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子中说 荀子

阮逸<文中子中说>序

周公,圣人之治者也,后王不能举,则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圣人之备者也,后儒不能达,则孟轲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尽录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阙。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

《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故王氏经书,散在诸孤之家,代莫得闻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畤兄弟,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卷。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又福畤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缃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

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亦列十篇,实无二序。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因附于《中说》两间,且曰“同志沦殂,帝阍悠邈。文中子之教,郁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见抑,而“续经”不传;诸王自悲,而遗事必录。后人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有由焉。

夫道之深者,固当年不能穷;功之远者,必异代而后显。方当圣时,人文复古,则周、孔至治大备,得以隆之。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李轨、杨倞注释,况文中子非荀、扬比也,岂学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蕴奥,引质同异,为之注解,以翼斯文。

夫前圣为后圣之备,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离圣而异驱,捐古而近习,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韩愈氏力排异端,儒之功者也,故称孟子能拒杨、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轲氏,儒之道者也,故称颜回,谓与禹、稷同道。愈不称文中子,其先功而后道欤?犹文中子不称孟轲,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乃明文中子圣矣。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广之于后,皆云圣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

噫!知天之高,必辩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门人对问,如日星丽焉,虽环周万变,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仿佛其端乎?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又问彼之说,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魏徵问圣人忧疑,子曰:“天下皆忧疑,吾独不忧疑乎?”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举是深趣,可以类知焉。或有执文昧理,以模范《论语》为病,此皮肤之见,非心解也。

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极!中存疑阙,庸俟后贤。仍其旧篇,分为十卷。谨序

卷一:王道篇卷二:天地篇 卷三:事君篇 卷四:周公篇 卷五:问易篇 卷六:礼乐篇 卷七:述史篇 卷八:魏相篇 卷九:立命篇 卷十:关朗篇

附录:叙篇 文中子世家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 关子明事 王氏家书杂录 卷一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盖先生之述,曰《时变论》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经决录》五篇,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晋阳穆公之述,曰《政大论》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论》八篇,其言王霸之业尽矣。安康献公之述,曰《皇极谠义》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铜川府君之述,曰《兴衰要论》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子谓董常曰:“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谠义》焉。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吾欲续《书》,按诸载录,不足征也,吾得《政大论》焉。”董常曰:“夫子之得,盖其志焉。”子曰:“然。”

子谓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

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述作何其纷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参而不一乎?陈事者乱而无绪乎?”

子不豫,闻江都有变,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

文中子曰:“道之不胜时久矣,吾将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归晋,宅居汾阳,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薛收曰:“敢问《续书》之始于汉,何也?”子曰:“六国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闻也,又焉取皇纲乎?汉之统天下也,其除残秽,与民更始,而兴其视听乎?”薛收曰:“敢问《续诗》之备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终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兴衰之际,未尝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终,所以告也。”

文中子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薛收曰:“始于晋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子述《元经》皇始之事,叹焉。门人未达,叔恬曰:“夫子之叹,盖叹命矣。《书》云: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子闻之曰:“凝,尔知命哉!”

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

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

贾琼习《书》至《桓荣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业。天实监尔,能不以揖让终乎!”

繁师玄将著《北齐录》,以告子。子曰:“无苟作也。”

越公以《食经》遗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无所用也。”答之以《酒诰》及《洪范》“三德”。

子曰:“小人不激不励,不见利不劝。”

靖君亮问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谨,辱也。”

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夫乐,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声,王化始终所可见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动植矣,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凤皇何为而藏乎?”

子曰:“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

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

子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多敛之国,其财必削。”

子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于万民其犹天乎?”董常、房元龄、贾琼问曰:“何谓也?”子曰:“春生之,夏长之,秋成之,冬敛之。父得其为父,子得其为子,君得其为君,臣得其为臣,万类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谓其犹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识时运者,忧不逢真主以然哉!”

叔恬曰:“舜一岁而巡五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子曰:“无他,道也。兵卫少而征求寡也。”

子曰:“王国之有风,天子与诸侯夷乎?谁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离》,于是雅道息矣。”

子曰:“五行不相沴,则王者可以制礼矣;四灵为畜,则王者可以作乐矣。”

子游孔子之庙。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岂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复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吾子汩彝伦乎?”孝逸再拜谢之,终身不敢臧否。

韦鼎请见。子三见而三不语,恭恭若不足。鼎出谓门人曰:“夫子得志于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杀之严矣。”

杨素谓子曰:“天子求善御边者,素闻惟贤知贤,敢问夫子。”子曰:“羊祜、陆逊,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复使?”子曰:“今公能为羊、陆之事则可,如不能,广求何益?通闻:迩者悦,远者来,折冲樽俎可矣。何必临边也?”

子之家,《六经》毕备,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纲五常,自可出也。”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董常死,子哭于寝门之外,拜而受吊。

裴晞问曰:“卫玠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宽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与人谈,则及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曰:“恕哉,凌敬!视人之孤犹己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义者,斯可矣。如不得见,必也刚介乎?刚者好断,介者殊俗。”

薛收问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

子曰:“我未见嗜义如嗜利者也。”

子登云中之城,望龙门之关。曰:“壮哉,山河之固!”贾琼曰:“既壮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庙,观其碑首曰:“先君献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达。”

子见刘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于是乎不可谓知人矣。”见《辩命论》,曰:“人道废矣。”

子曰:“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

子读《乐毅论》,曰:“仁哉,乐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发其蕴。”

子读《无鬼论》,曰:“未知人,焉知鬼?”

卷二  天地篇

子曰:“圆者动,方者静。其见天地之心乎?”

子曰:“智者乐,其存物之所为乎?仁者寿,其忘我之所为乎?”

子曰:“义也清而庄,靖也惠而断,威也和而博,收也旷而肃,琼也明而毅,淹也诚而厉,玄龄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达简而正。若逢其时,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动也权,其静也至。其颜氏之流乎?”

叔恬曰:“山涛为吏部,拔贤进善,时无知者。身殁之后,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后知群才皆涛所进。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

李密见子而论兵。子曰:“礼信仁义,则吾论之;孤虚诈力,吾不与也。”

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内史薛公见子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

子曰:“士有靡衣鲜食而乐道者,吾未之见也。”

子谓魏徵曰:“汝与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并行于时,有用舍焉。”

子谓李靖曰:“凝也若容于时,则王法不挠矣。”

李靖问任智如何,子曰:“仁以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

薛收问仲长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谓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属于人;旷哉大乎!独能成其天。”

贾琼问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问恕之说。”子曰:“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为心;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为心。推而达之于天下,斯可矣。”

子曰:“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

楚难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谓使者曰:“为我谢楚公。天下崩乱,非王公血诚不能安。苟非其道,无为祸先。”

李密问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谓贾琼曰:“乱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灾而念祸,爱强而愿胜,神明不与也。”

子居家,虽孩孺必狎。其使人也,虽童仆必敛容。

子曰:“我未见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不违害,不强交,不苟绝,惟有道者能之。”

子躬耕。或问曰:“不亦劳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亡职者,罪无所逃天地之间,吾得逃乎?”

子艺黍登场,岁不过数石,以供祭祀、冠婚、宾客之酒也,成礼则止。子之室,酒不绝。

薛方士问葬。子曰:“贫者敛手足,富者具棺椁,封域之制无广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伤生,不以厚为礼。”

陈叔达问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远之。”问祭。子曰:“何独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圣人所以接三才之奥也。达兹三者之说,则无不至矣。”叔达俯其首。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临事也断。”或问苏绰。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于战国可以强,行于太平则乱矣。”问牛弘。子曰:“厚人也。”

子观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愿事明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淹曰:“愿执明王之法,使天下无冤人。”常曰:“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子曰:“大哉!吾与常也。”

子在长安。曰:“归来乎!今之好异轻进者,率然而作,无所取焉。”

子在绛,程元者<囗亡>薛收而来。子与之言六经。元退谓收曰:“夫子载造彝伦,一匡皇极。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见矣。”

子曰:“盖有慕名而作者,吾不为也。”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兴,其当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将败者吾伤其不得用,将兴者吾惜其不得见。其志勤,其言征,其事以苍生为心乎?”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

子曰:“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让终焉。必也有圣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夏、商之道直以简,故以放弑终焉。必也有圣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旷,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

子燕居,董常、窦威侍。子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静不证理而足用焉,思则或妙。”

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门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门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于彼。”或问彼之说。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董常闻之悦,门人不达。董常曰:“夫子之道,与物而来,与物而去。来无所从,去无所视。”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子谓程元曰:“汝与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遗道德,元也志仁义。”子曰:“常则然矣,而汝于仁义,未数数然也。其于彼有所至乎?”

子曰:“董常时有虑焉,其余则动静虑矣。”

子曰:“孝哉,薛收!行无负于幽明。”

子于是日吊祭,则终日不笑。

或问王隐。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学赡。”或问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经制浅,其道不足称也。”

子谓陈寿有志于史,依大义而削异端。谓范宁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子曰:“使陈寿不美于史,迁、固之罪也。使范宁不尽美于《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弃经而任传。”

子曰:“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贾琼曰:“何谓也?”子曰:“白黑相渝,能无微乎?是非相扰,能无散乎?故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于古、今,《诗》失于齐鲁。汝知之乎?”贾琼曰:“然则无师无传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

子谓叔恬曰:“汝不为《续诗》乎?则其视七代损益,终懑然也。”

子谓:“《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

文中子曰:“吾师也,词达而已矣。”

或问扬雄、张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艰。”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

子曰:“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

子曰:“我未见见谤而喜,闻誉而惧者。”

子曰:“富观其所与,贫观其所取,达观其所好,穷观其所为,可也。”

或问魏孝文。子曰:“可与兴化。”

铜川夫人好药,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阴阳,子始著历日。且曰:“吾惧览者或费日也。”

子谓薛知仁善处俗,以芮城之子妻之。

子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

子曰:“吾于天下,无去也,无就也,惟道之从。”

卷三  事君篇

房玄龄问事君之道。子曰:“无私。”问使人之道。曰:“无偏。”曰:“敢问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问礼乐。子曰:“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非尔所及也。”

或问杨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

房玄龄问郡县之治。子曰:“宗周列国八百余年,皇汉杂建四百余载,魏、晋已降,灭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抃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丰,则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子曰:“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

子曰:“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

子曰:“甚矣!齐文宣之虐也。”

姚义曰:“何谓克终?”子曰:“有杨遵彦者,实国掌命。视民如伤,奚为不终?”

