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最近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2年的经济增长调低至7.5%，这是中共政府8年来最低的经济预估值，被迫放弃了长期以来「保八」的信心底线。
此前，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曾说，如不进行深层次改革，中国将遭遇经济危机。
美国CNBC电视台在最近的一次电视访谈中，针对当时汇丰刚刚公布的3月份中国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 预览值为48.1，创出4个月来新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并引发市场强烈反应，如A股市场煤炭、化工、有色等板块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港股也受其影响先扬后抑，并得出了中国公司或即将崩盘的结论。
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27个月来首现
3月27日， 大陆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1-2月份，全国规模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下降94%，通用设备、汽车、计算器等制造业等分别下降4.6%、6.5%、40.8%，受此影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6060亿元，同比下降5.2%。这是27个月以来，工业企业利润的首现负增长。
据上海证券报披露，2008-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曾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当时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速放慢。2012年前2个月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否意味着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硬着陆情况，引起各方关注。
此前公布的数字显示，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只有11.4%，比2011年12月份回落1.4个百分点。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判断，一般经济增速相当于工业增速的7折，按此看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在7%左右。这比起去年全年9.2%经济增速大为降低。
具体到企业本身，压力感更大。唐山港陆钢铁有限公司从事信息分析的人员表示，目前钢铁生产开工率一般都在80%以上，但是由于铁矿石价格很高，钢铁价格难以上来，实际都在亏损生产，如果不生产则亏损更大。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9.7%，与之相反的是，集体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4.4%，对比鲜明。
针对行业表现，业内人士估计，实际情况比统计局公布的情况更严重。分析人士认为，此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如汽车、家电、工程机械等今年表现将趋弱，在整体经济增速处于下滑态势时，相关企业的盈利也将面临挑战。
深圳前两月经济呈负增长
深圳市统计局官方网站，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深圳的主要经济数据均呈现负增长的态势。深圳的规模工业增加值为720.65 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0%，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比上年同期减少5.4%，进出口总额562.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5%。
南方日报引用深圳经贸委主任郭立民的话说，深圳今年的经贸形势可能比2008年更严峻。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深圳外贸依存度很高，欧美等深圳主要出口市场受债务危机影响导致深圳外贸出口量下降，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深圳正处在产业结构调4整时期，原来的经济增长点正在调整过程中，而新的经济增长点还需要一个过程，对于深圳来说，目前最关键的是能否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房地产泡沫已经爆裂
华西都市报最近引用被认为是亚洲地区被媒体引用最频繁的分析师谢国忠的话说，「房地产的泡沫已经爆了」。谢国忠曾多次准确判断形势和趋势。
谢国忠分析认为，很多开发商已经开始利用建筑公司、材料供货商帮忙融资。其实就是变相地在借钱撑楼盘。目前供货商的资金都已经绷得很紧了，有些资金链已经断了，所以有些开发商如果不卖房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只有大幅度地降价，增加销售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谈房价时，谢国忠同意总理温家宝两会上提出的「房价还远远未回到合理价位「。按照世界上的普遍水平，房价的合理价位一般是在年收入的6-7倍左右，而如今，中国的房价与收入比，超出了平均水平一倍还多。
谢国忠认为，中国房价跌幅可能很快会达到25%，未来两到三年内，跌幅有可能达到50%。目前，大陆房地产的市场供需关系失衡，一方面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有几千万套房子都空着，保守估计，要15年才能住满，每年新增房屋又那么多，总得找到几千万户买得起房的家庭住进去啊。
房价不下降，老百姓就会捂紧口袋不敢花钱，中国消费能力也跟着上不去。
相比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情况更加严峻。谢国忠分析说，一线城市是全国市场，有一定的消费人群，房价降了，有人会去买。而二三线城市却没有相应的购买力。虽然如今城镇化率越来越高，更多的人涌入城市，带来一定的刚性需求，但他认为，进城来的人，大多没有较强的购买力。对房地产市场的回暖起不了太大作用。
不良贷款周期到来 银行不良环比大幅上升
截至3月27日，浦发银行、深发展、兴业银行等去年四季度均出现了不良贷款、关注类贷款、逾期贷款余额季度环比全面上升，而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也较年初增加62亿元。
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不良贷款周期已悄而至？
据南方日报报导，2月17日，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 去年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季度环比上升4.9%，由三季度末的4078亿元上升至4379亿，不良贷款率则由三季末的0.90%提升至1.00%，为2005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不良双升。
值得注意的是，股份制银行关注类贷款的增速超出了市场预期。以浦发为例，该行关注类贷款4季度环比大幅上升42%，为31亿。中金公司认为，这凸显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此外，该行逾期贷款也在2011年下半年环比激增6.6亿，其逾期贷款余额已经持续高于不良余额两个季度。
近年来主打中小企业融资的民生银行关注类贷款也出现了激增。该行2011年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环比增长6%，关注类贷款下半年环比激增更高达38亿，增幅40%。此外，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也上升至27%。
中金公司认为，民生银行关注类贷款下半年增加明显快于行业趋势，可能与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有关。
季度环比上升，4季度环比增长达到30%，远高于同行业水平。此外，关注类贷款4 季度环比上升29.4%，逾期贷款（包括非应计贷款）下半年也环比大升63%。
深发展管理层也表示，不良贷款的反弹主要由于部份地区中小企业呈现外需出口不旺、经营成本上涨、资金供给不足等情况，部份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无法按时偿还贷款。
专家：中国经济硬着陆或已开始
