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默默不欲饮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苏青

当年的海上双壁,张爱玲恬淡中有犀利刀锋,苏青泼辣中有细腻情致,二者均我所爱。

张爱玲曾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张爱玲有着天才者特有的傲气,她不止一次对冰心等人的俗气表示鄙夷,能让她这般惺惺相惜者,唯有苏青。

苏青的现实和辛辣,以那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为最直接体现,这句原本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出自《礼记》,是孔子之语,可苏青将断句之处前移一字,便成了她的女权宣言——女人所需,无非三样:吃、喝和男人。

她说的都是大实话,可在那个时代,由一个女人毫不忌惮地把这话说出口,还是太前卫了,无疑会引来骂名,如“文妓”之类的评价。

可抛开文字,最初的苏青是传统的,若非夫妻关系不佳,或许她会安于相夫教子,平淡一世。

她原名冯和仪,取“鸾凤和鸣、有凤来仪”之意,初中毕业时,学校开同乐会,她与李钦后一起出演话剧《孔雀东南飞》,就此相识,互生爱意,开始通信。不久后,李家便上门说媒,苏青家中本是富户,但年少时家道中落,此时已十分拮据,其母本说考虑一下,可媒人说若是联姻,那苏青和弟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于是其母便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苏青读完大学方可结婚。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默默不欲饮食

后来,李家反悔,在苏青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一人)后,李钦后便提出结婚——理由很简单,怕出色的苏青情变。如此言而无信,苏青初时自然不愿,但一来当时女性地位低,二来家中拮据,便少了话语权,终于就范。

对于婚姻,虽有男方家的“违约”,但苏青还是很憧憬的,可才女似乎总是坎坷,婚后不久,苏青就发现李钦后和其他女人私通。她选择了隐忍,继续赴中央大学读书,次年夏天,李钦后表示要带她去上海,苏青欣然前往,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之前的不愉快,谁知同一屋檐下,夫妻关系变得更糟糕,李钦后自私、不负责任,又爱面子,不允许苏青抛头露面去工作。

面对这种生活,苏青无疑是困惑的,她曾写道,“一个女子到了无可作为的时候,便会小心眼儿起来了。记得我初进大学的时候,穿着淡绿绸衫子,下系同颜色的短裙,风吹过来飘舞着像密密层层柳条儿起的浪,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耀眼:我像娇艳的牡丹,而众人便再好些也不过同绿叶胶管我点缀或衬托一番罢了。但是现在呢?他,我的丈夫,却不许我向上。”

那些理想与梦儿,已在破碎的边缘,而一个耳光则成了生活改变的催化剂——苏青向丈夫要钱补贴家用,谁知竟挨了一耳光,李钦后的说法是“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

去就去,这一去,便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女作家。

苏青发表的处女作题为《产女》,写于1935年,寄给了当年上海最出名的杂志《论语》。此文青涩,但在编辑陶亢德看来却有锐气,开篇是“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

——那时的苏青,刚刚生下一个女儿,遭夫家白眼,满心郁闷,尽倾于文中。只是,有时候话真的不可乱说,苏青在此文中还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结果,她此后又连生三个女儿,成了四女之母(一女早夭),受尽白眼。

发表时,陶亢德把标题改为《生男与育女》,苏青得了五元稿费,满心欢喜的她再接再厉,又拿身边事开刀,写下《我的女友们》,表示“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这样的文字在当时实属前卫,也极易打动人,苏青立时就得了追捧。

可婚姻生活中的苏青,依然是失败的,丈夫依然不尽责任,而她连生四个女儿,也加速了婚姻的破裂。后来,李钦后终日在外跳舞,和其他女人勾搭,甚至与邻居的太太私通,苏青终于忍无可忍,提出离婚,十年婚姻就此终止。其实,能忍上十年,已可见苏青的传统,挚友张爱玲曾这样写她与李钦后的婚姻:“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可现实,终让苏青无法依附,对于失败的婚姻,她自己有这样的诠释:“就是最美丽的花也会褪掉颜色,一层层扬上人生的尘埃,灰暗了陈旧了,渐渐失去以前的鲜明和活力,花儿有开必有谢,唯有果子才是真实的”,她也有不甘,所以还说过:“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