窦威好议礼。子曰:“威也贤乎哉?我则不敢。”

北山丈人谓文中子曰:“何谓遑遑者无急欤?”子曰:“非敢急伤时怠也。”

子曰:“吾不度不执,不常不遂。”

房玄龄曰:“书云霍光废帝举帝,何谓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废昏举明,所以康天下也。”

子游河间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经》,目若营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隐者也。”收曰:“盍从之乎?”子曰:“吾与彼不相从久矣。”“至人相从乎?”子曰:“否也。”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愿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子见牧守屡易,曰:“尧、舜三载考绩,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兴,邦家有社稷焉;两汉之盛,牧守有子孙焉。不如是之亟也。无定主而责之以忠,无定民而责之以化,虽曰能之,末由也已。”

贺若弼请射于子,发必中。子曰:“美哉乎艺也!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弼不悦而退。子谓门人曰:“矜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子谓荀悦:“史乎史乎?”谓陆机:“文乎文乎?”皆思过半矣。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揔,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

尚书召子仕,子使姚义往辞焉。曰:“必不得已,署我于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从严、扬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子曰:“吾恶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动。吾恶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子曰:“达人哉,山涛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贤乎?”子曰:“戎而贤,天下无不贤矣。”

子曰:“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房玄龄问史。子曰:“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问文。子曰:“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
文中子中说 荀子

薛收问《续诗》。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

子谓叔恬曰:“汝为《春秋》《元经》乎?《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

子谓:《续诗》之有化,其犹先王之有雅乎?《续诗》之有政,其犹列国之有风乎?

子曰:“郡县之政,其异列国之风乎?列国之风深以固,其人笃。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变也,劳而散,其人盖伤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县之政悦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抚我也,其臣主屡迁乎?及其变也,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无所伤焉。虽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问列国之风变,伤而不怨;郡县之政变,怨而不伤;何谓也?”子曰:“伤而不怨,则不曰犹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伤,则不曰彼下矣。吾将贼之,又何伤?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义存焉;六代之季,仁义尽矣。何则?导人者非其路也。”

子曰:“变风变雅作而王泽竭矣,变化变政作而帝制衰矣。”

子曰:“言取而行违,温彦博恶之;面誉而背毁,魏徵恶之。”

子曰:“爱生而败仁者,其下愚之行欤?杀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欤?游仲尼之门,未有不治中者也。”

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子闻之曰:“陈守可与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

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难行也。夫废肉刑害于义,损之可也;衣弋绨伤乎礼,中焉可也。虽然,以文、景之心为之可也,不可格于后。”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则止;今之事君也以佞,无所不至。”

子曰:“吾于赞《易》也,述而不敢论;吾于礼乐也,论而不敢辩;吾于《诗》《书》也,辩而不敢议。”或问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则存之者也。”

子间居俨然。其动也徐,若有所虑;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长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

子之服俭以洁,无长物焉,绮罗锦绣,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妇人则有青碧。”

子宴宾无贰馔,食必去生,味必适。果菜非其时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

乡人有穷而索者。曰:“尔于我乎取,无扰尔邻里乡党为也,我则不厌。”乡人有丧,子必先往,反必后。子之言应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乡无争者。

或问人善。子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曰:“未尝与久也。”

子济大川,有风则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驭。乡人有水土之役,则具畚锸以往。曰:“吾非从大夫也。”

铜川府君之丧,勺饮不入口者三日。营葬具,曰:“必俭也,吾家有制焉。”棺椁无饰,衣衾而举,帷车而载,涂车刍灵,则不从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来,未尝无志也。”于是立坟,高四尺,不树焉。

子之他乡,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适而无禀?”

万春乡社,子必与执事翼如也。

芮城府君起家为御史,将行,谓文中子曰:“何以赠我?”子曰:“清而无介,直而无执。”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为之表,至心为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谓董常曰:“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

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

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礼。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纲之首不可废,吾从古。”

子曰:“恶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为诈,我则好诈焉。不为夸衒,若愚似鄙,今人以为耻,我则不耻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

子曰:“吏而登仕,劳而进官,非古也,其秦之余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执乎役,禄以报劳,官以授德。”

子曰:“美哉,公旦之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谤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孙相承,而宗祀不绝也。内实达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祸乱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故迁都之义曰:洛邑之地,四达而平,使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衰。”

无功作《五斗先生传》。子曰:“汝忘天下乎?纵心败矩,吾不与也。”

卷四  周公篇

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私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

子曰:“圣人之道,其昌也潜,其弊也寝,亹亹焉若寒暑进退,物莫不从之,而不知其由也。”

温彦博问:“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穷也。”曰:“何谓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余。”曰:“敢问道器。”子曰:“通变之谓道,执方之谓器。”曰:“刘灵何人也?”子曰:“古之闭关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则吾不知也。”

陈守谓薛生曰:“吾行令于郡县而盗不止,夫子居于乡里而争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陈守曰:“吾过矣。”退而静居,三月盗贼出境。子闻之曰:“收善言,叔达善德。”

房玄龄问:“田畴,何人也?”子曰:“古之义人也。”

子谓“《武德》之舞劳而决。其发谋动虑,经天子乎?”谓“《昭德》之舞闲而泰。其和神定气,绥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变也。噫!《武德》,则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尽善久矣。其时乎?其时乎?”

子谓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子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子曰:“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

杜淹问:“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执小道,乱大经。”

程元曰:“敢问《豳风》何也?”子曰:“变风也。”元曰:“周公之际,亦有变风乎?”子曰:“君臣相诮,其能正乎?成王终疑,则风遂变矣。非周公至诚,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变风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变风不复正矣。夫子盖伤之者也,故终之以《豳风》。言变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系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呜呼,非周公孰知其艰哉?变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终不失于本,其惟周公乎?系之豳远矣哉!”

子曰:“齐桓尊王室而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举大号而中原静,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晋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纣,齐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晋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

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

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险人也。智小谋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齿焉,则有由也。”

子读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补也!无谓魏、周无人,吾家适不用尔。”

子之家庙,座必东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志先人之国。”

辽东之役。子闻之曰:“祸自此始矣。天子不见伯益赞禹之词,公卿不用魏相讽宣帝之事。”

王孝逸谓子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

子谓贾琼、王孝逸、凌敬曰:“诸生何乐?”贾琼曰:“乐闲居。”子曰:“静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乐闻过。”子曰:“过而屡闻,益矣。”凌敬曰:“乐逢善人。”子曰:“多贤不亦乐乎?”

薛收游于馆陶,适与魏徵归。告子曰:“徵,颜、冉之器也。”

徵宿子之家,言《六经》,逾月不出。及去,谓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畴属布衣也。”

刘炫见子,谈《六经》。唱其端,终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炫退,子谓门人曰:“荣华其言,小成其道,难矣哉!”

凌敬问礼乐之本。子曰:“无邪。”凌敬退,子曰:“贤哉,儒也!以礼乐为问。”

子曰:“《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风》乐极哀来,其悔志之萌乎?”

子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或问宇文俭。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远,其《书》之所深乎?铜川府君重之,岂徒然哉?”

子游太乐,闻《龙舟五更》之曲,瞿然而归。曰:“靡靡乐也。作之邦国焉,不可以游矣。”

子谓姚义:“盍官乎?”义曰:“舍道干禄,义则未暇。”子曰:“诚哉!”

或问荀彧、荀攸。子曰:“皆贤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时,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谨,未若不行而谨。”贾琼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惟有道者能之。”

杨素谓子曰:“甚矣,古之为衣冠裳履,何朴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为冠所以庄其首也,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剑佩锵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俨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犹有疾驱于道者。今舍之曰不便,是投鱼于渊,置猿于木也。天下庸得不驰骋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董常歌《邶·柏舟》。子闻之曰:“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邳公好古物,钟鼎什物、珪玺钱具必具。子闻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

子谓仲长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会逢其适也,焉知其可?”子曰:“达人哉,隐居放言也!”子光退谓董、薛曰:“子之师,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与之变。”

薛收问隐。子曰:“至人天隐,其次地隐,其次名隐。”

子谓姚义能交。或曰简。子曰:“所以为能也。”或曰广。子曰:“广而不滥,又所以为能也。”

子谓:“晁错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复古矣。”

贾琼问《续书》之义。子曰:“天子之义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诏,曰志,曰策。大臣之义载于业者有七,曰命,曰训,曰对,曰赞,曰议,曰诫,曰谏。”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无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动乎?其感而无不通乎?此之谓帝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之道,何其难乎?”子笑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视之不臧,我思不远。”

越公聘子。子谓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干旄》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子谓房玄龄曰:“好成者,败之本也;愿广者,狭之道也。”玄龄问:“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

子谓:“姚义可与友,久要不忘;贾琼可与行事,临难不变;薛收可与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与出处,介如也。”

子曰:“贱物贵我,君子不为也。好奇尚怪,荡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应之。”

薛宏请见《六经》,子不出。门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则所不隐。”

子有内弟之丧,不饮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赋《载驰》卒章而去。

郑和谮子于越公曰:“彼实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问子。子曰:“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越公待之如旧。

子曰:“我未见勇者。”或曰贺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

李密问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问勇。子曰:“必也义乎?”

贾琼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尔愿知乎哉?姑修焉,天将知之,况人乎?”

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子曰:“尔将为名乎!有美玉姑待价焉。”

杨玄感问孝。子曰:“始于事亲,终于立身。”问忠。子曰:“孝立则忠遂矣。”

卷五  问易篇

刘炫问《易》。子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子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魏徵曰:“圣人有忧乎?”子曰:“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乎?”问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乎?”徵退,子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独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观之则殊也,而适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当而已矣。则夫二未违一也。”李播闻而叹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归焉,而不觉也。”

程元问叔恬曰:“《续书》之有志有诏,何谓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叔恬曰:“敢问策何谓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悯而不私,劳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续书》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道甚大,物不废,高逝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

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诸仁义而有谋乎?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文中子曰:“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非明君孰能广问?非达臣孰能专对乎?其因宜取类,无不经乎?洋洋乎,晁、董、公孙之对!”