针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形势，尤其是温家宝在两会报告中将2012年的经济增长调低至7.5%，这是中共政府8年来最低的经济预估值，被迫放弃了长期以来「保八」的信心底线，尤其是1、2月份的各项经济指标，引起人们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关注。
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有关中国经济的专文指出，2月份的贸易逆差315亿美元是中国史上最大的逆差，金额甚且大于中国过去每个月的顺差值。即便排除黄历新年年假因素，加总1、2月份的进出口值，中国仍有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且过去黄历新年后，进出口同步反弹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仅有进口值回升出现。
《经济学人》认为，中共官员在政策调整上有许多回旋空间，但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认为，现在的选项都使人不悦，而且回旋空间正在迅速缩小。
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月26日在《福布斯》（Forbes）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中共的经济数据并不正确，目前已在硬着陆，而且受巨额债务所累，在种种解决债务的方案中，刺激通货膨胀是最不差的选择
投资公司Nomura Holdings香港分部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张志伟（音译）指出，中国经济最糟的情况还未出现。他预计，中国大陆今年第1和第2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7.5%和7.6%。
美国之音报导说，中国对欧洲出口订单的大幅减少和美国经济的持续萎靡不振，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即所谓的「硬着陆」。
中共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则对前景更不乐观，他承认：「前景令人沮丧，非常复杂和严重。」「无论从国际经济环境，还是从国内环境来看，2012年都是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一年。」
重磅消息 央企内部要求甩房快跑!!! 全国失业潮将临!!!!!(转载)!!!!
近日，一些央企内部发文通知全国各地分公司，不惜降价也务必要在今年7月前卖完手上所有存量房，猜测京城或许会在6、7月出台一些重磅型的调控政策，导致央企开始甩货快跑。建议民企对此要加强警戒。而中原地产华北区域董事总经理李文杰也判断说该消息基本属实。
该消息最近是由一名叫“吾予桐”的网友发布的，她的资料未经认证。据此传言，她推测到“京城或许会在6、7月出台一些重磅型的调控政策，导致央企开始甩货快跑。建议民企对此要加强警戒。”并且先后@了一些地产界人士。
这一消息迅速在微博上传播开来，短时间内转发超过一千多条。实名认证的北京粤京联达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少校是男人”评论道， “此小道消息靠谱，节后我已经听10位不同国字头的公司有关人士说了，内容差不多，只涉及国企，内容半句没有关联到民企！”
新华社24日发文《国资委：央企诉今年形势比2008年更难》称，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昨日称，不少中央企业反映，当前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形势可能更为严峻。一些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容易被掩盖、被忽视的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更加显露出来。
24日中国经营报报道，《3月外汇占款将再次负增长 流动性格局酿巨变》，在外贸逆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外商直接投资数月负增长的同时，2月新增外汇占款环比下降八成，而3月外汇占款可能再次陷入负增长。“今年来看，外汇占款将踏入下降轨道，这对中国流动性将会产生较大影响，货币政策也会因此改变。”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微博）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大陆媒体报道，《美的迷局：大扩张变成大收缩》，3万多人的大裁员创下了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裁员纪录，去年底以来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美的大裁员得到证实。
大陆媒体报道，《深圳国宏涉嫌非法集资10亿 参与集资人数逾6万人》，网友分析说：“从已经曝光的高利贷非法集资案来看，全国总数目绝对是一个吓人的数字。上万亿的民间财富（而且是中下层）被洗劫一空。ZY还指望靠内需来拉动经济，钱都没了，靠什么拉动内需啊？中美贸易战开打，出口逐步下滑；由于庞大的地方债存量，大搞基建投资也显然是不现实的；内需由于民众财富被洗劫也泡汤了。”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在佛山几个大的陶瓷市场里，倒闭的都是一些外贸企业，太多了。”蓝卫兵说，他从佛山某陶瓷市场调查了解到，一层楼中，老是不开灯的、门锁已经布满灰尘的外贸公司占到总数的一半。显然，这些公司要不暂时关门，要不已经倒闭。
网友纷纷发表意见，认为目前经济形势严峻。
南方网友反馈：绝对真实，广东到深圳的物流公司从年前到现在业务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不是一家是整体都不行零八年都没出现过情况。小型企业玩玩了，要不了几个月失业潮一定出现。楼主说：我估计过了6月后，会大面积成片的出现。。。
杭州网友说，今天看杭州新闻，现在已经有不少法院查封的房子进入市场拍卖了，比市价低20-30%，或许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煤矿网友爆料，“我们煤矿今年以来销售就不好库存10万吨以上这是去年这时不可想象的现在价格也比去年一吨低100。”
网友表示冷汗直流，“中国70%以上的就业靠私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失业潮来之后，没有外贸，没有内需，结果明显，这可真是个好摊子，下面10年靠什么来发展？真的要靠土地流转？大规模失地，这可是恐怖的事情。我看了说现在和9几年面临的状况一样，冷汗... ”
网友指出：“现如今是庞大的公务猿财政饭阶层，两桶油亏损、五大发电集团亏损、造船、钢铁.....都是亏损，银行年报靓丽，只是说地方债、房地产的炸药包究竟有多厉害，只有炸了才知道。本人问过一个农信社的朋友，没想到区区一个农信社在房地产介入的都是如此之深。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
也有网友惊叹：“我今天是真惊住了~~~ 晚上去小西天（在帝都新街口以北）看电影，从新街口到小西天，原本很繁华的商业街，连着好几个店铺关门了，就在徐悲鸿纪念馆对面~~~ 到了小西天，一栋居民楼下临街的所有店铺，大约有6、7个大店都空了~~~ 那边还有个规模不小的大学，叫北京师范大学吧。”
也有网友反馈富人也不大手大脚了，刚才看本地的都市快报，4S店调查，大部分每月只卖100台，是去年的三分之一，包括奔驰宝马的销量也大幅萎缩了，富人也哆嗦了。。。
对于网上看到重庆的债务有5000亿，网友分析：“按8％的利息，年息400亿，重庆年财政收入1000亿。不可能拿400亿还息。那只能赖帐。也许借的时候就没准备还。最后吃定银行销坏帐了事。最后是全国存款人买单。银行销掉10％的坏帐，您的一块钱就变九毛。高官吃定国有银行，银行吃定百姓。这就是金融垄断的结果。各地的债都不轻啊，几个省市开始试点发行地方债，这就是暗示，历史上9几年出过这档子事，看来又得重演了。”
网友总结说：“历史惊人的相似，那时的国有企业的倒闭，和今天民营企业关门。最根本的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要解决还得下岗，不过这次是公务员！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不认错，就熬到你认错，这就是天道。”
高手阿非：房地产风声鹤唳背后的含义！
作者：高手阿非 发表日期：2012-3-29 10:48:00
各位看官，老非身体已无大碍，多谢各位的祝福，今天这就上完课了，来说说近来的关于房地产的风声。先一句话点评以下今天的房地产资讯。有人就说了，老非老非，人常说，有什么不说什么，没什么的人天天说什么，对！现在谁能没个一房两房的，说的是真理，不是自己。老非无奈，这贴子又是贴了半个小时上不来。再次重申新浪微博“黑嘴乌鸦”或者去空间查看。涯也是靠不住的。
1.温州炒房团变退房团 住建部批评有城市不限购。
老非一句话：温州人向来是生意比较精明的，能看清大方向，当初他们组团买房，受得各地政府热烈，现在退房，组团退房，受到各地政府的冷屁股。这就是市场经济。
2.人民日报称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在即 对购房行为影响大。
