小逸秉健。（见《画像》十二）[91]
仅以此七十六人中的二十七人与《清尊集》卷首所列七十六人题名相比，略有差别，画像中的龚丽正与高垲不在《清尊集》题名录中，不知何故？或许是吟社中往来之人较多，名家记忆因而略有出入。
画像将汪氏家族的几位重要文士都列入；就性情而言，他们也确实能融入到这一诗人群体。汪远孙不必言，譬如汪鉽，“嗜学，尤工填词，喜纵游山水，大风雪亦偕童冠二三人笠屐登揽，买醉而归，习以为常”；汪阜“常羊湖山，踢宕文讌，殆无间日”，[92]而汪远孙弟五人，皆能诗词，汪适孙有《甲子生梦馀词》，汪迈孙有《道盥斋诗》，汪遹孙有《馀闲堂诗稿》，汪迪孙、汪述孙之诗，收入《杭郡诗三辑》卷五十。在汪氏诸文士中，汪鉽尤刻意于词章，对于汪远孙而言，“虽为尊行，而性相契合，乐与倡和。或相偕宾席，或共策吟筇，中翰（汪远孙）集中犹间有联句。东轩吟社之集十馀年，一时名流多与其中，剑秋周旋坛坫，兴复不浅。”[93]汪氏文士的倡导，其他诗友的热情参与，使得唱和与雅集既得吟社外文士的推赏，更得社内人的充分认可。
图四、五、六： 《东轩吟社画像》之四、十、十二，选自《东轩吟社画像》，光绪二年刻本
白头诸老吟怀健，杭厉而还有替人。（张珍臬）
兰亭回首久陈迹，觞咏胜事今千年。（钱杜）
雅会兰亭阅九年。（胡敬）
藏书甲东南，亭馆致幽旷。吟社推扶轮，老辈未多让。（杨文荪）
一编诗集读清尊，白社风流羡尚存。（刘喜海）
东轩会比西园集，主客图中如相呼。（王柏心）
豪情北海徒尊酒，雅集西园更画图。[94]（洪昌燕）
诸家题词将东轩吟社引入兰亭集、白莲社、主客图、西园雅集，直到开清代浙江文学风气的杭世骏、厉鹗的谱系中，一个家族文士的浓烈兴趣对一地文学风气产生的影响竟如此可观。上引杨文荪的诗句就有表彰之意，“吟社推扶轮”，是强调汪氏文士之功；而“老辈未多让”，则是指可与杭、厉媲美。
在这二十年间，费丹旭在众文士中另一有影响的作品当推厉鹗画像。据费丹旭诗集所记，他先后作厉鹗像二帧，其一见诗题《为奚子复疑摹厉徵君集中溪楼作韵》，其二为《五月二日同人悬樊榭徵君像于水北楼设祀用集中生日有感诗韵纪事分题于帧付交芦庵永为瓣香之奉》，其中有句云：“杯传蒲酒又今日，图展冰绡已隔年。（余摹徵君像有二，一以赠子复，此第二帧也。）”[95]于水北楼设祀纪念厉鹗不是一件随兴偶发之事，而可视为厉鹗成为典范性人物的重要事件。
汪氏家族文士对厉鹗有特别的感情。在汪璐辑《藏书题识》残存部分的记录中，厉鹗的著作有四种，厉鹗题跋书籍一种；《振绮堂书目》卷二记录《樊榭山房文集》四册。汪远孙继室汤漱玉性爱六法，于古今宫闺善画者俱能鉴别精审，然未成书，汪远孙续搜得数百人，编成《玉台画史》，以配历鹗《玉台书史》。[96]光绪甲申汪氏振绮堂刊《樊榭山房全集》，整理编辑之事，由汪氏文士承担；“全集”后的附录是《振绮堂诗存》和《松声池馆诗存》。[97]如果说这种关联还是外在的推崇，作诗用厉鹗诗作之韵，则可视为神意方面的体认。
以东轩吟社诗人群而言，《清尊集》中用厉鹗诗作韵八次，祭祀厉鹗的雅集三次。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有《西溪吊厉樊榭墓》诗，汪远孙《借闲生诗》中用厉鹗诗韵之作四首。除此之外，还有一细节不可忽略，《销夏倡和诗存》中有汪鉽、汪远孙、胡敬、汪迈孙的《夏日用唐女子光威裒联句韵》，题目中唐女子光、威、裒为姊妹三人，其姓不详，有七言联句诗，为鱼玄机称赏。这一风雅之举，很可能是对厉鹗《杭堇浦招集寄巢戏赋冬闺用鱼玄机和光威裒联句韵（消寒第一会）》的效仿。[98]有学者指出厉鹗诗歌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宗宋，具体表现是专法宋代诗人，好用宋代典故。[99]东轩吟社诗人群对厉鹗的重视，是否也是承续宋代诗风呢？在《销夏倡和诗存》中，用苏轼诗韵四次，用梅尧臣诗韵一次，用韩愈诗韵三次，用杜甫诗韵一次。汪宪诗集中用梅尧臣诗韵一次，苏轼诗韵二次，韩愈诗韵一次。用韵创作就诗艺传承而言，是与前人之作在形神上的潜心对话，无论是摹仿还是突破，都在前人作品的影响之下。