文中子曰:“有美不扬,天下何观?君子之于君,赞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进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

文中子曰:“议,其尽天下之心乎?昔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议之谓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谄,直而有礼,其惟诫乎?”

子曰:“改过不吝,无咎者善补过也。古之明王,讵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于否,易昏以明。非谏孰能臻乎?”

文中子曰:“晋而下,何其纷纷多主也?吾视惠、怀伤之,舍三国将安取志乎?三国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视桓、灵伤之,舍两汉将安取制乎?”

子谓“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

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贾琼习《书》,至郅惲之事,问于子曰:“敢问事、命、志、制之别。”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节焉。”贾琼以告叔恬。叔恬曰:“《书》其无遗乎?《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道之谓乎?《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节之谓乎?”子闻之曰:“凝其知《书》矣。”

子曰:“事之于命也,犹志之有制乎?非仁义发中,不能济也。”

子曰:“达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为乎?其得变化之心乎?达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难乎?其得仁义之几乎?”

子曰:“处贫贱而不慑,可以富贵矣;僮仆称其恩,可以从政矣;交游称其信,可以立功矣。”

子曰:“爱名尚利,小人哉!未见仁者而好名利者也。”

贾琼问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见縗绖而哭不辍者,遂吊之。问丧期,曰:“五载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楚公问用师之道。子曰:“行之以仁义。”曰:“若之何决胜?”子曰:“莫如仁义。过此,败之招也。”

子见耕者必劳之,见王人必俯之。乡里不骑,鸡初鸣,则盥漱具服。铜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问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子曰:“史传兴而经道废矣,记注兴而史道诬矣。是故恶夫异端者。”

薛收曰:“何为命也?”子曰:“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吉凶曲折,无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圣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

贾琼曰:“《书》无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无王而有臣乎?”曰:“两汉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尽美于恤人乎?志,其惭德于备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后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杂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迹谲。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称之乎?政则苟简,岂若唐、虞三代之纯懿乎?是以富人则可,典礼则未。”薛收曰:“纯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来者之不如昔也?”

子谓李靖智胜仁,程元仁胜智。子谓董常几于道,可使变理。

贾琼问:“何以息谤?”子曰:“无辩。”曰:“何以止怨?”曰:“无争。”

子谓诸葛、王猛,功近而德远矣。

子在蒲,闻辽东之败。谓薛收曰:“城复于隍矣。”赋《兔爰》之卒章。归而善《六经》之本,日以俟能者。

子曰:“好动者多难。小不忍,致大灾。”

子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子曰:“元亨利贞。运行不匮者,智之功也。”

子曰:“佞以承上,残以御下,诱之以义不动也。”

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

子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

子曰:“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贾琼问:“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粲然可见矣。”

文中子曰:“王泽竭而诸侯仗义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

子曰:“多言,德之贼也;多事,生之仇也。”薛方士曰:“逢恶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无罪,闻之以诫。”

或问韦孝宽。子曰:“干矣。”问杨愔。子曰:“辅矣。”

宇文化及问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顺阴阳仁义,如斯而已。”

贾琼为吏,以事楚公。将行,子饯之。琼曰:“愿闻事人之道。”子曰:“远而无介,就而无谄。泛乎利而讽之,无斗其捷。”琼曰:“终身诵之。”子曰:“终身行之可也。”

子曰:“《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

子曰:“改元立号,非古也,其于彼心自作之乎?”

或问:“志意修,骄富贵,道义重,轻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薛生曰:“殇之后,帝制绝矣,《元经》何以不兴乎?”子曰:“君子之于帝制,并心一气以待也。倾耳以听,拭目而视,故假之以岁时。桓、灵之际,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际,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书同文,车同轨。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曰:“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诰绝矣,《元经》兴而帝制亡矣。”

文中子曰:“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

卷六  礼乐篇

子曰:“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贵乎?”

贾琼、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奚谓不行?”

子谓:“任、薛、王、刘、崔、卢之昏,非古也,何以视谱?”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问《元经》之帝何也?”子曰:“絜名索实,此不可去。其为帝,实失而名存矣。”

或问谢安。“子曰:“简矣。”问王导。子曰:“敬矣。”问温峤。子曰:“毅人也。”问桓温。子曰:“智近谋远,鲜不及矣。”

贾琼问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曰:“可终身而行乎?”子曰:“乌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繁师玄曰:“敢问稽古之利。”子曰:“执古以御今之有乎?”

子曰:“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

子曰:“恭则物服,悫则有成,平则物化。”

子曰:“我未见平者也。”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礼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礼岂为我辈设哉?”子不答,既而谓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谓先王之道,斯为美也。”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为其然?”子曰:“呜呼!惟明王能受训。”收曰:“无制而有训,何谓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无制而有训,天下其无大过矣。否则苍生不无大忧焉。”

薛收曰:“赞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际,斯为盛。大禹、皋陶,所以顺天休命也。”

文中子曰:“议,天子所以兼采而博听也,唯至公之主为能择焉。”

文中子曰:“诫,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见,悚惧所未闻;刻于盘盂,勒于几杖;居有常念,动无过事。其诫之功乎?”

薛收曰:“谏其见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诋,其知命者之所为乎?狡乎逆上,吾不与也。”

贾琼曰:“虐哉,汉武!未尝从谏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虽不从,未尝不悦而容之。故贤人攒于朝,直言属于耳。斯有志于道,故能知悔而康帝业。可不谓有志之主乎?”

子曰:“姚义之辩,李靖之智,贾琼、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笃固,申之以礼乐,可以成人矣。”

子谓京房、郭璞,古之乱常人也。

子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呜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越公问政。子曰:“恭以俭。”邳公问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问政。子曰:“无斗人以名。”

子谓薛收、贾琼曰:“《春秋》、《元经》,其衰世之意乎?义直而微,言曲而中。”

越公初见子,遇内史薛公曰:“公见王通乎?”薛公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岂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孙焉。虽然,久于其道,钟美于是也,是人必能叙彝伦矣。”

子出自蒲关。关吏陆逢止之曰:“未可以遁我生民也。”子为之宿,翌日而行。陆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鳣鲸,非沟渎所容也。”

程元曰:“敢问‘风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内有齐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

子曰:“礼其皇极之门乎?圣人所以向明而节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辩上下,定民志。”

或问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刚。”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谓不器。”

文中子曰:“周、齐之际,王公大臣不暇及礼矣。献公曰:天子失礼,则诸侯修于国;诸侯失礼,则大夫修于家。礼乐之作,献公之志也。”

程元问六经之致。子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夫子何处乎?”子曰:“吾于道,屡伸而已。其好而能乐,勤而不厌者乎?圣与明吾安敢处?”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子曰:“见而存,未若不见而存者也。”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诱,可弃而不可慢。轻誉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

子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故君子不与也。”

子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

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钓者过,曰:“美哉,琴意!伤而和,怨而静。在山泽而有廊庙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则仲尼之宅泗滨也。”子骤而鼓《南风》。钓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济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声存而操变矣。”子遽舍琴,谓门人曰:“情之变声也,如是乎?”起将延之,钓者摇竿鼓枻而逝。门人追之,子曰:“无追也。播鼗武入于河,击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子之夏城,薛收、姚义后,遇牧豕者问涂焉。牧者曰:“从谁欤?”薛收曰:“从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鸟有鸟,则飞于天。有鱼有鱼,则潜于渊。知道者盖默默焉。”子闻之,谓薛收曰:“独善可矣。不有言者,谁明道乎?”

子不相形,不祷疾,不卜非义。

子曰:“君子不受虚誉,不祈妄福,不避死义。”

文中子曰:“记人之善而忘其过,温大雅能之。处贫贱而不慑,魏徵能之。闻过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乱世羞富贵,窦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

陈叔达谓子曰:“吾视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于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达出遇程元、窦威于涂,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侪慕道久矣,未尝不充欲焉。游夫子之门者,未有问而不知,求而不给者也。《诗》云:实获我心。盖天启之,非积学能致也。”子闻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

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

或问严光、樊英名隐。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问东方朔。子曰:“人隐者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来,天下鲜避地者也。仲长子光,天隐者也,无往而不适矣。”

子曰:“遁世无闷,其避世之谓乎?非夫无可无不可,不能齐也。”

文中子曰:“《小雅》尽废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经》所以续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子在绛。出于野,遇陈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将之夏。”陈守令劝吏息役。董常闻之曰:“吾知夫子行国矣,未尝虚行也。”

贾琼事楚公,困谗而归。以告子。子曰:“琼,汝将闭门却扫欤?不知缄口而内修也。”琼未达古人之意焉。

仲长子光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文中子以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弥消,其德弥长;其身弥退,其道弥进,此人其知之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仲长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称德矣。”子之叔弟绩,字无功。子曰:“字,朋友之职也。神人无功,非尔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静,薛收字之曰保名。子闻之曰:“薛生善字矣。静能保名,有称有诫。薛生于是乎可与友也。”

卷七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后,述史者几乎骂矣,故君子没称焉。”

楚公作难,贾琼去之。子曰:“琼可谓立不易方矣。”

温彦博问知。子曰:“无知。”问识。子曰:“无识。”彦博曰:“何谓其然?”子曰:“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顺帝之则也。”

子曰:“《诗》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国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

吴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乐而不淫乎?”子曰:“孰谓季子知乐?《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豳》乌乎乐,其勤而不怨乎?”

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贾琼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

文中子曰:“《书》作,君子不荣禄矣。”

董常习《书》,告于子曰:“吴、蜀遂忘乎?”子慨然叹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识,孔明、公瑾之盛心哉?”

