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行情专区)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科斯：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科斯：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科斯：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科斯：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科斯：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科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2008年7月14~18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逝世 享年102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资料图片)
罗纳德-科斯是交易成本理论及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对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极大贡献，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科斯有两篇著名的论文：
《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 (1937))，以交易成本概念解释企业规模。
《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主张完善产权界定可解决外部性问题。
科斯的交易成本学说被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引入到现代组织理论中而且现在十分有影响力。
科斯也因其在《联邦通讯(行情专区)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1959))一文中批评了频率执照制度，并提出财产权作为更有效率的频率分配方案而被称为频率政策改革之父。
延伸阅读：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官方网站今晨发布消息称，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去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
科斯教授由于“发现并阐明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杰出贡献，于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科斯出生于伦敦一个工人家庭。由于从小患有脚疾，科斯进入政府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并通过努力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这暗合了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市场给予个人自由竞争的机会，个人凭借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状态。
科斯获奖的1990年代初，正是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同步开创的“新保守主义”(英国称作“新自由主义”)后，小政府、大市场模式盛行之时。此后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被新制度经济学家垄断。
他的“科斯定理”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直接影响了张五常、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他们因自由市场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被看做预测者。
【罗纳德-科斯简历】
罗纳德-哈利-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年12月29日-2013年9月2日)，英国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理论及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对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极大贡献，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32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
1951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移民美国，开始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
1955年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
1964年后主要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2013年9月2日，科斯在芝加哥去世，享年102岁。
经济学大师科斯逝世：遗憾没去过中国
北京时间9月3日上午消息美国芝加哥大学9月2日发布讣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于当天逝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曾对他的助手王宁博士说过：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是一生的遗憾。
罗纳德-科斯，1910年12月29日生于英国，1991年因对经济组织产生原理的阐述及推动法学、经济史和组织理论的发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主要著作及论文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厂商、市场与法律》等。
科斯1932年大学毕业，后赴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51年起，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出任经济学教授；1964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1982年后，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科斯肯定自由市场、私人竞争、私有产权对经济的作用，反对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他的理论在各个层面印证并指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科斯的理论对中国影响深远，包括张维迎、张五常、茅于轼、盛洪、周其仁等在内的一大批中国经济学家是他的忠实拥趸。
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教授百岁诞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研讨会上做了这样的解读：“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因此而获得增长。”
2008年7月14-18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婉拒别人的赞助，坚持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邀请数十位中国企业家、学者和官员，以及众多国际顶级经济学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诺斯、福格尔、贝克尔)齐聚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深入讨论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历史经验、未来前景及其对经济学的贡献。
其实，为了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科斯教授提前两年就开始谋划准备，他请中国助手王宁博士协助自己处理日常事务，邀请自己最欣赏的张五常教授为会议撰写主题论文，那就是后来张教授以中英文同时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科斯教授曾对他的助手王宁博士说过，说自己有生之年没有到过中国，看来再也没有可能去中国了，是终生莫大遗憾。
经济学家微博缅怀科斯教授：
中国农业银行(行情股吧买卖点)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科斯毕生的贡献再次证明：人类真理往往就是普通常识。“科斯定律”不过是揭示了人类经济制度的一个普通常识：唯有妥善保障产权，才能激发个人的创新精神，经济发展才有可能。这个道理其实谁都明白。然而人类往往最容易漠视的就是普通常识般的真理。科斯定律：简单、人性、高妙、纯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科斯辞世，其对中国的警告是缺思想市场。鼓励思想独立、创新，大力发展独立智库是中国能否平稳转型的关键之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1998年我出席在巴黎一大举行的国际新制度经济学的年会，开幕式上，威廉姆森教授这样评价科斯：他不仅一生研究制度，而且也是制度的最佳实践者，这是因为，他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和家庭。据说这几年，百岁高龄的科斯还要在医院伺服病重的太太。
《创业家》杂志社社长、创始人牛文文：企业的本质，因他而透彻。
FT中文网、财新网专栏作家刘胜军：其实，克强经济学的内核就是科斯定理。中国如能落实“科斯定理”，可保未来20年8%的增长潜力！
法学教授黄勇：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