老非一句话：房地产税看起来是个纸老虎，其实它是个真老虎。不是不发威，是时机不到。
3.招商5.8折优惠仅限一套 许家印：今年恒大不普遍降价 。
老非一句话：忽悠一个是一个，见一叶落而知秋，是经济人必须具备的本领。现在如果说要普遍降价，你还会买吗？
4.房企资金链持续恶化 以价换量别无选择 新降价潮或至 。
老非一句话：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一两个月现金流为负，就会支撑不下去，况且他们已经撑了很久了。
5.武汉大量围湖楼盘涉嫌违规：上万亩湖面缩至百亩(图)
老非一句话：可见房地产商及利益集团，疯狂到了什么地步。
老非就在想，为什么风声一次比一次紧，可能是官方放出话来，让那些迷途知返的官爷和D员，赶紧把手上多余的房子卖出来，如果还不的话，哈哈，过了67月，你有几套房就明摆着呢，到时不要说房了，你的官位和名利可能都得重新计量。
用数据说话，虽然肿国的数据有点不靠谱，试从市场基本供求关系和资金面来说明风声日紧的背后意义。
1.房屋供应方面：2012年1-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431亿元，同比增长27.8%，其中住宅投资3713亿元，增长23.2%；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39490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5.5%，其中住宅施工面积297605万平方米，增长32.8%；房屋新开工面积20049万平方米，增长5.1%，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14832万平方米，与去年同期持平；房屋竣工面积10094万平方米，增长45.2%，增速提高31.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竣工面积7936万平方米，增长47.9%。房地产投资、施工、竣工面积均成快速增长趋势。
2.房地产销售状况：2012年1-2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00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0%；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6.0%，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8.6%，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11.4%。商品房销售额4145亿元，下降20.9%；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24.7%，办公楼销售额下降23.5%，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17.2%。
3.房地产资金状况：2012年1-2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14151亿元，同比增长16.2%，增速比2011年全年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3116亿元，增长16.3%；利用外资107亿元，增长24.2%；自筹资金5995亿元，增长43.3%；其他资金4933亿元，下降5.6%。在其他资金中，定金及预收款2795亿元，下降11.4%；个人按揭贷款1296亿元，增长1.2%。
现在，大家都在试图HOLD住。他们的理由如下：
1.地方政府不希望房价下降，他们中一些相信房地产调控会放松；
2.2012年由于通货膨胀降低，货币政策会放松；
3.国际货币可能仍然比较宽松；
4.中国换届年，中央可能更希望平稳过渡，不希望房地产突然崩溃；
老非看来，这些都是浮云一般，靠不住的，现在能靠得住的是你的现金流，而现金流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降价。
阿弥陀
中国，潜在整体性崩溃
作者：0wyh 发表日期：2007-1-9 18:50:00 回复
一、难道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在前两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克鲁格曼先生做了一个让中国人疑惑不已却又不寒而栗的设问：下一个是中国吗？他的意思是说，在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崩溃之后，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是不是下一个即将崩塌的神话？
虽然，中国有所有已经遭遇流行病袭击的亚洲国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等，但作为一个比其他亚洲国家庞大得多的经济体，中国显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特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独独中国能够幸免于那一场可怕的灾难了。可能正是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程度，克鲁格曼在提出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给出答案，便匆匆结束了他的讨论；虽然，他明确地将中国归为他所谓的“坏”的经济体－－那种即将进入危机状态的经济体。
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蹂躏，而且继续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在危机之后，中国仍然以年均百分之七以上速度连续增长了四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这种奇特表现已经成为世纪之谜，因为它对我们的常识构成了挑战。难道，常识真的要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二、权贵资本用政治手段强行掠夺弱势阶层、竭泽而渔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一九九七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内部已经遇到了严重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滑过程中，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贪污及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国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当此时，本来是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然而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驱使中国领导人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短期经济表现。就中国领导人对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的漠视而言，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许多观察家看到的那样，一九九七年之后，中国领导人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更加紧迫的政治改革，来凝聚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相反，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所谓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借助于这些以庞大的以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中国在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的、尤其是港台地区的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呼应于这种新的形象，那些对亚洲模式曾经有过深刻怀疑的人们终于丢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警惕，以自己的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世纪”的合唱。