上列自汪宪以来的诗人群，对梅尧臣的留意，可能是因其在建立宋诗独特风貌的过程中，得风气之先的缘故；而对苏轼诗的偏爱，也许是苏轼诗最能体现宋诗特色，又能克服宋诗的尖巧生硬和枯槁乏味的缺点，而韩诗对宋诗题材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受梅尧臣等人称赞。[100]因此，振绮堂诗人群所学习的诗人，从韩愈、梅尧臣到苏轼，再到近世厉鹗，在诗艺方面具有内在的关联。而厉鹗地位的更加突出，或许首先是因为厉鹗乃有清一代开浙派诗的乡贤前辈，其次因为厉鹗是诗人兼学人。厉鹗以诗名海内者三十年，“大江南北所至，多争设坛坫，奉为盟主”，其诗“以清和为声响，以恬淡为神味，考据故实之作，搜瑕抉隐，仍寓正论于叙事中”，[101]娴雅修洁的诗风，以及诗中所蕴藏的学问，特别是对两宋史事的精熟，正合汪远孙及稍早的诂经精舍文士群的审美趣味，这种趣味或许是承平之际、风雅鼎盛之区文士闲适生活的表征。在附录一所列雅集唱和中，以汪氏家族图书器物为主题者，就有八次，如《题小米松声池馆勘书图》、《题剑秋除夕祭砚图》、《振绮堂咸淳临安志刊成招饮有赋》；而《分题武林古迹》之类的同题之作，思古之幽情与识古之学问皆不可缺少。但也不可否认振绮堂诗人群在学习厉鹗的过程中，学问和故实的追求对诗艺略有损害，少数诗作有饤饾挦撦之病。
振绮堂及汪氏文士，因天时（承平之世）地利（身在杭州）人和（先与杭、厉相接，后又多投合者），因其崇尚的学问与性情，集结了一批文士，通过雅集与唱和，使厉鹗诗之传播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馀论和结论
汪远孙道光十六年辞世，年四十三岁。此后汪氏家族文士参与的雅集唱和仍在继续，如汪鉽的诗集以及胡敬的诗集即有记载，但整体而言，是呈衰颓之态。咸丰三年汪迈孙卒，自道光十六年至此的三十馀年间，汪氏家族“家用日繁费，且资产以分而见少”，又当铺经营亏损，“是时家中景况，已非昔比，即大乱不起，亦不能支矣。”[102]汪迈孙之子汪曾本二十岁中举，但此后两次会试失利，后为生计四处奔波。光绪十五年汪康年中浙江己丑恩科第六名，堂兄汪大燮、堂弟汪鹏年也同科中举。[103]重振家族之日似要到来，汪大燮在给汪康年的书札中说：“杭中吾家局面，非有人振兴不可，而其势又不甚顺，故尤望吾弟极力写字也。”[104]书札中多谈写字，尤其是习楷书，当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早期汪康年弟兄的信札，多焦虑之意，揣摩举业是汪氏兄弟中常谈起之事，在此境况下，学问之长进自成问题。汪大钧致汪康年函云：
吾家自遭兵燹，当年诸先辈，多以衣食故奔走四方，故家遗风，阒焉几尽，昆季中粗识途径，可绍家业者，惟岭南三数人耳。然均少遭孤露，兼筹家计。弟于诸人中空言特甚，故其行最远，其荒落亦最久，即伯兄与兄亦颇为境累矣。泛览群籍，而无专门之业，此我兄弟之短，不可为外人道者。近年家运渐有转机，功名闻誉颇有意外之获，而虚实之故则自知之，深自刻励，企而及焉。[105]
持此语与汪氏家族嘉道年间的盛况相比，确实有“故家遗风，阒焉几尽”之感。变化之迹象，除家业由盛及衰外，还表现在汪氏文士的心态，前此汪氏文士不事举业或不以举业为重，而现在则从制艺程式到习字方面细加揣摩；前此家族中多诗人，家中多雅集，是从容的诗意世界，现在则重经世之业，汪康年、汪诒年、汪大燮办《时务报》、《中外日报》，所写之文乃政论，诗歌传统已断绝，汪康年的著作集中无诗，亦无闲情雅致之文。战乱摧毁了汪氏家族的经济来源，世变改变了汪氏文士的处世态度。一个文学世家和藏书世家渐然没落。“一家之兴亡，亦有数在，但人事不能不尽耳。气象如此，吾辈恐不足挽回万一。”[106]
“振绮堂中万轴书，乾嘉九野有谁如？”[107]这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龚自珍之父龚丽正是《东轩吟社画像》中人，而他本人与汪远孙兄弟有交往，写此诗时，振绮堂犹在，故多有赞美之意。而到汪康年弟兄手中，“万轴书”恐只存一二，书散楼毁，惟有标志性的振绮堂存在，汪氏文士仍以振绮堂或“钱唐汪氏”刊刻群籍。振绮堂是他们心目中的族徽。查检书目，振绮堂刊印书籍，自乾隆至民国初年，除中间战乱外，一直绵延未绝，（见附录表八“汪氏振绮堂刊书印籍目录”）这些书中属于汪氏族人的有十种，厉鹗四种，杭世骏二种，姻亲与友朋的十三种。文章不朽，寿比金石。当水北楼、东轩、振绮堂等馆舍园林消失之后，汪氏文士及其他师友借助书籍之刊印，又神奇地集合在一起。