董常曰:“大哉,中国!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礼义所自出也。故圣贤景慕焉。中国有一,圣贤明之。中国有并,圣贤除之邪?”子曰:“噫!非中国不敢以训。”

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董常曰:“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我闻有命,未敢以告人,则犹伤之者也。伤之者怀之也。”董常曰:“敢问卒帝之何也?”子曰:“贵其时,大其事,于是乎用义矣。”

子曰:“穆公来,王肃至,而元魏达矣。”

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

叔恬曰:“敢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呜呼!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叔恬曰:“晋、宋亡国久矣,今具之,何谓也?”子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

叔恬曰:“敢问其志。”文中子泫然而兴曰:“铜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废。书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汝知之乎?此《元经》所以书也。”

文中子曰:“汉、魏礼乐,其末不足称也。然《书》不可废,尚有近古对议存焉。制志诏册,则几乎典诰矣。”

薛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问道。子曰:“五常一也。”

贾琼曰:“子于道有不尽矣乎?”子曰:“通于三才五常有不尽者,神明殛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

裴晞问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闻凤皇乎?览德晖而下,何必怀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盖明齐魏。”

裴晞曰:“人寿几何?吾视仲尼,何其劳也!”子曰:“有之矣。其劳也,敢违天乎?焉知后之视今,不如今之视昔也?”

温大雅问如之何可使为政。子曰:“仁以行之,宽以居之,深识礼乐之情。”“敢问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动。”又问其次。子曰:“谨而固,廉而虑,龊龊焉自保,不足以发也。”子曰:“降此,则穿窬之人尔,何足及政?抑可使备员矣。”

子曰:“宗祖废而氏姓离矣,朋友废而名字乱矣。”

内史薛公谓子曰:“吾文章可谓淫溺矣。”文中子离席而拜曰:“敢贺丈人之知过也。”薛公因执子手喟然而咏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颓纲。”

子将之陕。门人从者,锵锵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门人乃退。

子谓贺若弼曰:“‘壮于趾’而已矣。”

子曰:“天下未有不劳而成者也。”

贾琼问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王孝逸谓子曰:“盍说乎?”子曰:“呜呼!言之不见信久矣。吾将‘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则穷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元经》其以人事终乎,故止于陈亡。于是乎天人备矣。”薛收曰:“何谓也?”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

子曰:“可与共乐,未可与共忧;可与共忧,未可与共乐。吾未见可与共忧乐者也。二帝、三王,可与忧矣。”

子曰:“非君子不可与语变。”

子赞《易》,至于《革》,叹曰:“可矣,其孰能为此哉?”至初九,曰:“吾当之矣,又安行乎?”

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问六爻之义。”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谁能过乎?”

程元、薛收见子。子曰:“二生之学文奚志也?”对曰:“尼父之《经》,夫子之续,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动而变,可以佐王矣。”

董常之丧,子赴洛,道于沔池。主人不授馆,子有饥色,坐荆棘间,赞《易》不辍也。谓门人曰:“久矣,吾将辍也,而竟未获,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主人闻之,召舍具餐焉。

贾琼请绝人事。子曰:“不可。”请接人事。子曰:“不可。”琼曰:“然则奚若?”子曰:“庄以待之,信以从之。去者不追,来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文中子曰:“贾谊夭,孝文崩,则汉祚可见矣。”

子曰:“我未见谦而有怨,亢而无辱,恶而不彰者也。”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极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焕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时,则《六经》不续矣。”董常曰:“何谓也?”子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董常曰:“愿闻其说。”子曰:“反一无迹,庸非藏乎?因贰以济,能无彰乎?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董常曰:“将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简而天地之理得矣。”

杜淹问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问贾谊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

或问楚元王。子曰:“惠人也。”问河间献王。子曰:“智人也。”问东平王苍。子曰:“仁人也。”问东海王强。子曰:“义人也。保终荣宠,不亦宜矣?”

子曰:“妇人预事而汉道危乎,大臣均权而魏命乱矣,储后不顺而晋室堕矣。此非天也,人谋不臧,咎矣夫?”

卷八  魏相篇

子谓魏相真汉相:“识兵略,达时令,远乎哉!”

子曰:“孰谓齐文宣瞢而善杨遵彦也?谓孝文明,吾不信也。谓尔朱荣忠,吾不信也。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污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

董常问:“古者明而不视,聪而不闻,有是夫?”子曰:“又有圆而不同,方而不碍,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浊而不秽,清而不皎,刚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声,隐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吾与尔有矣。”

子游马颊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从者乐。姚义、窦威进曰:“夫子遂得潜乎?”子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威曰:“闻朝廷有召子议矣。”子曰:“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雠亦不我力。”姚义曰:“其车既载,乃弃尔辅。”窦威曰:“终逾绝险,曾是不意。”子喟然,遂歌《正月》终焉。既而曰:“不可为矣。”

子曰:“《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矣。”贾琼曰:“夫子岂徒生哉?以万古为兆人,五常为四国,三才九畴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赞易》为司命,《元经》为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闻之曰:“孝悌为社稷,不言为宗庙,无所不知为富贵,无所不极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贾琼曰:“中山吴钦,天下之孝者也。其处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无所据。”子曰:“吾党之孝者异此:其处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无所思。”

裴嘉有婚会,薛方士预焉。酒中而乐作,方士非之而出。子闻之曰:“薛方士知礼矣,然犹在君子之后乎?”

文中子曰:“《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

董常曰:“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

文中子曰:“《春秋》,一国之书也。其以天下有国,而王室不尊乎?故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经》,天下之书也。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董常曰:“执小义妨大权,《春秋》《元经》之所罪与?”子曰:“斯谓皇之不极。”

御河之役,子闻之曰:“人力尽矣。”

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礼乎?”

子曰:“《周礼》其敌于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鲁,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经》抗帝而尊中国,其以天命之所归乎?”

张玄素问礼。子曰:“直尔心,俨尔形,动思恭,静思正。”问道。子曰:“礼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礼也。夫礼有窃之而成名者,况躬亲哉!”

魏徵问君子之辩。子曰:“君子奚辩?而有时平为辩,不得已也,其犹兵乎?”董常闻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辩,不杀之兵,亦时乎?”子曰:“诚哉!不知时,无以为君子。”

文中子曰:“闻谤而怒者,谗之由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由去媒,谗佞远矣。”

子曰:“闻难思解,见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

子谓董常曰:“我未见勤者矣。盖有焉,我未之见也。”

子曰:“年不丰,兵不息,吾已矣夫?”

子谓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房玄龄问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遗其身。”曰:“请究其说。”子曰:“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玄龄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说,萧、张其犹病诸?噫!非子所及,姑守尔恭,执尔慎,庶可以事人也。”

江都有变,子有疾,谓薛收曰:“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收曰:“何谓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

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妾媵无数,教人以乱。且贵贱有等,一夫一妇,庶人之职也。”

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薛收曰:“辩矣乎!”董常曰:“非辩也,理当然尔。”

房玄龄请习《十二策》,子曰:“时异事变,不足习也。”

虞世基遣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饮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闻之曰:“吾特游缯缴之下也,若夫子可谓冥冥矣。”

文中子曰:“问则对,不问则述,窃比我于仲舒。”

子曰:“吾不仕,故成业;不动,故无悔;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

文中子曰:“凝滞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纤吝者,义之蠹也。”

子曰:“《元经》之专断,盖蕴于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闻之曰:“《元经》之与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

子谓窦威曰:“既冠读《冠礼》,将婚读《婚礼》,居丧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朝廷读《宾礼》,军旅读《军礼》,故君子终身不违《礼》。”窦威曰:“仲尼言:不学《礼》,无以立。此之谓乎?”

子述《婚礼》。贾琼曰:“今皆亡,又焉用续?”子曰:“琼,尔无轻礼,无谄俗,姑存之可也。”

子赞《易》至《观卦》,曰:“可以尽神矣。”

子曰:“古者进贤退不肖,犹患不治;今则吾乐贤者而哀不贤者,如是寡怨,犹惧不免。《诗》云:惴惴小心,如临空谷。”

子读《说苑》。曰:“可以辅教矣。”

子之韩城,自龙门关先济,贾琼、程元后。关吏仇璋止之曰:“先济者为谁?吾视其颡颓如也,重而不元;目灿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闳而不张;凤颈龟背,须垂至腰,参如也。与之行,俯然而色卑;与之言,泛然而后应。浪惊拖旋而不惧,是必有异人者也。吾闻之:天下无道,圣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贾琼曰:“吾二人师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艺,吾安得后而不往哉?”遂舍职从于韩城。子谓贾琼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则不足,方薛收则有余。”

文中子曰:“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焉;正乐于霍生,见持竿者几焉。吾将退而求诸野矣。”

子曰:“多言不可与远谋,多动不可与久处。吾愿见伪静诈俭者。”

贾琼曰:“知善而不行,见义而不劝,虽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门矣。”子闻之曰:“强哉矫也!”

仇璋谓薛收曰:“子闻三有七无乎?”收曰:“何谓也?”璋曰:“无诺责,无财怨,无专利,无苟说,无伐善,无弃人,无畜憾。”薛收曰:“请闻三有。”璋曰:“有慈,有俭,有不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职也,璋何预焉?”子闻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子曰:“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子曰:“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

仇璋问:“君子有争乎?”子曰:“见利争让,闻义争为,有不善争改。”

薛收问:“圣人与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

薛收问《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叹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谓收曰:“我未见欲仁好义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无性者也。”

子曰:“严子陵钓于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于水,水趋下而得志于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子赞《易》至“山附于地剥”,曰:“固其所也,将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

芮城府君读《说苑》。子见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进物,不亦可乎?”

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动必义,与人款曲以待其会。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惠。

叔恬曰:“凝于先王之道:行思坐诵,常若不及;临事往来,常若无诲,道果艰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恶直丑正,凝也独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君子之于道也,死而后已。天不为人怨咨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然汝不闻《洪范》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无据,而心未树也。无挺,无讦,无固,无抵,斯之谓侧僻。民用僣忒,无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

仇璋进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与?”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乐然后笑,夫子何为不与其进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乐乎?”