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不仅仅意味着大城市，更不仅仅意味着那些多少有些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中国不仅意味着让人心动的机会，也可能同样意味着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施这种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扩大内需”、却被我称为“类凯恩斯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吧！我之所以将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所推荐的“凯恩斯疗法”，是因为实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在这种契约中，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同样一个政策将导致何等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一九九七年后采取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一九九七年的五百六十亿飙升到二00二年的三千多亿。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个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共投资不仅低效，而且充满了各种贪污和受贿丑闻。正是基于这一点，民间将这类公共投资形象地比喻为“富官工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以大量国债发行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着：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能发生什么奇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一个与九0年代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的高潮，不过上一次仅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而这一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人们还记得，在九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实在是权力经济的本质使然，不过是大集权与小集权的区别，五十步笑一百步耳。九0年代初期那次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银行坏账，难道这一次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的公共投资的结果，就一定会更好些吗？江苏省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花费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建立了一个完全是为了炫耀政绩的电话县，其结果却是，强制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无用的摆设。如果这也叫GDP的话，大概只能称作“灾害GDP”。
与上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九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教训之后，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在这方面似乎比较谨慎。由于害怕刺激高通货膨胀，中央政府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称，但这种“稳健”实际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诚如大家看到的，从一九九八年起，政府已经连续五次降低利率。考虑到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四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坏帐。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个比例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可能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要比已知的危险可怕得多。如果，上面那些政策还没有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范围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一九九九年开始到二00一年七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人民日报”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现在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可以万亿计。而在这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也开始落幕。
与上述股市政策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另外一项政策。那就是所谓收入政策。从一九九九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到目前为止，公务员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谁都知道，中国公务员是中国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其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然是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不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而其对内需的拉动，当然也只能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听。这种为所欲为的执政取向，除了证明中国政府官员对社会紧张情绪的麻木之外，恐怕证明不了其他什么。
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这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荒唐的“债转股”和直接拨款二千亿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透过这些明显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水平象变魔术一样得到扭转。到二00一年度，中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成绩突出表现在这样一组数字上：国有企业的盈利从一九九九年的九百亿达到二千三百三十亿。然而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实是：中国前十名的垄断企业占据其中的一千九百亿，国家重点支持（注意，这意味着国家想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的其它前五百名大企业共获得盈利四百二十亿元。按“香港信报”的推算，这也就是说，剩下的六万多家国有企业平均盈利只有一万元。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不愧是“波将金”经济的业内高手。在这种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 “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这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尽管国内对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一个极其重要而且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在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在中国国内各阶层中起到了一次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却被人为高估，这阻断了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通道，人为地限制了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这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但却是以农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考虑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一方面，中国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利”。