总结上文述论，可得以下七点结论：
其一，汪氏自徽州歙县入杭，经营典当业，有足够的资财保证文学活动的进行；文学活动为汪氏家族建立起以“旧家”为主的人际网络扩大在家族杭州的影响。汪氏家族是徽商入浙、亦商亦文的成功个案，其他来自徽州的藏书和文学家族有吴焯家族，鲍廷博家族，汪森、汪文柏、汪文桂家族。
其二，由以上一点并结合前文，可以断定有实力的藏书楼往往是文人活动中心，如吴焯及其子的瓶花斋，赵昱及赵一清的小山堂，汪氏三兄弟的裘杼楼，还有本文重点讨论的汪氏振绮堂。从浙江放眼到江苏，也可找到例证，如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黄丕烈的百宋一廛、袁廷梼的渔隐小圃。[108]对清代文士的活动空间的探究，或许可因此再拓宽些许。
其三，以汪氏振绮堂为活动中心的诗人群，从汪宪开其端，至汪远孙兄弟最为兴盛，七十六人的东轩吟社及《东轩吟社画像》乃兴盛的标志。振绮堂诗人群初始时期为藏书家诗人群，后渐扩大为学人型诗人群。
其四，振绮堂诗人群以汪氏几代文士为中心，其中包括数位女性。汪氏文士有发起推动之功。围绕中心的有汪氏家族馆师，有多重关联的姻亲，还有其他性情投合的诗友，如诂经精舍文士群。
其五，汪氏的馆舍园林是唱和雅集的中心，汪氏文士在此良好环境中成长，或参与唱和，或得往来文士的指点。汪氏家族文学传统的形成，汲取了大量外来的文学营养。
其六，汪氏文士对厉鹗有特别的感情，如收集刊刻其著作，水北楼为其设生日祭，用其诗韵进行诗创作。此种连贯性的行为既可视为对本土前辈的敬重，更可看出崇尚宋诗的诗学取向。
其七，汪氏文士在参与诸多文学活动外，还以振绮堂的名义刊印族人、师友、乡贤著作，自乾隆至民国初年，除战乱中断外，刊印自成脉络。振绮堂是家族的标志。
附记：
此章完成于2007年年底，2008年4月于研究生专题课“清代文学与学术”与诸位同学讨论初稿，随后投稿台北《汉学研究》，接纳匿名评审的建议，修订两次，2009年2月定稿。今日翻检电脑中储存所得清代文史研究论文，于柳向春《陈奂交游研究》（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2005年博士论文）发现陈奂与振绮堂交往事迹，颇可补本文之未及。照理应引入正文，改订振绮堂的馆师为五人之论。然本文结构已定，如再引大段文字，似有不妥；且陈奂相关史料，与本文之“诗人群”略有不合。故录附柳文重要史料与考订于此，以见振绮堂在当时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009年3月30日记。
“道光十一年，陈奂重抵杭州，与汪远孙相偕，寄宿于西湖葛林园。六月，赁西溪俞氏之屋，有终老之志。”（柳文，第24页）
“道光十三年，陈奂为汪远孙所订，助汪远孙、吴颢校刻《国朝杭郡诗辑》，从此，陈奂即馆于振绮堂中。陈奂坐馆汪氏，宾主相得，酬酢甚欢。陈奂尝追忆此际与汪氏一门之交游云：余之治《毛诗》也，初为《义类》，随类分编。小米曰：近代法家，治毛必兼郑，宗传说者，非君而谁矣！盍为大毛公传作专疏乎？余羸弱，恒多疾。小米又曰：吾侪精力不逮古人，万一中道不讳，又无贤子孙以绍其业，不如早为之，所赖有一二知之者共相确证乎？此乙未年事也。先是，小米喜读《汉书地理志》，又留心《春秋》、《国语》及陆氏《经典释文》，闻京都藏书家有旧抄本出，重财购得之，欲作《释文》注若干卷，余曰：《释文》无善本，《集韵》之散载，犹是不经改之书。对《集韵》校《释文》，裁得善本。本子已定，正是非，辨得失，廓清之功伟矣！于后已《释文》之学，遂并心致力于《春秋》、《国语》无厌倦。……余时时贡其疑，小米或韪。呜呼！小米春秋彊盛，深思好学，庶乎同术，切瑳有功，草创初成，修饰未备。丙申四月十二日，小米与余共立课程，炷香刻度，晨起得齿痛，余曰：外疾也，不可医。医之不效，延入内疾。疾笃，犹自注释，密勿无已。