子谓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卷九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无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故归之于天。《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魏徵曰:“《书》云: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彼交匪傲,万福来求。其是之谓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称人邪?”子曰:“诚哉!惟人所召。”

贾琼进曰:“敢问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何谓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后,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琼拜而出,谓程元曰:“吾今而后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无斁。”

文中子曰:“度德而师,易子而教,今亡矣。”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国,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董常叹曰:“善乎,颜子之心也!三月不违仁矣。”子闻之曰:“仁亦不远,姑虑而行之,尔无苟羡焉。惟精惟一,诞先登于岸。”常出曰:“虑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无咎?焉能不违?”

繁师玄闻董常贤,问贾琼以齿。琼曰:“始冠矣。”师玄曰:“吁!其幼达也。”琼曰:“夫子十五为人师焉。陈留王孝逸,先达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岂以年乎?琼闻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门人有问姚义:“孔庭之法,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养蒙之具邪?”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辩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

子曰:“识寡于亮,德轻于才,斯过也已。”

子曰:“治乱,运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穷达,时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来一往,各以数至,岂徒云哉?”

辽东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尽矣。帝省其山,其将何辞以对?”

或问《续经》。薛收、姚义告于子。曰:“使贤者非邪,吾将饰诚以请对;愚者非邪,吾独奈之何?”因赋《黍离》之卒章,入谓门人曰:“五交三衅,刘峻亦知言哉!”

房玄龄问:“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可谓忠乎?”子曰:“让矣。”

杜如晦问政。子曰:“推尔诚,举尔类;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夫为政而何有?”如晦出,谓窦威曰:“谠人容其讦,佞人杜其渐,赏罚在其中。吾知乎为政矣。”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黄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贬不及仁寿。”叔恬曰:“何谓也?”子泫然曰:“仁寿、大业之际,其事忍容言邪?”

贾琼问:“富而教之,何谓也?”子曰:“仁生于歉,义生于丰。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章。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爱敬。上如标枝,下如野鹿。何哉?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贾琼曰:“淳漓朴散,其可归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尔。昔舜、禹继轨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诈,成汤放桀而天下平,殷纣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诗》《书》《礼》《乐》,复何为哉?”董常闻之,谓贾琼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则所谓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归哉?”

子曰:“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歧路而不迟回者。《易》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窦威曰:“大哉,《易》之尽性也!门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问:“威与常也,何如?”子曰:“不知。”

子曰:“《大雅》或几于道,盖隐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

子曰:“和大怨者必有余怨,忘大乐者必有余乐,天之道也。”

子曰:“气为上,形为下,识都其中,而三才备矣。气为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

薛收曰:“敢问天神人鬼,何谓也?周公其达乎?”子曰:“大哉,周公!远则冥诸心也。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于天。推神于天,盖尊而远之也。故以祀礼接焉。近则求诸己也。己者非他也,尽性者也。卒归之人。推鬼于人,盖引而敬之也。故以飨礼接焉。古者观盥而不荐,思过半矣。”薛收曰:“敢问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万类形焉。示之以民,斯其义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谓也。故以祭礼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离也。措之事业,则有主焉。圜丘尚祀,观神道也;方泽贵祭,察物类也;宗庙用飨,怀精气也。”收曰:“敢问三才之蕴。”子曰:“至哉乎问!夫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乾坤之蕴,汝思之乎?”于是收退而学《易》。

子曰:“射以观德,今亡矣。古人贵仁义,贱勇力。”

子曰:“弃德背义,而患人之不已亲;好疑尚诈,而患人之不已信;则有之矣。”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义,小人以力。难矣夫!”

子曰:“太熙之后,天子所存者号尔。乌乎!索化列之以政,则蕃君比之矣。《元经》何以不兴乎?”

房玄龄谓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营营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欤?天子失道,则诸侯修之;诸侯失道,则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则士修之;士失道,则庶人修之。修之之道,从师无常,诲而不倦,穷而不滥,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古者谓之继时。《诗》不云乎: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废也?”玄龄惕然谢曰:“其行也如是之远乎?”

卷十  关朗篇

或问关朗。子曰:“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

子曰:“中国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请闻其说。”子曰:“《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斯中国失道也,非其说乎?”徵退谓薛收曰:“时可知矣。”

薛收问曰:“今之民胡无诗?”子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

姚义困于窭。房玄龄曰:“伤哉,窭也!盍请乎?”姚义曰:“古之人为人请,犹以为舍让也,况为己乎?吾不愿。”子闻之曰:“确哉,义也!实行古之道矣,有以发我也:难进易退。”

子曰:“虽迩言必有可察,求本则远。”

王珪从子求《续经》。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辞也。当仁不让于师,况无师乎?吾闻关朗之筮矣:积乱之后,当生大贤。世习《礼》《乐》,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谁欤?”

魏徵问:“议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将措焉。如失其道,议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悬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议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无讼乎?”

文中子曰:“平陈之后,龙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

子曰:“吾于《续书》《元经》也,其知天命而著乎?伤礼乐则述章、志,正历数则断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

文中子曰:“动失之繁,静失之寡。”

子曰:“罪莫大于好进,祸莫大于多言,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

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议封,知治而受职,古之道也。”

薛收问政于仲长子光。子光曰:“举一纲,众目张;弛一机,万事堕。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

文中子曰:“不知道,无以为人臣,况君乎?”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终苟道也。虽舜、禹不能理矣。”

子曰:“政猛,宁若恩;法速,宁若缓;狱繁,宁若简;臣主之际,其猜也宁信。执其中者,惟圣人乎?”

子曰:“委任不一,乱之媒也;监察不止,奸之府也。”裴晞闻之曰:“左右相疑,非乱乎?上下相伺,非奸乎?古谓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杜淹问隐。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见也,时命大谬则隐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谓之退藏于密。”杜淹曰:“《易》之兴也,天下其可疑乎,故圣人得以隐?”子曰:“显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问藏之之说。”子曰:“泯其迹,掞其心,可以神会,难以事求,斯其说也。”又问道之旨。子曰:“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谓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信颜氏知之矣。”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职,九服不序,皇坟帝典不得而识矣。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也已。”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

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魏永为龙门令,下车而广公舍。子闻之曰:“非所先也。劳人逸己,胡宁是营?”永遽止以谢子。

子曰:“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

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徵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凝常闻:不专经者,不敢以受也。经别有说,故著之。

太原府君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

太原府君曰凝,当居,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见,闺门之内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贤者,凝也,权则未,而可与立矣。”府君再拜曰:“谨受教。”非礼不动终身焉。贞观中,起家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无君之心。及退,则乡党以穆。御家以四教:勤、俭、恭、恕;正家以四礼:冠、婚、丧、祭。三年之畜备,则散之亲族。圣人之书及公服礼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坚朴,曰“无苟费也”;门巷果木必方列,曰“无苟乱也”。事寡嫂以恭顺著,与人不瑽曲,不受遗。非其力,非其禄,未尝衣食。飨食之礼无加物焉,曰“及礼可矣”;居家不肉食,曰“无求饱”;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无为费天下也”。乡人有诬其税者,一岁再输,临官计日受俸。年逾七十,手不辍经。亲朋有非义者,必正之,曰:“面誉背毁,吾不忍也。”群居纵言,未尝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远焉。

杜淹曰:“《续经》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圣人推而行之;天下无道,圣人述而藏之。所谓流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则云,施则雨,潜则润,何往不利也。”

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继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呜呼!以俟来哲。”

附录

叙篇

文中子之教,继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为首。古先圣王,俯仰二仪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盖神乎《易》中,故次之以《问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礼乐,故次之以《礼乐篇》。礼乐弥文著明则史,故次之以《述史篇》。兴文立制,燮理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阴阳既燮,则理性达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说者,非《易》安能至乎?关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关朗篇》终焉。

文中子世家(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

其先汉征君霸,洁身不仕。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

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时国家新有揖让之事,方以恭俭定天下。帝从容谓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姿,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奏,帝称善,然未甚达也。府君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秩满退归,遂不仕。

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十八年,铜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问夫子之志何谓也?”铜川府君曰:“尔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者也。在三之义,师居一焉,道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后集。”文中子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乎,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辞以疾。谓所亲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

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礼》: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谥,所以易名。夫子生当天下乱,莫予宗之,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乐论》二十篇,列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列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元经》五十篇,列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并未及行。遭时丧乱,先夫人藏其书于箧笥,东西南北,未尝离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书授于其弟凝。

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畤。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大唐龙飞,宇内乐业,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时,后进君子鲜克知之。

贞观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问候焉,留宿宴语,中夜而叹。太原府君曰:“何叹也?”魏公曰:“大业之际,徵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徵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徵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获攀龙鳞,朝廷大议未尝不参预焉。上临轩谓群臣曰:‘朕自处蕃邸,及当宸极,卿等每进谏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诚虚薄,然独断亦审矣。虽德非徇齐,明谢濬哲,至于闻义则服,庶几乎古人矣。诸公若有长久之策,一一陈之,无有所隐。’房、杜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设法施化,贵在经久。秦、汉已下,不足袭也。三代损益,何者为当?卿等悉心以对,不患不行。’是时群公无敢对者,徵在下坐,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对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详,忠敬之化,空闻其说。孔子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陛下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驽劣所能议及也。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则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公等可尽虑之。’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徵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闲宴之次谓徵曰:‘礼坏乐崩,朕甚悯之。昔汉章帝眷眷于张纯,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然汉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练名实,光武责成委吏,功臣获全,肃宗重学尊师,儒风大举,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惟陛下虽休勿休,则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徵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房谓徵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恸。十九年,授余以《中说》,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时贞观二十年,九月记。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福畤撰)

东皋先生,讳绩,字无功,文中子之季弟也。弃官不仕,耕于东皋,自号东皋子。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陈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与陈公编之。陈公亦避太尉之权,藏而未出,重重作书遗季父,深言勤恳。季父答书。其略曰:

亡兄昔与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仆与仲兄侍侧,颇闻大义。亡兄曰:“吾周之后也,世习礼乐,子孙当遇王者得申其道,则儒业不坠,其天乎?其天乎?”时魏文公对曰:“夫子有后矣,天将启之,徵也傥逢明主,愿翼其道,无敢忘之。”

及仲兄出胡苏令,杜大夫尝于上前言其朴忠。太尉闻之怒,而魏公适入奏事,见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虚邪?御史当反其坐果实邪?太尉何疑焉?”于是意稍解。然杜与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后君集果诛,且吾家岂不幸而为多言见穷乎?抑天实未启其道乎?