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的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而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种消费完全无关。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比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的坚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国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这大概就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转移。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的怀疑：人民币的坚挺是不是也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强势阶级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观政策的寻租？虽然从长期看，中国农业问题
可能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却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弱势阶级的困苦，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看清楚了这样的真相，难道我们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我们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阶层罢了。人民币没有贬值，仅仅说明了中国有可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仅仅说明有人要竭力维持一个名不副实的强国形象，而不能说明任何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不同寻常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那时候，我们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比现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通过轮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维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百分之七以上、百分之八之下）。然而，正如这个中文词语的另外一个意思一样，这个“一枝独秀”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令人放心，在一帮可笑的政府经济学家不断地鼓吹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之后，这个拐点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更多的人则开始相信，如果中国不迅速进行旨在修复增长动力的制度改革的话，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盼望的那个拐点，可能恰恰是一个向下的拐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二00一年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是创纪录的百分之六点六，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某种趋势，可能正在揭开中国经济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沉重的历史代价。
三、假象背后是被掩盖的深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虽然已经有经济学家正在悄悄谈论中国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代价，但更多的人们则开始以他们实际行动对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质疑。就在今年，当中国人大以惯常的虚伪姿态总结政府去年的成绩时，大庆－－中国极具象征性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我们虽然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中国渐进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号，但这一事实强烈的暗示我们：中国，可能是一个假象。
我们不能说，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但这四年为了维持面子上的繁荣而采取的竭泽而渔的政策，无疑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而最重要的代价可能是，中国可能已经错过和平改革的最后机会。现在，让我们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后，看一看中国的另外一面。
1.濒临绝境的国家财政
虽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指标和标准来为自己的财政政策辩护并维护本国财政的稳健形象，但很显然，这里面存在严重的误导。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财政数字的虚假，而是因为有大量的国家负债完全无法统计。有中国经济学家私下里作过估计，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十三万亿左右。但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工资拖欠似乎没有足够估计，有资料披露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二万亿左右，如果考虑进这一因素，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可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国中，日本的这个比率已经是全球之冠了。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钢性开支增长，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政府一直都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的非法收刮。基于我们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税收的最终承受者肯定是中国的中下层阶级，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抗税事件以及不断升级的怨恨情绪中感觉到。一九九七年到二00一年，国家税收连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刚刚过去的二00一年度，这个数字已经是同年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从中国民间业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这个数字继续高位增长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税收潜力与中国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胃口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高峰。