五月八日遂卒，卒年仅四十有三耳。小米姓汪氏，名远孙，小米其字也。先世黟人，徙居武林为名族。家有振绮堂，书目数十万卷，甲于郡。丙子举乡，官中书，不就仕。……好读书以自乐，交知名士遍天下。出与诸前辈讌乐酬龢，消摇乎山水之胜；入则闺房静好，衽席间若遇师友。原配梁孺人，继配汤孺人，并有著述，行刻于世。杭州自我本朝定鼎，名流辈出，堇浦之淹博，大鸿之严峻，杭人至今师事称之。故诸前辈相引成风，好道词章，作为吟社，绘图以纪其盛事。诸前辈愿与小米共入社，小米亦不违诸前辈意，而其胸次磊落，渊雅宏通，独具巨眼，视密如发，卓然为经学名家，诸前辈或不知之，而小米不欲诩诩负经学鸣于时，其韬晦有如此也。卒之日，弟亚虞名适孙，陈其兄书，请任以校讎之役。……诺亚虞请，既受其书而不辞。惟余时作《毛诗疏》，而稿未脱清。亚虞亟趣为之。朝夕披览，寒暑无少问也。盘桓于西湖之水北楼，楼后他属，又优游岁月，信宿于馆驿后之观驯斋。其斋与楼，皆小米读书地也。亚虞悬乃兄像于堂壁间，对之如良友焉。余作句云：君去更无知己友，我留且读未刊书。盖纪其实也。亚于曰：子之书录稿矣，吾兄之书落成矣，其将趣而锓诸版可乎？亚虞忽得舌强病，余有事于嘉禾，及返，视亚虞病急，竟目瞑而长逝矣。癸卯十月十八日也。……盖余与汪氏交二十有年矣。余少游学，不轻与人交，交必久，识振绮昆季，不思远出，流寓于西湖山西之西溪，主宾相合。[109]（论文第25－27页）
“陈奂居于振绮堂之际，或则曾司典掌图籍之责。故而一时学人之欲观书汪氏者，皆与陈奂有所往来。”（第27页）
“道光二十年夏，劳格请陈奂借振绮堂所贮朱彝尊旧藏《大唐类要》，以备校勘之需。而止道光二十七年，吴兴丁宝书再就陈奂借观振绮堂所藏《大唐类要》。……再若道光二十二年五月，陈奂于汪氏馆中检得明嘉靖四年柯维熊校本《史记》世家及列传，寄予嘉兴钱泰吉等，皆可见振绮堂藏书于陈奂之交游及学术事业之重要意义。”（第28页）
注释：
[1]汪鉽《题小米松声池馆勘书图》五首其四，见《清尊集》，卷一，道光十九年振绮堂刊本。
[2]吴用威《药园诗稿跋》，见吴焯《药园诗稿》，卷末，民国十二年重印本。
[3]王立中《鲍以文先生年谱》，见《清代徽人年谱合刊》，黄山书社，2006年，第353页。
[4]黄裳《前尘梦影新录》，齐鲁书社，1989年，第153-154页。
[5]详细论述，可见曹淑娟《园舟与舟园：汪汝谦湖舫身份的转换与局限》，见《清华学报》新36卷第1期（2006年6月），第197－235页。
[6]汪曾立纂修《汪氏小宗谱》，卷四，光绪六年刻本。
[7]洪煨莲《跋汪又村藏书簿记钞》，见《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77期（1935年6月），第4页。此条材料据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36页）所引重检，特此说明。
[8]施补华《东轩吟社画像跋》，见《东轩吟社画像》，光绪二年刻本。
[9]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一，杭州汪氏铸版，第3页。
[10]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第117页。该书由《两浙藏书家史略》《江苏藏书家史略》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收录藏书家399人，其中清代267人；后一部分收录490人，其中清代藏书家据笔者统计有238人。
[11]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7页。又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一引《杭州府志》“文苑传”：“（朱藤）岁月寖久，轮囷盘曲，阴蔽四簷，花时，先生必置酒高会，出所藏古名瓷酒器一百八件以觞客。” 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77页。