只是,即使离婚,苏青骨子里的隐忍依然不变,她曾有重组家庭的机会,对方还是个有钱人,可有一次他们二人吃饭,苏青的三个孩子站在门口怯生生张望,便让她极是伤感,怕日后这几个“拖油瓶”会受罪,便坚持不再婚,“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1943年,她开始连载自己的代表作《结婚十年》——若没有这场失败的婚姻为经历,她怕是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

这部自传体小说里,有新婚,有生儿育女,有婚外情,也有女性的独立生活,这样的套路,放在今天自是寻常,可在当年,毫不遮掩地娓娓道来,对读者而言自是极为吸引。

连载过后,1944年,《结婚十年》单行本出版,半年内竟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竟然出了18版,1947年的《续结婚十年》一年内也印了4版。

那是她的经历,也是她的心声,她在《结婚十年》里说,“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这直截了当,让许多人在心里共鸣,却也招来了“文妓”之名,只有张爱玲真的懂她,说“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

私以为,当年女作家中,写性心理者首推苏青,或是因为经历了失败婚姻的缘故,她大有“我是单身我怕谁”的气势,从不避忌,不矫情,又妙语连珠,如“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事实吧”,无疑是“婚姻是合法卖淫”这一说法的早期版本,还有那句“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宛若《倾城之恋》的诠释,也道尽世间无数爱情。她也清楚知道婚姻往往是爱情的坟墓,所以她勇敢说出“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

但除了这新式女人的自由,旧式女人的权利也是她想要的,聪明如胡兰成,就在《说苏青》分析得极透彻——“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这就是她的单纯的想法”。张爱玲也说,“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除了爱情,她还以单身之姿,触碰各种女性问题。比如她曾在《再论离婚》里说,“我相信就是爱孩子也须先自维持生存,自己连生存都不能够了,又拿什么去爱他们呢”,这本身是浅显道理,但那时代的女子,能提出先求生存,已是不易。

在她的世界里,女性更多地被赋予了世俗的属性,所谓任劳任怨、所谓女性美德,在她这里都被一一质疑。相比爱情、幸福等玄之又玄的东西,苏青认为物质更重要,她甚至曾说过,“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

——她的认识虽有狭隘处,但也颇有道理,终究,一切的形而上,都不能没有形而下为基础。

正因为重物质,离婚后的苏青,在事业上风风火火,颇有几分现代女强人的架势。别的作家闷在家里写文章,坐等出版社或报馆寄稿费,她却不是,出版商想在她这里赚点折头,换做其他作家,即使不愿,也很难不妥协,她却能自己扛着书上街推销,直接去跟书摊小贩谈批发价。且不论效果如何,是否有因小失大的可能,单说这胆气,就属难得。

而她做得最大胆的事情,恐怕还是创办了《天地》杂志,据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由女性支配的媒体。既然掌舵人身为女子,便提倡女子写作,苏青四处约稿,其中就包括了张爱玲,张爱玲也欣然应邀,在《天地》上发表了《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后来,张爱玲与苏青二人曾就当时的妇女、婚姻等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杂志》记录了她们的对话,整理为《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称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胡兰成恰恰是读了张爱玲发表于《天地》的《封锁》,又看到随文的作者玉照,才一见钟情,后由苏青牵线搭桥与张爱玲结识。

张爱玲与胡兰成二人,都对苏青评价甚高,张爱玲曾说喜欢苏青身上平实的、让人安心的烟火气息。胡兰成也说苏青是世俗的、没有禁忌的一个人。

《天地》销路不错,苏青自己曾记,“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苏青的很多点子,放到今日的传媒运营中仍不嫌过时,比如创刊号走红,加印竟也售罄的情况下,她立刻推出杂志预订业务,凡预订可享受八折优惠,新年期间还推出“特大号”,号称加量不加价,跟如今杂志无异;她跟周作人约稿,顺便讨了周作人亲笔签名全身照,往杂志上一登,变成了自身形象宣传广告;至于命题征文,也是搞了一期又一期,话题辛辣,也吊人胃口。