仆今耕于野有年矣,无一言以裨于时,无一势以托其迹,没齿东皋,醉醒自适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门人传受升堂者半在廊庙,《续经》及《中说》未及讲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顾仆何为哉?愿记亡兄之言,庶几不坠,足矣。谨录《世家》既去,余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录关子明事

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占算,浮沈乡里,不求官达。

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穆公谓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识。”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张彝、郭祚尝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见尔。”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尽识也。”诏见之,帝问《老》《易》,朗寄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对曰:“昔伊尹负鼎干成汤,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后宜任之。”帝曰:“且与卿就成筮论。”既而频日引见,际暮而出。会帝有乌丸之役,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军国大议驰驿而闻,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

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载,微臣始生。”盖宋大明二年也。既北游河东,人莫之知,惟卢阳乌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闲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迁都雒邑,进用王萧,由穆公之潜策也。又荐关子明,帝亦敬服,谓穆公曰:“嘉谋长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体。”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千载一时也。”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

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阕援琴,切切然有忧时之思,子明闻之曰:“何声之悲乎?”府君曰:“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府君曰:“彦闻:治乱损益,各以数至,苟推其运,百世可知,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则有惑,请命蓍,卦以百年为断。”府君曰:“诺。”

于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兑上乾下)(兑上离下),舍蓍而叹曰:“当今大运,不过二再传尔。从今甲申,二十四岁戊申,大乱而祸始,宫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则桓文之举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参代之墟,有异气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苍生何属?”子曰:“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动,能无成乎?若无贤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请刻其岁。”朗曰:“始于甲寅,卒于庚子,天之数也。”府君曰:“何国先亡?”朗曰:“不战德而用诈权,则旧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后如何?”朗曰:“辛丑之岁,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东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必须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东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又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府君曰:“东南之岁可刻乎?”朗曰:“东南运历,不出三百,大贤大圣,不可卒遇,能终其运,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当兴,定天下者不出九载。己酉,江东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兴,其道若何?”朗曰:“设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复矣。若非其道,则终骄亢,而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坠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穷必酷。故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积乱之后,必有凶主。理当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谓亡也?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请推其数。”朗曰:“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晋之郊乎?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后不王,则斯人生晋。夫生于周者,周公之余烈也;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府君曰:“厥后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过此未或知也。”

府君曰:“先生说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谓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兴亡之际,必曰‘用之以道,辅之以贤,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动则观其变而玷其占,问之而后行,考之而后举,欲令天下顺时而进,知难而退,此占算所以见重于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颂,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尧舜继禅,历代不逢;伊周复辟,近古亦绝,非运之不可变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实难。或有臣而无君,或有君而无臣,故全之者鲜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有臣而无君也。章帝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无臣也。是以文武之业,遂沦于仲尼;礼乐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乱之渐必有厥由,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易》曰:功业见乎变。此之谓也。何谓无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岂亦二端乎?”朗曰:“圣人辅相天地,准绳阴阳,恢皇纲,立人极,修策迥驭,长罗远羁,昭治乱于未然,算成败于无兆,固有不易之数,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贼臣犯之,终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运。故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圣人知明王贤相不可必遇,圣谋睿策有时而弊,故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或有已盛而更衰,或过算而不及,是故圣人之法所可贵也。向使明王继及,良佐踵武,则当亿万斯年与天无极,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过算余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岂徒然哉?”府君曰:“龟策不出圣谋乎?”朗曰:“圣谋定将来之基,龟策告未来之事,递相表里,安有异同?”府君曰:“大哉人谟!”朗曰:“人谋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则安,置之危地则危,是以平路安车,狂夫审乎难覆;乘奔驭朽,童子知其必危,岂有《周礼》既行,历数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归乎?”

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乱兴废果何道也?”朗曰:“文质递用,势运相乘。稽损益以验其时,百代无隐;考龟策而研其虑,千载可知。未之思欤?夫何远之有?”

府君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

其后,宣武正始元年岁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而胡后作乱,尔朱荣起并州,君臣相残,继踵屠地。及周齐分霸,卒并于西,始于甲寅,终于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岁,隋高祖受禅,果以恭俭定天下。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关生殆圣矣,其言未来,若合符契。”

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献公筮之曰:“此子当知矣。”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路。九年己酉,江东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大业之政甚于桀、纣。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遂退居汾阳,续《诗》《书》,论礼乐。江都失守,文中寝疾,叹曰:“天将启尧舜之运,而吾不遇焉,呜呼!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

王氏家书杂录(王福畤撰)

太原府君,讳凝,字叔恬,文中子亚弟也。贞观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门人布在廊庙,将播厥师训,施于王道,遂求其书于仲父。仲父以编写未就不之出,故六经之义代莫得闻。

仲父释褐,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于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子盍求诸家?”仲父曰:“凝以丧乱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底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

会仲父黜为胡苏令,叹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乃解印而归,大考六经之,而缮录焉。《礼论》《乐论》各亡其五篇,《续诗》《续书》各亡《小序》,推《元经》《赞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号曰“王氏六经”。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谓门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乃召诸子而授焉。

贞观十六年,余二十一岁,受六经之义;三年,颇通大略。呜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

十九年,仲父被起为洛州录事,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

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牒,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且《六经》《中说》,于以观先君之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知文中子之所为者,其天乎?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时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序。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

王 通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大儒而已。参考其它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 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王通自觉很了不起了,便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这个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后世附会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也是王通弟子,显然是胡拉硬扯的伪造。   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本文作者:王灵善 王通(584--617) 隋哲学家。字仲淹,门人私谥曰“文中子“。绛州龙门(今 山西河津)人。曾上“太平策”未见用,遂退居河、汾之间,授徒自给。弟子甚多,时称“河汾门下”。其学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基本立足点则为儒学。著作有《中说》,亦称《文中子》。 文中子石室 故县镇紫金山腰现存的隋末大儒王通(文中子)石室遗址,王通,祖籍河津。隋开皇四年,父王隆为铜川令时,通生于住所(即今故县镇), 自幼好学,6年夜读不解衣,拜读名流,精研典著,19岁西进长安,给皇帝上治国安邦的《太平十二策》,未被采纳后,潜心读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9年努力,《六经》著就。曾在今故县镇铜鞮山(原紫金山)设帐投徒,慕名而来求学论政的多达千人,其中学有成就者有魏徵、徐懋公(李勋)杜如晦、贾琼、房玄龄、李靖、陈叙达、温大雅等8位唐朝开国名臣。康熙的《沁州志》载描写王通献策长安而不遇的诗作一首:我思国家兮,远游京机。一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乘翅东归。皇皇不断兮,劳身西飞。 王 通 王通(584—617),字仲淹,祖籍祁县,隋朝著名哲学家。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受到儒学熏陶,隋初举秀才高第,官至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他向隋文帝所陈十二策,编成四卷。  隋炀帝即位,王通自长安归里,专心著述《续六经》。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谋反,遣使召王通,被严词拒绝。《续六经》编成后,于通化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环堂成列,常成列,常达数百人。其中,优秀者有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南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一些有志之士也常与其探究王道之由。其中,有任郡通守(官名)的陈叔达、隰城尉房玄龄、巨鹿道士魏征、马邑郡丞李靖、太原士人温大雅、京兆士人杜如晦等。在其门徒和友人中,不少人成为唐初名臣。  王通著有《续书》120篇,《续书》360篇,《礼论》25篇,《乐论》20篇,《易赞》70篇,《元经》31篇,合称《王氏六经》,共百余卷。年久散佚,传世著作仅《中说》一书,记载王通与门人交游对答之语。由门人薛收、姚义搜集整理,经王通之弟五凝及子孙三代相继整理成书,共五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录其书。北宋初,正议大夫龚鼎臣在齐州李冠家得到唐本《中说》,以天干冠篇,从甲至癸,分为十篇。龚氏加注,改为十卷刊行。但此书后失传。与龚鼎臣同时的屯田员外郎阮逸得家藏《中说》古编,共十卷,文多残缺。由阮逸增补、注释刊行于世,即今传本之《文中子中说》。  王通上承孔孟,下接韩愈、李翱以达宋代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施行“仁政”主张会儒释道“三教合一” ;哲学上,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 ,围绕“天人”这个核心,阐述其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思想,主流是唯物主义的;在文学上,论文主理,论诗主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提倡改革文风,具有历史价值和进步意义。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大儒而已。参考其它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 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这个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后世附会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也是王通弟子。

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如把儒家的“仁”发展为彻底的人权思想:“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文中子中说*天地篇》)这句话是最伟大最光辉的思想,其分量超过了王通之后140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典籍;反对传统儒学认为道的本质是“通其变”(《文中子中说*周公篇》),而不是坚持和固守任何经典教条;在《元经》中把少数民族拓拔氏统治下的北魏作为继晋宋之后中国的正统;用“天命”(《文中子中说*述史篇》)的理论批判当时南北文人偏执的民族观和腐朽的文化观;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人能弘道”(《文中子中说*立命篇》)即认为只要通变和得人,就可以改造社会使之归于“淳朴”,而不是在所谓的“历史规律”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谜一样的文中子 文/佚名

谜一样的文中子

文中子王通,是我故乡的先贤,一向景慕不已。

史传,王通是河东龙门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河津市,其故里在今万荣县。隋文帝仁寿3年,王通西游长安,献《太平十二策》,隋文帝杨坚虽然表示赞赏,但最终也不能采纳。王通于是回到故乡,隐居于白牛溪,专心著述和讲学。隋朝政府曾经几次征召他入朝作官,但王通都没有出山。他门下弟子很多,其中有几位还是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隋朝末年,三十几岁的王通身染重病,英年早逝,被门下弟子私谥为“文中子”。他有许多著作,但留传不久就散佚了,现在能看到的,大概只有一本《中说》。