[12]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第117页。
[13]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14]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95页。
[15]汪璐《藏书题识》，卷一，《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77页。
[16]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一，第677页。
[17]袁枚《随园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2页。
[18]全祖望《爱日堂吟稿小序》，《鲒埼亭集》，卷三十二，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05页。
[19]汪宪《振绮堂诗存》，不分卷，光绪十五年刻本。
[20]钱陈群《刑部员外郎鱼亭汪君传》，见《振绮堂诗存》，卷首。
[21]汪宪《振绮堂诗存》，不分卷。
[22]汪璐《松声池馆诗存》，卷一，光绪十五年刻本。
[23]李调元云：“安居王中安中丞，康熙辛丑庶常。与同年钱文端公先生同馆。唱和，最契。文端复以女妻其子汝璧镇之，镇之以丙戌四名中试，殿试二甲。”见詹杭伦、沈时蓉《雨村诗话校正》，巴蜀书社，2006年，第264页。
[24]汪璐《松声池馆诗草》，卷四。
[25]汪大燮、汪诒年纂修《汪氏振绮堂宗谱》，卷一，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本。
[26]汪大燮、汪诒年纂修《汪氏振绮堂宗谱》，卷一。
[27]孙荣枝履历有孙氏家族的世系，见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82册，第355－362页。
[28]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4页。
[29]此乃振绮堂后人汪曾唯光绪十三年所撰题识，见汪璐《藏书题识》卷末，第191页。
[30]汪璐《藏书题识》，卷一，第173页。
[31]汪璐《藏书题识》，卷一，第184页。
[32]汪璐《藏书题识》，卷一，第181页。
[33]胡敬《朱朗斋先生碧溪草堂诗集序》，见《崇雅堂文钞》，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7页。
[34]汪璐《松声池馆诗草》，卷四，光绪十五年刻本。
[35]汪璐《松声池馆诗草》，卷一。
[36]汪璐《松声池馆诗草》，卷一。
[37]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十五引《缉雅堂诗话》，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85页。
[38]胡敬《朱朗斋先生碧溪草堂诗集序》，见《崇雅堂文钞》，卷一，第117页。
[39]王昶《临江吴西林先生传》，见《临江乡人诗》，卷首，寿松堂刊本。
[40]汪璐《藏书题识》，卷一，第172页。
[41]汪曾唯撰费丹旭传，见费丹旭《依旧草堂遗稿》，卷首，民国十八年仿宋聚珍排印本。
[42]汪远孙辑《销夏倡和诗存》，不分卷，道光十五年刻本。
[43]汪璐《松声池馆诗草》，卷三。
[44]严辰纂《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五人物下“宦绩”，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第544-545页。
[45]陆费瑔《悼亡诗三十首》其六，见《真息斋诗钞》卷四，同治九年刻本。
[46]陆费瑔《真息斋诗钞》，卷一。
[47]陆费瑔《真息斋诗钞》，卷三。
[48]陆费瑔《真息斋诗钞》，卷首。
[49]汪大燮、汪诒年纂修《汪氏振绮堂宗谱》，卷二上。