2.难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十年来的令人难堪的经济表现被普遍归结为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恐怕还算不得最坏的学生。按照最悲观的估计，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接近百分之二十，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按照中国官方最新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六，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令人异常恐慌的百分之五十。人们普遍猜测，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主管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这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试探性地关闭了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之后，其真实情况与人们估计之间的差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贷款“五类分级”制度却一再受阻，原因很简单，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分级制度将大大增加银行的不良比例。形势的确相当恶劣，但从中国官方一再搁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相称的紧迫感和勇气。显然，这已经事涉难度和风险同样巨大的政治改革；从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
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 “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中国国有银行之腐败低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中国银行业经营问题的爆炸性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爆炸后的灾难程度。就在最近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招商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人们发现，这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银行，其离岸业务的坏帐率竟然高达百分之九十三以上，这让那些对中国银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标或者数据，而是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权力和权力资本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也就毫无节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从宏观上讲，中国的金融、财政包括资本市场徒有现代经济之表象，但其在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却无比巨大。
曾经有中国学者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应该是百分之十，但九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这个水平。对照中国增长模式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中，中国可能更是一个极端案例），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早在九0年代中期就已经陷入了与日本一样的“增长型衰退”。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在今后几年，中国就非常有可能进一步跌入“增长型萧条”。果如此，中国在渐进改革中长期积累而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各种尖锐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喷发的时机。
最近几年，夹杂在表面上“中性”但剂量却不断加大的“凯恩斯疗法”的浮躁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趋势性变化。与上面那些静态并且广为人知的数据相比，这些动态的趋势已经和即将显示的冷酷力量还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趋势包括：
3.权力资本突击圈钱、洗劫民间财富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而走出一条“天才”的捷径来。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感式的药方和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和监督体制健全的国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则可能意味着“国家”的复辟，这与中国近二十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而是那些打着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学家口中轻飘飘的“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注意，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九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些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地被他们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这些 “清官”将带着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 （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4.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地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
一九九七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而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地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地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着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可能已经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种局面，一九四九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
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百分之八十农村人口的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恶劣于我们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着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八几年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
随着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目前的政府统一采购招标制是变相的计划经济
目前全国都存在的政府统一采购招标制度。这种集权的社会生产方式，不会减少腐败的发生，相反，只会增加腐败的发生。国人们！你们去亲身体验吧！发生在你身边的统一招标制，腐败是多了，还是少了！竞争的老板们为了拿到订单，让官员们腐败个够。这种招标没有一个是透明的、民主的，都是事先串通好的串标。损了人民，肥了官员。目前，政府撑握着大部分资源，不能再这样集中经济资源搞生产了，以前不是吃过亏吗？这是变相的计划经济！由政府掌控市场是市场经济吗？应该在经济上放弃这种集权。美国社会为什么中层官员连出外访问的经费都成问题，就是因为分权，你的资源用完了，你的经费用完了就没有了，没有人再另外给你，你把经费、当地资源玩过头了，当地百姓人民就叫你倒台。而不象中国，这个官玩过头了，上面关系搞好了，异地为官照干照做，这怎能不腐败呢？集权办事不好深圳就有一个实例，2003年、2004年深圳春节火车票实行集中售票，百万号人排队购票，票贩子手上有票，老百姓排断腿却买不到票，人怨沸腾，什么原因？ 2004年春节售票后期改为分散售票，时空上分开了，集中没有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