本来,作为隋朝著名的大儒和隐士,王通应该在《隋书》中有传记。可是,现存的官方史书《隋书》以及《北史》等,没有为王通留下一个字。只在《旧唐书》《新唐书》的王绩、王勃、王质传中,附带介绍过王通,留下了零星的资料。另外,就是由王通后人编辑整理的《中说》里,有一大堆互相矛盾、真伪难辨的资料。

这就引起了后代学者的怀疑,有人提出,王通史无其人,《中说》是一本伪书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则通过考证,确认王通真有其人,只是记载有部分失实而已。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王通在儒学中的地位才正式确定,以大儒的身份从祀孔庙,名字排在董仲舒、后苍、杜子春之后。

但是,关于王通生平事迹和思想价值的争论,仍然在一直进行着。他的形象,仍然像谜一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不才,近日略看了几种文中子的资料,对那些争论不休的话题,再作一番聒噪。

一、王通无传,和长孙无忌关系不大

唐朝初年编篡的《隋书》没有《王通传》,当时王通的儿子王福畤提供了一种说法,把责任推在了负责修史的长孙无忌头上。他说:“(王通之弟王)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见《邵氏闻见后录卷四》)

意思是,王通的兄弟王凝,因为直言得罪了唐太宗的大舅子长孙无忌,所以长孙无忌很排斥王氏一家。修史的陈叔达又害怕得罪长孙无忌,不敢给自己老师立传。

司马光在《文中子补传》中已经对这条记载提出了怀疑。第一,陈叔达当过宰相,官职与长孙无忌相当,用不着害怕他。第二,魏征是《隋书》的总编,又是个很刚直的大臣,他怎么会容许陈叔达有曲笔。第三,杜淹死得早,侯君集造反晚,此事记载不实。

现在只说说长孙无忌和《隋书》的关系。

根据《隋书宋本原跋》,唐武德五年,高祖接受令狐德棻的建议,命封德彝、颜师古等人,在隋朝王劭著作的基础上,撰修《隋书》,但过了几年也没有修成。唐太宗贞观三年,命魏征负责,房玄龄总监,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撰修《隋书》。具体执笔人是颜、孔、许等几个人,魏征只是总负责。但魏征也亲自参与了不少工作,序和论都是魏征的亲笔。最后修成帝纪五,列传五十,到贞观十年正月,由魏征等人正式献给朝廷,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到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人修撰《五代史志》,而由长孙无忌总负责。显庆元年五月,《五代史志》修成,由长孙无忌等献给朝廷,藏之秘阁。后来,又把志书部分编入了《隋书》。

由此可知,列传部分是由魏征负责的,长孙无忌并没有直接参与。长孙无忌即使与王氏兄弟有矛盾,也不可能直接干预立传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间接的层次实在是太多了。王凝直接得罪的是侯君集,得罪长孙无忌本来就是间接的。而王通虽是王凝之兄,但早就去世,他本人更得罪不上长孙无忌。王凝弹劾侯君集之后,获罪贬官,已经受到了惩罚,侯君集和长孙无忌都算是出了恶气。长孙无忌即使对王通有所迁怒,也隔了好几层。他如果要想影响修《隋书》的几位史官,中间又是几层间隔,越发没了气力。

而唐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都是一时的名臣、直臣,具体修史的颜师古、孔颖达等也是一时名儒。在当时的风气下,长孙无忌不可能直接干预修史的大事。就是间接的影响,恐怕力量也极其有限。

长孙无忌后来虽然负责《隋书》的志书部分,并把志书编入《隋书》,有机会改动《隋书》。但他也不可能私自删改经过朝廷认可的列传部分。

那么,《隋书》不立《王通传》,责任就只能在魏征等几位史官身上。

二、《隋书》堪称良史

现代的学者,对魏征等人编撰的《隋书》,评价相当高: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

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摘自新语丝网站《二十四史简介》,作者不详)

既然《隋书》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史书,那么它因粗心而遗漏一位大儒的可能性就极小。因为,这几位史官,不可能不知道文中子王通的大名。

据《中说》记载,唐初名臣魏征、房玄龄、陈叔达、杜淹、薛收等人,都是王通的门下弟子。据学者们考证,《中说》中这些记载,并不都可靠。但是去伪存真,考证者也承认,魏征、房玄龄等几位,都是和王通有过交往的朋友,而薛收等几位,确实是王通的弟子。

另外,唐王朝是从太原起兵的,起兵之前,早有谋反之心的李世民就很注意结交天下的英雄豪俊。王通隐居的白牛溪,距太原并不远。如果王通在隋末真有讲学的名气,李世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且,李世民起兵之后,好几次在河东一带打仗,万荣县至今还留有李世民为庆祝胜利而修建的“飞云楼”。王通那时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如果他真的在家乡一带有名气,李世民也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还有,王通的高徒薛收,和李世民关系极其密切,他不可能不给李世民讲自己的老师。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这种情况让人怀疑王通其人的存在,或者怀疑他的名气。

第二,史官们不是不知道王通,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有意不给他立传。

三、王通是真的,他的名气也是真的

以前就有学者怀疑过王通其人的真实性。但是又有许多学者经过考证,说王通确有其人,不可能没有。因为他弟弟王绩是著名的隐士和诗人,儿子王福畤在历史上也有所表现,孙子王勃更是个文学天才,这几个人都留下了王通的记载,所以不可能没有王通这个人。

至于王通的学术思想,后人把《中说》去伪存真,发现那些比较真实的记载确实具有比较高的思想价值。如果作伪者有这么高的水平,那自己也就成大名了,何必冒充顶替一个“假人”?

因为这部分内容,现在已经有了定论,笔者就不多说了。

结合前文提到的,既然王通其人是真实存在的,他在隋朝著述讲学的名气也是真有的,史官们也是知道王通的,那么,《隋书》不给王通立传,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史官们是刻意不给王通立传!

四、贞观盛世,王通没有沾上儒家的边

唐朝建国伊始,就很注重文化教育,儒家学说和有名的儒士,都受到朝廷的重视。

据《新唐书儒学传》记载,高祖李渊为周公、孔子立庙,并寻找周公和孔子的后代,加以封赏。给国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都规定了名额,要求官员子弟入学读书。还专门为宗室和功臣子孙在秘书外省设立了小学。

太宗李世民当皇帝以前,就在王府里设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朝夕论学。即位后,专门设了弘文馆,增加了学校的名额,大量招聘名儒当老师,整理校对经典。一时风气所向,大量的优秀青年集中到长安学习,连周边的外国也派来了留学生。

为了鼓励儒学,李世民还寻访前代通儒的子孙,加以提拔任用。这些通儒,有梁代的皇偘、褚仲都,周代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前朝隋代也有两位通儒入选,他们是何妥和刘炫。

单单就是没有王通的子孙!

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又下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

这里头,还是没有王通!

唐初的君臣,完全忽略了文中子王通是一位儒家!

如此,《隋书儒林传》里,不为王通立传,再正常不过了。

五、莫非王通犯了什么忌讳?

王通的几位朋友和弟子,都是唐初的重臣,君臣们都很熟悉王通,但在弘扬儒学时,偏偏忽略了王通。莫非王通曾经犯了什么忌讳?

王通在世时,一直不肯出仕隋朝,表现出和隋朝不合作的态度。同时,他又死于隋朝末年,根本没有机会对唐朝的政事发表什么议论,不可能犯什么政治错误。他要犯忌讳,只可能在其著作和思想上。

和传统的儒生相比,王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不仅有才有学,还有一种过人的胆气,表现在形式上,就有几分狂傲。在白牛溪隐居讲学时,被当地人称为“王孔子”,他也没有表示过谦让,自居不疑。连那条白牛溪,也被人称为“王孔子溪”。在保守的儒生们看来,这种称呼实实地是一种谮越。直到今天,还有些学者因此骂王通是“妄人”。

王通呕心沥血撰写的著作,号称《续六经》,体裁和口气都模仿传统的《六经》,这也是胆大妄为的举动。北宋的司马光虽然很佩服王通,但对王通的《续六经》也不能接受。他说:“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文中子补传》)

司马光作为后世晚辈,对王通的学问比较佩服,所以批评的语气还算委婉。如果换了唐朝初年的诸位名儒,他们还会这么委婉吗?

唐初的名儒,地位比较高也比较著名的,就是修《隋书》的颜师古和孔颖达。

颜师古曾校订过《五经》,孔颖达曾主持编篡《五经正义》,这两人都是比较传统的经学家。当时的皇帝李世民,好像也是比较偏向于经学家的。而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提倡传统的经学,比新学更有号召力,能够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也有利于青年学子打好儒学基础。

当时有几件小事,能够看出李世民对颜师古和孔颖达的尊重。

颜师古品行不太好,是个势利眼,选用人才时,“抑素流,先贵势,虽商贾富室子,亦窜选中,由是素议薄之,斥为郴州刺史。”(《新唐书颜师古传》)李世民爱惜颜师古是个人才,批评了几句,又把他留在原任上。

还有一件微妙的事情。唐高祖李渊时,在国学为周公和孔子立庙。李世民即位后,撤掉了周公庙,改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以祭祀这二人为主。这件事也间接地说明李世民对颜师古的尊重和信任。

至于孔颖达,在贞观初年受封为“曲阜县男”,明显地承认他是孔夫子的后代,能够继承孔夫子的事业。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在唐朝初年,政治上得势的是颜师古和孔颖达这一类传统经学家。

王通的生年大约是公元580或584年,颜师古生于581年,年龄和王通相当;孔颖达生于574年,年龄比王通略大几岁。王通是隋仁寿3年献策出名,颜师古在隋仁寿年间出仕,孔颖达是隋大业初年出仕,他三个人的资历也都差不多。从颜师古和孔颖达的角度看来,王通根本就是同时代人,算不上什么前辈。所以,颜、孔二人不可能特别地尊重王通。

王通的外号“王孔子”,在与孔子颜回有血缘关系的颜师古和孔颖达听来,可能特别刺耳。

王通模仿先圣口气作的《续六经》以及种种新奇言论,在正统的经学家们看来,可能特别刺眼。

《新唐书》的作者在提到王通时,说他“不为诸儒称道”,这诸儒,只能是颜师古、孔颖达等人。

六、《隋书儒林传》中的儒生也是有缺点的

如果说,因为王通有缺点,所以不能入《隋书儒林传》。那么,我们看看《隋书儒林传》,发现里头记载的几位名儒,也都有明显的缺点,为什么就能列入呢?