[50]汪大燮、汪诒年纂修《汪氏振绮堂宗谱》，卷二上。
[51]此图部分参照叶德均《再生缘续作者许宗彦梁德绳夫妇年谱》，见《戏曲小说丛考》，卷下，中华书局，1979年，第710页。
[52]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一，清刻本。
[53]汪远孙辑《清尊集》，卷一，道光十九年刻本。
[54]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一。
[55]阮元《梁恭人传》，见梁德绳《古春轩诗钞》，卷首，咸丰二年重刻本。许宗彦、梁德绳第三女适阮元第五子。
[56]二诗见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二。
[57]阮元《梁恭人传》，见《古春轩诗钞》，卷首。
[58]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二。
[59]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四。
[60]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三。
[61]梁德绳《题女甥汪端明湖饮饯图》，见《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二。
[62]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五十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97页。
[63]梁端、汤漱玉与汪远孙女三人小传，见施淑仪辑《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卷八，上海书店，1987年，第450－451页；汪清暎在汪氏家族中“虽称晚秀，馀韵犹有，浸渍含濡，故其诗清幽芊丽，意到绝无佻巧钝滞之病。”同书卷十，第584页。
[64]许宗彦撰汪初传，见《沧江虹月词》，卷首，嘉庆九年刻本。
[65]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36页。
[66]汪璐《松声池馆诗草》，卷四。
[67]汪远孙《借闲生诗钞》，卷二。
[68]汪大燮、汪诒年纂修《汪氏振绮堂宗谱》，卷二上。
[69]汪鉽《二如居赠答词》，卷首，光绪十七年刻本。
[70]施淑仪辑《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卷十，第584页。
[71]施淑仪辑《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卷八，第451页。
[72]汪曾立纂修《汪氏小宗谱》，卷四，光绪六年刻本。
[73]陆费瑔《真息斋诗续钞》，不分卷，同治九年刻本。
[74]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第48－49页。
[75]胡敬《内阁中书小米汪君传》，见《借闲生诗》，卷首，道光二十年刻本。
[76]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七，第103页。
[77]吴德旋序，见《清尊集》，卷首，道光十九年刻本。
[78]张炳堃《东轩吟社画像序》，见《东轩吟社画像》，卷首，光绪二年刻本。
[79]“静寄东轩”源自陶潜《停云》：“静寄东轩，春醪独抚。”意谓静居于东轩之下，独自饮酒。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4-5页。
[80]胡敬《雨中集汪小米一房山观瀑》，见《崇雅堂诗钞》，卷七，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99页。
[81]胡敬《上巳雨中汪又村招集水北楼修禊》，见《崇雅堂诗钞》，卷九，第233页。