只是,《天地》虽红火,但也让日后的苏青吃尽苦头。当年,她在《古今》杂志上发表文章《论离婚》,轰动一时,甚至惊动地方大员,得当时的上海市长陈公博赏识。据说,陈公博之所以赏识此文,一来是苏青自身文字洗练泼辣,二来则与陈公博本人的心境有关,当时,他曾爆出一桩绯闻,据载,“妻子李励庄曾带儿子陈幹去饭店开房间,准备午夜服毒自杀,并留下遗书,准备以死要求陈公博撤换部署赵尊岳和王志刚(赵与陈公博关系明显暧昧),但终究被闻讯赶来的周佛海劝阻”。经历了婚姻上的动荡后,苏青的文字自然让他感同身受。

而《古今》杂志的创办者朱朴,恰恰是汪伪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他见陈公博赏识苏青,便主动点拨,希望苏青写篇文章称赞陈公博。于是,苏青写下《〈古今〉的印象》一文,大大吹捧陈公博,其中有“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这样的句子。1943年夏天,她还应陈公博之约,做过汪伪政府上海市政府专员,三个月后辞职,但陈公博在批准其辞职的情况下仍照发工资、

到了1943年10月10日,天地出版社和《天地》杂志开业,其支持者就包括了周佛海和陈公博这两位大汉奸。

这些事情,都让日后的苏青有了汉奸嫌疑。抗战后,司马文森编撰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苏青就与张爱玲、张资平等人一起位列16名汉奸之中。

对这指控,泼辣的苏青自是不承认的,她曾在《关于我》一文中分辨道:“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也曾说,自己写稿无非是为了赚钱,而且从来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而且,要说她当时内心一无所察,也决计不是,在她日后出版的几部散文集中,都未收录她为陈公博写下的那篇《〈古今〉的印象》。

后来也有许多人为苏青鸣冤,比如谢蔚明曾说“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季广茂曾写道,“(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

染上汉奸嫌疑的苏青,曾遭国民政府传讯,但因为确实未有做汉奸的确凿证据,当时并未被追究,但1949年后的她,就大吃苦头。

1949年后,她留在上海,在芳华越剧团担任编剧,她写过不少剧本,如《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和《李娃传》等。

1955年,她因“胡风案”受牵连入狱,一年半后出狱,但已遭剧团开除。重病缠身的她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只好向亲戚和孩子们求助,可在那个年代,背景不佳又曾入狱的苏青俨然一个传染病患者,人们避之不及,哪怕是骨肉至亲,也坚决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关系。

后来,她好不容易在一个名为红旗锡剧团的小剧团里找到工作,担任编剧,整理、改编老剧,偶尔写点应景新剧。可到文革时,她又遭冲击,被抄家批斗,工作又一次被辞退。据载,“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她晚景凄凉,据说她本住市区,因为和邻居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常受欺负,只好搬家至郊外,身边陪伴她的仅有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外孙,三代人挤在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基本不与外界往来。唯一与她有联系的是抗战时的《女生》杂志主编王伊蔚,苏青在给她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弥留之际,她最大心愿是找一本已被列为禁书的《结婚十年》,重温往昔岁月,好在有一位忠实读者花了不少钱,复印了一本给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离开人世,时年69岁。据载,她的灵堂里没有哀乐也没有花圈,送行亲友不过四五人,全程仅七八分钟,一代才女身后事,竟如此寂寥。

关于身后事,其实她曾在《归宿》中写过的,“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只可惜,1949年后,她再也没有写过小说和散文了,而且,也再没用过“苏青”这个笔名,改用本名冯和仪,她终究没能继续写下去,这个“终身职业”在1949年戛然而止。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表示“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此时,苏青已逝世两年。

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位前夫李钦后,解放后一度在法院工作,但年轻时的不靠谱一直在延续,不久后他便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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