比如,何妥出于嫉妒,有意在讲席中刁难元善,让元善出丑。另外何妥还喜欢是非人物。

比如刘焯,生性爱财,弟子们不交学费的,他就不给讲授。

比如刘炫,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百余卷,骗取朝廷的赏金。

如果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认为王通有缺点,也大可以在传记中直书己见,批评几句。即使,他们认为王通入不了《儒林传》,也可以在《隐逸传》中给王通一席之地呀,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笔者认为,在为王通立传这件事上,当时的几位史官一定有一番激烈的争论。

《隋书》的总编魏征、总监房玄龄,这两人是和王通有交往的朋友,思想上曾经受到王通的影响。而执笔的史官是讨厌王通学说的经学家,双方在对王通的评价上就一定会有分歧。是高度赞扬,还是痛加贬斥,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可能各让一步,干脆不给王通立传,好话坏话都不说,以保证《隋书》的严肃性,而把王通的功过留给后人评论。

据汪龙吟《文中子考信录》称,除了官修的《隋书》,唐朝时通行的其它版本《隋史》,比如王劭、张大素、陈叔达等人作的,可能都有《王通传》,所以唐代学者没有怀疑过王通其人的真实性。五代修《旧唐书》时,这些《隋史》版本还能看到,所以《旧唐书》作者称王通“自有传”。到了宋朝时,其他版本都散佚了,世间流传的只有官修《隋书》,这才让人怀疑王通的存在。

七、也许是学生和朋友太多太有名的缘故

前文所说的,可能便是王通在《隋书》无传的重要原因。但笔者推测,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导致王通在《隋书》无传。只是证据不足,无法确定。这里说出来,仅供参考。

《中说》里记载的王通弟子,除了少数几位名气不大之外,大部分是唐初的名臣。即使详细考证,去伪存真,这些唐初名臣与王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换种方式说,唐初名臣,有一大部分属于王通的“河汾学派”。

我们都知道,搞政治,最怕有派系,有朋党。如果朝中有一批身居要职的大臣,以王通为纽带,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步调一致,左右朝政,那么,英明的皇帝李世民恐怕就会芒刺在背,而其他的朝臣就会如坐针毡了。

虽然,以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人的品德和政治智慧而言,他们可能不会以“河汾学派”的名义结党营私。但事实上的同学朋友关系,总存在一种结党营私的可能性,这会让李世民感到不安。

所以,李世民会刻意地压制、打击王通的著作和思想,尽量地让其消失。而魏征等几位“河汾学派”的大臣,深谙其中的微妙,也会刻意地回避和王通相关的话题,摆脱自己与“河汾学派”的关系,让李世民消除疑虑。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李世民和魏征等人,可能会真诚地学习、借鉴、采用王通的思想和主张,但在公开场合,大家心照不宣,尽量不提这些思想、主张的来源。

这样,不仅《隋书》中见不到《王通传》,连《旧唐书》《新唐书》的诸名臣传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们的师承朋友关系。

甚至,他们可能做得更绝,设法销毁了王通的部分著作。《新唐书王勃传》中说:“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王勃还活着的时候,他祖父的著作就散佚不全了,确实令人奇怪。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八、王通子弟的激愤

历代研究王通的,大都认为王通的子弟牵强附会,把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都拉扯到王通门下,在《中说》中造了许多假。作伪的主要责任,在王通的次子王福畤头上。

这可能是事实。但我们结合前边谈到的,《隋书》不给王通立传的事情,就能发现这里头其实有个前因后果。

据学者们考证,《中说》不是王通的著作,而是王通平时的言论,在王通生前并未成书,死后由弟子们搜集整理。后来,文稿传到王通之弟王凝手里,又经过一番搜集整理,再传给王福畤,最后的整理是在王福畤手里做的。几经转手,几经整理,事实不准确的内容可能就多了。

当贞观十年,《隋书》的纪传部分完成,王通的子弟们发现里头没有《王通传》,他们是不可能心平气和的。而魏征、房玄龄等又是故人,居然不肯为王通主持公道。激愤之下,王凝、王福畤等人难免会产生报复心理。

本来,谁是学生,谁是朋友,谁只有一面之交,谁只通过信,谁根本不认识,事实差不多是清楚的。但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王凝和王福畤在编辑《中说》时,干脆一概而论,所有和王通有过交往的人,受过王通指点的人,全都定为门生。甚至把一些接待过王通,有过三言两语的长辈,也拉扯进来。

因为激愤,因为采自传闻,则失实的、矛盾的内容也就多了。

当然,由于魏征等大臣们,地位高,权势大,王凝和王福畤惹不起人家,不敢公开传播《中说》,只在家里泄泄私愤而已。过了许多年,人事变迁,这本《中说》才流布人间。

虽然作伪不太道德,但伪托一向也是中国古书的传统,并不值得奇怪。正是由于王氏子孙的努力,这本真伪参半、漏洞百出的《中说》,才保留了王通的主要思想,并流传到后世,供后人学习借鉴。

除了在编辑《中说》时发泄私愤,王氏子弟还有一些正面的报复。

《新唐书王勃传》记载,王勃六岁就“善文辞”,九岁时读到颜师古的《汉书注》,认为错误不少,就作了一篇《汉书指瑕》指摘、批评颜师古的错误。王勃早慧是事实,但一般而言,早慧的儿童可能就是识字早,背书快,或者反应灵敏,能作一些文学性强的诗词短文等。《汉书指瑕》有一定的学术性,九岁的王勃似乎不大可能主动去撰写这个。我觉得,这篇《汉书指瑕》是出于王勃父亲王福畤的授意和指导,其用意是给颜师古难看。

另外,《新唐书许敬宗传》记载,参与编撰《隋书》的许敬宗死后,因为生平有丑行,被太常博士袁思古定了个“缪”的恶谥。许敬宗的孙子不服,说袁思古与许敬宗有私怨,皇帝下诏命令太常博士重议,王福畤此时正当着博士,他站出来坚持原议,说:“何曾忠而孝,以食日万钱谥缪丑,况敬宗忠孝两弃,饮食男女之累过之。”皇帝毕竟还是偏向许敬宗,让尚书省参与进来,给许敬宗改谥为“过而能改”的“恭”。王福畤在史书上只留下有限的几条记载,这次的直言便是重要的一条,很难说他没有报复许敬宗的意思。

九、受压制其实也算一种光荣

综合前文,唐朝初年,朝廷为了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为了打好文化基础,在文化政策上比较保守和复古,尊孔颜,尚经学,颜师古、孔颖达等经学家受到重用,而比较新潮的王通思想则在公开场合受到了压制,其人、其书几乎堙没无闻。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非为王通抱屈,唐朝初年受压制的儒家,并不是文中子王通一个。被李世民送进孔子庙堂配享的21名儒家中,著名的孟子、荀子、董仲舒、杨雄等人都没有躬逢其盛,和王通一样被忽略了。这且不说,更著名的周公,不也被李世民从国学的庙堂里撤出来了吗?诸子之学都不受重用,王通受压制,正好可以与诸子为伍,这也算一种光荣啊!

(参考资料:尹协理、魏明《王通论》;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二十四史简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孔子集语 孙星衍

<font size=5>《孔子集语》</font>者,阳湖孙观察星衍字伯渊所撰也。孔子修百王之道以诏来者,六经而外,传记百家所载微言大义,足以羽仪经业、导扬儒风者,往往而有。其纂辑成书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论语》十卷,皆不存见。存杨简《先圣大训》十卷、薛据《孔子集语》二卷、潘士达《论语外篇》二十卷,而薛书最显,不免挂漏。近人曹廷栋,又为《孔子逸语》十卷,援稽失实,不足论。<br>

嘉庆辛未岁,观察引疾归田,惜儒书之阙失,乃博搜群籍,综核异同,增多薛书六七倍,而仍名之为《孔子集语》者,识所缘起也。其纂辑大例,《易十翼》、《礼小戴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举世诵习,不载。《家语》、《孔丛子》,有成书专行,不载。《史记》孔子世家、弟子传,易检亦不载。其余群经传注、秘纬、诸史、诸子,以及唐宋人类书,巨篇只句毕登,无所去取,皆明言出处篇卷。或疑文脱句,酌加按语,或一事而彼此互见,且五六见,得失短长,可互证得之。<br>

逾年,初稿成。又二年,属其友人乌程严可均,略仿《说苑》体裁,理而董之。覆检群书,是正讹字,更移次第,增益阙遗,为十四篇:<a href=#1>劝学</a>第一,<a href=#2>孝本</a>第二,<a href=#3>五性</a>第三,<a href=#4>六艺</a>第四,<a href=#6>主德</a>第五,<a href=#7>臣术</a>第六,<a href=#8>交道</a>第七,<a href=#9>论人</a>第八,<a href=#10>论政</a>第九,<a href=#11>博物</a>第十,<a href=#12>事谱</a>第十一,<a href=#14>杂事</a>第十二,<a href=#15>遗谶</a>第十三,<a href=#16>寓言</a>第十四。篇各为卷,<a href=#5>六艺</a>、<a href=#13>事谱</a>、<a href=#17>寓言</a>卷大,分为上下,以十四篇为十七卷。劝学等篇,与正经相表里。遗谶不醇,寓言盖依托。乃雕版于金陵,公诸后世。  ──严可均为之序<p>卷一   劝学一<br>

《尚书大传·略说》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饬。不饬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从上观之,谁知其非源水也!”<br>

《大戴礼·劝学》 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之如污邪,水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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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劝学》译文 荀子 劝学

《荀子&#8226;劝学》译文校译/韦步峰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译文:君

转载 荀子《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原文地址:荀子《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作者:生活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左应为“车”,原字已废除)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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