[82]胡敬《春日同人集汪小米水北楼分得书字》，《崇雅堂诗钞》，卷九，第222页。
[83]胡敬《内阁中书小米汪君传》，《借闲生诗》，卷首。
[84]胡敬《孟夏和屠修伯登韬光作写寄小米时已病不及展视矣诗未起草追记存之复用韵赋四章以志哀痛》其四，见《崇雅堂诗钞》，卷十，第242页。
[85]胡敬《崇雅堂诗钞》，卷十，第241页。
[86]胡敬《崇雅堂诗钞》，卷十，第238页。
[87]胡敬《销夏唱和诗存序》，见《销夏倡和诗存》，卷首，道光乙未刊本。
[88]汪远孙《借闲生诗》，卷三。
[89]黄士珣《东轩吟社画像记》，见《东轩吟社画像》，卷首。
[90]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璅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53页。
[91]黄士珣《东轩吟社画像记》，见《东轩吟社画像》，卷首。
[92]见《东轩吟社画像》，小传部分，不分卷。
[93]高学治《二如居赠答词序》，见汪鉽《二如居赠答词》，卷首，光绪十七年刻本。
[94]见《东轩吟社画像》，题词部分，不分卷。
[95]费丹旭《依旧草堂遗稿》，不分卷。
[96]施淑仪辑《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卷八，第450页。
[97]可作补充的是朱文藻编有《厉樊榭先生年谱》，今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98]厉鹗《樊榭山房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95页。
[99]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100]莫砺锋《论苏轼在北宋诗坛上的代表性》、《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分别见《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第293页，第142-143页。
[101]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一，第660页。
[102]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3页。
[103]汪氏家族在咸同之际景况，可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10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45页。汪大夑致汪康年的信函中还有类似之语：“吾家局势涣散，以致如今日之不能振兴。将来必得一个带一个，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视其人之才，量我躬之力，不可再分畛域矣。” 第643页。“吾辈倘有出头之日，宜以敬宗收族为第一义，不力挽颓风，后之人必有起而为盗者矣。” 第653页。
[10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608-609页。
[10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699页。
[107]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525页。
[108]黄丕烈、袁廷梼的相关论说，可见拙文《“荛圃藏书题识”与嘉道时期吴中文士活动图景》，见莫砺锋编《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
[109]陈奂《国语校注三种序》，见《三百堂文集》，卷上，1935年《乙亥丛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